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9 22:54: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研究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粮食直补粮食安全农民增收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近年来我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支农政策之一，尽管粮食直补政策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行做法，也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实践中加以优化完善。为此，本文就粮食直补政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当前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粮食直补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粮食直补主要有按农业计税面积、计税常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等不同的补贴机制，但为了节省对种粮农户进行甄别的高额成本，实践中以按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发放补贴居多(张照断、陈金强，2007)。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遇到了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的预期效果层面，后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
(1)直补政策难以刺激种粮面积持续增加和粮食持续增产。在政策出台初期，直补政策的信号效应较为明显。但由于普惠制补贴方式缺乏边际激励效应，直补政策无法持续促使农民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从近期的调查来看，农民种粮总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民弃荒现象严重，粮食直补资金在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喜同，2009)。甚至部分农民群众把补贴款简单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关心款，与粮食种植没多少关系(陈正华，2009)。
(2)直补政策无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26,800万农户，种粮面积细碎化，而美国只有200万农户，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补贴只占农民种粮收入的很小比例，对确保农民种粮收入的稳定作用不明显(，2008)。因此，尽管粮食直补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收入主要来源于市场，因而难以完全解决市场稳定和农民收入稳定的问题(赵晓峰，2008)。
(3)直补政策资金难以弥补种粮成本的持续上升。从发展趋势看，在石油、煤炭、土地、水资源、劳动力等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将不是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近一个阶段农业发展的常态，但直补资金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不足以有效应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
(4)直补政策引发土地纠纷和制约土地流转。直补带来利益关系调整，以往强迫农民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不到位的，农民要求纠正或提高补偿标准；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弃城返乡，他们有的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将原转包给种粮大户的耕地转交自己的亲属耕种，担心自己失去土地，从而引发新一轮土地承包纠纷(张明梅，2004)。同时，也使种粮大户的规模变小，影响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
(5)直补对象难以准确核实。以实际种植面积作为补贴依据，补贴面积难于核实。农户分散经营，农民种植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粮食种植品种、面积都会有很大变动，很难准确掌握各农户的实际种粮面积(付勇等，2009)。并容易引发虚报亩数等现象，甚至许多已经租赁、征用、非法转手的非农土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领取直补资金，形成资金流失和腐败(于代松，2004)
(6)直补范围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尽管以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为补贴依据简化了补贴程序，但却是变“粮补”为“地补”，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粮田撂荒、双季改单季等都能照样领取粮食补贴，违背直补初衷(陈正华，2009；刘俊，2009)；存在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直补资金往往由原土地承包人获得，流转后实际种粮人没有享受到政府的相关粮食补贴；以计税面积或常产为补贴标准忽视了“黑地”问题，农民长期耕种的“黑地”不能领到补贴款，尽管2005年财政部出台政策将“黑地”纳入粮食直补范围，但至今仍有一部分“黑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娜，2008)。
(7)直补政策落实成本高。由于我国农民众多且分散，农民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价格等统计资料不健全，对农民的补贴难以测算和监测，粮食直补行政操作成本较高(，2008)。一方面，相较于户均很低的直补资金，进行丈量土地、核实补贴的操作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利益分配、权力集中而产生的寻租、腐败的成本，各种补贴的跑冒滴漏现象相当严重(卢锋，2008)。
(8)直补资金在主销区和主产区不匹配。粮食直补是为了激励农民种粮，尤其是主产区的农民做种粮。但由于主销区政府财力充足，给予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往往要比主产区高出数倍，而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规模仍然很小。这既违背了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原则，也增大了国家粮食安全成本，损害了主产区农民的利益(王海全、龚晓，2006；王健、陆文聪，2007)。
二、优化粮食直补政策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建议，具体包括八个方面。其中前五条涉及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机制的完善，后三条则主张改进政府支农方式。
(1)粮食直补依据商品粮数量进行。补贴依据改为以农民交售的商品粮数量进行，可以激励种粮农民多产粮，避免中间环节从中弄虚作假来冒领国家的补贴，也可以使粮食直补资金补贴给那些在真正种粮的农民，而不是那些虽承包了责任田的农民，但实际不种田已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蒋和平、辛岭。2009；袁隆平，2009)。但这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农民的口粮没有得到补贴(刘俊，2009)。
(2)粮食直补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具体方式包括：改革并不断完善粮食风险基金配套政策，在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来源制度设计上应该给予主产区更多的倾斜扶持政策。国家增加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并逐步提高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国家匹配的比重(王海全、龚晓，2006)：建立产销区之间的粮食直补资金转移机制，销区直补资金向产区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及产区与销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可尝试把我国的粮食直补资金从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中分离出来，建立单独的粮食直补基金或粮食安全基金，吸纳销区向中央财政缴纳的直补资金，然后由中央财政转移到产区财政，最终直补到产区农民手中(朱金鹤、傅展，2006)。
(3)粮食直补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对粮价上涨、农业补贴反应敏感，可以采取类似累进税制的补贴方式，制定相应的累进补贴标准(马彦丽、杨云，2005；杨建利，邢娇阳，2009)；直补政策对种粮大户的需求给与合理的考虑，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给与适当的补贴，如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大户按实际面积给与一定的补贴，对农民使用先进的生产耕种方式给与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将现行粮食政策由“普惠制”转变为面向粮食种植大户的“专惠制”，即以粮食种植大户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签约的粮食销售量为依据，核定粮食补贴标准，并同时对种粮农户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张建杰，2008)。
(4)粮食直补以土地经营契约作为补贴依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提出，分离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将经营契约作为获得补贴的唯一凭据。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粮补”变“地补”，使种粮者能真正得到补贴(王瑜，2009)。
(5)构建粮食直补资金科学化、制度化的动态变动机制。建立直补总额同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互动增长的长效机制，补贴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而不应根据粮食丰欠或粮价的高低频繁变动(王玉红，2006)；建立直补水平同农资价格协调联动机制，把成本上升作为一个常规变量纳入补贴政策的目标之中，使补贴数量增长与成本变化联动起来，在国内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基本上能够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以确保种粮始终保持稳定的收益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
(6)以集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代粮食直补。直补和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同的政策支农形式，改变政策支农形式，将支农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集中资金办大事。针对目前土地抛荒和土地流转规模开始萎缩这两个现象，将增量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用于促进细碎农地整理和中低产粮田改造，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农地流转和种粮农民的专业合作，推动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蒋和平、吴桢培，2009)。
篇2
求学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公共投资主导的德国智库，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学术型智库成主力
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其组织形式又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门指导原则之内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国际关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二是非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研究所。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群更强调自身超党派、超政治立场的性质。三是附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这类智库在组织方面虽隶属各大学，但其主要运行经费则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私人基金会。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欧盟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资助。
代言型智库在德国不如在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英美国家盛行，其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较常见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业协会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德国贸易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纳税人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团体，都设有政策研究组织。近年来，德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对代言型智库的兴趣和资金投入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在德国，各主要政党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张的政治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基金会有6个。这些基金会虽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党派，但并没有组织隶属关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库那样对背后的利益集团具有那么强大的依附力。
公共资金保障智库公益性
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一般对各州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按照1∶1的比例均摊。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联邦和州的公共预算。根据阿登纳基金会公布的2010年度预算，公共财政资金占全部资金总量的96.8%，仅有0.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亿多欧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会。这些资金主要以三种形式划拨给各基金会：行政资金，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的正常运转，约占年资金总额的30%;项目资金，如国际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留学生资助等项目资金，约占年预算总额的近70%;特别资金，主要用于分担各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这种以公共财政资金对智库进行直接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免受利益集团的过多干预，更容易从全局角度开展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研究。
适应社会政治变迁的新趋势
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德国智库本身的构造、角色以及对公众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趋势一：以项目资金主导智库发展。近年来，德国政府对智库的资助开始逐渐由过去以行政资金为主向以项目资金为主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几大政治基金会的资金构成，主要以项目资金为主。德国学术型智库目前平均只有45%的资金属于项目资金，但项目资金正逐渐成为主导智库发展运行的关键。这一方面有助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于有用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跟踪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立法和审计部门对成果的问责。
趋势二：成果面向公众开放，将大众作为目标群体影响政策制定。近年来，不少智库意识到，人民与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纽带正在因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科技力量的发展而弱化。因此，智库通过内部研究影响少数政治精英进而影响决策结果的可能性已是今非昔比。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德国智库开始更多地将自己的政策研究通过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向公众开放，将大众而非少数政治精英作为自己的目标群体，以便通过影响更广泛的舆论和民意的方式达到影响政策走向的目标。
篇3
论文摘要：与企业一样，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联结体。但传统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只关乎研究者和决策者，而忽略了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客观需要。
一、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1．高等教育政策的含义
高等教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实现一定的高等教育目标，解决高等教育问题而做出的策略性规定，它是一个政党或政府的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和人员以及公民必须遵守的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行动规范和行为准则。高等教育政策包括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以及政策目标等要素。
高等教育政策主体(Subject)包括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活动的各个机构和人员。
高等教育政策客体(object)是指高等教育政策发挥作用时所指向的对象，它是社会公共围绕利益关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某种与“应有”或“规范”不相一致的状态子系统。政策客体包括三个层次：列入日程的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政策发挥作用时所直接指向的规范和制约的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政策目标是指高等教育政策发挥作用后所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并且危害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高等教育社会问题，协调和平衡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政策目标是在政策制定时确定的，它反映政策制定者的主导价值取向，它取决于决策者对问题的把握程度、决策过程中的利益群体冲突和妥协结果以及政策资源配置力度的配置方式。在实行过程中，因种种因素的影响，政策目标常常发生偏离现象。
2．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困境
在国内外各种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同时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越来越多复杂的实际政策问题。如膨胀的入学需求与有限的高等教育规模的矛盾、高等院校的盲目升级与高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矛盾、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带来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矛盾的深化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不能充分考虑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无视高等教育发展应有的规律，就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问题或矛盾。从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决策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政府的初衷是为了满足民众要求享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推进，教育性失业、大学生贬值、高校的负债运营、助学贷款中的诚信危机、高校的同质化等诸多问题却接踵而至。对此，有些高校埋怨说，政策出台时没有考虑学校的承受能力，也没有预见到教育教学质量滑坡以及管理难度增加等问题。而政府部门则申辩说，扩招政策正是听取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制定的。由此可见，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各群体关系的日益密切，我国高等教育决策已经成为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各群体的利益均衡器，教育决策的失误将滋生或激化更多的矛盾。
政府的政策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主要依赖于决策方法的科学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决策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民主、制度民主和程序民主，能够充分吸收民众、各种社会团体和政策研究组织的意见。随着政治的愈益民主化，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关注民众的参与，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不可控性，诸如“拍脑门决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执行的失真、政策效果滞后等情况依然屡见不鲜。
二、高等教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走出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正融入社会的中心，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作为社会系统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学不可避免与周围的节点——其他组织或个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加强和改善这种联系，可以促进大学的发展。对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利益相关者”的提法起源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投入并不限于股东，供应商、贷款人、顾客，尤其是企业雇员往往都做出了特殊的投资一一自己的专用性资本，都对企业做出资本贡献，因此也都应当同股东一样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有权参与企业共同治理和企业剩余的分配。与企业类似，大学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也就是说，大学就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机构：教师、学生、出资者、政府等是大学的权威利益相关者；校友、捐赠者和立法机构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市民、媒体、企业界、银行等是第三层利益相关者。
美国亨利·罗索夫斯基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年之久，在结束文理学院院长职业生涯之际，他出版了《美国校园文化一学生、教授、管理》(The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一书。在书中，亨利·罗索夫斯基列举出大学的四类群体，并就其与大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划分为最重要群体、重要群体、部分拥有者和次要群体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是大学最重要的群体。他认为：“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这使命正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此外，行政主管实际上控制着美国大学，“在美国，有许多的董事长、总校校长、教务长、院长、校长、副校长等等，在控制着他们的私人领地。”学生也属于最重要的群体，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没有学生，学术成就终归会枯萎”。所以，他们应该是学校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2)董事、校友和捐赠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认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主要政策的人，他们出钱，因而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声誉。”尽管如此，亨利·罗索夫斯基对教师、行政主管和学生，董事、校友和捐赠者还是做了明显的区分。因为后者尽管在学校主要政策上影响很大，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学校之外，不可能像前者那样影响和关心学校的发展。因此，亨利·罗索夫斯基将这些人归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群体。(3)被亨利·罗索夫斯基称为“部分拥有者”的利益相关者。所谓“部分”是指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是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向学生和大学贷款的银行家、学校规章制度的调节者，许多学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当政府提供经费资助并制定规章制度和评审学术活动时，就产生了与大学之间的利害关系，因而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即是政府或议会只是部分利益相关者。(4)市民、社区、媒体等是可以被纳入次要层次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具有相对性，而且还是动态的。因此，不可将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绝对化。在理解了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我们给“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下个定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与教育政策问题发生各种联系的，且会因为教育政策而获得或失去资源与利益的个人和团体。它包括个体主体和团体主体；国家公共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和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估主体。而所谓反映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指当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遭遇社会强势集团的干扰和侵害时，研究者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要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辩护；二指当政策利益相关者内部出现利益冲突和对立时，特别是当某些群体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学生利益的时候，研究者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的利益。因为在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当中，最为核心的群体就是学生。转贴于
三、面向利益相关者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政策是高等教育决策者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价值进行分配和表达的活动，它涉及的是决策者与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有理由也有必要参与到教育政策问题的讨论之中，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且也只有经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才能提高相关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它们更好地获得人们的认同，并妥善地得到贯彻。相比而言，教育政策研究者很多时候只是充任了一种代言人的角色，其任务主要是要通过研究提高决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并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为了实现这种任务，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处理好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研究者既不能纯粹地作为决策者的“传声筒”，也不能自以为是地将个体主张与公众意见相混淆。教育政策研究是要帮助公众说话，促进他们与决策者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
当前的很多教育政策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不良的倾向，即研究者习惯于将教育问题归结为决策者、制度或政策的原因；相应地，他们往往也把问题解决的希望系附在决策者身上，强调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问题在于：一方面，教育政策问题不仅受既有制度和政策的干扰，还与人们的认识与意识有关；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又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观念和意识，更应包括广大相关行动者的观念与意识，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思维是难收其效的。此外，即便承认决策者对于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不是惟有直接劝说这样一种方式。韦斯就提出了七种教育政策研究利用的模式，而其中的启蒙模式正是力图通过影响广大公众对教育政策的态度来影响教育决策者，而不是简单地面向决策者。
与原来的以决策者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学不同，新的教育政策学将以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为中心，它不以向决策者提供各种指令性的策略为主要任务，也不轻率地认为可以代表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利益，而是鼓励决策者、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当然，这种研究上的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它既依赖于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调整，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支持。
首先，当前的研究评价制度需要有所调整。在教育研究日益制度化的情境下，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不仅仅与研究者的素质有关，还与研究的评价制度紧密相关。可以说，既有的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没有确立起面向公众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关评价制度“逼”出来的。一方面，以量取胜的评价导向使得我们研究者不大会花大力气走入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当中，而更喜欢坐而论道、“冥思苦想”的知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以同行和行政者为主的评价主体也会诱导研究者更多地思考如何迎合学术的品位与决策者的口味，而不是考虑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此，我们就需要从公众观点和研究质量的角度出发，扩大教育政策研究评价的主体，改变教育政策研究评价的标准。
其次，现有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模式也要有所变化。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研究者根据个人兴趣展开的自主研究；二是由国家资助的项目与课题研究。从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来看，前者无法满足研究所需的人力与财力。而后者则会在选题、研究过程，甚至研究结论上，受到政府和决策者意愿的影响，难以充分体现研究的公众立场。因此，为了较好地体现教育政策研究的公众立场，我们需要发展多样化的研究模式，如非政府组织资助研究模式。
第三，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当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涉越来越多的群体的利益，只有对决策程序的每一个环节广开言路，充分吸收各利益群体的心声和意愿，才能保证政策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政策的实施更加顺利。因此，如何在更广泛范围内吸收学生、家长、工业界、科学界人士的意见是谋求高等教育决策公正公平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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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张凝宁 石家庄经济学院团委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201303303。
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近年来成为一个难题，随着高校不断扩招，毕业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多。虽然大学不断地为社会输送高水平
高层次的人才，但工作岗位却无法满足应届大学生对于工作质量的要求，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向滑坡，没能
完全恢复过来，所以大学生就业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社会；大学生；就业政策
一、中国大学生就业现象分析
（一）大学生就业政策现状
04 年教育部提出了从大学生毕业到当年 9 月份应届大学生就
业率要达到 70%以上，但 10 年过去了很多省市地区依然没有达
到这个标准，甚至始终徘徊在 30%——40%，而政府出台的相应
政策对于现阶段大学生就业帮助并不大。截止到 2013 年，关于
“就业政策 ”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如下：2008（438）、2009
（717）、2010（597）、2011（481）、2012（524）。从以上数
据可以得出，总体上社会各界对我国就业政策研究的关注度处于
一个相对持续平稳阶段，在 2009 年出现一个跳跃点。较科学务
实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相比，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研究处于本源
的基础地位。社会与政府对于大学生就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关于大学生就业政策研究将会出现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
（二）大学生就业成本过高
当今大学生活里，大学只有前三个年级是主要用来学习知识
的，而到了大四，大学生们更多的将精力放在了找工作上面，耗
时、耗力。而一名应届大学生在找工作时所花费的金钱在
1000-3000 元不等，用于招聘会门票与中介费、简历制作、交通
与求职租房、通讯上网、购买服装以及化妆品以及其他费用等，
而对于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就业也成了一大难题。
二、大学生就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首先，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理论研究的
四个方面（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就业政策类型与范式、就业政
策价值、就业政策动力机制与矛盾关系）研究缺乏系统性、逻辑
结构稍欠完整。其次，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一是对大学生就业
政策的研究（1）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的论文较少，核
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更少，社会关注度较低，很难形成权威性的研
究范围与内容；（2）有关就业政策研究的论文数偏少，研究就
业政策类型与范式的内容比较散乱，缺乏规范性；（3）对大学
生就业政策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研究范围还需要拓展。
二是对大学生就业法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都令人担忧。研究
内容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
三、改善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几点建议
（一）发展地看待大学毕业生就业趋势，热情地迎接高层次
人才需求的到来
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经济呈现衰退趋势，但
我国经济发展却在稳步前行，增长率虽然不大但是依然能满足社
会发展需要。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劝酒的经济体系，国际认可度
的提高，大量培养高层次人才依旧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主旋律。
我们首先要对我国的社会前景有信心，现阶段供不应求的大学人
才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改善。
（二）培养和树立现代流动职业观念，提高人们化解就业压
力的承受力
在长期计划分配体制影响下，人们形成了保守脆弱的一次性
就业和职业终身制观念。实际上，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
且不说在市场体制条件下，社会生产体系需要一定规模的劳动后
备军作为自身弹性发展的基础，而且失业可以激发劳动者生产的
积极性，是经济结构转换时期必需的能量源泉。为此，我们要教
育大学生正确认识待业、失业、再就业这一客观存在，要尽快、
彻底地改变人们一次到位、端牢“铁饭碗”的就业观念，广泛宣
传多次就业、自主择业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提高承受、化解和
转换就业压力的能力，把暂时失业变成自主、充分和全面发展的
条件机会和动力。
（三）规范人才劳务市场，健全就业机制
先进人才市场的运作模式是大学生就业成本高的一个重要
原因，很多应届大学生需要走后门，依靠暗箱操作才能得到一份
属于自己的工作，那么消除这些现象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
有建立健全的人才市场机制，改善运作模式，才能高效率的将对
口人才输送出去，同时降低大学生就业的成本。
结束语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政府各职能
部门应统一协调起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鼓励
大学生自主创业，现阶段高等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是短暂的，要
对社会的发展抱有信心，坚持以全球认可水准在全球范围内构建
和发展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教育体系，大学生就业状况就会日趋好
转并蒸蒸日上。
作者简介：
篇5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通过部分地方的试点逐步推广建立起来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制度转型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二、论文对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现状，对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第一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概述包括养老保险制度的涵义及特征、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三部分。第二部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两部分。第三部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借鉴包括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及其特点和外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两部分。第四部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与基本原则和建立健立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两部分。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特点以及与国外的对比提出完善农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将结合的方法：从对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内涵的梳理、意义的分析、制度演进的说明，然后深入到剖析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现存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境，最后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调查法等
四、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 一、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1、2010年12月10日前：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等工作。
2、2010年12月10日：开题论证 3、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进行修改
4、收集资料，修改论文研究框架，撰写论文。 二、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1、寒假：继续收集完善资料，继续撰写论文，完成初稿。 2、开学：提交初稿，收集资料，反复修改论文。 3、毕业论文定稿
4、答辩阶段(2011年5月22日前)：第一次答辩 5、答辩阶段(2011年6月5日前)：第二次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4-16 [2] 陈长民.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05.9:29-31 [3] 于超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1:77
[4] 汪岳、曲绍旭.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以法国的农业社会保障为例[J].社会保障，2006.10:218
[5] 王昊.部分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与分析[J].世界农业，2007.11(343):26 [6] 涂玉华、张宝文.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低效运行的原因探析[J] .考试周刊，2007.23:125-126
[7] 李逸波、胡灵红、李一鸣.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6):12044-12045
[8] 张美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缺陷及完善[J] .现代商贸工业，2007.8:19(8)：31-32.
[9] 李长远.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解读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8:17(4)：105-108
[10] 胡宇飞.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8.12:286 [11] 常晓梅.关于改革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的思考[D].2003.6:1-2
[12] 郑军、张海川.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农村经济，2008.7:126-129
[13] 王海燕.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D].2004.4:10-11
[14] 凤启龙.创新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探析[J].唯实.社会纵横，2006.7: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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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福祉如何实现——评《社会政策学十讲》
住房公平: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价值回归
中学教育城乡差别对教育水平及地位获得影响的实证研究
话语与公共政策:公共决策的话语建构解释途径
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就业支持网络研究
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补贴制度研究
合作、控制与共生:街道体制下的社会服务递送
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标准的历史发展与政策启示
西方社会企业概念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
医疗自我规制的形成:西方路径与中国借鉴
协调和支持新的工作一生活模式的构建
住房自有在中国——概念及其意义的变迁
中国限价房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中国社会建设思想和理论的当代转向
渐进与突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逻辑
英国建设福利国家共识的达成及对新常态下中国的启示
从“社会性住院”看养老保障建构——一个健康社会学的分析
基于效用决策理论下广州市养老服务模式变化趋势研究
政治标尺竞争理论——地方政府的激励效应
我国参与式预算评价框架的构建——基于比例原则的分析视角
政策执行视角下的高校法人治理实践——以K大学为例
公共政策终结决策模式研究——基于关键要素互动过程的视角
价值观与美德:公共行政市场化改革失效的良药
建构社会政策话语,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民生财政的量度:民生支出若干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与政策范式转移——间断均衡的视角
我国慈善税收优惠制度的问题与出路
执行的反思和重构:变革时代的国家治理
重估政策执行研究:哪些联系及如何被迷失了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动力机制研究
理性诉求、社会参与和控制安抚——2014年劳资关系的三个基本问题
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基于农民工福利态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新区域主义下跨市空间规划与多层级治理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比较住房政策研究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德国社会福利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设计的启示
重写社会契约: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背景的追溯性分析
城市低保的目标瞄准探析:一个“街头官僚”的视角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的低保政策实施研究:以广州某街道为例
低保政策对受助者福祉的影响:三个城市低保人群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社会投资国家——社会支出中的新趋势或仅是流行的政治话语
美国政府的“公共养老金危机”及养老金削减策略
中国香港及新加坡推行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挑战
话语与公共政策——西方政策话语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社会投资福利国家?——论当代社会救助政策逻辑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与养老保险私有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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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是美国科学情报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的一种面向全部科学技术领域的综合性引文索引， 创刊于1961年。SCI是目前世界上涉及学科最全、覆盖国家地区最广，能够查找引用情况的唯一大型文献数据库。因此，许多专家和学者用它来进行不同层次的科研绩效评价。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
SCI收录期刊，主要运用科学的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估相结合方法，综合评估期刊的学术价值，截至目前其收录了 10000余种期刊，覆盖了国际上大多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其收录的80万条论文，集合了各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SCI已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将其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多寡，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及其科技实力指标之一。就SCI本身来说，其索引功能帮助了世界各地的科技人员获取最需要的文献信息，这也是创始人加菲尔德创办SCI的目的所在，即通过文献搜索的办法，方便各地的科技工作者掌握本领域或即将探索领域的研究数据，从而减轻了不必要的劳动，更好地结合现存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通过其引文功能，能很快地看到某篇论文是否被他人引用过，引文次数有多少，可以了解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另外，使用SCI还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如：有没有关于某一课题的评论，某一理论有没有被证实，某方面的工作有没有被扩展，某一方法有没有被改善，某一提法是否成立，某一概念是否具有创新性等等。因此SCI也具有反映科技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功能。
2.国外利用SCI进行科技评估的情况
美国：美国科学情报所除了生产SCI等几个索引数据库外，还于2001年推出了“I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Database），它对基础研究的评估和分析非常有帮助。设有三大栏目，一是引用量排序，可按个人、机构、国家和期刊来排序；二是高被引论文；三是引文分析，其中包括两部分，各学科论文被引量的世界平均水平和引用热点所反映出的研究前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两年一次发表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中，都引用基于SCI的数据，例如世界各国历年在主要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
英国：英国是开展定量科研绩效评价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苏赛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本·马丁等科学计量学家就开展了一系列评价研究。产出指标中的论文被引情况，用的都是SCI数据。由于英国一直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端，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于1985年以“英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主题召开听证会，邀请马丁先生去作证。直到现在，苏赛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依然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另一重镇。近年来，他们以SCI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面向评价的数据库。英国政府出面，为全国的153个大学和研究所购买了ISI的《Web of Science》的使用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英国人对SCI的重视。
荷兰：荷兰莱顿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镇，其在SCI的基础上，专门建立了为科学计量学分析服务的科技指标数据库，将世界上所有科研单位的名称、地址都规范化了，并将它们分出了，以便于开展世界科研概况的分析比较。
欧洲其他国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1999年对其心理学系的评估很倚重SCI和SSCI的数据。评估专家请自瑞典、法国和波兰。比利时一些大学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科研绩效评估。以林堡大学为例，他们用SCI数据评估自然科学系科，用SSCI评估社会科学系科。所用指标有两大类：一定时期的论文数，每个人当年产出的论文数；被引用次数。有些指标要与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计量分析的结果交给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应将科学计量学的分析结果与科研人员自身对其所在学院和研究组的印象进行相互验证。丹麦技术知识中心还用SCI数据评估各国科技进步情况，对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知识创新进行比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在匈牙利召开的世界科学会议期间，中欧国家的一个题为“为发展服务的基础科学”研讨会，作为世界科学会议的一个卫星会。与会代表讨论了基础研究产出的测度，一致认为基础研究产出中目前唯一可量化的就是发表刊物指标。
3.中国利用SCI进行科技评估的情况
近年来，中国科技论文在发表数量和国际影响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和发展。SCI收录的中国论文中，从1991年的6630篇，到2010年的121530篇，同时中国SCI论文的被引用量也在同步提高。中国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SCI标准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的科研水平。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近几年所使用的SCI数据中采用的中国期刊一直很少，这直接导致了SCI对中国学者的报道偏少。因此，以SCI为参照，鼓励部分科技人员向世界最高水平冲刺和用SCI为标准评价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科研成果，是两件相互联系又不尽相同的工作。如果混淆二者的区别，就可能导致将SCI的标准滥用，非但不能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导致群体科研信心的失散。
其次，在用SCI进行科研绩效评估的具体实施中，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为了追求SCI收录论文的高数量，不是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更新管理机制、创造研究条件方面下工夫，而是急功近利，简单应付，制定一些所谓快出成果的行政措施和硬性条例，造成不好的结果。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有限的时间内在SCI涵盖的源刊上发表数量可观的论文数，只会鼓励华而不实的短期行为、助长学风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思想，甚至诱导弄虚作假行为。过分强调SCI标准容易使我们走入科研绩效评价的误区。科学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过程，创造性成果的取得绝非一朝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
再次，SCI标准不适合于评价应用技术类研究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只有基础研究成果形成的论文最适于利用SCI进行评价；而应用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应用前景上，开发研究成果的价值则体现在商业价值的实现。虽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工作成果都会以论文形成表现出来，但技术类研究成果的论文，被引用率要比基础研究方面论文的被引用率低得多。
4.中国应当如何正确对待SCI
SCI的评价作用近几年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评价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般来说，我国物理界、化学界、生物界的科学家和材料界部分科学家比较看重SCI，而偏于应用领域的科学家则不太赞成以评价论文论英雄。科技界甚至有少数人对各类评价系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SCI代表性不够，尤其不能反映中文论文的情况；同行评议不能保护创新思想和不同观点；评审会又常常出现外行评内行、二流评一流等不合理现象。其实SCI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只是从论文数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提供一些相对客观的数字，自身本就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把SCI应用于科学评价的实践中，注意评价对象和评价方法的选择，做到既不轻视SCI，也不滥用SCI。
SCI正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各项功能，一些国家还利用SCI制定了自己的科技评估体系。我们应该正确对待SCI，肯定它的历史功绩、评价功能及其严谨全面的科学收录体系，克服浮躁心态，认真地参考SCI来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科技期刊的水平，最终推动我国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也要参照国际标准，尽快发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评估体系。
在对SCI的争议中，有人认为，由于SCI指标的导向作用，致使中国大多数科研管理者注重论文数量轻视质量，使SCI庸俗化。其实，这些现象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论文的质量也在逐步地提高。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论文的被引频次和被引率都在逐渐增长，表明我国科技论文在国际上形成规模的同时，影响力也在加大。同时还有资料显示，由于受环境的政策的影响，我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往往重视研究的结果（论文或其他成果）而相对忽视研究过程（主要指对研究过程中辩证的研究方法和认识不太看重）。而研究过程实际上更是对预测结果的检验，涉及到检验所采用的理论依据是否可靠，检验的过程及操作是否规范，要考虑的因素是否齐全、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是否遗漏和客观，这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因此在论文创作时，重视SCI论文产出的研究过程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SCI并非尽善尽美，但在现阶段却又是不可替代的科技评估手段和工具。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充分挖掘SCI内在的资源，发挥其在科技评价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随着我国对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以及科研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评价工作一定会开创出更加科学、理性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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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玉良.美国ISI数据库对入围期刊的遴选[J].中国信息导报，2001，9（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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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家、省市的主体功能区区划方案分别将于2007年底、2008年底出台。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之后，制定实施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成为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榕局的重要保障。加强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新任务。本文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中需要加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按照《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2006]85号)的要求，国家、省市的主体功能区区划方案分别将于2007年底、2008年底出台。四类主体功能区划分之后，制定实施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据此，主体功能区建设将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加强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的研究，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失衡的现状，是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起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政策重点及政策手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目前的这种空间失衡状况，与过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首先需要对我国制定实旖区域政策的历史进行认真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六五”计划沿用对国土空间的沿海、内陆二分区划，力求通过沿海率先发展、地区协作和国土开发整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七五”计划提出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并对三大地带及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途径、发展政策进行了差异化的规定。“八五”计划沿用“七五”计划的空间区划框架，对各地带的发展战略、国土开发整治和环境保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九五”计划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构想，“十五”计划则详细阐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虽然实施这些政策的成就不容怀疑，但这些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实施区域政策的实践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有什么启示和借鉴，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六五”到“十五”，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指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区域协调发展的落脚点是区域繁荣。区域政策的目标在于增强区域自身的发展能力，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途径一是加快落后地区的开发，二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帮扶。全面的区域开发，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目益突兀。“十一五”规划从人的全面发展、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的角度，将区域发展不协调界定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空间失衡，并将区域协调发展的落脚点归结为人的富裕和全面发展，区域政策的目标则从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转向缩小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
建设主体功能区，一方面要通过空间管制，规范空间开发秩序，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另一方面要力求增强区域自身的发展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设计，需要在总结我国制定实施区域政策历史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成因，充分借鉴以往的区域政策在增强区域自身发展能力方面的经验，以期达到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和增强区域自身发展能力双赢的政策效果。
二、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研究的思路
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是纠正经济社会发展现有的空间失衡、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的重要保障。主体功能区划格局、主体功能区建设目标，集中反应了国家对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构思；由于这种开发格局是在区域政策驱动下逐步形成的，因此，主体功能区划格局和建设目标决定了政策需求。区域政策由不同的政府部门供给，当不同政府部1]制定的区域政策合理分工、彼此协调，且区域政策供给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经济主体对政策的需求，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就处于均衡状态，政府的政策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
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一是要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二是要向市场传递政府意图，强化对市场运行的引导，叠加政策信号和市场信号，使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既满足其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又与政府的政策意图一致。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市场主体利用区域政策获利的需求，主体功能区建设成就的大小，一是取决于政府拥有的政策资源，二是取决于政策撬动市场的能力，取决于政府推动和市场形成二者的合力大小。
基于经济人假设，市场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无尽的，其利用公共政策优惠而获利的欲望也是无尽的；市场主体往往是根据已有的政策供给调整政策需求也就是说，政策需求常常是随着政策供给变动而变化。但在政策实践中，如果将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市场的政策需求在一定时点上形成的胶着状态定义为政策均衡，这种均衡往往是多方利益妥协的折衷均衡，是政府政策供给主导下的均衡。
基于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均衡的分析，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研究大致分为区域政策需求研究、区域政策供给研究、不同区域政策分工格局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区域政策供给研究是重点。区域政策供给研究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区域政策供给能力研究。在全面清理政府掌握的政策资源摸清政府财政家底的基础上，对政府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能力进行全面评估。其次，区域政策的针对性研究。全面审视空间失衡的现状及成因，明确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针对的区域问题，并对该项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新的区域问题进行研究。第三，政策制定、实施主体间的协调性研究。对不同的区域政策制定主体，以及区域政策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估，提出协调政策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利益诉求的对策建议。第四，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供给研究。在全面吸收前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建议。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研究各部分的重点及相互关系可用如下技术路线图表示：
三、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研究的几个重点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长时间艰苦的努力，囿于精力和能力，在本文中，笔者仅对主体功能区建设政策研究中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1、区域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协调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依靠行政区推行的跨行政区经济社会管理，涉及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包括推进和形成两个相互独立、彼此又有密切联系的过程。在推进的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在形成的过程中，市场起主导作用。政府推进，就是政府利用政策杠杆，对市场主体施加影响，以期形成不同主体功能区间合理分工，差异发展的格局；市场形成，就是指不同主体功能区间合理分工，差异发展的格局只能是在市场主体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形成。政府推进和市场形成能否统筹协调，有机契合。政府与市场的统筹协调，关键在于政府运用区域政策弥补市场失灵，叠加政策信号和市场信号，强化对市场运行的引导，使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与政府的政策意图一致。
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有中央政府和省(直辖市)政府两级制定主体，各级政府都是区域政策的实施主体。中央和省(直辖市)政府制定的区域政策，除了本级政府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下级政府实施。不同层级政府间、同层级的不同政府间往往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异和利益诉求的冲突。制定实施区域政策，必须正视这种差异和冲突。制定区域政策，必须明确该项政策所针对的区域问题，合理设计政策目标，并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引发的利益格局调整，以及因政策实施而引发的区域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实施区域政策，要通过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政策实施机制、政策实施评估及效果反馈机制，统筹协调不同的政策制定主体，以及政策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间的关系。
2、协调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区划、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
对国土空间进行主体功能区区划、编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制定实施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三个重要环节。从统筹协调政府推进和市场形成这个角度来看，这三个环节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主体功能区区划格局、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对未来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的设计，决定了区域政策的需求；当前政府的财力、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程度，以及区域政策制定主体与实施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决定了区域政策的有效供给能力。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区划、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是平衡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供给和政策需求，促使区域政策发挥最大效益的重要途径。
在国家、各省市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即将出台，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编制尚未开始的背景下，加强对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的研究，一是可以在全面评估政府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供给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主体功能区划方案的修改、调整建议；二是在深入研究各项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作用效果的基础上，为编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在仔细审视研究主体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区域规划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彼此间的协调程度的基础上探索统筹协调区域政策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政策作用对象间的利益诉求的途径，并为确定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阶段性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3、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间的分工与协调
篇9
关键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2-0179-02
一、引言
在2000年以前，我国的会计政策的研究并不是很普及。近年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会计政策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从此拉开了会计政策研究的序幕。研究也从一般性问题向具体问题趋势发展。随着会计政策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关于会计政策的理论讨论越来越广泛。设计内容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概念的界定、影响选择的因素、选择的原因、原则、目标、立场、动机等。针对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研究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浮出水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关于会计政策的研究也只是局限在某些方面，许多问题有待提高。
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问题
1.会计人员业务能力较差。会计职业判断是一种能力，它是指会计人员在面临不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惯例等会计标准并运用自身知识和经验，充分考虑企业现实与未来的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对经济交易和事项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但是在现阶段，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
2.会计准则缺乏规范性。虽然新的会计准则优化了上市公司的政策选择，但仍然存在着问题。一是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程序较为复杂，方法较为烦琐。二是会计准则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确切性。会计准则的制定考虑了目前和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使其内容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定，在以后的期间不得转回，切断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途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但准则中并未规定存货、短期投资、应收账款等项目的减值准备不得冲回，企业仍可以变更存货计价方法、坏账准备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三是会计准则中对某些释义和定义都做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和具体解释，具有较强的实务操作性。但仍有一些较为抽象和难以理解的情况。因此以上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着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
3.监督体制不完善。一方面，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并不是很规范，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依靠性。有些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在执业时不求质量，只求数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做出虚假的报告。另一方面，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和协调。现阶段的会计规范体系还存在不协调现象，致使会计政策的选择受阻。
三、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对策
1.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而会计信息的质量则受到会计人员素质的影响。首先，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其次，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技能。另外，还要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2.完善会计准则。我国应该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更加详细和具体的会计准则，尽量缩小会计政策空间。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际相关组织的做法，建立一个关于会计准则的解释机构，指导企业正确使用会计准则，并且解决企业间的有关纷争。
篇10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