产品设计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03 16: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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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从事亲子教育的机构以开发儿童潜能的特色课程为主打服务。与普通学校的培养体系相比,机构的亲子教育课程更加强调父母在教育中的参与度,重视对孩子进行个性化的培养,但依然拘泥于课堂授课的形式,很难真正实现亲子间的互动。
正是瞄准了这一市场空白,亲子猫团队以徒步旅行为载体,将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专业理论和天文、环境、体育及科学考察的学科知识融入到亲子户外活动之中,开创了亲子教育市场的一种新形态。
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大众认知下,亲子猫无疑是一个异类――他们带着孩子与父母“穿”沙漠、“住”雨林、“逛”草原。在传统观念中,这些服务完全由旅游公司提供,亲子猫为何又打着亲子教育的“幌子”呢?笔者带着疑问采访了亲子猫国际教育的创始人兼CEO魏巴德。
最好的教育是陪伴
亲子猫的创立源于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教育的思索。
魏巴德曾是中科院旗下一份科普报刊的主编,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4岁的儿子性格变得过于“乖巧内向”,没有男孩应有的勇敢与活力,于是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
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带着儿子在假期四处旅行,希望可以通过爸爸的陪伴和鼓励来纠正儿子胆小怕事的性格。几次从国内到国外的相伴出行,让魏巴德享受到亲子间的天伦之乐,儿子也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儿子的转变让魏巴德开始反思,他明白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而自己过去常常由于工作上的忙碌忽视了这一问题。
“我更了解我的儿子,与其让他在各种补习班中度过童年,或许我可以给他更好的教育。”他明白自己擅长和孩子打交道,也曾成功组织过几次亲友带着孩子们一起出行的活动。魏巴德开始意识到,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身体力行的教育能够迅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所带来的效果也更加显著。“亲子出行”正是这样一份既能让孩子感到快乐、自己又能从中获得满足的事情。此时,辞职创业的想法开始在魏巴德心中萌芽。
在消费升级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中关于娱乐休闲的支出不断提升。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的魏巴德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动向,他意识到消费市场正在进行着一场颠覆性的变化。
“孩子是家庭消费的核心,”魏巴德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对亲子市场的初期判断,“亲子市场的消费存在巨大的潜力。”基于对亲子教育的一腔热血和对亲子市场的理性判断,魏巴德正式计划将“亲子出行”当作一份事业去打拼。虽然自己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他还是毅然辞去了自己在中科院的工作,于2015年2月4日注册创办了亲子猫(北京)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试水B2C平台模式受挫
在创业之初,魏巴德只是想要为父母解决“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玩”的问题。一开始公司只是在小范围内通过微信平台组织以“胡同游”、“郊外行”为主题的活动。
但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魏巴德发现市场上四处充斥着致力于开展亲子游活动的小公司。此时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公司打造成一个类似淘宝、天猫的亲子产品交易平台,通过让这些同类型的亲子游小公司入驻,为消费者在选择亲子产品时提供便利。魏巴德还借鉴天猫(T-MALL)的命名创意,将自己的公司取名为亲子猫(即亲子MALL),意为线上亲子产品交易市场。他开始着手撰写商业策划书,并在朋友的引荐下拜访了一些投资人,希望可以通过融资来协助自己搭建亲子猫的互联网平台。
“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见了十个投资人,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个项目必死无疑。”提及当时四处碰壁的情形,魏巴德至今还能回忆起那种濒临崩溃的感觉。在和投资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对互联网市场的了解太过浅薄。构建互联网平台需要依赖大量的消费者和商家入驻,通过形成足够大的用户规模来拉低成本。为了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商家进驻平台,同行业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对用户进行高额补贴,这一策略造成了目前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烧钱”之风。在互联网市场中,教育和旅游行业均已出现规模较大的领军者,亲子猫平台的入驻几乎没有反转市场的可能。没有创业经历的魏巴德并不懂得市场调研的方法和重要性,这个“拍脑袋”的决策差点让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至此,搭建互联网平台的计划只能搁置,最初准备要一起创业的两个合伙人也选择了退出。在吸取了搭建互联网平台失败的教训后,魏巴德重新寻回了自己创业时的初衷,决定继续开展线下的亲子出行活动。当时,公司主要在周末组织家庭出行,每次参与人数在五六十左右,地点一般会选择在有特色景点的郊区。虽然利润比较低,但脚踏实地地运营线下活动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做法。
专注徒步教育
不久之后,新的问题又开始浮现出来。随着旅游业市场的垂直细分,旅行机构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亲子项目上。与此同时,有关亲子游的创业项目也遍地开花,选择通过亲子猫出行的家长们往往分不清亲子猫c其他亲子游机构的区别,魏巴德开始思考亲子猫的定位问题。
在开展亲子出行的创业过程中,魏巴德对旅游市场的运作模式及现状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旅行社之间,为了实现顺利成团,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来打通关系,一线城市的大型旅行社在团体项目费用中的抽成甚至高达80%。现有的旅游市场极为混乱,不正当的运营模式注定不会长久,而不遵循潜在规则又会导致旅行社的操作空间变小,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除了交易市场的乱象之外,大多数旅行社为了帮产品打开销路,会采取特价优惠的定价方式。这种定价策略所覆盖的消费者群体主要为中低收入者,虽然基数大,但目标消费者内部存在着低素质、贪便宜、沟通不畅等问题。这无疑增加了旅行社的隐性成本,使得传统旅游产品的价格失去上升空间。如此一来旅行社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又不能建立起良好的消费者口碑,形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显然,提供传统而简单的亲子出游产品并不是魏巴德创业的初衷。为了对产品进行精准的定位,魏巴德进行了大约十个月的摸索,期间一次沙漠徒步的经历让他打开了思路。他决定在融入自然体验式教育的基础上,聚焦以徒步教育为主题的亲子出行产品。
2015年10月,公司在成立8个月后获得了中国最大教育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领投的天使轮投资数百万元,更加坚定了魏巴德专注于徒步教育的创业信念。
“要把我们同旅行社的亲子游区分开很简单,亲子猫产品的核心是教育。”在确定了机构的教育行业定位和专业优势之后,魏巴德自然而然地将目标消费者聚焦于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三高”人群。这些人往往能够接受教育产品较高的溢价,也更容易对亲子猫所秉持的徒步教育理念形成认同。在跨界融合教育、旅行、体育和互联网的基础上,亲子猫已成功举办了亲子徒步雨林、沙漠、雪山和草地等活动。作为中国徒步教育首倡者和践行者,亲子猫的创始人魏巴德在2016年5月获得了“中国MBA领军人物”称号。
用户思维决定产品成败
以洞窟探险、定向越野、露营考察等形式展开的户外教育在欧美等国十分盛行,并且得以融入到学校的课程体系之中,这种简单而直接的学习方式,强调孩子们透过感官参与来获得具体的经验,在体验的过程中了解不同学科、人物角色及环境的关系。在认知发展的同时,也通过体能和心灵的历练来激发孩子们的内在潜能。如何通过一次独特的出行经历,使父母和孩子同时收获情感、态度和价值的发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除了在活动形式上做到刺激、紧张又有趣之外,魏巴德和他的团队在徒步产品的教育内容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开始每一次徒步活动之前,孩子和家长都会得到一份对活动行程和任务进行详细说明的研学手册。研学手册由来自中国科学院等高校、拥有教育心理、植物天文等专业背景的专家团队联合开发。同时为了增加徒步的趣味性,研学手册中还会兼顾到形式各异的学习任务和娱乐活动。例如沙漠徒步中的“沙漠植物科考”,任务要求孩子们对沙漠中的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记录、描画,并由植物学老师通过对孩子考察报告的检验来评价任务的完成度。这种引导式的教育往往贯穿于每一个徒步活动的始终。亲子猫在设计沙漠徒步活动的过程中,除了教会孩子们辨别方向、沙漠取水等基本的生存技能,还会尽可能地涉及到自然知识的科普。比如引导孩子们对沙漠中的动植物进行考察、进行户外科学实验。为了配合夜行沙漠中观察银河的活动环节,亲子猫团队还会将天文望远镜等专业设备运往营地,用来配合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天文知识。
在产品设计上,亲子猫跨界整合了不同学科专业的资源,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精益求精。魏巴德在阐述自己的产品设计理念的时候告诉笔者:“亲子猫是要让消费者有好的体验,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坚持“用户思维”的设计理念将亲子猫与大部分的亲子游公司区别开来。旅游行业的乱象导致商家在进行产品设计时,下意识地在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地去榨取消费者利润。魏巴德则在多年媒体从业的经历中领悟到,“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设计产品”是立足市场不败的法则。这一理念也渗透在亲子猫产品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以亲子猫的沙漠徒步活动为例,作为一名父亲,魏巴德明白作为消费者的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徒步活动中的安全问题。于是在策划徒步沙漠活动时,魏巴德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设计徒步线路的心路历程:“我在沙漠中走了五条不同的线路,最后选择了回头能够看到高压线的那条。其实在沙漠景观中看到高压线是一件很煞风景的事情,但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那就意味着安全。”这篇名为《亲子徒步沙漠背后你该知道的那些事儿》的文章于2015年9月4日在亲子猫的微信公众号上。魏巴德提到,这篇有关在沙漠中如何确保安全的文章一经,许多对徒步沙漠活动处于观望状态的家长立即决定报名参加。
同时,魏巴德坚持亲自体验国际、国内首发路线,在自己和儿子亲身经历后,才放心让其他家长带着孩子去。亲子猫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团队成长,提升用户体验。
这种对于消费者体验的关注渗透在亲子猫产品设计的细节之中。除了在活动过程中时刻关注消费者动向,在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亲子猫都会对参与者进行线上线下反馈调查。魏巴德所坚持的“用户思维”极为注重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只有把目光真正聚焦于目标消费者,产品设计才能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思维模式。
践行自然体验式教育
在徒步东非大草原的分享会上,魏巴德设计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动物们知道,在北京动物园的同类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会不会羡慕呢?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题引起了孩子们激烈的讨论。孩子们偶遇猩猩,同样引发了家长和老师们有关性教育的精彩分享。魏巴德领略到了自然场景下教育的魅力,同时也深深认识到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才是孩子们需要的。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为师的教育形式,注重通过在自然里进行体验式学习使孩子们融入自然。在引导孩子对自然信息进行采集整理的同时,形成社会生活中可以利用的逻辑思维。如何在考察自然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魏巴德所关注的问题。在沙漠中认识一棵新的植物时,亲子猫会要求孩子们通过查询植物字典来进行自我学习,并增进检索的能力。除了了解植物名称,老师还会引导孩子围绕着植物所属的纲目科属种类、植物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等方面展开思考。
与此同时,魏巴德重视让孩子们树立敬畏自然的意识。团队在徒步活动中会借助一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让孩子们明白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从而达到让他们对动植物心存尊重的目的。“如果孩子们在沙漠中学会了对小生灵心存敬畏,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魏巴德认为这些细节上的教育一定会对孩子们的成长带来重要影响。
且看发展,静待挑战
回首过去两年的创业历程,亲子猫项目能够从初期的不被看好,到找准公司定位和经营理念后渐渐走上正轨,在魏巴德看来,除了自己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之外,还有一部分运气的加成。毅然辞职裸创时那份无处安放的热血已慢慢转化为魏巴德内心对于徒步教育的坚守。
在未来的发展中,亲子猫将加大徒步活动中系列课程的开发力度,使产品更加符合儿童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扎实其立身之本。根据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还会开发更多国取⒐际路线。同时,在互联网运营层面的投入也将加大。鉴于亲子猫前期专注于产品体验优化与教育内容的有效融合,宣传推广方面更多地依赖口口相传。为了加强线上运营,接下来亲子猫会更多结合时下流行的互联网方式触达目标用户,致力于让3-15岁的孩子们拥有安全、有趣、有益、有爱的童年。
成立不足两年却开创了国内徒步教育先河的亲子猫仍面临着许多潜在挑战。一方面,亲子猫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尚不能在大范围内得到社会的认可,素质教育在短时间内也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训练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用户群体扩展缓慢。另一方面,亲子行业早已不是一片蓝海。前有早早抢占市场先机,坐拥巨额客户流量和低成本产品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型创业公司,魏巴德带领的亲子猫团队将如何应对这些未知的变数,又是否能够在大浪淘沙中迅速成长为行业的标杆?让我们拭目以待。
钱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组织与管理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篇2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根据经济及产业政策的变化,台湾职业教育在政策推行、学校设立、专业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台湾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十分紧密。笔者通过对台湾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考察,重点阐述其在内容和措施两方面的特色。在内容上,台湾职教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突出技术研发和应用。同时,政府通过立法保障、组织支持以及评鉴奖励等措施积极推进产学合作。台湾职教的特色对大陆在制度保障、机构设置、教师参与以及合作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台湾;职业教育;产学合作;技术研发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086—03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20101010)。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袁勇(1982— ),男,湖北大冶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和德育。
许良葵(1981— ),男,广东揭阳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一、产学合作的定义
台湾现行的教育制度主要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大体系(台湾简称“技职教育”)。普通教育主要分为国民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几个阶段;而职业教育则包括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附设研究所,由高级职业学校(中等职业教育)、专科(二专、五专)、本科(二技、四技)、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组成,上下衔接,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1][2]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来职业院校完成的。以产业实务技术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在产业技术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应用中已占关键地位,不仅因为职业院校既是产业技术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产业技术知识的累积者。[3]
学校是产学合作中“学”的主体,而“产”的主体则是产业、企事业。在大陆,与“产学合作”涵义接近的主要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以及“产学研结合”等概念,通常指谓校政行企等多方合作,最主要的是学校与企事业(产业)之间的合作。在台湾职教领域,与“产学合作”相近的词汇是“建教合作”。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建教合作注重学生的学,产学合作偏重教师参与产业合作。直至后来,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从整体来看,产学合作的含义更加宽泛,它包含建教合作,泛指职业院校与产业开展的各类研发及其应用和人才培育等合作。
二、产学合作的特色
(一)合作内容: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突出技术研发协作
产学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合作、产品的设计、研发及成果转让等。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OECD国家的产学合作类型可区分为7类:[4]1.一般性研究:企业经常以捐款、成立基金、捐助设备、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来支持大学研究。2.非正式的合作研究:指大学研究人员个别与企业就某个研究计划进行合作,不同的学科或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或交流。3.契约型研究:企业为了减轻研发投入负担,以契约的形式与大学进行合作项目研究,使企业以较少的成本获得其所需的成果。4.知识移转及训练计划:大学和企业的合作通过知识转移和人员交流来完成,如大学教师担任企业顾问,针对其研发计划或技术瓶颈给出意见。企业可以借助合作计划,对大学的课题、研究计划提供意见。5.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为鼓励企业和大学拓展合作关系,政府资助共同研发计划,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以强化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6.研发联盟:为强化国家产业在新兴科技领域方面的竞争力,各国政府有时专门针对特殊的大型研发计划提供资金补助。这类计划(或项目)一般由企业、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形成研发团队,共同合作,并取得政府的赞助。7.共同研究中心:世界经合组织国家为整合资源,一般都以在大学里设立共同研究中心的方式,来增强大学基础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特别是涉及某些整合跨领域的研究。
以上分类注重学校与产业的研发合作,以适应产业界的技术需要,企业获得院校所发展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进而导入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但忽视了学校人才培养内容,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学生个人的利益。而大陆职教产学合作恰恰相反,主要进行人才培养或培训,如学生实习、订单培养等,参与其他如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合作的较少,无法满足企业对合作开发科研解决技术和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需要。
台湾职教产学合作与以上两者不完全一致,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认为台湾产学合作有三大类型:(1)研究计划型:由企业提供资金委托学校进行项目研究;而学校将研究成果技术转让给企业;或企业与学校共同组成项目小组研究设计开发新产品。(2)推广教育型:学生到企业参观访问、实习;企业委托学校对其员工进行培训或在职进修;企业人员赴学校进行兼课;企业捐款、提供学生奖助学金或赞助学校有关活动;企业为学校课程设计提供咨询;教师利用寒暑假到企业访问研究。(3)技术服务型:企业委托学校进行产品设计、检验及测试、技能鉴定等;教师协助企业进行运营诊断及技术提升。[4]也有学者将台湾产学合作内容概括为:产品合作开发、产业问题项目研究、学校提供教育训练与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参观实习及研习。[5][6]以上基本概括了台湾产学合作内容,较之于OECD和大陆职教产学合作来说,台湾职教产学合作,既重视人才培养的基础方面,也重视产学合作中技术研发和服务。
(二)合作措施:立法保障、组织支持以及评鉴奖励
1.立法保障合作,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台湾在《大学法》别明确规定了大学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民间团体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等进行产学合作的要求。在《技术及职业校院法》中也规定“技术大学教育以研究发展高科技,培育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依上,台湾“教育部”出台了专门的产学合作法——《建教合作实施办法》,对建教合作的内容、经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都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专门《大专院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接着,2012年进一步修订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专门法律具有强制力,保障了产学合作的实施。依据法律,结合经济形势,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产学合作政策。“行政院”在1995年10月通过《产业人力套案计划》,其中《产学合作加值计划》被列为重要子计划之一。[7]其他有关部门都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产学合作。同时,在资金方面也给予配套支持,例如,2007年,职高及技专校院第一年每校每班每学年获得补助新台币50万元,来支持学校与产业界之互动;后来几年逐年调整金额,2007学年度为5600万,2008学年度为8500万,2009学年度为8500万等。[8]
2.成立专门机构,建立产学合作中心
为推动职业院校产学合作,台湾不仅成立跨部门专门指导机构,还建立多种形式联合校企、师生齐参与的产学合作中心。2001年成立跨部会的“产学合作指导委员会”,由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是产学合作政策制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推动产学合作的执行及研订职业院校产学合作政策和策略,成立技职业校产学合作指导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指导下,于2002年在台湾北、中、南三区筹设6个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其目的是结合职业院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产业与职业校院互动窗口。2003年8月,台湾教育行政部门设立15个技术研发中心,以增强各职业院校研发实力,深化技术研发成果,促进应用技术研究的发展。到2006年12月底,评选成立40所技术研发中心。[9]另有许多学校在校内设立“创新育成中心”,实际为企业在学校的工作室,企业遇有技术难题需解决时,派人进驻中心,由中心负责聘请学校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协同攻关。[10]之后,2007年,经济部门下设“整合型产学合作推动办公室”,旨在整合相关部门产学合作资源,来深化大专院校进行研发、技转、孵化组织整合,发挥产学合作能量的智库作用,将培育、研发、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整合,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3.评鉴合作情况,提升产学合作绩效
对学校进行教育评鉴,是台湾整个教育机制中重要的一环。2006年颁布的《大专校院产学合作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将产学合作办理绩效列为学校评鉴项目之一。2012年修订的《专科以上学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第十条亦规定,“教育部”应就学校办理产学合作,实施绩效评量。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成技职教育评鉴委员会,制定有关评鉴政策,并组织开展评鉴工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为行政承办单位,同时委托分设评鉴工作小组和评鉴信息系统维护小组,作为评鉴工作承办单位开展具体工作和信息支持单位提供评鉴信息管理支持。[11]如《新颁99学年度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评鉴指标》(即2010学年)将评鉴分为行政类评鉴和专业类评鉴,对学校的行政绩效和专业学科建设分别进行评鉴,包括研究及产学合作策略及成效、社会服务成果、产学合作与研究计划之整合、产学合作与技术发展与研究计划等内容。[12]产学合作评鉴结果除对外公告,还作为教育部审核学校发展规模、系所调整、招生名额、奖励补助及相关决策的参考依据。通过评鉴,不仅可以了解产学合作情况,促进产学合作的提升,还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和办理绩效。
三、对大陆职业教育的启示
目前,大陆正在进行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尤其需要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但是,大陆职业教育界与产业界的积极互动仍显不足。而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产学合作不仅特色明显,对产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台湾地区与大陆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相同,因此,其职教产学合作的特色经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重视制度保障。首先,在立法方面,大陆尚无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法律法规,且对校企合作仍存在明显的公私观念及制度上的障碍,阻碍了校企的深度合作,因此,应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为推进产学合作确定依据。其次,在政策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如教育、科技、财政、人保等有关部门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产学合作。
(二)建立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执行法律和产学合作政策的重要保障。首先,大陆应在国家、省和地方成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产学合作指导机构。其次,产业界和教育界联合成立产学合作委员会,指导企业和学校合作。再次,成立独立的评估组织,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其对职业院校的产学合作进行评估,促进产学合作改进和提升。
(三)吸引教师参与。产学合作需要教师的参与和支持。首先,台湾从企业引进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到学校担任院长或系主任,并借助其在企业建立的良好关系,将企业项目引入学校,扩大师生参与企业项目的研究和实践,助力企业解决问题,藉此,学校与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其次,台湾职业院校从企业引入专技教师,并可以参加学校评聘晋升。目前大陆职业院校虽从企业聘请兼职教师,但该部分教师无晋升渠道,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学校发展,因此,应制定符合校企双方要求的人事政策。
(四)强调技术研发。产学合作的目的是实现教育和企业的双赢,因此,产学合作以教育培训为基础,以科技开发为支撑,以技术提升为重点。台湾职教产学合作在强调人才培养的同时,十分重视技术研发和提升。产学合作包括人才培育和科技研发,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政府推动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过程转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手段,这是目前大陆职业教育产学合作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台湾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且产学合作富有成效,对大陆职业教育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大陆正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过程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当前的产业体系相对接,而校企合作、产学合作是关键途径。大陆可以借助产学合作,使职业教育体系符合产业体系的要求,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进而实现职业教育办学目标,促进职业教育自身发展。
[
参考文献]
[1]民建中央考察团.台湾职业教育考察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0(6).
[2]陈锁庆,何玉宏.台湾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1(5).
[3]张仁家.因应台湾加入WTO高等技职教育实施产学合作之对策[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钟任琴,张铁军.台湾技职院校产学合作发展现状与因应对策之探讨[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2008(2).
[5]左家哺等.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J].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9).
[6]曾建权.试析台湾职业教育与高技能人才开发[J].台湾研究,2008(2).
[7]王翠华,单强.台湾与大陆高职产学合作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9(4).
[8]李瑜芳.台湾地区技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9(12).
[9]王莉方.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产学合作现状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0(2).
[10]左键民,马斌.台湾职业教育发展管窥[J].江苏高教,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