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院考察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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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是在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烧制历史长达千年的古代瓷窑——会理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大专院校的两代专家学者唐昌朴、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黄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别多次到今西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窑址遗存，会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窑址遗存，冕宁有元、明、清的陶瓷窑址遗存，在上述遗存地层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来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亦多次去会理调查或考察，并在古窑址试掘。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昌朴先生在1982年6月对会理瓷窑（鹿厂窑）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其窑的建造时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专家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在考察后撰写的《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一文中论述道：

“我国陶瓷发展史釉下三彩的运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宫隋、唐窑址内已有发现，唐代长沙窑和四川邛崃县的十方堂窑以及其他邛窑系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釉下三彩的技术已为大家所公认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厂窑就发展为划花填彩和绘三彩的所谓‘宋三彩’的釉上彩技术。因而釉下彩技术，可能由成都地区南传到会理为鹿厂窑所继承发展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论可靠，则鹿厂窑宋、元青花就是运用当地原料并继承发展成都青羊宫窑隋、唐釉下三彩技术而创烧出来的新产品。”

“湖田窑不是青花瓷的创烧者，而玉溪窑又晚于（会理）鹿厂窑，故鹿厂窑在青花瓷的创烧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禄丰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壶春瓶，是玉溪窑的产品，其所绘鱼藻纹图案的绘法粗放自由，与鹿厂窑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绘法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在收集、整理有关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有幸读到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的论文《四川会理古陶瓷窑口归属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会理地区实地考察，她认为会理铁厂的抱母鸡坡古瓷窑的年代应比鹿厂古瓷窑更早。在那里，她发现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残片”……其色泽与玉溪窑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论文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陶瓷老专家耿宝昌先生的话：“云南的青花瓷在着色上色彩比较暗，灰，釉色泛黄，花纹多呈现青黑色。”她认为：“会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点且颜色更深，应早于玉溪窑青花。”

她解释道：会理窑青花碗内底的支钉痕迹，是运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蚕豆大小的颗粒状支钉垫烧形成的，“与玉溪窑青花的烧制方法完全一样”。

她感慨地说：”通过对上述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邛窑工艺对上述地区的影响。”

会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体呈浅灰色，胎质较细腻；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黄土色；普遍开“小块冰裂纹”，青花发色呈“灰蓝色”、“灰黑色”、“青蓝色”、“青黑色”等，深黑为早期产品，淡蓝者为晚期产品。绘画手法分涂划和雕皮印刷两种：涂划线条粗放随意潇洒，雕皮印刷则图案整齐划一。雕皮印刷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图案多为树叶或朵花，或无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记。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无匣钵，只有少量垫饼，用于烧制大件器物，盘、钵、碟皆为涩圈叠烧。所用青花颜料则是当地土产青料。装烧方法多为涩圈重叠和支钉垫烧，故多数瓷碗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或五至六个支钉痕迹。

多年来，按照专家的指引，笔者出于学习、研究的需要，也陆续收藏了一些会理的青花瓷器，在此发图与方家交流、探讨。

朵花纹碗（图1-1），元代，支钉垫烧，土黄色釉，青花色深，发黑，简笔弯钩状花瓣。这只碗的花瓣画法与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图1-2，图1-3）雷同。

青花盖罐（图2-1），豆青釉，有细冰裂纹片，灰蓝色青花，彩绘“福”字、“春”字。这只青花盖罐带八思巴文草书“福”字的写法，与传统汉字草书“福”字的写法绝然不同；变形花草形的“春”字，与邛窑酒罐上的“春”（图2-2）字一脉相传。

青花团花纹罐（图3），灰白釉，有微细冰裂纹片，青花呈色灰蓝，雕皮印刷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