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务员考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公务员考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英国公务员的法制化管理

1.公务员的人员范围和级别划分。英国公务员的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范围之内,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只是当地政府的雇佣人员,不具有公务员身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公务员的人数为79万,经过近20年的改革,1997年为4813万人,其中高级公务员为3000人。关于公务员级别划分,首相是公务员的最高领导,对议会负责,内阁大臣接受首相领导并对议会负责。各部门均设永久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一、第二永久部长初任时由首相指任,是永久公务员,以后各届政府一般在无空缺时不做更换,第一、第二永久部长的职责是负责对所属部门内部公务员进行指导、监督。英国公务员一般分为高级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两类,高级公务员又分为3级,一般公务员分为8级。

2.公务员管理的法律制度。根据英国《公务员准则》及《部长工作程序规定》,各部门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务员法律制度。(1)公务员行为规范。如规定公务员应当忠于政府,保持正直、诚实、公正、客观,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执行决定、管理公共事务等。(2)公务员义务。如必须对议会负责,向议会和公众通报尽可能多的关于政府政策、决定和活动的有关信息,不得欺骗和故意误导议会和公众,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务员准则相冲突的活动等。(3)公务员的录用。公务员的录用、包括其内部调动均适用《就业法》,采用与社会其他机构、单位相同的录用程序。英国议会设立公务员服务委员会直接对议会负责,高级公务员的录用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认可。

3.公务员的绩效评价及监督。公务员绩效评价首先是由本人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对照检查工作计划完成情况作出评价,并与直接上司讨论同意后,报部门负责人审核,最后将评价结果报人事部门。每3个月或者6个月考核一次,年终由部门负责人作出评价报告,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公务员本人收入。公务员晋升不仅仅根据工作年限,同时根据工作表现,通常由上一级主管推荐,越级提拔必须经过难度较大的考核。

二、关于英国维护公平竞争的行政机制

1.反垄断的政府机构。19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专门法案,成立了调查垄断和企业合并问题的机构———垄断与合并委员会(MMC),专门负责调查公共事业管理机构提出的有关垄断与其企业合并的案件(如有关通讯、燃气、水、电力等方面),并向政府和有关管理机构提交调查报告,由政府作出决定。20世纪90年代又在此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专门的竞争管理机构。

2.维护公平竞争立法。1998年英国通过了竞争法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将英国竞争法律制度与欧洲委员会的有关法律相衔接;二是赋予政府竞争管理机构新的权利,如有权调查卡特尔和优势企业阻碍竞争的行为,有权对被认定有阻碍竞争行为的企业处以年营业额10%以下的罚款等;三是成立了竞争委员会上诉法庭。此外,竞争法案还规定,竞争委员会由政府提供经费,向议会负责。

3.竞争委员会。英国新的竞争法案把MMC和新成立的上诉法庭合并成立了现在的竞争委员会(CC)。其主要职责是:对政府、公平贸易办公室和公共事业管理机构提出的有关垄断和有碍公平竞争的企业合并等案件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该竞争法案同时明确规定,由英国贸工部对竞争委员会进行监督。竞争委员会委员有50名,任期3年,可连任,由国家贸工秘书负责任命。竞争委员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下设三个机构:一是由董事会主席直接负责的调查机构,负责对各案件的调查和报告的起草、提交、公布与出版;二是由董事会成员负责的上诉法庭,负责审理对公平贸易办公室及其他管理机构作出的有关卡特尔和优势企业阻碍竞争行为处理决定不服而上诉的案件;三是由董事会成员任行政长官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专业组、案件组、战略计划、上诉案件的日常管理和后勤服务。

4.竞争委员会工作程序。(1)对每个案件组成专门调查组,委员会工作人员分别参加各调查组的工作;(2)进行事实调查,包括由相关利益团体提供证据、听取被调查主体的陈述;(3)根据调查的有关情况、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分析;(4)就是否有损公众利益作出结论;(5)提出纠正措施,包括禁止合并、要求拆分业务、价格控制等;(6)起草、提交调查报告;(7)出版、公布调查报告,并接受议会、媒体的质疑。被调查对象和相关利益团体如果对竞争委员会的结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如果认为竞争委员会报告不合理、行为违法或者报告的措施不当,有权报告结论。除竞争委员会外,英国还有公平贸易办公室作为处理竞争与垄断一般性问题的行政机构。一般说来,竞争案件首先由公平贸易办公室进行审理,只有在案件比较复杂时,公平贸易办公室才提交竞争委员会进一步调查。2001年,公平贸易办公室涉及的企业合并案件有300多个,其中只有5个案件提交竞争委员会处理。据了解,英国将于2003年4月出台新修订的竞争法案。届时将依法赋予竞争委员会对所调查案件的决定权,而不仅仅是提交调查报告。同时,对调查内容和标准也将作出新规定,重点是调查认定企业合并是否会导致实质性的减弱竞争;调查认定是否存在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市场竞争的可能等。

三、几点启示与建议

英国政府的行政方式,特别是在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方面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特色。尽管我国的国体、政体、所有制结构、法律体系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英国相比有很大不同,但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来看,他们的许多做法和经验,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推进经贸系统依法行政等,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1.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的新方式。近年来,英国政府广泛运用合同方式规范行政管理的做法是很有创意和特色的。我国在进行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和制度改革时,从上至下都把精简行政审批项目作为主要目标,这在近期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还未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因此,在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经贸领域取消47项行政审批后,如何有效地保证政府对经贸活动的必要调节和监管,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借鉴英国政府多种手段并举的经验,我们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决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量大面广的政府管制、审批的陈旧方法,树立市场经济的新理念,使经贸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重点以是否符合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衡量标准,真正集中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维护公平竞争、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来,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的灵活运用,在产业政策和经贸立法引导、税收杠杆调节、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以及政府采购、合同招标等方面探索新途径。

2.加强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应该高度重视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借鉴英国公务员管理的经验,加强我国经贸系统公务员队伍的培训与监督,不断提高经贸执法队伍政治、业务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这是做好经贸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的组织保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知识更新和专业培训制度,尤其是对具有行政审批、审核、核准、备案等职责的行政执法人员,要实行培训考核制度。二是要加强对公务员执法队伍的监督,通过建立经贸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责任;确立内部机构的执法权限、执法责任及执法目标;制定对内部机构和执法人员完成执法职责的考核办法,举报、控告的受理、查处办法等。三是应建立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篇2

应韩国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和全国农业技术者协会邀请，2003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战树毅厅长带领省农业厅代表团一行6人，对韩国进行了考察访问。同时，这次考察访问也是按照双方协议，对2002年6月韩国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柳仁燮院长率团来我省访问后的一次回访。我厅和韩方对这次考察访问都非常重视，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在韩期间，双方多次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了一些新的合作意向。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友好接待。现将考察访问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0月29日下午代表团到达全罗南道后，考察访问了光州农协园艺花卉批发市场、新世界农产品超市；拜访了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双方就下一步农业技术交流合作进行了商谈，并出席了该院举办的“全罗南道农业博览会”，参观了茶叶试验场等科研、试验基地，制茶厂及大韩茶园。

11月2日代表团到达汉城后，受到了韩国“全国农业技术者协会”热烈欢迎，与姜春成会长、林甲默部长及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就下一步的合作及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考察了可乐洞南大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在全国农业技术者协会农业技术振兴馆，举办了“山东省农水畜产业投资说明会”；参观了在大田举办的“农机种子展览会”，与新东物产滴灌设施制造商代表进行了交谈；考察访问了韩一饲料株式会社和农机制造厂——明星株式会社。

二、主要收获?

这次访问虽然时间较短，由于我们准备充分，韩方安排周密，考察内容比较丰富，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一) 通过考察访问，对韩国农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通过几天的深入细致考察，广泛接触了各方人士，对韩国农业的生产、科研、加工流通等方面有了初步了解，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韩国与我省地理位置相近，气候相似，是一个多山国家，耕地资源相对紧缺，现有农民约420万，占总人口的9%，人均耕地1.2公顷，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果品、蔬菜、茶叶等。韩国农业具有显着的特点：（1）农业机械化、专门化程度高；（2）建成高收入观光农业圈，以栽培规模花卉、蔬菜等大棚和玻璃温室为中心，综合经营果园、农产品等；（3）农产品流通畅通；（4）重视农民培训和农业技术教育。特别在农业设施装备水平上，比我们高出许多。设施栽培方面，普遍采用了标准骨架、专用薄膜覆盖栽培，微滴灌溉，机械施肥、喷药等。?

农业科研推广体制较为完备。韩国非常重视农业科研推广工作，将农业科研推广人员列为国家公务员系列，工作经费由国家负担。访问的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主要进行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研究、推广和对农户的技术培训、指导等，内设试验研究局、技术普及局2个局，7个课，5个试验场，共有工作人员178人（属国家公务员）。该院在花卉、茶叶、蔬菜、果树等新品种、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并在技术普及和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院一年一度举办的“全罗南道农业博览会”，是全面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全罗南道农业名优特新产品的展览展销会。应柳仁燮院长的盛情要求，作为出访礼品的山东裕华集团“雁来红”冬枣，在博览会的显着位置进行了展示。作为政府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服务的形式，博览会为来自全道各地参展的企业和农户免费提供展位，费用有政府解决。

农产品加工流通体系较为健全。韩国的加工流通业比较先进。考察的宝城茶叶加工厂，除生产茶叶外，还加工生产茶饮料、茶系列生活用品等，产出效益大幅度提高。例如该厂生产的茶饮料，每公斤原料价格6000—8000韩元，可加工成1000罐茶饮料，每罐茶饮料出厂价200韩元，市场价600韩元，加工效益非常可观。参观的可乐洞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日交易量8000吨，日成交额90亿韩元。该批发市场交易方式先进，农户生产出产品后经过初步加工包装运到市场的不同交易区域，市场则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分售给中介商进行销售。通过这种先进的交易方式，既把农民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实现了优质优价，也为农民进入市场提供了有效载体。?

与此同时，通过与韩方人员座谈交流，了解到韩方有关人士在我国加入WTO后，普遍担心我省农产品会大量进入，对韩国农业形成冲击，希望我省农产品尽量在国内寻找市场，不要过多地向韩国出口。加之客观上韩国人口少，地域狭小，市场需求有限。因此，今后我省出口韩国的农产品不会有大幅度提高，而且纠纷可能还会不断出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我省下一步与韩国农业经济合作，重点应该是加大技术、资金的引进合作，鼓励韩国企业来我省投资办企业。

(二)广泛接触交流，全面宣传山东农业?

战树毅厅长先后在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和韩国农业技术者协会多次与韩方人士进行座谈交流，赠送了《中国农业年鉴》、《山东省农业对外合作项目》汇编及重点推出了20个招商项目。在全罗南道期间，先后会见了全国农村振兴厅厅长、全罗南道知事，与全罗南道农业技术院柳仁燮院长、试验研究局金相喆局长进行了多次会谈交流；在汉城，韩国农业技术者协会官员及部分农业团体代表20多人听取了战树毅厅长作的题为“山东农业及对外经济合作”专题报告。战树毅厅长全面宣传了山东农牧水产业发展现状及在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科教兴农、标准化生产、市场开拓等五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详细介绍山东省与韩、日、台经济贸易合作情况，阐述了国家在农业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有关政策，分析了我国加入WTO后，对中韩双方农产品贸易的趋向和利弊，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在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微山县农业局刘泽湘局长、山东裕华集团杨志国副总经理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投资说明会得到了韩方人士的一致好评。

(三)相互交流，为今后的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

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交流，在板栗、花卉、冬枣、茶叶等领域技术合作与交流达成初步意向；与韩国全国农业技术者协会在农业技术、信息等方面进一步合作，促进双方农业的共同发展，互派技术人员等方面达成了意向。

11月4日，代表团拜访考察了许多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及农业机械、设施、投入品及在我省投资的生产企业，并与有关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韩一饲料株式会社，是韩国规模比较大的饲料加工企业，在天津市设有合资企业，与微山县农业局就利用微山湖芦苇原料加工饲料达成初步意向，韩方确定派驻天津的代表近日赴微山县考察；日信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是韩国最大的塑料薄膜生产企业，占全韩薄膜生产量的30%，年销售收入1000亿韩元，15%的产品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已在我省阳谷县投资建厂，战树毅厅长与该企业郑喆寿社长就帮助该企业在山东进一步发展多次交流；明星株式会社，是韩国农业机械制造企业，李寅铉代表理事会向代表团介绍了企业的生产及与在我国投资的情况。他经常来我省考察，对山东的农机市场非常熟悉，希望与山东进行合作。?

三、几点启示?

启示一：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入WTO后，我省农业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从考察韩国的农产品市场看，韩国的蔬菜、果品、畜产品市场价格普遍较高，有的产品是我国国内市场价格的3-5倍，高的甚至达到10多倍。

农产品批发市场部分农产品价格?

单位：人民币元/公斤?

品种大米土豆圆葱西红柿白菜苹果西瓜

价格32.9103.53-655-89

这对我省的农业发展将是很好的机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我省的蔬菜、果品、畜产品等也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因此，我省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经济国际化，继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认真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探索建立农产品出口加工园区。采取针对性更强的营销策略，在巩固日本、韩国、东南亚、港澳台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独联体、中东、非洲、南美等市场，力争农产品出口有大幅度提高。

篇3

关键词：新加坡；成人教育；特色

作者简介：王晓敏（1981－），女，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陈 磊（1969－），女，山东聊城人，曲阜师范大学学工部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1－0059－02

新加坡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然而自1965年建国后，其经济发展迅猛，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跃居亚洲经济“四小龙”之首。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加坡非常重视教育，树立了“教育立国”的方针，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十分重视成人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方向明确：国家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发展方向和目标

新加坡政府以“教育立国”的方针指导成人教育事业，明确规定成人教育的方针与改革目标应立足培养本国人才，加快培养速度，注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多向型、高层次、高科技生产项目的需要，促进经济稳定、持续、高速发展。新加坡政府把发展成人教育当作发展经济的原动力，摆到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极其重要的位置，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乃至法规，强力推行成人教育工作的发展。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对成人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教师培训与管理、经费拨款等各方面内容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新加坡的成人教育活动完全按照法律行事，一切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保证了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新加坡的成人教育有国家政策和法律双重保障，是东南亚国家中抓得最出色、最有成效的，这也是该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体制完善：高效的培训管理机构和多样化的培训中心保证其多元发展

新加坡政府1972年成立了生产力局，隶属劳工部，后属贸工部，是全国最大的成人培训法定机构，主要负责培训企业员工，国家每年拨款给生产力局1000多万新元用于培训。1979年国家又成立了工业职业培训局，隶属教育部，由教育部次长兼该局局长，下设15个训练学院，27所培训中心，并领导各行业、社团举办的培训中心，主要负责组织就业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职工的技术、文化训练及国家定标的一、二、三级技术工人考核、发证工作，政府每年拨给工业职业培训局培训费1亿多新元。新加坡除了这两大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外，还办有公务员培训中心，负责训练政府的公职人员；国家经济发展局，负责组织跨国公司职工或高科技企业职工出国培训；国家教育学院，负责所有教师岗前和在职培训，所有中小学教师，不管什么学校毕业，不经过教育学院法定时间的特殊训练，均不能上岗就教。政府在直接举办成人教育学校的同时，也积极挖掘蕴藏于社会的培训潜力，倡导行业培训和社区培训。如各行业工会一般也办有不同目标的培训中心，中华总商会的培训中心每年训练的员工达3000多人。属于政府的政策教育、时事教育、社会公德教育以及个人兴趣的培训，则通过人民协会下的100多个民众联合所，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多样化的培训中心保证了新加坡成人教育的多元发展，使其内容丰富，前景广阔。

三、经费充裕：政府保证成人教育充足的经费，并且通过法律强制融资

经费是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也是改进教学设备的基础。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对成人教育事业的经济投入，为其发展承担大部分经费，每年投入2亿新元以上，主要用于国家设置的半官方的成人教育机构的办学，如提高教师工资、改善办学条件等。新加坡政府除了每年由国家拨款发展成人教育外，从1979年起，通过向企业集资建立了技能发展基金。政府规定，企业要为每月工资不满750新元的职工向国家交纳相当于该职工工资1%(1979年开始时为4%)的金额，由生产力局掌握作为培训基金。到1985年，技能发展基金已积累到4亿多新元。生产力局把这笔基金用于资助职工参加培训，职工可获相当于学费总额30%-100%的资助。企业举办培训班，向国家生产力局申请后批准办学的，国家生产力局在技能发展基金中拨给办学补助费，数额一般是办学所需经费的30%-70%，用于训练月薪750新元以下的工人；企业不办培训班则得不到补助。私人企业举办培训班，生产力局也可为之提供训练设备和资金补助。充足的经费保证了成人教育教学设施先进，教学手段现代化，而且使所有成人教育工作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正如一位国家生产力局的官员说:“在成人教育经费上，我们不用担心，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多少，政府就给多少。我们所着力的是如何提高培训质量，加快与加大培训速度，尽快提高人的素质，为国家经济腾飞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德育教育完备：技能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结合，全面提高学员素质

新加坡政府对公民道德教育十分重视，并实行全面干预。新加坡把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由政府首脑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亲自提出意见和要求，组织专门机构做出决策。新加坡成人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将技能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其重点之一就是对成人学员灌输德育教育，使其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新加坡的各种培训都灌输国家兴衰与个人利益关系、各尽所能与个人品质的教育。他们提出了“人的品质决定产品品质”和“品质优越，生活优裕”的奋斗目标。国立大学校外培训系一位先生说：“如果国民都是自己顾自己，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各类成人教育，都安排国家意识、人际关系的教育。”由此可见，新加坡的成人教育十分重视学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将其放在教育培训的首位，为其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新加坡在国土资源贫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迅速的根源就在于其高素质国民形成的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五、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实行高标准、高待遇、严管理

新加坡的成人教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很高，而且必须定期参加定量培训。教育部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参加10小时的在职培训；每五年教师将参加三门核心进修课程的学习，以确保教师能赶上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其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具有中级职称以上者，两年内可以出国一次，或培训，或考察，或学术交流。教师进修提高所需费用均由学校支付。除此之外，成人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很高。第一、二类成人教育机构的教师，其待遇与国家公务员相当，是按职称确定基本工资：一般初级职称者月薪0.2-0.4万新元，中级职称者月薪0.4-0.8万新元，副高职称者月薪0.8-1.2万新元，高级职称者月薪1.5-2万新元。企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其工资与企业科技人员相当。除工资外，每年年底发奖金，其数量相当于两个月工资。这是根据工作实效来发的，成绩突出者，奖金多，否则无奖金或奖金少。在新加坡谋得教师职位不容易，而且政府对教师的管理非常严格。教学不认真、不负责的教师要被学校解聘，教师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即使是业余时间做家教，也必须经过批准，且每周不超过六课时。高标准、高待遇和严管理的要求使新加坡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很高，专业知识扎实新颖，态度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学员授课。

六、办学方向实用：适应市场需要办学，取得双赢效果

新加坡的成人教育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办学。新加坡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移的时期，为这种转移服务，成人教育突出高新科技培训，如电子电气工程技术、光学工程技术、自动化工程技术、精密机具、电脑等，从而为提高科技水平、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了人才保证。新加坡成人教育没有指令性计划，企业也不在工作时间安排职工参加培训，但各级各类培训十分火热，这主要是因为成人教育机构适应市场需求，面向市场办学。其办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根据生产发展需要确定合作项目，有偿地为企业培训职工；二是培训机构“找米下锅”，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根据社会需求设置课程，广泛宣传，吸引职工自愿报名交费参加培训。此外，各类成人教育机构在教学上均不设专业，只设课程，每门课程分若干单元讲授，课程考试及格发结业证，实行学分制，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课程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学分满即毕业。而且教学内容五彩缤纷，既有职业技术培训，也有社会文化生活教育。国立大学校外教育系开设52门课程，从琴棋书画到时装首饰设计，从哲学到诗词写作，从股票投资到按摩保健，无所不有。根据市场需求办学，既保证了成人教育学员所学知识的有效性和创新性，也保证了成人教育机构的利益，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七、激励机制健全：充分调动成人教育机构、教师和学员积极性

新加坡政府对成人教育事业采用激励机制促进其发展，主要通过对成人教育组织机构、成人教育教师和学员三方面进行奖励。一是奖励组织有效的成人教育机构和单位。国家生产力局对保送员工参加学习的单位企业领导更加重视员工的培训。二是奖励优秀的教师。新加坡教育部通过教师总统奖，公开表彰模范教师，并通过将他们的事迹在媒体上公布等举措来提升教育服务业在公众中的形象。2001年4月，新加坡教育部了教育服务业职业发展和生涯计划，其中包括三个方面: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能力。2002年起，随着优秀教师选拔新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学校成倍增加的高级教师职位，教师将有望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三是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员工，对其给予高额奖学金，使其免除经济负担，保证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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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欣，李晓岚.世界通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卷）[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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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雅光，赵艳芹，田玉敏.新加坡的教育发展及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2（11）.

[6]卢晓中.论新加坡教育发展策略的若干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1997（5）.

篇4

美国目前的政府采购主要有以下特点：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除国防部和交通部外，联邦政府其他机构及国会的政府采购统一由联邦总务署（GSA）负责。2004年联邦政府采购总额约3000亿美元，其中联邦总务署供应服务中心（FSS）采购400亿美元，其他大都是国防采购。

1. 政策上高度统一。联邦政府采购政策管理办公室（OFPP）成立于1974年，为总统行政和预算办公室（OMB）下设职能机构，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统一政策管理，不负责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和监督工作。设立OFPP的目的：在行政机关采购制度的制订过程中发挥总体指导和协调功能，它通过普遍适用于各个行政机关的规章制度，协调具体采购活动的实施。目前，OFPP有13名工作人员，主任经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任命，其他人员包括采购分析师、会计师和律师等。

OFPP的主要职责是：拟订有关法律草案，提出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动议，代表政府各部门在国会立法时向国会反映意见和建议；组织制定联邦政府适用的政府采购政策和法规，不断规范采购程序；负责政策性指导，核批各政府部门依采购法律法规拟定的有关补充规定（包括任何制度调整）。

联邦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是：获得最佳价值，包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缩短采购时间，促进竞争，实现社会目标，降低商业和技术风险，提供一揽子采购服务。

联邦政府机构遵循的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主要有8部：《联邦财产和行政管理服务法》、《合同竞争法》、《诚实谈判法》、《购买美国产品法》、《小企业法》、《信息自由法》、《及时支付法》、《WTO政府采购协议》。此外，还要遵循《联邦采购条例》（FAR）。FAR是专门的政府采购法规，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最重要的采购制度、政策和程序，政府机构按照该法规具体实施政府采购。FAR由FAR本身及各部门的补充规定构成。FAR的修改工作由OFPP负责组织。OFPP专门设立FAR理事会，主任为理事会主席，成员有国防部、GSA和航天航空局的行政首长。理事会下设民用机构采购委员会和国防采购委员会，前者主席为GSA署长，成员来自各部门；后者由国防部部长和航天航空局局长共同担任主席，成员主要来自国防机构。对FAR的修改意见须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报理事会批准。

州政府、县市政府甚至大学的采购组织形式大多与联邦政府类似，也体现了采购执行管理的高度集中。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美最大的州，州政府200多个部门和公共机构的一切采购事务统一由加州政府服务总署负责。加州政府服务总署下辖6个部和23个执行办公室，4000名工作人员。其职能包括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电讯、租赁、财产管理与处置、当地学校建筑批准、其他州属建筑物管理、印刷服务指南、州政府车辆维护等。其中，服务总署采购部具体负责政府采购政策制定和执行管理，共有1300名采购官员（合同官员），其身份为公务员。州政府每年货物、服务和工程的采购量约为60亿美元，其合同是由服务总署统一签订后各部门分别执行。采购过程主要是：市场调查、扩大供应商范围、提出采购需求、采购过程管理、采购评估、选择供应商、授予合同。服务总署每年颁布《加州采购授权手册》（PAM），授权各部门自行实施总合同计划中不涉及的小额采购。

3. 预算管理高度集中。OMB负责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预算管理。OMB参照GSA制定的配置标准核定各部门的预算，并编制联邦政府预算草案，经国会通过后执行。美国所有政府部门的运行经费必须纳入预算，纳入预算的所有货物、服务和工程均需实行政府集中采购。通常情况下，没有预算不允许采购，也不允许超预算采购，更不允许挪用预算资金。

执行主体具有高度权威性

联邦及各州、各地政府总务署负责政府采购的执行管理，并具有高度的权威性。GSA是联邦政府独立机构，署长由总统征求参议院意" 见并经参议院通过后任命，直接对总统负责。GSA作为联邦政府的集中采购和资产管理机构，与OMB、人事管理局一起，被称为联邦政府的三大管理机构。OMB主要负责联邦政府各部门组织机构和经费预算管理等工作，人事管理局负责联邦政府雇员的管理。这三大机构是联邦政府正常、高效、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相对稳定的合同履行方式

目前，GSA使用最为普遍的采购方式是合同采购。所谓合同采购，即与供货商预先签订一定期限内的采购合同（合同有效期一般为1至3年，到期可续签；大多为无数量合同），为联邦机构提供采购服务。合同采购制度的实施是通过政府授权任命的合同官员来进行的，对合同官员的授权范围和界限是明确的，并且向所有的供应商公示。合同官员严格按照联邦政府采购的法规、制度和程序进行采购活动，只有合同官员才有权力代表政府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合同官员通过建立对采购系统的高效管理和监督确保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同时维护公众利益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合同采购过程主要为：在预算执行前制定采购计划，包括解决方案、中标条件、风险分析、市场分析、竞争因素、政府目标、社会经济目标等；对供应商进行分析评价，组织谈判，授予（签订）合同；告知中标和非中标供应商中标结果及未中标的原因；实施合同管理；供应商评价及综合评估；合同终止。实施合同采购后，采购人直接从规定范围内选择供应商，减少了采购环节，缩短了采购周期，提高了采购效率，减少了采购成本。由于GSA拥有集中规模优势，FAS的采购官员具备各种专业特长，可以为各部门提供低廉采购价格和优质供应服务。这种相对稳定的合同履行方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少州政府和县市政府甚至大学也共享GSA的采购结果。尤其是在通用商品和通讯服务方面，GSA拥有其他采购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

体现用户意志的采购方式

美国政府采购主要通过合同采购的方式来完成，各部门在合同框架内拥有充分的选择权。除长期供货合同或定点采购合同的采购方式外，其他有特殊需求或需求不明确（如研究开发、方案设计、实验室建设等）的采购由GSA授权各部门按规定程序自行采购，并将采购合同报GSA备案。美国没有招标公司，政府机关可以直接发标进行采购。联邦政府也没有专门的评标专家库，评标委员会由用户代表组成。评标方法一般采用性价比法，投标报价事先不告诉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过程为：先评产品质量和设计方案，分值小于70的被淘汰；入围供应商陈述；第二次打分，由用户代表按评分办法独立完成。性价比得分最高的供应商被推荐为中标人候选人。评标结果需经GSA审定后方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授予权属于GSA.

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1. 科学完备的数据库。GSA除了向联邦机构提供采购供应服务外，还负责联邦采购信息管理。主要是建立、更新、维护联邦商机信息系统和联邦采购数据系统。商机信息系统一方面有关采购信息公告，让广大供应商了解政府采购规则和需求信息；另一方面与联邦技术中心（全国有93个办事处）联网，让政府部门通过庞大的供应商信息库和商品信息库了解市场。联邦采购数据系统记录了每一单采购结果，除了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和分析功能外，该系统还能起到辅助动产管理及审核有关动产预算的作用，可以根据上一年的经验数据推算下一年度的采购计划。

2. 网上政府采购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政府采购效率。

（1） 电子采购（e-procurement）。GSA按程序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或定点采购合同在网上公布，并与国库支付系统和各部门财务管理系统以及供应商网站联网，整合所有信息资源。系统通过安全性很高的口令方式来运行，用户同时可选用多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的产品，一次下单，信息直接通过网络发送到相关注册供应商，供应商直接按合同规定的方式供货；国库支付系统及财务管理系统同时收到相关信息，并根据合同条款直接付款。

（2） 网上竞价（反向拍卖）。采购方在网上采购信息并设定起始价，在规定的时间内，符合条件的供应商通过网络投报低于起始价的价格，系统于截止时间关闭，并自动选择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中标人。

（3） 采购卡。对于授权采购中的低价值商品采购，采购部门通过与银行合作发放采购卡，由各部门凭卡直接采购。对采购卡的管理控制非常严格：一是专人使用；二是采购信息联网，财务管理系统及时汇总，审计部门可随时抽查；三是采购限额控制，比如：单次不超过2500美元，每天不超过5000美元，每月不超过50000美元；四是定点采购，不能随便到定点范围之外刷卡。

篇5

内容提要: 医疗技术的发展及其固有的高风险性，使得医疗损害往往超出了理性人标准的行为预期，也超过了侵害人的承受能力；而单纯依靠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无法填补医疗损害。因此，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以社会医疗保障和医疗意外保险等为补充，由医疗机构、政府、个人等共同分担的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中医疗损害频发的最佳选择。

医疗高风险性特别是新医疗技术的运用带来的潜在风险，使医疗损害的发生几率随之升高。医疗损害填补问题，作为民事赔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许多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医疗损害赔偿混合分担体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填补制度单一，基本上由侵权法担负着分配损害赔偿的“独角戏”，既无法完成对医疗损害的填补，也无法分化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赔偿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分化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风险，有效填补受害人损害，成为法学界和医务界面临的新课题。

一、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现代侵权法的思考方式已经从追求损害填补的中心转为损害赔偿的分散。而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及风险分担救济途径不足，体系尚未建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单一的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很难保障受害者获得实际赔偿。填补损害基于公平正义，在于使受害人获得实质、完整的填补。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也主要通过侵权法救济方式来实现，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者(医疗机构)的赔偿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受偿结果。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侵权责任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即对损害填补制度单一，既不能完全保障受害者获得赔偿，也无法分散医疗机构所应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受害者的医疗风险损害。

第二，医疗机构性质及法律地位不同，患者受到损害后索赔的难易程度不同。我国现存的多种医疗机构因其设置主体以及是否营利的性质不同，给付能力也大相径庭。虽大多数医院对医疗损害都以其自有资金给予赔偿，而大部分医疗机构属于公立、公益性非营利组织（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其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能力受到限制，其他医疗机构规模及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很难实现对受害人的公平救济。

第三，侵权法预防功能的有限性，使对医疗损害事件发生的预防作用明显不足。传统侵权法中预防功能仅是损害赔偿功能的“反射功能”，具有间接性，尽管损害预防胜于损害补偿，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预防功能均受有限制[1]。医疗行为固有的侵袭性和高风险性、对人和疾病认识的有限性及患者的个体差异性，使医疗损害的发生难以避免。若科以医疗机构的责任过大，会抑制医师探索新医疗技术，转而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或干脆放弃对损害的预防，其结果不堪想象。

第四，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因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所致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又缺乏合适的分担途径。依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医方对其医疗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但现阶段医疗体制下，完全由侵权人(医疗机构)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确实不公。实践中，一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高额判赔脱离了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及其收费特点。这种给付方式造成医方利益的损害，又欠缺分担途径，明显降低了医疗机构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不利于医学技术发展。

第五，医疗保障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患者面对医疗风险无任何承受能力和保障。现阶段医疗保障存在诸多缺陷，如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需求之间差距较大，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很慢；农村基本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人头”缴费方式有失公平；获得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困难；医疗保障制度缺乏规范化和法制化等等[2]。这些缺陷直接影响到患者面对医疗风险的承受能力。

综上，医疗伤害和风险的损害赔偿及补偿问题，不仅事关医患双方之切身利益，且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故通过社会化风险分化制度达到填补损害和转移风险的双重目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的法理分析

(一)社会化分担的理论基础

传统侵权法是由个人承担风险，损害赔偿最初只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采取的是损失移转方式。进入现代高风险社会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如何应对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其优点：一为使受害人的救济获得较佳的保障，二为加害人不致因大量损害赔偿而陷于困难或破产。此所涉及的，除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尚有社会大众，寻找有能力分散损害之人[1]。换言之，是将集中在加害人身上的损害赔偿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分散，是集体化、社会化的损失分担方式。可见，现代侵权法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并非是加害人行为在道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较佳之能力分散风险[3]。故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填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思考寻找那个在经济上最有能力将损害的费用加以分散的人。对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依侵权法损失填补机制，医疗机构应承担因医疗过失所致的损害，因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无过失医疗行为所致的损害则由患者自己承担。但医疗行业仍有许多不可预防甚至无法预见的风险，医方即使尽到注意义务也无法防止和避免其损害的发生，若由患者独自承受必使患者身心俱损。故依侵权法损害分散的思考方式，寻求医疗损害风险分散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损害的分散需要一定的连接点，处于连接点上的当事人就会成为法律上损害的承担者，而该承担者可继而实现其分散损害的可能性，通过一定途径将损害进一步分散出去[4]。与传统侵权法不同，现代侵权法所承担的损害赔偿功能不再是侵权法的专利，相反，保险法等在很大程度上侵蚀或增加了侵权法的功能[5]。事实上侵权行为法本身却无法直接实现损害的分散，真正能够将损失分散的制度是市场经济本身以及其他法律制度如责任保险制度等。因此，构建医疗损害赔偿分散救济体系，必须厘清侵权法与其他关联部门如社会保障法、保险法等的交叉、补充抑或并行关系，发挥各自的不同功能，并能在分散救济途径方面相互接轨。

(二)分担模式间的相互关系

1。医疗侵权责任与保险

现代风险社会给侵权法带来的冲击突出表现为传统侵权责任的自然人、过错和不法三个基本要素，过渡为现代侵权责任中的企业、合法的危险活动和可保险性三个基本要素[5]。虽然保险法与侵权法各自独立，法官在认定加害人侵权责任时并不考虑保险因素，是否具有保险并不能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即所谓侵权责任与保险区分原则。但保险从产生之初就与侵权责任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兴起，对侵权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险与侵权法的发展具有相互推动、促进的作用。侵权责任的扩张和加重，催生和促进了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发展；而保险的发展和运用，使被保险人因风险损失得以通过成本外化的方式转移给保险人承担，敢于面对更多的危险活动，促使侵权责任采用较严格的归责原则。正如Fleming教授所言，“责任保险对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关系属一个隐藏的说服者。”[6]另一方面，保险也对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产生影响。被保险人损害风险让渡给保险人承担，使被保险人对损害后果不再有“后顾之忧”，但也导致其缺乏积极防范损害后果发生的激励，减弱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当然，作为专业的风险控制与防范机构，保险公司会通过风险区分，重新形成激励机制并促使被保险人提高注意程度，转而又提高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7]。

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自然也不以是否保险为要素。医疗损害的高额赔偿使医疗侵权人负担加重，通过保险特别是医疗责任保险将损害分化给保险人，保险人再通过其他被保险人缴纳保费将损害分散给社会大众，充分发挥了保险于侵权责任法填补功能之外的损害分散功能。作为受害人的患者通过自身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样可以将医疗损害分化甚至消弭于保险的损害分散功能中，而且相较侵权责任的认定而言较为简便，因而保险使患者更容易获得损害救济，侵权责任的救济途径自然减少。

2。医疗侵权责任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来源于社会福利国家思想，以社会连带主义法哲学为基础，采取集体风险分担和无过错的法定损害赔偿的方式，从法律经济分析来看，其事故管理成本远远低于当事人之间损害求偿所发生的成本，而赔偿能力却远远大于侵权法所提供的救济范围[7]。当今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特点是以国家福利为主，国家、企业、个人共建的多支柱社会保障体制，其贯彻公民权利保障、国家责任、社会伙伴参与责任以及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基本原则[8]。原则上，当人们遭受人身损害时应优先适用社会保障救济途径，只有在法定的社会保障救济不能填补受害人损失时，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时，受害人才能通过侵权法损害赔偿功能进行救济。可见，社会保障为人们的社会生活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障。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遭受医疗损害时，应优先运用法定社会医疗保险如公费医疗报销、职工或居民医疗保险等救济方式填补，不足部分才能依据侵权法有关规定，通过主张医疗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实现损失弥补。因此，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越完善越发达，侵权责任救济功能就越减弱。

3。医疗侵权责任在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中的作用

目前各国医疗损害赔偿救济大体分为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两类，社会医疗保障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医疗福利属于公法上的救济，而侵权损害赔偿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则属于私法上的救济。对医疗责任保险多数人认为属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范畴，笔者对此持有异议，理由是当医疗责任保险采用自愿投保时，可以作为商业保险来看待，但倘若国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法范畴采取强制保险时，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保险了，增加了公法干预的色彩。此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兼具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功能。总之，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化需要公法和私法救济“双管齐下”，相互协力，单靠侵权法无法解决医疗损害与风险的损害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保险还是社会保障，即使其救济功能再强大，终究不能替代侵权责任法的本质功能。其一，侵权法的认定责任功能于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虽增强了损害赔偿能力，但当需要实施代位求偿制度时，却无法自己实现责任认定，还需依靠侵权法以最终实现责任的认定。医疗责任保险的救济方式中更以认定是否属于医院及医师责任为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分散责任之条件。其二，侵权责任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功能于保险法及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还无法填补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最终还需受害人依侵权责任法从受害人处获得救济，侵权责任的承担依然担任着损害填补与矫正正义的重要角色。因此，医疗侵权责任的承担不应是填补医疗损害的唯一制度或主要制度，而应与其他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共存，发挥各自不同的损害赔偿补偿功能。

三、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社会化分担的比较法考察

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损害分担救济体系，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普遍采用医疗责任保险方式进行分散；对于国民(患者)医疗费用及医疗风险损害，则通过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来解决；少数国家同时建立了利用政府力量的无过失补偿制度。

(一)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散的典型方式，许多国家已将医疗责任保险列入其法定的责任保险范围。

美国采用自保型医疗责任保险模式，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由医疗机构或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购买医疗风险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处理和赔偿的责任[9]。原因在于美国医师为自由职业者，具有独立负担保险费用并承担赔偿的能力。英国医师责任保险分两种：一是政府投保型的商业保险。英国医疗服务属于福利性质，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损害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医师互责任保险，主要由医师维权联合会，医师保护协会和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三个机构提供，提供包括责任保险、咨询、辩护及承担辩护费用和责任赔偿在内的全方医疗服务[10]。日本是行业组织投保型医师执业保险的典型代表。法律并不强制医师参加职业责任保险，主要由日本医师会为其会员医师提供职业责任保险，另外还有些商业机构销售职业责任保险给个体医师[11]。

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医院综合责任保险”，其承保范围既包括医方因医疗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且扩及到医疗机构的公共意外责任，如建筑物、电梯、仪器或其他设施，因设置、保管、管理有缺陷或使用不当而发生之意外事故以及供应之食物饮料缺陷，而发生之意外事故[12]。这种保险适合于我国大陆就职于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师。

(二)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用来分散患者所受医疗损害的风险。德国一直推行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是其主体部分，其医疗保险基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私人医疗保险作为补充，保障公职人员、私营业主和高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13]。瑞典医疗保险亦称健康保险，患者均有资格领取由地区社会保险局支付的“医疗费用补助”。其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分担的费用[14]。英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由国家税收的医疗基金和强制性社会保险费和个人挂号费及少量处方费、医疗费等构成，全体公民免费接受医疗服务[15]。美国实行医疗市场化，其医疗保险主要通过大部分私立医保险和小部分政府医疗计划来实现的，政府提供的公立医疗保险范围很小[16]。但今年3月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将95%的美国人纳入医保覆盖范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医保覆盖几乎所有公民[17]。

综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拥有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政府将医疗服务作为确保的消费项目提供给全体公民，医疗服务设施部分隶属于政府，部分隶属于私立机构或个人，医疗费用的支付大多数由第三者(政府)负担，政府通过税收或企业雇主和雇员出资的渠道解决经费问题。这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得到了肯定和推广，也是分散和减轻人们医疗损害风险的有效手段。此外，各国都针对贫困人群以医疗救助制度或其他保障形式来保障其健康权以及医疗风险的分散，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也提供一些医疗援助。

(三)无过失补偿制度

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无过失补偿制度有瑞典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新西兰的全民意外伤害补偿制度以及美国的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伤害补偿制度。

瑞典于1975年开始实施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与传统侵权责任并存，构成对医疗伤害赔偿与补偿的双轨制。该保险是对重大医疗伤害给予赔偿的意外险，当属无过失保险[14]。

新西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对人身伤害意外事件采取全面无过失补偿制度的国家，但与瑞典不同，该意外伤害补偿制度涵盖范围广泛并非只适用于医疗意外事故赔偿，且与侵权责任制度是相斥的，采取补偿单轨制，即受害人尽可能由补偿制度获得赔偿，而无法依照传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法院主张[18]。

美国1987年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部伤害无过失补偿法”确立了适用范围更为狭窄的医疗无过失补偿制度，其限于产科医院及医务人员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之伤害。补偿范围上还要求补偿的是实际医疗上必要且合理之医药费及康复保健费，但应扣除任何受害人得以自其他之医疗保险或救助系统得到之医疗及康复保健补助费[19]。

我国台湾地区“卫生署”于1988年6月30日制定“预防接种受害救济要点”，也属于一种无过失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使因预防接种而导致严重疾病、残障、死亡者能够迅速获得救济[1]。

综上，医疗损害赔偿的分担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并通过采取多种途径的混合填补和分散制度，其中也不乏体现出一些共性因素，如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其根源在于各国大都要面对日益增多的医疗伤害和医疗纠纷案件。因此，比较借鉴外国成熟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体系起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四、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应在发挥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同时，设计其他损害分散制度与之协力配合，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风险分散体系。

(一)建立强制医疗赔偿保险制度

实践证明，保险是最有效的风险转移制度。强制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理论上通过找到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契合点，发展和完善了侵权行为法理论。要使医疗赔偿保险发挥其应有的损害分散功能，必须完善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并实行强制保险。

1。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即将现行的医疗责任险完善后，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制购买。对因医方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内的损害，适用全面、限额赔偿原则，属非商业性保险；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以外及医患双方有特殊约定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损害，适用全面、全额赔偿原则，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属于商业性保险[9]。

对其保险资金来源，笔者认为应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采取政府投保和自保相结合的方式，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保险费，由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负担较小比例，既利于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散，也不会加重其经济负担。营利性医疗机构则采取医院和医务人员共同缴纳保费的方式，医院可以通过医疗服务产品将保险费分化给其他社会个人。强制责任保险作为公益性保险，国家有必要对其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如确定责任限额、保险范围、费率等，以真正发挥其弥补损害、化解风险的功能。还可借鉴英国医师互责任保险模式，由医疗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负责，其成员缴纳会员费或接受社会捐助，作为医疗责任赔偿基金，会员因医疗过失产生损害赔偿时，由该组织给予赔偿。这种模式可促使医院和医生加强自律，发挥行业监管的积极作用。

2。医疗意外保险。实践中法院常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方向患者补偿一部分因医疗意外造成的人身损害，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配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虽有法律依据但效果却不尽理想。故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购买医疗意外保险，有效分散医疗意外所致的损害风险。保险资金来源可采取政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病人、社会团体多渠道筹集，对医疗意外损害的赔偿应适用限额原则，不应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

(二)建立无过失补偿制度

反对无过失补偿制度者认为，“即使于无过失补偿制度下毋需顾虑医疗供给者有无过失，仍须判断医疗行为与病患所受损害间有无因果关系，而此一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过失责任下过失的判断相同困难，因此，实行无过失补偿制度亦不见得能真正减少诉讼或行政上花费。然若放宽无过失补偿制度之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无过失补偿制度可能沦为一般社会保险，致无过失补偿制度将为所有医疗所无法防止或治愈的伤害、死亡负赔偿责任，愈益加重社会大众的负担。”[2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悲观。无过失补偿制度旨在解决患者因医疗行为遭受损害迫切需要得到赔偿，但无法通过侵权救济、医疗保险等获得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偿基金等模式予以及时补偿。因为在现代风险社会，医疗损害已不再是医患双方当事人之间单纯的风险分配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倘若由个体成员单独面对无疑有失公平，而国家作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全义务的承担者，有义务在国民遭遇医疗风险时“挺身而出”。该补偿虽无需考虑医疗服务者的过失，但补偿范围应是医疗行为所致的、可避免的损害，而非医疗风险所致。故无过失补偿制度本质上应属于国家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三)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面对疾病所生之损害及费用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医疗保障形式，构建以全民医疗保障为基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公务员医疗补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互助医疗基金、商业医疗保险、老年医疗保障)为延伸、医疗救助制度为托底的“四位一体”医疗保障体系。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每个层次都应有特定的覆盖对象、筹集资金标准以及该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标和职能。

总之，医疗损害赔偿补偿的分担应是多阶层赔偿和补偿体系相互协力，共同作用的有机体系。在该体系建立初期，以侵权法填补损害功能为主要分担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分担体系也将随之改进，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会逐渐减弱，医疗保障制度的损害分散功能将日益增强，但始终是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公平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使受害人获得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补偿。

注释:

[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0， 8， 27。

[2]荏苒，黄志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框架与策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2-20。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165。

[4]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2)： 51。

[5] [德]布吕格迈耶尔。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2， 30。

[6]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9。

[7]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5)： 28， 27。

[8]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5。

[9]李建光。论强制性医疗损害赔偿保险制度的建立[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 12(4)： 275， 277。

[10]沈思言。医师专家责任保险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46。

[11]杨帆，刘茜，等。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 2008， (10)： 53。

[12] [台]高添富。医师责任与保险法制之研究[D]。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1999。 58。

[13]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分会。赴德国、匈牙利医疗保险考察报告(2005年)[EB/OL]。 http： //www。mib。 com。 cn/zyzx/zztj/200706 /t38316。 htm， 2007-06-17， 2008-01-06。

[14] [台]杨秀仪。瑞典“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之研究———对台湾医疗伤害责任制之启发[J]。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01， 30(6)： 165-194， 167。

[15]徐新燕。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A]。 [美]斯科特博里斯，申卫星。中国卫生法前沿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6。

[16]高芳英。美国医疗保险体系初探[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99。

[17]杨晓。美国医改方案险过关创45年来最大变革[N]。北京青年报， 2010-03-23(A15)

[18]曾言，李祖全。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2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