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社会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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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充分做好活动前调研发动等准备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所以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应首先对学生对活动主题的认知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进一步确定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深度。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有奖征文等形式了解学生对主题的认知情况。之后再通过摄影展、图片展，时事报道，等多种发动手段，引发学生对身边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环境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点燃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热情。有必要的话还要联系当地政府取得必要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地政府能否对一项社会实践给予支持对于一项实践活动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地位，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对于深入基层的社会实践是大有裨益的，可以省去很多繁琐的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目标层面展开活动，从而保证活动的积极有效。我校在确定“韩资假发厂”作为“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社会实践活动的实践地点之后就积极同目的地地方政府———洋湖乡人民政府进行沟通，地方政府在充分了解了实践团队的实践目的、调研过程、实践意义等内容后，洋湖乡人民政府同意给予大力支持参加水污染调查的学生进入当地假发厂内部生产车间做水污染源头调查，取得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第三步：分工明确和记录及时的实施过程活动方案制定后，活动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实施阶段———这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核心阶段，同时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由于人数多、年龄小、范围广、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多，所以在参与实施实践活动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制定详尽可行的活动方案，这是实践活动保质高效、安全有序的保障。在开展“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活动时，首先把每个班的学生按照回家线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小组，并选取其中组织能力和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并指导他们制定出详细的活动方案，包括沿什么线路调查，哪些同学负责书面记录，那些同学负责拍照等。由于计划的比较周密，组织得力，所以这次实地调研活动取得了较圆满的效果。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要同事书写活动笔记，及时记录活动过程情感体验，保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成果展评提供依据；要制作活动档案，将活动中拍摄的照片、记录的笔记、收集资料及时汇总，并定期开展阶段性成果的展示活动，以促进活动的进度。

第四步：及时展示成果扩大社会影响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参与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进行成果总结与展示对他们进行肯定和表彰，是综合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组织学生将活动中积累的调查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将成果以一定方式展示出来。如编成文艺节目演出，或召开活动成果会，或制作成微电影，或布置宣传展板等，及时进行成果的展示交流，这既是对实践成果总结与肯定，也是学生展示自我才能，分享他人成功喜悦的大好机会，同时，通过思维的碰撞，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新的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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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主管划归劳动保障部主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清理、整顿”，陷入停顿不前的困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以及重要性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老问题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 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

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面对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政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变迁

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政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分类实施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政府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政府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因此，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起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除了通过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的部分收益进行融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条新的融资当道，就是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但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只能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这仅有的补偿转化为养老保障基金是不现实的，对于建立养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今后应该提高征地补偿，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仅仅把这笔资金用来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认为谁的土地被征用谁得益的话，这样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征用土地的补偿应该为全体农民甚至全体城乡人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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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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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扶贫开发;社会工作介入;必要性;可行性

贫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缓解贫困以至消灭贫困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包大揽的扶贫方式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式扶贫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效率和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境

1、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相对贫困凸显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差距的新阶段。首先是国家地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远远大于东部，但经济发展和脱贫速度都滞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农村的连片困难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实施的地区。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与农民收入低增长、城镇繁华与农村发展缓慢、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收入较低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

2、重物质发展、轻人文发展

目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目标来展开，帮助农民修路、通水通电，搞特色种植养殖，搞结对帮扶等。这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农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3、扶贫开发项目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扶贫开发规划由上级部门制定，下级部门贯彻执行，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同小异，缺乏重点和针对性。地方在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规划，往往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

4、农民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农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这种惰性心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扶贫开发项目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缺乏正确认识，不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价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贫困问题，我国本身扶贫工作量大，依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贫困标准也在调整，贫困标准提高的同时又会新增不少贫困对象，而且近年来返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其次是丰富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物质轻思想，绝大多数贫困对象通过政府的帮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帮扶就恢复原样，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未能彻底脱贫。单靠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显得势单力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加入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队伍的需要。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国家成立了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的社会服务人员有限且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从事着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我国扶贫开发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会工作是在慈善救济活动中表现出萌芽形式，并随着救助活动的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最终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帮助贫困人口从物质和精神上全面脱贫，重新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重新回归和适应社会。

第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优势。社会工作者不仅重视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还可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手段。首先，“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和“参与式理论”等为社会工作应用于扶贫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的某些原则与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贫困者的困境，正确评估他们的需求，侧重培育、动员和增强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社会工作者对案情的总结、定期回访等过程都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规划》提出，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介入将打破固有的扶贫开发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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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廖敏.社会工作视域下农村扶贫开发策略探析[J].湖湘论坛，2011（4）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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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间组织；农村社会救助；经济法；解读

1对相关基础概念的理性梳理

1．1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NGO，No—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在我国又被称为民间组织，同时还被称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社会中间组织…中介组织”“第三部门”等。俞可平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对上述概念进行了比较梳理和辨别分析，最终认为，“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含义，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笔者建议，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地一致使用“民间组织”的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的不必要争议和混乱。

研究中笔者亦使用“民间组织”(英译仍为NGO)作为规范性用语，但并不试图对其进行界定，因为“理解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作用比确定其概念的一致重要得多”。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比较研究中心的研究，民间组织应具备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5个特征。

1．2农村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指对社会上的老弱病残和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及遭受紧急患难或非常灾害的人员或者家庭，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救济和社会福利的总称。具体到该文的农村社会救助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的各种救助和福利服务的总称。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户制度、农村扶贫开发、农村急难救助、农村法律援助、农村危房改造、农村特殊人员救助等诸多方面。

农村社会救助的主要特征有：①救助对象具有选择性。古今中外，尤其是农村地区总会有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孤、老、幼、残、病或因突发性灾难而陷入困境的人，国家和社会应给予相应的救助。②社会救助的标准较低。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履行的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职责，提供满足受助对象最低生活需求。③社会救助具有临时性。社会救助形式多种多样，除部分长期救助对象外，大部分的社会救助对象，是临时性的救助，一旦其困境解除，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对其社会救助就不再继续。

2民间组织经济法主体地位的确定

目前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主体的构成还没有高度一致的认同和普遍的使用，与传统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直观、明了相比，经济法法律关系比较复杂。而要对这种复杂、多维法律关系的主体进行抽象并类型化，极易出现概括不全和类型交叉的缺陷。这是经济法主体研究的现实情况。

客观的说，对于民间组织的研究，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已颇具规模，相对封闭的法学对此的关注与探讨已大大滞后。近年来，经济法学界开始对民间组织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将社会组织列为与国家、国家机关、内部组织等并列的经济法主体；有的学者将社会经济团体明确为经济法主体；有的学者将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置于“政府一社会中间层一市场”3层框架中加以研究，明确了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有的学者从“公共管理观点”对社会自治组织进行经济法审视；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场、社会、国家三大经济法主体群的分类观点；还有的学者从经济法中法律机构的特点和第三部门的经济法功能分析，探讨第三部门的经济法意义。

以上学者的研究尽管在称谓或侧重点上不尽一致，但他．们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重新设计经济法主体制度，确立第三类主体(民间组织)在经济法中的法律地位．该研究持同样的观点，并认为理解民间组织的经济法主体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把握。①民间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主体特殊经济法主体。民间组织的出现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克服“政府失灵”；既能规制私权滥用，又能遏制国家干预。民间组织的宗旨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契合，也可以说民间组织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日的而存在和活动的，其应当属于经济法主体。民间组织应该定位为独立于政府和一般市场主体自成一类的经济法主体。对于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简单替代，也不能过度扩大，而应在经济法所建立的体系结构中，保持适当地位，发挥应有作用。②民问组织是经济法的特别调节机制。弗里德曼曾经指出：“法律与所有的有机体相同，必须随着环境之更易而变化，并在变化中求其生长，否则难免限于僵化，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当前法律体系已经从公私法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嬗蛮，经济法成为独立于公法与私法的第法域，面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民间组织成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调节机制。一方面民间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原由政府部门履行的诸如消除贫困、环境保护等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公共服务职能，弥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和官僚化缺陷，制约政府权力。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作为利益化的代表，通过自律协调以及与政府的沟通尽可能地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克服市场之手在利益分配上的缺陷。正是在此意义上，民间组织显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凸显了作为经济法特别调控机制的深刻价值。

3社会救助法的经济法体系范畴归属的确立

社会保障法可分为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3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结构上，现阶段的社会保障法是以劳动法为基础，社会救助法为底线，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以社会福利法为辅助。社会救助法目的在于通过提供救济保障居民合乎人道的生活，使处于困境中的人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一方面，社会救助立法是最早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众多国家的社会保障法是在社会救助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另一方面，社会救助是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成员中总会有部分人因为收入低或者遇到重大患难而陷人生活困境，需要通过社会救助得到帮助。

社会救助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同样表现为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于市场秩序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组成部分方面基本达成共识，而在市场主体(或称经济法主体)规制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否属于经济法体系观点则不统一，对于社会救助法的归属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第1种认为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都是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法律形式。社会保障法为解决社会分配矛盾，满足社会成员生存需要；经济法则为排除经济发展之障碍，满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之要求。两者的基本价值不同，社会保障法侧重于谋求社会公平，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则为经济效率。两者同为市场经济的双翼，相辅相成，同属社会法范畴。第2种认为社会保障法是以社会法属性为主，兼具经济法属性。此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类似。第3种认为社会保障法中仅有社会保险法可以成为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并不能全部的构成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第4种认为社会保障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社会保障法是强制法，不是意思自治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或协调经济之法，社会保障法体现了社会分配领域的国家干预或协调，因此从属于经济法”…。目前这种观点影响较大，许多高等院校法学院系都把社会保障法作为经济法系列课程开设。

具体到社会救助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笔者根据以上观点的梳理认为，社会救助法作为社会保障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反映的也是一种国家对社会再分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制和调控。不仅仅追求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市场机制对社会被救助对象的可能损害，弥补市场调控缺陷和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追求经济效益当然为其应有之义。其中运用经济法理念实施的国家干预不仅以经济性为手段，而且也是以经济性为目的——即使这些接受社会救助的当事人尽快渡过难关，重新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继续付出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获得自己应得的财富分配额。因此，从社会分配法的角度和经济性的纬度分析，包括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为经济法中强制性分配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可以获得正当性理由和根据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是国家干预社会分配法律制度的子系统，更是整个社会分配法律制度的最底防线，当然从属于经济法范畴体系。

4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经济法解读的意义

4．1廓清认识误区，丰富经济法理论内容①进一步充实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内容。通过对民间组织和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理性考察，明确前者的经济法主体地位和后者的经济法体系归属，相信会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充实丰富作出贡献。②进一步丰富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一般学界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3个层次。其中社会救助为社会保障的底线，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它的对象往往是社会最弱势群体。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改革仍然在继续，统一的“社会救助法”迄今仍然没有出台。因此，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挖掘探求新的理论解释，以期为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乃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4．2提高重视程度，促进经济法良性发展①有利于确保经济法合理运行的方向。通过民间组织这种组织化的形式与国家干预机构进行交涉协商，可以有效避免单个预者势单力薄、信息不对称等弊端，使干预决策立法符合社会利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遏制“恶法”出台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从而确保经济法运行的方向。②有利于监督、纠正不正当的干预行为，维护经济法的权威。民间组织由于自身资源优势，所以在行使监督职能，与干预机构的沟通、协商、谈判中效果会更好，纠正不当干预行为，维护经济法的有效运行和权威。③有利于降低经济法运行成本。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立法过程，提高经济法的立法合理性和可接受性，进而使预者乐于遵守这种于己有利的法律规定，增强其合作意识，减少经济法执行阻力，降低经济法执法守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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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职能

【论文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乡镇政府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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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秩序；国家法；民间法

中图分类号：D 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7―0049―04

一、问题的提出：对两则乡村生活图景的解读

材料一：无论是从我国农村经济状况还是文化传统，家庭养老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当前在农村，老人诉说儿子儿媳妇不孝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达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反映遗弃、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不断见诸报端。据司法部门提供的资料，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以后为何不愿尽孝的反而多了起来，这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材料二：藁城市廉州镇24岁的田凤英，2001年与本村马永飞结婚，孕后5个月出现连续高烧，后经医院检查其双肾积水，在藁城市人民医院做了左肾造瘘和引产手术，在其病情仍需治疗时，丈夫却把家门换了锁，她只好长期住在娘家；在她以后的四次住院、两次手术中，丈夫没有露面，几万元的治疗费都是她东挪西凑来的，之后，丈夫又向她提出了离婚……，妻子孕后重病反遭遗弃，伤心女将丈夫告上法庭。

应该指出，尽管材料二是个个案，但不可否认，它同材料一样，在当今的中国乡村，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上述现象的增多，原因无疑是复杂的，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道德伦理方面的原因。其中，我们认为，它同当前的“乡村法治化”运动不无关系。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运动，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由于国家法及其权威的强力推进，在乡土社会，乡规民约已不能独立支撑起村庄治权，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人士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家法、族规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及其话语借助于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先导性的传播之下，这一进程却被空前加速。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法权威及其硬件设施却未能同步跟进，由此所形成的“时空错位”及其张力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真空”。同时，现代传媒还在乡村产生了一种“时空延伸”的效果，使不在场的、远距离发生的现代工商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置入乡民的头脑之中，并与乡土生活的客观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样，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的整合功能被削弱而现代性法律文化及其制度救济功能尚未到位，甚至在短期内也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形下，行为失范将无法避免。

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法律文化及其平等自主意识的侵入和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在所谓平等权、独立权、自等现代性观念的驱使下，现代社会法定的父母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的权利与义务往往落到了空处，像往昔那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观念少得出奇，子女虐待、遗弃父母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此即所谓“民法成而忠孝亡”。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享有任何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之收入微薄，一旦年老后被子女遗弃，生活将会雪上加霜。当现代性的法律文化“解构”了传统的具有“社会保险”功能的“孝道”之后，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去救济“不孝”行为的严重后果。这在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的农村地区，已经或正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现代性法律文化所倡导的个体本位、独立自主的理念必然要受制于特定的语境。在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条件未根本改善之前，由传统法律文化所孕育的“孝道”观念在农村中的“社会保险”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同样，如材料二所揭示的，现代性法律文化所崇尚的“离婚自由”等个体权利意识也被滥用，成为抛弃残疾或弱势配偶的工具。然而，在农村，牢固的“责任型”婚姻仍然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社会保险”功能，维系一种在现代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爱情的婚姻，这在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离婚自由是以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就业以及独立支配的个体收入为前提的。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之前，允许大量的不孝行为和自由离婚行为的存在，无疑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由此看来，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否适应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乡村法治变革的理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论，而忽视了一种法治生成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诱致人们对社会建设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并可能遮挡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

二、善待民间法：一种法律多元的视角

如上所述，中国法治的主导力量应定位在国家、政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当法律被以行政手段托付给国家从上到下传递到乡土农村时，其传递的途径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与急功近利的推动给乡村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与不利。基于此，在分析转型条件下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时，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分析理路。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赵晓力、强世功等深入农村，以陕北B镇信用社“依法收贷”、“炕上开庭”为个案，分别写出了研究论文。其中赵晓力在其论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法律所提供的合法与非法的差别使得‘依法收贷’这种政治经济的管理成为一种可实现的选择，而这种管理的实现还依赖着管理者对各种关系及其含义的利用与把握。强世功认为，在具体调查中，尤其在亲临这样的案子时，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也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在具体的场景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权力运作的策略与战术，比如摆事实、讲道理的道德论证、人情面子机制等等。总之，上述学者从法理学的研究角度证明：乡村：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应只从自上而下的法律文本中去寻找，而应以乡村现实生活中“活着”的情与理为基础。

这里的“乡村情理”，也称为“民间法”，这是学术界近年来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最为常用的一个指称。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国内著名：学者梁治平先生认为：“民间法具有极其多样的形态，它可以是家

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文学，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或有明确的规则，或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或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民间法产生和流行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亚团体之中。”苏力先生则将其大致概括为“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可以看出，学者眼中的民间法是一个内涵和外延较为宽泛的称谓，我们还可将其称为“非官方法”、“非正式法”、“活的法”。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理论界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且停留于国家法律上。法，被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这种研究对民间法重视不够，而且忽视了国家法的缺陷。事实上，国家法调整范围有限，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法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法及时满足社会对国家法的需求，再者，它具有原则性、普遍性的特点，无法顾及到乡村社会中的一些特殊情形。这样一来，既简单又能帮助农民获得最大效益的民间法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就有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包含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底蕴的民间法易于为农民所选择适用。也就是说，国家法只是人们法律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也只能构建部分法律秩序。“只要对社会生活简单地观察一下就可使我们相信，除了由政权强加的法律规则外，还存在着某些法律规定，或至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并非从总体社会的组织权限中产生的法律，既有超国家法，也有亚国家法。”可见，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并存，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地域广袤的乡村，国家制定法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是甚小的，绝大多数情况是通过一些民间习惯、宗法族规、乡规民约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在乡村社会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乡村社会仍然处于“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的调控之下。因此，在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型构上，我们不能只重视国家法，还应该重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的、在各种现有的制约条件下通过人们的行为互动逐步形成的一些民间习惯、习俗的作用。如果仅从国家角度出发，仅强调国家法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就无法建构符合我国乡村社会实际的法治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怎样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是构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关键。

三、走向具体的乡村法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目前，学术界就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探讨，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代表了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文化形态，并且受到了不同原则的支配。因此，要以“规划”的方式进行文化移植和知识传统的新陈代谢，消除两者矛盾的最好方式是使民间法不断明确化、系统化并使之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之中；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具有根本的矛盾，而矛盾主要是由民间法的落后生成的，民间法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是从结构功能、系统化的程度上都与现代国家法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两者矛盾的解决应从根本上对民间法予以否定、摈弃，并用国家法取而代之；第三种观点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对于农村法治实践，既不应理解为农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完全“自治”以及对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分庭抗礼与平起平坐，而应该理解为是两者在农村社会中的“分工”及“配合”，也就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要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机制。

从上述三种观点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两种观点强调国家法的全能作用，而否定民间法的独立存在，民间法要么被国家法吸纳，要么被国家法摒弃。这两种观点过于简单化。第三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结合和创造性运用，它肯定了除国家法之外，民间法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而强调合理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在乡村社会中所具有的作用。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值得借鉴，如提出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关系。但它没有分清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主次、地位的高低，只说明了两者调整社会关系时应该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固然，在有些领域这种分工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相互分工。有些领域只能由国家法调整。即使在某些领域需要民间法的相互配合，国家法也应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民间法只是起着补充的作用。而且这种现象也是过渡性的。因为，法治社会应是一个有良好法律体系并被严格执行和遵守的状态，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包括在乡村，国家法应是广义的国家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而民间法则是这个法律系统的“边缘”。民间法应是国家法的延伸部分和重要补充，对民间法的作用既要全面客观肯定，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有些民间法内容的一些不良因素对国家法会带来冲击和影响，不利于乡村法治秩序的建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符合法治秩序建构的要求。具体地，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第一，对乡村社会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国家法加以调整，如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必须由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刑法、刑事诉讼法来调整。对这类社会关系，民间法没有适用的余地，不允许用民间法来规避国家法的适用，不允许当事人运用民间法进行私了。第二，对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民间法来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一般无“必受审性”，它更多的是依靠一种风俗、习惯等民间法调整，对“人情”、“伦理”过分依赖，靠民间法的调整就可把一切问题解决，它与高度客观化、形式化及统一化的法律规范不同。国家法只有在当事人求助于国家机关时才最后被适用。第三，对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既可以由国家法调整，也可以由民间法调整。这类社会关系主要是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如损害赔偿。这类社会关系的争端，由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自主选择适用国家法或民间法来解决，或者由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适用来解决，例如我国调解制度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主持的民事调解、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行政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以及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司法所主持的人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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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习理论 电视媒体 留守儿童 成长。

社会学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阿伯特·班杜拉（A.Bandur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主要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相互作用论、观察学习理论和强化理论。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笔者以永州市东安县紫溪镇中心村的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设计了一套关于电视媒体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影响的调查问卷。

一、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分为两大板块，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分为：留守儿童卷与监护人卷。其中，抽取紫溪镇塘夫中心小学的100名小学生，发放问卷100份，收回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8份，有效回收率为98%。抽取紫溪镇的100名监护人，发放问卷100份，收回97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有效回收率为92%。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男性46人（46.9%），女性52人（53.0%），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在所抽取的留守儿童中，父母都外出务工比例较多，占42.9%，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男主外女主内，因而调查中父亲一方外出打工（40.8%）的情况较多，母亲一方外出打工仅占总体的16.3%。所调查的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祖父母（73.5%）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紫溪镇中心村的电视普及率较高，有线电视的质量较好，频道数量较多，留守儿童能与电视媒介进行较充分的接触。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大多每天观看一个小时以内的电视节目占32.7%或者一至两个小时的有24.5%，两个小时以上的有31.4%；同时，把观看电视作为课余时间的休闲活动的留守儿童占30.6%，由此可见，留守儿童与电视媒体的接触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从监护人的调查问卷得出的数据显示，有52.2%的留守儿童有沉迷于电视节目的现象。

二、运用社会学习理论解读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一）运用相互作用理论分析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班杜拉的研究中，环境和行为会相互影响，环境又有潜在和实际之分，潜在环境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实际环境则是个体本身的行为创造出来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三大因素，而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本身处境则是更为恶劣：一方面家庭父母关爱的缺失，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环境较为恶劣，同时农村社会环境也给留守儿童造成诸多的不良影响因素。根据调查数据反应，有52.3%的留守儿童将课余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减少了学习与外出活动的时间，一方面不能够保障学习的任务的顺利完成，另外一方面，长时间呆在家里看电视，而较少出门活动的时间，缺乏必要的运动，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不利，同时，因看电视而缺乏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会对留守儿童的交际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将选择课余活动为看电视的留守儿童与选择看书和看报的留守儿童之间进行外出活动情况比较，宁愿在家中看电视经常不愿意外出活动的留守儿童（28.6%）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课余活动为看书和报纸的留守儿童（71.4%）。由此可见，电视导致了一部分留守儿童放弃了外出的机会，或者是减少了外出活动的时间。留守儿童的课余时间一般都在家中度过，所调查的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祖父母（73.5%）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在孩子心目中一般是慈祥的、温柔的，是一个呵护者，父亲则更多的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隔代的教育也存在着较多问题，祖父母年事已老，不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跟不上孩子的步调，加上大部分被调查者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孩子进行不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可知，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的缺失促使了他们将大部分的课余时间用在看电视上。为使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父母亲或监护人要努力创造和保持一种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养成生活有规律有秩序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运用观察学习理论分析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影响

观察学习理论说明：榜样在形成留守儿童良好行为习惯上的起着重要作用。观察学习理论着重强调榜样示范和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既可以通过直接经验达到学习的目的，也可以通过观察所获得的间接经验引发学习，学习程度由浅入深，从动作的模拟到语言的掌握，从态度的习得到人格的形成，都可以通过观察来完成。留守儿童处在模仿能力强的年龄阶段，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会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况下模仿一些行为，电视中的部分行为成为留守儿童们模仿的对象，通过调查显示部分留守儿童会特意模仿电视中的形象，也有些留守儿童把自己化身为自己喜爱的动画人物，模仿其动作与话语。那么，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电视里是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萎靡的，接触不同的电视节目内容，会对孩子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据调查，有34.8%的留守儿童经常和监护人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有39.1%的留守儿童偶尔与监护人一起观看，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三的留守儿童是在监护人的陪同下观看电视的。孩子们除了观看动画片之外，还会看和家长一起观看一些如：《西游记》等神话剧（87.0%）、爱情剧（8.7%）和部分综艺节目（4.3%）。在良好的环境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给留守儿童以正确方向和巨大力量，引导他们积极向上。因此，父母或监护人要为留守儿童在电视节目选择上给予指导和关心，选择的节目要有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有利于他们去模仿和学习好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同时，家长也要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对某些电视节目的学习来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良的习惯，营造出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谦让、与邻里友好相处、关心别人”的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样更有利于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运用强化理论巩固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所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其主要成因是父母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如果他们在成长中偏离正轨，势必增加社会的负担，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因此，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体系，帮助留守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刻不容缓。根据班杜拉的强化理论，强化分为外部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三种，而外部强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中，正确地采用适合的强化手段能巩固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去做工作：

第一，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出台和采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来保障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完善和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为留守儿童提供与父母亲团聚的方便。各级政府及基层单位应该合理的运用农村书屋这一资源，建立完善的借阅机制，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良好文化休闲场所；同时与部分高校进行长期合作机制将各类图书进行回收再利用。

第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舆论环境，全面客观地报道留守儿童问题。首先，各电视台以及各大媒体可以策划相关节目，为留守儿童提供关怀，起到媒体的舆论作用，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舆论环境。其次，开展和倡导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义务支教活动。在面向农村、以大学生为主题的义务支教活动组织中，招募一些富于爱心、乐于助人、有一定心理学知识的大学生们组成专门面向留守儿童的义务帮教队伍，给留守儿童和家长提供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方面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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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市场　社会结构　施坚雅　摩哈苴彝族村　周城白族村

作者朱炳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2。

一、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1964—1965年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上的长篇论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排斥其他解释理论，自信他所研究的市场结构对于农村社会构成具有根本性意义，认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基层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在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施坚雅认为，这个以接近正六边形结构出现的空间的经济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围和文化范围，是“作为社会体系”呈现出来的：“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为了提出一个适合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作基层市场社区。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仅要把这种社区当作一种中间社会结构，而且也要当作一个文化载体——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在中国的表现——来分析。”

他还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施坚雅下了“自给自足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的结论，这就需要他解决诸多基层社会构成要素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关于行政体系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认为，早期的分析受中国学者官方偏见的影响，假定行政体系最为重要。在他看来，“即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但“在两种体系中，有限的官府力量都集中于较高层次，中心市场的市场体系以下的市场体系，和县以下的行政体系一样，只受到较为轻微的官僚控制”。关于联姻圈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范围即为联姻圈，二者是等同的。四川的初级市场是一个内生的社会区域(社区)，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很多媒婆在集市上完成了婚姻介绍。因为茶馆的作用，一般人赶集时在那里泡了一个小时，便“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媒人就在这些茶馆中活动，与适龄小伙子的母亲交往，为她们寻找未来的儿媳。关于宗族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说：“我的设想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对于宗教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施坚雅举例说，1950年高店子庙会的治安团体包括了该市场区域中各个村庄的人，而且“庙中供奉的神灵本身在尘世上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经过一番零碎事件的拼接，施坚雅下了断语：“上述事例说明，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组成。”

事实上，施坚雅关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理论观点，不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他所说的构成基层社会的其他要素如联姻、宗族、宗教及行政体系等与市场的关系的零散说法，亦仅是未经系统论证的猜想。本文以云南省南华县兔街乡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的市场结构为例来检验上述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理论，提出了“核心市场”与“市场”以及“村内市场”与“村外市场”的区分概念，并对它们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功能进行分析。同时，对市场要素与其他要素在构成基层社会中的关系进行揭示。

二、摩哈苴的市场分析

摩哈苴彝族村位于哀牢山上段，今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兔街乡，包括干龙潭村民委员会下属的9个村民小组，以及小村村民委员会下属的老虎山和背阴地两个村民小组。该村的农户散落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间。2002年，摩哈苴共有265户，主要姓氏有李、鲁、杞、何、张、马6姓，各宗族之间以图腾祖先灵牌的不同质料作为区分。1995年暑假，笔者第一次进村调查时，该村属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的乡村基层社会，除了一人在兔街乡邮电所工作外，没有任何非农行业劳动力，全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才逐渐出现少数人外出打工和个别人在本地经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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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江苏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说明必须依托和发挥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因此，加快制度设计，采取多种举措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对于尽早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有着较大作用。

尽管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配置公共资源上有着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但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过长的委托-链，加大了管理运作成本，因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问题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重点关注、担忧的难题所在，众多学者也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加以阐述。农村基层政府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普遍不足，必需依赖“以农养政”才能生存，基层政府自身不能有效提供农村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相反通过管理或“管制”农村、农业、农民来汲取社会经济资源，解决自身庞大的运作成本。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原因之一就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式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和谐治理农村公共物品问题，必须依托和发挥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经济相对发达，完全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一、江苏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

（一）政府财政不足以提供充裕的农村公共物品

地方财政支出严重不足，缺乏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财政基础。虽然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于全国水平，财政收支有较大盈余且基数在逐年加大；江苏省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民政事业费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民政事业费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下降，与江苏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协调。2006年江苏省民政事业费支出达50.2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21645.08亿元，民政事业费支出占GDP比例为0.2346%。同时，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农民需求的动态适应性也不强，农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反方向的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折射出地方财政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扶持是力不从心的；不断增长的民政事业费支出中用于满足农村、农民、农业的公共需求的份额偏少；农村非营利组织如农业技术协会的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村提留和乡统筹拨款，而乡村财政本已捉襟见肘，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自然就极为有限；江苏省行政体制改革仍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往往是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

（二）城乡二元政策掩盖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有效需求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一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民税外负担沉重。农村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需求被弱化、回避，他们成为被社会所忽视的弱势群体。当我们在谈论城市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确保他们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时候，广大农民的社会福利需求被忽视了。加之农民自身普遍地丧失话语权，缺乏表达内心需求的能力，不知怎样表达、向谁表达、如何表达等。农村弱势群体更多的要依赖自身进行自救、自助活动才能摆脱困境。2006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43.1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传统救济的总人数105万人，分别占城乡人口比例的1.1%、2.89%。近年来江苏省社会救济人员中，农村居民数量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数量。这说明农村弱势群体对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远甚于城市弱势群体。江苏省民办收养机构占据着很小的市场份额，农村社会福利机构数量、规模等都不如城镇社会福利机构。而农业生产过程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使得农村和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有着巨大的渴望和企盼。城乡有别的非均衡发展的二元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含义，但在一定程度掩盖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其实，农村贫困重于城市贫困，关怀农民福利甚于关怀城市居民福利。

（三）区域社会发展差距加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不和谐状态

非营利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许多层面，如扶持社会弱小群体、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捐资助学、赈灾救济等，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再分配起点以及再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性，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江苏不仅区域经济差距显著，与此相应的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也特别显著，各地财政对公益事业的资金投入随之呈阶梯形态。苏南、苏中、苏北农村社会发展也是层次分明、梯度递减。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经济薄弱、贫困区域，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一视同仁的经济发展政策其实蕴含着不公平成分，资金劫贫济富的天然法则使区域经济不发达地区公益事业“失血”严重，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同样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而村民自治因缺乏丰富的民间组织资源支撑而显得后继乏力、难以为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部门、政府职能来全方位提供并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需要付出极大的管理成本，对于财力尚且薄弱的政府机构来说，既低效也不现实。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任务必须由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非市场机制来完成。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多元化公共产品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和发展非营利组织问题整合起来进行制度设计，把政府有关职能和权力让渡给社会非营利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依托非营利组织加以综合治理、制度创新，或许效果更为明显。

二、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目前美国非营利组织已经达到100多万个，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我国非营利组织规模、数量还很弱小，广大的农村“草根组织”更是经费紧缺。我国民间组织总体上远远不如市场中的企业组织有活力，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用“半休眠状态”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地把政府职能转移到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就有可能出现“志愿失灵”，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一）完善以法律规制为核心的制度设计，确立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统治关系，两者携手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是“政府退、民间进”境地。但怎样才能“放水养鱼”？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只有依托法律规制，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制度设计可以形成良好的初始制度路径，降低后续的制度再设计成本，为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强制性法律保障。针对江苏农村实际情况，江苏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应该采取分类、分地区、分步骤操作措施。重点营造县级以下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网络体系，如完善科协管辖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工会管辖的职工技术协会，建立直接服务于社区、服务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农村非营利社区学院。采取南北有别的政策扶持措施，苏南地区更多的发展社区自治组织，苏北地区重在发展村民自治组织，有条件的苏中地区分步实施社区自治。针对产业重点不同的地区，实行地方特色的制度政策。如针对沿海主要产粮产棉区，可以重点培育农业技术类非营利组织；配合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农牧业、水产业类非营利组织；对于农村城镇化速度较快区域，发展城镇化非营利组织；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如果农村非农从业人员已经超过务农人口，那么发展城镇社区化非营利组织更为适合。逐步划清政府机构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使农村非营利组织向事业单位过渡，并最终转化为民间组织。尝试建立立足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的农村非营利组织网络体系，实现网络化布局、网络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二）提供多渠道经费来源，确保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约束瓶颈是缺乏经费，慈善捐款不足是非营利组织与生俱来的弱点。萨拉蒙指出，就非营利组织创造可靠的收入来源以充分响应社群需要而言，它具有严重的缺陷。即便在发达国家，政府资助也是多数非营利组织获取经费的主要来源。对于江苏省农村非营利组织而言，改革的目标排序应该是先进行增量改革，多元化筹措经费，尤其是借助于相关法律保障政府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投入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而不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切实加大对苏北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府投资重点扶持苏北农村公益事业，促进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江苏农村经济富裕，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机构。要为尚且弱小的农村非营利组织建立一种输血、造血机制，然后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改造。政府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具有稳定的合法的经费来源。

（三）加强能力建设，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服务面向

赫茨琳杰指出，非营利组织缺乏企业所具有的三种责任机制：缺乏个人利益的存在，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缺乏显示企业最终业绩的晴雨表——利润，有关利润的业绩评价指标几乎没有。正是不以利润为活动目标，导致责任不明、管理混乱，因而导致其服务低效，这些均直接威胁其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普遍表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程度较低。因此，针对江苏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相对更为进步、农村相对条件较好、民众观念相对开放的现实，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江苏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融资能力、责任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扶贫救济和赈灾慈善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江苏的地理优势，承接上海、浙江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经验，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提升非营利组织能力。加强能力建设，必然涉及到对能力的测评问题。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在欧美国家早已形成制度，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着重从组织使命和结果维度评估组织绩效。

参考文献

1、王绍光.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J].开放时代，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