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征文范文
时间:2023-03-25 19: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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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行政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从内容方面上进行分析,通过对行政法学十几年来的回顾,可以看出随着行政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对管理论、公共权力论、平衡论、控权论、服务轮和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研究,并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也进一步展开了深化,强化行政法律的关系,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逻辑,从而构建出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体系,随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行政法的本质特征也得到了认识上的发展。在9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相关讨论,在行政法治原则中形成了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相结合。在“依法治国”观念确立为宪法原则之后,依法行政的原则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尝试将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进行区分,从而深化法治行政的关系。并且学术界也对国外行政法原则进行了相应研究,并从国外行政法原则中进行引用,从而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进行补充,使得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结合,完善了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在行政法学基本原则研究的基础上,行政主体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反思,行政组织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便有了行政机关范式与行政主体范式之分,行政主体范式在90年代后处于主导地位,与其他行政机关反省相比,更能够确定行政行为效率,并对行政法律责任能有明确的归属。但随着学术界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研究和反思,对行政主体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究,并认为行政主体理论自身存在逻辑矛盾,与行政诉讼资格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学者运用西方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相关理论进行调整,并逐步开始复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但整体来说,仍然较为单一。行政行为理论在近十年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丰富和发展,将行政处罚作为重点内容,并在后期更为关注行政许可与行政强制的行为,传统行政行为研究的深入,使得抽象行政方位得到关注,在前期重要争论行政立法性质,后期则对行政立法的等级效力与程序规范展开研究,并开始反思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及控制,在这一段时期内,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并强化了行政行为分类、定义和效力等方面研究。并且随着行政方式的多样化,学术界也对传统行政行为进行到了深化研究,开始重点关注非强制政府行为,并关于行政指导、政府采购与行政合同出版了大量论著,使得人们更为深入的认识到当代行政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对西方行政法治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自90年代之后,我国丰富了对外国行政法的介绍与研究,并开始全面介绍和研究各国成熟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国的行政法学界也明确的认识到,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应做到传统与创新并重,也并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行政法制度和理论,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从而研究我国法学传统与西方法学传统的不同之处,再对西方行政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引用。
二、分析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的行政法学研究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但通过对现有研究现状来分析,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现象较为突出;部分行政法学研究具有粗放式的特点;并且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行政法学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研究视野较为狭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根据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及不足,对我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进行结合,从而展开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意见。
(一)开拓研究领域
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较为突出,并且更多研究领域仍需进一步深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者应当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行政法学研究进行纵深发展,从行政指导、行政组织、宏观调控行为和行政许可等问题进行强化。并且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应当对新问题进行关注,从而拓展全新的研究领域。
(二)勇于创新
篇2
指导老师:李兴中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温馨和谐的环境中,希望世界充满爱!其实,这并非高不可攀,难以实现。只要人人都学法用法,遵纪守法,那么,这种温馨祥和的气氛,就会时刻萦绕着我们。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在对外交往中,法律也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作为21世纪主人的青少年朋友,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振兴中华的需要,也是维护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需要。
那么中学生为什么要学法,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有关涉法的真实案例,从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案例一:只想找回我的狗,不曾想犯罪了。大学生刘某买的两条狼狗丢失。刘某怀疑是邻家小孩狗娃偷的狗,便用拴狗的铁链把狗娃绑回家中,关在养狗的铁笼里,逼其说出狗的下落。三天后狗娃伺机逃脱并报了案。司法机关依法以非法拘禁罪将刘某逮捕归案。在监狱里,刘某回答记者问题时说了标题中的那段话。面对这样的表白,我们感到:一个大学生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犯了法还不知道。但法律是无情的,等待他的将是几年的铁窗生涯。
案例二:上网的害处。未成年犯小陵(化名),小学毕业后在同学的引导下渐渐迷上了上网玩游戏,开学后刚上初中一年级就经常逃学、旷课,与同学结伴去网吧。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拖欠网吧的上网费太多,网吧老板不同意其继续玩,小陵就象生了病。为了能继续上网,小陵和自己的上网同伴决定去抢点钱来。他们在一个台球室抢劫一名学生的钱没有成功后,便将他的自行车抢走,并假意带这名学生到一个公园去玩,想再次抢劫其身上的钱,被公园的保安发现,扭送至派出所。小陵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今年 8 月投入河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改造。
案例三:在校大学生张亮维权案 。某在校大学生张亮收到家信,得知家中跑运输的汽车被同村田某偷开翻入沟中,修理费花去 2000 多元,停运损失达 1500 多元。田某坚持只付修理费,对其他损失概不负责。张亮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回信告知家人,田某侵害行为造成的损失包括:现有财产的损失,如修理费;失去的可得利益,如汽车正常运输时的纯收益。于是建议到法院。最终张亮家人胜诉而得到赔偿。
篇3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核心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参考目录:
⑴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整和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2)
篇4
关键词:网络文化中职学生影响措施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网络文化迅速形成,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左右着当代中职学生的成长。网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使他们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为中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娱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事物有利必有弊,网络给学生带来了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网络上的内容拥有多元化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观、价值观、宗教观、道德观强烈的撞击在一起,加上网络无序、虚拟、隐蔽的特性和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导致部分中职学生出现了思想混乱、道德感弱化、责任感下降、网络成瘾等问题。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探索网络环境下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正视问题,正向引导,对促进中职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文化的积极影响
1.改善人际交往关系
网络文化为中职学生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通过网络可以实现与众多素不相识的人广泛交往,大大地丰富了人际交往的渠道。虚拟世界能够满足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愿望,相互之间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所以网络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职学生的性情,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变得平和,缩短了心理距离,特别在缓解心理压力,调节同学之间关系等方面,更显示出优越性。
2.拓展知识视野和思想空间
网络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的共享局面,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接
触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鼠标一点就可以获取自己喜欢的各层次、各专业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极大提高了未成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现代意识,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其思想观念的更新,为他们全面了解社会开辟了新的窗口。他们可以在网络上了解到书本上、课堂上所没有的新知识。网络文化的全球性与超越时空性,让中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人和事。
3.提高了综合素质
网络文化大大提高了中职学生的知识占有量,增强了其思维的多样性、灵活性。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触网络文化,有助于知识的及时补充与更新,可以改变以往接受知识的滞后现象。网络实现了人类文化的互补。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载体,更为文化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网络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刺激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出他们创新意识和探求新知的浓厚兴趣,为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及机遇。
二、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
1.价值观取向多元化
网络的多元化,对中职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的冲突、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价值选择更加困惑。学生在接受时会感到目不暇接,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囫囵吞枣,有时甚至饮鸩止渴,最终导致丧失是非、美丑的判断标准与判断能力。较大地影响了学校德育育人的环境,使青少年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面临很多新的困难。
2.人际交往的亲和感下降
网络提供给我们新的情感沟通方式,而中职学生恰恰容易在这种交往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和终极关怀,从而陷入“网”中,产生虚拟的依赖感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一旦出现网络交往的失败,往往容易对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产生怀疑、敌意甚至悲观的态度。因此,长期通过计算机做媒介与人交往,容易导致无视幸福存在、精神麻木和道德冷漠的现象。
3.道德意识呈现弱化趋势
网络文化可以使学生以虚拟身份在网上选择信息,参与活动,发表言论。网上行为空间的自由度大于现实社会的自由度,网络中暗藏的大量不健康信息和网络相关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够有力,技术支撑不强,这些情况极易导致少数中职学生道德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下降,使道德失范现象严重。这些孩子往往认为观念“越新、越奇、越异”就越好,对谈论理想、信念以及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等观念毫无兴趣,甚至认为是“不识时务”。久而久之,这些人的道德品质不但会失去“本”,而且会丢掉“根”。
三、应对网络文化消极影响的措施
网络使得青少年与世界联系更加广泛,网络文化对正在成长的中职学生来说,其影响力正处于初期,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网络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1.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充分认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网络上的非强制性的,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方法,将其渗透在校园文化的各项活动中,达到教育目的。让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学会鉴别,学会选择。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络,校园网为学校德育工作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健全校园网,高度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有利于中职学生在网络时代健康成长。
2.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提高中职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认知能力,减少网络不道德行为,特别要发展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随着网络文化不断渗透,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把网络道德教育作为日常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网络道德知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健全学生网络道德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的网络社会,都需要法律和道德来规范。
3.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文化
篇5
一、深化思想认识,在增强公务员学法用法的内动力上下功夫。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上的到位,才有行动上的自觉。从公务员学法用法的现状来分析,既有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思想认识有偏差,“我要学”的自觉性不高,依法办事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为此,要从深化认识入手,解决内动力问题。首先要引导公务员认识到学法用法是落实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从本质上讲,依法行政是新时期如何按照党的根本宗旨,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群众、政府管理与市场经济机制、行政公权与人民大众私权的关系问题。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务员,要真正把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依法行政的具体工作中,就必须学法、懂法、守法,强化为国执法、为民执法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处理各种矛盾中坚持依法公正、公开、公平,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引导公务员认识到学法用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胡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市委杨书记强调,无锡要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可见,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作为公务员,只有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才能履行职责,干好工作。从当前社会矛盾的性质来看,虽然大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如果不能及时依法处理和妥善解决,就可能使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利益矛盾转化成为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的对抗性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所以,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平安、促进社会和谐的层面上来思考,努力创造自觉学法用法、严格依法行政的良好局面。第三要引导公务员认识到学法用法是促进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大量实践表明,改革开放要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序运行、健康发展,需要法律的调控、规范和保障,需要广大公务员更多地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转变哪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方式和管理模式,学会运
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处理经济事务,协调各种矛盾,自觉依法行政。同时,公务员在履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责中,可以更好地运用
法律武器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第四要
引导公务员认识到学法用法是提升行政机关形象的重要举措。行政机关直接面对社会和公众,服务对象是广大的普通百姓,作为公务
员,你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体现个人的综合素质,更是代表一级政府、反映一个部门的整体形象,依法办事的水平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声誉,
依法办事的结果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公务员一定要强化学法用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牢固树立权力
就是责任、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防止和克服由于不懂法、不守法带来的“越位、错位、缺位”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发生,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机关的威信,树立良好的形象。
二、严格落实制度,在增强公务员学法用法的约束力上下功夫。
制度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强制性。经过20 年的普法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创建了一系列管用的制度,对推动全民普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人大加强对拟用干部任前的法律知识考试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真正做到不懂法者不为官;组织人事部门建立起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档案,把学法作为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有的单位把公务员学法列入年度工作规划,作为重要内容全程跟踪考核;还有的定期组织检查考评,及时通报情况等等。对于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定要一以贯之地坚持抓下去,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制度,以制度创新推动公务员学法用法落实。针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这里着重强调两项制度。
(一)严格考核制度。现在有的单位、部门虽说建立了公务员学法用法考核制度,但执行过程中不够认真严格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上级提出要求了考一考,领导想起来了考一考,比较随意,缺乏规范性。为此,一定要针对本单位公务员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完善考核机制,除上级或主管法制宣传教育部门统一组织外,各单位每年至少要组织一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考试,做到全员参加、全程监控、严肃认真,并建立档案做好登记。 (二)要严格奖惩制度。实践证明,把奖惩机制贯穿公务员学法用法全过程,做到学法用法的优劣与公务员的奖惩结合起来,与公务员评功评奖、晋职晋级相挂钩,是一种很必要也很管用的办法和手段,关键在于落实起来是否“顶真”,不搞“下不为例”。如果坚持做到真奖真罚,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否则,只能是当口号喊、当标签贴的形式主义东西。因此,奖惩严明是促进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不断深入的有力措施之一。
三、狠抓领导干部,在增强公务员学法用法的带动力上下功夫。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结这几年学法用法的经验做法得出,哪个单位领导重视、模范作用发挥好,哪个单位的普法工作就有声有色、扎实有效,反之就流于形式走过场。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带头学法用法,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营造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一是要带头学。有的领导干部对学法不感兴趣,缺乏自觉性、积极性,往往以工作忙、事情多作借口,要么经常不参加法制教育,要么仅仅报个到、登个记,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被动应付;还有的喊起来响当当,做起来静悄悄,表里不一,极大地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带好头、作好表率。二是要带头讲。建立落实领导干部讲课制度,除上级安排法制讲座外,各党委、党组成员每年至少要上一次课、讲一次法。这样做既能促使领导干部本身认真学习、钻心备课,又能调动大家学法的热情。三是要带头考。领导干部不能只当考官不当学员,要放下架子、一视同仁参加法律知识考试;要克服让人替考、叫人的弄虚作假行为,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做自觉学法用法的模范。
篇6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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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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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发展至今表明,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融汇各学科领域的知识成果才能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在更广阔的定义和更强的使命感的召唤下,必然要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展现柔性技能知识的行政管理学只有具备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才能产生行之有效、富有开创性并具有影响的理论。所以,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采用各学科知识后的综合发展。行政管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着其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成果和分析方法来应对。行政管理学教育离不开处于高级知识层级且与之紧密联系的法学方法论的支撑。我们发现,西方在管理思想发展上颇有成就的大师,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有着不朽的建树,知识的融通和多样性发展说明二者在学科的哲学思维上一脉相承。法学方法论具有规范性,法学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必须进行严格谨慎的推理。具体到可被借鉴的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问题的思维,以法律中的程序正义为追求,树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标杆,还应当深入思考事件和决策的法律意义。其次,还应在追求法治的价值角度上,让学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纠纷的法律技能。服务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预示着行政管理学需要不断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即不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业的行政管理中都开始运用法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学摒弃了静态主义研究模式且面临更多待解决问题的今天,其与法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赖实体规范。他还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理解其行为的命令精神。可见,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不再仅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应当与要承担起捍卫人民、个体尊严、社会公正的责任的实践呼应起来。在不断强调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借鉴法学不断追求从程序性问题上展开思考,让学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绩优性之外还要理解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利义务的合理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知识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补互促性的当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的互动。虽然处在不同的学科划分体系,但是行政管理学教育中必须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因为从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各自的完善对于彼此的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依赖,社会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与兼顾法治与管理、公平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法律的控制框架。具体而言,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如何管理内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行政法学知识的渗透则为行政管理学在保障基本权利上完整覆盖社会公平的含义,行政法学从着手阐释行政权限的范围、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侵害的救济。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等都是可以从法律思维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政府与社会开始呈现划分模糊的趋势,而同时诸如协会、行会等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第三方机构”的出现都需要行政法对相应机构的地位性质、权力来源以及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给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断被提及和参照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多方行使已经日益明显而迫切,也都为法学视角下的行政管理学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师队伍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学教师参与,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学在内的相关法学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公务员法等作为必修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桦指出,应当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学为主,以调整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学科为辅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体系。在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已经采用法律思考途径开设课程的影响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更应思考将符合中国政府体制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公共管理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法学基础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通过法律途径思考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础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维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规则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这对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行政管理人才至关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业行政管理也应在行政管理学中有一席之地,企业行政管理教育同样离不开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实践。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内部组织的技能,还需有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这包括关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适应;其次,法律制度制约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和作用,管理的决策不能忽视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已经运用法律方法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当代管理者愈加离不开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未来,企业模式的转变将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与法学的互动带来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学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应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学在内的多种知识,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需要。
三、实践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用法律思维和应用法律技术对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相对于单纯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而言,实践课堂注重讨论、发言甚至辩论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这有利于学生真正学会从法律思维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亦可应用管理知识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项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一样,难以突破形式大于内容的瓶颈,更难以看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块时,在建立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应将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李邵平,何晓华在谈到面向公务员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论关注点,值得在行政管理学实践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体的执法问题、相对集中处罚权问题、职能交叉的执法问题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闭门造车又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会在纸上谈兵中得到解决。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学科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实践的复杂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项目中,应当综合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和热点,设计有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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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孟的“学思结合”思想
孔子重视学习,也重视思考,主张学思结合,其学思结合的教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话虽简洁,内涵却丰富有见地,揭示了学和思的内在联系和辨证关系。“学而不思则罔”强调思考的作用,只知读书却不会用脑思考就会陷入困惑、惘然无所得,孔子强调读书必须思考,要求学生多听、多思、多问,即“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既要多闻多见,又应随时发现问题,有存疑的精神。孔子主张:“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尤其是“疑思问”,在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生只有认真思索,才会产生疑惑,有疑则生问,有问则求解,通过对答疑解问的探索,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见闻,还培养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而不学则殆”着重学习读书的重要性,如果不读书只是空想,怀疑不安在所难免,就会使人精神疲惫,只思不学也是有害的。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重视好学、乐学,他认为好学应该表现于实际行动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实他好学还不够,还要乐学,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不仅对学生这样要求,自己也是一个沉醉于学习而不知疲倦的人,《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综而述之,孔子重思重学,认为学思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是学中有思、思中促学的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只有将学习与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思结合”思想,他不仅主张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而且主张学生善于思考,在思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对学生而言,学习时只有善于思考,才可能达到融会贯通、心神领会的境界,才可能取得较大的学习成就。孟子认为,学思结合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怀疑圣书圣言的过程,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对前代文献典籍和已有之见,不轻信,不盲从,经自己的思考而有所弃取。孟子还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把孔子所重视的“阙疑”精神向前推进一步,不是提倡怀疑一切,但“疑”与“思”有一定联系,不疑则不思,在这个意义上提倡怀疑,是启发思维的起点。孔孟的学思结合思想启发我们: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善于学习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善于思考的习惯,更要培养他们敢于和善于怀疑的精神和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要让他们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思维,这与语文新课程的“思考・领悟”、“质疑・探究”阅读目标相吻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重读孔孟的学思结合思想,对于指导新课程的语文阅读教学仍有深刻的启示。
二、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一)在学“问”中启迪思维
阅读教学不是要引导学生探求对文本的解读结果,而是要关注学生在阅读文本时感受、思考的经历过程,在学“问”中启迪思维。李政道说:“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教学究竟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是教给学生知识还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教学材料及其蕴含的知识被误解为目的本身,而学生思维的发展几乎成为“教学的荒地”。我们要培养学生善于问“苹果为什么掉在地上”,而不是使他们只拥有“苹果是掉在地上”这一知识。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们都有启发学生思考的意图,常常提出一系列“连接紧密”、“环环相扣”的细碎问题,让学生在课本中寻求既定答案或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教参教案上的预设答案,当学生的回答与教师心目中的标准答案有出入时,教师常因其“不准确”或偏离了教学目标,亦或课堂时间有限等原因而不置可否或不加理会;而当学生的答案吻合教案上的预设答案时,教师往往显得兴高采烈并对其大加赞赏。学生都有希望被肯定、体验成功的愿望,教师这种只肯定“标准答案”的反馈行为必然会强化学生去寻求统一的既定答案的行为,使阅读中启发学生思维的过程变成学生揣摩教师教学意图的过程。
孔子很重视学生问,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无未如之何也已矣。”孔子的教学是答问教学,学生提问,孔子回答或组织大家讨论,讨论解决不了,就请教在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正如孔孟的“学思”思想所示,要培养学生敢于问、善于问的勇气和精神,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创新,才能将学生引领到人类精神的纵深处,于寻常处见出不寻常,“忽于湖底见青山”。新课程的语文教学倡导思考领悟、发现创新,阅读教学应成为学生“研读文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促进认知”的循环过程,从而达到阅读促进人的发展的真正目的。在阅读教学中,尝试鼓励学生自己提出疑问,在对文本具体解读后,留出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质疑问难,既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又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例如笔者教学《天上的街市》时,在朗读初品了诗歌后,没有按惯常的学生循着教师的提问理解文本的教学过程,而是鼓励学生从自己的阅读体会中思考质疑,品味诗歌。学生们思维活跃、发言积极踊跃,提出了诸多有价值有创意的问题,其中很多都能促进对文本的深入理解,令人惊喜。兹举几例:1.天上的明星现了,为什么是“点”着无数的街灯,而不用“亮”着?2.诗歌短小却用了四个“定然”,一个“定”,是否嗦,抑或别有用意?3.天河为何变成了“浅浅的”,而不是“深深的”?4.修饰流星的量词不用“棵”而是“朵”,是否诗人笔误?5.将“你看”“不信”后的逗号去掉,感觉朗读意味有不同,请老师指导。6.“课文简析”中说诗歌的主旨是表达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我认为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老师怎么看?……这些对语言、主题,甚至是标点的思考无不闪烁着学生个性思维的火花,将来源于学生的疑,交予师生共同思考讨论、交流情感、碰撞思想,以问引读,以问促思,使阅读课堂由机械的“训练场”转变为学生思维的“绽放地”。
(二)在“争鸣”中促进思维
袁振国教授说过:“文科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是内心情感的流露,是个人见解和智慧的展现。文科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获得这种感受,体验这种情感,理解这种见解,转化这种智慧,最终形成自己的丰富的精神世界。”①阅读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引导学生感悟文本、升华情感、抒发生命体验的过程,语文不同于理科的对科学真理的归根究底、对精准答案的孜孜以求;语文教师不能跟随理科教师“求甚解”的步伐,而应该以悠闲漫步的轻松姿态引领学生步入理解的“多岔道”,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激发学生个性思考,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法国文学家法格说过,读书就意味着和别人一起进行思维,剖析别人的思想,剖析与自己雷同或对立的思想。“学习”只能浸润于“差异”之中才能成立。在“差异”中重新编织营生的意义和关系,才是“学习”的本质所在。②以这样的学习观指导阅读教学,就应该尊重个体的认识差异,在阅读课堂中要营造民主平等的对话氛围,改变过去“教材主宰教师,教师主宰学生”的倾向,让每一位学生成为对话中的平等成员,尊重差异,宽容失误,激发思考。
孔子是一位带着问题来启迪学生思维的老师,他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如孔子曾公开批评过其喜爱的弟子颜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他主张:“当仁,不让于师。”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启示这我们:阅读课堂上不能对学生的观点锱铢必较,学生的独特见解闪烁着他们个性思维的熠熠火花,要创造开放的课堂氛围,激励学生各抒己见,勇于质疑,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对于老师、教材、教参,学生们要不唯师、不唯上,善于探异求新,获得新的体验、新的发现。例如笔者在教学《伤仲永》探究文章主题时提出问题“仲永由天资过人的神童沦为平庸无奇的‘众人’,谁之过?”,学生们经过思考探究,激起争鸣。有学生认为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与邑人,不使学”,父亲的目光短浅、贪图钱财让仲永失去学习的机会;有学生则认为过错不全在仲永父亲,而在仲永自己,因为仲永十二三岁时只是“不能称前时之闻”,这时他若发奋学习,还是有成才的机会;有的学生更是认为邑人要承担责任,“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是这种盲目追捧的世风害了仲永。经过学生思维的碰撞,《伤仲永》的主题丰富了,有后天教育对人成才的影响,有自己主观努力对成才的作用,也有针砭当时家庭与社会不重视人才培养的时弊等等,这些理解远远超越了教参解读的一种结果。让学生“百家争鸣”,使课堂成为学生的论坛,这样不仅突破了阅读教学的平面化,也开掘出促进学生思维的有深度的语文课堂。
(三)在“合作”中拓展思维
阅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生与文本、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对话过程,但一些阅读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成为阅读教学的主要形式,有时甚至是唯一形式,“在课上禁止学生的交往;在课上学生虽同处一室,但他们的活动是各自孤立地进行的,因为每个人均只为自己学习和对自己的学习负责”,③生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往、沟通、互动和合作,学生成为集体生活中的“单干户”和“孤独的个体”,这禁锢了学生思考的集思广益,也束缚了学生思维的纵深发展。新课程倡导合作学习,课堂教学要建设“学习与生活共同体”,为“互动、互补、互助”提供舞台,学生们在其间合作学习,拓展了思维的深度与广度,正如英国作家萧伯纳说:“两个人在一起交换苹果与两个人在一起交换思想完全不一样。两个人交换了苹果,每个人手上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但是两个人交换了思想,每个人就同时有两个人的思想。”
孔子主张多交友学习,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乐多贤友”,要利用“三人行”的机会多察、多思,促进自身的发展完善。今天的合作学习就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与友合作能汇集多角度的思想,突破个人思维的局限、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建构解决问题的策略。阅读教学中,合作学习不应热衷于活动气氛的表面热烈、活动形式的花俏多样,而实际上有名无实,有形无神,没有真正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思维碰撞。语文教师不要交流文本中现成的、相对固定的知识,或流于表面的感受,应选取对文本理解有分歧,或答案开放不唯一,或具有知识的广延性和思维的深刻性的问题作为合作学习的内容。例如在教学《孔雀东南飞》时,组织学生合作学习探讨男女主人公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学生们群议后决定从三个角度分组合作:刘兰芝、焦仲卿自身原因;焦母的强弃、刘兄的强逼;封建礼教与“情”的矛盾。学生们阅读文本、查找资料、合作探究,如对于焦母强弃兰芝的原因,学生们合作整理出了众多观点:无子嗣说、恋子情节说、感情隔阂说、嫉妒恼恨说、门第观念说等。在有效的合作学习中,创设思想自由驰骋的环境,起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产生了高于个体先前认知水平的新思维,即引起了学生彼此思维的有效碰撞,加深了解读感悟,激起了头脑“风暴”,优化了阅读教学效果。
孔孟的“学思结合”思想对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此,我们应更深入地理解体会并更好地指导语文阅读教学。“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问、争鸣、合作”,学生只有边阅读边思考,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才能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思维的碰撞,实现对文本的理解和建构,学生的思维思想才得以发展,阅读的意义才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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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佐藤学著,钟启泉译:《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篇10
(一)理论考试评价
统一对两组学生进行理论测试,成绩以百分制评分。与传统教学比较,P<0.05
(二)开题报告评价
对两组学生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开题报告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以优秀、合格、不合格表示。与传统教学比较,P<0.05
二、讨论
(一)循证医学指导下CBL教学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GreenML将循证医学描述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的结合制订出患者的治疗方案”。现代医学教育因为循证医学的出现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循证医学应用于临床教育时,会提供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自我教育学习方式,其基本的解决步骤包括:依据临床病历资料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提出的问题寻找最好的临床证据;评价证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和临床专业知识将现有最好的成果应用于病人的诊断及诊疗决策中。循证医学可为多因素疾病的预后及有效治疗提供有力的指导,众多研究者认为循证医学是临床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必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经验医学。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模式是基于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模式发展而来的全新教学方法。1969年Barrows教授首先创立了以学生自学为中心,老师为引导者,自我指导学习及小组讨论为教学形式的PBL教学法。循证医学和CBL教学都强调:寻找发现问题、查找参考资料、解决问题的循环式学习方法。因此循证医学导向下采用CBL教学是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
(二)循证医学指导下CBL教学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仍然沿用的“理论学习、临床见习再临床实习,最后直接接触临床”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它循序渐进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理论和实际结合思维能力培养以及学生自己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且目前我们的教材大多落后于实际医学前沿发展,传统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是接受医学最前沿发展动态对于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了解和掌握了最新的知识才能激发其创造性思维。缺乏创造性这也是目前我们的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在神经外科专业而言其医疗技术和理念更新很快,如果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那将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和独特的见解。因此而对于神经外科研究生来说重要的是要学会查阅并运用最新的医学证据来验证并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而不仅仅是对传统经验积累的思考。这正符合循证医学的理念和要求。而对于导师,也不能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要运用更为开放和互动的教学方式,例如CBL、PBL等教学法进行授课,这样才能“授之以渔”。有学者在本科临床教学中运用循证医学取得了良好效果,也说明了循证医学对于医学教育得重要性。而在我们的前期工作中在本科生实践教学中引用CBL教学法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循证医学指导下CBL教学更易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和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