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考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建设考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年五月，我有机会参加市委组织部组织的赴新加坡学习社区建设专题培训班，九天时间虽然短暂，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比较多，通过上课听讲、专人介绍和实地考察，在参观了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和建屋发展局、警察总署、惹兰勿沙市镇理事会、大巴窑镇中心、芽笼综合诊疗所、宏茂桥社区邻里警署、小印度社区、飞跃家庭服务中心、怡安产业公司、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等地之后，我对新加坡的基本国情、人文概况、政治经济发展历程、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多看、多听、多问，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与新加坡在社区管理方面进行了对比，感到新加坡在养老服务和管理上有许多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新加坡养老发展的概况

新加坡共有42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他们把老年人称为乐龄人士（与我国相比，这个称呼我们感到比较人性化）。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全民的家庭观念，在舆论导向上不遗余力地在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宣传孝道，号召全社会关爱、孝敬老年人。每年的农历新年，新加坡都要开展敬老运动，政府官员和议员以身作则，经常到社区和自己的选区慰问老年人，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的风尚。

新加坡采取以下几种办法实现老有所养：

——居家养老。家庭是老年人的大本营、终身的依靠和归宿，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是尊敬老人、孝敬父母。新加坡政府在制定养老政策时也传承了这个美德，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家庭出现“空巢现象”，在购买组屋时制定了一个优惠政策，即对年轻人愿意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或购买房屋与父母亲居住较近的，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可一次性减少3万新元，目的是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

——日托养老。对于无暇照顾在家的老年人和孩子，新加坡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三合一家庭中心”，相当于我市的一些日间托老所。所不同的是这个照顾中心将托老所和托儿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照顾了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又兼顾到乐龄人士。有些家庭可能是每天由年轻的夫妇将老人和幼儿一起送到这里。老少集中管理，即顺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增进了人际交往与沟通，防止了“代沟”的出现。目前我国有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尝试。

——机构养老。与我国目前各类养老机构主办的老年公寓一样，也分为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收费标准，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

此外，中国人常说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笔者认为它们是互相贯通、彼此难分的。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参观中的几个事例，也让我们亲身体验到新加坡的社区在这几个方面独树一帜的魅力：

——老有所学。1978年新加坡首创了乐龄俱乐部。创办这类乐龄俱乐部的主要宗旨是让老年人感到：生命过了60岁，生活依然璀璨。乐龄俱乐部经常举办卫生保健讲座、三代同堂舞蹈、集体晨运、生日派对、茶会、退休者座谈会等。各类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既让老年人在这里学到知识、陶冶情操，又使老年人的生活充满朝气和乐趣。

——老有所乐。5月10日晚上七点多，我们考察团参观了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这是新加坡一个高层次的社区，络绎不绝来到社区活动的即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和少年儿童；既有医生、博士，也有船长、工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联络所是由几幢高层建筑围成半园型的房屋组成，各类活动都有固定的区域，共有陶艺室、武术馆、调酒室、健身室、练声房、烹饪室、乐队室、绘画室等等，仅武术馆的占地面积就比篮球场还要大。每个来社区活动的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这里找到知音。

我们来到300多平方米卡拉ok会场里，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这样一幕场景：台上表演者放声高歌，台下观众积极互动。参加活动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也有不少马来人和欧美人，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苏州的客人时，表演者立即为我们献上一曲中国民歌。联络所活动的组织者还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中文版的卡拉ok伴奏带，热情地邀请我们的团员与他们同唱一首歌。尽管我们的肤色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当一个和而不同、和睦共处的国际大家庭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时，竟然让我们参观团成员流连忘返了。

——老有所为。在东邻社区民众联络所里，我们看到不少老年人的身影：有的穿梭其间维持秩序、协助开展活动，有的教授知识，或做义工布置、整理活动器械。我们随介绍者走进品酒室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主持人正在给学员做调酒示范，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酒杯和颜色不同

的酒。当得知我们访问团有一位成员当天正巧是生日，热情地斟满了红葡萄酒，虽然彼此才刚刚认识，满场黑眼睛、黄皮肤、同根同族的华人拍手齐唱、真诚地祝她生日快乐！并举杯共同祝愿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长存！那一份浓浓的异国社区氛围感染了我们每一名团员，那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二、新加坡养老服务的启示

新加坡，这个名字如今对于我们苏州人已经不再陌生。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借鉴新加坡的十多年经验里，从各种媒体报道、文章故事中，与朋友和同事闲聊的话语间，我对新加坡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而真正感性地了解、认识她，是这次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置身于这个美丽、清洁的海滨国家，我深切地感到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发达与纯朴等多种因素融汇相通，从而构成了新加坡良好的人文氛围并具有独特的魅力。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绩的同时，新加坡政府还不断加大社会事业各项建设和管理，更没有忽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保障。新加坡在养老方面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启示之一：进一步落实养老服务事业政策，尽力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苏州市政府已于20__年12月出台了《苏州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这个意见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总体思路、扶持政策、相关机制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对于服务方式多样化提出了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大力发展家政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项目，实行有偿、低偿、志愿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苏州市到20__年，要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辅助，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苏州模式）。其中开设老年人常见病专科和家庭病床，覆盖面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90%以上，老年人日间护理、康复床位达到5000张以上。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总量达到全市老年人口的18‰以上，城区22‰以上，具备全护理、半护理服务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总量的30%以上。文件还从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布局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政策都为我市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关键是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尽快将这些养老政策落实到位，让老年人从中得到实惠。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外的养老政策。比如：一是吸收新加坡在购买房屋上兼顾养老的优惠政策；二是学习新加坡的“倒按揭”（以房养老） 模式。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机构，由公益性机构一次性或分期支付养老金，老人去世时产权由这个机构处分，“剩余价值”（房价减去已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交给其继承人。我们在制定本国的养老政策时，既要兼顾国情地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又要与时俱进地大胆探索。

启示之二：进一步发展养老服务“朝阳产业”，做好社会养老服务工作。

养老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它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领域。要想办好养老机构，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需要财政、税务、金融、土地、工商、规划等多方面的配合和政策扶持。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2月转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别指出，要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的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这表明我国的养老服务业已经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曾有“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斥资1400万元开办了省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养老院，经营了一段时间出现巨额亏损。当其向银行融资时，却得到“养老院是非赢利性社会福利机构，既不能作抵押，也不能贷款”的答复，最终面临关门窘境。如何开办、扶持、经营好养老机构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方面的探索，让经营者和受益者“双赢”。

如何做好国际养老工作的对接，也是中国面临养老服务的又一大课题。近日，从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的报道中获悉，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中产阶级退休后选择的定居地点之一。中国丰富的文化生活、快速发展经济和较低的生活费用，都是新加坡人作出这项选择的原因。据调查，愿意选择到中国过退休生活的新加坡人中，包括前银行职员、商人、专业人员和公务员等。对新加坡的华族来说，他们选择中国作为“退休天堂”还有其它原因，包括：对中国比较有亲切感；由于外表一样，通晓华语，有共同语言，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不像欧洲或其它西方国家那样，他们不会受到种族歧视。其实，不论是新加坡、台湾等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华侨，还是居住在欧美的外国人，他们都很向往古老的东方文化，喜爱“人间天堂”——苏州。苏州凭借着紧邻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地理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招商环境、廉价的劳动力市场、2500年的吴文化历史，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居住、学习的第二故乡。做好服务外国人这篇养老大文章，让海外华侨感受到“少小离家老大还”、游子回乡的亲情和落叶归根的乡情，也是苏州各类养老机构需要考虑和实践的重要工作。

启示之三：进一步加大传统伦理道德宣传，形成重视养老良好风尚。

新加坡老年人有困难解决的途径分别是：先子女、后兄弟姐妹、再社会团体协助解决，家庭里实在有困难解决不了的，经调查核实，才由政府承担。在中国，虽然各级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家庭的“内部事务”，但随着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安定，家庭就和睦。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国情还是经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老人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居家养老。下世纪，许多独生子女家庭更要面临“四二一家庭”的养老严峻挑战。1996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简称《老年法》）的正式出台，是时代的产物，对落实、巩固家庭养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老年法》来维系家庭养老有时也难以奏效。也常在各类新闻媒体上看到子女不尽赡养义务或“空巢”老人双双病死在家中的负面报道。社会舆论在呼唤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呼唤传统伦理道德——孝道的回归。实现家庭养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传统的孝道观来维护。

篇2

一、要发展经济，必须树立了大开放大发展的观念。

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外向型的城市，过去20年来，整体经济增超过两倍，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1%、13%和87%左右，其中，金融业、房地产业、贸易及物流业比重较大，占GDP的35%左右。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目前是世界第十一大贸易实体、第十二大银行中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以及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拥有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亦是主要的黄金交易中心。香港是世界上经济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商品、资金进出自由，连续多年被国际机构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香港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树立大开放大发展意识，充分发挥优越的地理位置的区位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响堂管理区是一个在我市落后的镇区，如何推动响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香港的发展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招商工作力度，要把招项目、引资金作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器和推动力来抓，形成人人讲招商，人人会招商，人人能招商的招商引资新格局。

1、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观念。一切服从发展，一切围绕发展，有利于发展的事情多做，阻碍开放发展的事情不为；突破狭隘部门利益的束缚，讲政治、讲大局，以全局利益为重，坚决防止和克服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私利而置发展大局于不顾的思想行为。

2、强化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扩大开放，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形成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格局。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一定要落实到项目上。没有项目就谈不上开放，没有大项目就谈不上大发展。

3、强化自我发展观念。我们有些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开动脑筋想办法加以发展，凡事总是等待上级的落实，依赖上级的投入，似乎只有上级投入了资金，他们的脑子才会转动起来，否则，他们的这些领域永远是无人问津的“处女地”，极大地影响了全局的发展。因此，只有摒弃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致力于竞争中求发展求进步。特别是在筹措资金上，要真正摒弃“等、靠、要”，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可以用部分优良资产，吸引外部资金入股，形成多元投资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4、强化服务观念。加快发展靠投入，增加投入靠业主。既要启动民间资本，培育当地投资业，更要降低门槛，引进外地投资者。只有培育、引进一大批业主，兴办一批大企业，才能搞活一方经济。我们当地领导干部要学习像香港那样的政府，为客商服务的意识，要积极主动地接近和联系客商和私营业主，依照政策和法规，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务，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到来投资置业感到安心、放心、舒心，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把提高服务质量作为发展经济的“无形资产”来建设，形成服务“品牌”。

二、要发展经济，必须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我国的城乡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城市相对发展，农村的村镇建设，人均收入，精神文明和人们的生活需求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二00三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认为农村工作是我国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围绕战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我国现阶段正值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人均收入接近1000美元，工业的发展在近五十年的过程中得到了农业的支持，同时现在也发展的相对强大，可以对农业的支持，城市的发展，近二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有能力有条件对农村的支持。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在建设和发展方向给新农村恰当的定了位，它借鉴了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这一提法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也是可以振奋人心，鼓民劲的。也是提高和发展我国的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的步骤。从思路上即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发展城乡，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从现实上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生产力持续发展，城乡体制日趋完善。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有条件，有能力实施支持和反哺，同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这些措施的出台即利国又利民，可以断言，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是科学的，它一定能较短时间内把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缩小，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一大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在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的新理念。这些理论的提出都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较高的理论指导和诠释。

海城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抢抓双重机遇，坚持五业并重，提升三化水平，建设和谐海城，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在全省率先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面对新的形式，我们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学习先进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我市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要发挥优势，推进响堂新农村建设进程

响堂管理区位于海城市区东南，市区东大门、南大门皆位于响堂，地处城乡结合部，“半城半乡”是响堂的突出特点。全区总面积24.1平方公里，人口2.8万，下辖一个街道办事处、9个行政村。交通极为便利，海城外环路贯穿全区，海岫路、海马路穿境而过。有耕地面积10.163亩，人均不足0.4亩地，是典型的城乡型。经济发展现状是：二、三产业发展势头猛进，个体工商业星罗棋布。有个体工商户1350户，个体工商企业156户，规模加工企业有3家，二00五年实现税收1681.8万元，其中地税625.8万元，国税1056万元，财政收入807.4万元，地方可支配财力407万元，人均收入5200元。

村级情况：响堂管理区集体财力不足，村级财力也明显力不从心，怎样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使响堂管理区的发展为海城城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即做到科学发展，因地制宜，又能积极稳妥，即破解城乡发展的难题，又能解决经济发展的低靡问题，这些问题和困难是现实的，但发展又是必然的。由于时间短，仅谈粗浅想法。

1、充分认识响堂管理区的区位优势

独特的区位优势，海城外环路两侧为海城市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而响堂占有东、南两面，又处海城河南岸，交通便利，工业发展的宝地，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地段。响堂的发展已融入了海城建设的一体之中，这是优势。

2、专业市场优势。响堂荒岭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的以钢材、装饰材料、木材市场为主的市场体系。荒岭的两个市场二00五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物业收入1200万元，上缴税金600万元。已经成为了继西柳服装、南台箱包市场之后的全市第三大市场。这一市场的初具规模就为打造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商贸交流中心创造了可能和便利。

3、工业加工业的优势。十分畅通的交通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何在已形成规模的加工业上作文章，把华银集团的镁铝深加工企业，金柜制造业做强做大，不但在国际市场有份额，还在知识产权、产业创国际品牌上下功夫，金柜加工业不但在东北地区有份额，还要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发展，创全国的名牌。

4、发展淡季菜和城市蔬菜基地的作用。响堂的地理优势，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蔬菜生产，为城市提供副食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就西响一个村的暖棚黄瓜生产每年在1000万公斤以上并且全部是市场畅销，同时是人们喜爱的黄瓜品种，这里的养殖业鸡、奶牛、肉牛、商品猪都有很大的生产量和市场份额，这些即可以为城市提供食品，更是致富百姓的有效途径。

5、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的抓新农村建设。我们响堂管理区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遵循市委、市政府的精神，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实事是的把外环路以内的四个村在高起点上，在与城市城乡结合上下功夫，使这四个村逐渐的向城市发展，向楼房和城市生活靠近发展，努力利用开发的优势，利用城市向外发的机会调动积极性，把新农村建设不但在外观上有变化，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下功夫，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城市化。在外环路外的六个村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引导向集中发展，整洁规划发展，量力而行和扶持相结合的办法使全管理区的六个村逐步的形成整洁文明，管理有序，管理民主方向发展。

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1认知城市社区

1.1社区与城市社区

社区原本是社会学中的概念，源于德文gemeinschaft，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1887)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haft ungese Uschaft)-书中提出，英文译作Communityand Society。19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的概念，后由众多学者在共同讨论中达成共识，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从社区的基本内涵来看，社区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定数量的居民的居住生活为中心，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是由城市基本建筑物、人等要素所限定下的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与乡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有较大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也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变迁和城市科技进步等进一步发展变化。在我国，“城市社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兴起，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目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1.2城市社区的构成要素

城市社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一般具有5种要素：

①人口：按照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人口；

②地域：按照一定地域界线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居住区域；

③组织：有一套适应社区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制度，自发、互助的社会团体；

④心理：具有本地文化特质、情感上可以相互沟通、有认同和归宿感的社会心理；

⑤设施：能维持社区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设施。

1.3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剥离了它们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也从政府中分化出来。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被剥离或分化出来的社会职能必须落实到社会最基本的载体。因此，城市社区作为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必须承担多重社会职能，主要包括8个方面功能：①管理服务功能；②经济综合功能；③社会交流功能；④社会服务功能；⑤教育培训功能；⑥文化娱乐功能；⑦医疗保健功能；⑧市政公用事业服务功能。

1.4城市社区与住宅区、居住区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住宅区、居住区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在概念表述上有一种包涵关系，但并无本质的不同，可以通称为“住区”。对比住区与社区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以居住为主的地域空间，但是还是有些不同点：

①从地域概念上来讲，社区一般有明确的行政或管理界线，而住区则只有地块界线或物业管理范围线；

②从功能上来讲，住区的功能比较单一，是城市功能区划之一，而社区则比较综合、复杂，强调功能混合；

③从规划上讲，住区更多关注是物质环境，而社区则不但考虑物质环境，还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因素。

2国内外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2.1美国――基于社区中心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在美国，社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它的划分没有具体规定，可大可小。每个社区有个社区中心，通常社区把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共同体或者YMCA(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作为社区中心，供社区开展活动、居民交往等。社区中心必须满足一定标准：有足够地方开展活动，布局要合理，足够设施满足不同需要，为不同年龄层次居民提供服务，每1000人社区中心用地10亩，公共娱乐和开放用地不能少于用地的10％，设施必须在小区和社区范围内提供。所以，学校的政府公益性特点和良好的设施并且位于社区中，成为社区中心的最佳选择，一般公立的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时间作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学习、健康、娱乐等场所而对外开放。每个社区中心有一个管理机构。

2.2新加坡――以选区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但是其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这决定了它社区管理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多元社会。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对社区进行直接管理，并在社区设有许多派出机构。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许多多民族国家学习的成功典范。

新加坡根据地域范围划分社区管理层次，在全国层次，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社区工作。在区域层次上，划分为中区、北区、西北、南区、西南区。每个区域建立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社区工作，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范围基本是80万户居民。在社区发展理事会下面，以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大约是1.5-2.5万户居民。选区内还有最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和邻里委员会，管理范围是1500－2500户居民。在新加坡社区中，还有一个特殊组织：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它是与选区对应的社区服务设施，经费90%来源于政府。基本上，每个民众联络所和民众俱乐部服务1.5万户居民，并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其具体职能是组织文化、教育、娱乐、体育以及其它大型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来促进民族的和谐，提高社会凝聚力，沟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同时还管理财务。

2.3日本――基于地域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社区管理是地域中心的管理模式，日本的地域类似我国街道的行政区域，而地域中心则类似我国街道办事处。这种地域中心体制是为了更好满足大城市对居民管理的新需要。地区中心是区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划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除了地域中心外，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即住区协议会，它由居民自愿参加，建立在原来町片基础上。住区协议会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进行讨论，把居民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区域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提供对策，它是居民参与地域管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非政府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日本大城市是基于地区中心的混合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4上海、杭州、天津――基于社区居委会的党政主导社区管理模式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时间还比较短，社区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深入探索中，上海、天津、杭州等不同城市结合自身特点设计社区管理体系。

上海市把加强社区建设作为上海实施新世纪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区建设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结合，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明确提出街道党工委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努力构建四大系统，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

杭州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先进城市，分为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四级，市和区设有社区建设委员会，指导协调社区建设工作并为社区提供有效的服务，街道办事处设有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社区建设的督促和落实工作，社区委员会负责社区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它以原有居民区和居委会为基础，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基本要求，全市五个中心城区划分272个社区，每个社区一般规模1500－2000户，平均1760户。

天津市实行“分类式”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以区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把城市社区分为完全物业管理型社区、部分物业管理型社区、非物业管理型社区三类，确定管理主体，明确社区职责，实施分类管理。

总结这几个城市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发现，尽管不同城市把社区管理模式不尽相同，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上海是落实到街道一级，杭州是落实到居委会一级，但是由于制度背景的影响，它们都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强调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都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又都在从政府主导模式向共同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中。

2.5小结

综合比较国内外不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行政等特点采用社区自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混合模式等不同社区管理模式，同时形成了不同城市社区管理空间体系，社区空间落脚点也不同，美国是落实到社区中心，新加坡是落实到选区，日本是落实到地域中心，而我国则落实到街道或居委会。

3中心城区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3.1现状及问题

某市从1988开始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深入开展文明小区、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到2000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它标志该市社区建设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根据文件精神，居委会改称为社区居委会，并开始大力开展“村改居”和“镇改街”工作。截至2006年底，该市中心城区共有街道35个，社区居委会272个。

通过现状调查与分析，这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空间管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①在规划建设中，规划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也没有完全对接，在管理层级、配套标准等也没有完全统一，因此也就带来了社区建设和居住区规划“两张皮”现象。

②对“村改居”和一些原来单位管理的集中居住区，在社区管理体制上还没有完全理顺。

③建设与管理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区活动、治安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等等依赖政府的管理和干预，社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④由于住宅零星开发带来社区空间布局不均衡，社区服务设施零散，社区配套设施共享困难。

3.2新型城市社区空间管理体系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经验基础上，为了适应该市现行行政体系，满足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按照“属地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职责明确、管理有序”的要求，确定市中心城“两级政府，两级社区”的“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层级体系。

“两级政府”即市、区两级政府，以行政管辖区为界限，相应成立城市社区管理机构，负责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两级社区”即街道社区和基层社区。以一定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对每个区辖范围划分若干个街道社区，对每个街道社区划分若干基层社区。

“网格化”管理缘自计算机网格技术思想，后被国外城市管理者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街区管理中。在这里，“网格化”的含义就是把城市社区空间作为网格对象，以基层社区为基本网格单元，以街道社区为次级管理单元，进行层级化、全覆盖式管理，如下图所示。

网格化城市社区空间体系构建图

4不同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4.1与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该市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中，政府分市、区两级，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虽然法律上是居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机构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办公经费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拨款，所以，它也是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理论上，社区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是实现民主自治，所以，从城市管理角度看，两者应该是同一个管理对象的不同管理主体。因此，两者的契合点就是基本单元的地域空间一致性，即每个基层社区就是一个城市行政管理基本单元，每个街道社区就是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是城市次级行政管理单元。每个基层社区设置一个社区居委会，每个街道社区设置相应的准政府性质的社区建设管理机构，协助两级政府来开展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工作。

4.2与居住区规划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组团，指一般被小区道路分隔，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3000人）相对应，配建有居民所需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居住区规划层级体系划分着眼点是人口规模、城市各级道路以及配套设施，这些要素也是社区的基本要素，但落脚点是配套设施。因此，两个体系之间的契合点是各级配套设施完备性。

三个体系之间的契合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个体系契合关系图

【参考文献】

1、 徐一大、吴明伟.从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城市规划汇刊.2002（4）

2、 倪集崇.美国“社区建设”的考察报告.温州论坛.2002（4）

3、 刘君德.上海城市社区的发展与规划研究.城市规划.2002(3)

4、 黄文云.社区变迁：基于城市规划的透视与策略.经济地理.2006(3)

篇4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管理体制 法律体制 监督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建设主体，无论是在参与社区建设、地方治理、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区域公共事务方面还是在参与国际决策，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日本、英国、美国都属于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这四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至今不论是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发展还是政府对其建立的各项制度，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对四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情况及其法律体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监督体制方面进行总结分析，从它们的管理经验中探寻规律。

一、德国、日本、英国、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概况

德国有着悠久的结社传统，是当今世界上非营利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发达的非营利组织成为今天德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在德国各级司法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种类型的社团共有55万家，财团共有10000家，大约另有50余万家没有在司法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德国非营利组织数量和国家人口比值为1：75，不仅高于英国（1：250）和日本（1：260），更是远远高于我国（1：5400）[1]（p28-29）。

在英国非营利组织常常被称为“志愿部门”或是“慈善组织”。它的形态框架兼具欧洲和美国的特征，活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环境保护、教育研究等领域，其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可谓是“五花八门”，有大型机构也有“迷你”的小型草根组织。根据英国全国志愿联合（NCVO）出版的《2008公民社会年鉴》对其“公民社会”的整体统计数据显示，2005/06年度的公民社会团体的总数为86.5万家。[2]（p47）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其人民的结社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并有着深厚的慈善传统和庞大的捐赠资源，在这样一个肥沃的“土壤”里培育发展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非营利部门。根据美国国内税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在国内税务局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总计156万家，其中包括了近100万家慈善组织和近10万家私人基金会，即每1万名美国人就拥有34.2家501（c）（3）非营利组织，以及近50万家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3]美国非营利组织数量庞大，专业化分工高，拥有众多的就业人数，使得其对美国的经济贡献也不容忽视。

而作为亚洲代表的日本，其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早期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国家政府严格的限制，发展缓慢。1995年1月的阪神地震成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转折点，这次地震受灾严重，但政府救援行动缓慢，而全国各地方的非营利组织中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却迅速前往灾难现场展开救援工作，这引起了全国公众的极大关注。继阪神地震之后，1997年俄罗斯油轮在日本海域搁浅，大量原油泄漏，日本国内25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对海面原油进行清理再次发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此后，整个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度不断飙升，要求放松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最终于1998年3月19日通过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于同年12月1日实施，日本的非营利组织进入了繁盛发展时期。

二、管理体制经验总结分析

（一）法律体制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庞大和精细完整的体系，包括联邦非营利组织法律、州非营利组织法律、与法院的判例三大块。每个法律板块都根据不同的情况对非营利组织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定，如联邦税法第501（c）（3）条对美国的25种具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规定。世界上较早专门规范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行为法规的法律是1601年英国出台的《慈善法》和《救济法》。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承和十多年的修改，在《慈善法》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对非营利组织的各项活动进行规定和协调。并通过已有80年历史的《理事会管理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制度约束。在德国，从宪法、民法和社团法等多个层面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法律制度区分并配以相应的法律框架。而日本的非营利组织虽是一个“舶来品”，相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的非营利组织在吸收和借鉴了国外非营利组织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保留着亚洲文化的特点，使得日本非营利组织也得到很好的发展，它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分类细致严密，与德国非营利组织法结构相似。尽管各国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实力对非营利组织建立不同的法律框架，但是其作用都是要明确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将其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以确保它们的合法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给予更好的法律环境和更大的法律发展空间。

（二）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

在传统理念上，政府对国家事务、公共福利的提供具有“统治”地位，是唯一的提供者。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公众对政府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摒弃官僚制，呼吁新的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形势下，“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治理”理论认为，治理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在治理方式中善治是最佳的一种治理方式，“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4]（p8）而英国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代表共同签署的COMPACT协议趋向于最佳的治理方式。在COMPACT协议中英国政府始终坚持视非营利组织为伙伴，给予其强力的政策支持。

政府扶持和资助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键环节。在美国，政府将大量的社会服务外包给非营利组织，有20%的非营利组织，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甚至有些非营利组织的收入90%都来自政府。[5]（p25）日本非营利组织大多数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补贴，其主要运用于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领域的资金有45.2%来自公共部门的财力支持。英国政府每年向民间组织提供33亿英镑，德国民间组织64%的收入都来自政府资助。对于政府的资助是否会削弱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主要取决提供资助的方式，而目前以政府采购方式对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的方式是比较理想的，既向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又避免了对非营利组织内部事务的干涉，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三）非营利组织内外监管机制

美国的政府监管模式是比较经典的过程控制，对非营利组织的组建与退出给予很大的自由，但从非营利组织组建之后它的行为就要遵守美国各项相关法律。统一的管理主要是靠联邦税法，非营利组织需要向联邦税务局报告其财政情况，联邦税务局通过年度报税监管。如果组织申请获得了联邦税法501（C）（3）条款的免税资格，那么会有联邦税务局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核，再通过公开透明的机制对其开展的活动、运行方式等的整个过程进行社会监督。英国的监督管理相对统一，通过慈善管理委员会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综合的管理。而日本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职责比较分散，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依据各自的法规进行管理监督。在德国除了对免税团体的税务管理之外，政府及其他公共职能部门并没有对民间公益机构形成一个复杂的监督制度，对民间组织的监督主要是将交与一些社会机构，如捐赠任理事会、社会事务研究所。

社会监督机制和组织内部监督是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非营利组织因其非营利性特征，接受社会的捐赠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形式获取营运资金，因而其有责任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组织财务、开展的活动和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使每一个对该组织关心或做出贡献或有任何疑问的人对其进行检查、监督。而非营利组织内部的自律更是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制度环境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关键

美国、英国、德国都是有着很强的民主意识、民主传统浓厚的国家，它们在政治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就给予公民自治组织较大的生存空间，并逐渐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体制，将其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确保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日本的非营利组织起步时间与我国的大致相同，但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相比现在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较为成熟，这得益于日本完整细致的各项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可见，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拥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所说“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非营利法是决定非营利活动及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6]（p197）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建设也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非营利制度建设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实际的管理中，地方民政部门在处理一些事务中还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窘况。所以，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我国实际逐步为非营利组织制定系统配套的不同层次法律法规体系，使非营利组织的各项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衣，违法必究。中央政府部门应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相关基本法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实质性进展，进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明确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英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共同签订的COMCAPT协议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互作协作，权责分明，为努力构建公平和包容性的社会而共同努力。而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正从管理和被管理向彼此合作的关系发展。非营利组织要明确自立、自治、自强的独立意识，明确其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公众的需求，而不是隶属于政府。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是平等的。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改变原来的“统治”观念，由“统治”转向治理，优化管理，明确分工，努力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治理国家公共事务。

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来看，尽管各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或多或少的依赖政府的扶持和资助。对于政府的扶持和资助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一种互益的合作关系。在英国，政府每年向民间组织提供33亿英镑的资金，民间组织每年通过募捐活动也募集到33亿英镑。另外，慈善组织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通过市场运作又可获得33亿。这样，政府的33亿财政投入，实际上就获得了将近100亿的公共服务，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7]（p24）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非营利组织扶持和资助方面，可以通过政府提供资金、购买服务和减免税等不涉及干涉非营利组织内部事务管理上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政府也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扶持间接的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

（三）完善非营利组织内外监督机制

近年来，我国一些非营利组织不法经营，的事件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致使广大的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这些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监管控制不到位；另一方面是非营利组织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自律机制。借鉴美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制，在加强政府监管控制力度的同时还要借助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实现非营利组织外部监管主体的多样性。非营利组织内部应该进行公开透明化的运行，形成组织的自律机制。将非营利组织开展的活动、财务状况、组织内成员的行为准则向公众公开，建立于公众沟通交流的平台，让社会公众可以随时监督非营利组织，以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美国的监督机制中，为弥补政府监督机制的不足，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常见的是同类组织一起评估，定期或不定期地由外部专业人员对非营利组织内部工作进行评估。这样的一种评估机制，不但能促进非营利组织自律机制的建立，还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名，李勇，黄浩明.《德国非营利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8-29.

[2]王名，李勇，黄浩明.《英国非营利组织》[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47.

[3]王名，李勇，黄浩明.《美国非营利组织》[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2000.9：8.

[5]王劲颖，沈东亮.美国非营利组织运作和管理的启示与思考—民政部赴美国代表团学习考察报告[J].《社团管理研究》，2011（3）：25.

[6]托马斯·西尔克主编.《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7.

[7]王名.国外民间组织管理的经验与启示[J].《学会》，200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