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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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青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纳入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随着青年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种种关于青年的理论模型。了解这些理论，对我国正在发展中的青年研究事业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本文按照西方青年研究大体发展逻辑，简介青年文化学和青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一、青年文化学理论
青年文化学是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业起作用的规律。首先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对青年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M•米德，继后按文化学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顿、卡丁纳等人。他们认为，青年期不单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所确定的差异和从一个年龄组向另一个年龄组过渡的方式。在文化不发达的社会里，如萨摩亚群岛的原始部落群里，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期，人们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机”，也看不到与青春期到来相随而生的戏剧性变化。当代社会文明不仅促进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断提前，而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长。因此，人生历程上的漫长的青年期，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青年是社会世代结构关系中的一代人。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缓慢演进，上一代人把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文化的加速度发展，世代间传统的文化传递过程产生了障碍。上一代人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龄群体所代替。青年群体成为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可以不再依赖于成人据优势的社会主导文化，而越来越仰仗青年自己创造的文化，即所谓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进一步把人类社会世代关系归纳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成人楷模型、业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谓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团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类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吸取权威，所谓业存文化，是指文明社会里的两代人各自从自己同龄人那里吸收文化。两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变成了社会文化权威。上一代人只有反过来向青年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面前，两代人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长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词。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地位。他们处处用青年楷模文化来理解社会的未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样理解、经验和吸收人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他们指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演变，与世代之间的“鸿沟”相关。所谓代沟，本质不在于代际间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区别，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和冲突。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以前就产生过，如农民出身的父母与其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之间;外来移民与其在居住国长大的孩子之间，一次大战前无优无虑地过着舒适生活的一代与在欧洲希望之火熄灭后走进生活的青年之间;受过严格宗教教义熏陶的人与拥护现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间，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再是发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长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抗议示威，法国的巨大，英国的愤怒的一代，类似事实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数越来越多，反叛者的年龄越来越小。代沟已经由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隔阂，发展为彼此的对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米德等人认为，当代之所以出现代沟这样世代间的文化对立状态，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高度技术化。现代技术提供给人们足够的物质享受，但都以牺牲家庭为轴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流动日趋高频化。家庭的根基在社会流动中动摇起来;技术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获得信息的电视，提供了不必再依赖父母就可生活好的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设施，提供了形形的社会服务机构，产生了各种色彩的交际圈子，从而瓦解了家庭成员相依为命的传统关系;与技术进步相关，青年的经济独立愈益受到社会赞弩业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轻而易举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从而逐渐淡漠了对父母的依恋情感，知识爆炸，技术更新，往往使两代人都处于零点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竞争中，青年比老年有着天然的优势。上一代人对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企图驾驭自战，超越社会的青少年，与总爱回忆过去的父母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终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青年社会学理论
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一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定性，探究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社会学融合了关于青年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运动之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由于青年社会学一开始便面临着解决社会青年间题的紧迫任务，着重于对策性应用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青年社会学理论体系。现将对青年研究影响较大的几种青年社会学的微型理论简介如下:
(1)父权衰落说这是社会学学者G•门德尔等人用以解释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权威地位变化的学说。他们认为，远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父亲拥有绝又的权威地位，父辈靠亲缘关系和宗法专制取犯‘弃轻人的崇敬、依附和服从。而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动摇为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的权威性日趋衰落。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专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特别是代与代之间的结构关系分崩离析。价值、道德、传统、习惯也受到空前的侵袭。家庭的传统关系濒于瓦解，亲子的情感关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断受到强烈的“亲缘危机”的威胁，而不再受父亲富有有权威性的教育和保护，这就构成了一个“反专制的社会经济范畴”一一青年。
(2)新社会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学者TH•齐黑等人用以解释青年群体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父母不再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将由青年同龄群体取而代之。社会的高频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亲子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青年同龄人作交往，技术统治加官僚统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应付变化不定的现实，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生活。父母为了掩盖自已对变革着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质上的最大满足，把子女引向“消费主义”的歧途，以补偿对未来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带来的精神贫困。这样做的结果，越加使青年人对成人的生活模式产生信任危机越加对自己的双亲持怀疑、不信任、批判的态度。既然成人不能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会自己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那末，精神饥饿和贫困的青年就只好实行“自恋主义”，把自我以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放在首位，从而用同龄人所倡导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社会化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人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除了形成一个无限威胀的青年“自我”以外，还更快地滋生着对成人的不满、嘲笑、鄙视、抗议和反叛。
(3)边缘化理论这是L•罗森马耶尔等人用以闸述青年在各年龄群体结构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中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青年在正式获得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之前，处于一种“过渡”地位，既一种“不完全状态”或“零点”。现代青年既失去了童年固有的依附、被保护状态，又不能真正参与社会，发挥成人作用。现代青年在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其可能拥有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只能占据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地位使青年产生不安全感、无保障感、受排斥感和社会边缘感，以及机会和权利的不均等、不公正感。持这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代青年的怀疑、迷惘、傍徨、反抗、恐惧、逃避，以及种种异常行为，如吸毒、崇拜暴力、结伙群居，蒙昧主义的神秘活动，自甘堕落和犯罪，等等，都是边缘化理论的实证。
篇2
关键词：社会学 理论课程 心理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专业课的学习，最难的内容是相关理论的学习。没有理论的构架和积淀，相应的专业实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系统的理论学习课程，是大学中每个专业课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会学学科成立以来，出现了很多的理论流派，大师级人物的闪耀的思想不仅照亮了社会学前进的道路，也成为整个文科的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在脑海中构建起社会学专业的理论框架，对其之后的具体专业学习和实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理论学习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论讲授内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灵活性，理论课的学习内容一直是学生认为最枯燥的、最容易产生抵触心理的。学生上课没有积极性、老师讲授没有动力，成为理论学习现状的真实写照。
1 社会学专业理论课程安排的现状
现阶段，社会学专业的理论课，大致有社会学原理、中（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其中课程的具体命名会有所差异。
社会学原理（或称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学专业课程中的重要课程，它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课程，是对整个专业知识的系统梳理，内容涉及广泛但是相对浅显，涉及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框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能否学好这门课程对以后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门课程安排在大一期间。
其他几门课程，分别涉及到专业知识的历史发展的沿革、理论流派的传承以及相应经典专著的阅读，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进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较为全面掌握社会学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际的专业运用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知识的掌握，就没有社会学专业的实际田野调查和应用。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了概论之后，需要系统梳理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发展，进而了解整个学科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辅以相关大师级人物经典著作的研读，才能到达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因此，现阶段这几门理论课程的安排，参差不齐，基本上处于大二至大三这四个学期之中。
此外，理论知识的讲授并不是仅仅出现在上述几门单纯的理论课程，在各个具体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中，会有一些和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提及和具体应用，因此，专业课程会以“知识点”的形式零星地体现理论课程的“知识面”，在具体的讲授内容上会有理论“点”重复的现象，这是在具体的教学中常见的现象。
2 大学生各学年的心理特点
大学四年，能够真正让大学生安心学习、学到实用的知识的具体时间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与适应
大一刚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适应的心理。一方面，要适应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的过渡，适应远离家乡独自住校的生活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新的相对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调整。这需要大学生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大一的第一学期甚至整个大一就首当其冲。
这一时期，大学生刚从高中的填鸭式教育中走出来，在学习上还保留着高中的学习方法，血液中还有高考奋斗的激情，在大学的学习中自然地会将过去的学习激情和学习方法带入。学习激情与好奇结合，是新生显著的心理特点，容易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产生学习兴趣，也能促使其对高中的学习方法的反思。学习氛围，过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艰苦，现在转变成为很宽松、充分自由的；课堂上，不用再预习、复习，不再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而是“60分万岁”。高中的学习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
这个时期，大学生的重心从学习转移到了各种的大学社团活动与集体活动，容易造成对专业课程的轻视，但是凭借学习激情的惯性，有些新生已经开始反思具体学习方法的改变。
2.2 大二：迷惘
大二这一学年，大学生进入了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的阶段：对大学学习的迷惘、对课外活动的重新反思、对自己未来的迷惘……
这一时期，学习目的不明确。过去是一切只为高考的明确的目标，有家庭、社会交付给他们的明确的学习目的。现在考上大学的阶段目标已经完成，那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目的又该是什么呐？
学习方式有待变化。过去是被动学习、填鸭式的高考教育，现在大学中一切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了主动学习的良好氛围，如何才能转变成为主动的学习，这就需要找到和过去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经过了前两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对于大学生活和学习已经较为适应，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对于社会和未来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和看法。相对来说，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的思维较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对社会日益激烈的就业形式，“毕业就失业”、“学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舆论甚嚣尘上，在校大学生开始明显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
这个时期，大学生开始对未来的职业有了一定的规划，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甚至翘课来进行自己的规划，对专业课程的重视度明显下降。同时，运用还不怎么成熟的学习方法去自学其他的知识，显然是事倍功半，达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针对性地课程设置与教学
3.1 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整体安排。大四学年，是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总结，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工作、撰写毕业论文，是对之前三年专业课程学习效果的一次实战检验。毕业论文的撰写，除了要应用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还需要有相应的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实例的相结合。因此，这一学年一般不用安排专业课程的学习，充其量有几门关于就业技巧的课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个学期。
理论课程的安排。鉴于从大三开始，大学生需要使用在前两年习得的新的学习方法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难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热情来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因此大三学年的主要教学目标在于社会学各个分科社会学的学习。这些社会学分科课程（比如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内容比较贴近生活，教学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样化，以灵活的方式引起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也是社会学具体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最好运用。
社会学主要理论的学习应该集中于大一大二两年。这两年是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学习方式的主要时间。在保持高中学习的激情的同时，探索如何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的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增强理论修养，为之后专业学科上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3.2 教师的讲授策略
社会学的整体课程，虽然由不同的教师来承担不同课程的讲授，但是应该遵循社会学学科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有效地进行沟通和相互借鉴，将专业知识的传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有效整体。
社会学概论的课程作为整个社会学专业的入门课程，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学科内容和发展的框架脉络。在此基础上，将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论学派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框架中相应部分充实起来。大学的课堂教育一直崇尚学生主动自主的学习，虽然现有的中国教育资源不能达到西方教育那种宽松的课堂形式，但是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达到课堂的活跃。理论知识的内容很是枯燥，可以将学派人物的一些轶事、趣事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调味品来活跃气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础上引出其阐述的特定理论，这样可以适当的增加趣味性。同时，理论课程的讲授要注意理论演进的历史发展和传承关系，注重其理论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并重点突出其对实地调查的应用性，借以扩大理论知识的“面”。
其他专业课程，在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点”的时候，由于之前的理论教学已经涉及到了这部分内容，就可以采用较为灵活的不同形式来教学：比如学生主讲、教师评价的巩固以往知识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能够阐发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种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活学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论文答辩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学生在课程论文上的抄袭行为；比如采用舞台剧的形式，让学生将社会工作的调解行为通过实际的案例表演出来，不仅使学生运用了相关理论，而且为之后的工作进行了提前的演练。
3.3 学生的学习
大学生通过几年的大学学习，主要是为了建立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式，这是会终身受益的。如何达到学生主动的、有针对性的高效学习，需要大学生有意识进行自我培养。
专业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学生要用发展的、创新的眼光来看待理论知识的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实证为基本取向的社会科学。离开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就不可能达到社会学专业的教学任务。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社会学专业知识的吸收。面对内容庞大却琐碎的理论知识，学生需要主动地去理解并吸收相关的知识，而不是略带无奈地为了学分而学。教师改进教学方式的同时，学生也要发挥积极性，课下研读经典专著，用新时代的新眼光发展地了解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赋予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用相关理论、视角分析各种当今的热点问题、社会现象。一旦找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就更容易找到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
4 结语
篇3
关键词：体质健康；体质健康成绩；统计调查
1.目的及意义
本文为了解我校2010级―2013级学生身体素质情况，锻炼程度等基本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从而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为开展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体育项目做准备。并通过对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2010级―2013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评价，找出规律并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对全面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水平、更新体育教学和健身观念，有效增进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文、理科与体育学院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体育学院相比文理科学院人数较少，体育学院的样本我们选取了从2009年到2013年的全部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的综合成绩，并利用excel表格的公式功能计算出平均分；
理科学院我选取了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与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这四个学院，并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学院抽取200人，样本总量共800人。文科学院我选取了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与文学院这四个学院，同样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学院抽取200人，样本总量共800人。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体质健康调查方法的学习和其结果的了解，将对西北民族大学学生的体质健康与其进行对比，看出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2.2.2调查法
a、数理统计：将要用的数据进行统计整合
b、抽样法：分层抽样：针对4个文科学院和4个理科学院于2009～2013年体质健康成绩分别抽取200份样本。
随机抽样：文、理科学院学生成绩随机抽样。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
3.1.1数据的整理与统计
3.1.1.1表格概况
下表1-1是我校2009年至2013年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成绩
3.1.1.2目的与作用
用以比较不同学科性质的学院之间体质健康状况的差异，以及各自学院的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身体素质状况的变化
3.1.1.3抽样与统计方法
按照上文抽样方法得到的样本量比较大，利用excel公式对样本的平均成绩进行了平均分的计算，得到下表。（注：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1-1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成绩一览表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从2009-2012学年均为83分左右，而2012-2013学年为88分，体育学院的身体素质状况为良好及优秀而文理科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均在72-73分左右，身体素质状况为合格。
3.1.2不同学院随着学年增长的身体素质变化的折线图
下图1-2是根据表格1-1制作出体育学院、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平均分随着学年增长的变化图。
1-2不同学院随着学年增长的身体素质变化的折线图
从上图可看出，体育学院学生从2009年到2012年体质健康测试的平均成绩均在83分左右，而2012年到2013年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大幅度提高到88分，而文科学院与理科学院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从2009年到2013年的变化幅度不大，均在72-73分左右。
3.1.2不同学院之间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对比
下图1-3是根据表格1-1制作出来的从2009年到2013年体育学院与理科学院和文科学院体质健康测试综合成绩的平均分的对比图
1-3不同学院之间体质健康测试平均成绩的条形图
由上图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从2009年到2013年这四个学年的体质健康测试的平均成绩，体育学院远远高于理科学院与文科学院，而文科学院与理科学院的平均成绩相差不大，身体素质基本相同。
4.结论与建议
4.1调查研究结论：
根据对2009-2013学年不同学院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的统计对比和分析，以及对于2012-2013学年不同学院男女生跳远成绩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非体育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远不如体育专业的学生，身体素质状况仅为合格，而体育专业学生身体素质为良好及优秀，说明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魄，提高身体素质，我们要提高非体育专业学生的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
4.2对于增强非体育专业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些建议：
4.2.1从学校层次来说
（一）加大身体素质练习在教学时间上的比例
以我校来说，体育课为每周一次，而且只有大学一二年级开展体育课程，三四年级没有体育课程，在一二年级的体育课程中，一年级为基础的体育素质锻炼，二年级为按兴趣选择体育项目进行训练，在二年级的课程中身体素质练习相对较少，因此可以延长体育课程的学年时间，延长至大学三年级，而且加大身体素质练习在教学时间上的比例。
（二）多开展趣味性的体育竞技类的比赛
学校应该鼓励开展体育竞技类的比赛，增强同学凝聚力，培养活力，强身健体，而体育竞技多枯燥劳累，应该增强比赛的趣味性，打破原来单一的跑步、跳远、跳高等传统项目，加入如老汉推车，三人两脚等普及性高，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项目比赛活动。
（二）加强体育场馆等基本设施建设
拿我校来说，现在建有体育场、篮球馆、篮球排球场、后操场、舞体馆、羽乒馆，基本设施建设基本完备，只是场地的开放时间有限，场地的容纳量有限，而我校学生数量庞大，建议延长各体育活动场馆的开放时间，并提供体育器材（如网球拍、羽毛拍等）的租借服务。
4.2.2从学生个人来说
保持合理的饮食，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规律。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来，心智年龄各方面趋于成熟，由于距离家较远，受到父母的管制和约束较少，大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像中学时代的严格和苛刻，不少学生喜欢喝酒吸烟，饮食不规律，熬夜打游戏，上网，唱歌等，不合理的作息习惯和规律对于身体体质的危害较大，我们学生自己要自觉养成合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早睡早起生活作息规律。
（二）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由于现在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宅男”“宅女”，他们吃饭叫外卖，有些外卖甚至可以送到寝室宿舍里，购物靠淘宝，终日呆在屋内不进行运动与锻炼，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我们要有蓬勃的气质和活力，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如每天跑步，和同伴打球，爬山踏青等户外活动，提高自身身体素质。（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坚，刘立清，韩飞.中美两国学校体质健康研究现状的比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4）：86.88硕士学位论文
[2]翁永良.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高校体育课改效应的检验指标川.’湖北体育科技.2005（2）：124-126硕士学位论文
篇4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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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篇5
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具有英国鲜明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虽然国情，体制不同，但了解、学习和研究英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机制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可借鉴之处。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层面，认为英国传播学教育在强调实践性、丰富教学手段，注重评估及反馈、强调复合性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本文由收集整理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 print 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 media and 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新闻学课程最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用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就业导向一直很明显，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致力于培养满足业界需要的毕业生。而掌握实用的新闻技能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因此各个院校都不断强调其专业的实践性。
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从英国各传媒院系的专业设置就已能窥其一二。谢菲尔德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按媒介细分了专业方向，如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然后再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来临使得英国新闻的教育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英国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报纸杂志外，还要学习制作网页。这些实践课程使大多数英国新闻学学生毕业后都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
转贴于
不过，也有许多大学认为，仅有新闻实践或是新闻教育对于本科阶段的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使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2、教学手段丰富多样
英国高校的上课形式除了最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讲座外，还包括了许多特色的教学方式，如研讨会(workshop)、团队合作(teamwork)、讲习班、小组辅导、个人辅导等各种形式。
课堂讲座和国内大学上课形式基本相近。但英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严谨，课程安排，课前需了解的资料，学校会预先通知学生让学生准备。在学期开始前，授课老师通常会发一份课程说明，上面有详细的课程计划，上课内容，考核评估方式等内容，而且每单元的课程后会附一份详尽的阅读书单，包括书、期刊、网络资讯等。由于每堂课的信息量大，因此学生通常需要课前做大量阅读功课。
英国的教学非常重视小班教学，在课堂上也多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由老师提出主题，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轮番发表意见，没有固定统一的答案。从谢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讨论议题中可以看出，议题更多的涉及到传媒、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不断跟进和讨论，学生得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同时也利于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3、师资构成呈复合性
由于英国各传媒院系都积极的与媒体产业保持联系，因此经常有媒介机构、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管们来为学生开讲座或者授课。他们讲座内容经常涉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亟待解决的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等，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各学校也常邀请一些产业实践者和在各媒体工作的校友回母校与学生交流，这对学生了解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职业生涯的规划颇有裨益。
普遍而言，英国高校在引进教师时会采用“双轨制”，也就是招聘具有博士学位、以理论研究见长的教师，同时也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实务见长的教师，并且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和评估标准。这种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能有效的减轻困扰传播学教育业界和学界难融合的现象。另外，英国的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而言这一特征也成为了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学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增加了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而国际化的趋势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4、评估反馈体系较为完善
在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考核评估体系较为多样化，通常不以期末的考试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学生每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但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并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而且多为复合式成绩，也就是由几种成绩所占的百分比算出最后的结果。
在实践课上，老师会根据实际操作，作品，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工作日记等综合起来评定成绩。而理论课则常常结合主题演讲、小组合作的方式给出一部分成绩，最后再加上论文的成绩来作为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期末时，英国高校的学生一般会收到各个课程的评估问卷，用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意见、建议。这份问卷设计得较为详细，不仅涉及课程安排，授课质量，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试验设备、图书馆资料、学习场所等内容。学生的反馈意见将由学院再组织讨论，被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则在下一学年执行，由此不断促进教学效果，完善教学质量。
篇6
一、明确我国当前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要构建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首先必须明确其培养目标，并通过这种培养目标来确定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1]
(一)对于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定位不同，主要有
1、职业教育的定位。其主张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或者说中学后的第一次法学学位获得阶段的法学教育应该立足于职业教育。[2]
2、法学基础教育的定位。其认为应将培养学生道德情操，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这三项内容作为我国法律本科教育的主要目的。[3]
3、基础和职业教育的结合。其主张应该将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于基础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基本位置上。[4]
4、定位为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例如有学者认为新世纪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完善的人文知识背景，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具备崇尚法律，恪守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属于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和治国人才。[5]
对比分析以上几种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我们认为：
将本科定位法学职业教育可以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很好的衔接起来，使得法学教育培养目的更加明确，也可以为法律职业化、法律人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但在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体系结构下，进行本科法学职业教育存在以下条件的欠缺：
其一，法律职业者需要相当的社会经验与知识技能的积淀。其二，由于我国法学生的“年幼化”，因而在职业选择上还不成熟、清晰、明确。其三，法学生数量激增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大就业压力和进入法律及相关职业存在的客观的准入难度等。
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为法学基础教育，很好的强调了法学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知道法学基础教育是任何本科法学教育目标的应有之义，这一定位是将教学内容提升为教学目标，有混淆概念之嫌。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也不同意基础和职业教育的结合的目标定位的说法。
(二)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纵观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尽管各专家学者意见不同，众说纷纭，但蕴涵了一个一致的观点，即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的素质是非单一性的。王保树教授早年撰文指出我国十分需要大批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科技，人文，社科知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
因而，笔者认为，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接受国民一般高等教育的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而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的具体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学基本理论素养，掌握法学基础知识，具备法律实践基本技能的初级法律人才，此外还能够在法学专业之外掌握一至两门的他学科他专业知识的拥有广泛而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高尚情操的高素质人才。
二、对传统复合性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完善
(一)我国本科阶段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概述
1、双学位的教学培养模式。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各大学允许各专业的本科生选择一门本专业外的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二专业，进行一定时间的学习，通过考试获取相应学分，通过论文答辩，即拿到第二学位。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法学第二学位教育就是以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6]法学双学位应该包括法律专业的选择他专业的双学位，以及他专业选择法学作为二专业的双学位，但就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我们还是就法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它专业作为二学位的情形加以探讨。
2、辅修制教学培养模式。即学生在学习主修专业的同时，辅修另外一学科专业，修满规定学分，获辅修证书。[7]
3、选修课制教学培养模式。选修课制即通过跨学院选修课和全校性选修课，建立学科或专业选课模块，让学生自由选读。该模式是各大高校广泛采用，且学生受益最大的培养模式。
(二)各复合型法学教学培养模式之不足及对选修课制的完善
我国的法学二学位培养存在着的问题有：学制太短;二学位在就业市场上不具有权威性和竞争力;二学位学生一般只是对他专业基本课程的学习，对其进行实践技能的培训则欠缺，可以说法学二学位学生接受的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跨学科教育;学校和学生所付出的教育成本颇高。
就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而言，选修课制所存在的问题有：选修课程整体所占的学分比重偏低，课程开设的广度不够，教学管理松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到堂率低，考核不严格等等。
所以应大力发展和完善选课制，提高选修课的学分比重，严格教学管理，作好学生上课的考勤，对不到堂上课的学生应当加以严厉处理;改革选修课的考核方式，不允许只是简单的论文形式的考核，禁止抄袭，规范学术。
三、为培养复合性法律人才需要完善课程设置
对于人才的培养，课程的科学合理设置无疑是最为基础的内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必然要求复合型的课程设置。
(一)增加国学作为必修课程
中国有其自己的经史子集，纵无决定中国文化的功效，至少已经渗入了中国的文化。圆通的中国教育绝不能疏忽中国的经史子集。[23]没有国学根基的文科类大学生(法学当属文科)是缺乏厚重文化底蕴的。由于其基础性，对该课程建议在大一开设。
(二)增加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作为必修课程
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知识是进入法律专业学习的学生应当具备的基础知识，没有这些知识背景作为铺垫，对法律的理解或许就只能限于条文;而心理学的重要性体现在法律是行为之学，不探究人的内心，只探究人的行为只会流于表面。建议在大一大二时分别开设，其中经济学应多一些课时和学分。
(三)增加辩才学和法律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程
建议将辩才学安排在大二学年;将法律职业道德安排在大三学年，因为在前两年完成了大部分专业课的理论学习，而即将进行实习的时候，进行该课程的学习将起到一个良好的职业警醒和教化作用。
法律作为一种职业，有其职业道德。法律职业是对人间是非曲直的权威评判，是对人们权利义务的终极定夺，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法律职业的这种特殊性质直接决定了法律人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8]总的来说教学内容安排方面应当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从具体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要防止法律职业道德的教授成为枯燥的单纯的说教，学生上该课程成为一种必要的应景形式，还应对该课程进行除课堂之外的实践性教学。
笔者认为，对该课程应施行感动和警示两方面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考核方式，笔者认为一个人的道德的高低(包括职业道德的高低)非纸面可以测试，但作为一门课程，按照正常的教学模式而言，在期末应当进行一次考试。就考核方式而言，笔者认为法律职业道德准则作为基础知识应加以考察，另外，还可以分组施行角色扮演，辩论等作为平时成绩加以考核。
四、为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需改革本科传统法学教育方法
就跨学科跨专业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而言，需要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我们认为应当引进以下教学方式：
(一)双语教学
在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采取。如采用英语和汉语讲授外国法、国际法等。该种方法的采用需要具有良好外语水平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也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因而建议对高年级采用。
(二)讨论式讲学
一般认为大学生具有自学的能力，因而就教材上的法学基础性知识学习完全可以通过自学的形式完成，老师需要做的就是在课前明确学习的重点、难点或布置论题、案例待下堂课学生讨论，如果讨论的问题较多则分配到个人，问题较少则可实行分组讨论，如分为两组实行对抗式辩论;老师在课堂引导讨论，提供解析案例问题的思路、视角、方法，最后给出参考答案，并总结。
(三)双师教学
这一教学方法在西南政法大学由行政法王学辉老师等予以实行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却是限于法学教学。借鉴这一方法为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可实行不同专业老师同台授课，当然为避免戏谑和难以衔接，老师们事先要就授课内容很好的融合。
五、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其他方面
在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法学专业课程学习与他学科他专业课程学习之间的关系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处理好不同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学习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有益的办法，但总体而言，不外将关联的二学科交叉学习融合贯通最为裨益，其实各个学科之间很多是相通的，正如杨振宁所言：物理研究到了最高的境界就属于哲学的问题了。
(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我国大学教学注重理论传授，而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稍显不足。本专业如此，跨专业的学习存在这一问题会更加的明显。古人云：“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只有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产生活实践才能够为学子所真正的掌握，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在专业的实践过程中有意识的将跨学科的知识加以运用会更能够促进专业之间的融合，从而成为跨专业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跨学科跨专业的选择问题
在跨学科跨专业的选择上要坚持感性和理性相结合。即感性的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同时也要理性的考虑到所选专业和课程与法学的结合程度，以及日后工作的需求等等。
(四)为营造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校园文化环境问题
现在的政法大学多属以法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这类大学较综合型大学而言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则会有环境的局限性，因此应多加强不同专业学科同学间的交流，不同学校之间同学的交流，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环境，以促进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篇7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力图通过创新培养机制、强化实践教学和优化教师队伍等方式，推动我国法学教育整体转向和全面转型。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以此为契机，结合法学专业特点和理工院校的自身特色，认真思考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尽力从法律职业培养角度，从法律思维养成和法学方法训练上，不断挖掘培养对象的职业发展潜力，以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等复合型、应用型职业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自己的法学人才培育优势。
关键词：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10406
在高校综合性发展模式下，多数理工院校成为“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以下称“理工院校”），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成为其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重要学科支撑。但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与政法类院校和传统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培养经验、师资水平、图书资料、学术积淀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法学专业知识培训存在缺憾。但法律工作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法律职业者的知识需求，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且随着科技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相关专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频繁，这使得法律工作者不但要掌握法学基础知识，还要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知识也能把握。“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浓厚的理工学科背景，容易为其特色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背景支持，为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人才的培养提供学科支撑，容易形成自己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培育优势。“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提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更为理工类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契机。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要求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1998年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就强调法律培养的职业性、专业化，将其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法律从业人员通过专门系统的培训，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操作技能，形成独特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信念。且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纠纷的解决不能单靠法律知识，更需要相关领域的学科知识[1]。即法律职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不单是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更要求社会化;既有着后天训练得来的法律理性判断[2]，也有着对更多领域知识的掌握，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社会阅历，自由驾驭法律运用，实现法律规范的规范目的和规范价值。但我国目前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脱节严重[3]，法科学生的培养过于强调理论性、主张原理研究，忽略司法实务中的法律现象;有关法律从业人员的培训制度、教育教学制度，也由于实施条件不足等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 [4]，教育、培训效果并不明显。有鉴于此，2011年12月，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年-2020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从应用型法律人才、复合型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层面，对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做出整体战略性部署，建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以解决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与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的状态，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法学知识认知、实践能力操作和社会责任感的法律人才 [5]，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
（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要求
法律职业是一种在经过专门法律训练后、具备娴熟法律技能、具有基本法律职业伦理的人所从事的工作[6]。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向上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性。如何理解该“卓越性”？从字面意义看，“卓越”意指“杰出”、“突出”、“非同一般”。法律学科作为一社会学科，法律本身的知识架构虽然相对独立，但其对应的社会现象却是纷繁复杂、非孤立存在。如金融业务、专利发明、证券业务、法医学、高科技开发和涉外等法律业务，都要求既通法律业务又懂其他专业知识，但能胜任这些跨专业法律业务的法律工作者却极少。也就是说，法律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目前我国法律人才培养较注重法律知识的通晓而不注重其他专业知识的灌输;加之法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弱，面对实际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所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强调法学专业学科知识掌握基础上的学科交叉，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既掌握法学专业课程本身的知识，也了解与法律事务相关联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工学、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具备法律职业技能，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在内的法律操作技术;富于法律人的法律理念、伦理修养[7]，拥有法律正义感、职业伦理观念、法律担当精神和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意识，展示出较强的法律职业发展潜力，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妥善处置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纷争，以较强法律实践运用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复合性和职业性。
二、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一）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以其深厚的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和管理学背景，有着工程学、工学、理学和经济、管理类学科的资源优势，加之注重实验教学，强调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培养，顺应了卓越法律人才的应用性、职业性的培养需求。若能有效弥补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办学氛围不足的缺憾，积极借助理工院校实践性强的培养特色，以规范化操作的模式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以高校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互聘制度、互训模式，从锻炼校内教师实践运用能力和提升校外教师理论功底的角度，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并落实法学实训教学环节，随时为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提供操作平台，定将为单一模式法律人才培养提供更为广阔的领域。理工院校的科技背景、实验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二）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
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可以考虑其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基层事务处理有效结合起来，借助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法律+管理”、“法律+经济”、“法律+科技”等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以法律外部知识供给拓宽专业面，打牢专业适用基础，培养专业适应能力，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课程结构优化等方面整体优化、提高素质、提升适应力和竞争力，注重“复合人才的专业素养、通识教育、综合素质与能力”等 [8]，形成自己的学科培养优势。
具体而言，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卓越性、复合性，可围绕“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这一核心，利用“以工为主”的综合性院校学科部门齐全的特点，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按照“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和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要求，侧重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企业法等专业方向，“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成为既通法律又懂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实现“法律”与“科技”、“法律”与“管理”的融通，以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模式，满足社会、市场对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三）“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多样
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使“科技类”法律人才培养成为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而如何培养“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各理工院校都有自己的模式选择。如有的学校采用“法学专业课程+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模式，要求法律专业学生选修理工类、经管类专业的公共选修课。这种培养模式虽然扩大了法学学生的知识面，却无法对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系统掌握。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科双专业、双学位培养模式，要求理工类本科学生在主修科技专业课程的同时，以“2+2模式”在三、四年级或从第二学年下学期开始，辅修法学专业课程。由于辅修课程多半利用晚上、双休日时间授课，辅修专业培养计划、课程内容和要求都比较简单，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都在四年的学制时间内完成，学习时间较为仓促，无法保证其学习质量，法律知识体系化掌握和法律技能培养受到影响。由此，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设置“科技+法学”试验班，将“科技”与“法学”两个专业结合起来，用“3+3”或“4+2”的时间完成一个科技类本科专业和一个法律硕士专业的学习，获得科技专业本科学位和法学专业硕士学位。如让本硕连读的学生，头3年完成建筑、计算机、管理、会计等本专业课程学习，第4年在完成本专业毕业论文的同时，进入法律硕士课程的系统学习，第5年完成法律硕士课程，第6年完成法律硕士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这种模式，可以让学生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但也因此冲击法学本科、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招生规模;且因为跨专业的本硕连读，需要理工专业与法学专业的相互配合，有些事宜需要不断调和、甚至要工科专业做出让步才行。当然，也有学校依托知识产权研究所、环境资源保护法研究中心、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法与管理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进行“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但这种培养多从研究型角度进行，法律的操作性、应用性不足[9]。
理工院校结合自身学科优势的法律人才培养，虽类型多样，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相应瑕疵。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使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优势得以凸显，也对该卓越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要求。笔者以为，在法科学生大类培养的基础上，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按照“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实验班的模式，制定专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特色课程，强化实践训练，让学生系统掌握交叉学科课程，以通识教育的视角把握科技活动中的各项法律事务，既强调学科领域的交叉、又注意学科彼此的系统与完整，不失为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下面笔者将就如何设置法务实验班，如何培养科技类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进行具体分析。
三、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培养模式的具体思路
（一）依循理工院校学科优势设置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如前文所述，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可根据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的培养。这实际上也是从理工院校的自身学科发展要求出发考虑的。由于理工院校，特别是地方理工院校招录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学校所在地区域，学生就业选择多半为回家乡或到家乡附近地域，环境适应较快，往往能很快投入工作。理工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也是如此，毕业后基本上在生源所在地附近的法律实务部门、特别是基层法律实务工作，地区适应期也短，可以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人才需求。与此相反，一些综合实力强的法学名校毕业生一般不愿意到基层、特别是到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律部门工作。将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为“面向基层”，可切实有效地满足基层法务部门的用人需求，也解决了法学学生的就业问题。而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行业优势，又是专门政法院校无法比拟的。所以，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从“科技”与“法学”、“行业”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在法科学生大类招生的基础上，择优筛选、设置“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交通法务实验班”、“电力法务实验班”、“水利法务实验班”、“建筑法务实验班”等，充分发挥理工院校的专业特质、行业特色，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等方向，培养懂法律、通外语、晓科技、重运用的卓越法律人才。
篇8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篇9
关键词：心理契约；新生代农民工；管理对策；实证研究
根据我国统计局的统计，我国2012年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6261万人，比201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了3.9%。其中，2012年外出农民工总数比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数增加了473万人，增长了3%。我国农民工这个新生群体的不断增长，导致我国原有的农民工管理对策出现了严重的滞后现象，无法全面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因此，面对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时代特点，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模式的变革。
一、心理契约概述
心理契约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心理学家E・H・Schein（施恩）教授提出的。其在运用当中，常常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在广义上，心理契约被认为是组织与成员之间“无形”、“内隐”、“不能书面化”的一系列期望，即各个组织结构和成员之间广泛存在并无法进行正式书面确定的心理期望。狭义上，心理契约则是指员工以自身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为前提，通过承诺或者感知来确定自己与组织之间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信念。
由心理契约的概念特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心理契约本身具有着“不确定性”、“动态性”、“双向性”、“隐蔽性”等特点。心理契约的主要表现内容则有“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期望”、“员工职业取向与任务相吻合的期望”、“员工对企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期望”、“员工对报酬的期望”、“企业对员工的价值认同期望”、“员工的培养与发展机会的期望”及“员工晋升的期望”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现状分析
2004年，我国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同年9月，社会保障部针对这一现象了《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并对这一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报道，发现沿海城市用工的需求与应聘的比率出现严重偏差，约为10.8：7，仅仅东莞一个地方就缺70多万民工。2005年年初，珠三角、浙东南、闽东南等地缺工比率高达10%。2006年，这种现象进一步向福建、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蔓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一）农民工与企业的关系现状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逐渐成为了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基层劳动力资源。然而，农民工的自身性质特点使其在从事非农业工作时无法脱离农民的身份。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虽然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已经与企业的产业工人相同，但是其仍然处于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地位，根本无法受到企业的真正重视，所以才会出现“民工荒”等情况，从而对企业造成严重损失。
以浙江省为例，可以根据契约双方的高低进行分类，这样“高员工与高组织”、“低员工与低组织”就属于平衡型，而“高员工与低组织”、“低员工与高组织”则属于不平衡性。根据对其组织责任与员工责任之间的承担程度的调查评分求平均值，以此为标准，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工作时间的变化，员工心理契约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工作时间在1～3年的，多属于平衡型；工作时间在4年以上的，则多处于不平衡型。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1.三高一低
“三高一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特点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与精神享受的要求高、工作耐力低。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新时代下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新一代的农民工不满足于“一日三餐”，而是将打工目标从生存手段变成了谋求发展的途径。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工资待遇的高低和自身专业技能的提升，以及权力的实现。但是，因为家庭教育及培养的缺失，令他们丧失了农民原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耐力普遍低下的问题。
2.观念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的特征足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他们已经将自我谋生的手段上升到了自我完善和成长的高度，利用合法的手段来进行合理的权益维护，从“工资”、“工作环境”、“晋升”等方面来对工作进行综合分析选取，从而达到以提高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同的目的。
3.心理上的困扰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内心的孤独。他们从小就上学，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他们属于农民，而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其从小上学又疏离了农村，从而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严重缺乏归属感。这种心理的缺失会令他们渴望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同，过高的期望及内心的空虚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自我定位，从而令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难以得到满足，困扰着他们的整个人生。
三、基于心理契约的新生代农民工管理
（一）新生代农民工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管理对策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契约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转变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因此针对这两个方面，企业应该保证公平的工作和竞争环境，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管理的满意度，增加其归属感。与此同时，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保证其制度效益上的公平性，加强其激励制度的完善和综合利用，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企业只有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利用农民工对农村疏离、对城市渴望的强烈自尊心，从而真正实现农民工的自我价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
在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更注重的是短期利益，希望农民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企业赚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却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赚取工资时需要履行的义务，所以在义务之外的事情绝不会插手。这样两者的目标发生分歧时就会产生矛盾，从而影响到两者心理契约的实现，这时没有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从而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针对这一现象，企业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制订长期的职业规划，在保障其工资待遇的同时，对其展开激励方式的培育，为其提供更多的晋升空间，从而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同时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真正地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三）新生代农民工团队合作的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在心理特点导致他们对认同感的渴望。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团队的认同，因此企业在进行新生代农民工管理时，应该更加注意对他们团队合作意识的培养。通过团队合作实现他们对于团队认同的渴望并以此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利用团队的榜样优势，逐渐挖掘他们的潜力，利用他们渴望脱离农民身份留在城市的强烈愿望令其不断拓展交际圈。这样既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又满足了他们生活愿望，使他们在提高团队荣誉感的同时对企业的认同感更加强烈。
四、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的一种特殊群体，其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其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却需要企业更多的呵护和关心，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从而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价值实现的同时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使我国经济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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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社会工作 本科培养 科研教学法 意义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6C-0123-02
虽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一直受到来自观念更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等的影响，但是，自1986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4所院校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以来，目前我国已有200多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如此迅速，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反映出社会工作在我国转型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门外来的课程，在教学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一些高校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目前社工专业教学改革的尝试看，让本科学生参与科研，培养科研能力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中应用科研教学法的意义与路径进行探究。
一、社会工作本科教育应重视科研教学
社会工作主要是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科学原则，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特殊问题，并减除个人的生活逆境和压力，其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助人自助的活动。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生的培养上，就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创新的精神和创新能力。而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不仅要强化实践教学法的力度，更要在教学过程中强化科研能力的培养，因为科研能力关注的是全面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有助于培养学生应对问题时的应变能力。
然而，在我国，人们还习惯将“研究”一词放置于研究生阶段，不要说小学生，就是本科生学术研究的训练都是相当缺失的。这不仅使得本科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差、批判性思维不强，也使得我国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普遍不佳。而在西方的教学体系中，科研能力的培养从小学生就开始了。小学生走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就某项主题展开论证，并撰写论文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而且，在科研教学的研究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早就开始进行尝试，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美国学者杜拉普回顾了美国1915～1991年科研在社工专业培养中的历史发展，并指出自社会工作成为一个专业以来，科研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普林还针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科研教学的具体目标进行研究。而从德国的经验看，科研教学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现有的文章看，德国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虽未曾明确提出科研教学法，但是在教学中强调研讨课和讲座课的结合，与科研教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研讨课和讲座课联系在一起，常常是对讲座课的某一专题的深入讨论，要求学生要做一个专题报告，因此，学生需要去查阅、收集相关文献、独立撰写报告。撰写报告的过程有助于学生主动去研究分析一些实际问题，开拓学生思维，使学生从单纯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知识探索者，培养其科学的探索精神。同时，在研讨课课堂中，通过师生互动，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广博吸收他人长处，也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从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改革的相关尝试及科研教学的相关研究来看，我国科研教学的实践与研究同西方发达国家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展开相应探索和研究是必要的，可在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中引入科研教学法，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二、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中应用科研究教学法的意义
科研教学法，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入研究生的教学方法，让本科生可以直接参与以前只有研究生才能参加的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独立地发现新知识，进而不断地建构完善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的教学方法。科研教学法注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提升社工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能力、巩固实践课的教学成果，更可为本科阶段的科研教学积累经验，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打下基础。
第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以就业为导向社会培育体系下，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就业仍然不尽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培养更加突出了对其综合实力的要求。而教研教学倡导基于文献阅读、课堂讨论、撰写学术报告等科研的能力培养，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更是符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第二，树立正确的学习与学术态度。目前，学生普遍对学习内容缺乏兴趣，存在着完成任务应付教师的心理，所以抄袭现象十分盛行。他们并没有将学习的过程视为一种人生经历的积累与历练，缺少开拓的精神，缺少探究问题本源的兴趣，然而科研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提升他们探寻社会现象本源的兴趣，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第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我国大学生在品格、人生目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精神等方面存在不足，然而，一个人即使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他最多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还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科研教学法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减少大学生产生偏激思想与做法的可能性。这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并为他们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和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有利于增强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我国大学导师的研究生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他们与本科生交流和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如何从制度安排上加以保证，让本科生刚迈进校门就能得到专家教授们的指导，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科研教学的机制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
三、应用科研教学法，促进科研能力的培养
虽然科研教学法在我国社会工作本科教学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但是实施科研教学法仍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实施起来相对灵活。
首先，可以将科研能力的培养看作实践教学的一部分，由于社会工作需要大量的实习来检验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一般学校都会为本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些实习机会。但是实多仅停留在使学生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了解的层面上。如果将科研教学融合在本科生的实习中，强化出发前的问题意识，强化教师指导下的资料查阅，逐步引导学生形成自已的观点，然后让学生带着观点走进实践，再通过实践检验学生的观点。这样有利于达到有的放矢的目的，进而在实践过程中使问题具体化、明晰化、报告化。
其次，可以开设科研方面的选修课，同时与学生的毕业论文结合起来，这样能够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让学生更加从容地完成毕业设计，而不是将毕业论文集压到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之内，这样可以更加系统地让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
最后，教师可以结合教授的课程来实施科研教学，例如，在教学的过程中，加入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系统地鼓励学生就某一问题展开相应的研究，查阅资料、反复论证，在教师引导下增强学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力，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能够使学生结合现实情况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正确而全面地看待问题，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而这样每一项课程都有学生探讨和参与的空间，将有利于将传统教学模式如教师一言堂，转变成互动多样的教学形式。
总之，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中应充分认识应用科研教学法的意义，并积极将科研教学法应用到课程教学中去，以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合格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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