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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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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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1］余涌.道德权利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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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 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 如法院裁判） 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1] 谢海风，薛Z.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博弈[J].改革与开放，2011（7）.

[2] 吴小评.再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J].北方论丛，2004（8）.

[3] 李秋心，陈桂勤.浅析“以德治国”与“为政以德”之异同[J].孔学研究，2002（12）.

[4] 皮胜.“以德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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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老年人 权益保障 法社会学 道德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指，老年人在我国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应该享受的各种权益。 我国虽已颁布专项法律保全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实施效果未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历史传统和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如果仅以法律为调整方法，而忽视其所根植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土壤”是并不明智的举措。在解决牵连甚广的社会问题层面，显然法律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诚如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文末所写的一样，“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对于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社会。” 在应对老年人权益保护这个议题的层面，应当将法律与我国数千年的孝道传统以及社会规范结合起来。

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狭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指单行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广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还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中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体系之外，还包括司法解释及法规规章等。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由于事涉老年人的案件往往都是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所以法律的适用往往存在一定的“盲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地区的老龄工作往往也存在不平衡性的问题。

社会生活层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行政管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大力实施养老金政策，进行社会化发放，很好地解决了养老金被克扣的现象，基本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和养老保险社会化。 我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事业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养老保险的“双轨制”使得养老金待遇差距巨大，同时又存在城乡及地区差异。其次，由于不同城市和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仍存在完善的空间。再次，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能够为老年人服务的诸多民间公益组织难以建立和顺利开展工作，以至于在老年人权益遭到损害时不能为其伸张正义，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老龄人口权益保障的特性分析

伴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我国一方面，极大地借鉴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逐渐淡化了历史上中华法系所固有的孝道礼法传统。实际上，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孝道精神。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惯于用宗教来感化民心，顺应教化的做法不同。我国自古就将孝道思想融合进礼法，融合进江山社稷。尊亲重孝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中国古代治国纲领，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汉代即奉行以“孝治天下”。 由是观之，敬老爱老在我国具有悠久的社会规范渊源与国民文化渊源。因此，现金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也应当坚持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

由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一般多属于家庭纠纷或邻里矛盾，属于“不告不理”的案件，而碍于传统“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或者“儿女的恫吓以及威胁”，导致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一般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良好处理。即便审判机关作出了调解或判决的决定，其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支付赡养费，虽拿到了胜诉的判决却从此与儿女感情决裂，形同陌路；有的子女则所幸将赡养费交由执行机关处理，从此杳无音信。

为了避免老年人老无所依的状况出现，社会必须给予格外关注和特殊保护，才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中包括受赡养扶助的权益，保有赖以生存的财产的权利，以及婚姻自由权等。

三、加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社会学思路

2013年我国颁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赡养方式写入法条。新法的颁布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儿女探望老人等历来属于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调控的家庭事件是否应当由法律管控心存疑虑。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常回家看看”具有浓烈的道德色彩，应属社会规范统筹管辖，将其入法是否合适。结合上文的分析，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具有其特殊性，即首先我国有着悠久的孝道传统；其次，大多数涉老案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效果并不理想；再次，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使得对其的保护应是全方面的和社会的。仅依靠法律，或将法治作为口号并不能使老年人的权益获得更为妥善的保护。

法治，这个始自梭伦变法而流传千年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也拥有着极高的号召力。现今社会，在面对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时候，“法治”都会作为解决方案被提出，而忽视了其本身所应适用的区间。事实上，法律确实乃国家之重器，但是，良法却是善治之前提。 再次，我们应当对于法的局限性达成共识：即，首先，法仅仅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手段中的一种；其次，反对“法律万能论法”，应当认识到法律具有它适用的范围及区间，而非可以调整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再次，法发挥良好效用的前提是多方相互配合，当其所调控的一方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时，法的运行将遇到制约 。 由此可见，在解决老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层面，我们应当将法律与道德和社会规范结合起来，从而最全面而周到的保护老龄人口的诸多利益。诚如法社会学固有的理论一样，即便是法治最为昌明的国家，在所谓正式的国家法之外还广泛存在数量巨大的非正式法律。法律制度，仅仅是维系着社会生活有序运转的诸多手段——道德，传统，宗教，神祗，文化等等中的一种，各有自己的体系，举措与惩罚措施。

四、新思路下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思考

（一）法律层面

首先，完善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律措施与社会规范措施并举，并非忽视法律的效力，而是正视在法律效果的真空地带，有哪些手段可以弥合损失。因此，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是当然选择。要建立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为辅的全方位法律保障体系。

其次，鼓励老年人参与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日益提高。而且，老年人是最了解自身需求的人群，让老年人参与立法，可以直接听到老年人的呼声，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果，并且可以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二）社会生活层面

首先，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在社会上树立“敬老”、“爱老”的风气。家中长辈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表率教育后代要孝敬老人。利用我国的千年文化传统，在社会上营造“孝道”文化氛围。并力求在法律的调解制度中实现国家法与伦理法的高度一致和和谐。每一项社会制度的构建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其均有着根治于社会成员内心的情感需求与理性考量，在社群心理上获得对于“孝道精神”的推崇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求。

其次，注重精神赡养。现如今，物质需求已经并非绝大多数老年人最主要的诉求，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儿女的呵护与陪伴。“常回家看看”入法是法治进步的表现，但其仅仅是原则性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却鲜被提及。这样的法律逻辑固然有“恤老”、“爱老”的精神在其中。但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儿女常回家探望父母的绝非是冰冷的法律的约束力，而是其内心的孝义的召唤。就其效果而言，不具有约束力与惩罚力的法律的效力远不如已经长久存在于人心的社会规范对其的制约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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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教育 法律理论 教育目标 途径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康、有序的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稳定、系统的法律教育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大学法律理论教育问题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教育属于职业性教育，但又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律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社会公正意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中不仅要灌输大学生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塑造大学生法律理论意识。因此，本文以法律理论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做初步的阐述。

法律理论的概念界定

“法律理论”是大学法学院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因此，要想分析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就必须明确法律理论的内涵以及理清其外延。为了更好了解法律理论，本文将比较法律理论、一般理论以及法律职业理论。

1.一般理论。一般理论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形成的道德准则体系，它是人们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人们经过无数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积淀，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体现其民族精神传统和习俗文化的理论准则体系。因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地域必然形成不同的理论准则体系。

2.法律理论。法律理论不同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是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法律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法律理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一般理论，它必须根植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源于国家一般理论，但又高于一般理论，否则就不能形成法律理论。

（2）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般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般生活理论的强制化和规范化，因此，法律理论必须是对该民族一般理论的记载和升华。

（3）法律理论决定了法律的品质。法律制度也有善恶正邪之分，法律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品质。

3.法律职业理论。法律专业人员在其工作以及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相关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法律职业理论，例如律师从业理论准则、法官职业理论准则等。法律职业理论主要是用来规范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操守，要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廉洁自律、忠诚于法律。如果说法律理论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那么法律职业理论就是法律制度的外在理论。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目前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该学校注重对受教育学生的法律一般性知识教育，而忽视对其进行法律理论教育;第二，在该校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的功效十分有限，并没有突出法律理论自身的特点，使教学内容不突出、教育目标不明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法律职业特点的要求，重新设定西北某大学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

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设定

本文结合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分析目前在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应关注的目标。

1.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问题意识。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学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老师将已经存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的学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解决所有不断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条文要不断加以修订和解释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属于体系，但是我们要借鉴欧美的判例法律体系，培养该校学生的法律论文问题意识，使得学生不断对已存在的知识提出疑问，继而培养高校学生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现：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知识丰富但见识却较少，擅长辩论但却解决不了实务问题。因此，西北某大学应该改变目前填鸭式的教育过程。法律理论教育应当首先关注学生的理论问题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发现理论问题的敏感性的培养，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减少他们在以后从业过程中遇到理论问题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该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法律理论困境的承受能力，使他们了解到在法律学习工作中遇到理论问题是很平常的问题，要有决心迎接理论问题的挑战，解决法律理论问题是法律从业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自己的责任。

2.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员，首要，具备良好的洞察能力，对法律理论问题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除此之外，法律专业人员还要具有精湛的理论推理能力。但是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法学教育中根本没有培养学生法律理论推理能力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导致目前该校忽视培养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错误理解;二是对理论问题认识不足。

理论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人们通常认为理论问题不属于理性知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理论知识，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知识是理性知识，是可以被证明的。在西北某大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解决理论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自身的推理能力并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上。因此，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了适应将来从业的需要，要加强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一是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要培养自己辩证推理能力。因此，在法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上述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人员。

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途径

第一，西北某大学的法学院应当将法律理论教育纳入该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目前，该校并未单独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该校教育机构应当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使该校法律学生对理论知识有系统性、规范性的了解，为后续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说该校应开设法律理论相关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课程，而是在法律教育中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法律学习的始终。因此，该校应当将培养法律学生的理论观察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贯穿整个法律教学环节。

第二，提升法律学生自身的理论道德修养和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法律是一个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学科，其法律条文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法律理论同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要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掌握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的法律学习应为该校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其理论道德修养以及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西北某大学要改变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以实现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上文已经提到，欧美国家的判例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时间的教学实践证明：判例教学法是成功的。因此，西北某大学要改变教学方式，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法律理论问题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法律理论进行更具有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我法律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

西北某大学开展的法律理论教育活动仅仅是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扩展到法官、律师等职业实践当中。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法律理论的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人才素质的提升，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明确法律理论教育目标，改革教育方式，为国家法律事业培养大量高素质、高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超：《论法律理论的方法及其性质――基于分析法理学的视角》，《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

[2]周S：《当下中国学院式法律教育之惑――并及当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之问题》，《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9期。

[3]蔡镇顺：《法学教育的定位与改革》，《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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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关法学；教学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43-02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培养海关法律职业人才，我们结合海关法学特色专业点建设，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定位

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定位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法学专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定位、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一系列具体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专业教育目标一直存在着“素质教育说”和“职业教育说”之争，前者强调的是教育的通识性，后者强调的是教育的职业性。

法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大力加强海关法学本科专业建设，必须坚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的特色专业点建设原则，准确定位海关法学专业的教育目标，坚持以海关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职业人才为目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因海关完税价格审定、税则归类、税率和汇率适用等事项而与海关发生争议的问题在有关涉外企事业中大量存在。海关争议问题的专业性很强，有关法律争议问题，一些进出口企业法务部甚至包括部分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也没有能力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解决，相关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由于缺乏熟悉海关法律知识的相关人才也很难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海关的执法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海关还是与海关相关的涉外进出口企事业、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对通晓法律、海关审价、商品归类、原产地规则、关税征管、加工贸易、行政处罚等专业知识的人才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大。

基于多年海关法学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对海关法律人才需求的反映，我们在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上形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在知识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比较完整、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懂法律、懂通关、懂外语并具备自我更新知识和发展的能力；二是在实践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思维能力，有良好的中英文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有独立分析和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在职业伦理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高尚的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等，尤其是要注重法律伦理的培养。

二、海关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

1.按照海关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要求来深化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首先，要从法学专业知识结构的角度出发，保留14门法学核心课程，要求核心课程讲授必须围绕法律规则、法律思维的培养来开展。其次，要从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的角度出发，优化海关法学特色课程。围绕“海关法”、“国际海关法”、“海关缉私”和“比较海关法”等专业突出专业特色，增加“海关行政处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美国海关法”等选修类课程，加强海关法学特色专业教材的编写，加强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建设，通过开设微型课程、举行学习沙龙等形式解决课程与课时之间的矛盾，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时间。经过多年的建设，我们先后编写了“海关法学”、“海关缉毒”等10本具有鲜明特色的海关法学系列教材。“比较海关法”、“国际经济法”等4门课程成为上海市重点课程，“走私犯罪研究”、“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8门课程成为校级精品课程或重点课程。

2.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活动形式，满足不同教学内容的需要。海关法学常用的教学活动形式有讲授式、研讨式、实践活动式、自主学习式等。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活动形式。如法律文书写作、律师诉讼与非讼处理技巧、谈判技巧等法律实务课程，司法实习、海关实习和毕业实习等实践课程，多采用研讨式教学和实践活动式教学，而法理学、法制史等课程，则多采用讲授式教学，通过

系统的知识讲解使学生形成条理清晰的知识系统。

三、海关法学实践教学的强化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阻碍自己顺利找到工作的关键因素是个人实践能力不高，学生迫切希望通过实践教学改革，提高自身在解决法律实务问题方面的能力。因此，我们着眼于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要求，大力强化海关法学实践教学。

1.加强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是实践教学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环境，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是强化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模拟法庭和海关缉私实训室等两个实验室，正在建设三个特色案例诊断室（海关知识产权案例库、海关走私案例库、海关行政处罚案例库）。同时，我们积极探索与海关、公检法、律师事务所、涉外企事业的产学研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实习基地，为创新型、涉外型、应用型海关法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2.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学生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实践教学主要由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院旁听、法律援助、专业辩论赛、法院实习、海关实习、毕业实习等组成。我们比较成熟的做法：一是努力培养出一支“实践型”教师队伍。目前法律系每一位专任教师都具备“双师型”教师资格，既能胜任本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又能较好地利用海关、律师事务所基地等带领学生共同参与办案和进行法律咨询。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一支来自全国海关、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和涉外企事业单位等校外专家组成的“智库”队伍，聘请他们为特聘教授，讲授司法实践课程。担任学生实习、论文指导老师，开设前沿讲座等，大大促进了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的良性互动。二是在坚持传统的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法律实践第二课堂活动。如我们非常重视去法院旁听活动，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有关案件的庭审，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和交流，使学生们熟悉诉讼程序，增强他们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再如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积极开展法学专业辩论赛、研究性学习沙龙、上海市模拟法庭比赛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申报校内外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或参与教师已申报的课题等，并在活动中邀请海关关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现场指导或点评，引导学生参与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2010年我系学生申报结题的“个人企业社会和谐共生——世博通关便利化研究”课题荣获上海市暑假社会实践大赛“最佳项目奖”暨第二届“知行杯”特等奖。

四、海关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学生知识增长和能力养成的途径和方式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堂学习与讨论、参加专业实习、参加模拟法庭活动、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大学生科研创新课题是学生知识增长和能力养成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此，我们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和开展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调教学模式从“师本模式”向“生本模式”转变，从“接受模式”向“探究模式”转变。

在教学中，我们以学生为中心突出了三种教学方法的运用。一是案例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生动形象，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知识点，多用于刑法和民法等实体法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分别采取列举案例法、讲评案例法、讨论案例法、旁听案例法、实习案例法等形式，通过运用具体生动的案例来阐明枯燥难懂的知识点，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帮助学生从分析个案中进一步掌握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二是模拟法庭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通过模拟法庭活动，能有效帮助学生了解诉讼流程，掌握诉讼技巧，熟悉案件文书制作，提高法庭应变能力和辩论能力，多用于诉讼法等程序法的教学中。三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多适用于探究某些具体行为是否违法、应适用此法或彼法、应如何定罪量刑，或者当法律与道德出现矛盾时应如何解决等争议性法律问题中。一般经过自学、收集材料、研究性学习后，由教师或学生先在课堂上提出基本观点，其他学生对这一观点进行赞同性的阐述或反对性的批判，教师居中适度引导和进行点评。

五、海关法学课程教学的考核

海关法学课程教学的考核要充分体现出能力培养导向，它包括对教师教学活动的考核和对学生课程考试的考核。

对教师教学活动的考核应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督导评教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对教师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和学术水平以及教学艺术的考核。

对学生课程考试的考核应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科学合理、丰富多样的考核方式。课程考核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主要根据平时作业评定成绩，终结性考核则根据期末考试评定成绩，两项的配分比例要合理。平时作业包括上课笔记、课堂发言、小组学习、课程论文、模拟法庭活动等内容，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考核，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提出，原则上考核方式不少于3种，考核次数不少于3次并做好考核记录。学期考试一般采用案例分析和写学期论文方式进行考核，如在学期考试中我们加大案例分析的分量，甚至直接将法院审理的案件卷宗加以整理后作为考试的材料，由学生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独立写出判决意见。同时我们要求学生至少阅读5篇专业论文，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读后感。

参考文献：

[1]田圣斌.完善法律实践教学的对策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08（2）.

[2]奚玮，郝亮.论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J].继续教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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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形式法治　法家思想　法律之治

一、为形式法治呐喊

关于法治的分类，法学家塔玛纳哈在《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一书中将其分为两种：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标准，只规定法律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要求。而实质法治概念则极为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认为人们所追求的法治必然是良法之治，而不可能是恶法之治。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更为强调良法的实体标准和价值标准。

笔者所理解的法治只是形式法治，即法治只是法律原则的体现，这里指称的是形式化或程序化的原则，而不包括实体化的原则。这套原则不涉及法律的实体价值取向，只是规定了相应的形式标准或程序标准而已。塔玛纳哈在其著作中就认为法治不包含法律的实质价值。本文正是试图通过介绍形式法治观的相关理论和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来为形式法治观呐喊。

（一）形式法治观概说

按照前文形式法治论者对形式法治的界定，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与其服务的社会目标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笔者觉得法治的实效性来源于自身的结构和内容的先进性，而非基于法治的主宰者构建的制度来实施并取得。从所具有的法学内涵探究，法治只是一套技术和规则的总和，目的在于为了保障社会价值体系存在和实施。这个体系的好坏决定了不同法律系统的的价值观能否最终实现。在法治论者看来，法律所具有的正义的价值比它自身更重要。

在形式法治论者看来，法治所具备的一些原则，主要是形式原则或程序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类推原则，回避原则等，都是法律特有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治也是法律的一种美德，却不是法律所拥有的惟一美德。按他们的理解，法治和民主、平等、自由价值并非必然包含的关系，法治与上述诸种美德并非同源，反之界限分明，矛盾深刻。所以，法治应考虑的是法律的形式问题，而这些实质问题当归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范畴。再者，一个滥权和充满道德限制的社会，人们会在比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认同感会转而向形式法治靠拢，在此基础上，形式法治的实施就更具有操作性。因为它为法律实施所设定的相关标准，如法律公开，案件类推处理等，这些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标准。

（二）形式法治内含的价值判断

从另一面而言形式法治虽然是从内部出发来定义法治概念，但是它也为法治在定义之外保留了底限的准则。如在关于人权保护这个价值追求方面，虽然不以其为追求的目标，但形式法治在向外部展现的时候，亦保持一定限度的标准，而非在双方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产生像纳粹德国那样恶法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当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范式”能够得到践行的话，法律的实质内容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二、法家思想与形式法治观的暗合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形式法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出于本文论述的方便，我将形式法治观的核心主张归纳为以下两点：即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形式合法的法治包括公布、面向未来以及普遍性、平等适用和确定性等品质。”富勒是这种形式合法性理论的经典解说者，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规则体系所应追求的八种优越品质，这些品质就是形式合法性的八项原则。法律之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强调人们应该服从法律的统治；第二层意思涉及到司法独立，因为法律的适用最终会落实到人身上，所以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律被忠诚和公正的履行。接下来要从形式合法性和法律之治两个方面来论述法家思想是如何与形式法治在最低限度上相竞合的。

（一）形式合法性

1．明法性：法家认为，法治的首要之处在于公布法律。即“明法而固守之”。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法律被制定出来后，有法可依，那么欺骗的行为就不能得逞，官吏处理问题时也能保证公正。二是如果法律明白易懂，便宜实施，并且设置相应的官职专职将法律教导给普通民众，那么就能预防民众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况的出现。三是如果法律为普通民众所知，那么官吏就不敢超越职权，以法的名义欺压民众。可见，要求公布法律也有限制官吏滥权，防止侵害普通民众合法利益的目的。

2．成文性：战国诸国已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成文法。史载郑国有《竹刑》，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等。秦统一后继续推行法治，其“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为使法律明确易知，秦朝用以案说法的形式颁布了《法律答问》。

3．稳定性：法家虽然主张“当时而立法，度物而置事”，反对墨守成规，但同时也强掉法律应该维持稳定。法家认为法律一定要持久稳定，否者就会导致徇私枉法，废法，滥权现象的出现。在韩非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法令变动频繁，缺乏稳定的效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容易灭亡。

4．普遍适用性：商鞅主张刑无等级，无论是拥有何种权力的人触犯国家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不能被赦免。韩非则认为：“法不阿贵”，法律不因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管子的观点更彻底。他主张君主也应服从法律的约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由此，法家强调了守法的重要性。通过上面四个方面我们发现法家在对法律的态度这一点上与现代法治具有暗合之处，能够为实现形式法治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

（二）法律之治

1．法家赞成‘人们应当由法律所统治并服从法律’的法治思想，《管子》认为，聪明的君主知道人民必然以其作为榜样，所以制定法律来规制自己的行为。君主不依法行事，那么人民也会违反法制，那么就会破坏这个国家的秩序。所以明君一定要重视制定法律，那么人民才会信服。《韩非子》则肯定了立法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亦云：“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据此，可知法家注意到了统治者在“服从法律”中的重要性。《管子》的“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为大治。”法家强调“君臣皆从法”更多是从“以身作则”的君王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儒家理念出发的。君王若是滥权，就会破坏一个好的法律秩序，因为他带了一个坏头。“法律高于国王”的范式不大适用于中国的法家。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统治者守法”作为法治概念的要素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2．法律之治另一个方面是司法独立。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更多的是各级官吏政治职责在法律上的体现，相对独立的司法实施未曾出现过。”但这并不是说法家思想与司法独立没有相通的可能性。

法家在理论上，对有关职权的划分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分职”意味着对君主无端地干预司法进行某些限制。在法家的分职理论中明确主张专职专任，不兼官兼事。在《韩非子》中有关职权划分的理论就较为细致，对“职权分明”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法家对徇私枉法持坚决地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如果“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法家认为执法应该独立于个人情感之外，因为“爱多者则法不立”，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总之，在法家看来，“夫背法度而任私议”，“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国之所以乱也”。

不论是法家的“人们应当服从法律”、“分职理论”还是“严格执法”，都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法律之治”的内涵。当然，这不能把古今两种思想在意义上进行等同，而是要注意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意义上的传承性。虽然法家的思想首先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秩序，但是对于支持现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构建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并非是一种古老过时的阻碍。

对法家法治理论最大的诘难或许就在于它是一种“非民主形式法治”。现代形式法治强调法律的来源是“人民”，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来源是国家的统治者，即“君主”。我们除了不能苛求法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民主”的高度之外，我们还必须发现其实“君主”和“人民”是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概念，具有经验型，实证性的共同特征。法律不论最终是来源于君主还是人民，都是来自于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神的意旨或者某种先验价值，它们都关注法律事实上来自何处而不是应该来自何处。因此，形式法治与法家法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观点性的，而不是方法上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君主”和“人民”这两个概念在创制主体上具有共同性，因此相互之间容易转换。所以，从实证性的角度来讲，法家思想和形式法治又有了相融通的余地，因为形式法治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三、中国现代法治与形式法治

法家的法学传统在当代中国虽已破裂，但内含的法律精神跟中国现在的法治趋势是一致的。在如何对待本国的法律思想传统方面，学者们应当摆脱历史观念的桎梏，寻找那些能够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符号和法律意义，传承它，改造它，发扬它，使其在现代法治体系内再生。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所要推行的法治也应该是一种形式法治，这是从我国法治的现状出发，得出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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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职学校　职业道德教育　兴趣教学法

乐学是古往今来学者追求的最高学习境界，也是教书育人的最高目标。然而不少中职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课却常常被人认为与乐趣绝缘，洋溢在课堂上空的是严谨教条、呆板沉闷的气氛，这正是德育课实效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打破职业道德教育沉闷的学风和学生厌学的情绪，让学生乐学，是提高中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所谓兴趣教学，是指教师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使学生在情感愉悦中接受知识，掌握技能，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而对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环节、教学手段及方法的整合与灵活运用。兴趣教学法与中职学校职业道德课的契合能有效解决教与学中的困惑与难题，因此必须积极探索兴趣教学法与职业道德教育课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一、职业道德教育课运用兴趣教学法的必要性

目前中职学校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课程有“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生涯规划”等，许多学校在实习实训中也适时开设一些职业道德教育课。在这些课程中运用兴趣教学法意义十分深远，对教师而言，是解决了教学中困境和难题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而言，是学生形成自我终身学习能力和具备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

(一)兴趣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职业道德课教学实效性

在目前中职学校职业道德教育中常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对课程浓厚的主导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降低了学生对理论的信服度；二是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思潮对职业道德课价值的冲击，使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实用性产生怀疑；三是职业道德课中较多的政策性、指令性、文件式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对理论课学习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情绪；四是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学内容的严谨性和较强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对任课教师教学思维的冲击，使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古板，导致中职学生对职业道德教育课的学习兴趣荡然无存。

而扭转这一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运用兴趣教学法。当学生被多方面的智力兴趣和要求的气氛所包围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和探索精神，就会爱上职业道德课教学，从而提高职业道德课教学效果。

(二)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自我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良好自我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自我学习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是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1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自我学习意识的萌芽。人的自我学习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随着个体在不断的教育成长中，与他人、社会、环境的各种关系交往中，才能逐步形成真正独立、自主、自律、自强、能动的学习意识。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模式的影响，多数中国学生从小就在父母和教师的安排下被动地学习，学生没有选择自己学习内容的权利，甚至无权选择考试志愿。在缺乏高考高压机制的约束下，没有明确自我学习意识的中职学生对学习漠不关心，注意力涣散，无精打采，整日逍遥自在，无所事事，上网聊天、看视频成了他们主要的功课。而“要唤醒那种无动于衷的学生，把他从智力的惰性状态中挽救出来，就是要使这个学生在某一件事情上把自己的知识显示出来，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在智力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就是指学生要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自我学习的意识则来源于兴趣。人只有在从事符合自己的需要或感兴趣并由自身支配的活动时才会积极投入。这种主体意识的提高才会引起主体自主的学习。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才会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因此，持久的兴趣是促使学生形成主体性自我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基础条件。

2　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2l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拥有足够的知识，而需要终身学习。而“终身学习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学习的兴趣、态度、习惯和能力”。因为兴趣是刺激和推动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它一旦形成和稳固，就不会因外部动机的消失而中断学习和求知。如果通过兴趣教学法使学生对职业道德课产生浓厚兴趣，并随着教师不断强化这种兴趣，将会使学生养成自觉学习和践行职业道德的行为习惯，从而促成学生终身学习理论知识的良好行为举动。

(三)兴趣教学法有利于中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创新人才的竞争，因此把培养中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研究表明，人的创新能力来源于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产生与兴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研究证明，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大脑中有关学习的神经细胞处于高度兴奋，而无关的部分高度抑制，神经纤维信道的有关部分则保持高度畅通，“神经噪声”大大降低，信息传递达到最佳状态，人的思维最活跃，这时候人的创新思维也最活跃。兴趣教学法则有利于促使中职学生大脑中有关学习的神经细胞处于高度兴奋中，有利于创新思维的产生。

二、职业道德教育运用兴趣教学法的途径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让学生知、情、意、信、行相互转化统一的过程，因而在职业道德教育教学中运用兴趣教学法，并不是指单纯的教学方法，而是要对整个教学环节的各个阶段进行科学规划，通过合理的知识结构安排、有序的教学程序组织、灵活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来实现学生行为能力的养成。

(一)以趣激志——课前学生求知动机的挖掘

这一环节要求教师在课前要周密部署，巧妙设置兴奋点，激发学生强烈求知欲。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师要在上课之前做足功课，设法开启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欲望。

1　组建兴趣小组。组建兴趣小组是概论课开展兴趣教学的一个组织上的保障。分组一般按照自愿的原则组合，主张将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兴趣小组，这有利于今后各种兴趣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引入激励机制，每个学习小组的表现将在期末公布，成绩最高的小组平时成绩将给予加分奖励。

2　找出能激起学生求知欲的兴趣点。课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在上课前布置不同的预习功课。如可通过视听资料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还可通过问题讨论、汇报交流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兴趣等。

(二)以趣增信——学生在课堂上情感认同的培养

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兴趣教学法培养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同，是前一个阶段的深入。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也是充分运用兴趣教学法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

1　内容激趣法。内容激趣法是指教师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通过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使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脉络清晰、具有前沿性、先导性和趣味性，能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强烈兴趣和求知欲得到最大满足。这是兴趣教学法中最重要的类型。一堂好课的标准永远都是“内容大于形式”，如果教学内容不够充实和引人入胜，教学方法再丰富，也难以获得学生认可。因此职业道德课教师要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整合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增减归类，寻找出契合学生需要的兴奋点和兴趣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常用的方法有案例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理论综述法、专题讲授法等等。

2　感观激趣法。感观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掌握和运用必要的多媒体教学技能，利用文字、动画、漫画、图形、图像、实物、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设计教学过程，让学生处于立体感观的刺激中，从而极大地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时参与感观越多，思维效率越高，学习效果越好，也越容易引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因此在职业道德课教学中要尽量多地调动学生的听、说、看、写各种感观。

3　情感激趣法。情感激趣法要求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特长，用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去感染学生的情感，使之达到共鸣。职业道德课的说服力、感召力与教师的语言力度、语言技巧、语言风采密切相关。如果一个教师经常用富有严谨、简洁、精炼、准确、风趣、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就能拨动学生的心弦，促进记忆的持久、思维的活跃、想象的丰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4　活动激趣法。活动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开展不同的趣味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职业道德课的趣味教学活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1)辩论法。辩论能培养中职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是非观念，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还能寓教于乐，培养学生分析社会现象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2)讨论法。课堂讨论法分为随机讨论和专题讨论。随机式讨论可以采取答辩式，由学生敞开思想就这门课涉及的理论和实际提出问题，教师回答问题，学生直接和教师展开思想交锋。专题式讨论是针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教师出好题目并主持讨论，特点是讨论深入并且集中，学生之间不同认识的交锋，可以相互启发，调动每个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3)角色互换。在一些难度适中、比较容易理解的章节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与学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课，教师坐在下面听课提问。最后再由教师对各组讲的内容做一点评，指出不足之处，加以补充说明和阐述。

以上这些活动都可以采用竞赛的方式进行。总之，活动教学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在做到以生为本的同时，也会赢得学生的认可和喜爱。

5　问题激趣法。问题激趣法是指教师通过创设问题情景，使学生达到激疑引思的效果。在职业道德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的要求适时、适当地向学生提出问题，或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部分章节可以完全采用问题法进行教学。

(三)以趣促行——学生在课后行为习惯的养成

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兴趣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同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是前两个阶段所指向的终极目标。前两个阶段教学对学生进行的新奇刺激只是起到激活“兴奋点”的功效和“动机”阶段，要想这种“兴奋点”持久，并形成习惯，还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所以在职业道德教育课后，教师要善于巧妙布置作业，让学生在乐趣中不断回味和体验。这些作业形式很多，主要有：影视书籍作业，在讲述完相关章节后，布置一些视频作品让学生观看，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研究；社会实践作业，让学生通过课后广泛的亲身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养成行为习惯，如让学生到工厂进行职业道德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召开专题社会调查汇报会；网络互动作业，教师在课前建立一套新型的师生互动网络平台系统，将学生必须看的补充课外资料、视频、论文、案例、作业都提前挂在网上，让每个学生凭学号登录浏览并完成各种作业；各类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作业，中职学校各种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教师要及时指导或带领学生参加其中对职业道德课教学相关的课外活动。

总之，良好的兴趣是学习的强大动力。在兴趣教学法中，职业道德教育课教师要学会在课前有效地激发学生求知欲；在课堂上陶冶学生情感，增强理论说服力；在课后要通过各种活动使学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真正做到知、情、意、信、行的有机统一，提高理论教学的实效性。

三、兴趣教学法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初级兴趣与稳定兴趣的关系

兴趣的发生是有层次性的。有学者将之分成有趣、乐趣、志趣三个层次，还有学者将之分成为直接兴趣、间接兴趣和稳定兴趣三种。无论何种划分都是认为兴趣的产生是由低到高逐层递进的。

第一阶段一般是外界事物给人的感官以强烈的刺激，引起大脑的兴奋直悦或情感的冲动，从而使人们对它们产生兴趣，但这一阶段兴趣虽然发生得很快，却不持久。第二个阶段，兴趣的产生不再单纯依靠外在的刺激，而是人内在个体已经形成对某一客体产生了比较稳定的特殊的爱好，它主要来自人的思维。这时人们的兴趣会向专一的、深入的方向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兴趣的最高阶段，也是兴趣最稳定的阶段，它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而且通常与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相结合，其持续时间长，甚至终身不变。因此，这一阶段的兴趣是我们兴趣教学法的终极目标。

以上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是逐层递进不断向前发展的。前一个阶段的兴趣得以不断巩固刺激就会向更高层次的兴趣转化。教师在职业道德课的课堂教学中采用兴趣教学法引起学生的兴趣一般属于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如果教师不继续加以引导、刺激、巩固，就很难让兴趣发展到最稳定的阶段，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因此，职业道德课教师要制定兴趣教学的长效机制，只有不间断地让学生对学习保持强烈的兴趣，才能过渡到第三个阶段稳定时期，这时的兴趣已完全内化到学生的意识之中，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学习行为习惯。

(二)兴趣教学的“浅”与教学内容“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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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二）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运用平衡原则检测退学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三 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正当程序

（一）本案判决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二）正当程序原则：学者的企盼

（三）正当程序原则：法官的直觉

（四）正当程序原则获得最高法院的首肯

（五）对本案正当程序原则运用的评论

四 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

（一）第三条判决理由论证上的不足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一般理论

（三）本案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四）法院在本案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功亏一篑

五 通过判决发展法律

（一）司法之现状：囿于条文的法律适用

（二）法律原则与法律适用

（三）对中国行政法官的期待

一 引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无疑是中国行政法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也在于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就前者来说，法院把司法审查的触角伸向学校的教育管理领域，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扩展，具有深远意义。[1]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论述和评析。[2]本文仅仅就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进行讨论，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判决如何正确，而是通过对本案的评析，阐发法院在个案判决中运用行政法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本案实体问题的关键是田永的学籍问题。如果田永具有学籍，并且具备其它法定条件，被告就应当给田永颁发毕业证书；反之，就无从谈起。法院认为田永没有丧失学籍。在判决书[3]中，法院指出了三条理由：

1.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考试作弊，而仅仅是“违反考场纪律”；对其作退学处理没有依据。这构成实体上的瑕疵。

2.退学处理决定没有直接向被处理者田永本人宣布、送达，也没有允许田永提出申辩意见。这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3.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实际执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以后的一系列行为更“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处理决定，说明该处理决定从未发生应有效力。

法院没有阐明三条理由的关系。在法院判决的实际思维过程中，三条理由的份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分析）。由于法院陈述的判决理由是法官思维“理性化”的产物，所以，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判决书所展示的理由去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正当性。[4]从判决理由的逻辑上理解，三条理由独自成立，即：单单实体上的或者程序上的瑕疵就足以构成撤销退学处理决定的充足理由[5]；即使退学处理决定合法有效，仅凭第三条理由也足以使被告的处理决定不复存在，并使田永的学籍得以恢复。

下面我将力图对上述判决理由逐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评论法院判决理由的成功与不足。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制定法条文，判决理由是无法得出或者不能成立的，而必须分别用“平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 和“信赖保护原则”去弥合司法推理链条的断裂。本案可谓法院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先声；我将考察“身在此山中”的法官的实际思维过程，并对本案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进行评价。以这三个原则的运用实例为基础，本文最后一般性地（但也是初步地）论述这样一个设想：通过法院在司法判决中对行政法原则的运用，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二 对作弊学生的惩处方式与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 从法条中得不出判决结论

对于退学处理决定在实体上的合法性，法院首先区别“作弊”与“违反考场纪律”，认为田永的夹带行为不属于作弊。我认为这有些牵强。即使纸条上所写的电磁学公式不能直接套用于试题，即使没有发现田永偷看过夹带的纸条，田永违反考场纪律，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带到试场，仅凭这一事实，可以推定他有偷看的企图。把这种行为归于作弊的情形之一，完全符合严肃考试纪律的要求，符合人们对于“作弊”的一般理解。在实践中，这样的规定普遍存在于各个学校的校规中，也得到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有关法规、规章的印证。[6]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概念上的区分，还是转向讨论这样的问题：对田永夹带纸条这种作弊行为作退学处理是否合法？

判决书始终没有阐明“作退学处理”的性质。法院没有把它视为行政处罚而适用《行政处罚法》。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也将不打算直接援引《行政处罚法》作分析。[7]法院还似乎接受了被告的说法，谨慎地把它与“勒令退学”相区别。所谓退学，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在校学生因情势变更而自愿地终止学籍，或者被学校强制地终止学籍（作退学处理）。[8]在现行制度下，它不同于勒令退学之处在于，它不是由于学生违反校规校纪而对他作出的纪律处分，所以该学生可以再次参加高考。在实践中，一些学校为了照顾违纪学生的“前途”，对一些本来可以（应当）作勒令退学甚至开除处分的，进行“善意的处理”，作退学处理化之了之。[9]如果依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字面规定，被告的做法确实与法无据；根据处罚（处分）形式法定原则，被告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是不合法的。但是，从本案“作退学处理”的原因（考试作弊）和后果（丧失学籍）来看，它可以被视为勒令退学。为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暂且悬挂上述问题，而接下去讨论被告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被告对田永作出退学处理的依据，是学校制定的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对于学校制定的该文件，法院并没有因为它涉及到学校的教育自主权而放弃审查，体现了法院作为司法审查机构的应有立场。但是，法院没有采纳学校文件的理由――学校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 ――似乎有些不足。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10]学校文件的制定就是行使教育自主权的一种方式。法院对它应当予以重视，而不能因为它不属于规章就“视之如草芥，弃之如蔽屣”。法院有必要通过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审查而决定是否适用。

在接下去的判决理由阐述中，法院通过校规和国家教委规章的对照，否定了校规的效力。[11]法院的逻辑是：校规“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重于”就意味着超越和抵触，因此校规是不合法的。本案中被告校规是否抵触法律、法规和规章呢？事实上，从判决书引用的国家教委规章中，无法得出学校不能开除作弊学生或者勒令作弊学生退学的结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的“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自然包括给以勒令退学甚至开除的处分。[12]这样的理解与该条前一段的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也是可以相容的，即在勒令退学或者开除的同时，档案上该科成绩记零分。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明确排除学校对作弊学生实行哪怕是勒令退学、开除学籍这样严厉的处分。

综上所述，在法定的处分种类内，对作弊学生具体实行何种形式的处分属于学校的自由裁量范围；如果撇开“作退学处理”的形式合法性，对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勒令退学）仍在规章条文字面含义允许的范围内。在法条的字面意义上，我们还不能说被告《关于严格考试纪律的紧急通知》的规定是违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校规本身的实质合理性。

（二） 平衡原则的一般理论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行为除了遵守合法性原则，还要遵守合理性原则。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指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在我国，通常认为，合理性原则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结果合理性，还包括动机合理性；合理性原则不但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13]由于合理性原则包容广泛而内涵模糊，本文将根据具体语境，有时用另一个稍微精细的概念――平衡原则――来分析。平衡原则，有的称为比例原则、均衡原则，是通过对目的－手段、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等实体范畴的衡量，以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人们对公正合理的一般期待。[14]

国外行政法学中有相似的理论。在法国中，行政法院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损害－得益平衡、目的－手段相称等平衡方法，努力在公共秩序、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并通过判例，确立了均衡原则。[15]德国行政法学对平衡原则（多称比例原则）作了深入具体的阐述。在德国法中，比例原则要求采取一项措施以达成一项目的时，该方法必须是适合目的的、必要的、相称的。[16]日本和我国台湾继受了德国的比例原则。[17]在素以程序正义为重的英美，也出现了对实体合理性的要求。英国上议院1968年在温斯伯里（Wednesbury）案件中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18]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把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规定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之一。[19]尽管各国理论阐述角度、适用范围和具体规则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一个同样的精神：公共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但受制定法的约束，还受合理性原则约束。

法院能否依据合理性原则审查行政行为，这在我国行政法学上还有不同观点。[20]一些学者则认为，原则上我国法院只应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应审查其合理性，但在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例外情形下，也可以对合理性进行审查；另有学者断言，我国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合法性审查，但是，不合理达到一定程度亦可构成不合法，所以，合法性审查实际上包含对严重不合理的审查。[21]这些争论更多属于概念上的争论，事实上，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只要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事，法院就不能干预。现在的分歧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的干预（撤销或者变更），是否仅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对此，许多学者通过解释《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滥用职权”，论证法院能够审查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撤销行政机关明显的或者严重的不合理行为。[22]我认为这种观点比较符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行政诉讼法》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其说禁止法院审查合理性问题，不如说是要求法院节制审查强度，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某些问题上的政策性考虑，对于明显或者严重的不合理情形，法院不能放弃不管。

法律规定法院对于行政规章有参照适用的权力；对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没有规定，通常认为也应当参照。[23]只是参照的标准似乎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我认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也应当采取实质法治主义的标准，除了审查它是否“抵触”上级制定法的规定，还应当用平衡原则进行检测。

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合理，是否构成明显的或者严重的不合理，难以有具体明确、能够普遍适用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者根据具体情境的衡量。

（三）运用平衡原则检测退学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下面运用目的－手段平衡的方法对校规的合理性及被告退学处理决定的合理性作一衡量。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杜绝作弊的正当需要。作弊的危害不但来自对作弊学生成绩评价失准，还来自对整体教学秩序乃至社会道德的败坏。正如教育部一位领导所言：“如果不对少数学生作弊现象迅速予以制止，就是对多数学生的不公，对遵纪守法、勤奋学习的学生的挫伤，就势必造成学生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后果不堪设想。”[24]正是出于对高校中比较严重的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反应，国家教委于1994年下发了《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加强考试管理工作，并“积极研究、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25]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正是本着上述紧急通知的精神，修改校规，对考试作弊重新作了严厉的规定。被告加强考试管理的目的是完全正当的，法院对其采取的措施应当予以尊重。问题是，它所采取的“一经查出，一律按退学处理”的措施是否合理？

由于纪律处分涉及学生的利益，维护考试纪律的需要必须与学生的利益取得平衡。北京科技大学的规定没有区别各种作弊的不同情节，“一刀切”，有失公允；也没有给学生悔改机会，“一棍子打死”，失之过严。另一方面，为了杜绝作弊而采取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相称的。必须认识到，提高对考试作弊的惩罚强度只是众多可采取的措施中的一种，而它的效能是有限的。为杜绝考试作弊，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许多种，例如：改变考试方式，完善考场规则，加强监考力量，减少作弊的机会，并尽可能发现作弊行为；完善对监考人员的奖惩机制，防止监考人员徇私枉法、玩忽职守；对作弊学生进行及时、公正、一视同仁地处理，不放纵作弊学生，不让学生抱有侥幸心理，等等。上述各种措施需要多管齐下，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奏效。被告的规定过于严厉，在现实操作中反而效果不好。据该校一位教师说：“学校制定这种制度，有时候也令监考老师左右为难。因为监考老师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时，置之不理会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当场抓获又可能毁了学生的一生。很多老师有时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愿让一个学生毁在自己手中。因此，学校对作弊一刀切的做法，单就监考老师来看，也不能真正起到严肃考场纪律的目的。”[26]

综上所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考试作弊的处理规定，与其想要达到的杜绝作弊的目的不相称，违反了平衡原则。法院不应予以适用。

在排除学校规定的适用后，我们再看看被告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是否合法。我的结论与判决书一致，理由则不相同。我的理由是，鉴于田永的作弊情节和悔改态度（判决书完全忽略了相关事实），学校的处理决定显失公正，是不合法的。

三 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正当程序

（一） 本案判决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一审判决称：“……而且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尽管这段文字在逻辑层次上不是非常清晰，但是它无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被告有义务将退学处理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判决书没有明确说应当什么时候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从行文看，似乎是在向被处理者送达、宣布退学处理决定的同时或者之后。但是，考虑到事后申辩任何时候都是允许的，在退学处理决定作出并送达后，再谈什么“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宁肯视之为一个行文上的疏忽，而把判决书的真正意思理解为：被告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前应当允许原告提出申辩意见，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后应当直接送达给原告本人。

法院提出了两个程序上的要求。下面我将着重讨论前一个要求。

“应当……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法院没有指明这一理由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在被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27]可见，法官们没有依据具体的条文判案。如果把“依法判决”的“法”仅仅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等有特定国家机关制定并载于纸上的文字规定，那么，法院的这一条理由可以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 的程序要求是法院“附加”上去 的。换句话说，法院在判决中“创造”――对某些人来说，那几近于说“捏造”――了一条法律规范。我绝不认为法官这样做“违法”了，相反，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值得称颂的创造。对于其中的意义，我将在后面予以阐述。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院的判决被普遍地理解为“适用法律”的今天，法官是如何“创造”出这样一条规范的？探究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具体情境中法官的思考方式将是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将从我国程序法观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本案法官的现实处境中去考察。

（二）正当程序原则：学者的企盼

当我们看到法院的如此判决，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正当程序原则。这是英美法上的古老而常青的原则，它的要义正如判决书所述的那样――在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英国法中，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要求被包含在自然正义原则中。自然正义原则原是司法中的原则，在19世纪大量行政机构产生后，它被移用到行政性案件。通过法院的判例，听取当事人意见的要求被广泛地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即使议会的制定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行为程序，或者法院认为规定得不够时，仍可以以自然公正原则去约束他们。[28]美国继承了英国自然正义原则，把正当程序要求写进宪法，从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法院一次又一次创造性的运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获得不断充实和具体化，特别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戈德伯格诉凯利等案件的判决，它的适用范围爆炸性地扩张，对权利的保护程度也不断提高。[29]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成为法院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有力武器。

近20年来，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几乎每一本介绍英美宪法和行政法的著作都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这两个原则。讨论行政程序的文章和论文已经不可胜数，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也以行政程序为主题，其中很多涉及到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30]它甚至成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题目。[31]今天，对于一个行政法专业的学者和学生来说，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原则已经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行政法以外，学者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讨论法律程序的价值和我国程序法律制度的建构，声势浩大，蔚为壮观。[32]除了学术性刊物，一些普法性质的通俗读物和媒体也宣传法律程序的意义。在法学院和各种法律进修班的讲坛上，法律程序也成了主题。要全面、清晰地描述上述景象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努力聚沙成塔，散射出明亮的光芒，使法律程序的观念在法律界中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认识到，法律程序是控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手段。

尽管大部分学者谈论法律程序时，仍然着眼于制定并严格执行成文形式的程序法，但也有部分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不成文的程序原则的意义，主张用程序原则来指导法律的实施，在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时适用程序原则处理。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就包括了滥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33]依这种理解，违背程序原则也构成违法，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如果单纯从学术观点上看，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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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 教学模式 构建

高等职业教育是不同于一般本、专科大学，是具有一定特质的高等教育类型，它培养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特定的知识、能力结构，强调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和工作过程中所必需的关键能力。但目前高职教学内容主线基本是延续传统的“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体系，缺乏课程开发与创新，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能力不强，适应社会建设第一线工作的技能不足，学生的职业意识不高。“老三段”的课程设置模式难以适应“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以下简称“高职思政”）“基础课”，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综合职业道德法律意识，提高学生适应实践岗位的关键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企业、社会岗位的工作要求探索高职思政“基础课”的专题模块教学模式是高职思政课教学与其他一般专本科院校思政教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构建适合高职教育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提高思政“基础课”教学效率，加强课程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使其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

1.教学模式的定义。教学模式是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学模式是由一定的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安排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特定的组合方法。教学模式是沟通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中介，它既能丰富教学理论，更新教学思想和观念；又能为教学实践提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教学范型，为培养合格人才提供直接功效。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的构建从课程观的调整、课程内容的整合、课程方法的探索等方面突破了思想品德课程传统灌输的教学模式。

2.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模块”和“专题”两个方面。一方面，“模块”实质是树立全新的高职思政“基础课”课程观，思想道德修养课或思想品德课是学生从小上学就被灌输的东西，怎样使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从中受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是强制灌输就能解决的，如果强制灌输可能会导致学生逆反。通过高职思政“基础课”的教学使大学生注重自身修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强调课程开发，树立新的课程观。课程观，是人们依据一定的哲学观、教育观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技术学等方面认识所形成的关于课程的基本观点和一般看法，即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课程，如何处理课程领域诸多关系的看法，它是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将高职思政“基础课”开发成最好的课程，就是使高职思政“基础课”在传统强调培养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基础上，担当起培养训练学生适应社会岗位所必需的关键能力的任务，其中的关键能力即学生对信息或问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虽然高职思政“基础课”不涉及学生具体的操作技能，但能力不同于操作技能，职业能力强调在复杂的工作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对于现代工作而言，将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关键能力作为高职思政“基础课”课程目标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构建高职思政“基础课”模块就是要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整合教学内容，根据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需要，打包教学任务。将知识的传授、能力的训练、素质的培养相结合，并融于高职思政“基础课”的教学中。

另一方面，“专题”主要体现在教学实施环节，采纳具体的方法实现“模块”任务包的任务，结合授课学生的专业及预备职业的特点，将每个模块具体地细化，针对学生实际和社会现实，按照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选用具体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现场教学法以及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发现式学习等符合认知规律的先进教法与学法，同时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如讨论分析。以分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由各组代表发言，再由教师总结讲解。演讲。课前教师布置，学生准备稿子；或是学生针对具体问题有感而发即兴演讲，教师最后进行综合评价。问题学习。可以让学生独立或分组提出问题，教师来回答；也可以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促使学生课后自学。实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由“讲授”主体变成“引导”主体，学生由被动“听”“看”为主变成以主动“想”“说”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端正做人做事的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及职业意识，锻炼学生思考、学习、表达等能力。

二、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的构建

第一模块为适应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主要涉及教材绪论部分内容，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正确认识与分析生活学习环境的方法，体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与作用，培养学生适应环境的能力；使学生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上大学？大学学什么？怎样读大学？该模块开设两个专题：其一，认识大学，正视自我（2学时），主要采纳的方法是学生主体讲述对新的生活学习环境的感受，再由教师做总结，解答学生的疑惑，引导学生合理释放来自环境的压力或内心不良的情绪，给予学生安慰、激励。通过师生互动，达到引导学生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大学的目的。其二，树立新的学习观念，塑造全新的自我（2学时），在大学如何学习的问题是大一新生的空白，到底大学生应该怎样学习，新生的脑子里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这个专题适合采纳案例教学，尤其是学校典型的学生例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教师要结合每个专业的特点选择学校的典型，以客观发生过的事实督促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增强重塑自我的勇气，也可以请已毕业大学生与新生做现场互动交流。

第二模块为人生观教育。主要任务是引领学生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人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初步的思考和设计，使学生端正做人做事的态度，体会学习生活的技巧。该模块设立“领悟人生真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协调身心关系，学会人际交往”“树立理想信念，创造人生价值”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观看音像资料短片）、调查法、问题讨论等方法，涉及第二章、第三章内容。

第三模块为爱国主义教育。教学任务在于调动学生心底的爱国情感，深刻体会何为爱国主义，激励学生明确历史使命，从自身出发积极实践爱国行为。设立一个专题“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2学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这个专题中要学生回顾历史（如中国的）、正视现在（当今我国的建设及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让“90后”的学生真正感悟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采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一些史料和新闻资料动态地展示给学生，并以即兴演讲的方式让学生谈论如何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主要教学内容涉及教材第一章、第三章的明确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的部分内容和第七章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部分内容。

第四模块为社会道德观教育。该模块主要使学生明确做人的道理。以公德、孝德、职业道德（主要放在第五模块）为线索展开，设立“加强道德修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培育家庭美德”“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树立诚信品质”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该模块内容涉及教材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主要采纳调查法、问题讨论法、案例教学法。

第五模块为职业教育。主要使学生明确认识到高职生学习必须面向职业的特点，增强学生的就业信心，锻炼学生求职择业的能力。该模块设立两个专题：专题一为培养职业学习意识，增强就业信心，侧重立足岗位、奉献社会的职业理想教育和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主要采纳案例分析与问题讨论等方法。专题二为掌握就业技巧，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侧重职业礼仪的教育与训练、职业纪律和岗位规范教育、劳动法、合同法和创业教育，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调查分析等方法。两个专题计划6学时，主要涉及教材第六章的内容。

第六模块为法制观教育。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增加学生的法律常识，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培育学生的法治精神。设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学习实体法律制度，保护公民权益”“学习程序法律制度，学会科学维权”等三个专题，计划6学时，具体采纳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课下阅读等方法。

三、高职思政“基础课”专题模块教学模式实施中的几点注意

1.教材问题。我国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使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没有成熟的适合高职院校的模块化教材及教参，进行“模块”抽象时必须严格尊重教材，需要教师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可行的原则编写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组织模块教学。

2.教学设施。专题模块教学模式更多体现学做合一的理念，需要模拟或真实的教学情境，这对教学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高职院校，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尝试将高职思政“基础课”教学与学生实习车间的课程实习、岗位实习相结合，实现高职思政“基础课”理实一体化教学。虽然高职院校有这个尝试的可能性，但实施起来还是有较大的困难。另外，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