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05: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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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篇2
关键词：农村；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网络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术界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开创了对妇女贫困的系统化研究。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所形成的《行动纲领》指出：当今世界上 10 亿多人生活在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期国家，妇女贫穷人数日增现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此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等机会有限以及其他不稳定的因素。[1]
一、农村女性贫困现状
所谓贫困就是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生理等因素所引起的个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不能满足，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人文方面的贫困，中国农村妇女贫困也基于这两个方面。
物质贫困。从收入方面来看，收入的增长取决于所从事的非农职业。资料显示，中国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女性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男性工人。此外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仅有1/3的孕妇接受了四次专业人员的照顾和检查，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中女婴死亡人数占绝大多数[2]。
人文贫困方面：首先是文化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文盲发生率高，辍学率高，文化权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农村妇女的发展能力。其次是知识贫困，农村80%的是留守妇女，地域、生产条件、科技等限制，使她们缺少获取知识、交流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和男性相比她们更容易陷入贫困。政治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参政机会少，缺少话语权。
二、社会支持概念的界定
有关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理论的界定主要有四种取向：一是功能取向；二是结构取向；三是主观评价取向；四是互动取向。
在国内，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可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 [3]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4]
三、农村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网络分析
1、以救济为主要方式的制度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保障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极为贫困的农村女性并未以其个人名义获得救助的机会。
调查资料显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有些真正困难的家庭没有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救助。被访女性说："规定是定了，但是村里乡里还不是一样，谁有面子谁有门路就能办低保。有时候有救济下来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听领到的人才说。我们也交过低保申请，可是至今没批下来。该给的不给，不该给的却给了。
2、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支持
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强调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男系血缘决定亲疏的特点。但当前家庭的亲缘网络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姻亲关系进入了差序格局，家庭网络也向双系并重过渡。甚至有倚重女系亲属的迹象。
访谈资料显示：在现实生活中，从男女性亲属双方提供的支持类型看，没有大的不同，既包括工具性支持也包括情感性支持。实际上，贫困家庭在寻求亲缘支持时，更多依赖的是资源的可得性，而不是亲缘关系的远近。
中国人最信任的对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国人最愿意交往、依靠的人是家人和亲属。[5]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亲属强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社会资本，而当公共领域的正式制度支持出现匮乏和不平等时，私人领域的非正式支持在贫困的应对中就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
5 位农村贫困女性访谈的结果显示，她们或多或少得到过不同网络资源的社会支持，包括主动求助、被动接受。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贫困对亲缘支持的损伤很大。家庭越贫困，获得亲缘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亲属的资源较匮乏。被访女性说："谁也帮不上我。丈夫这边公婆都年迈，兄弟关系很一般，不愿意帮忙啊。我娘家这边儿兄弟姐妹虽多，可是过的都一般，有的身体还有病，也只能是各顾各了。我们家是谁都考不上啊，谁都帮不上我们。"
另一方面是贫困女性自身缺乏社交资源。这也是农村现实状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农村的社交活动和资源本来就少，大部分女性背着贫穷的担子无心参加少有的社交。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导致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的根源，女性的时间被规范在家庭内部。繁重的家务劳动几乎挤占了贫困女性的所有时间，使她们没有时间和亲戚朋友聚会、交流。
被访女性说："在村里有什么集体活动啊，无非就是大伙坐在一起聊聊天，偶尔打打牌，可我哪有那闲心啊，家里外边活一堆，你不做没人替，就连娘家也只能是过年时回去看看。去也不能空着手啊，娘家人又多。唉，还不是因为穷受的罪吗？"
总之，对于农村贫困女性来说，由于经济拮据，她们没有机会和时间发展人际关系，导致资本欠缺，进而导致在社会支持方面，她们可利用的资源匮乏。
四、建议
重视贫困对女性的影响，认识到解决女性贫困问题对中国减贫的重要性，从贫困女性自身需求出发，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有以下几点建议。
1、增强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建议，切实考虑贫困女性的实际需求
作为制度支持一种的妇联是能够传达女性愿望的最直接的机制，注重专职妇联干部的配备和培养，解决贫困女性问题的同时，向农村贫困女性传授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自身脱贫能力。强调和重视不同贫困妇女的经验、认识和观点，倾听贫困妇女声音。
2、加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
随着社会分化和整合的程度不断提高，各种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也日益增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也越来越明显，农村贫困女性处于一种弱关系，因此，更需要这类组织，带动、提高基层组织的办事效率，给予基层组织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指导，发挥基层组织在解决贫困女性的作用。
3、进一步构建亲戚邻里的支持
亲属和邻居是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提供者。亲属主要为贫困女性提供情感支持和金钱支持，邻居主要为她们提供物品支持、生产支持。所以仍要以亲密关系为中心为贫困女性建立支持网络。
参考文献：
[1]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论文选[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56.
[2]世界银行.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R].2002:26-34.
[3]李敏.资源视角: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的实证研究[J].长白学刊,2010,(3).
[4]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 [J].天津社会科学,1998,(1).
篇3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篇4
关键词：彝族；社会性别；妇女
中图分类号：G12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9-0248-02
一、研究的背景
伴随着19世纪西方文化变迁先驱古典进化论者泰勒、摩尔根、传播论者文密斯、佩里，新进化论者怀特、期图尔德和人类学先驱博厄斯、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家译著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内的陆续出版，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掀起了文化热，文化变迁问题的探讨自然不在话下，从文化变迁理论和方法的介绍研究到具体对象的定性、定量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同时，学术风气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的激荡中反思和批判，在舶来与固有之间的不断碰撞中磨合，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铰链中拓展，致使文化领域的研究视域呈现多样化。社会性别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引入文化领域的研究的。一批西方学者如康奈尔、费尔斯通、米利特、，鲁宾、卡莫迪、海登、罗森伯格、托马斯、弗雷泽、斯冈茨尼、韦斯特马克、谢苗诺夫、摩根、艾柏登等，他们通过对社会性别概念演变的描述，从挑战原有的生物性别入手，揭示了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赋予角色的社会性，勇敢地否定了以生物性别来定义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和期望的传统做法；彰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对社会性别的期待和角色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性别规范以及两方式和社会角色具有各自的特点；昭示社会性别是不断变化的并通过社会文化对两性施加影响，从而使社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期待；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打破了人为限制个人发展的文化陋习，强调从人的个体和主体角度来考虑人的自由发展和价值实现问题。
国内专家学者沿着上述社会性别理论、方法的思潮，结合国内的女性发展问题，主要以村落、婚姻、宗教、语言、家族、饮食、歌舞、体育、旅游等为切入点进行拓展研讨。20世纪90年代开创的彝族社会性别研究视域正是这样的折射物，作为一种后继理论虽没比前驱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但已不再囿于研究传统，即冲破了彝族男性世界话语权的樊篱，逐渐把彝族性别制度的“因”与“变”、两性关系的“经”与“权”纳入研究的视域，开始思量女性的文化悖论，对所继承的彝族文化知识提出质疑，推动了研究彝族社会性别的步伐。
二、研究成果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数据库和读秀文献搜索结果中，国内外相关彝族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并不多。我们从研究的类型分专著、学术论文二类进行述评。
（一）专著
从截至2011年底的读秀文献搜索结果看[1]，专著并不多，而且从研究的内容和性质上看，主要倾向于呈现事实，如马林英的专著《彝族妇女文化》（1994）这样的理论探讨较少。该书系国内外第一本向读者全顶系统地介绍四川彝族妇女文化的专著，为全面了解彝族妇女提供了蓝本，但可能因体裁和目的所限，总体上属于彝族女性固态文化事实和事件的描述，而未及理论上加以探讨 [2]。另外，四川省编写组编写的《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1987）收集了新老凉山各县的部分社会调查资料，其中，有些涉足了民俗文化中婚姻、宗教习俗等问题，但也只是对事实的记录，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阐释，只能作为指涉社会性别的活题材。袁亚愚的《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庭》（1992）以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调查的材料，对凉山彝族社会及家庭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和多层次的描述，并作了认真的分析、比较与综合研究。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来探讨社会性别问题，只是社会性别在探讨过程的各种元素关系中凸显了影响力。再有，岭光电搜集整理的《凉山彝族有关妇女的谚语》（1986）也是一部涉猎社会性别研究的语言文献书[2]。该书从婚姻、习惯法、审美等11个方面展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来体现社会结构的原型的语言材料，这些关涉女性的语言结构（主要指语言的深层结构）隐含着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和文化活动，只可惜著者没从理论上加以阐释。
（二）学术论文
与专著相比，学术论文（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数据库）从社会性别视域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3]，涉足了婚姻与家庭、宗教民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生育与健康、服饰与工艺美术、社会人口流动、职业分工等问题，并呈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侧重面不一样，首先，主要集中在彝族女性的角色上即家庭和婚姻的探讨上，如《当代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变迁》（马林英，1999）、《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凉山彝族婚姻文化变迁中的女性角色》（王秀英，2009）、《当代彝族女性价值观与社会角色的变迁》（米正国，2000）、《旧话新说——论凉山彝族妇女过去的地位》（罗曲、尔古阿枝，1997）、《凉山彝族妇女婚育观的现代变迁》（1996）、《凉山彝族农村妇女的婚权及其实现的障碍》（冯敏，1993）、《凉山边缘区彝族妇女婚姻与生育的调查分析》（攀希群、王瑞玉等，1990）等。其次是宗教民俗的研究，如《凉山彝族女孩成年礼仪》（沙马日体，史军，2007），《女性形象动态变迁的宗教镜像——对凉山彝族毕摩教反思的性别视角》（徐睿，2008）、《宗教与性别社会化——毕摩教在凉山彝族女性生命转折点中的作用》（徐睿，2007）、《凉山彝族的求子仪式》（蔡富莲，1998）等。其余皆是零星研究，如涉及教育的《凉山彝族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对策》（潘正云、马林英，2000）、《凉山彝族女性教育管窥》（刘明新、马吟秋，2006）；涉及彝族妇女流动的《结构功能视角中的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以凉山彝族为例》（郝亚明，2008）；涉及卫生防疫的《500例高山彝族妇女生殖系统感染影响因素研究》（刘民甫、胡晓明等，2008）、《凉山彝族生活环境改革与妇女的健康发展考察》（冯敏、罗凉昭，2000）；涉及民间文学、谚语的《对彝文典籍中妇女形象的探讨》（伍呷，1992），涉及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的《浅析凉山彝谚所反映的妇女地位的多样性》（唐黎明，20008）、《性别背后的权利反映——浅析〈妈妈的女儿〉中的彝族传统性别观》（沈晓雁，2009）；涉及法律的《彝族妇女在婚姻习惯法里的法律地位——兼与清代婚姻法比较》（张晓蓓，2003）；有涉职业分工的《彝族农村妇女在西昌城区经商情况调查》（康华，1994）；涉及民俗服饰和民间工艺的《中国彝绣》（肖惠华，2003）、《浅谈凉山彝族妇女服饰艺术》（吴虹，2007），涉及综合研究的《凉山农村彝族妇女可持续发展研究》（马林英，2000）等。近年又呈现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旅游方面的较为突出，如肖雪、吉木阿洛的《对凉山彝族婚俗旅游开发的几点思考》（2008），康玲、邓思胜的《旅游开发与节日民俗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分析》（2009），邓思胜的《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中的凉山彝族节日民俗文化变迁研究》（2006）等。
三、研究综述
以如上所述的研究视域观之，彝族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但研究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整体上倾向于呈现资料的形式进行描述记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创新性和科学性不足，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的研究，缺乏多学科知识交叉于整合的意识与眼界，从而难以对纷繁复杂的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完整图景作出全面而客观的阐释。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性别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彝族女性，或者说是“彝族女性问题研究”。它与对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形成一个封闭的思维圈，未能全面揭示彝族女性与男性共生共长及其对立分化过程中各自的特殊性和作为人的存在的同一性。而且这些研究诸多过分强调政治因素，往往将彝族妇女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揭示其政治、生活地位，缺少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分析。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虽然注意到实证的调查方法，但却以宏观的抽样调查为主，其中包括许多政府统计数字分析；研究的课题多是彝族妇女在现存社会中所存在和面临的实际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推测，难以表现彝族女性自身的主观经验。如果能够在这种研究中适当运用人类学深入访谈的微观调查手段，就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前提下对妇女个人的主观行动以及她们对彝族社会的看法做进一步了解，从而勾画出彝族妇女地位变化的轨迹。确实，多年来彝族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把妇女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彝族社会性别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边缘状态，相关研究还没有对彝区社会中两性差异扩大、妇女地位在某些领域下降和妇女发展趋势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实证研究不充分，影响了社会性别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解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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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中介效应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成为了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高校更是主要力量。
中国女性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文化、历史、社会、学校和家庭，乃至女性自身的原因，女性在高层次人才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伴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传统家庭角色的桎梏，成为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高校教师的数量更是与日俱增。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9―2013年间，高校女性教师所占比例始终处于46%～48%之间，和男性教师所占比例基本持平，但高职称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不到30%，副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也未达到45%。教师的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科研水平，女性教师在教授、副教授中所占比例低于男性教师，意味着杰出的女性教师少于男性教师。是什么制约着女性教师成为优秀的研究者呢？是先天生理因素还是后天发展中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男女教师间的性别差异值得探究。尤其是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提出“科研产出之谜”后，即研究发现女科学家出版物的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科学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高校教师科研生产间的性别差异更是成为了研究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结合相关理论，试图探寻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原因。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社会学家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最早提出科学家间存在性别差异，经研究发现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这种差异在享有声望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更为明显。[1]女性科学家的科学声望一般没有男性科学家高，她们的工作往往也不被重视，即使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中，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女性也不能与男性平分秋色，这就是科尔提出的“科研产出之谜”。
（一）性别歧视与科研产出之谜
性别歧视是指对待某种性别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态度或评价。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雇佣者对不同性别的被雇佣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不同，往往体现在就业或晋升机会以及酬劳的不同。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的工作能力比女性强，女性更适合家庭工作，从而使人们容易对工作中的女性产生偏见和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横向隔离，即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二是在具有较高技术、地位以及收入的职位上存在女性所占比例低于男性的纵向隔离现象；三是受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工作表现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工作中对女性给予更少的奖励和报酬。
・高校科研・1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谢宇和舒曼（Yu Xie and Shauman，1998）在其著作《科学界的女性：从业历程与成就》一书中，从生命历程角度考察科研产出之谜，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教师的科研产量显著上升，存在性别差异上的趋同效应。[2]但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远未完全消弭（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Kyvik and Teigen，1996；Rauber and Ursprung，2007etc.）。[3][4][5]这种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在高产的教师间表现更为严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6]在杰出的研究者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显著少于男性教师所占比例（Primack and Leary，1989）[7]，男性教师被定义为多产（每年超过三篇论文等价物，即将专著等折合成论文）的比例比女性教师高，没有发表文章的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比男性所占的比例高（Kyvik and Teigen，1996）。S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性别差异先减少后增加。40岁以下，男女教师科研产出差异最大，男性教师发表文章量是女性的2倍，但是在40岁以上这种差异就很小了，在50岁以上又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40岁以下水平（Kyvik and Teigen，1996）。[8]劳贝尔和乌尔施普龙（Rauber and Ursprung，2007）的研究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女性经济学家在38岁也就是职业生涯开始8年左右，科研生产力开始下降。在48岁，即职业生涯18年时，有所恢复。有研究表明这种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在早期就已存在。[9]朗（Long，1990）采用协方差分析研究了生物化学博士早期科研生产情况，发现在博士期间，男博士比女博士多发表26%的文章。所在机构性质和学科不同，差异表现也不相同。[10]谢宇和舒曼认为这种性别差异应归结于背景特质和所在机构的特点不同上，如女性更可能就职于教学类学院而非研究型大学。学科性质不同，科研产出不同。萨克斯和阿雷东多等（Sax and Arredondo etc.，2002）在对美国来自429个教育体系的128423名教师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纯理论学科对男性及非终生教职女性科研产出有着显著正影响，尤其对男性；生命科学对终生教职女性影响显著（终生教职女性在这些部门产量高）。[11]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在对文章和书赋予不同权重的前提下，得到教师科研产出总量，研究发现属于生物和心理科学的教师科研产出较高，人文学科的教师科研产出较低。当把样本仅仅局限于女性教师时，发现生物或心理学科教师的文章发表数量更高。[12]
国内学者对高校教师科研产出间的性别差异研究也越来越多。无论是从省级科研成果奖、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还是情况来看，结果表现一致，即高校教师始终表现为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多，但在教授中的低产人群中女性科研产出高于男性（严艳，2008）。[13]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这种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高产组。总体来看，获奖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于男性，但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奖项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在l表的论文数量方面，发表3篇及以下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发表4～8篇论文的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和男性相差不大，但是发表9篇及以上论文的教师中，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14]
根据性别歧视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1：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低于男性教师。
（二）家庭分工及时间配置与科研产出之谜
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认为家庭本质上是由具有互补性人力资本和不同比较优势的配偶双方组成的共同体。长期以来，家庭夫妇之间的分工基本模式一直是男性主要从事外部市场活动，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工作，这种分工部分取决于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旦完成受孕过程，女性就控制了子女的再生产过程，包括子女的喂养与照顾，而男性则很少参与这类活动，因此认为女性在家庭内部工作上存在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妇女的家庭边际产品对市场工资率的比率高于男性。因此，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女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性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女性在市场性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加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变化，女性也有可能形成市场活动的比较优势，从而减少其对家庭的依赖，增加市场的工作时间。再加上，市场工资率在逐渐提高，对于女性而言，除了闲暇，家务劳动占用了她们大部分的非市场时间，家务劳动和市场工作时间之间的替代性较大，因此市场工资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从而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讨论“科研产出之谜”的研究有很多。首先，讨论婚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科尔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发现婚姻状况并不影响女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并且杰出的已婚女性比杰出的单身女性出版物要多。[15]福克斯（Fox，2005）研究发现二婚的女性科学家比第一次结婚的女性科学家科研产出高，主要是因为二婚的女性科学家倾向于嫁给男科学家，进而对女性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产生积极影响。[16]总之，大部分的研究得出婚姻并不是科研产出之谜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配偶的职业及收入对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影响值得关注。汉莫维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研究发现男女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主要是来自于高产组教师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探究了影响女性成为杰出学者的因素，发现丈夫的收入和杰出正相关，丈夫收入一方面能够减轻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使夫妻间存有竞争意识，为了和对方匹配而不断努力。[17]还有研究表明，配偶是科学家或者在相同领域工作对女科学家科研产出有积极作用（Fox，2005），嫁给科学家的女科学家要比嫁给其他男性的女性出版物多40%（Cole and Zuckerman，1987）。李星蓉（2011）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结论，她通过对49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有的11位女性的调查发现，在这11名女性中有三名终身未婚，已婚女性中又有五名女性的配偶是高学历高素质的科学家。再次，抚养子女情况一直被认为是产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18]凯韦克和泰根（Kyvik and Teigen，1996）对挪威的四所大学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孩子越小，女性教师认为由于孩子带来的研究不便越多，男性教师普遍没有女性觉得不便多。有11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同龄男性少41%。当孩子的年龄超过10岁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为8%。为了从照顾责任中分离出生孩子和休产假对科研生产的影响，将教师分为两组，一组是有6岁以下孩子的教师，一组是有6-10岁之间孩子的教师。前后两组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孩子的年龄对男性没有影响，有6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比相同情况的男性科研产出少60%，有6-10岁之间孩子的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比相同情况下的男性少30%。[19]施远涛和陈雪玲（2011）对湖北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有43.2%的女性每天要花2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用于子女教育，而男性仅为22.5%。[20]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家庭相关因素并不影响教师的学术产量，女性能够很好地平衡家庭、孩子和工作的关系。大量的女性教员在获得终生教职前不结婚不要小孩，并且，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负担导致更多的女性离开学术工作或者选择非终生职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抚养孩子无论是对杰出研究者还是其他研究者都没有显著影响，杰出女教师和普通女教师拥有相同的平均孩子数量（Cole and Zuckerman，1987），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教师会减少其他活动时间来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她们可能会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
基于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2：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假设3：工作努力程度是家庭负担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假设4：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科研产出的负向影响更大。
（三）社会角色认同与科研产出之谜
人类在社会中扮演的众多角色往往容易导致角色冲突，针对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各个角色间的冲突，斯特赖克提出了角色认同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拥有许多不同的自我，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个体与所占据的位置相关联的自我定位的内在化。大量的角色身份组成自我，角色认同是按照角色身份的重要性顺序确定的，这样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认同显著性，认同显著性将影响人的行为，比如一名同时是母亲和教师的女性，如果她的认同显著性是教师，那么她将花更少的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认同显著性来自于：个体获得他人支持的程度；对某种身份保证或承诺的程度；从角色身份中所获得的内在或外在的奖赏。认同显著性高的角色比显著性低的角色更能影响人的行为，一旦个体的某一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个体就会产生同这一认同预期行为相一致的行为。此外，当认同在显著性等级中是高的，人们倾向于将维持这些认同的情境当作是机遇，并在角色中凸显这一认同。如果教师角色认同显著性高于母亲角色认同显著性，女性将有更强烈的愿望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成为杰出教师。基于他人的观念或社会界定的认同往往能够导致个人产生与这些共有观念相一致的行为，如传统观点认为女性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促使许多女性成为了家庭主妇。
偏向于事业型、渴望被认可的教师科研产出相对较高（Sax and Hagedorn etc.，2002），男性教师表现出比女性教师更强的社会发展效能感，故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科研产出高（Tower and Plummer etc.，2007）。[21]林聚任（2003）认为女性科技人员科研情况不如男性，主要是因为女性结婚后便把工作放在了次要地位，不把事业成功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生育子女也会耗费她们许多时间、精力，甚至意志，影其对工作的投入，甚至会中断其职业生涯。[22]
基于社会角色认同理论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5：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假设6：女性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得分低于男性教师；假设7：事业型社会角色倾向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高；假设8：工作努力程度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四）学术社会网络与科研产出之谜
社会网络是由行动者作为“结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边”所构成的描述社会关系的网状图。社会网络对于个体而言既是一种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社会约束，个体既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帮助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制约。学术社会网络是学者在学术领域内构建的社会网络关系。学术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科研产出：一是信息交流机制。随着学科分化加剧，研究者具有的知识更加专业化，而基于现实的研究问题常常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者甚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不仅能够通过优势互补提升科研效率，还能够通过思想的碰撞获得新的研究启发。二是资源获取机制。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包括人、财、物。女性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资源都不如男性。受家庭负担的影响，女性没有充足的时间用于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因此学术社会网络更为单一，男性具有更强的动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更加大了这种差距。另一方面，男性在与核心学术圈子建立网络关系中明显占有优势，长期以来核心学术圈子以男性为主。根据自我分类理论，上下级性别相同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对方，性别不同时，沟通频率相对较低，因此，具有较高职务的男性偏好于同性别的职工，女性缺乏与高层次研究者合作的机会。
科研合作是研究者动用学术社会网络资源的一种体现。科研产出之谜在性别歧视、家庭分工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无法寻求到满意的答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视线投向了科研合作。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Kyvik and Teigen，1996）。研究在学术领域中早期的性别差异，发现对女博士而言，孩子降低了其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进而导致科研生产力低，但是对男博士而言，孩子并不影响其合作（Long，1990）。[23]梁文艳和周晔馨（2016）基于中国“211工程”大学教育学科教师科研生产数据，发现女性除与导师建立的合作关系外，拥有的和动用的社会资本均低于男性。[24]朱依娜和何光喜（2016）利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欠缺并不是导致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与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纽带关系的结构性欠缺是导致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25]
根据学术社会网络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设9：合作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假设10：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更多地参与科研合作；假设11：合作是性别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产出主要体现为论文、专著等，应用性学科科研产出则更广泛，包括专利、成果转化等等。从指标可比性、可重复检验性、数据可得性角度出发，我们选择出版物数量作为科研产出的衡量指标，因此，选择基础性学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因此，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研究型大学教师。考虑到上述两个原因，本研究采取随机便利抽样法对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全体教学科研岗教师发放问卷，回收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85份（85%）。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构成基本符合要求。样本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2.4%）和总体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45.2%）基本一致。从职称分布来看，样本中的讲师、副教授、教授比例（分别为25.9%、32.9%、41.2%）也与总体（分别为23.8%、36.2%、40.0%）相符。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本研究采用的是2012年一年的数据，出版物中的著作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产物，因此，本研究的科研产出并不考虑出版著作的情况，将的数量作为科研产出量的主要指标。但论文之间存在质量差异，赵肖为等采用Bradford区域分析法对期刊论文赋权，认为一般学术期刊权重为1，核心学术期刊权重为3。借鉴其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不同质量的论文赋予一定的权重：科研产出=独立普通文章+独立核心*3+非独立核心*3/2+非独立普通文章*0.5。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渐健全，家庭负担仅用是否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衡量，工作努力程度则以教师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衡量。社会角色认同变量借鉴洛贝尔和克莱尔（Lobel and Clair，1992）的研究，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测量：在您的生活中您偏重于家庭还是事业，选择越靠近1代表越倾向于家庭型，越靠近7代表越倾向于事业型。用以下几个题目做补充：我生活中的满意度主要来自家庭还是事业；参与家庭活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愿意付出超过领导期望的努力去工作。最后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计分，将每道题的得分相加，总分越大越偏向于事业型，越小越偏向于家庭型。学术社会网络主要考察的是合作网络，以是否有合作发文来衡量。[26]教师的科研产出还受职称等变量的影响，但考虑到职称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因此，选择研究经验作为控制变量，以第一次距今时间作为研究经验。具体见表3。
表4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85个教师样本中，有49个男性教师，36个女性教师，男性教师的平均科研产出（4.50）高于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3.68），研究经验也比女性教师丰富。8%的男性教师和25%的女性教师家里有入幼儿园前的孩子，男女教师都略倾向于事业型，并不存在太大差异，拒绝假设6。但男性教师每周用于科研的时间（27.47）要比女性教师（23.47）多。在合作方面，男性教师合作发文的比例（73%）高于女性教师（69%）。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1，4，5，9，构建模型1，RePro表示教师科研产出，Gender表示教师性别，Exp表示教师的研究经验，Fload表示教师的家庭负担，Id为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WEffort表示工作努力程度。第二部分是中介效应检验，主要为了检验假设2，3，6，7，8，10，11，借鉴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27]，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3，4。通过依次检验这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来判断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合作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果β16、β23、β33显著，且β13不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如果β13显著，则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同理，根据β15、β16、β25、β35的显著性判断身份认同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工作努力程度的中介效应实现，β11、β17、β21、β41的显著性判断性别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否通过合作的中介效应实现。
四、假设检验
（一）总效应检验
如表5所示，女性教师的科研产出量低于男性教师，当加入性别与家庭负担交互项后，这种差异加大，但控制工作努力程度后，差异又有所减小，进一步控制合作变量，差异再次缩小，但这种差异始终不显著，拒绝假设1，因此，在该校教育学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研究经验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始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对男性教师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负相关，但对于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科研产出正相关，女性可能为了平衡家庭负担带来的负向影响，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工作，拒绝假设4。教师的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科研产出量越高，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5。工作努力程度与教师科研产出正相关，且在0.1水平上显著。合作是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参与合作的教师比没有合作经验的教师科研产出量高出2.52篇，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9。
（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工作努力程度与合作的中介作用，对模型1、2、3、4分别进行了回归。从模型3可以看出，女性的工作努力程度低于男性，但家里有入幼儿园前孩子（家庭负担）的女性工作努力程度要高于男性，但都并不显著，拒绝假设2。研究经验与工作努力程度负相关，即研究经验越丰富用于科研的时间越少。家庭负担是影响工作努力程度的关键因素，家庭负担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且在0.05水平上显著。家庭负担对女性教师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要小于男性教师，但并不显著，拒绝假设4。教师社会角色认同越倾向于事业型，投入工作的时间越多，即工作努力程度越高，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接受假设7。在合作方面，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拒绝假设10。研究经验越丰富，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越高，且在0.1水平上显著。对男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负相关，但对女性而言，家庭负担与合作正相关，也就是说当家庭负担较重时，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消除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都不显著。在模型2中，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家庭负担对工作努力程度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0.05水平上显著），并且在模型1中，工作努力程度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也显著（0.1水平上显著），而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消极影响在模型1中并不显著。根据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以及贾德和肯尼（Judd & Kenny，1981）对完全中介效应的定义，可以判定家庭负担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接受假设3。在模型3中社会角色认同对工作努力程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0.01水平上显著），但在模型2中社会角色认同对科研产出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工作努力程度并不是社会角色认同倾向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8。由于女性教师和男性教师在科研合作以及科研产出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合作并不是性别影响教师科研产出的中介变量，拒绝假设11。
五、结论与建议
以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为例，基于性别歧视、家庭分工和时间配置、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学术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发现该大学教育学教师科研产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但在该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家庭负担对教师的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养育子女的责任，女性教师为了消除由于家庭负担带来的消极影响，投入比男性教师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无形中加重了女性教师的工作负担，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因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善女性教师在高校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处于生育最佳期的女性青年教师。另一方面，合作是影响科研产出的关键变量，科研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性别差异，但女性教师参与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师，因此，需多激励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
1.为女性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青年教师是高校发展的后续力量，能否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对提高高校整w的科研水平至关重要。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也主要存在于青年教师间，因此，为了缩小教师间科研生产力的性别差异，应注重女性青年教师的发展。对于低职称的女性青年教师，应提供国内做访问学者或出国访学的机会，鼓励她们多参与和申请相关课题。此外，女性青年教师由于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往往承担着较重的家庭负担，因此，对于有三岁前孩子的女性教师，在教学工作量和行政工作量上应予以减免，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
2.倡导女性教师在哺乳期后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哺乳期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在哺乳期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以家庭为主。因此，应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尽快回到科研领域，尽快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在部分国家，为了鼓励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积极参与科研，专门为这类女性教师设置资助金。如德国在《高等学校特殊纲领》中明确规定，养育假满后，还会给予女性教师一定的重返工作岗位资助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为了鼓励刚刚生育完孩子的女性教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也会对这部分女性教师提供一些补助。此外，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师也应主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逐渐以事业为重，从偏家庭型向偏事业型转变。
3.为女性教师创造更多的参与科研合作的机会
参与科研合作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们互相交流思想，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丰富了研究视角。科研合作还有利于促进教师之间资源的共享，尤其是跨学科的合作交流，有利于碰撞出知识的火花，提高教师的科研产出，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的比例较低。科研合作在高校教师科研生产过程中十分频繁。有合作伙伴比没有合作伙伴的教师科研生产力要高，在女性教师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女性教师的科研合作意识，鼓励女性教师多参与科研合作，并为女性教师参与科研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她们的科研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1][15]Cole，& Zuckerman.（1987）.Marriage，motherhood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119C125.
[2]Xie Yu，& Shauman，K.A.（1998）.Sex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roductivity：New Evidence about an Old Puzzl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8（6），847-870.
[3][12][17]Hamovitch，W.R.，& Morgenstern，D.（1977）.Childre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 Women.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48（6），633-645.
[4][8][19]Kyvik，S.M.（1996）.Child Care，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Technology，& Human Values，21（1），54-71.
[5][9]Rauber，M.，& Ursprung，H.W.（2007）.Life Cycle and Cohort Productivity in Economic Research：The Case of Germany.CESifo Working Paper，（2093），2-46.
[6][11]Sax ，L.J.，& Hagedorn，L.S.，& Arredondo，M.，& Dicrisi，F.A.（2002）.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Exploring the Role of Gender and Family-Related Factors.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43（4），423-445.
[7]Primack，R.B.，O'Leary，V.（1989）.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Men and Women Ecologist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ormer Graduate Students.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70（1），7-12.
[10][23]Long，J.S.（1990）.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cience.Social Forces，68（4），1297-1316.
[13]严艳.高校“近亲繁殖”教师科研生产力状况实证研究――以S医学院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08.
[14][20]施远涛，陈雪玲.性别差异视角下女性科技人员科研产出之谜探究――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60-65.
[16]Fox，M.F.（2005）.Gender，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among Scienti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5（1），131-150.
[18]李星蓉.我国高科技领域中女性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21]Tower，G.P.，& Ridgewell，B.（2007）.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Gender-Based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the World’s Best Journals.Journal of Diversity Management，2（4），23-32.
[22]林聚任.论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性别分化[J].开放时代，2003（3）：122-127.
[24]梁文艳，周晔馨.社会资本、合作与“科研生产力之谜”――基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经验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2）：133-156.
[25]朱依娜，何光喜.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一个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社会，2016（4）：76-102.
篇6
关键词： 高校 女性科研人员 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高校管理运行的核心，是提高高校整体组织效率的动力所在。高校科研管理中，激励机制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科研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女性进入高等院校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逐年增加。女性科研人员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将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作为一项课题加以研究，建立并实行女性科研激励机制，就越来越成为高校科研管理层关注的重点。
一、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1.高校科研激励机制存在性别盲区。
高校目前并没有依据科研人员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家庭分工现实状况而制定相应的科研激励政策，没有体现社会性别差异敏感性，现行科研激励政策还存在性别盲区。科研产出的最佳年龄区是25—45岁，峰值为37岁[1]。然而在最佳科研产出年龄时期，生理结构特点决定了女性不得不中断科研，投入生儿育女的伟大使命之中。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除了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还要扮演家庭的传统角色。性别差异导致女性在各种激励政策评审和晋升机会分配中处于劣势，随之产生劣势积累效应。有学者尖锐提出，这是在无视两性差异基础上，依照主流社会的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的激励机制；现行激励机制表面看似平等，实际隐藏着性别的不平等[2]。
2.高校科研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隐性性别歧视。
高校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领导往往认为女性容易被家庭子女羁绊，因而将晋升机会留给男性。此外，同行评议的评审是激励机制实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评审专家，即“仲裁人”受其个人偏好、社会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产生各种偏见和缺陷，特别是性别偏见。有研究发现，同行评议过程中不一定只是男性对女性带有偏见，女性“仲裁人”跟男性一样，更倾向于选择男性[3]。这样会严重影响女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科研热情。
3.缺乏针对高校青年女性的培训激励和目标激励。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高校女性中36—40岁年龄段女性人数迅速上升，并接近男性人数；31岁以下女性人数已超过男性。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员已逐步成为高校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她们正处于科研事业的起步阶段，渴望有不断学习、各种培训、出国进修等机会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同时也渴望组织上能帮助她们建立长远的目标任务，明确科研发展方向。然而，目前高校决策层并没有重视当前高校性别比例的变化，更没有出台针对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和激励措施。
4.缺乏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政策。
高校科研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分层现象，女性层次结构和科研产出偏低，从事尖端研究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社会学者景怀斌和赵兰香研究发现，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在特殊年龄阶段，尤其是刚刚进入婚姻家庭生活的时期，更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关键期。在此关键期，她们主观价值取向悄然发生着微妙变化，事业的目标定位和成就动机都会下降，阻碍她们向高层次发展。同时，女性在这一时期感知环境影响比男性更敏感。因此，针对高校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措施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遗憾的是女性关键期主观价值的微妙变化并没有引起高校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也缺乏针对高校女性关键期的激励措施。
二、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因素
1.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社会因素。
由于生育养育子女的使命和社会家庭角色的格局的影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在科研上的精力投入与男性无法比拟。同济大学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2小时以上”的女教师有64.5%，男教师只有35.5%。湖北问卷调查显示，有48.8%的女性每天要花2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而男性为此所花的时间仅为女性的25.1%。新疆高校女教师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2.7%的女教师业余时间多用于做家务。社会分工格局、婚姻家庭角色，羁绊着女性在时间和精力上对事业发展的投入。
2.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生理结构特点决定了女性比男性更感性且较少理性，抽象思维能力较薄弱，客观上导致了女性科研人员在研究成果方面比男性明显更少。女性未能像男性那样较深入地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因而女性在科学知识的宽度、深度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心理因素中性别意识往往导致女性成就动机偏低。社会学者景怀斌研究发现，中国女性的成就动机普遍低于男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就动机显著低于相应水平的男性[5]。高校女性在经历结婚生子的特殊心理过程后，往往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依附心理，更愿意选择轻松的生活，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被逐步淡化。这种强化性别意识、降低自身要求的结果，必然阻碍了她们科研事业的发展。
3.同行评议中隐性性别歧视阻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发展。
同行评议用于科研活动的所有评价环节，包括学位和职称评定、项目资助申请、期刊论文审稿、研究机构的评价等。可以说，同行专家充当“仲裁人”的角色，他们决定着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学术命运。由于同行评议的“仲裁人”受其个人阅历、个人信仰、不同社会文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产生各种偏见和缺陷，特别是性别偏见。为此，社会学家曾进行过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同行评议过程中，女性“仲裁人”也跟男性一样，更倾向于选择男性，而非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如果存在性别歧视问题，那么一定是男性对女性的偏见。
三、建立高校女性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的探索
1.建立符合女性特点的绩效激励机制。
高校决策层应建立健全一整套既体现人文关怀、符合女性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和适合各层次女性科研发展的考评制度，并将之视为可促进高校科研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
高校女性科研人员往往要肩负家庭、教学和科研多重任务，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兼顾各方面工作，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最终往往在科研上难以取得明显成果。因此，建议在现有考核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女性特点和各自专长、不同的岗位性质及个人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考量，制定有利于发挥她们各种创新能力的考核规则和标准，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一方面，实行弹性管理，让一部分女教师以教学为主，在职称评定和年终考核中适当降低对其科研能力的要求。对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则相应降低对其教学工作量的要求，减轻他们其他方面的工作负担，使其能安心在各自岗位上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6]。另一方面，制定女性突出成果奖励条例和设立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考核标准，鼓励女性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突出成果，使优秀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脱颖而出。
2.加强对青年女性培训激励和目标激励。
目前在我国高校科研领域，一方面青年教师呈现“女性化”倾向，另一方面女性层次结构和科研产出偏低。由于青年女性科研人员正处于科研发展的起步阶段，因此高校应加强对青年女性的教育、培训激励并建立长远的目标激励。笔者建议，①可定期组织、举办各种有利于女性科研人才成长的培训课程、讲座、研讨会等活动。目的在于激发她们的科研兴趣和动力，使她们拥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②构建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吸纳一定数量、一定比例的科研能力强、技能互补的青年女性科研人员加入，使青年女性成员在科研实践中得到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和成长。③结合学校发展规划和个人特长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并在目标实施各阶段进行考核。这样不仅可以使她们逐步确立科研发展方向，还可以激发她们追求新目标的责任和热情[7]。
3.制定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激励措施。
许多发达国家相继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和期待更多女性重新回到科研领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我国高校也应该出台一系列专门针对女性科研发展关键期的体现人文关怀的激励措施。如，①放宽女性的年限，让女性在安心度过生育养育子女的最困难时期后重新回到科研事业发展中。②处于科研发展关键期的女性常常在各种限额申报评审中处于劣势，为此，建议实行“同等条件下特殊年龄段的女性优先”的政策。这样不仅可以优化科研人员的性别结构，还可以树立榜样，调动更多女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③予以经费补贴和社会资源帮助，减轻家庭负担等，使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事业，做到家庭、事业两不误。
4.营造公平的激励氛围。
首先，高校管理层应坚持公平原则，重视当前高校科研人员性别比例的变化，注重培养女性科研人员，做到机会均等。平等是一种最基本的激励方式，它有助于环境和谐和科研团队凝聚力的形成。其次，在各种评审活动中，一方面要求教育评审专家改变旧的传统观念，严格执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女性参与的比例，激励更多的女性科研人员主动积极地申报各种奖项、项目、晋升等。最后，要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平性，还要树立典型和标兵。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具有广泛的号召效应。
参考文献：
[1]施远涛，陈雪玲.性别差异视角下女性科技人员科研产出之谜探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60-65.
[2]章梅芳，刘兵，我国科技发展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的现状与对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3）：6-11.
[3]张非非，同行评议中性别歧视问题研究综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8-72.
[5]景怀斌.中国人成就动机性别差异研究[J].心理科学，1995（3）：180-182.
[6]吕惠兰.高校女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2）：23-25.
篇7
论文摘 要:语码转换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进行的转换,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存在这一现象。在国际化的趋同背景下,中国也注入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网络作为普及化的媒体资源,无疑成为时尚信息最好的传播介质。由于时尚元素的国际化特点,时尚信息网站中频繁出现英汉语码转换现象,起到了简洁语言、体现时尚感、解释说明、调节语气的作用,迎合了读者的口味。
一、语码转换及其相关研究
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对话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可能只是一个词发生转换,也可能连续几个句子发生转换;变体可能是不同的语言,也可能是同一语言的不同风格(Carol,1988)。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的结果之一,在过去得到众多研究领域的重视,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等(何自然、于国栋,2001:86)。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非常普遍。作为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码转换开始不断地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流行歌曲、广告以及网络语言等。汉英之间语码转换也随之成为许多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有关语码转换的论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及研究现状的综述(范琳,1998;陈耘,2003;姚明发,2007),实证型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对英语课堂和方言等语码转换现象的分析上(黄成夫,2004;陈孝宗,2007),而研究时尚信息网站语码转换的非常少。
二、中文时尚信息网站英汉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文时尚信息网站。提起“时尚”这个词,许多人都会联想到服饰、化妆品、新潮食品、旅游及现代家居生活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时尚追求者已经将其信息来源从时尚杂志转移到了网络。目前,提供时尚信息的网站比比皆是,本研究将以“瑞丽女性网”作为研究对象。
随着瑞丽品牌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成功拓展,瑞丽女性网现已成为服务于中国大陆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在线媒体。以瑞丽品牌强大的内容资源为核心,以国内外百余家内容提供商资源为补充,瑞丽女性网内容时效性更强、信息量更丰富、表现形式更为多样。这必然要和国际最新时尚接轨,引入最新的时尚产品和潮流。另外,主要定位读者“白领”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一定的英语水平,因此时尚信息中英汉语码转换现象十分频繁。研究分析发现,在具体语境中,语码转换具有多种语用功能,本研究将其归为五类:
(一)使行文简洁
随着中国入世,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入驻国内市场。新品牌和新产品的引入必然会带来新名词。对于双语使用者来讲,保留一些耳熟能详的专业名词或专业术语远比翻译出来更好。同样,由于和国际时尚紧密相连,时尚信息中会经常出现外国的地名、人名等。如果用音译译成汉语的话,会变得复杂许多,而且作为非学术信息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保留原语是时尚资讯常用的手段,这样既能体现时尚气息,又做到了行文简洁。
(1)从Episode的时尚高贵到Jessica的纯真浪漫,彰显了品牌今季独有的充满艺术感的设计风格。
(2)欧莱雅始终推动良好的UVA/UVB平衡防护,并帮助引入了欧洲美容化妆品协会(COLIPA)制定的UVA标识。
(3)加上同期推出品牌首创之BB Cream嫩肌粉底霜SPF 25 PA+++,由洁肤、彩妆至防晒全面照顾,让你在夏日绽放亮白迷人光彩。
(4)本地与国际知名品牌均是其中的座上客,如Bellerose、Chine、Olivier Strelli、Essentiel、Scapa、Sarah Pacini及 Kipling,以及国际名牌Versace、Escada、Hugo Boss、Pringle of Scotland、Marithé+Fran ois Girbaud、Mugler Men、Tommy Hilfiger及Calvin Klein Jeans。
(二)保留原信息
引用是信息传达常用的手段之一。为了把引用语的信息如实地保留,保持原语言的真实性,瑞丽女性网通常采取的是直接引用英文原句而不加翻译,或者是英汉语都使用的方法。
(5)这不是一个度假胜地,它是一个国度。继Be Stupid(一起傻吧)广告系列轰动全球之后,Diesel的下一个挑战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傻瓜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热带雨林——在那里,傻瓜宣言能够茁壮成长并蓬勃发展。
(6)如今这个名为“OBSESSIVE CONSUMPTION——WHAT DID YOU BUY TODAY?”的项目已集结成书……
(7)正如品牌CEO,Lisa Montague女士在会上对中国媒体所说的,“Loewe-One touch tells the story(一触即知的皮革传奇精神)”在这次品牌的中国之行 中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8)澳大利亚的鞋靴品牌ZU Shoes 2011秋冬广告大片的主题是“生活就像一场秀”(Life is a runway)。
(三)体现时尚感
目前,汉语中一些英语流行语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大家习惯不把它翻译成汉语。比如“fashion show”,“今天很high”等。所以,在时尚信息中保留原英文词就做到了追求“时尚”。
(9)谁说OL职场装扮只能循规蹈矩又死板?优雅OL的职场装加点甜美更有人气呢!
(10)柔柔的色彩,温柔的小淑女look,是不是最受男友喜爱,秒杀他的心呢?
(11)花语LADY多漾春夏风格扮靓今季
(12)蓝绿色的渐变长发,视觉冲击力真是好强烈啊,瞬间变身辣妹,party queen就是你啦!
(四)解释说明
在时尚信息中,一些汉语词语后面常会跟与其相对应的英语,有时候还有括号加注,起到进一步解释说明的作用。这是因为有时候英语和汉语不能完全对等,英语能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时尚所传达的信息。
(13)The Body Shop的美白护肤系列Moisture White紫苏水份美白系列,新加入三位新成员,包括兼具美白与卸妆功效的Moisture White Shiso Make-up Cleansing Oil紫苏水份美白嫩肤卸妆油、及全新泡沫洁面配方Moisture White Shiso Foaming Facial Wash紫苏水份美白洁面泡沫。
(14)嬉皮风是60年代青年人风靡的打扮,今天小编就为你介绍10款嬉皮风love&peace精神的发型,点亮浪漫春夏吧。
(五)调节语气
由于和时尚息息相关,也就免不了会提及一些私人问题,为了避免尴尬,能更委婉地表达意思,就需要进行语码转换,把语气缓和下来。
(15)他对金钱数字尤其精打细算,是持家的一把好手。这种男人,即使不是GAY,也有明显的GAY倾向。
(16)?他会不会是个花花公子,?他到底和多少女人上过床?,他心里只有SEX没有爱吗……
(17)从这个角度上说,就像每个男人都会成家立业拥有一个女人,我们建议每个男孩也配备一个Shower Breasts——一切就好像是在母亲怀抱时那么自然,需要的时候,它总是会给你足够的乳汁,当然,现在是浴液。
三、中文时尚信息网站语码转换的原因
从时尚信息网站英汉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来看,语码转换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原因。
首先,为了迎合读者口味,时尚信息使用的语言必须和读者的语言需求趋于一致。作为时尚信息的读者,尤其是广大白领女性,一般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是双语人才。在日常工作中,她们积累了大量的时髦英语词汇,比如“DIY,Soho,vitamin”以及一些复杂的品牌名称等。这些词从被了解到熟知都是以英文形式出现的,不翻译出来,反而更能被读者接受。
其次,英语是世界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在中国尤其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就意味着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因此,英语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纯中文的时尚信息未免就显得“土气”了。因此,时尚网站都适当地夹杂英文,以满足读者内心的社会层次的需要,体现读者的小资情调。同时,时尚信息毕竟不同于其他政治经济类的信息,它不拘泥于正式的文体,是人们工作之余所选择的一种休闲方式,语码转换更能体现随意性,使人们拥有轻松的阅读心情。
四、结语
从对瑞丽女性网英汉语码转换现象的分类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有它出现的原因和特点,不是盲目的夹杂英语,而是有其自身特有的语用功能。希望时尚网站编辑了解到语码转换的本质,从而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应用这一语言交际策略。
篇8
关键词：权力；翻译；现状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权力、翻译与经典建构――中国翻译文学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HB11YY012
国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关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赫曼斯（Hermans） 1985年主编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到九十年代，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威尔（Lefevere ）（1990） 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实践除了受语言的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语境的影响，其中的多种权力因素对翻译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索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权力研究进行综述。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概念，很多人试图对它做出界定。丹尼斯・朗在《权力论》的就引用了多种定义：如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权力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行使自己的意志的机会；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可以分为宏观的显性的权力和微观的隐性权力。前者通过物质或制度的形态体现出来，如指政府机构和法律条文等。后者是“规范化”权力，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其被主流社会或正统社会文化秩序所接纳的影响力（李遇春，2007）。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权力不仅具有传统观点认为的“压抑”和“破坏”的作用，它还具有“生产”和“建构”作用，这无疑是福柯的思想创新之处。整个社会就是由权力关系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任何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权力的影响和制约。福柯还把权力和话语联系起来，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权力制约了话语的表达方式。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语言之间的转换，不可能是透明中性的，语言翻译过程中一定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
把权力与翻译联系起来，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翻译的，这明显区别于语言转换的微观研究。从权力的角度考虑翻译，应该说从19世纪就出现了，尽管人们没有像20世纪70和80年代那样突出权力的字眼。尼采在说道罗马诗人对希腊经典作品的翻译时，用到了“征服”字眼，说“翻译是一种形式的征服。不仅突出历史的东西，而且为现在增添了典故……具有了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良知。”（转引自陈永国，2010，p12）这种“征服观”其实就涉及到权力关系与权力运作。无论本土文化征服外来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征服本土文化，译者是始终受到文化与语言的束缚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做出选择。
对翻译与权力关系做出较全面阐述的学者，应该是美国阿默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根茨勒（Gentzler） 和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提莫志克（Tymoczko）。他们在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7）前言中，从翻译与权力的角度，对20世纪50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翻译转向”做了概括性的分析。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麦迪逊大街开始尝试使用大众传媒来控制文化，翻译者有意识地使用翻译策略来达到对观众宣传的各种预期效果。总之，译者开始认识到译文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读者。这种功能主义的翻译技巧很快就导致了早期的翻译描述研究。霍姆斯和波波维奇是杰出的代表，通过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他们比较了不同的目的和翻译技巧。他们发现规范性的翻译其实是效忠权力阶级价值观的。这一结论在当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革命行，向人们揭示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权力和翻译关系的探讨在更大范围展开，探讨也更加深入，突出的是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学者。他们把文学翻译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对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1985年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赫曼斯主编出版了《文学的操纵》。论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翻译领域著名的学者，如以色列的图里、比利时的兰伯特，英国的巴斯奈特、美国的提莫志克。论文阐明，译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次要、派生的，而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是更大的社会机构――教育系统、艺术团体、出版公司、甚至政府――为了建构自己期待的“文化”，对某个群体进行“操纵”的结果。为此，原文受到操纵，译文以所期待的形式出现。教会会委托译者译圣经，政府会赞助译者译民族史诗，学校会教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所有这些都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突出的年代。巴斯奈特和勒菲威尔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对描述翻译学的研究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即翻译研究是以源语和译语文化中文学网络和非文学符号框架内的文本研究为目标的。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转换的解释，不仅是要考虑诗学，而且是要考虑意识形态的。他们指出：翻译研究应处理那些难以处理的文化数据，研究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勒菲威尔（1992）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操控“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总的生活方式，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从根本上左右着译者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本身，即主题、人物、体裁、象征等。二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一定会形成某一特定的文本架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文本架构就构成了某一社会的主流诗学。赞助人指有权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政党社会阶层和传播媒介等。
如果说“文化转向”之前的早期翻译描述研究，使用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转向之后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翻译学者，更多的是比较文本建构背后的语言多义性和多价性，而不是具体源文本的统一意义。这些学者的研究凸显了权力问题，如韦努蒂（Venuti）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1998）、Roman Alvarez和Carmen-Africa Vidal主编的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1996）。翻译对文化变革有什么影响？何种情况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翻译是最成功的？所有这些又是如何与文化控制文化主张和文化抵制相联系的？这些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学者努力探究的。
在后现代语境中很多翻译学者还把翻译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探讨殖民或后殖民主义的权力问题。如 Dingwancey与 Maier合编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巴斯奈特等人合编的《后殖民翻译：权力与实践》、提莫志克著的《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和斯皮瓦克著的《翻译的政治》。研究得出结论：殖民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与其说靠的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还不如说靠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即权力，而翻译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翻译的探讨，也充分体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译作和译者的地位：传统上把译文比作是女性的、第二性的，源文本处于男性的主宰地位，译文处于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传统的翻译标准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找到了颠覆主流权力话语的切入点，提高了译者和译著的地位。2）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解构男权话语，从女性的角度解析人物，反应弱者的身份和声
音。 3）探讨女性翻译作家在本国建构文化中的贡献。Sherry Simon是以女性翻译研究著称的翻译家，分析了女性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观。
国内的翻译理论界对权力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要晚，基本上是受到到国外翻译理论的启发，结合本国实际而进行的，探讨的问题也相对具体。如胡翠娥（2007）讨论了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城主义的翻译论征，查明建（2004）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操控，胡安江（2008）探讨了寒山诗在另一个文化场域成为经典的过程。林克难收在《翻译与权力论文》集中的《翻译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分析了中国五次翻译对中国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说明了翻译的权力作用（Tymoczko，Gentzler，2007）。
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是翻译的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及传播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西方学者还把翻译中的权力研究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扩大了视角，注入了很大活力。国内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已呈现不断发展之势。权力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和特定时期翻译现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Alvarez， Roman & Carmen-Africa Vida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3] Hermens，Theo （ed）.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Ltd.
[4]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eds.）.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Venuti， Lawrence. 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7]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8] 查明建. 2004.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第2期.
[9] 陈永国. 2010.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 胡安江. 2008. 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研究[J].《外语学刊》第5期.
篇9
论文摘要: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从性别特征、时间特征、体育运动项目特征、重要影响人、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关系、学校体育时进入体育社会化的影响等六个方面，研究了广州市中学生进入体育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特点。
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始于本2.0世纪60年代，是在社会学的社会化研究潮流中诞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般将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分为“进入体育的社会化”和“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两个方面。所谓“进入体育的社会化”是指人们如何涉足体育，或是怎样获得体育角色学习的过程。换言之，是指人们依靠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因素去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所谓“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是指由于参加体育运动，掌握体育的价值和规范，培养社会角色，发展身体，促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个体社会化过程。目前，各国的体育社会学者仍在沿用这一划分进行着大量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中的体育社会化研究主要指“进人体育的社会化”部分。
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化的角度弄清广州中学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接触体育活动的，即是怎样成为体育角色的。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具有填补广州在此方面研究空白的意义。其次，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大众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体育角色的形成提供参考，从而使社会能创造更好的、便于市民成为体育角色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和大众都能喜欢体育的心理状态。第三，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及体育教师培养中学生体育意识，提高教学效果，普及体育运动提供咨询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初一至高三的广州中学生。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首先，按地域分层，分别在天河区、东山区、海珠区、越秀区和花都区各随机抽取一所中学，共计五所中学。然后，按中学所在年级的不同分为六个层，即从初一至高三，根据立意抽样原则，分别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初三和高三各一个班，共计十个班。这十个班的479名中学生就是本文调查研究的样本。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广州中学生体育社会化调查问卷”，共发放479份，回收479份，其中有效问卷455份(男235.女220)、有效率95.0%，还有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
2、研究结果与讨论分析
2.1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性别特征
本文将体育社会化变量用喜欢并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来进行测量。从表1可知，有58.0%的广州中学生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已经进人体育，成为体育角色。采用卡方检验，x2二41. 936 > x2.0.001 (2 )= 13.815，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性别与对体育的喜欢程度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男中学生对体育的喜欢程度非常显著地高于女中学生，这与其它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望是服从、内向、含蓄、弱势、贤妻良母等，这与体育角色培养人的竞争、勇敢、自信心、攻击性等个性特征基本上是相悖的。所以女性在进入体育角色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环境和重要影响人的阻力，对她们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
2.2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时间特征
从表2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比较早，86.7%的人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就已经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男女在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儿童时候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一切。从班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分析，对于参加体育活动，即进人体育角色的个体来说，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儿童阶段，个体的身体、心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物基础，再加上幼儿园和学校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教师、同龄人的影响，他们是很容易喜欢并参加体育活动的。广州的教育体系比较发达完善，幼儿园和小学适龄儿童人学率分别达到80%和95%左右，教师大部分经过培训，比较重视儿童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其中包括体育教育。通过研究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今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学者和体育教师应将体育教育的工作重点放在儿童期，幼儿园和小学是进人体育角色的关键阶段。 2.3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项目特征
从表3可知，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角色过程中的项目选择途径是多样的，总体来看，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不少人喜欢并参与，体现了中学生年轻、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的特点。其中男生较集中于比较激烈的、对抗性强的篮球和足球项目上，女生则更倾向于对抗性弱、身体冲撞小的羽毛球和游泳项目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2.4广州中学生进入休盲社会化的形晌因宜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影响参与体育活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个体属性(个人的身体、心理特征)、有重大影响的他人(教练、朋友、父母、运动员明星等)、和社会环境(家庭、学校、社会)。从表4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主要是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父母和体育明星。其中，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可以概括为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年龄相近、地位相同，并具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互之间容易形成自由、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发生模仿和从众的互动，表现出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同学和伙伴的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恰当地描绘了同辈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父母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家庭是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父母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情感倾向等都会通过家庭生活经常性地表现出来，子女在反复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接受父母的影响。国内学者吕树庭等的研究证实，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的态度(变量z)是家庭(变量x)对参与体育(变量y)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另外，体育明星通过大众传媒把精湛的技艺、潇洒的身影、人性中最辉煌的一面展示给青少年，对他们产生强大的行为示范和行为导向效应，很多人首先是体育节目的视听者，然后才成为体育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2.5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相关性
已有的研究证明，体育社会化受到个体过去体育经历的影响。本文将体育经历变量(y)用是否在校运会或体育竞赛中有优胜经历来进行测量。采用gmama定序相关测量，计算得gmama = 0.33, z = 3.12 > = 2.58，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喜欢体育的程度(即体育社会化)与他们的优胜经历(即体育经历)之间呈非常显著性相关，体育社会化程度与体育经历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能是两者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的个体，通过体育实践活动使体质得到增强、运动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使他们更有可能在体育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拥有优胜的经历;另一方面，获胜的经历使个体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积极态度和参与行为。日本学者山口泰雄的研究也强调，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比赛中获胜是体验这种情绪的重要途径。社会心理学也认为: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同时也反作用于态度。喜欢体育与优胜经历之间也是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2.6学校体育与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
美国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凯尼恩(kenyon)认为:体育角色的学习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接受重要的影响人并强化这种角色行为的结果。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是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的重要社会环境，体育教师应该是重要影响人之一。但在前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教师教练在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中居于较次要的位置。从表6可知，有42.8%的广州中学生虽然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特别是女生表现得更加明显，体育课或者说学校体育，对中学生体育社会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而非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出在学校的体育课教学中。按照山口泰雄的研究: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等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体育社会化和体育经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启示我们，体育课应以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为主要目标。而传统的重技术重考核的体育课教学模式，使学生经常得到的情绪体验却是枯燥、厌烦、失败、沮丧。在2001年开始试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它明确提出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是体育课程基本理念之一。
3、结论与建议
篇10
[关键词] 中年职业女性 体育消费 调查 湖南
职业女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有比较固定的作业单位和固定的经济收入的女性。中年职业女性指35-55岁的职业女性。
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女性消费者有4.8亿之多，占全国人口的48.7%，其中在消费行动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中青年女性（20岁～50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约占人口总数的21%。女性消费者不仅消费数量大，而且在生活中担任多重角色，在购买活动中起着特殊重要作用，是绝大多数儿童用品、老年用品、男性用品、家庭用品的购买者。在中国城市居民中90%的支出都与女性有关。在家庭消费中，女性完全掌握支配权的比例为44.5%，与家庭协商的比例为51.6%，女性不做主的比例只有3.9%，另外，女性个人消费在家庭支出中占一半的比例高达53.8%。因此女性是市场最为活跃的主角、市场潜力最大。
对于体育消费市场而言，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开发较晚，体育市场并不繁荣，加之女性体育价值观念、健康观念、余暇时间的支配方式、体育锻炼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年男子的体育消费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65%的职业女性年体育消费为0，广东男大学生体育消费总额高于女生。为此，研究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湖南省14个省辖市35岁～5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城市是：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吉首市、怀化市、娄底市、郴州市、永州市、张家界市。
2.研究方法
(1)调查、访问法
①一般问卷调查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样本总量700人，问卷回收 676份，回收率为96.57 %，剔除无效问卷34份，有效问卷642份，问卷有效率为97.76 %。为便于比较，又分别发放城市青年职业女性问卷100份，回收92份，回收率92%；发放35岁～45岁城市中年职业男性调查问卷100份，回收93份，回收率93%，发放46岁～55岁城市中年职业男性调查问卷100份，回收90份，回收率90%。在问卷设计好后，作者选取了37位体育理论及消费心理学专家，对问卷的效度进行评分，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②调查访问法
为了解全面情况，笔者就有关问题亲自走访湖南省一十四个省辖市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经济学、体育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等方面的学者，并亲自考查了长沙、湘潭、益阳等地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体育用品等体育消费市场,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为撰写该论文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2)文献资料法
本文已查阅了相关论文60余篇，阅读了《消费者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体育经济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与体育消费心理和营销策略相关书籍。
(3)数理统计法：
本文对回收的问卷采用spss13.o分析统计，将结果进行讨论。
(4)逻辑分析法
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问卷调查结果以及走访专家所得信息，进行逻辑分析，提出相应策略。
二、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基本情况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青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被调查的中年职业女性中得知，在过去的一年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问题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总人数的66.67 %(428人)，回答为0元者占总人数的33.33%（214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参与人数明显高于未参与人数，但后者的比例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2）湖南省城市青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被调查的青年职业女性中得知，在过去的一年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问题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总数的79.35%（73人），回答为0元者占总数的20.65%（19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青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年职业女性。
2.不同年龄段城市中年职业男女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
(1)35岁～45岁中年职业男女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
从被调查的35岁～45岁中年职业男性中得知，在过去的一年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问题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总数的80.65%（75人），回答为0元者占总数的19.35%（18人）。而这一阶段的职业女性，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总数的73.77%（284人），回答为0元者占总数的26.23%（101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35岁～45岁中年职业男性参与体育消费比例明显高于同年龄阶段的职业女性。
(2)46岁～55岁中年职业男女参与体育消费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46岁～55岁中年职业男性在过去一年里有1元以上体育消费者占总数的62.22%（56人），没有体育消费者占总数的37.78%（34人）。而这阶段的职业女性在过去的一年有1元以上体育消费者占总数的56.03%（144人）没有体育消费者占总数的43.97%（113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46岁～55岁职业男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同年龄段的职业女性。
3.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体育消费参与者的职业结构
依据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工人、机关干部、文教卫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9.44%(189人)、6.85%（44人）、12.93%（83人）、8.26%（53人）、42.52%（273人）。不同职业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百分比从大到小依次为机关干部（31人，占70.46%）、企业管理人员（37人，占69.81%）、其他工作人员（186人，占68.13%）、工人（125人，占66.14%）、文教卫人员（49人，占59.04%），
4.湖南省不同文化程度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表1湖南省不同文化程度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从表1可以看出，初中至大学阶段的中年职业女性，随学历层次的提高，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增加，说明文化程度越高，体育消费意识越强。但是，研究生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人群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参与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缘故。
5.湖南省不同身体类型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表2 不同身体类型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从表2可以看出，偏胖与多病型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较高，这可能是这两种身体类型的城市中年职业女性追求健康的需要。
6.不同家庭观念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表3 不同家庭观念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群体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
从表3可以看出，关爱丈夫和孩子的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高，这可能是受丈夫和孩子体育观念的影响，也可能是自身家庭健康观念强的原因。以丈夫为中心的职业女性则体育消费底。
7.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场所分析
(1)35岁～4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场所分析
从调查得知，公园、健身厅、体育用品专店是35岁～45岁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5.35%、24.65%、20.07%。其次是旅游景点、彩票售点、运动场，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4.81%、8.45%、6.69%。
(2)46岁～5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场所分析
从调查得知，体育用品专店、公园是46-55岁职业女性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8.48%、22.22%；其次是运动场、旅游景点、彩票售点、健身厅，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4.58%、13.19%、12.50%、9.03%。
8.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类型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物质消费分析
体育物质消费是指人们用货币购买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实物类消费行为和过程。主要是指购买运动器材、运动服装和运动饮料。根据调查结果，在参与体育消费的中年职业女性中，26.48%的城市中年职业女性没有此类消费，73.52%的中年职业女性有此类消费。在现代生活方式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如果还没有次类消费，说明，她们的生活质量水平还没有较大的提高。
(2)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服务消费分析
体育服务消费是人们用于观赏体育赛事、参加健身健美、娱乐休闲体育和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根据调查结果，在参与体育消费的中年职业女性中，46.88%的中年职业女性没有此类消费，53.12%的中年职业女性有此类消费。这个数据表明，湖南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即体育物质消费过大，不合符时代的要求。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3)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信息消费分析
体育信息消费是指人们用货币购买体育报刊、体育图书、体育图片和体育科研资料等方面的消费。根据调查结果，44.24%的中年职业女性没有此类消费，55.76%的中年职业女性有此类消费。
9.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水平、体育消费结构与体育消费需求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水平分析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物质资料和体育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它可以用价值（货币）单位来表示。体育消费水平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体育消费需要的实际满足程度。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受社会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体育商品价格、体育消费习惯和体育消费意识等因素的制约。根据调查结果，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水平趋于中等偏下水平，年体育消费500元以下者占60.88%，年体育消费501元～1000元者占20.40%，年体育消费1001元以上者占18.72%。年人均体育消费297.56元。
(2)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结构分析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居民的各类体育消费在体育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及相互关系。体育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变动的总体方向总是由生存健身需要到发展需要，再至享受需要的顺序发展。
从调查得知，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物资消费比重大于体育服务消费（参与体育消费总人数428人，有运动服鞋消费人数293人，运动器材消费人数194人，体育资料消费人数167人，体育彩票消费人数158人，健身健美消费人数170人，观看比赛消费154人，体育旅游消费146人。）。在体育服务消费结构中，健身健美消费居第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已参与健美健身，顺应时代的潮流。其次，观看体育比赛和体育旅游消费构成比没有多大差异，说明湖南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的体育旅游消费与其他体育消费具有相同发展趋势，消费结构向好方向发展。
(3)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需求分析
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并愿支付的有效需要。对消费者而言，需求可以说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数量。体育消费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一年）对体育消费品的需要。体育消费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也是可以变化的，因为人们的需求受经济、社会、文化、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从调查得知，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从高到低的排序为减肥健身消费、健美消费、运动服鞋消费、观看体育比赛消费、体育旅游消费、体育彩票消费、体育资料消费，分别占调查人数的30.15%、19.66%、18.29%、12.88%、11.06%、5.90%、2.06%。这个排序表明，大部分城市中年职业女性有追求健康美的需要和需求动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体育商家要高度关注。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人数明显高于未参与人数；初中至大学阶段的中年职业女性，随学历层次的提高其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生具有不同的趋势；偏胖与多病型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比例较高；关爱丈夫和孩子的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比例较高；公园、健身厅、体育用品专店是35岁～45岁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消费的主要场所；体育物质消费大于体育服务消费，体育消费水平偏底；减肥健身消费、健美消费需求较高。
2.建议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城市中年职业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明显。为此，全社会应高度重视中年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为她们提供良好锻炼身体的环境，了解她们的体育消费需求，正确引导她们参与体育消费，从活跃体育市场角度讲，体育商家更要高度关注她们的体育消费心理。
参考文献:
[1]王永平:现代女性消费心理与营销策略[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4:68
[2]杨晓燕:中国女性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J].南方经济,2002:67
[3]李丽.河北省城市居民中年群体体育消费的现状与对策研究[C]
[4]古丽帕丽・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职业女性休闲体育生活现状调查[J].中国体育科技,2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