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实行意识形态报告工作责任制，长风实验小学校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长风实验小学校部每月向中心学校党总支专题报告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分别在每月30日前落实。遇到有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长风实验小学校支部随时向万柏林区党总支报告。

长风实验小学校支部班子成员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履职尽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述学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一、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制度

1、建立分析研判机构。

成立长风实验小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校长付晓波、支部书记魏晶晶担任,副组长由副校长吴红玉、教导主任白春慧、支部委员马小忙担任，成员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及教师代表担任。

2、分析研判时间。

常规性研判每半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6月中旬和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及时研判。支部全年专题研判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

3、分析研判内容。

重点分析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存在的重大舆情和重大问题、今后的应对策略等，研判结果以报告形式报长风实验小学校党办。

4、定期通报结果。

长风实验小学校支部每年在各校通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二、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阅评制度

1、阅评领导。

人员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党支部魏晶晶同志主要负责同志组成。日常工作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党办负责。

2、阅评内容。

重点阅评各校德育工作方面、教师队伍考核与管理方面、师德师风方面、学校办学行为方面学校网站和校园广播操等方面。

3、阅评时间。

每季度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下旬、6月下旬、9月下旬、12月下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组织阅评。

三、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系沟通制度

对学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错误思潮和言论，应通过学校管理信息形式，理直气壮地及时进行批驳，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

1、长风实验小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与各校“结对子”，明确联系方式，建立联系。

2、长风实验小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同各校的交流活动。

3、开展联系活动要发扬民主作风，及时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4、长风实验小学校领导班子日常联系沟通工作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党办负责，建立联系档案，作好记录。

5、联系沟通制度日常工作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党办负责。

四、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检查考核制度

1、长风实验小学校支部负责组织检查考核各校意识形态工作。

2、检查考核每年至少一次，纳入各校年度目标综合考评，与各校述职述廉相结合，统筹安排部署。

3、检查考核内容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4、检查考核结束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并向被检查考核对象反馈。

5、检查考核情况要在全校进行通报。

六、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制度

1、专项督查工作由长风实验小学校党办负责。

2、专项督查工作每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在12月份进行，也可根据需要开展督查工作。

篇2

2019年以来，自治县编办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责任，立足实际，以“三个强化”扎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一）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组织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认真传达2019年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赵德明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和兰义彤部长的讲话精神。通过学习，使全办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强化安排部署，确保工作实效。结合工作实际，从多个方面对全办意识形态工作出安排：一是抓好思想政治学习。以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会、干部职工会等方式，扎实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抓好思想政治学习，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二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找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抓好各项机构编制工作的落实，为全市大力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机构编制保障。充分发挥职责作用，扎实抓好全市机构改革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落实，认真做好新闻出版、电影管理职责的划转工作，为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三是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在继续深入开展办机关“学习、服务、效能”三星评比活动的基础上，创新办机关创先争优载体，增强全办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意识和担当精神。同时，注重平时的监督管理，对干部职工遵守办内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的及时教育纠正，把谈话提醒做到经常和日常。四是打造良好舆论氛围。围绕自治县、市政府中心任务，创新形式和内容，着力营造昂扬向上、开拓创新的舆论氛围，引导全办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宣传活动；加强机构编制门户网站、宣传公告栏、走廊墙报以及其他学习平台的建设管理，让主旋律更响、正能量更足；撰写新闻稿件、信息，多渠道宣传机构改革工作；严格按照中央、省、市的安排部署，认真执行有关宣传口径，坚决防止宣传上的偏差。

篇3

岗位

岗位职责

风险点及风险迹象

风险等级

防控措施

部门主任

（1）部门日常管理、工作指示上传下达、内外部沟通协调；（2）部门工作计划制定与落实；（3）期刊出版任务安排及复审。

1

工作指示传达落实、工作协调是否到位

中

认真领会工作指示、研读通知文件，确保传达的准确性；工作协调中做到统筹规划，换位思考，找到最合理的解决途径

2

期刊出版工作中对意识形态、出版质量等方面的把控是否到位

高

熟知国家及行业法律法规及各项最新标准，审读时认真细致，严把意识形态关、编校质量关等

编辑

期刊出版内容的策划、组稿、初审、校对等

1

内容策划是否科学合理

中

了解国家政策及行业动态，把握读者及市场需求，精心组织期刊内容的策划

2

对稿件意识形态及出版质量的把握是否准确

高

了解国家政策及行业各项最新标准，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工作中认真负责，杜绝意识形态隐患，消除编校差错

3

作者队伍的写稿能力是否保持高水准

中

篇4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篇5

1.作为党委书记，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到实处，认为有纪委干了就行了。

2.安排工作性子急，工作超前，从而出现乡村干部重复做工作的情况。

二、对xxx拟批评意见

1.工作和生活上过于严肃，对于同事亲和力不够。

2.对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关心不够，你把主要精力在政府工作上，却忘了自己作为乡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希望你重视。

三、对xxx拟批评意见

1、忧患意识不强。你不能正确对待党的建设，中庸主义，认为一切都还好，固步自封，不能积极的、创新性的开展党的工作，抓意识形态工作不够。，认为是意识形态是虚的，没有正确对待。

2.学习自觉性有待加强。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次数虽然多，但是安排的学习时间短，形式单一，党委会议记录不够规范。

四、对xxx拟批评意见

1.过于重视实际工作，理论学习认知重视不够。

2.认为自己在树堡乡工作时间长，自己是老党员，老干部，就先发表意见定框框，影响了其他同志充分表达真实意见。工作中听取意见不主动，不够虚心，对不同意见听之甚少。

五、对xxx拟批评意见

1.思想认识和思维模式跟不上发展需要。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州委的决策部署中，对党的理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研究得不够深，解放思想不够，工作开拓创新不足。

2.平时工作只顾自己亲自干，没有将工作分解给包村的其他干部，导致其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村干部存在依赖思想。

六、对拟批评意见

篇6

【关键词】她叙事；性别构建；性别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90-01

一、现实题材作品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消费资料

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特定时代的艺术作品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

电视剧《下海》与历史史实、时代环境紧密相连，用艺术再创造的手法展现社会优良传统，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在这一作用下，契合社会主旋律弘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成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消费资料。“意识形态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存在的，它需要依附一定的载体才能完成其目的，影视作品正是在这种类似于被鲍德里亚称为‘意识形态腹语术’的叙事策略下，以一种‘看似缺席实则在场的言说’，完成了实际的意识形态说”@。弘扬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精神，平衡追求理想信念与牢守做人底线的关系。

二、红色革命题材影视剧的性别构建

新世纪以来，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媒介文化重新建构性别意识、构建女性话语体系。

从上世纪的十七年电影、革命样板戏发展至新时期影视剧，女性隶属于男性附庸、一直处于“被看”的位置，被动地纳入父权社会的系统代码。《下海》中的女性试图摆脱环境、体制束缚寻找白我，女性性别构建的意识愈加清晰，从而带来性别意识形态的变迁。

身体：去“雄性”化形象。新世纪影视剧与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身体有着明显区别，革命样板戏、十七年电影时期中的女性身份是很难确认的，性别差异被削弱，女英雄的美学特征是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身体强壮，性格刚毅且服饰为军装。她们身上更多的是男性化的特征而少有女性特质（ femini-nity），通俗地说，就是所谓的女人味。“而恰恰女人味才是对女性白身生理、心理特征的尊重。”②《下海》中女性，接受广东的新思潮，形象发生巨大变化，从原来“乡土气息”的打扮变为洋溢着时尚的气息。

叙事：“真、善、美”的圆形人物。现代题材作为时代和美学高度凝练的文本，有着符合时代宣传的叙事方式和修辞系统。“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不同的是，扁平人物性格比较单一、突出、鲜明，作者夸大人物的某一方而特点，而其他部分则忽视。圆形人物则完全相反，他们拥有一个真实的人物环境和人物特征，而这所谓的真实基于其经历的复杂性、环境的多元性，情节的纠葛性，归根结底在于艺术文本赋予了女性多重身份角色，不同身份角色纳入不同叙事条线，从而形成一个交织复杂的艺术文本，与人物的看法、态度、世界观紧密相连，从一个特定人物中看到一个真实的特写。

现实题材艺术作品归根结底是探究人的处境，用布鲁姆的话说是“重新发现人”，是“展现某种也许永远在那里而我们没有他就看不见的东西”。《下海》中的女性经过情节的延续、环境的变化出现了罗伯特-麦基笔下的“人物弧光”，一个不一样的“我”

从体制人到商场人的转型；从学生到流行歌手的转型等，在被发现的同时，女性的多元性得以呈现。

思想：代入式白由精神。扁平人物式的女性虽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但是只与其发生一种矛盾关系，从而突出其稳固的政治革命特性，以此达到宣传效果，其思想是被禁锢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

再现社会景观、突出典型人物。《下海》中的女性在特定意识形态中展现了“真实的白我”，通过探究特定时期人物处境，宣扬了家国精神，家、国、天下紧密联系，女性既可以是改革的领头羊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楷模，女性角色搁置在多元符号之下（男人、家庭、社会、商场等），借着符号传承着家与国的思想价值，在下海思潮引领下，女人跳出传统家庭中的固有思想，崇尚精神自由，将社会现实与社会主旋律完美融合，上升到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上来，从而带来性别伦理价值变迁。

三、女性意识形态变迁下的性别伦理价值

性别伦理价值基于性别构建，现实题材作品中的女性性别构建来白于家和国两大环境，家国天下紧密联系，以此带来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成为此类题材作品的主流价值倾向。

一方而，社会变革下的女性是社会现实的承受着，从情节设置中，以一种强劲的力量将女性卷入革命大潮中，进而激发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精神，将思想意识上升到集体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中来，传递追求理想信念的精神和守住人生底线的意义。另一方而，性别角色身份将女性视为弱势的被拯救者，父权的话语体系安排女人需要被一个男性角色拯救，拯救者/被拯救者建立的家庭是社会的结构体系，也是特定社会时期精神传承的框架和纽带。剧作中女性拥有多重身份象征不同的社会符号，从而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革命伦理紧密联系，呈现出家国天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注释：

①孟丽花文化研究视域中的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39.

②宋光瑛中国女性主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篇7

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里讲的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定什么制度等重大政治方向的问题。从的讲话中我们能感受到，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改革开放能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其中蕴涵了答案。

但是，我们自身的发展没有止步，我们身处的世界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的风潮，西亚北非的动荡……透过种种新问题、新挑战，王君书记要求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消弱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努力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广播电视发展因信息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从广播到电视到新媒体的产生，应该说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传播新格局。它不但打破了报纸、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的三大阵地的垄断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舆论的新格局。过去，个体和非主流的意见是无法及时传播的，而在数字信息时代，主流媒体的信息垄断被打破。

面对新挑战，王君书记要求我们要主动作为，要把网络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他强调指出：“能否掌握网络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事关宣传思想工作全局，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各级都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力量投入，加快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网络宣传的行家里手，团结一批网络名人，组织一支网络宣传队伍，建设一支强大网络大军。”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努力提高驾驭新媒体的能力，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担负起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改善网络舆论生态的重任，勇于作为，善于作为。二要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运用和管理，大力推进网络内容建设，推动优秀文化精品上网传播，鼓励网民创造格调健康的作品，提供好的网络文化服务，让更多的主流舆论和正面信息上网，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三要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动摇，坚持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王君书记强调指出：“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领会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论述。”这其中包括党性和人民性的重要论述。

篇8

关键词：话语权；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8105

收稿日期：20101116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程少武 (1969-)，男，安徽枞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和翻译。

On the impor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for translators

CHENG Shao-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arguable fact that translators are lacking in discourse power,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ir lack of initiative in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their method being constrained by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ir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original writer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pow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and explores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翻译是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译者与作者和读者之间、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等诸多话语权矛盾。近年来，翻译理论界也兴起使用话语权理论探讨译学问题。金敬红、张文娟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王东风、孙伟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的影响；杨柳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论述了原作者话语权的隐形、译者话语权增强的的必然性；陈秀，贾顺厚等论述译者话语权存在的客观性；李洁平、李修群、朱聪等人则运用话语权理论分别分析了《雨中的猫》、《红楼梦》、《浮生六记》等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的隐身》作者韦努蒂论述了话语权缺失导致的西方文化泛滥的不良后果；《译者登场》则开启了重视译者因素的研究潮流，使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外学者强调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作用，然而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译者话语权的重要程度、缺失的原因以及建立译者话语权的途径。

一、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

话语权在翻译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福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如果话语完全中立，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接受它，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1］。话语权力体现了一种不平等或不平衡关系，由于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对话语的控制程度也不尽相同。翻译活动中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确保译者的地位

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长期以来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困窘。译著创作权得不到认可，被某种无形的强势力量束缚着，译者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缺乏对翻译理论的发言权和作品解释能力。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保障译者的主动性。通过译者的话语权，确立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翻译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原创活动。不同的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译性。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的语言之间在移译时自然会存在某些不可译性。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所说:“任何翻译者毫无疑问是试图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须要触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遭沉船,或者是过于严格地遵循原著,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口味和语言；或者过于严格遵循本国人民的特点，结果损害了原著”［2］。翻译作品不同于机器翻译，总是在众多的原作者表达意图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表达方式。这也就是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翻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原因。

(二) 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译者话语权的确立也是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的创造性可以赋予原作一个崭新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延长作品的生命。事实上，翻译史上，出现许多译著超过原作的现象。奈瓦尔用法语翻译的《浮士德》，歌德读后的印象是其文字比原作的文字还要清晰。弗赖利格拉斯用德语翻译的《草叶集》，连惠特曼也不否认可能胜过他的英文原诗。培根从拉丁文译成英文的《随笔集》，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流行面都超过拉丁文原作。这些成就离不开译者话语权的表达。

(三)确保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历史上，翻译孕育了许多新文明，也毁灭了许多古老的文明。例如希腊文化孕育了罗马文化，罗马人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由于不同文化相遇时或是征服，或是教化，或是毁灭，或掠夺，或是交流，所以，翻译活动中只有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才能抵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略。译者的话语权反映着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确保本土文化不仅可以吸收外来的新鲜血液，同时保持本土的主要特色。

二、译者话语权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

在国内学术界，译者缺乏话语权，至少可以说，话语权处于弱势。译者对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似乎没有自信，不敢承认自己所做的贡献。评论界也容忍不了译者加、删、改。译作的著作权得不到认可。即使是马丁•路得也不得不抱怨，爱看不看！自己想好了怎么译就怎么译，绝不屈服。

译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和译论研究两个方面。在翻译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者地位不高。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法拥有主动权，直译法盛行一时，强调译者的隐身；二是翻译实践的贡献不被承认；三是翻译实践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文化移植的方向举棋不定。在译论方面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的译论缺失话语权；相对于译学评论界，翻译工作者缺失话语权。

造成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在于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理论研究的强势以及西方译论的强势。

（一） 原文化的强势

翻译本是双向的交流，既有外译中也有中译外，然而我国翻译界却存在着“一边倒”现象。国内翻译界注重的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中文作品的对外翻译没有前者活跃。50年代对苏俄革命理论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对美国经济文化书籍的的大量译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西学东渐”一直甚于“东学西渐”。如今，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翻译虽然日益得到重视，大量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就其数量和影响力来讲，远远不及外译中作品对我们的冲击那么大。

受到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娱乐需求的影响，译者在作品选择方面缺少发言权，多是出版商或者赞助人指定的文字翻译任务，赞助人会利用话语权强势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从译语文本理论角度来说，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3］。翻译服务于本土兴趣时，就会从意识形态上处理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且，译者的主体行为还要受到翻译时间的限制。

翻译“一边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译任务决定的，实质上反映了译者话语权的缺失。译者话语权的获得取决于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与国际机构的参与程度、导向力、吸引力等紧密相连。当今的科技发展格局和经济现状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的科技发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渗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给译者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势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强势文化。而原语文化的强势势必造成译者在选材上话语权的缺失。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得译者话语权的行使空间相对狭小。

殖民时期翻译的不平衡系统理论解释了原语强势现象，它包括四个假定［4］。第一，弱势文化总是大量翻译强势文化的作品，远远超出后者对前者作品的翻译；第二，即便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的作品，也总是使之显得艰涩，神秘，难以理解，需要学者进行诊释。第三，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作品之时，总是挑选符合他们偏见的作品。第四，处于弱势文化的作家，为了拥有大量读者，倾向于为强势文化写作，这使他们的作品有刻意迎合强势文化的成份。

(二) 原作者的强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

译者的隐身反映了原作者的强势。译者地位隐身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那样，“译者的隐身是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是民主政治需要，是进行民众教化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同时又通过归化策略掩盖了其暴力行为，让人们觉得他们所读的不是译著，而是外文，是外国作者的思想的灵活再现。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译者要顺从，又要抵抗。可是抵抗最终被取代”［5］。

译界盛行原语中心论。这种理论认为译者应该隐匿在原作后面，译文要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即“译者要决定性地从属于作者、译文必须从属于原文、翻译应该从属于创作。译者作为原语的仆人，被禁锢在原语的意义、语法、结构、文体和原语文化之中，译者的创造性必须在原语的控制之下”［6］。在这样的意识下，“译者为了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尽量抹去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采用归化策略，用目的语的语言特征和价值观念同化外来文本，从而出现了译者的隐身”［7］。译者的弱势地位体现为没有话语权。与原作者相比，原作品的作者往往早已功成名就。翻译作品的创造性得不到承认，译者不享有翻译作品的版权，翻译作品不能作为成果参与职称评选，翻译稿酬低于创作仍是普遍现象。翻译工作和翻译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地位、待遇、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译作无法同原作相比。

译者的隐身的结果，就是使译者地位边缘化，作品得不到认可，没有版权，没有著作权，译者必须服从外国作者或出版社的安排。

(三)翻译理论研究的强势

国内翻译界，研究翻译理论的地位高于翻译实践。由于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要求严格，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去，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翻译心得和对具体细节的处理方法等。这使得深层次、有系统的研究难以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脱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译者的话语权。

国内译论研究的弱势也是译者话语权的缺失的原因之一。由于当代西方文化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扩张或渗透,在这种全球话语霸权的语境之下，译者要想得到文化认同，有时不得不借用西方译论的学术话语。20世纪后期，国内翻译界大量大量引进西方国家关于翻译的思考方式和理论表述，使用西方翻译理论术语来评析翻译作品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原创性话语建构基本上是欠缺的。虽然学者呼吁要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但是多数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国际流行的学术话语阐释自己的翻译思想。这表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人员一方面急于要跟上国际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表达自己的话语，渴望在翻译界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希望提出自己的译介学思想。我国译论的研究方向，在复制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复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徘徊，在继承中国古代译论和借鉴西方译论之间努力实现古代译论的现代转型，努力实现中国译论走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转变之路。我国译论的失落从侧面体现了我国译者面临的窘境，处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的强势语境之下，多数翻译工作者选择了默认或无力的抗争，在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上没有权威的表述话语。

(四)意识形态的强势

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逐渐强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翻译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受到权力、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制约，翻译可以进行重写、操控、颠覆与抵抗等。译者的重写或操纵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权力。例如，于洁指出，“20世纪中国的文化翻译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满足政治的需求，另一种是满足文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些不能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抑制。翻译顺应上层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它将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翻译中的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合乎正道的并且是合法的” ［8］。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中心论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强调精神的幸福，认为意义好比精神。意义是永恒、固定不变的。反映在翻译中，就是结构等值比感受等值更真实有用。二元论的结果就是翻译的工具论，译者是作者及原文的工具，译者处处为原作者着想，传达他的意图，研究其生活及时代，研究如何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9］。

三、译者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译者缺失话语权势必造成译者受外力的制约和操控，不仅束缚翻译实践创作，而且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创新。译者话语权的重建势在必行。从理论上说，译者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译者的权威性；二是翻译作品内容的可信性。

支运波认为，遏制当代文论成功建构、导致古代文论转换失败的因素是，学术机制、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要解决这个现状，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差异，立足中国当下场域，提炼属于时代智慧的理论形态，方可生成当代文学理论的体系”［10］。同理推知，译者的话语权重建应从译学理论、评价体系、学术导向和主体意识等方面开始。。

(一)译学理论的非理性转向

现行翻译理论体系注重非实体研究，体现理性规则，忽视译者个性的非理性规则。传统的翻译理论，从奥古斯丁（包括纽马克）的原文至上、作者中心，到路德（包括奈达）的读者反应、读者中心，从歌德（包括德里达）的浪漫主义救赎，再到无中心也好，无论是作者中心，还是读者中心，或者浪漫主义救赎，都是强调理性至上，忽视译者的非理性创新。

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注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翻译被视为可机械操作的过程。然而翻译活动不仅是注重理性的过程，更是注重非理性的过程，同样的原作，经过不同的译者翻译，有着不同的韵味。基于语义或语法结构的机器翻译发展的窘境证明了理性规则的失效。基于一定的语言规则，经过语义或语法结构的分析和转换，生成目标语的句子，表面上理性而合理，结果是句子的无意义、译作的不可读。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承认译者的非理性，打开了机器翻译的发展通路。

译论的非理性转向来源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人本哲学强调非理性以及人类个性的解放，强调主体性和个体性。突出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自由，强调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认为本能、直觉、意志、情绪等非理性的直接生存状态才是人的真正本质。注重个体的生存状态，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内心体验和自由意志［11］。人本哲学引入译学界，出现了“翻译身体学”等推陈非理性规则的理论。

鲁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力求联合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强行分割的敌对双方，如感觉和思维、直觉和系统化等，将它们合为一体，重新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理顺了长期被颠倒的译者和作者、读者的关系。把研究的焦点和出发点重新落实到“人”身上，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受的影响和制约，宣扬作者、译者、读者双层面的平等对话机制，力图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12］。

由于人文主义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译界对译者地位的讨论最终使译者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译者地位、身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译者的一仆(译者自己)二主(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身份和心理得以转变。原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日益显现。不仅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语言文化译者”的转向，出现了大量研究译者的学术著作，对译者的任务、目的与素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地位得到了伸扬：译者既是奴仆更是主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加自由。

（二） 正确的学术导向

抗辩西方译论的话语霸权，离不开正确的学术导向和学者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从容面对“西学东渐”对学术界的冲击，对西方的译学理论进行消化吸收。何刚强教授对中国译学的大本营问题提出了反思，他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研究若真的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若真的要掌握一定的所谓‘话语权’，还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成果。而这个研究成果的产生必然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国学的土壤之中。没有对中国几千年文论传统的认识、把握、批判与继承，要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译学大概只能是一种空想”［13］。

另一方面我国译者的话语资源必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并结合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现实发展状况，认识当下翻译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力推行“国学热”，推崇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的传播，从中国古典译论出发，挖掘整理古代经典译论。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坚持本土文化身份，解构知识霸权和话语垄断。曹顺庆认为，西方文论“中国化”是解决话语权缺失的文化困境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应该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传统言说方式相结合，并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14］。

(三)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

译者话语权的建立离不开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以经济为导向，势必造成译学的工具性，经济效益孕育学术的浮躁，翻译沦为糊口的工具；评价体系以政治为导向，势必造成译者的奴仆地位，译作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操控性；评价体系以文化为导向，势必造成异化理论盛行，怪异的表达、非土非洋句式的结构、晦涩难懂的译文，势必损害汉语的完整性。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应鼓励潜心钻研的人，应营造译学的学术气氛，创建民族特色的学术术语，确立民族的话语权，避免跟风盲从，避免西方话语理论对我们翻译实践的误导。提高译学的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保障译者的合理地位和理想的待遇，鼓励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国内话语枯燥与话语沉默的现象。

(四)恰当的翻译策略，加强译者主体意识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不能一味的归化或异化，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而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要自觉摆脱意识形态等社会力量的左右。

适当的归化可以抵制原语文化的话语权力，体现译语文化的话语权，为翻译活动带来活力。文艺复兴运动是以翻译古典希腊作品为主的一场翻译活动，当时的译者无论从地位、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取一种自然流畅的目的语文体，插入解释性资料；删去原文中的主观材料；协调译文和原文中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话语权。

适当的异化，既有助于保留原文的异国请调，又可以发挥译者的话语权，增强翻译活动的生命力，改变译作的二流地位，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原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译者可以写前言，表明自己的翻译策略，提醒读者文本中存在明显的文体特色。让读者感觉到译者的存在,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彰显译者的角色。

不同的译学大家有着体现自我的不同途径。歌德指出，译者要摆脱自己的工具地位，就要勇于维护自我权利，成为有事业心的译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翻译，而翻译的效果则可以不断演进，直至完美。鲁宾逊提出了外向翻译法理论。他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及读者的对话行为，翻译过程有内向和外向两种方向，以体现译者压抑或表达自我的态度。内向伦理（introversion）表现了工具论倾向，它要求译者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而外向伦理(extroversion)则要求译者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它不是为了表达而表达，为了差异而保持差异。译者有权以游戏的态度进行翻译，改变原文的内容，使翻译呈现出多样性［15］。

四、结语

译者为王，既要与作者抗争，又要征服读者，同时还要彰显译者的个性。适当的话语权有益于建立其合理的地位，摆脱社会所带来的不合理的无形束缚，促进译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译者话语权的确立还需要社会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习胜.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审思［J］.研究,2007(4):45.

［2］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语言［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03.

［3］葛校琴.译者主体的枷锁――从原语文本到译语文化［J］.外语研究，2002(1):63-64.

［4］ 朱聪.《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J］.商业文化，2007：128-129.

［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6, 2, 60.

［6］ 李洁平,吴远庆.“译者的隐身”到“译者的彰显”――从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翻译看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4）:64.

［7］ 于洁.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2):62.

［8］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6-48,20-21.

［9］ 支运波.话语制造与理论生成: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反思［J］.理论界，2009(6):131.

［10］ 丁冬红.人之解读: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16.

篇9

要实现工作过程导向的设计性电工实验，必须培养学生具有完整的意识形态，使他们了解从实验任务的选取、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的具体操作到完成，以及实验所带来的成果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整体过程也正是学生在今后工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素质。在进行电工实验时，教师应设定好实验题目并将学生分组，等每组学生领取到实验任务书后，帮助学生明确任务内容及目的，然后由学生拟定实验任务工作单、分工及时间安排、任务实施、小组自查及互评、可能出现的故障及新问题、故障排除及问题的处理、成果汇总。[4]同时应监督学生的工作进展情况，并充分创设条件，使实验教学过程更贴近生产和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解决碰到的问题。整个工作过程不仅体现知识的汲取及能力的应用、工作流程的掌握，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自主思考，提高学生总体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以及与日后工作的匹配能力。将每个实验设计为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将评价的重心落在完整、创新与应用上，并采用现场操作的考核形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设计性电工实验进行考核评价：实验方案设计、仪器操作能力、实验过程中的问题处理、实验完整性、实验数据处理、基本知识问答。

二、教学方法研究途径

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核心，改变原有实验教学模式，从设计性实验着手，并将“工作过程”概念贯穿于实验始终，培养学生设计性、创新性、应用性思维能力以及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团队协作精神。在教学方法上可参考下列研究路线，再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1.结合课程内容、综合各个章节，选择多个既符合学生的实际理论、技术水平和实验室条件,又能够带动学生发散思维，自主创新的实验题目，并制定贯穿于整个实验过程的要求细则。2.针对实验的不同模块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并针对每一实验模块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3.带领学生进行创新性实验的具体实施。包括协助学生拟定实验任务工作单，查阅资料，制定实验方案，实验过程实施，实验数据总结等。使学生独立完成整个实验过程，理解工作过程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4.对学生实验进行评价，总结学生实验所带来的成果及不足之处，鼓励学生自己提出进一步改进方案。并在开放性实验的条件下，根据改进方案，重新进行设计性实验。

三、基于工作过程的设计性实验教学方法应注意解决的问题

篇10

【关键词】帝国意识;殖民话语;意识形态;建构

自18世纪现代英国小说开端以来，英国小说始终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强烈的帝国意识形态。从我们熟悉的现代英国小说之父笛福到19世纪的小说巨匠狄更斯再到20世纪初的约瑟夫・康拉德，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帝国意识，并且有着非常鲜明的殖民话语特征。他们认为西方的义务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资源和自然所赋予的权利来使人类文明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只有具有这种帝国意识才会造福人类，所以这就形成了英国这个文化帝国的一条特殊的殖民话语建构连链。

一、殖民旅程中的帝国意识表现

作为现代英国小说之父以及奠基性人物，笛福给之后的英国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典范，而他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更是流浪小说与殖民小说的经典文本。《鲁滨孙漂流记》使欧洲早期的在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殖民狂想与帝国意识得以以一种虚拟的形式而存在。

殖民是在西方兴起的，而在整个殖民历史中，笛福小说中的人物鲁滨孙具有很强的帝国意识。正是这种帝国文化意识造就了以鲁滨孙为代表的第一代典型的殖民流浪者形象。瓦特曾说：“这些所谓的探险家们通过贸易手段得到扩张，并带回了诸如黄金、奴隶和热带植物等，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在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其所依赖的殖民地和国际市场依然持续着这个过程，并且继续发展下去。”[1]

鲁滨孙通过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来建立他梦想中的帝国，但其建立帝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谁而服务，而是获取利益。于是，当鲁滨孙跨上了一座荒岛之后，就对这个岛进行了他思想中的重新建构。在这个荒岛上，鲁滨孙的感觉是很兴奋的，因为从此以后他就是这个岛的主人，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因此他不容许有任何人染指他的“财产”。当这个岛上的土著相互之间搏杀，甚至在地上留下印记时，这些都使鲁滨孙感到非常的震怒。他的暴怒的原因并非是这些土著人自相残杀，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荒岛是他自己的“财产”，而竟然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来撒野，这是鲁滨孙所不能容忍的。这种帝国意识形态正是通过鲁滨孙的这一反应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扩张意愿。

作者通过星期五这个人物，将鲁滨孙思想意识中的帝国主义殖民色彩在小说中得以真实地再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鲁滨孙开始对这个荒岛王国进行了快速的殖民扩张化，对这个岛上的资源无穷尽地掠夺及开发。后来，他救出了仆人星期五得父亲以及另一个白人后，就在这个岛上初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这种帝国主义思想正是一种殖民统治：“我现在很是高兴，因为我的岛上终于有了居民，他们都是我这个王国的臣民，为我所用，听我的命令。这个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是我自己的财产，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点。作为一个君主，所有的人都臣服于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只要我愿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为我牺牲生命。”[2]

笛福通过《鲁滨孙漂流记》创造出了一个人人向往的充满冒险特点的乐园。不仅如此，他还虚构了一位帝国英雄式的人物―鲁滨孙。虽然在荒岛上孤独地生活了将近30年，但是这个人物通过笛福的有意识的包装，成为了具有父权精神的、帝国意识的一位文化上的超人。而这种对于自己阶级力量夸张的叙述，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民族之上的强权意识。

二、文学殖民幻影中的帝国意识培植

作为19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巨匠，狄更斯的作品是西方文化殖民帝国的重要的档案。他的小说表现出了作为大英帝国一员的一种极富殖民主义色彩的帝国情结意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狄更斯都描述了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这突出展示了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所持有的自负与全新的帝国主义意识。

西方社会想要在意识形态上统领世界就必须要实现一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观，通过对野蛮人中的思想意识层面的教化以及适时地清理那些与他们同宗的异类分子达到意识形态的文化殖民化。狄更斯认为：“作为小说家，作为虚构故事的创造者，他们可以按照创作的需求任意使用周边的疆土，而这种使用只是为了传达一种简单的目的。”[3]

那么根据狄更斯的想法，澳大利亚正好可以为英国这个西方帝国提供非常巨大的财富，并且还能为其宗主国的公民创造出一个“远大前程”。他的小说《远大前程》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充满帝国殖民意识的作品。主人公匹普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在他小时候，家人相继去世，只剩下一个姐姐和他相依为命，当姐姐结婚后，他仍然和姐姐一起生活。在他7岁时，匹普帮助了一个名叫马格维奇的人逃亡。不久，马格维奇跑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发了一笔横财，成为了极其富有的人。他不光在银行里有大量的存款，而且还有好几处价值不菲的房产。此时，马格维奇想到了他的救命恩人匹普，他要一门心思地培养这个帮助过他的小家伙，要匹普将来继承他的一切，这引起了匹普内心中的灵魂的骚动，使他开始充满幻想：

“从我的出身来看，应该过一种诚实而且平凡的生活，因该努力的工作、学习，将来和比蒂结婚。然而，正在兴致勃勃地幻想时，愚蠢的观念四起……”[4]

后来，出于帝国意识的殖民需要，狄更斯在小说中安排了马格维奇的回归以及他向匹普展示其在澳大利亚获得成功的一系列的过程。通过这一描写，狄更斯表现出了其作为大英帝国子民思想意识中的强烈的帝国殖民色彩。

三、殖民观念中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所处的时代，欧洲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在白人看来，有色人种就是低等人种，只配为白人服务。而在康拉德的思想意识中，也残存着对有色人种憎恶的观念：“在北非，我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黑鬼，他对我做出的行为非常的粗鲁，简直就是令人发指。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做梦都时常出现那个可恶的黑鬼，真的，可恶至极。”[5]

在强大的帝国意识的影响下，康拉德的这种儿时的经历和记忆不断地得到强化，这使得他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可怕的梦魇。在小说《吉姆老爷》中，康拉德把这种文化记忆不断地展示出来，形成了一种殖民观念。在《吉姆老爷》中，船长把来自东方边缘地带的朝圣者们称之为“牲口”，其他的白人把这些东方人称之为“粉红色的癞蛤蟆”。白人对于东方阿拉伯人的称呼也是极其地恶毒，他们把这些阿拉伯人叫做“杂种”。而对于黑人，他们是极尽地嘲讽外加恶毒地攻击，他们不过是“大惊小怪的蠢驴”[6] 一位关注过吉姆命运的上层人士曾说：“你还想为他们而牺牲（指有色人种），那就像是你把你的尊严、灵魂和肉体都出卖给了一个牲口。”[6]

华利士是康拉德在《吉姆老爷》中塑造的少数几个他所青睐的有色人种，因为华利士知道怎样像一个白人那样去战斗，而且它还具有一种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尽管如此，在最后他还是没有抵挡住海盗的袭击，没有解决战斗。尽管华利士令人可敬可佩，但他仍然逃脱不了作为有色人种而遭遇的冷遇。

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由于被思想中的帝国意识的强烈影响，康拉德在作品叙述是表现出了一种帝国主义意识的目空一切的风格。在康拉德的观念中，没有西方文明的支持，整个世界就将处于一种荒凉的境地，没有西方文明的领导，世界就像荒岛一样失去了方向，这种殖民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其作品主题的创作。

虽然当今世界已经完全的去殖民化了，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尤其是西方作品中还会不是地表现出些许帝国主义的殖民色彩。只有通过各民族间的不断的交流，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这样才能真正地去殖民化，淡化和消除帝国意识。

作者简介：李国超（1979.10-），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英语系讲师，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90.

[2]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罗志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238.

[3]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32.

[4]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