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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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2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篇3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篇4

【关键词】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11XSYK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学术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人们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指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和品质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对信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为他将信任的研究引向了从关系结构来理解。萨贝尔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并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而卢曼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仅仅只是心理学意义上微观的“人际信任”，而是宏观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预防性和惩戒性的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袭着卢曼的思路，从社会关系结构和非单纯人际角度理解信任。当前，政治学理论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则是对信任问题的开拓性理解。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信任它。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信任问题的路向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相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信任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即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用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依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

1.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分析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作出解释其运行的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讨了大学组织模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于为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并深究信任对于教育机构、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

2.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并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当政府对大学的信任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大学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来推动大学改革的观点便叫嚣尘上。由此可见，信任对于大学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意义。

3.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显现出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时显露出的低效和无能。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认为大学要对专业程度、互动效率、合作意向、释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约状况、信息交流机制和道德理性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从哲学视界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老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他倡导学生与老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老师的一种存在方式。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信任问题的研究路向

在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针对教育机构（组织）内部的信任问题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要素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综合起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研究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教育机构内主体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与此类似，向东春则聚集于当代大学内部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指出改善中国大学组织中的信任状况必须培养学术归属感、建立信任机制和实现分工决策制度化。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基础”。王平也主要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建构“信任机制”问题。他在研究中所指称的信任是“学生如何建立起对教学活动的内心期望以及对教师的专业技能、责任和义务的期待”。从研究视角来看，他既研究师生间的人际信任，也对教学活动的信任问题显示出了关切，这就意味着他对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对象稍作了扩展，除了将教育领域中的置信对象放置在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主体外，还将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信任对象来对待，这便突破了仅囿于教育领域中的人际信任研究传统。曹正善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过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义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并认为“信任对教育的意义在于信任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体对大学的信任

这一视角将研究立场放置在大学外部，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大学的信任问题。新近有关高等教育问责与大学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一路向的显著反映。柳亮认为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众对整个社会组织都在下降，这其间当然包括大学。“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问责的必要就突现出来了”。通过探讨问责在何种程度上破坏（或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信任的两难问题，他指出，问责制对于大学信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可测量指标更为清晰，同时它又会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在满足大众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让大学偏离其公共性，长此以往反而会动摇人们对大学的终极信任，影响到人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另有研究者以选取局部地区的乡村人为代表来探讨我国大众对大学信任的问题，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说明当前我国大众与大学合作动力减弱、学生放弃大学教育等现象。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17.

[2]转引自董才生.社会信任的基础：一种制度的解释[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篇5

1生态视野下的师幼互动研究

目前，国内外师幼互动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视角出发，如社会学角度（刘晶波，1999）、情感视域（巨金香，2006）、教育机会均等视野（王文乔，2008年）等。

国内外生态学视野下的师生互动研究不多，而且主要进行中小学的师生互动研究。例如，在国外，克里斯（Angela Grease）和马丁（Peter Martin）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中小学多语言课堂生态中的互动；萨利（SpurnSale）等人主要对中学体育课的师生互动进行调查，以研究课堂生态对学生打篮球时错误动作的影响。在国内，曹明海通过考察语文课堂教学这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互动过程，研究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生态行为；江光荣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大陆城市中小学班级社会生态环境，并研究其与教师的师生互动风格及学生发展的关系。[1]

可以说，国内研究者对微观的课堂生态系统越来越关注了，但根据生态学理论对师生互动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较少，专门研究师幼互动的更少。另外，有些研究虽然是从生态学视角出发，但在实际研究中偏离了生态学。根据生态化研究所衍生的生态学范式，教育被看成是一个由教师、学生和教育环境等构成因素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它要求教育研究应充分考虑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孤立看待教学系统中的单个要素。

2关于教学情境与课堂师幼互动的关系研究

在国外，情境与互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已出现。Kelley和 Thibaut（1959）提出了人际互倚情境模式：人、情境和互动。该模式重视情境与人际互动或人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Mikulincer（1998），Wiesel quist（1999）等人指出个体互动是个体根据具体的情境结构发出行为。

在国内，柳夕浪（1998）指出“情境与人的活动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关系，它总是由人构建的，创造出来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的行为”。[2]袁维新（2002年）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学情境是影响师生互动的重要外部因素。[3]张更立（2003年）据其观察发现，现实的教学情境，的确存在着师幼互动的差异性，包括师幼互动力度、师幼互动性质及互动中表现的情感（肯定或否定）。[4]于世华（2006）指出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丰富的情境变换，而教学情境一旦变化，师幼互动方式将不同。[5]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教学情境与课堂师幼互动存在着相互作用或关系，教学情境影响着师幼互动，师幼互动行为也在无形中反作用于教学情境。但是教学情境与课堂师幼互动之间存在的具体而生动联系，缺乏相关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3教育情境下的师幼互动研究

3.1不同教育情境下的师幼互动比较研究

教学情境作为教育情境的下位概念，是指集体教学活动这一类教育情境下的具体情境。因此，对教育情境下的师幼互动行为研究进行综述，值得综述并借鉴。

关于不同教育情境下师幼互动比较研究，国内比较丰富，研究者主要是将教育情境划分成若干种类型，并比较其中若干种教育情境下的师幼互动。研究内容主要是师幼互动行为的外部特征（包括互动的发起者、互动频数、互动方式、互动主题、互动结果、互动性质、互动主体构成等）（张博，2005；巨金香，2006；何文和傅敏敏，2008；叶子，2009；黄娟娟，2009）、比较不同教育情境师幼互动质量（刘畅，2012；田芳，201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自然观察法，或观察与访谈结合，其次是采用测量法，如基于CLASS课堂互动评估系统、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等。在研究结论上，普遍指出不同教育情境下的师幼互动外部特征和质量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张博基于四种教育情境下师幼互动的比较研究，指出师幼互动频数与活动类型密切、活动规则的约束强度有关。[6]

3.2集体教学情境下的师幼互动研究

目前，深入探究集体教学情境中师幼互动的研究不在少数。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第一，数学、语言、科学等特定领域集体教学情境下的师幼互动行为（王烨芳，2005；陈晓、马莉，2006；曹迁、刘晶波，2009；周利亚和张莉，2011；曹高慧，2012）；第二，某类教学情境下的师幼互动行为（刘畅，2010）；第三，集体教学活动下师幼互动研究，如互动行为特点、互动策略、互动模式构建及互动质量等（张育娴，2003；叶筱菲，2004；孔凡云，2011；黄娟娟，2012）。可以看出，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互动研究内容及对象广泛而深入，采用的方法多样，包括个案调查法、案例分析法、观察法、访谈法、测量法等。

在相关研究结论中，大部分研究结论一致：课堂师幼互动的发起者主要是教师，课堂上呈现典型的教师控制――幼儿接受型的师幼互动；师幼互动以事务性为主，情感流较少；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维护班级秩序为主；以师个互动和师班互动为主；教师的负面情感强；互动模式单一等。与大部分的研究结果相异，刘畅在观察集体教学情境下的合作学习活动时，却发现师个互动占绝对优势，师组互动的比率也达到32.24%。[7]同时，张育娴通过访谈和观察实习老师，得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在不同教学情境下采取不同的互动策略”的结论；[8]王烨芳经过个案调查，指出数学教师在教学互动中存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9]

4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国内外关于互动行为的研究广泛。随着研究生态化行动的兴起，环境因素及背景因素引起关注，学前教育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环境或生态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开始探究不同教育情境或特殊情境下的师幼互动情节本身。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集体教学活动中存在不同的教学情境，并发现教学情境与师幼互动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但是，相关研究忽略了对具体教学情境下的师幼互动描述和解释，没有进一步探讨教学情境与课堂师幼互动行为的生动而具体的联系，这或许正是不同课堂师幼互动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江光荣.班级环境及其与教师风格和学生发展之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1.

[2]柳夕浪.社会情境与社会职能训练[J].教育研究，1998（10）.33～38.

[3]袁维新.论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22）.2～3.

[4]张更立.试论幼儿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民主化[J].学前教育，2003（9）.14～16.

[5]于世华.课堂教学的情境变换[J].当代教育科学，2006（5）.31～32.

[6]张博.幼儿园教育中不同活动背景下的互动行为分析[J].学前教育，2005.17～20.

[7]刘畅.合作学习活动中师幼互动特点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0.

篇6

关键词:生态责任；合作博弈；旅游

从国际方面说，不管是《寂静的春天》公开出版，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现 “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在此之前的环境污染（如伦敦烟雾事件等）已经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不管怎样，生态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当然随之出现的种种迹象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美国社会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郑重地指出：“我们花很多时间为经济赤字而烦恼，但是威胁我们经济长远前景的是生态赤字。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于子孙后代”贾中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写作的初衷正是来源于此。当然作为当今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其生态责任的研究便成为重点。

一、合作博弈的评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称为联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协议、承诺或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可以强制执行的，合作利益将大于内部成员各自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同时对于联合体内部应存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也就是说合作博弈是针对结果而言，是把合作视为先验条件或者前提而对联盟收益分配的处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与其他局中人甚至竞争对手共同努力争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为可传递效用博弈（联盟成员的效用可以叠加）与非传递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编辑支付性质）。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会有出现“双赢”的可能，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与效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生态责任的国内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提出生态责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样关注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态问题。但是，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在生态问题方面的责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太重视基本原理，范畴和科学体系的探讨，而比较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所谓的“全球问题”的研究，他们较早的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国起步早些。

国内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谢菊（2007）在论生态责任中提出生态危机已向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政府、企业和普通公众等生态责任主体必须切实履行各自的生态责任：政府应该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完善政府生态制度，推进生态和谐的法制建设；企业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企业间的生态和谐入手来从而达到个体、社会、生态的三赢效果；公众应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另外通过环境NGO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外禾（2007）在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着重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定位为“政府调控行为，科技能力建设和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系统复杂工程，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系统观的相关理论。李晶（2009）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设生态文明中政府应具备的责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其次，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营造生态文化与道德体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态制度；另外，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最后，强化生态国际合作，注意保护国家的生态资源不被掠夺，警惕各种掠夺生态资源的形式，防止国家的流失，维护国家的环境权和发掌权。毕铁居，吴绍琪（2006）在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介绍了和谐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构架制度化的生态责任政府，首先政府树立新的生态观念，倡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矫正错误的自然观念，坚持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与自然公平的辨证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其次，建立生态责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态责任，，明确资源产权关系，建立广泛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等张存良（2007）在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中，提出政府实现领导者生态责任问责制和丰富政府生态责任履行方式等措施冯清（2007）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中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府、生态责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政府生态责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生态问题及其原因，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生态责任的培育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应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走生态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实现旅游资源“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抓住时机，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等措施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2007）在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中，运用企业生态责任战略地图模式，分析之处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从长期看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探讨了应如何增强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贾成中（2009）在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直接执行者――企业的行为是直接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改变企业的行为模式，通过制度性约束改变企业的经营理念，变原来的“经济人”为“社会人”，再向“生态人”过度，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并据此得出结论：企业变“经济人”为“生态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的一种责任体现。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引导将是企业生态责任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会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其次，产业政策、区域性政策以及行业协会管理等中观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发展，是政府宏观政策制度作用于企业微观行为的“中介”传递功能实现的保证；最后，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企业生态责任的内生决定因素，企业生态化建设是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同时，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绿色选择等外生变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静（2006）在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就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人性的视角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指出企业本质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人性实现的场所。人性是企业责任的哲学基础，人性的生态本质决定了企业必须对自然界承担道德责任。从四部分来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首先，企业生态责任的提出;其次，从企业本质着手寻求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再次，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论述人性限度内的企业生态责任。

（二）博弈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博弈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旅游现象和问题，博弈的经济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经济管理和应用数学专业为最多)。由于经济模型能更为全面、更为便捷的反应研究对象的特性.因此，简单的博弈经济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相关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纯策略博弈为主(局中人具体明确了一个非随机性的行动计划，即选择一个策略的机率为100%，其它则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旅行社与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的博弈模型，运用成本理论和博弈树(序贯博弈)进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场效率的最佳策略选择以及齐子鹏、黄昆(2003)建立旅行社间的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并进行需求分析得出纳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释旅行社业发生价格竞争的原因和价格联盟终遭解体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迈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复博弈发展，同时由原来的纯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随机地从纯策略集合中选择一种纯策略作为实际行动，即选择一种策略的机率为0.4的条件下，选择其它策略的机率相加为0.6发展。如:田喜洲(2004)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监督人员与旅行社，运用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策略，来解决旅游市场效率低的问题而梁艺桦，杨新军(2005)通过合作博弈与竞争博弈的优劣对比，运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企业产品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对旅游企业模型研究，提出单纯的合作战略或竞争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区域旅游活动，合作竞争战略才是新阶段我国区域旅游活动开展的首选策略春宇，黄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达到一种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动态均衡状态。

三、结论

伴随着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研究的重点，生态责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热点，但是当前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基本上归属于纯理论学科领域，还没有构架起通向实践领域、指导生态保护实践的桥梁，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业或者社区居民或者旅游者单个生态责任研究，并没有就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四者之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体系，对旅游景区的长远和谐的发展和解决当代民生问题的实践并没有搭建一个明晰的生态平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野中，如何确保生态和谐，如何构建生态和谐的责任体系，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应该承担哪些生态责任，怎样实现其责任及其这四者之间的应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来确保生态和谐等等问题，都是现阶段旅游景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林自新,戢守志译,东方出版社,2002.p21.】

[2]谢菊.论生态责任.【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04.0028】。

[3]李外禾.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D]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7.04】

[4]李晶.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J】农业.农民.农村2009.01043】

[5]毕铁居，吴绍琪.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J】特区经济2006，0493】

[6]张存良.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D]中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7]冯清.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11】

[8]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J]生态经济.2006-10-020】

[9]贾成中.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10]姚海静.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11]吴长文.营梢观念的发展与博弈均衡一兼谈旅游企业的市场决策〔J].商业经济与管理，1997，(3):56一58.

[12]N爱其.旅游市场进人博弈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0.(11):12。一122.

[13]田喜洲，王渐.旅游市场效率及其博弈分析一以旅行社产品为例【J〕.旅游学刊，2003，(6):57一60.】

[14]齐子肠，黄昆.从价格竟争到价格联盟:旅行社业存在的一个博弈均衡解〔J].数t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6):112一114.】

[15]【田喜洲.旅游市场监督博弈分析【J】经济经纬，2004-03-040】

[16]梁艺桦、杨新军.区域旅游竟合博弈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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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设计;环境设计理论;环境美学

一、成就与问题

2012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科目录，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下设音乐、美术、设计学等门类。在学科目录中，“环境艺术设计”更名为“环境设计”，与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等专业并列成为设计学门类下的专业之一。之前，环境设计专业已经几经更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期，为室内装饰（1957年）、之后为建筑装饰（1958年）、建筑美术（1962年）、室内设计（1980年）、环境艺术设计（1988年）、环境设计（2012年）。其中，1988年专业名称从室内设计改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初衷是将设计范围由室内扩大至室外，包括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设计、中小尺度的公共环境与景观园林设计等，这一调整，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所导向，有其必然性和深远意义。而2012年“环境艺术设计”再次更名为“环境设计”，其初衷应该是希望该专业在教学目标上更强调“环境”而淡化“艺术”。这在艺术学下的设计学科已有先例，“工业设计”也曾将“工业美术设计”中“美术”二字去掉，以强调“工业”的重要性。回顾历史，195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装饰系成立之初，全系中心工作是为国家建设中的重点工程服务，主要从事室内与建筑外立面设计。这一期间著名的成果有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等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设计作品。经历最初成功后，1960年—1975年是该专业的低潮期，全中国每年十名左右的建筑美术专业毕业生竟然难以对口分配，当时能到城市公园绿化部门工作算是较好待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出现由于对环境设计需求剧增而产生的设计真空，使设计学科的天平向室内设计等专业倾斜，并持续给环境设计专业带来了近四十年的发展机遇。与同时期重要建筑常由国外建筑师领衔设计不同，大量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室内外空间设计几乎全部由中国自己培养的设计师完成。大量的设计实践，取得了令人惊奇与瞩目的成就，并使一大批室内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快速成长为环境设计专业中坚力量。几个约略数字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发展：全中国开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专院校由1977年之前的一所，增至现在的一千余所；每年培养的该专业毕业生由1977年之前的十几人，增至现在的十余万人；2000年后，全国与环境设计相关的设计或生产从业人员维持在一千万人左右，产值年均二万亿元以上。[1]如果说环境设计的辉煌成果源于其一直倡导的设计实践，那么存在问题也在于由于偏重实践而欠缺对专业理论的梳理与研究。环境设计专业大多设在美术或设计类院校、少部分设在工科院校中，环境设计教学的理论主要是从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理论“拿来主义”式的应用，自有的专业理论一直没有形成体系。以作者所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为例，本科学生在低年级的理论课程为艺术哲学、艺术史、设计史等，高年级的理论课程为设计程序、建筑史、园林史等。针对环境设计专业自身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学科发展与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如：环境设计专业的学术地位与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不相匹配；对专业水平的评价标准在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各自评价标准之间游走，缺乏本专业自成体系的评价方法与理论；部分学生或专业人员缺乏恒长的专业自信，难以终身投入环境设计事业等。

二、专业定位与理论依托

环境设计是由“环境”与“设计”二词构成，“环境”是对“设计”的定位与约束，“设计”是对学科与学术方向的表达。环境是个总体概念，从尺度区分，可以被表述为宇宙环境、地球环境、国土环境、生态环境等“大环境”；也可以被表述为城市环境、社区环境、建筑环境、室内环境等“小环境”。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对环境设计服务范围的解释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景观与社区环境景观设计、园林设计等”，明确地表述环境设计专业研究所指的环境为“小环境”。无论是“大环境”或是“小环境”，“环境”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关键词，是专业研究的的核心概念。研究环境，是要研究在环境之中的所有关联者，包括人、其他生命共同体、物与事等各个要素在环境中的关联关系与变化关系。关于理论与实践孰先孰后问题，某些特定学科中，是理论指导实践，如在物理学、化学等理科研究中。在建筑设计学科中，理论与实践是交互跟进的。而在环境设计专业，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是目前设计专业的一般常态。在当代学科互动的大背景下，艺术设计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在进行着交叉、重构的重大调整，原有的艺术学、建筑学、园林等经典理论与原则也被不断质疑和重新诠释。基于此，作者认为，在环境设计的专业理论探讨与教学过程中，除了已有的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理论外，应加入对当代环境学、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强化对环境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成果——环境美学的研究，应使环境美学成为环境设计专业的重要理论依托。对环境美学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弥补当代环境美学对中、小尺度环境与美学关系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可能是环境设计专业建构自主专业理论框架的主要基础与路径。

三、理论研究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代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思辨与论争对环境设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环境设计理论研究的一部分重点应从此处开始。传统美学是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哲学观点探讨艺术问题，运用艺术来探讨美的哲学。传统美学源远流长，18世纪，由于康德的思想体系和启蒙主义运动，美学开始摆脱对宗教的附属地位，绘画、音乐、舞蹈、艺术与设计等在此背景下获得长足发展。时至今日，传统美学是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国家艺术与设计教育的主要理论来源，传统美学的审美认知经验和艺术规律，如对称、均衡、节奏、对比、变化、统一等形式美原则一直左右着艺术与设计的审美方法和评价模式。长期以来，传统美学认为：高层次审美是通过对静止的艺术作品“无功利静观”而获得，而欣赏自然环境是无法达到“无功利静观”的。自然环境可以被普通大众欣赏，而艺术美只能被艺术工作者创造，并被艺术“熏陶”，懂得“美学趣味”的鉴赏者所感知，所以，艺术美始终高于自然美。自然美被置于艺术从属地位的另一个观念是作为传统美学分支的“如画性”（Picturesque）美学观，“如画性”环境就是适宜入画的环境，其主旨是像欣赏风景绘画一样地欣赏自然环境。在此理念下，自然环境被贬低为欣赏“如画性”环境的客体与素材，画家从大自然中挑选出诸如高大伟岸的树木、曲折有趣的小路、婉转的河流、巍峨的远山、神秘的建筑等入画，而人们依此“美学趣味”对大自然进行有选择的欣赏。“如画性”环境支配了人们的环境观与欣赏文化，并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达到顶峰。应当客观地承认，“如画性”美学观对人们认识自然美、保护自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直至当代，这一美学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环境审美模式，成为整体与深刻地理解生态环境的“障眼油画布”，即使是专业人士，如环境设计专家或设计者在评价设计作品水平高低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如画性”作为评价依据。当代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将自然美置于艺术美之下和“如画性”美学观的批判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起点。当代环境美学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所存在的一切都有其内在联系与存在意义，都是美丽的，而非只有“如画性”才是景观；自然环境的美不仅在于传统美学所关注的形式、线条、色彩或构图，也在于隐藏在自然表面下的生态关联带来的健康的美。因此，将环境审美定义为风景画一样的主观审美是一种不成熟表现；除了“如画性”景观，包括湿地沼泽、雪山沙漠、海洋深处、平凡的日常景观在内的一切自然环境都应该成为审美对象。应借助生态科学、地理学、自然史等知识帮助人们对自然环境进行正确、深刻的鉴赏。在此基础上，当代环境美学提出“自然全美”的理念，倡导培养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具备包含伦理关怀和整体意识的新审美观。自然全美理念打破了传统美学对自然环境“有选择审美”的旧有意识，使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学、生态学一道，站在了哲学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环境美学是衔接艺术学与环境学的重要桥梁，对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的深入分析与参与研究是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与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选择。当代全球学者对环境美学理论的研究尚属开端，其在宏观目标与大尺度自然环境（大环境）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城市环境、人工技术环境以及中、小尺度环境（小环境）与美学关系的研究多有欠缺，对这些理论盲区的探讨，应是当代环境设计专业理论建构的主要课题。

四、专业理念的再调整

以人为本，为人类生活而设计，是设计界一直遵循的定理。设计界据此理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当代，以人为本的信条正在逐渐被动摇。与以往思想观念的变革经常开始于艺术界或设计界不同，这一次变革的声音始于生态学界，尤其是深层生态学。1973年，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该文对当代人类面临的整体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开创了当代环境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层生态学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逻辑思维，“深层生态学所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思想，是把整个生态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只是该系统的一部分，是生态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一个结。人类的生存与其他部分存在状况紧密相连，因此，人类无权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果自然受到损害，人类也好不了。据此，人类应该对与自然的关系作批判性思考，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2]其次，在对待自然资源与自然伦理问题上，深层生态学主张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客居大地的居住者，地球资源由生态圈所有生命共同体共享，因此，作为具有强势的人类应该自觉发展一种使用较少资源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方式，当对资源的需求与其他生命共同体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人类要学会谦让。再之，在环境教育问题上，深层生态学认为要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大众认识到当代消费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人类从自然环境中索取已经非常多、日常消费品已足够充足，应该认识到当前社会发展模式、人类价值观都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并将重点放在对环境的保护而非开发上。改变危机的方法只有对现有社会、经济、文化模式的深刻改造。在对待人类发展与建设问题上，深生态学呼吁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响环境与生态（最小干预原则）。对必须的建设行为应“手段简朴，目的丰富”（Simpleinmeans,richinends）。[3]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已经持续几十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状况加速了深层生态学观念在学术界、理论界和普通大众中的认同感与支持率。深层生态学理念对设计界的影响早已存在，无论是理念探索、艺术创作，还是设计作品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并从各种角度回应环境保护、生态圈生命共同体繁荣与共存等时代问题。作者认为，环境设计专业作为以“环境”为本的设计专业，应当率先从宏观整体考量设计的本质与当代目标，适时审视“以人为本”原则是否仍可诠释环境设计的全部责任？是否应该把对生态环境、全生态圈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作为新的服务目标加入专业理念中？

结语

通过全文分析，作者有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环境设计专业是中国特有的专业，在国外学科目录中没有与之名称相同的专业，而在中国，它是具有本土特色、在特定历史时期创建，并逐渐发展成熟的独特学科专业。第二，环境设计专业有以设计实践为主的专业特征，设计实践的多元与丰富，是该专业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贡献。第三，环境设计专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需要有其专业自身理论建设及学术支撑。除了已有的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理论基础外，也要融入对当代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入探讨与研究。第四，建立在对传统美学反思与批评基础上的当代环境美学应成为环境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托，对其研究与发展，应该是环境设计专业建构自主专业理论框架的主要路径之一，而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质疑与修正，体现出环境设计专业对当代全球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步共行。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环境设计发展脉络，尝试对其学科专业理论建设进行深入思考。文章定有偏颇之处，希望得到关注、批评与讨论，以共同促进环境设计专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曙旸等课题组，《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杨文臣，《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0

[3]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江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新模型及教学控制体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9

[5]ChristineTudor著，《AnApproachtoLandscapeCharacterAssessmen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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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回流式”市民化 “接替―融入”路径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市民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老一代农民工“融不了城，回得了村”的状况，使得他们在农村―中小城市（县城）―大中城市流动往返的链条上最终选择了返回农村。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他们在农村―中小城市（县城）―大城市流动的链条上不知归宿在哪。这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阐释的理论问题。

结构化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许多学者对市民化的含义都给予界定。陈映芳（2003）、马用浩等（2006）从狭义角度认为“市民化”是指农民、进城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比如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等。文军（2004）从广义角度认为市民化就是从农民转变成市民并获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权利，进而全面转向城市市民的过程。①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具有制约与使动的双重性。不应将结构等于制约，结构总是具有一定使动性，使动性指的是为行动者提供一批具有意义、价值的手段或选择，但这种选择显然受到了高度的制约。②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再生产和变迁的双重性质，结构再生产与结构变迁都是行动建构的结果，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中介。③结构化理论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框架。外部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有制约又有使动，个人主体的意愿、能力把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进行转换，使之成为他们市民化服务的各种条件。大中城市的制度安排、舆论态度及经济环境等外部结构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各种策略性途径、行动实现市民化的目标。但是中小城市的外部结构，比如身份户籍取得难度较低、市民化成本不高、舆论态度的接纳等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市民化的主体行动者，他们的目的性市民化行动具有强大的能动性，不断再生产或维系原来的大中城市外部结构，同时也推动着中小城市结构的变迁，扩展了行动者自身在市民化地域进行选择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主体因素与外部结构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依靠自身的积极行动去适应城市生活的一个过程，也是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大中城市舆论态度推力以及中小城市外部结构性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理性化的过程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流动到迁移激发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同时，我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等外部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了广大的空间与条件。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所拥有的市民化能力及生活境遇不断反思、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个人行动是一个具有反思流的行动模式。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人的行动是一个具有目的或意图的能动行为，这样的一个能动行动包括动机的激发过程、行动的合理化过程和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等三个方面，这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调整的过程。自从社会转型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流动的空间和可能以来，进城农民工成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他们在外出务工、职业获得及“回流式”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意图的行为，不仅他们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动因，而且他们作为行动者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调节，并不断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成长、不断调节定位的过程。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整合-发展理性”的行动逻辑的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和发展目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农民动机及其行为逻辑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过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体而言，关于农民经济动机及逻辑，经典理论大约有三种学说，分别是生存动机、利润动机、效用动机和结构论等。④在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区别上可以概括为生存―货币逻辑和利益整合―发展理性逻辑两个分析框架。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特征和市民化意愿及能力方面遵循的是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中的利益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家庭利益，发展也不仅包括个人的发展还包括家庭发展的内容。在个人与家庭、结构与行动之间来遵循他们的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这是他们选择“回流式”市民化的内外环境互动的结果。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化能力和外部环境间反复权衡与社会定位的动态建构的结果。在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情境中，他们作出最终的决定是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结果。大部分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目标，比如，小孩的上学问题、老人的养老问题等。当然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来讲，最终能否成功回流，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自身的市民化经济条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这个条件是历史和现实情况所设定的社会情境和个体生命历程中生活事件的发生。这种反复权衡的过程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和社会历史性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历史性条件即国家对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式”市民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他们重新进行自我社会定位的结果。不管在经济收入、接受知识能力水平、城市社会生活实践还是从个人综合素质层面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一直滞留在农村社会的农民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村社会中应该说是处于核心位置的群体，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农村社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导致他们在农村也处于边缘化位置。然而，他们在大中城市“在场”却也处于边缘化位置，主要表现在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选择“回流式”市民化在主体因素上主要是因为对这种“缺场”边缘与“在场”边缘的权衡，他们自身的社会定位是影响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主体性因素之一。

“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接替原来居住在小城市居民向上流动后留下的空间位置的行为。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常见的合理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总的趋势是社会各个阶层不断地往上流动，当然也有一些是水平流动。原来居住在小城市的居民由于自身积累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为他们向上流动提供了资源，他们向上流动的行动逻辑也从早期的生存逻辑、经济逻辑发展到了发展理性逻辑⑤，与此同时，国家各种有利于人口向上流动的机制也在不断颁布和贯彻落实，在个人向上流动意愿、能力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合力作用下，为原来居住在小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和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种主动建构型的城市融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同时，他们的社会生存环境也在不断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现代生活方式，而且在市民化地域选择上的主动建构都表明他们在城市社会制度性和城市居民排斥面前已经不再被动，而成为能动的行动主体。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的流动链条上。他们有了更强的进城意愿和融入城市的能力，各类城市户籍有差别的变迁、城乡建设一体化的浪潮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他们不断建构自己的市民化自主探索路径。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行动主体尝试的一种“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C840024）

注释

①[澳]马尔利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②王志浩：“农民工流动行为结构化维度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

③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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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安妮特・拉鲁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院教授，2014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74年，安妮特获得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社会学学士学位，1978年、1984年分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研究和儿童研究，代表著作有《不平等的童年》、《家庭优势：基础教育中的社会阶层与父母干预》、《社会阶层：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选择家庭，选择学校》即将付梓。

二、著作介绍

《不平等的童年》是安妮特・拉鲁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重点讨论“社会分层对人生机会的影响”这一话题，并挑战当下美国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流行观点。美国社会相信命运掌握在个体手中，认为成功与个人的天赋、能力、品质、特性有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努力和辛勤劳动创造人生机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失败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天赋、能力和努力程度上有差别。这些文化信念为美国人对如何看待不平等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并以此来审视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而安妮特质疑这种将人生机会完全与个体特性关联的观点，并从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解释社会生活的不平等现象。她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不均等的社会，有些资源会通过代代相传延续这种不平等，并将眼光转向家庭，认为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也就是说，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拥有的社会资源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和塑造个体人生机会。

在章节的结构安排上，安妮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使用、家庭与公共机构的互动等三部分有序地铺呈数据资料和相关论点。

第一部分讲述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组织方面的差异，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生活节奏、家境等。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紧张而忙碌，家长为孩子安排了大量有组织的活动，如踢足球、打棒球、打篮球、游泳、弹钢琴、拉小提琴、参加话剧团等，孩子的非正式活动如看电视、与兄弟姐妹在院子玩耍等相对较少，并且他们很少会在孩子面前提及金钱和经济问题，在日常花销方面有充足的财源。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日常生活相对是自由而闲散的，由大量非正式的自由活动构成，如看电视、到亲戚家串门、在街上玩耍、骑自行车等。他们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如打篮球、学校合唱团和主日学校等非常有限，而且在这些家庭中，钱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家长为满足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尽量节省，孩子也非常清楚家庭的拮据经济境遇。然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差异只表现在参与的有组织的活动数量上，这使得不同社会地位的孩子逐渐生成不同的生活技能。

第二部分展示日常生活中语言使用的阶层差异。中产阶级家庭会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强调语言的实用性，在与孩子的交流中常会使用指令性语言。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母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磋商发展孩子的词汇和表达能力，培养他们讲道理和谈话的技巧，鼓励他们和成年人交流并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在看医生时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就是通过他运用语言控制医生对他的看法来塑造和发展的。但这种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常会导致日常家庭生活出现大量的讨价还价和牢骚抱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语言的使用是为了实用，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说理能力。家长与孩子交流时常会使用指令性语言，如去洗澡，而非进行大量磋商。例如，麦卡利斯特女士不会试图扩大哈罗德的词汇量，不会刻意培养他的语言天赋，也不会通过讲道理告诉他如何做。她只是给孩子一些简短而清晰的指令，要求他们顺从和执行。哈罗德也很少会挑战大人发出的指令，也不会试图同父母理论或磋商。正因如此，孩子很少会跟大人讨价还价，没有机会学习新的词汇，也没有机会练习如何跟大人协商一些事务与提出或总结自己的想法、观点和理由。安妮特指出，正是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语言使用，造成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的受益程度不平等。学校教育优先重视词汇量、知识量和说理能力，所以中产阶级家庭和学校教育实现语言契合，使他们的孩子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言训练中增益各种形式的“资本”，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日常生活中没有相应的语言训练，他们就会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弱势。

第三部分论述家庭与公共机构互动过程中的阶层差异。安妮特强调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依据一定的规范和习惯与公共机构互动。中产阶级家庭与公共机构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家长可以在这条界限的两侧来回穿越，果断自信地干预、调解孩子的生活。这种方式会带来两种收益，一是孩子会获得一套与公共机构互动的词汇，并认识公共机构取向;二是这套沟通词汇会使他们与公共机构的互动更加个人化，符合自身的具体需求。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在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常常期望机构工作人员能承担起领导的角色。他们尊重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对他们恭顺而非苛求，寻求他们的指导而非提出建议。但这种恭敬态度的背后潜藏着一些抵制成分，家长会当着孩子的面指责教师的不公平、不可信赖，并鼓励孩子违反学校纪律，如让孩子在教师看不到的情况下打那些袭击过自己的孩子。这种抵制还带有一些敌对色彩。因为当学校职员认为孩子在家遭到虐待时，他们有权采取相应的行动，告知有关机构将孩子从家里带走。

在与公共机构的互动中，中产阶级会通过搜寻各种机会，替孩子激活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社会地位传输技巧的差异，会让资本的激活并不总是产生收益。具体到教育领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会造成文化资源的运用失利。第一，家长的干预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和不自在，降低他们努力学习的动力，无法很好地激发学习热情。第二，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定义“有帮助的行为”上存在差异，家长做出的位于教育工作者定义之外的行为会被忽视或怀疑。如经常不在学校表格上签名的家长会被认为是的。第三，在社会地位资源相当的家长中，总有一些家长要比其他家长能更有效地激活利用资源。

安妮特通过这三个范畴的家庭活动，总结出不同社会阶层家庭教养的文化逻辑：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注重培养孩子的潜力，强调孩子要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发展他们的语言和说理能力，主动干预学校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家长会向孩子传输差别优势（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让他们逐渐生成一种优越感，积累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源。由于这些儿童的教养标准与公共机构推崇的教养标准有很高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他们将来步入社会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激活方式，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具有不同形式的价值。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倾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让孩子经常与亲戚或邻居家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不会刻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在家中使用指令性语言，很少与孩子商量、讲道理，在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常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逐渐生成一种局促感，没有习得公共机构所倡导和培养的能力，在未来的成年生活中可能会顺延家庭的社会地位及与公共机构的互动方式。安妮特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细节正是社会阶层形成过程的生命线，勾勒出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传输阶层优势的机制。

三、主讲者评论

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二年级的学生，正准备博士论文的开题。家庭教育一直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也一直尝试着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会走向如此不同的人生。在学习中，我看过很多关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研究文章，大多探讨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学校文化内在的连续性，论证社会结构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实现复制的。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我，打动我。家庭仍然是一个“暗箱”，我们不知道它究竟对孩子做了什么，才最终导致他们走向不同的人生。在一次阅读中，我惊喜地发现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唤醒了我，仿佛让我看到我和我的家庭的影子，看到父母辛勤养育的不易，也看到社会地位带给他们的局限、无奈和悲哀。换句话说，安妮特的书就像是一种“预言”，我们会看到家庭、父母以及父母为孩子做的事情，也会看到不同的家庭培养出的不同孩子，预示着孩子将来的社会地位及人生命运，但彼此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包含大量生动活泼的事例，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反观个人的成长经验和中国本土社会现象，思考家庭教养方式与个人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比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通过哪些教养方式培养我们的？父母注重培养我们的哪些能力、品质？这些培养方式是否让我们维持、获得、突破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们还可以思考，什么样的家庭可以世代沿袭富贵，而什么样的家庭“富不过三代”;什么样的家庭会世代受苦受穷，而什么样的家庭会“出贵子”。以前在讨论“富贵与贫穷”的问题时，我们习惯性地从“个人主义”视角思考问题，从个人的特性、品质、勤勉程度来评判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家庭、父母则是隐性的，或很少起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言论强调家庭、父母很重要，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在何种意义以及哪些方面上有重要性。阅读完《不平等的童年》，我们就知道要学会转换思维，看看家庭、父母在这个过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能在哪些方面起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而安妮特给出的答案是：有组织的活动、语言的使用、与公共机构互动的技巧。

然而，安妮特的《不平等的童年》并没有让我因此而驻足。中国社会从来就有“砸锅卖铁都要供出孩子”的贫苦家庭，父母的艰辛、挣扎、坚强、隐忍、意志、智慧等品质让他们通过各种显性、隐性的方式培育孩子，让孩子最终走向不同的人生。这一直都深深地打动着我，鞭策着我，一定要探寻家庭培养机制的秘密通道。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都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勾勒一个合情、合理、合经济、合文化的育儿框架，为孩子创造更好的人生机会。

讨论

观点一：家庭价值观念传递阶层差异

一位在工人阶层家庭中长大的同学谈道，他的父母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诚实。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到电子游戏厅玩游戏，还会对父母撒谎。有一次，他正在游戏厅中玩游戏时，突然背后有人揪住他的耳朵，他说：“别揪了，我正玩着呢。”没想到更用力地揪住他的耳朵的那个人正是他的父亲。于是，他老老实实地跟着父亲回家。一路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回到家先让他吃饭，没想到的是吃完饭就开始拿出皮带抽打他。打完后，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撒谎。”父亲的这一句话一直指引着他走到现在。他认为，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这两种教养方式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分属两个社会阶层，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交织成分。

但一位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却认为，工人阶层主要传递是与非的价值观念，孩子们学到的可能是线条式的思维方式，并且家庭不会那么细致地卷入孩子的生活中。她是在中产阶层家庭中长大的，她的父母是按照自己的成功方式来培养她，教给她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比如，用辩证的方式看待诚实与谎言，可以说善意的谎言等。在面对具体生活过程时，个人选择则是价值观念的实践过程，如在大学应选择参加什么社团，是艺术团，还是辩论队等。

安妮特在本书中指出，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生成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会逐渐生成局促感。一位在乡镇教师家庭中长大的同学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中国社会经验，认为“优越感”和“局促感”这两个词不太贴切，应该换为“自信感”和“自卑感”。他认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信感，如果一个人的自信感比较强，他会更主动、积极，而且耐挫力会很强。这种耐挫力非常重要，它能够支撑一个人在失败后能够继续尝试、努力，直到获得成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会在成长中逐渐生成自卑感，对一个自卑的人来说，他在挫败后很容易选择放弃，甚至陷入自我诅咒之中。

一位同学结合自己在云南县城的调研经历谈道，不能绝对地看家庭处于哪个社会阶层，应该动态地看家庭在当地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例如，云南县城的工人阶级，或者有教师收入的家庭就属于当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各方面的发展可能会比北京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还要更好一些。

观点二：社会地位传输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安妮特在书中强调，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通过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这两种家庭教养方式，给孩子传递出不同的特质，发展成孩子潜在的资源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社会地位的结构复制。因此，我们就社会地位传输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展开相关讨论。

阅读《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刘精明著）时，郑新蓉教授将中产阶层和底层之间的界限比喻为一个井盖，而这个井盖并不完全封闭，总有几个小洞口，底层可以透过洞口看到井盖之上洒落的阳光。这说明底层可以通过个人特质、勤勉努力和贵人扶持等方式实现社会流动。而安妮特的《不平等的童年》将我们的视角转移到家庭领域，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引发我们思考：什么样的“富门”可以维持富贵，什么样的“富门”却只能维持“三代”，而又是什么样的“寒门”可以培养出“贵子”。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突破底层社会地位的限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所以，社会结构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虽然学校是国家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复制社会结构的功能，但教师和家长不是机器，他们在个体实现社会流动上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在这一方面，一位博士生认为，安妮特提出这些观点，是对布迪厄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在论证家庭关系是如何符应与公共机构的对应关系。鲍尔斯・金蒂强调家庭场域和学校场域的符应，而安妮特主要强调家庭和公共机构的一个预演。他还提出，在当今社会要改变底层命运，是否可以复制中产阶层或突破阶层的“贵子”成功经验，让其在底层阶层中传递，实现跨阶层的社会流动？

观点三：从书本回归个人经验

一位在大学从事中文教学的女教师在反思子女教育中的不成功之处时，指出她很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但这恰恰是让她倍感失落的地方。她的儿子对军事、航空方面的图书很感兴趣，但她认为应该培养孩子在诗歌、文学方面的兴趣，这对孩子将来的发展更重要，所以从小就给孩子买相关磁带和书籍，令她奇怪的是，她儿子一直都很排斥。她反思是因为自己在培养孩子上的很多细节化的内容没有建构起来，只是给儿子买很多书，跟他说什么时间应该看什么书，并没有跟他展开进一步的交流。

一位在职女博士谈道，她一直将书中的内容与“我是怎么成为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勾连起来，同时将“我怎么让我的孩子成为将来的他”的育儿经验勾连起来。她说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和爱人总是用成人的对话方式跟孩子对话，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会学会成人之间的对话方式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备忘

读书可以读深、读浅，有时也可以像吃苹果一样咬一口地读。但是，真正的读书应该要看到书的背后，看到书的理论来源，跟所有的学术渊源挂钩。同时，也要联系个人经验，可以是自我的经验、群体的经验，也可以是我见闻到的经验。我在读这本书时，会不断地回想自己的育儿经验，但作为一位母亲的我的阅读和作为一位学者的我的阅读，是很不同的。

篇10

关键词：土地利用；特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 C35 文献标识码： A

一、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

1、公共政策属性

土地利用规划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与社会经济同步演化的特点。总结国际上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特点，土地利用规划总体上可分为以科学和理性为特点的蓝图规划阶段、系统综合为特点的过程规划阶段以及倡导人的社会价值理念为特点的参与式规划阶段。中国处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规划更应该采用过程规划模式，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符合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更具有政策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

2、综合性

综合性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部门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更强调作为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与土地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综合。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也经过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和预测，在规划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经济的内容（人口、GDP等），但是这些社会经济的分析、预测及结论均未很好地转化为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并没有有机的结合进规划内容之中，两部分是脱离的。而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是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内容转化为空间层次的内容，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因此，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性体现在土地利用系统和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

3、空间层次性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等方面有了不同划分。具有鲜明政治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规划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层次性体现在不同层级的土地利用规划有不同的目标、内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等。

二、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取决于规划的理论或模式。首先，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失效，随着问题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要素综合性和学科集成性决定了其方法的多样性，总体上可分为普遍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两个层次。

1、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比较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规定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各类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协调各部门和产业间的用地矛盾。但《规程》中没有给出具体“综合协调”的方法，导致实践操作中，地方只是将各类用地需求预测结果拼凑成一个规划方案，提出了各类用地间的矛盾，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即如何进行矛盾的“综合协调”这个本质而关键的问题却悬而未决。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人为因素对土地利用主观随意性的干扰，就必然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下表从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取决于规划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进行总结。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分析

理论基础 理论分支 规划方法

地理学 人地关系论

区位论

地域分异理论

地理信息系统 土地适应性分析、土地潜力评价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规模效益、级差地租分析

土地利用分区、土地用途管制

元胞自动机(CA)分析法，多智体(NfAS)分析模型

经济学 经济增长论

运筹学理论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成本收益分析法

博弈论方法、线性规划法、目标规划法

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法

管理学 非理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 有限性规划法、弹性规划法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外部性内部化方法

行为分析法

生态学 种群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 生态位方法

景观格局分析法

哲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

低碳经济理论 生态足迹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度方法

碳源(汇)分析法

社会学 公共关系理论 交互式方法、参与式方法

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决策分析法

系统科学 系统工程 系统动力学分析法

2、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而知, 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土地利用规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与此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特点是创新土地利用规划方法的重要基础。进而发展以下方法:

1.加强土地评价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性出发, 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需要以评价为基础, FAO 土地利用规划指南强调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最佳土地利用的选择, 是以土地计价为基础的, 而且不包括自然的适宜性评价, 也包括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价, 如农业生态区方法, 以及基层规划服务的土地评价, 如土地评价和立地评价, 以及包括土地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经济评价, 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在内的土地评价系列方法都可以为规划的协调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2.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 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

工业化, 城镇化的加快与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减少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这种双向的过程不会是线性的,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土地利用结构会出现相对平稳状态, 既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偶合关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为此, 借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模型”, 引入投入产出的宏观经济模型, 度量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态, 考察地区变化的城镇化速率, 通过典型地区的案例研究提取所需参数, 建立动态经济, 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型, 可为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找到解决的方法。

3.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模型

土地生态环境的演变与土地利用规划引致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土地利用的规划应以不导致土地生态环境的退化或不超时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为基础。为此, 需要建立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模型, 合理确定土地生态安全标准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国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 把土地利用引起的环境效应作为重要内容, 并主要在微观和小流域尺度上建立相应的模型。借鉴这一方法, 建立不同利用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为寻找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提供有效的途径。

4.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区的法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转向以技术领域为重点转向非技术领域为重点的趋势。基于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政策工具的特点, 土地用途管制作为基层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方法为核心内容, 其本质是制定一种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则, 或者说是法规。尽管土地用途分区管制法在国外比较成熟, 但其特点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法律传统、历史基础、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和条件的禀赋以及文化背景都密切相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特点, 分析中国进行土地用途分区的背景, 在探讨不同地区用途分区法令化的可能框架基础之上, 制定土地用途分区的法则, 使之真正成为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梁鹤年.简明土地利用规划[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