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学方向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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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语文 新课改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133-01

一、高中语文新课改使教学方法更注重以学生为本

新课程改革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目前的教育新形势而做出选择。在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教学方法滞后，不能很好的为课堂教学服务，制约教学成绩提高的现象。因此，对高中语文实行新课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新课程改革的侧重点在于教材和教学两大方面，而对于高中语文而言，教学方法的改革刻不容缓。从目前的高中语文新课改来看，新课程改革对教学方法的重要影响在于更加注重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出于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学方法需要以学生为本

在高中语文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最根本的学习需要是充分了解书本内容，全面掌握书本知识，并具备一定的语文技能，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以此为需求，根据这些需求选择教学方法，制定教学策略。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对学生的学习需要重视不足，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开展新课程改革以来，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学习需要，所以这是新课改对教学方法的重要影响。

2.出于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教学方法需要以学生为本

高中学生具有丰富的个性特点和性格特征，老师在制定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的提出，反映出了高中语文教学已经逐渐开始了人性化教学的转变，充分体现出了对学生个性特点的尊重。从这一点来看，高中语文新课改更有利于推动先进的教学方法。

3.出于高中语文教学的目的性，教学方法需要以学生为本

高中语文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全面掌握语文知识，具备一定的语文基础能力。考虑到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开展高中语文教学必须要注重成效，高中语文教学也必须要围绕着教学目的而展开。新课程改革推行以来，很好地关注了高中语文教学的目的性，要求开展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法，因此，对现有的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二、高中语文新课改使教学方法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方向转变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实际是一个老师启发，学生领会的过程，在这一教学过程中，要想取得积极的效果，不但要发挥老师的启发作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也非常关键。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角度来看，目前已经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当做了教学方法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这一有利影响，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方法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方向转变。

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是高中语文教学的必由之路

对于高中语文教学而言，学生的学习状态非常关键，如果学生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和学习状态中，老师的教学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不积极思考，也没有自主学习意识，只是消极的等待老师讲授的话，那么将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从教学结果而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是高中语文教学的必由之路。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成为了高中语文教学方法发展的方向

目前，随着高中语文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已经成为了教学方法发展的新方向。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现行的高中语文教学制度下，通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能够达到语文教学要求，能够满足目前的高中学问教学需要。所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势必成为高中语文教学方法发展的新方向。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符合新课改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方法的要求

在目前的高中语文新课改中，其中一项要求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让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获得更丰富的语文知识，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语文能力的提升。因此，对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我们要按照新课程改革的相关要求执行。

三、高中语文新课改使教学方法更注重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我们始终倡导要建立师生平等的关系，这不仅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也是改善师生关系的基本做法。在高中语文新课改中，对于教学方法的要求，推动了平等师生关系的建立，使教学方法更加注重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培养师生平等关系的意义在于，不仅有利于改善语文课堂气氛，更有利于推动教学方法的转变，使教学方法的制定更好的为语文课堂服务。此外，还有以下的积极影响：

1.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促进教学方法的积极改变

在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堂中，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十分重要。从提高教学效果的角度出发，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缩短学生与老师的心理距离，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老师的理念，使老师在制定教学方法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积极地尝试。因此，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可促进教学方法的积极改变。

2.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使教学方法更适应课堂需求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学方法必须与课堂教学相适应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才能满足课堂教学的需求。而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很大，老师能够根据课堂实际情况来制定可靠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培养师生的平等关系使教学方法更适应课堂需求。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了高中语文新课改对教学方法存在的三点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高中语文课程中实行新课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但有效推动了高中语文教学方法的发展，也对提高高中语文教学成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利用新课程改革这一有利契机，努力改变现有的高中语文教学方法，使其更适应高中语文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丽梅.论新课程改革下语文教学方法新思维[J].中国教育理论研究.201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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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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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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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媒介融合　通识教育　融合新闻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转贴于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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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

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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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介融合；新闻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9-0017-02

1 媒介融合趋势下我国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

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一般来讲，课程体系主要表现出一个专业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和配合。课程体系建设主要反映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要使得学生在具备坚实的基础知识的环境下，培养出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以更好的适应媒介融合变革新形势的需要。但纵观我国高校新闻院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尚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还存在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跨专业选课难，通才教育成空话。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的实质就是信息、文化的无边界传播，媒介融合使当代新闻传播涉及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将新闻专业教育放在通识教育这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已经成为了现在新闻传播教育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拓宽专业口径，让各学科建立融合，推进新闻传播教育向广博教育前进，形成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成为了新闻教育重要的课题。但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新闻专业教学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学生除了修完新闻学原理、中国新闻传播史、新闻采写等基本的专业课程外，还要学习一系列与不同专业方向相关的课程，留给学生自由支配和使用的时间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跨专业选课成了基本上无法实现，通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2）专业课程理论性强、实践性不足。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新闻学本科专业的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等都是借鉴老牌新闻院校，而师资多是从中文系中分离出来的，教学模式专业课理论性强，实践课程少，加上很多教师在业务课程教学和实践中，只满足于理论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际运用中的实践。另外，按照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崇尚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为导向的人事评价标准，高校的教师们大都忙于科研学术研究，无暇顾及也不屑于指导学生实践。倘若我国高校现行的这种教学评价体制不改变，重视实践教学就无法实现，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的构想也就只能停留在形式化的层面上；

3）传媒技术教育单一，难以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以“组合终端载体”为新闻平台的整体报道策划必将取代针对单一载体的新闻报道策划①。而这样的策划者，必须具有了解和掌握不同载体的介质差异和所服务人群的需求差异， 并能以这两方面的差异为依据， 确定报道选题并设计报道方案的能力。而在我国很多新闻学院，即便是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学院里对多种媒体技术的教学也是各自为政，鲜有交融。

2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针对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存在的以上问题，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改革：

1）以新闻业务课程为核心，广泛涉猎交融学科的相关知识。在媒介融合这种新的传播形态下进行信息的与交流，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各种思想、文化交融，各种有益的、有害的信息并存。作为新闻职业人，只有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辨别能力，才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信息中需找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发出权威声音引领舆论方向，而这种能力的形成，来自于对各种知识和文化的了解。只有在原有的专业课程的基础之上，广泛涉猎交融学科的相关知识，以“融合”来应对“融合”才能更好的适应时展的需要。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学生的课程中，新闻专业课程只占25%的比重，而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其他课程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5%②。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学生所要修的128 个学分中，新闻学专业课程最多只能占到44 个学分，而社科、艺术、自然科学和人文类科目必须达到65 个学分以上③。而在我们国家，很多新闻学院新闻类课程占到60%左右，即使在人大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像历史、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交融学科的课程也只是凤毛菱角，这种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足以满足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2）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走在前头的美国，各大新闻传播学院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学生参与媒体实践提供条件。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办有一张名为《布朗克斯节奏》（The Bronx Beat）的社区小报， 每周发行一次。总编辑是名女教授， 报社的编辑和版面设计均由学院的教授担任， 采访写作和摄影由学生负责，办报经费由学院支付④。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师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学院拥有真正的报社和电台、电视台。他们的副院长Brooks介绍称：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学方法同美国许多其他的新闻院校是不同的。他们拥有日报、商业电视台和电台等各种媒体， 学院的教师也都在这些媒体中担任编辑工作，这里给了学生第一份工作经验， 这样，学生们毕业之后比其他学院的毕业生就要成熟许多⑤。美国的新闻院校对教师的要求也包括实践指导在内，他们要求教师有较多时间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花在改作业上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间的若干倍⑥。在我国由于体制的问题普通高校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如此高端的媒体，但可以整合学校资源，在校内建设多功能、跨媒体、可融合的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可以以校内本来就有的校报、校刊、网站、广播站等为载体，对学生展开全方位的实践训练。还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将课内实践、校外实习和毕业论文等环节贯穿起来，实现教学、实践和实习的有机结合，使学生能更好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真正了解和参与媒体整个运作流程。在我国，现也有传媒院系在校内打造了类似媒体融合形式的“未来”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按照全媒体的运行规律，建设了多种媒体业态交融的管理系统， 在采编发的流程中提供了读写、编发、搜索以及整合相结合的管理界面， 使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站通过一体化的管理， 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 做到一次采集、多元， 而不再是各自相互独立的实验室⑦， 这为学校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加强多媒体技术科目的教学。媒介融合导致大型新闻集团的形成，一条新闻将要在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不同形式的媒介中播出，这就要求记者在采写新闻后能够生产出针对不同媒介的，恰当的新闻形式，所以，我们要对不同平台的新闻的采、写、编、评进行系统的学习、比较和训练，熟练的掌握这些技能，形成科学的、系统的新闻实务课程体系，培养全媒体人才。早在2003 年左右，美国300所新闻院校中就已经有50%针对媒介融合对课程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和改革⑧。在国内，也有个别学院于2007年开设媒体融合专业，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07年就新增了“数字新闻传播”这一方向，同时除了开设这一新的专业方向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还为所有的学生开设了两门业务性的专业课——音频视频内容制作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学生们通过这两门课程的学习，增强了对广播电视新闻传播业务和新媒体传播业务的了解，从而做到全面掌握各种类型媒介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闻学专业只侧重于印刷媒体的专业课程体系⑨。

“媒介融合”引入我国已是十年有余，在这期间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的新闻教育改革作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探讨，但现代新闻传播业是被高端科学技术和多种学科知识支撑的行业， 它对于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养、知识基础和业务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播日益大众化和国际化的今天，作为新闻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应该如何更好的培养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新闻人才，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探索和实践，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蔡雯，《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

②《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 蔡雯，《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

③《面对时代挑战的大学新闻教育》，邓炘炘，《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④《如何加强学界与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蔡雯，《中国记者》2005年08期.

⑤《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学模式探析》，蔡雯、周欣枫，《现代传播》2006年第三期.

⑥《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经典个案（下）》，蔡雯，《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

⑦《媒介融合时代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路向》，郑晓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2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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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名校；迁移教学法；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93-01

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CEUJ）和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Sciences Po.）毫无疑问是法国国家新闻工作者职业联合委员会（CPNEJ）评选出的全法13所新闻名校中的佼佼者，其中两校的“实践教学”以其形式之独到、内容之实用、方法之受用蜚声全球，而“迁移”教学法是其亮点。作为同样注重实践、实战、实际技能的法国新闻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只有将“迁移教学法”先进理念钻研透彻，且跟播音主持专业实践教学现状相结合，才能为播音主持专业实践教学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注重“全媒体”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的“迁移教学法”

始于1994年的“迁移教学法”被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喻为是一个“大胆”的教学法。它具体操作是：每学年将学生放置于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2008年在上海）、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当中，根据所在国家当下热点新闻确定一个新闻选题，在一名导师组织下5周内用法语制作一份日报、一期杂志、一期广播专题节目、一期电视专题节目、一个网络专题视频，回到法国后在法国国家电视3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络以及斯特拉斯堡地方报纸、杂志发行和播放。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的“迁移教学法”之所以“大胆”，一是在于将学生放置一个他们完全陌生且困难重重的环境，文化不同、语言不通、交通不熟。二是带队导师只负责解答他们的疑问，而不参与他们的选题、策划、采访、制作等一系列的实践，也不替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三是每一个小组的5名学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各自艰巨任务。每个小组确定一个新闻选题，每个人根据自己专业方向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或网络任一媒介开展工作，但同时又兼顾采访、外联、撰稿、摄像、编辑等工作。四是学生出发前已经跟相关媒体签订合同，各媒体承诺把这次制作的节目或出版的报刊、杂志根据合同确定的时间播出或发行。五是这次“迁移教学”是学生毕业前最后一个实践作业，只有完成它才有资格参加论文开题顺利毕业。如此，不难发现，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的“迁移教学法”最大的特色强调的是在陌生环境下进行“全媒体”的实践教学，即学生既能办报纸、杂志，又能制作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络节目；既能采访、摄像、编辑，也能现场报道、现场评论、配音、写稿甚至开车。

反观播音主持专业的实践教学由于资源、办学经验、经费、生源、设备、师资、教学理念等情况相差甚远造成重点院校和地方普通院校在实践教学改革步伐也相对悬殊。重点院校早已突破旧有“模拟”模式转向“校台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而地方普通院校依然沿袭着旧有的寒暑假学生自愿联系媒体实习（或见习）的实践模式。在此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知不觉中被时代所淘汰，只能跟在地方媒体运作现状后面亦步亦趋陷入一种“地方媒体意识”而不能自持。这样的“人才”在广播电视传播领域既谈不上“一专”，更谈不上“多能”，在重点院校实践教学改革成功案例中，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与云南电视台开展的校台合作实践教学模式是其中的亮点。但是，相较于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实施近20年的“迁移教学法”而言，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教学形式仍给人一种课堂和模拟训练延伸的感觉，而不是刻意营造“完全媒体环境”氛围，学生依然在心理上“依赖”教师；另一方面，媒介范围仅局限于电视一种媒介且人数过多，学生仅能参与到整个节目制作链条仅有的1-2个环节，使得“培养策划、采、编、主持能力合一的高级广播电视人才”成为无的放矢的空中楼阁。当然在时间短、任务重、人手缺的情况下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牵头迈出的与电视媒体全方位合作以此推进实践教学改革这一步，是我国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跨出的一大步，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实施的“迁移教学法”其中先进的理念值得我们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与借鉴。

二、注重国际合作、网络平台的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迁移”实践教学法

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的“迁移”实践教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政治”领域的选题且在多个“城市”调查，比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际，新闻学院学生辗转波兰、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中心进行实践教学；2009年和2010年的11月到以色列多个城市进行国民议会选举调查；2007年2月到柏林调查采访德国总统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后的施政理念等等。第二，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在实践教学中非常重视“网络媒体”，注重教授最先进的数码技术和理念。一是高瞻远瞩，紧紧抓住当下全球最炽手可热的媒介――网络，又与最炽手可热的搜索引擎谷歌合作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正如它的的培养目标说的“培养有创新能力、职业道德，懂数码会评论的记者”，他们相信掌握“数码技能”是未来记者必备的能力。二，放眼全球，博采众长。不管与哥伦比亚大学哦新闻学院合作还是让学生到全球各国实习，亦或是做“迁移实践”，如此，学生的眼界也极为受限。虽然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西北大学等院校已经与台湾世新大学开展交换生项目，但这仅是学术上的交流，倘若能与台湾当地媒体进行实践教学合作，教学效果会有质的提升。网络媒介一直是播音主持专业不够重视的媒介平台，展望未来，放眼全球，网络媒介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寻求与网络媒体实践教学合作点，真正让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在动手能力上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应该作为未来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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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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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