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行政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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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它的科学性很难在短时间内人们得出科学的结论。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非常复杂。其次，由于人们自己认识自己，其主观性也很难克服，在自己研究自己的同时，本身在心里就某个实验有了一定的预期，使社会实验有了人们的思想活动而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当今公共行政学正处在幼年时期，他们的某些结论或许都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是相对的，是有一定客观条件限制的。

公共行政学如何走向科学性？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物质决定意识，科学原理必须来源于物质世界，必须对物质世界有真实的观察、切实的反映。科学的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研究科学问题，必须首先对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其次对意识领域的结构进行剖析，找出意识领域与物质领域连接的桥梁和方式。因此研究公共行政学，必须对里面最主要的客观因素进行分解和确定，找出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再延伸到思想领域。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客观因子就是单个的人。必须对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存在、人存在有什么意义进行研究，然而这些都是哲学的终极命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个基础没有统一，社会科学中答案的不唯一性也就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曲线研究法，避开这个最直接最基础的命题，通过向内研究。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沿着这三个已经统一的、公认的三个“公理”，可以试着构建公共行政学大厦的框架。公共行政学似乎只有首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结构（第一物质层次），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物质与意识的重叠区域，连接真理和现实的桥梁），人的思想意识（意识领域）、人与人的互动效果（对三者关系的总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下面，我们来分述一下这四个研究结构演变。

人与人的关系结构是研究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何谓公共，它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的，至少涉及到两个人以上，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大概抽出人与人关系的演变路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大致折射出某种社会形态。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政治领域，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研究它对于简化公共行政现象，构建公共行政互动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中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奴隶直接为其私有财产，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身体、生命都不是自己所掌握的，睡觉都要锁链锁着，防止其逃跑，体现出完全的依附和绝对服从的关系结构；到了封建社会早期，实行劳役地租，在一星期中的几天，其自身归封建主所有，其终身不得迁移，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还是有很强的依附烙印，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奴婢，在封建社会中期，实行实物地租，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动，以对于人身的控制，逐渐变为间接的以对财产的剥削；在封建社会末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赋税征银，直到雍正废除人头税，封建政府放弃了对其人身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束缚变得流动、由等级森严变得相对平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已经完全获得在法律上的人身独立，自由、平等、生命安全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劳动者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达成商业契约式的关系，然而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的社会基础上，其劳动者自身必须屈服于资本，事实上的自由并没有真正达到。

在短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反不是由一个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行为都可以是公共行为，它涉及到两个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式完全拥有与被拥有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完全可以随意杀死另一人（夏主把人当座椅）;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那么君臣父子夫妻都有严格的等级，而且关系稳固且世袭，连婚姻都不能自主，是依附的产物；如果是自由的交换式关系，会受某种物质或精神匮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是平等协作团结的关系，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他人应该又怎样互动的关系；如果是友爱奉献的关系结构，人与人之间不不有搭便车、犯罪等行径，取而代之的是相亲相爱的互动。公共行为长期重复着某种固定模式，不仅会形成行为惯性，而且会形成思维惯性。例如，古代君要臣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不仅被当事人双方看做是正常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也是支持的；如果放在现在，就是犯法，丧失人性；再论婚姻观念，古代都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连面都没有见，就结婚，都没有自由选择过，何谈幸福，但仍然是允许的。

作者：章晓爽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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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公正的含义

性别公正通常与西方的女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相联系。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繁杂、流派众多，并且在不同时期的关切点有所不同，因此很难给性别公正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不可否认，性别公正一般包括性别平等、尊重差异、自由选择等三方面的内容。

性别平等是性别公正的首要内容。性别平等的含义通俗点说就是，男女两性在价值上是没有高低、优劣的区别的，两性价值是无差别的，是平等的。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男女两性价值的不平等，男性是高尚的，处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则是低下的，处于被统治、顺从的地位。这种观点维持着男性长达千年的霸权地位，而对于女性则一味地贬低，使女性弱化，从而安心于自己的地位。如果要对两性的不平等找寻依据，常常落脚于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别，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与社会分工相联系，导致了男女的社会差异，进而成为两性在价值上不平等的社会依据。客观地说，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是生存与繁衍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异，但不应该扭曲这种差异，它仅仅是造物主赋予的一种自然天赋，在社会价值上没有任何区别，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将女性从某种生活领域中排斥出去。在人类活动的领域内，不论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还是社会心理领域，从性别平等的要求出发，都应该平等地向两性开放，不能为特定的性别设置障碍与限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域无界”。

尊重差异，是性别公正的进一步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影响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自然生理上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的不同。反对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就在于，从道德上讲，社会文化的任意性和自然天赋的偶然差异性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是不应该的。不是因为人生而平等，男女平等才有其正当性的根据，而是因为男女生来就有差异，男女平等的要求才需要正当性证明。男女平等的要求和主张所针对的乃是差异，其所主张及其正当性要求的出发点并不是人生而平等，而是男女两性之间或是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主张性别公正，在提倡性别平等的同时还要提倡尊重差异。这种尊重差异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生理上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性别差异。我们知道，“性”与“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性”是指男女身体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特征，是指人的生物性别；“性别”是指男女两性之间心理、社会、文化的差异，是指人的社会性别，是社会所赋予的。因此，可以说，我们天生有性，但并不是天生而有性别。社会上认可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都会通过潜移默化的学习而获得，长期的积累，则会被人视为自然。因此，对于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差别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应该尊重。对于男女两性社会性别的差异，我们要关注差异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这种两性的差异是历史、文化濡染的结果。既然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是社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早就存在的，从性别公正的要求出发，就应该尊重社会文化所赋予的这些特征，尤其是对待女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女性要给予一定的补偿优惠待遇，特别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比如生育孩子、从事家务等的补偿，让两性得其所得。

自由选择。既然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都是人性的表达，是在社会文化历史中形成的，那么人们就可以从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中进行选择，以使人类优秀的品质集中于自身。因此，更深层次的性别公正则主张两性，特别是女性，拥有自主自愿的个性选择的平等机会，让两性特别是女性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换句话说就是，生物性别不是决定性别特征恰当性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纯粹的女性特征到纯粹的男性特征这一跨度内进行选择以实现自己人性的最优化，我们将之称为“男女共享体”，其精髓就在于，不强求一个人要么具有女性特征，要么具有男性特征，也不强求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而是使一个人不因为自己的生物性别而失去从所有的人性表达方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两性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能说某种特征一定是男性的，某种特征一定是女性的，对方就不能拥有。对于这些优秀的品质，男女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获取。在此基础之上，性别公正要使机会对所有的人开放，比如保障女性有权利去做某些排除生理上要求的适合男性的工作，比如公司CEO，往往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如参与其中就会被冠上“女强人”的称号，这就是一种性别不公正的体现，只要没有生理上的特殊要求，所有的工作就应该面对全体，必须保证所有人包括女性都有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这都应由女性个体自主选择、自我决定，不能从观念或体制上强制或排斥女性的自由选择和发展。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性别公正既要求男女两性人格、机会的平等，也包括个性的自由选择，在一定情况下还要注重给予弱势群体以一定的补偿。

二、学校教育中的性别不公正

虽然当今女性的地位不再像波伏娃写作《 第二性 》时那样，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认，长期的男权统治造成的影响不是可以一扫而去的。女性依旧处于弱势地位，性别的不公正普遍存在。学校作为主要的文化机构，正如布迪厄所说，“被学校制度传输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文学、医学、法学，直到最近还一直不停地输送陈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如使男人成为积极成分、使女人成为消极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传统”。[2] 同样不是无性别的，或是超性别的，不仅再现着社会文化中的性别不公正，而且在建构着这种不公正，并在不知不觉中传输给下一代。学校有自己一套机制与方法来建构这种不公正，但主要体现在课程与教师两方面。

1.课程中的性别不公正

学校课程通常分为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显性课程通过学科的学习来传输性别的偏见，隐性课程则通过学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种性别的偏见传递出去。

显性课程的性别偏见既包括学科上的偏见，也包括学科内容上的偏见。在学科上，很多人认为女生的抽象思维、空间想象能力等方面天生不如男生，某些学科不适合女生学习，比如数理化，而使女生怀疑自己能否学好这些科目，丧失信心，转而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又常常认为人文学科的地位低于自然学科，人文学科只是读读背背，而不像自然学科那样需要大量的实验验证、逻辑推理等，从这方面说，女性的地位再次降低。这种性别偏见在学科内容上表现更加明显。我国关于中小学生课本及课外读物的多项研究发现，各种课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男性出现的比例远远高过女性的情况。单单想想我们学习的历史课本，就可得到这一结论，厚厚的历史课本中女性的个数屈指可数，淹没在男性的海洋中。这或许可以以男性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来解释，但是在现代学习的其他课本上，男性依旧远远多于女性就很难解释了。同时，在课本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比较单一，被限定在特殊的领域、特定的行为之上，强化着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性别刻板影响，比如教师、家庭主妇、售票员等。而男性角色较为丰富多样，基本上涉及各个领域，尤其是人们评价较高的职业领域，比如领导者、科学家等。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教材甚至存在着歪曲、贬低女性的倾向，比如将女性描述为目光短浅、毫无远见、爱慕虚荣、软弱、懦弱、胆小等特征的人。也就是说，学生从课本上主要学习的是男性的经历和成就，学习的是男性的优秀品质，而对于女性的成就则是知之甚少的，结果就形成了男性优于女性的偏见。

隐性课程在学校中的存在更为广泛，涉及到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于学生的影响更为深刻。第一，在人员结构上，学校的领导者往往是男性，而具体的操作者——教师则往往是女性，在中小学尤其明显。这就对学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即女性的地位是较低的，是一种服从的地位，适合从事辅、执行性的工作，而男性的地位较高，适合从事指导者、领导者的工作，这才是一种正常与合理的职业安排。第二，学校设施的男性化特征。从表面上看，学生处在同一所学校，面对同样的教师与同学，使用同样的教学实施、活动场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各项规章条例等无不散发着性别信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校服的款式，往往是不考虑女性特征，统一裁剪成适合男生穿着的肥肥大大的运动服。第三，学校男性化的教学方法。不可否认，男女生在认知方式上是存在差别的，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双方擅长不同的学习方法而已。一般认为，女生擅长合作互动的方式，男生则擅长独自思考，女生的描述性思维较好，男生的抽象思维较好，但是在课堂中，通常采取的则是适合男生的竞争式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更多的也是以男生更擅长的线条、图表等抽象方式呈现的。单从学习方法上说，女生就已经处于劣势了。另外，日常交往中的语言也暗示了性别的不平等。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常常被无意识地带到语言文字中。这些语言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通用语。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语言暗含着轻视、反对、讽刺、消弱女性以及与女性相关的事物，进而起到贬低女性的作用。许多与男性有关的词汇则往往与理性、成就等相联系，暗含一种赞扬、欣赏。这些带有性别暗示的语言在儿童的心灵深处扎根，并在交往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男孩往往被同伴讽刺为“娘娘腔”等，男性的优越，不尊重差异，表露无遗。

2.教师教育行为显示的性别不公正

教师作为社会文化的主要传递者，同时也是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偏见。这种性别偏见，有意或无意地在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体现出来。伍德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对于男女生的重视程度始终存在差异，一些常见的行为最为反复出现，比如：教师对于男生的名字比对女生的名字更清楚；与男生谈话时，教师有更多的眼神接触和关注的表情；教师向男生提出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教师对于男生的发言给予更长的时间和更重要的言语和非言语上的回应；教师在课堂上叫男生的次数更多；教师更愿意花时间与男生讨论问题；教师对女生的贡献更容易忽视或不屑一顾；教师经常会接着男生的话说或者鼓励男生发表评论，等等。[3] 教师的这些行为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是社会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但作为社会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教师的这种行为强化了性别的不公正，并将其传送给下一代。

总的来说，学校教育中的课程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机构、教育语言等方面都在彰显着性别的不公正，优化男性地位，贬低女性地位，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公正问题一脉相承，甚至在对此进行强化与传播。

三、走向性别公正的学校教育

学校中存在着性别不公正的问题是无需置疑的。学校作为传递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作为为社会培养年轻一代的教育机构，应该努力改变这种性别的不公正，以期去引起社会中性别不公正的变革。

学校的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修正学校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进而来消除学校中存在的各种性别不公正现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唤起学生对于现存性别不公正的意识。学校教育应该将性别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在学校教育中使女生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力求摆脱这种不利处境。这种对于性别公正的追求也需要男性的共同努力，学校教育应该使男生认识到社会文化对于自己有太多的偏向与要求，从而产生帮助女性摆脱这种不公正待遇的意愿，这种努力也是帮助自己实现公正的过程。学校教育的引导者教师只有明白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自我做起，消除自身所有的性别偏见，才能引导学生去追求性别的公正。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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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单摆模型

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追求是行政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公共行政实践的灵魂和核心，效率和公平这两大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追求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影响公平的实现，追求公平又可能妨碍效率的提高，所以二者常被视为一组相互对立的目标。树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引领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对实现政府高效运作、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效率与公平的单摆模型

从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至今，公共行政学已走过了125个年头，回顾公共行政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从l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到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再到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以及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追求呈现出一种从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的循环往复现象，就像物理学中不断来回摆动的单摆一样，如图1所示，本文将其形象地命名为效率与公平的单摆模型。

图1中的圆球代表公共行政学，图形的左侧代表效率，右侧代表公平，中间虚线位置代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当效率被过分强调而忽视了公平时圆球处于左侧较高的位置，此时圆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细线拉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开始向右侧公平摆动。同样，当公平被过分强调而忽视了效率时，圆球处于图中右侧较高的位置，此时的圆球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细线拉力和自身重力作用开始向左侧效率摆动，只不过不同时期单摆摆动的幅度和频率不同罢了，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的百年演变正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来回摆动的循环往复过程。

二、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关于公共行政学百年演变的阶段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法，大部分都是按时间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学界最熟悉当属武汉大学丁煌教授划分的六阶段，也有部分学者按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径来划分，如陈振明教授的三范式与巴瑞・波兹曼教授的二途径，还有学者按思想与流派划分，如竺乾威教授的四学派，本文采用主流的时间阶段划分法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其各自的价值追求。

1.传统公共行政（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效率至上

行政管理学界公认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后任美国第28届总统）在行政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立，在文中威尔逊强调强调对一般的组织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关心组织的有效性和效率。此后，卢瑟・古利克也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等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学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的价值基石。马克思・韦伯将官僚制看做是一种建立在权威和理性基础上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其不仅满足了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需要，也使得效率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

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受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其强调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对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学开始受到行为科学影响，认为公共行政应当把人看成社会人，通过发挥人的创造性来提高工作效率。20世纪40年代以后，公共行政管理思想又先后受到决策理论、系统和权变理论以及管理科学学派的重大影响，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但其追求效率的目标并未改变。此时的公共行政学处于图中1的位置，达到了左侧效率的高点，即将向右侧公平摆动。

2.新公共行政（20世纪70年代）：关注公平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现象，政府在决策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以德怀特・沃尔多为首的一批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将论文结集，于1971年以《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为书名出版。该书被认为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集中表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

新公共行政对传统公共行政效率至上的价值追求进行批判，认为公共行政应将公平、责任等价值注入公共行政过程，形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民主、责任、效率并存的价值体系。正如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社会公平是一组价值的前提，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此时的公共行政学处于图中2的位置，达到了右侧公平的高点，即将向左侧效率摆动。

3.新公共管理（20世纪80―90年代）：回归效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英美等国出现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其在《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门》一书中提出的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和绩效管理等概念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范畴。1991年9月20日，70多位学者在美国雪城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公共管理研究会议，会议确定了新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问题。这次会议标志着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构架基本形成。

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管理策略引入公共部门，把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能作为其价值追求。澳洲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经济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投入提供与维持既定数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效率就是公共部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效能就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符合政策目标的程度。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效率至上的价值追求，而是把传统的效率拓展为3E在内的全方位绩效，扩展了效率的内涵。此时的公共行政学处于图中3的位置，又回到了左侧效率的高点，但随即将向右侧公平摆动。

4.新公共服务（20世纪90年代至今）：重现公平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该理论认为，把公民当成“顾客”的观念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应把传统的对效率和业绩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回应性的关注上来。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掌舵而非划桨，而新公共服务则认为政府是服务而非掌舵。它重视人而不是生产率，它所强调的社会公平包括公共部门和公民两个方面，体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协商新关系。

新公共服务在兼顾效率与目标达成的同时，力图提升社会公平与责任，使公共行政具有适应性和动态弹性以更好地回应社会治理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新公共管理。但新公共服务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政府与公民的选择性协商机制会导致讨论过多而行动不足，多元化民主治理与治理者的关系的协调等。此时的公共行政学处于图中4的位置，再次回到了右侧公平的高点，不久就会向左侧效率摆动。

三、小结

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的百年演变呈现出一种从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再到公平循环往复的单摆模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行政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追求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并未忽视另一方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传统公共行政在遵循效率至上的同时也关注公平、责任等价值取向，新公共行政在强调社会公平核心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效率的价值，新公共管理在号召回归效率的同时也关注责任和公平价值，新公共服务在兼顾效率与目标达成的同时，更加强调其目的性，当公共行政学对效率与公平的追求达到两者平衡时，圆球将处于图中虚线的位置，此时圆球将处于稳定状态。正是由于关注的重点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来回摆动，才形成了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百年演变的单摆模型。

参考文献

[1]德怀特・沃尔多.公共行政学之研究[A].公共行政学（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周敦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商务印书馆，1997.

[4]丁煌.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与统一――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追求[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5]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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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丙戊酸钠治疗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体会

 

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期间常伴有冲动和攻击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日益受到精神科专业人员的重视。丙戊酸钠，是一种不含氮的广谱抗癫痫药，属GABA转氨酶抑制剂，作为一种情绪稳定剂被广泛用于躁狂症的治疗，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本文回顾分析我科2008年6月～2010年6月间住院用丙戊酸钠治疗的30例精神分裂症且具有攻击行为患者临床资料，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0年12月间我住院治疗具攻击行为、精神分裂症患者30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总分＞38分；外显攻击行为量表修订版(MOAS)评分总分4分以上。≥2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8周以上；排除脑器质性疾病，无严重心、肝、肾等躯体疾病、癫痫、药物过敏、白细胞减少史及严重的慢性衰退症状等。男26例，女4例，患者平均年龄(32.4±5)岁。病程(1～8)年，平均病程(4.5±3)年，住院时间0.5～3年，平均住院时间(2±0.5)年。

1.2方法 治疗以原用抗精神病药物维持不变药学论文，其中氯丙嗪15例，氯氮平8例，利培酮5例，喹硫平2例。加用丙戊酸钠，起始剂量为0.6g/d，平均剂量1～1.2g/d；

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4周用包括言语攻击、对财物的攻击、自身攻击、对他人躯体攻击4个分量表的MOAS各评定一次。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共18项，分别计算加权分及5个因子分，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4周各评定1次。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2周、4周末各检查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及血常规1次。

2 结 果

2.1治疗前后患者在焦虑忧郁、缺乏活力、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5个因子分比较无显著变化。30例治疗后MOAS比较：降至0分者8例，占26.7%，不同程度改善者10例，占33.3%，无改变12例，占40%，总有效18例，总有效率为60%。

2.2不良反应 加用丙戊酸钠后，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尿常规、心电图均无明显异常。5例（16.67%）患者在治疗开始的2周出现轻度胃肠反应，饮食差, 恶心，8例（26.67%）患者出现椎体外系症状，7例（23.33%）患者出现嗜睡、口干、头痛，4例（13.33%）患者出现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均经对症处理后减轻或消失。无因严重不良反应而停药者。

3讨论

有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的发生率更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往往与命令性幻觉、被害妄想、易激惹、猜疑、敌意和怪异行为有关；经抗精神病药治疗，大部分患者其攻击暴力行为会好转或消失，但对部分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疗效不是很理想。临床上常联合应用苯二氮革类药物治疗，可短时间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和激惹，但苯二氮茧类药物较快耐受、镇静和成瘾性的问题不易解决。有报道采用改良电休克(MECT)治疗可快速有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冲动攻击行为[1]。另外，神经松弛剂氯丙嗪、氟哌啶醇急性期应用虽有良好效果，但较易出现锥体外系反应。

近年来，抗癫痫药丙戊酸钠作为心境稳定剂被广泛应用精神疾病治疗中，丙戊酸钠可强化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2]。本研究结果显示：合用丙戊酸钠治疗具有兴奋躁动或攻击暴力行为、对抗精神病药物反应不佳的患者，有效率为60%得以控制或显著改善。Casey等通过多中心的双盲研究实验也发现，用奥氮平或利培酮合并丙戊酸钠比单一用奥氮平或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起效速度快、疗效好，可不增加抗精神病药的剂量，缩短了住院时间药学论文，安全有效，患者有很好的依从性。丙戊酸钠可强化不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单一治疗时无效，这些效应显然不能为稳定心境、减少冲动或抑制攻击所解释，而是改善了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如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本组8例以氯氮平长期治疗，仍具有攻击行为，加用丙戊酸钠1～2周后攻击行为得到控制。原因可能是合用丙戊酸钠后提高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疗效[3]，阻断了电压敏感钠通道，减少神经递质释放，强化了不典型抗精神病药阻断D2和5-HT2A受体的效应有关。本资料中加用丙戊酸钠后，检查血常规、肝功能、尿常规、心电图均无明显异常。常见轻度胃肠反应，椎体外系症状，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对症处理后减轻。无因严重不良反应而停药者。

总之，丙戊酸钠可强化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可不增加抗精神病药的剂量，安全有效，患者有很好的依从性，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杨孔军，刘铁榜，杨海晨，等．MECT联合治疗伴兴奋攻击行为的难治性分裂症的对照研究[J]．中国民康医学，2005，17(9)：485-486．

[2]左代英，吴英良.抗癫痫药物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应用[J].山东精神医学，2006，1（1）62-65

[3]贾晓．丙戊酸钠对氯氮平血液浓度和疗效的影响[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1）：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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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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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存在三个内在决定因素，即官僚制的高度发育、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西方各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学者们有着诸多不同的称谓，“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企业家政府”等。尽管它们的称谓不尽相同，却内在本质地一致，即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市场化方向、社会化方向的改革措施。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习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在于它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成功替换，使人们看到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巨大生命力。正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存在的种种弊病及新公共管理范式示范效应，使人们坚信新公共管理范式是未来公共行政的发展目标模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取代传统行政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在当代中国，这种思潮同样存在，将新公共管理范式作为未来中国行政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呼声不断。“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也面临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困境。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规模庞大。’，阴因此.我国许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新公共管理式的改革，把新公共管理范式作为未来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无法否认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就能够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不能从行政本身作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闻对一个国家公共行政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正如里格斯所言:“只有以生态学的观点—亦即从非行政的因素去观察，才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满以，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必须进行生态分析，找出其成功背后的决定因素，从而为我们对新公共管理模式提供更为深人的认识。

一、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三种范式

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在其(新公共管理的现状》一文中将公共行政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并相应地存在着三种公共行政模式，即前传统模式、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冈传统行政模式主要特点是“官僚制”，这是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层制为代表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行政机构的高效运作，正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它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广泛采用。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实践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IN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各国逐渐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逐渐显示出与社会的极大不适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原则都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怀疑和指责，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是政府众多问题的根源，公共行政遭遇严峻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公共部门中出现了针对传统行政弊病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新的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同时也使公共部门的管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着许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无论它的名称有多少种，都是在描述着同一个现象，即对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批判，主张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来管理公共部门.将市场竞争机制引人公共部门中，强调市场取向等等。学者们把这一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称为“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工业时期向后工业时代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公共部门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巨大的反差.便得西方许多国家纷纷开始构建新公共管理模式，推行新公共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成为一种国际思潮”。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行政模式的革新，更是代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建立，它代表着公共行政的发展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阶段。正如休斯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成。后者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传统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受到怀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的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分析

我们知道，传统行政模式是以“官僚制”为基础，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休斯把传统行政模式的特点归纳为七点:"1.官僚制，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方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3.官僚服务。4.在政治、行政二者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S.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唯一动机，为公共服务是无私的付出。6.职业化官僚制。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从传统行政模式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分工精细、任务简单、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工业社会，科层制模式的公共行政府和需要。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全球化日益加强，这都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新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社会变革的要求面前，传统行政模式却显示出力不从心。“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层制比较僵化、迟钝，而且使行政机构和公共预算总额产生最大化倾向，易于导致高成本、低效率，显然难以满足这些要求，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时代变迁呼唤着新的公共行政模式。”rug于是，新公共行政模式应运而生。 针对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来自四个方面:1.经济和政治因素将行政改革提到议事议程;2.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西方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的产生;3.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是西方行政改革的动力之一;4，传统官僚制的实效以及私营部门成功的示范性。ns}我们无法否认上述四方面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只是表面的。事实上，在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过程中还存在着根本决定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累则构成了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根本因素。或者说，如果缺乏这些必备的因素，即便存在上述四方面的所谓动因，新公共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这些因素是:I.官僚制的高度发育;2.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3.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首先，高度发育的官僚制是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直接因素。在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中，传统行政模式所遭受到的严厉抨击的起因便是高度发达的官僚制，这也成为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起点。事实上，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模式，不仅能够确保行政的统一性，更能维持行政组织的稳定性。但是，过度发育的官僚制使得行政组织变得僵化、迟钝，无法及时、快速地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后工业社会极不适应。于是，对官僚制的不满日益增加，同时对新的行政模式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新公共管理在对传统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进行抨击，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管理思想。所以，对高度发育的官僚制的抨击成为新公共管理的开始，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直接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讲，过度发展的官僚制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发起的导火索，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奠定了致变因素，为新的行政模式的产生埋下了成长的种子。

其次，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为新公共管理提供生存的土壤。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到后工业化社会时期，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市场经济已日趋完善。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市场成为社会中资源分配最为有效率的手段，市场已经成为政府之外的私营领域中的唯一分配主体。与此同时，在公共领域中，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政府其运行效率却是十分低下，与高效运作的市场极其不适应。正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人们反思传统行政模式。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私营部门取得了管理的巨大成功，市场经济使得私营部门走向社会的前台。另一方面，传统行政模式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为新公共管理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新公共管理正是吸取了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把市场规则引人公共部门。可以说，新公共管理脱胎于市场经济，同时它又回归市场经济，根植于市场经济。它的思想是来源于市场经济，它的主张又要依靠市场经济来实现。因此，无论从新公共管理产生的思想根源还是其主张的措施来讲，市场经济是新公共管理的生存土壤，离开市场经济，新公共管理便无法生存。

第三、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断强大是新公共管理成功的保障。我们知道，新公共管理模式主张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引人公共部门，主张民营化、分权和社会化。这一切的措施都是存在一个逻辑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强大的市民社会。在一个市民社会相对比较软弱的社会中，即便将一部分的公共权力回归社会，社会也是无法承担起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当然更不会存在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学习的可能。因此，市民社会的崛起和不断壮大，使得私营部门不断成长和壮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运作的保障。在市民社会相对强大的社会中，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私营部门也是高效运作的，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学习的可能性，只有私营部门成功了，公共部门才会有动力去学习私营部门。二是私营部门能够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只有市民社会的强大，私营部门才有能力承担起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市民社会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成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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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　价值中立　效率　现代性　正义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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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证成，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证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还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I[1013~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篇9

19世纪末期，马克斯•韦伯创建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核心理论——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其特点是：在职能专门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严格规定等级层次结构；运用规章制度清晰明确划分责权；人际关系非人格化；遵守严格的系统工作程序；以业务能力作为选拔提升的依据。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价值观念。

传统公共行政学获得了极大成功，为世界各国政府广泛采用。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官僚制行政理论的效率至上原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只重视效率，将公民当作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他们提出的改革主张是建立政府与公民对话、沟通、互动的机制，使政府能对公民的需求积极地做出响应，从而实现公共行政的社会性效率。

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以后，伴随着信息化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机构管理人员的服务品质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出现了以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政府干预；减少政府开支、鼓励私人投资；缩小文官队伍的规模；鼓励公司竞争及公共事务向私营部门转移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反思，强调调整政府和社会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之间的关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会事务的手段、过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政府的“掌舵”职能和“划桨”职能相对分离，将后者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民营化。［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报告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关心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方面的结果；高度集权、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为分权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的环境中，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决策更加接近第一线，并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反馈提供更多的余地；灵活地选择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场的方法，来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生产力目标的设定，在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竞争性的环境；强化国家核心战略能力，引导国家变得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应。

2西方公共事业管理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科学意义上的公共事业管理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把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门，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发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之研究》的论文，是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开始的标志。1911年，纽约市政研究局创办“公共服务培训学校”，美国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启动。1924年，“公共服务培训学校”迁到了锡拉丘兹大学，并与新成立的“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创办了综合性的教育与培训课程。大学开设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为公民社会的管理培养专职的优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们能够智慧地与公众打交道和在现代公共组织中有效工作—不论是在地方、州、还是中央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对公共事务研究的热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已成为很多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可以从国外许多知名高校设置公共事务专业得到证明，如哈佛大学的公共事务专业；纽约大学的公共、非营利事业管理专业；康奈尔大学的公共事务专业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对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推崇。美国的许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励教师和学生通过做项目参与社会实践，或到政府挂职，或鼓励边工作边学习的学生结合工作实际写策论，还聘请在管理岗位上的市政经理和部门领导为学生开课。美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培养目标通常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政府机关和非赢利组织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域的专业化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公共领域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美国开设公共事业管理课程的学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到目前为止，根据彼德森大学指南，美国有312个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个重公共管理方向，81个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原则和传统有三大重要理念：培养专业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务精神(publicservice)，强调实践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为美国最早的公共管理专业化教育课程体系，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课程，注意培养学员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统计方面的技能、经济分析方面的技能、预算和公共财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识技能。为此，该学院为学员开设了五类核心课程，分别是公共行政与民主类、统计分析类、经济分析类、预算和公共财政类、公共管理类。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学目标是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从事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员。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学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政治主张和领导艺术。

3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基本情况

1996年，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学崔运武教授，到国外考察公共事业管理发展情况后开始酝酿在我国高校建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1997年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分别向教育部报告，申请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列入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原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设立了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1999年在云南大学和东北大学首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以来，该专业发展迅速。到2000年，全国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大学生。2001年全国招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大学生的高校发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对这个专业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东北大学、云南大学两校通过四年的专业建设，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但由于各高校自主办学，特别是教育部对各省属高校难以控制。如此增长速度，可称得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

虽然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公共事业管理在我国仅有十年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可现实的遭遇和形势却使该专业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主要表现有：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差、专业方向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学生就业难等不少问题。其原因是各高校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认识不足，造成专业课程设置散乱甚至混乱；教学内容死板，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专业教材建设滞后、师资力量相对缺乏等。该专业目前的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专业缺乏明显特色，就业方向不明确，所培养的学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会对该专业的认识和了解也比较少。因此，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如何构建更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推进专业建设，进而提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竞争力，成为当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

4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科建设的改革途径

4.1变革专业意识，塑造服务意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善治理论指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这一核心之外，还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的职能除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之外，还需强调社会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服务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业单位，还应包括企业和相关社会团体。因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要强调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非政府性和职能的服务性。

4.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确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公共事业管理是社会组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协调发展，采取各种形式，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生产、调节和控制的过程。针对当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和模糊化的问题，在培养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内容面向公共领域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培养目标要强调注重公共服务精神，强调实践和操作，使之与当前经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也保障了本专业学生更好的就业前景。以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灵活制定培养计划。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人才需求的调研，结合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灵活的确定培养方案。另外，人才培养方案是动态变化的，在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进行全程就业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据就业市场、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结果，检验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对不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时修改完善。

4.3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各项技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具备较高的办事效能、实际策划、运用理论及操作能力，必须具有良好的思维创新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须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技能培养：一是社会调查技能。公共事业管理作为实践性应用性学科，其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其理论也必须适合于并应用于社会实践。能熟练应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步骤，使学生了解社会、熟悉公共管理的实际，市场运作技能熟练。二是社会适应技能。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能够应付各种社会变化，具有应对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心理素质。三是熟练的表达技能。包括语言讲述能力和应用写作能力，这也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作为社会管理的决策人员和主要参与者，其设想、方案等要通过语言和文字准确、顺畅表达出来，否则就会限制能力的发挥，无法履行管理职责。公共管理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有效地表达才能与人沟通，否则不会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将无法开展。

4.4强化实践教育环节。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因此综合的知识结构和管理素质是从事公共事业管理工作的先决条件。公共事业管理面对的问题涉及社会发展、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不同的层次，涵盖领域广泛。这就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学校要为本专业的学生创造各种时间平台。除建立相关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外，还可以开设电子政务、案例分析等课程，邀请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相关人员为学生提供讲座和培训；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开展好相关社会实践，学校与当地政府部门和有关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合作，建立专业见习、实习基地，并在学生见习、实习期间组织教师不定期进行指导、检查、考核，保证专业见习、实习有场所，有人指导，有人监督，不走过程，不搞形式；在学生中大力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周末参与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通过参与社会调查、科研能力培养和论文撰写，使学生社会调查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篇10

论文摘要:在付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社会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基础介绍的基础上，付该模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作以简要分析。

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重塑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以一种新公共管理行政模式(NPM)取代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社会动因

1、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浪潮深刻地影响着公共部门的管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变革公共部门的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竞争规律和形式。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正在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国家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具有比以前更高的效能和创新能力，而官僚制行政模式无法提供迎战全球经济竞争应具备的政府能力。所以，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挑战和压力构成了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2.官僚制行政模式所受到的抨击。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官僚制行政模式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辉煌之后，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与批判。针对官僚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价值与技术两个层面。在价值层面上，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层级制等特征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与民主的冲突。由少数精英控制的民主，在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技术层面上，官僚制行政模式已不再被视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在人们心目中，官僚制成为“官僚主义”的同意语，是低效组织的代名词。人们对官僚制的批判已蔚然成风，有人曾形象地说，在美国，“给予政府猛烈的一击，已经成为全民最热爱的运动”fzl

3.私营部门革新的压力。与公共部门的垄断性不同，私营部门长期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它们表现出很强的革新精神。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到，为了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地位，美国的私营企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下放权力、减少管理层级、重视质量、强调顾客取向等。美国的私营企业在这场改革中成绩斐然，比较之下，政府明显落后了。人们举目看到的是泛滥、犯罪猖撅和公共部门的冷漠、迟钝与低效，“与此相对照，私营部门之中却充满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两相对比的鲜明反差势必对公共部门形成极大的压力，促使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4技术变革的冲击。信息数据的收集与传递比以前更廉价、更快捷，并可以转化为绩效信息，这直接导致了管理的分权。由于信息可以共享并以一种即时的形式传输到各级管理者的电脑屏幕上，这就减少了对中间层次的需要，政府组织结构由此可以变得更加扁平。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的“办公室”概念，档案存储和大众沟通逐步实现电子化，人们处在一个共同场，所以彰显组织特性的必要性业已丧失，电子政府的概念应运而生。相比之下，依赖打字机和笔等传统技术的官僚制行政模式明显落伍。

（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1.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为了解决公众对公共服务递增的需求和庞大的财政开支之间的矛盾，西方各国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通过招投标制、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等形式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私营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来提供。而政府自身则集中精力于“掌舵性”的职能领域，如拟订政策、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标准、监督合同执行等，引导它们为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服务。

2.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技术。新公共管理模式认为，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在公共管理中广泛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如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引人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实行目标管理、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成本一效益分析等，以提高行政效率。

3.授权与分权。它既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授权和分权，也包括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组织之间的授权和分权。后者是当今西方行政改革的热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The Nexl Steps)，他们把政府各部的中下层组织转化为相对独立的“执行局”(Executive Agency)，执行局负责人对工作结果承担责任，并被赋予在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充分自主权。这就实现了上下级之间由隶属关系向契约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也由着眼于控制过程转向着眼于控制结果，体现了决策制定和执行相分离和分权化的趋势。

4、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模式反对官僚制行政模式重遵守规章制度轻绩效测定与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并对其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测定和评估，促使公共组织由原来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5.新公共管理模式把社会公众视为向政府提供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它认为，公共组织应坚持“顾客导向”(Customer Orientation)，认真听取顾客的意见，制定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并赋予顾客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

6.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改革。新公共管理模式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采取措施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的合同制代替永业制，实行以工作业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

新公共管理模式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上述内容外，加强对高级公务员的政治控制，非国有化，注重信息技术运用以提高行政效率等都可归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容之中。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上，如果说传统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两分法，那么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则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现代经济学理论，诸如公共选择理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就影响而言，公共选择理论无疑是当代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该理论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却颇具争议的基础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同所有人一样，是理性自私的人，其行为受个人利益的支配。同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利润一样，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如连选连任、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利、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等。而且，利益的驱动常常使政治家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会利用寻租机会收买政府官员，损害更大范围的社群利益，政府官员也会努力增加本部门的预算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其结果，政府日益膨胀并超过必要的规模，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取较大的分额，各种制度日趋僵化。这就使如下的措施成为必要:限制政府作用，缩减政府职能范围，将政策制定和执行分离开来，并限制既得利益者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引人市场竞争机制，以打破政府垄断:增加政府运作过程的透明度等。此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则是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有人把新公共管理模式又名为“企业型政府”，集中反映了该模式管理企业化和市场化取向。当前，广泛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已成为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罗伯特·达尔在《公共行政学:三个问题》中曾这样讲到:“对某一民族国家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做出的概括，不能普遍化并运用于不同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一种原则则有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框架，但是，原则的适用性只有在对那种特殊框架进行研究之后才能确定。”因此，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审慎的分析。

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相继步人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不同，目前的中国尚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具有弗雷德.W·利格斯所说的“棱柱型”社会的特点。而官僚制恰恰是工业化初期阶段最为合意的政府治理模式，官僚制所体现的科学、法制、理性、效率和可预见性也正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美国著名行政学者B.盖伊·彼得斯也同样认为:“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Lsl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除人事制度的部分领域外，中国基本全部接受了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此后中国一直在朝着理性官僚制的方向努力。然而，20世纪后期，与西方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念与方法开始传人中国，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相契合，加之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取得的成功先例，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中国行政改革开始面临来自传统与后现代的双重挑战，规则与弹性、过程与结果、政治中立与政治回应、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对立的价值观念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处于夹缝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致力于推进国内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要迎接来自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的行政改革因此呈现出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上的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经典意义上所提出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它更多是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企及。各个国家所表现的常态，要么是官僚化过度，要么是官僚化不足。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很大程度上肇始于官僚化的过度发展，其表现为政府体制的僵化、迟钝、冷漠与缺乏创新精神。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则是过度官僚化与后工业社会激烈变迁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在当代中国，由于体制的惯性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官僚制整体上尚处于发育不全的状态，其表现为:行政人员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的“身份取向”凌驾于“业绩取向”之上，行政低效与腐败等。因此，中西方在行政改革的措施选择上也就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在西方国家为提高政府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而大力提倡“解制型政府”时，中国却面临着“在规则的通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规则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的问题。当前，我们的法制建设还远未达到把执法者驱赶到“合法不合情理”的僵化状态，我们不可能在法制体系尚不健全与完善的情况下就大谈法制的过繁与过多，加快立法与严格执法仍是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的主要任务。B.盖伊·彼得斯指出:“改革模式的成功取决于解决的方法是否完全适合存在的问题。”中西行政改革面临基本问题的差异提醒我们在行政改革模式选择上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绝不可照搬照抄。

而且，更进一步分析，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实施尚存在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

1.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实施需要良好制度环境的支撑。然而，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法制制度尚不健全，对公共部门和行政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例如:由于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和严格的审计制度，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非但没有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还处于不健全、不完善和不成熟的状态，缺乏公平交易的制度体系和保证信息高度透明与自由流动的机制。私营部门在获取公共服务的政策与信息上与公共部门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如果缺乏上述制度的保证，私营部门要想长期在公共服务领域立足是很难的。

2社会力量发育水平的限制。新公共管理模式提倡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力量，这就需要一批发育成熟、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都较强的社会组织。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市民社会不发达，社会力量总体上还处于发育不足的状态，其脆弱的自我管理与自治能力使政府的职能目前还不能一次性“卸载”，而应首先采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的培育力度，然后在可能的领域里稳妥推进。

3.技术条件的制约。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以分权型行政组织取代等级森严的行政组织乃大势所趋，但其前提条件是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当前，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以前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否达到阿尔温·托夫勒所指的水平却也未可知。此外，新公共管理所要求的许多具体技术目前也很难达到，例如绩效管理，由于在复杂的组织与政策传送系统中测量个人贡献与工作成绩的困难，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在实践中就很难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