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差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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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作品，中西文化，音乐体系

 

1.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之定义的比较分析

1.1 音乐本质与社会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是人类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强调悟性，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生长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土壤之上。作为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形态和功能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伦理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音乐审美标准中，政治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把音乐看做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①如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认定，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免费论文参考网。而我国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音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同时《乐记》也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今天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1.2 音乐与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8—约公元前500年，把“数”当做音乐的本原;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去寻找。毕达哥拉斯有着敏锐的音乐耳朵，对于铁匠打铁的声音，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听出了差别。毕达哥拉斯最先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并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其间的关系，随后，又用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他还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同样绷紧的弦发出的—事实上被拨弦的每一和谐组合可表示成整数比，按整数比增加弦的长度，能产生整个音阶。例如，从产生音符C的弦开始，C的16/15长度给出B, C的6/5长度给出A, C的4/3长度给出G, C的3/2长度给出F, C的8/5长度给出E, C的16/9长度给出D, C的2/1长度给出低音C。他天才地用数学观点研究音乐，并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从而为现代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旋律、节奏、调的演说和对音响学的论证对音乐科学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仅关心数字和音乐与宇宙的和谐一致，他们将它们认同。音乐是数字而宇宙是音乐。而且，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一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和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一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免费论文参考网。

2. 中西方音乐创作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音乐，单声部居多，即使有些多声部的，也仅属于支声性(heterophony)或原始性的多声部，这与西方近几百年来高度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大相径庭。西方音乐的最大特征是多声而非单声，但从顺序上，两方的专业音乐却可以说是以单声音乐作为出发点，单声是多声的基础，单声音乐的形式构建原则完全影响到多声音乐，多声音乐的出发点可以推演到严格的平行奥尔加农。严格平行奥尔加农在纵向结合上的“均等”特征，使其表现出单调、缺乏变化，但它的这一特征却是后来复音音乐发展的结构基础。正像圣咏中的装饰风格是通过引入非结构因素而获得变化和丰富一样，多声部音乐也是由非结构因素的插入而突破了严格平行奥尔加农的枯燥和乏味。14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便沿着中心结构原则发展，无论是建筑中的大厅楼梯还是绘画中的焦点，或是音乐中的终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西方以主音上方三和弦的大小区划调式色彩，是大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大调性色彩，是小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小调性色彩，形成了经纬分明的调式色彩体系。从音乐的织体的差异看，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织体思维。复调音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几个旋律结合为乐曲，旋律伴有定量节奏，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西方音乐呈现这种特点。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也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它只有一个曲调具有主旋律的意义。

3. 结论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更注重旋律美，旋律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各种旋律都讲究线条，这些旋律线的神韵可以与书法、绘画、舞蹈、戏曲、园林、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比美。有的延绵起伏，有的跳动剧烈，有的明显地呈现抛物线型，有的音符密集，有的音符稀疏。旋律中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又称音腔)旋律技巧，有效却不着痕迹的手法把一个不断重复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不使人觉得沉闷乏味，或把几个不同来源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使全曲具整体性，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组织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音乐及其美学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大鹏. “中西合璧”在于补短扬长[J]国际音乐交流, 2001,(04) .

[2] 周薇. 俯而弹,仰而思—学习《西方钢琴艺术史》[J]钢琴艺术, 1997,(01) .

[3] 张凌飞. 中西合璧 古今融会—析丁善德《第一新疆舞曲》[J]钢琴艺术, 20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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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音乐“科学”的去圣

西方专业音乐在18、19世纪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20世纪的大半时期，许多后发展国家都认为，西方音乐是代表世界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并且自觉地选择了其模式来发展自己民族的音乐。同时，也有许多观点认为不能全面因袭西方音乐，但在以西方为指归的现代化与寻求民族进步的进程中，对中西音乐关系的认识仍然显得很单薄与苍白。在《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一书中，作者将中西方音乐放在它们各自所存在的文化语境中，从哲学、艺术、科学、人类学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等学科视野来考察，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西方音乐的境域性和相对性，它也是一种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作者把对中西音乐的科学阐释转向了语言的、历史的、文化的阐释。正如解释学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分一样，作者把握住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根本基础与方法。

许多人认为，西方音乐是多声的、复音的、科学的，中国传统音乐基本上是单音体系，因此，中国音乐是落后的，中国音乐若想超过西方，必须走多声这条路子，这样，西方复音体系的作曲“四大件”也被赋予了“普遍真理”的意义。作者通过对西方音乐与其文化语境之间深层关系的研究，很好地阐释了西方音乐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问题。西方音乐的多声(和声、复调、织体)是几何化的，这与它们的绘画透视法等因素密不可分。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透视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影响了绘画和音乐，定量记谱法就是在其影响下确立起来并成为西方主要记谱法的。另外，西洋绘画“焦点透视”的文化思维对音乐的多声、立体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焦点透视是在一幅画中的视点固定为一个点，音乐定量记谱法上的焦点透视就是“在复调与多声的进行中就是依据这样一个定点形成各声部纵横之间的‘数’的关系。”

对于西方音乐的曲式，作者认为它是西方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产物。“奏鸣曲式的结构具有的逻辑是基于欧洲哲学中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呈示部的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是联系在同一概念下的两个前提，展开部就是主题的一种演绎推理，再现部是结论。”复调也是这样，赋格曲的创作逻辑和结构逻辑也是以主题、答题、对题进行逻辑演绎而论证。因此，西方音乐如同逻辑学和认识论哲学一样不是超越历史的真理体系或终极体系。

西方音乐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而西方近代的认识论哲学是其重要基础。作者认为，“在中国要对欧洲音乐中心论解构，其根本在于对认识论基础音乐学的解构。”正如西方后现代音乐如谭盾要解构音乐的理性、纯逻辑与纯音乐的概念一样。人们对于西方音乐“科学性”与“普遍性”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依据西方认识论哲学的认识。现代西方文明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主张“客观的、普遍的和可靠的知识。说它是客观的是因为这种知识是事物客观本质的反映，不是认识者主观思辨的产物；说它是普遍的，是因为事物的本质是惟一不变的，因此对这种本质的客观反映也是惟一不变的，一旦获得就具有普遍性。”

实际上，进入20世纪，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及其哲学的认识论基础已遭遇危机，无独有偶，西方音乐也面临着危机，这都是文化现代化的危机，它本身的技术资源和思想资源走向枯竭，而不得不向东方及世界乞灵。

所以，作者认为，“西方传统音乐只是世界各种音乐传统中之一种，其音乐理论也不是世界音乐理论的总论，它不具有跨文化音乐研究的效度。”

二、为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异”正名

中国有绵延几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随着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逐渐被国人遗弃，音乐也是这样。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从何体现?它与西方音乐只是差距还是存在文化“差异”?如果我们在新时期对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种新的认识，如何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作者给予了积极地讨论。

“人类各种文化的音乐是共时存在的，它们是对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的适应，不同的适应包含着人的不同能力和潜力。”音乐也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性结果，中西音乐文化从一开始就在适应不同的自然、社会以及文化环境，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评价，应该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

中国音乐虽然没有发展成为西方音乐那样的复音体制，但是中国音乐以旋律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线性”中包含了“音腔”运动，就像书法一样，是“气韵生动”的线条，而旋律线条中的音响的复杂性，也不逊于西方立体化的多声音乐。“作为中西曲式结构中的‘活体’，在形态上也还存在差异。中国曲式中这些‘活体’包含着一种‘可变量’(时间与音乐)，而西方曲式中这些‘活体’则是‘定量’为基础(时间与音高)。”与西方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音乐思维结构不同，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传统音乐重视表意而轻于形式，没有奏鸣曲所要表现的主题对立和命运搏斗，在中国音乐中，人的精神与自然已合而为一，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人伦美，正如孔子所讲：“兴于诗，行于礼，成于乐”，音乐已成为人的人文道德文化实践。西方音乐表现的是作曲家个人创造性的极度发挥，但音乐技术化创造的工具化，也带来了使人的音乐学习、创作也工具化的负面，而中国人或东方人在音乐形式上缺乏创新，但它更多寻求的是群体情感的智慧。这是中国音乐在文化人格、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成就模式上与西方音乐的重大差别。

20世纪，音乐界在追求建立所谓“中国乐派”，就是将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相结合，作者认为“民族化”是在西方音乐技术结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反思了20世纪的音乐进程，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东方音乐文化发展来讲，它(民族乐派)是否应该成为普遍接受的唯一的道路和真理?东方音乐几千年的发展对未来世界音乐的贡献仅仅就是依靠民族乐派的道路?音乐的民族特征能与音乐行为方式(创作、传承、审美等)和哲学传统割裂吗?”很明显，作者比较追求的是音乐建立的文化之根本，而不简单是“音乐技艺或杂耍”的比较。

三、比较音乐学的重建

之所以会产生对中西音乐价值的误读，作者认为，原因之一是比较音乐学学科理念的不完善。比较音乐学与比较学科相比的三个明显差距：第一，没有确立与西方传统音乐在一定程度上相异的“模子”，也就没有多种音乐“模子”、多种音乐标准、多个音乐中心的理论思想支撑，无法形成东西方音乐同等的平行比较研究；第二，如何比较不同音乐标准的音乐，比较方法论有待解决；第三，音乐与其他文化门类及学科的参照比较没有展开(特别是音乐与哲学体系的参照比较)。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国音乐以其作为自身的参照标准，造成了中国音乐的“失语”，根本无法正确地定位自身，正如萨义德所言：“他们(指欧洲)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

所以，作者认为，重建比较音乐的最重要之点，也是不同于西方比较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的基点在于建立中国(东方)“自性”或“主体性”的跨文化音乐的比较研究，也就是站在中国(东方)音乐文化的立场与西方音乐对话(比较)，在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从被动的“他性”、“客体性”转向主动的“自性”、“主体性”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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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交流。而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障碍往往会导致译文信息的失真。传统的“以语言转换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无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恰当地引入文化因素,加强学生的母语文化素养,以学生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为切入点,并辅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增强学生对文化的敏锐性的尝试将有利于帮助学生克服文化障碍,实现语言间的顺利转换。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而传统的翻译观往往将翻译局限于语句结构的简单转换,忽视了翻译是跨文化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本质。Juri Loman指出“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tl]这说明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它深刻地反映出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智慧与经验。语言的使用必须要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应从跨文化的视角,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差异,避免翻译信息的走失,确保译文的原汁原味。

    在翻译的过程中,仅仅掌握一些语音、词汇和语法知识是完全不够的,毕竟我们所翻译的内容并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文化很复杂,主要包含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信仰、道德、风俗等。而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蕴含在语言层面的小文化,即一些词语、惯用法等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而这些都是可译的。刀良好的双语(母语和第二外语)文化修养和综合知识功底会帮助我们译出好的作品。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恰当地引人文化因素,有意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有助于学生克服文化障碍,实现语言间的顺利转换。

    二、文化差异与翻译

    中西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比如,中国人重写轻说,主张慎言;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人却主张雄辩、畅言;中国人提倡中庸之道,表达委婉含蓄;而西方人却推崇直截了当,清晰明了。因此,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的障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翻译信息的失真和走失。

    1.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是指在地理、环境、气候作用下而形成的文化。莎士比亚有一着名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summer' s day? Thou art lovelier and more temperate.',莎士比亚有把自己的情人比做美丽的夏日,我们如果从中国文化出发,将很难理解这样的柔情。由于英国属于高纬度国家,夏季的平均气温也只在20度左右,正是凉风习习,好不浪漫的时节,因此,这样的比喻也就是情理中的了。此外,南北半球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在中国,河水东南流,所以就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句,而西方河水一般是向西北流人大海,那么汉诗“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的英译就要考虑到地域文化的差异了。对“西北流”可以做变通处理,译为"backwards”就解决了双方的理解难题了。

    2.宗教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形成了我国颇具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譬如,“佛法无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得道升天”。而西方信仰基督教,相信上帝创世之说。《圣经》极大影响了西方语言,“aspoor as a church mouse"(家徒四壁),"Judas' kiss"(死亡之吻)。当处理这些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词汇时,简单的直译是不够的,一定要结合相应的文化典故加以意译。那么,从宗教文化角度出发,把佛教用语“阿弥托佛”译为基督教中的“God bless you!”则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3.风俗差异

    最为典型的是针对“龙”的文化内涵上,中西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中国,龙被视为神物,我们为是龙的传人而自豪。古有龙袍、龙颜一说,而现今我们又用“龙飞凤舞”、“生龙活虎”来形容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而在怪经》当中,龙(the Great Dragon)代表了黑暗势力,那么如把“望子成龙”死译为“expecting one' s child to be adragon"则完全丧失了语言背后文化的意象。因此,出于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把“龙”译为“Loog”而非“dragon" 。同样,对于一些英语词汇的翻译也应兼顾到中国文化。比如LANCOME兰翘、Ardor雅黛、VICHY薇姿、Avon雅芳等诸多国外品牌译名采用了“芳”、“黛”、“雅”、“姿”等汉字,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三、将文化意识引入翻译教学

    我国着名的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而对于翻译教学而言,目的并非在于教会学生进行简单的文字转换,而在于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翻译规律和技巧,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翻译思维,从而实现语言间“保真”转换。因此,文化原则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加强学生母语文化素养

    恩格斯曾说“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的懂得所学的语言。”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大大提高学生对外国语的理解力。在翻译过程中,学生总会以母语为参照对另一种语言进行理解与比对。对母语文化深刻的理解,也会帮助学生对文化差异形成一个系统的、理性的认识,进而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真正好的翻译,熟悉文化甚至比掌握语言更为重要。

    2.增加学生文化信息量的摄入

    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习惯于被动的接受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没有饱含热情地主动涉猎一些有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历史、民风民俗、典故传奇等方面的信息,结果就造成了翻译教学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而学生也只有在进行翻译演练的时候才意识到捉襟见肘的事实。为此,教师可以利用合适的翻译素材,激发学生对未知文化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再辅以必要的指导,对学生进行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给予肯定。此外,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源,扩大文化信息的涉猎面,同时实现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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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应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和英语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因此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和提高英语学习者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一、对文化的界定

文化或文明是人们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拥有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能力和习惯的统一整体。(Tylor， 1871:123，转引自陈申，1999)

根据不同的标准，文化可有不同的分类。Allen和Vallette (1977:325)把文化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大文化”指一个 民族对文明的所有贡献如艺术、音乐、文学、建筑、技术、科学发现和哲学等。“小文化”是一个民族总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政治系统等。具体地说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举止行为，包括:人们吃什么，怎样谋生，组织社会的方法，对朋友及家庭成员的态度，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表达同意和不同意的语句，必须遵守的制度等。

二、文化教学的孟要性

长期以来，文化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教师认为只要学生学好语法词汇等知识就能在高考中取得较高分数。因此高中英语教学基本是以应试为主导而文化渗透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总结其原因如下:(一)英语教师认为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在完成语言知识传授的同时再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二)教师缺少合适的文化教学资料，他们认为自己对西方文化了解得不透彻而且缺少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三)学生认为文化知识的学习是浪费时间，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用于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

然而，高考中亦不乏对学生文化知识及跨文化能力的检测，日常生活中也屡见因相关文化的不熟悉导致交际失败的例子。这就提醒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能仅局限于语音、词汇、句法、语法等的教授，还要辅以文化教学，因为“语言教学中的文化不是与听、说、读、写并列的第五种技能。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Kramsch ，1993:217)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提出高中生应熟悉我国社会生活，能用英语介绍祖国文化(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教师应把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显性教学活动、隐性影响和中西文化对比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Chen， Wang &Cheng， 2004:46)

三、中西文化对比的孟要性

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环境、政治制度、习俗及价值观而导致不同的文化特征。保菲，2007:48)而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障碍大多来自于对目标文化和母语文化间差异的不了解。(刘长江，2003:18)

邓炎昌、刘润清(1989:2)指出“由于文化差异，严肃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哄堂大笑;无恶意的话可能会造成不愉快;外国人说的笑话可能会使我们不知所云。”张晓燕(2003:33)认为外国人可以原谅中国人语音、句法等方面出错却不能容忍其文化交际错误。比如，中国人习惯上问的“你吃饭了吗?”，“干什么去呀?，”“你多大了?，”“结婚了吗?”等问题。会使西方人感觉个人隐私受到侵犯。 因此“增强高中学生对目标文化和母语文化的理解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青少年时期是对于不同文化群体进行理解认同的最有效的时期。"(Robinson，1985:48)

四、中西文化对比的方法

近年来，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和教师就文化教学的策略作了研究，提出诸如“文化胶囊”、“文化申”、“文化同化”、“文化插曲”、“文化岛”等方法。

本研究采用中西文化对比的方法对某中学高一两个班(控制班和实验班)进行了研究。控制班沿用任务型教学法，实验班采用中西文化对比方法和任务型教学法。并运用测试、问卷调查、课内外观察等方式收集数据。

两种文化对比的方法如下:

(一)对教材中出现的相关文化内容进行中西对比。

比如第五单元涉及电影，笔者为学生放映了《一个都不能少》、《英雄》、《夜宴》、《天下无贼》、《侏罗纪公园》、《大白鳖》等中外电影。同时组织学生对张艺谋、冯小刚、Steven Spielberg}成龙、章子怡、刘德华、Meryl Streep .Keanu Reeves等中外导演和演员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第十二单元涉及文学艺术，笔者引导学生就达芬奇、樊高、毕加索、齐白石、徐悲鸿等中外著名画家的人生经历、著名作品及绘画风格等进行了比较与对比。

总体来说，中西文化对比的方法主要用于新单元的导人并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其宗旨是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增强其艺术鉴赏力，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跨文化意识。

(二)每两周进行一次中西文化对比讲座。

内容主要包括中西词汇、习语、习俗的比较。其宗旨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使其能更好地与说英语国家的人们交流。

(三)为学生放映中外名著名片。

如《乱世佳人》、《出水芙蓉》、《魂断蓝桥》、《泰坦尼克号》、《罗密欧与朱丽叶》、《卡萨布兰卡》、《哈里波特》、《与狼共舞》等。其宗旨是向学生呈现直观的中西文化材料，强化其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Herbert (1989:582)指出“适当选择使用电影录象，能潜在地提供目标语言及文化的深层知识，这仅次于与目标语言使用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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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涉外商务活动中，因各国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愈加明显，这为商务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提出跨文化意识的导人要坚持实用性、阶段性、持久性原则，并具体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导人跨文化意识的策略。

商务英语专业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导入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让学生能在日常的商务活动中自如地与外国客商进行沟通，这正是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商务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它通常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或者群体与另一种背景的人或者群体所进行的交际。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中西方人无论是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还是在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词义、句义理解上的差异。不了解他国的文化，这会导致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及日后的商务交往中遇到文化障碍，甚至是文化休克。如跨文化谈判实践中的语言技巧与非语言技巧的掌握;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符号不对称问题等等。

这就要求我们在涉外交流时必须具有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就是指对于影响人们行为和观念的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理解，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表现和文化模式差异的理解。

商务英语专业在各高职院校均有开设，但其教学大都依照“英语十商务知识”的模式进行，单一模式往往使学生误以为会说英语，懂得商务知识，就能进行跨国商务活动，造成学生缺乏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有的学校往往将跨文化交际课程与日常的商务英语教学完全分离，只是简单地用中文讲授跨文化知识，但在商务英语的专业课中(如外贸函电、商英阅读)却注重语言知识技能，其教学目标是讲授语言知识，分析语法结构，培养阅读能力。这种偏重语法训练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但同时造成了交际障碍。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导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让学生在学习基本商务知识和英语知识的基础上，了解到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为日后熟练运用英语语言进行涉外商务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商务英语教学中渗透跨文化意识的原则

商务英语专业课时安排有限，专业知识繁多，而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在教学过程中导人文化因素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以保证教学效果。

(一)实用性原则

现阶段许多英语专业都开设口语课，有的还是外教任教，但教学内容常常局限于一些生活用语，与商务实际运用联系不大。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商务英语教学没有完全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学生多为应付考试而学习看书，这种模式很难培养出适合国际竞争的人才。在教学过程中导人跨文化知识必须要注重实用性原则，实用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紧密结合，那些课堂上教授的跨文化知识，应该与学生在各商务情景中的英语交流结合起来，而不是孤立的，就文化而学文化。

(二)阶段性原则

跨文化教学过程中要求文化内容的导入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确定文化教学的内容，由浅人深、由简单到复杂，便于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导人的文化内容。

(三)持久性原则

文化一词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非短期内能很好的融会贯通，这就要求文化的学习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持久性原则要求将目的语的文化持久、系统、高强度和循序渐进地导人。通过案例法教学、任务法教学、情景法教学，让学生系统地全面地分析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结构和商务文化方面的异同，从而获得一种跨文化商务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再通过介绍目的语文化的历史、文学、典故、习语等引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理解目的语商务文化。

三、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策略

(一)在商务英语基础阶段多开设文化欣赏类课程，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为了卜富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应开设一些英语文化方面的课程。如英语国家背景知识、跨文化交际、中外礼仪、英语视听说、英美文学选读、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国际商业文化等课程。 (二)将跨文化意识渗透到各门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提高实用性

每一门商英专业课程其中的语法、课文、词汇、听力材料、泛读材料，无不包含文化内容，只有将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导入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多渠道的合力教学，才能最终达到培养合格跨文化商务交际的人才。

如以商务英语写作为例.过去人们往往都过多的专注于商务英语写作的书面格式、语用规范等方面的“技术性”要求，而对商务英语写作中非常重要的“跨文化意识”重视不够，或根本就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实际上，将“跨文化意识”纳人商务英语写作框架之中，可以使商务交流的目的和用途表达得更明确、更容易被对方接受。我们在商务英语写作时尤其要注意以下两方面:

1.词汇表达方面

在商务英语写作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不同文化中对于同一词语理解的差异性，我们在使用某个表达时不能只注意其语意层面，还得从跨文化知识的角度进行揣度。比如，在中国成语中带有“狗”字的往往都是含有贬义的，如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等等，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视狗为忠实的伙伴，"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因此，在平常的词汇积累时注意从文化异同的角度加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2.语体风格方面

除常规的语体格式和篇章规范外，还应该注意中西商务书面交流时语体风格方面的文化因素。一般而言，英美商务人士更注重商务书信、函件等的简练、准确和直观;这与中国人的间接、委婉的表达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用英语进行商务写作的时候，就要有意识的避免写作中母语文化习惯的干扰，从篇章大局把握，在整个语体风格上与国际商务写作保持一致。

(三)多渠道文化沟通，提高跨文化意识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增加学生学习跨文化知识的兴趣，让其有一定的直观理解。如可以采取展示目标国的音乐、电影、电视，制作多媒体课件等途径，让学生了解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而且电影、电视还有助于学生了解英美人的手势、表情、身体语言等非语言交际方式，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课堂教学效果和文化知识的积累。

篇6

    〔论文摘要]本文将从中西方和谐观的产生、内容、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对比，通过探寻中西方文化之差异，从而吸取西方和谐观的独到之处，来丰富中国和谐观的内容。

    “和谐”社会观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华民族由于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质早在远古时代就十分注重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如今和谐社会观已经深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为了全面了解“和谐”世界观的产生发展以及实际意义，我们有必要找出中西方和谐观的共性和差异，从而能够相互学习和互补，为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和谐”观的起源

    “和谐”的思想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和”字左“禾”右“口”，解释为“相应也”，引申为互相唱和的意思;而“谐”字在《说文解字》中原作“魅”，从禽皆声，指音乐和谐，引申为和合、调和之义，指各种乐器、音符、音调间的配合与统一，造成和谐的氛围。《左传·襄公十一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最早将和与偕二字连用是在《尚书·舜典》中:“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无相夺论，神人以和。‑[2[后来史伯提出了“合实生物”的观点，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他认为，一味地寻求“和”而放弃个性，不能达到真正的“和”;只有承认相对的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达到“和”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此后和谐的思想被许多学者进一步深化，如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是“和谐”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们更进一步指出“和谐”的具体标准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和谐的标准更形象化。可以说“和谐”思想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也是其精髓所在。

    在西方哲学里，希腊语“和谐”一词，源自动词“harmozein"，意指“适合一起”，也被译为“调和”或“和谐”。西方的和谐思想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数和谐论”，他将数视为万物的本原，认为一切现象和规律都出自于数，宇宙万物的和谐即为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和谐的另一种早期认识是音律和谐，认为音乐中音调和琴弦的长度之间存在数的比例关系，不同音符之间的合成与流动，遵循一定的数的比例关系时就构成了和谐与美;和谐同时也表示由太阳、月亮和恒星构成的宇宙体系的合乎比例的运动，在运行中发出不同的音调，构成宇宙的和谐。自苏格拉底开始，“和谐”思想被引人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从而产生了西方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和谐社会”思想。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即和谐”的社会观，认为社会和谐的根本基础在于正义，这种正义的实现就在于社会各等级之间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互不僧越。应该说，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等政治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格林的“政治和谐”以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始终贯穿着一种对社会和谐的多层面思考，但其核心的哲学等式是和谐等于正义。这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质和谐论”。

    二、中西方和谐观的内容

    1.人的心灵之和谐

    心灵和谐指一个人能保持内心的安宁平静，不为外物困扰。只有心灵和谐才能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才能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和睦相处，才能在工作生活中以清醒的头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难题。

    在中国，“和心”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吕氏春秋·适都篇指出:“乐之务在于和心。”仁的学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学又被称为仁学，仁者爱人，即广泛地施予仁爱之心，所以说里仁为美，是心灵和谐的内核。而儒家把修身内省看成心灵和谐的方式和手段，他们把“内圣外王”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状黝中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内圣外王的概念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孔子强调君子人格，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荀子强调成人，宋明理学时期强调“孔颜乐处”，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重视内在之和谐。

    在西方哲学中，心灵的力量历来也被给予重视。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自己，认识自身中的善，即人的德性。而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理念之所以有可知性，人的心灵之所以有认识理念的能力，都是“善”给予的。只有保持德性，保持善心，才能做到心灵之和谐，从而能够正确认识周围的事物。休漠提出了“人性”的两大原则，即同情原则和比较原则，同情是人类灵魂的交感，是情绪和情感的传达，是观念到印象的转化。同情能够超越个人自我的圈子对他人利益和公共福利产生关切的情感，这是德性的重要来源，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2.人与社会关系之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大的范围大的概念，它需要小范围的和谐概念来支持。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体谅和宽容，如若事事计较，势必会引起争执，事实证明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小事情而引起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防微杜渐。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它的稳定与团结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因此，我们在提倡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更强调建设和谐家庭。人与社会之间由于社会法规和道德约束，也充满着重重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将是保持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儒家文化以“仁”为其核心，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倡导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将作为外部约束的“礼”内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达到仁者的境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大局的和谐性，而忽视个性的独立，以“礼”约之。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非中心化，尊重他者，加强对话与交流成为当代人类社会重要的思想观念和处理社会事务的实践准则。西方形而上和谐哲学观落脚到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途径主要是偏重于探究和谐制度的设计，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和谐、社会利益矛盾，消解混乱和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权术思想还是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思想，无不强调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制度化。他们普遍把社会的和谐看作是利益的均衡和社会等级结构的协调，认为法律、财政、税收、教育等制度和社会规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强有力保障。在这种和谐社会观理念的深刻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有非常发达的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和表达各种利益和要求的密如蛛网的社会组织。同时，当代西方国家还普遍开展了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研究和探索。西方这种和谐哲学观看到了和谐是对立和斗争中的和谐，突出了其改造性与发展性的特点，但忽略了和谐同时又是包含着统一的和谐。因而，这种完全依靠强力实现的和谐，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持久的和谐，只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和谐。

    3.人与自然关系之和谐

    天人关系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的一个焦点，而在当代，科学的发展给自然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

    在中国，“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然即人与其所活动的客观物质对象、条件等达成和谐的相处方式，这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主体活动的对象或客体之关系的和谐性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命题，这个问题在当代的焦点是，人类有无可能既不破坏自然又从自然中获取其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源。中国人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来已久，天人合一并不是最初的提法，最早对于天的重视是要追溯到儒家的“赞天地之化育”，此后孟子又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尽管其提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与自然谐调的一致立场，共同构成处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学选择。

    在西方哲学中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整个天是一个和谐”的观点。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肯定和谐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立和谐观”，认为自然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他说，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相成，对立的统一，如弓和竖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完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他从朴素辩证法的高度探索了造成和谐的原因，认为和谐是对立的和谐，没有绝对的和谐，万物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统一。毕达哥拉斯的天体和谐论也是从宇宙万物的状态出发，强调作为本原的“数”之间的关系和比例的运动变化产生和谐，和谐产生秩序。后来，莱布尼茨则把“单子”之间的和谐说成是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黑格尔批判了这种和谐预定论，提出宇宙万物是通过矛盾运动走向和谐的。他认为和谐是包含差异和对立的和谐，和谐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运动过程。

      三、中西方和谐的原则

      1.中国和谐观的原则—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伦理学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和而不同”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观、文化观、方略观等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与同在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原则性。承认原则性，就是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就是说，只有善于协调、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又能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共识，而决不是盲从附和，这样的人才是君子;而小人则不能正确对待不同和分歧，只会盲目附和，去追求毫无原则的统一，因而也就形成不了新的共识。所以说，“和”与“同”是两种不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道德境界。真正的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

    《中渤上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法宝所在。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数千年形成起来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还有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许多的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要宏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必强调我们才是唯一，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2.西方和谐观的原则—契约理念

    西方的契约理念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6至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又将契约观念由经济观念阐发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观念。契约的思想和逻辑远远超出经济关系的范畴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促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变，西方社会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理解社会契约思想是把握契约精神内涵和实质的关键，社会契约思想首先由古希腊的伊壁鸿鲁提出，而后经霍布斯、洛克发展，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推向顶峰，最后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契约思想。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在国家建立以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着自由而平等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可以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自然状态缺乏法律的约束和公共权威的管理，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难免会发生冲突和争斗。这样，人们通过缔结契约将自己全部或部分自然权利让渡出去，交给一个公共机构，形成公共权力，并且服从于它，于是国家就诞生了。但是，如果公共权力不能保护或侵害了人们的权利，人们有权终止契约，重新缔结新的契约。那么，契约精神就是指蕴涵在契约关系和这种社会契约论中的反映平等、权利等等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利益需要，符合人们的精神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契约精神逐渐内化成为西方人的一种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指导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其他活动。

    四、中西方和谐观对比

    基于以上对于东西方和谐观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中西方哲学所讲和谐的核心问题不同

    西方哲学史上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中世纪宗教哲学，再到近代康德、黑格尔，后现代哲学家等，他们对和谐的理解都源于对正义、善、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其核心问题是正义、公平。中国哲学关于和谐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追求融合，对于融合的追求产生出和合精神，是一种内涵的不外显的精神，最终集中于和合问题的提出。

    2.中西方和谐观其核心价值观不同

    中国文化注重探讨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是整体思维的呈现，注重的是全体性的融合，协调。而西方文化中的公平和正义，正是从个性角度出发，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平衡。

    3.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哲学的理念是一种泛泛的概念，缺乏一定的量化标准，相对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中国人的思维呈现出大而化之的特点。而西方哲学是一种量化思维方式，无论是对于数之和谐的重视，还是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都体现出西方人注重细节和确定性的特点。

    4.中西方哲学追求和谐的规则和方式不同

篇7

在全球日趋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国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方的各种节日和文化也迅速传入我国。面对现今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过西方情人节不过七夕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针对此现象，为了加强青少年对于我国传统节日的认识和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作为中国当代中学生，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节日、文化方面往往走在社会前沿，有必要了解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所以我们小组决定从中西方传统节日为课题进行研究。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学会珍惜和保护中国传统节日，做一名合格的中国人。

2了解西方传统节日文化。

3学会分析和总结双方的不同之处。

4增强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以及社会交际能力。

研究方法

资料法、调查法、整理法

研究流程

一：以资料的收集和调查为主，由负责。

二：以资料的撰写和总结成果为主，由负责。

(1)时间(有关要求：最后的资料，由整理员将所有资料有条理的整理完毕后，交于撰写员，进行最后的整理和收尾，与此同时，各位组员也要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组员心得。

三：以组员形成的心得，形成结题报告为主。

本课题的表达方式：论文

附：关于中西方传统节日的论文

一、节日

节日：古代农历的所谓节，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逐渐变化分成像竹节一样的间距，把两节气交接之日时定为交节，由此转意为节日。农历上的节日本意仅指节日的相交之日，并无民俗意义上的节日含义，在历法所定的年岁，季节交替的节日期间，举行一些约定俗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又注入或文化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内涵，相传相袭，年复一年，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意义的民俗节日。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的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不是宗教的国家，但也有许多自己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春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其文化的内涵。例如春节。古时春节曾专指节气中的立春，也被视为是一年的开始，后来改为农历正月初一开始为新年。一般至少要到正月十五(上元节)新年才结束，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汉武帝时期之前，各朝各代春节的日期并不一致，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历(农历)正月为岁首，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1911年以后，开始采用公历计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岁时节日，亦被称为传统节日，它们历史悠久、流传面广，具有极大的普及性、群众性、甚至全民性的特点。年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年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年节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洗头沐浴、准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辞旧迎新。年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五谷丰收为大有年。西周初年，即已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的活动。

后来，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诸如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诸路神明，在年节期间，都备享人间香火。人们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年节还是合家团圆、敦亲祀祖的日子。除夕，全家欢聚一堂，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团坐守岁。元日子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辞旧岁、迎新年的活动达于。

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然后依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年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元日以后，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耍诸戏等，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因此，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的盛典年节就成了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佳节。而时至今日，除祀神祭祖等活动比以往有所淡化以外，年节的主要习俗，都完好地得以继承与发展。

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和结晶，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传承着中国人的社会伦理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春节所凝结的优秀传统文化，突出辞旧迎新、祝福，团圆平安、兴旺发达等等的主题，努力营造家庭和睦、安定团结、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推动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二、西方的传统节日

三、西方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节日亦具有生产、生活及宗教三大类型，但由于社会经济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前两种类型的传统节日日益淡化，或逐渐消亡，从而让位于宗教性节日。例如万圣节。

万圣节的由来：

关于万圣节由来的，传说最多的版本认为，那是源于基督诞生前的古西欧国家，主要包括爱尔兰、苏格兰和

威尔士。这几处的古西欧人叫德鲁伊特人。德鲁伊特的新年在11月1日，新年前夜，德鲁伊特人让年轻人集队，戴着各种怪异面具，拎着刻好的萝卜灯(南瓜灯系后期习俗，古西欧最早没有南瓜)，游走于村落间。

这在当时实则为一种秋收的庆典;也有说是鬼节，传说当年死去的人，灵魂会在万圣节的前夜造访人世，据说人们应该让造访的鬼魂看到圆满的收成并对鬼魂呈现出丰盛的款待。所有篝火及灯火，一来为了吓走鬼魂，同时也为鬼魂照亮路线，引导其回归。万圣节的节日活动：

纽约市也特别在万圣节晚上举行巡游，让一群吸血鬼，僵尸，巫婆，科学怪人等齐齐现身，还欢迎市民到场参观，到会者不限年龄、性别，不分阶级、国籍，即使你是胆小鬼，也可加入他们的行列，来个热热闹闹的人鬼嘉年华会。

其实这些鬼怪都是人扮的，所以并不可怕，相反有些小鬼脸更非常可爱，令人置身其中，就如参加大型化装舞会一样。

在各式各样的装扮角色中，以女巫僵尸一族最多人扮演，而那些专卖万圣节用品的店铺也特别准备这类衣饰出售，以迎合大众所需;与此同时，生产商每年更会把当年大热的人物造型包括面具及衣物推出市场，务求令更多人投入这西方传统节日的热潮里，如在电影《哈利波特》的小巫师造型，已是许多孩子必选的扮演角色。

格林威治村的万圣节巡游﹝GreenwichVillageHalloweenParade﹞始于1973年，由一位面具工匠兼木偶演员MrRalphLee发起，据说最初他带着朋友和孩童一起在邻居处游行，后来渐渐演变成整个村的大型活动，而活动中当然少不了大型木偶表演，同时，巡行的目的更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所以即使人们只是抱着想看热闹的心态，当你踏进村子里，很快便会被邀请参与巡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纽约市的万圣节巡游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纽约人和游客参加，而巡游会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举行，各队伍约在夜晚上七时从第六大道与春天街交界﹝6thAvenueSpringStreet﹞起步，一直游行至第二十三街﹝6thAvenue23rdStreet﹞为止，全程大概多个小时。

无论是来自亚洲，南美，非洲，欧洲，以至中东地区的参观者，都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亦可带备简单乐器，即时演奏本土的独特音乐，融合无疆界的风土文化。可能我以前从未参加过万圣节的活动，更莫说这么精彩的巡游，所以特别觉得有新鲜感。

早于十月中，曼哈顿市已开始闹鬼了，在繁忙的街道上，已看见四处悬挂起万圣节的鬼怪装饰，很多百货公司也忙着把应节礼品及衣物堆放在橱窗里，吸引不少途人驻足观看，而超级市场及街市亦摆放大大小小的南瓜售卖，供市民买回家布置家园或制作南瓜灯之用，当然嘛，也有主妇烹煮南瓜作菜肴或糕饼，完全依足节庆传统。

四、从中西节日看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传统节日形成的历史渊源与各自特征

二、中西传统节日庆祝方式上有各自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的传统节日带有明显的社会特征，基本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不可避免地留下封建社会的痕迹：等级制、家族式，节日无不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西方的传统节日就不同了，更多的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狂欢性，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这与中国节日的家族性恰好相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群体性，反映了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的愿望，体现了人人平等、自由表现自我的特点。这里试举两例说明。

(2)万圣节与中元节。万圣节作为西方的重要节日之一，颇受人民的重视。那一天，每户门前都要挂上一盏南瓜灯，人人都穿上奇装异服，据说有辟邪之用。其实，作为先进的发达国家，人们对于鬼怪已不再迷信，他们多半是为了寻开心而已。同时，人们还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可以任意去左邻右舍讨吃的，绝不会受到惩罚。在中国，传说中元节是鬼门关打开的日子，这一天，地府里的小鬼会出来游荡，迷信色彩浓厚的中国人，对鬼神是极为敬惧的。那一天，他们会当街烧香祭祖，祈求鬼神不要降祸于他们。于是，中元节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产物逐渐被淘汰了。

五、中西节日文化的交融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着各个方面的差异，传统节日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中国的传统节日主要源于岁时节令，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西方的传统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另外，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长寿为目的;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玩乐为主题，其原因是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快乐为目的。从中国人过西方节日及外国人过中国节，我们感到中西文化交流加快的脚步。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深化，中西传统节日逐渐被双方人民相互包容接纳，又有此消彼长的现象。

研究成果

了解中西方传统节日，提高我们的交际能力，增强我们的团队意识，让我们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的雄伟壮观，同时了解西方的外来节日，增加了我们的知识面。

篇8

关 键 词：音乐教育 音乐人类学 跨文化交流

音乐教育是一门古老而特殊的教育学科，它在世界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仍然是以欧洲音乐文化作为学习的基础，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学习音乐是从学习西方音乐开始的，西方的古典时期或浪漫时期的音乐也被作为“严肃音乐、高雅音乐”的代表受到“特别的”关注。甚至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体系也作为学生音乐学习的基础和重点，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音乐理论基础，学生学习音乐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在“国际的音乐比赛”中获奖。当然这包含着西方音乐技术标准的一种成就，但是，如果音乐教育以此为标准的话，我们自己的音乐将失去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意义。音乐人类学家布莱金曾说过：“音乐是人造的，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音乐家，还是非洲部落的土著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是音乐的制造者。不管是巴赫的弥撒，还是南非文达人的民歌，都是‘以人的方法组织的音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在坚持不同文化中的音乐体系时，起点应该是平等的、一致的。”我们在尊重西方严肃音乐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应该看到它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特殊性，如纯以西方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将丧失独立性，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危险的，当然，拒绝学习和借鉴也是错误的。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应该走出西方，在21世纪一个开放性的全球文化环境中认识世界以及重构自身，这是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面向未来的一个挑战。

一、音乐人类学的世界观及对当代世界音乐教育的影响

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是运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它既研究音乐的“声音、概念、行为”，也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音乐人类学关注“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这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观念的破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方文化中心论”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后滋长起来的一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理论，它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巅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在此观点影响下，一些音乐学家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方法去了解、认识非西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使他们感到万般新奇的特殊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相异于欧洲音乐传统的、且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之于众。这种对待“他”文化的猎奇心理和殖民心理与文化单线进化论理论有关。文化进化论注重用文化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来替代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进化论的结果是导致了把欧洲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全人类普遍标准的结果。这种建立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文化观点遭到了音乐人类学界的反思和批判。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受音乐人类学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音乐家们所关注，许多音乐学家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发掘、搜集了大量的世界民族音乐，将其制成录音、电影、录像，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在不少国家“世界民族音乐”已被纳入音乐教育体系中。

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艺术音乐形式并不是人类唯一完美的音乐形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音乐人类学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在对“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音响资料及理论成果，这也直接影响到国际音乐教育界对“非西方”音乐体系及其文化价值的肯定，如今，“Musics”已经成为常用词汇。当今国际音乐教育界已经看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西方音乐上是不妥的行为，尊重音乐文化风格的多样性已成为音乐教育界的共识。受此观点影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已经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看待音乐教育的官方态度。1993年，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参与了“ISME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小组并负责起草了《ISME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该政策被确立为ISME对待世界各种文化的重要指南，为当代世界音乐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当人们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音乐教育时发现，西方音乐只是人类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的一部分，音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开始转向西方之外的音乐文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音乐和语言一样，各民族音乐都有自己的文化编码系统和自己的意义阐释。

二、音乐人类学对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

1.音乐是人类知与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音乐具备学习的价值，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该受到合理的关注。音乐之所以在学校中，首先应该是由于音乐教育的本体价值的缘故，这是音乐在学校中作为一门具有独立的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文化体系而存在的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承人类的文化，非艺术的文理学科的传承是重要的，没有这个传承，人类的知识就会断线，音乐艺术的传承也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传承，人类的音乐、艺术的历史知识和精神就会消失。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常作为选修课程出现，这显然没有正确地看待音乐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主张全面认识和实现音乐教育的价值，提倡音乐教育应成为学校的核心课程（美国的学校教育受制于纳税者的税款资助，因此，在教育资金来源下降时，非核心学科面临被裁减的命运。同时，核心学科是受到法律直接保护的课程，它们在教学时间、条件装备投入、师资保证等地位上都优于其他非核心学科课程）。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年美国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已经把艺术确定为学校的核心课程，并制定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和美国一样，现在许多国家都把音乐教育作为大学教育中的主要课程。我们应该看到音乐代表着人类的基本思维和行动方式，而且是人类在创造和共享活动中的主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完整和充分的学习，才能领悟其丰富的内涵。

转贴于 2.音乐是一种文化现象， 音乐教育应该关注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以“纯粹美学”为基础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影响很大。在“审美”的音乐教育观影响下，音乐很可能被划分为“美”与“不美”或“好”与“不好”的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审美”仅仅是音乐“生活体验”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与生活体验和生活世界不是截然分离的。音乐的起源和存在不是由于“审美”的缘故，而是以人的起源和存在为依托，人首先是存在于文化中，音乐也是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存在。因此，“审美”只是由于人和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它只是伴随人与文化存在的一部分，从人类文化整体的意义上讲，“审美”不能作为音乐教育的本质，“审美”的音乐教育观是有局限性的，它体现的是受“西方文化中心论”影响的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把“审美”作为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这种音乐概念体系的西化将导致我们文化灵魂的西化，这将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我们的音乐教育将没有现在甚至失去未来。当代哲学与文化理论已对这种审美的音乐教育观念进行了解构，解构不是完全彻底的否定，而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音乐是因文化不同、社会属性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异的，音乐可以是一种表达、一种精神，也可以是一种工具。“音乐是什么”不应该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答案。

面对“文化中的音乐”这一观念，音乐人类学家们提出了一种认识音乐世界的文化模式，即从音乐的观念、社会组织、曲库、物质文化四个层面或围度来认识理解音乐和进行音乐教育。首先，我们要了解不同文化中关于“音乐”的概念。关于音乐的概念理解，是探索一种音乐体系的基础，这些音乐概念预示着所有人的音乐行为，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不会有对这些音乐真正的理解。正如印度音乐家香卡曾说：“要理解印度的音乐就必须学习和了解印度的宗教、哲学和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若不研习我们的传统和文化，那么他所演奏的印度音乐也是不真诚或虚伪的。”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今天，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文化多样性面临着消亡的威胁。世界万物、人类都存在个体差异，文化也具有个体差异，而这种个体差异往往是独有的价值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差异才使世界万物、人、文化显得丰富多彩。音乐人类学关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却平等的音乐体系，所有音乐都存在于它的文化背景中，不同音乐文化具有同样的表现和交流的作用，具有同等的价值。音乐文化多样性不仅能丰富人类的文化生活，而且每种文化都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结果，每消失一种文化，人类就消失一种观察、思考、感觉的方式，同时消失的是一种适应于地球某一区域的生活方式。尊重音乐文化多样性，也是保证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在当今这个全球互联网络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跨文化的音乐交流能增进全球人类相互了解、减少误解，音乐教育应该关注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对交流方式的多样化和交流能力提升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而音乐作为增进沟通的最好方式之一，通过音乐教育，加强大学生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培养具备世界观点和世界胸怀的中国人的一条途径。同时，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主流。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往往是由于对“他者”文化的误读而产生的。在跨文化交流中，首先是文化理解。人类学家哈维兰曾说过：“当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的人都互相依赖；所以，生活于世界某一地区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生活于其他地区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人类相互之间都有这种依赖性，而且在技术上都有能力给别人造成许多伤害，因此，了解‘别人’成为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人类学对当代生活所做的贡献是理解其他民族并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其他民族，而这正是我们生活于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基本态度。音乐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多样性、文化平等为音乐教育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也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其次是文化对话。对话也是理解的过程，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通过对话又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真正的对话必须走出自己的思维框架，进入“他者”文化的思维框架，从“他者”的逻辑观点出发来进行交流。这点对跨文化交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在我们肯定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的价值的前提下，跨文化音乐对话才可能发生，音乐体系及音乐体制的差异性、音乐文化理解或阐释的独立性便可凸现出来。如果不承认差异，我们的音乐教育就会与西方的音乐教育成为同者，同者既无对话的必要，也缺少对话的可能。然而，我们作为对话的主体，如果屈从西方音乐普遍性的主张，真正的中西方音乐对话就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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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7--02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一、十八世纪欧洲音乐中的“中国热”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二、《中国古今音乐考》由来及其传播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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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碧霞现象”；声乐教学；多元化

开放和多元是我国当代声乐演唱的重要特征，开放的声乐审美要求当代声乐学习者和声乐教师能够突破固有要模式的禁锢，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唱法的约束，在声乐审美上，无论哪种唱法都应该去吸收、了解与借鉴。不拒绝别的唱法的长处，能体会到其他声乐形式不同的表达美的方式和文化内涵，进而在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努力探索科学的训练方法，因材施教、中西结合、古今俱收，帮助学生修饰自己的声音，使学生的演唱自如、流畅、美丽、动听，并且在深层次中体会到声乐作品的意蕴美、情境美，旋律美、节奏美、音乐美和和声美等。

通过对吴碧霞中西合璧的自然歌唱的研究，我们也应该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我们当今的声乐教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是一个很宽广的平台，而不是在美声和民族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限，它们应该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互补关系。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自己要在头脑中能够够将二者互相借鉴、合璧、融会贯通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再用以指导学生。很多学生在声乐学习的最初阶段，对歌唱概念的划分都是一头雾水，甚至于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都是迷茫的。因此，教师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吴碧霞的例子说明，我们在声乐的教学中最好不要过早地给学生定位，不要在唱法上过早地限制学生，不要说某个学生只适合唱民族声乐作品，某个学生只适合唱美声作品。每个学生的嗓音条件、接受能力、心理素质都不一样，作为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自身条件，以科学的方法为基础，去启发和指导学生演唱，让学生大量而广泛地涉猎民族作品和美声作品，在学习两种不同唱法的过程中让学生自主选择。而我们的声乐教师也应该调整好自己的教学理念向前辈学习经验，要有开放的心态，多元化的教学。主修民族唱法的教师也可以借鉴美声唱法，以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增加学生的信任感，在教授学生时才会有深刻透彻和通俗易懂地讲解和指导；只学过美声唱法的教师也要吸取民族声乐的精髓，让学生多唱一些中国作品包括民歌，以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国内很多专业音乐院校里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唱民歌的同学只关心和民族作品相关的东西，听民族的音乐，对美声作品和相关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则不闻不问、毫不关心，少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偏食造成了学生营养不良，不但眼界窄而且还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作为声乐学习者本身来说，在歌唱的学习过程中要广泛涉猎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声乐作品，由此来丰富我们的艺术阅历。不要局限于学术界对歌唱方法的固定划分，大胆学习吴碧霞的精神。不人为地定位、限制自己的唱法和演唱范围，不把自己局限在只会一种唱法，把什么歌曲都唱成一个味道的路子上，要敢于打破常规，勇于突破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拓宽我们的艺术道路，才能获得和抓住更多的机会。

在如今的歌坛上除了本论文的主人公吴碧霞外，打破界限，跨界唱歌的也大有人在，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艺术家在声乐演唱上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要善于驾驭各种唱法，不要被某一种唱法所束缚，只要是遵守科学的发声，能够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的演唱方法，都可以借鉴并运用到演唱中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声乐舞台实践的日渐成熟，从“土洋之争“到“土洋结合”，从通俗唱法的流行到原生态唱法登上大雅之堂，反映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审美水平的提高。我们不再停留在传统民歌、戏曲和曲艺的发声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西洋的演唱方法和风格。可见，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把思维放活，每一个声乐学习者都是可以取得好成绩的。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学科交叉互补的大趋势主导下，民族声乐教学广泛借鉴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合理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并继承了传统戏曲、曲艺中的吐字韵味、气口等技巧，着重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的表现，发展创新了我国的民族演唱艺术，使得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在演唱技法上和气质风貌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民族歌唱水平有了一个大飞跃，真正走向了更科学、更系统、更完美的艺术境界。民族新唱法由于借用了美声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方法，吸气量足，易于控制，高音区主要以头控共鸣为主，增加了真假声的混合，发出来的声音更为亮丽、集中、穿透力强。同时适当地运用口腔共鸣和胸腔共鸣，也增大了音量，加大了民族声乐的震憾力和艺术表演力，使高声区不但亮丽，更有美声学派金属般的声音。歌唱中，三个共鸣腔往往配合着使用，而不用美声学派的混合共鸣的方法，目的是为了突出民族性。在对语言的美化方面，胸腔、口咽腔共鸣的作用虽然不如鼻腔那么直接和明显，但是，在整个歌唱表演中对调节音色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他们头、鼻腔共鸣交替配合，紧密协作，便于咬字行腔，使声音通畅甜美，歌唱表现也更为生动、灵活、风格色彩和风格更为鲜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声乐的表现力，对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民族唱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背景下，有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和人文条件。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金铁霖声乐教学》中曾经讲道:“民族声乐,是从传统艺术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是来源于中国戏曲、曲艺,二是来自民歌,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民族唱法。”他对民族声乐发展方向的定位即：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因此可以说，民族唱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歌演唱中，吸纳、借鉴了美声唱法理论，是中国传统民歌演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升华和发展。吴碧霞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中西方的声乐艺术的确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一个人的歌唱技能完全具有足够的张力来容纳它，并且，每一个有条件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条件除了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无法人为控制的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从主观上必须具有开放的歌唱观念和灵活的思维方法。吴碧霞已经用自己的实践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就像吴碧霞自己所说的一样，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模仿她或者做到像她那样，只是希望大家都勇于尝试新的东西进而突破自己。

从吴碧霞的例子和对两种唱法的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出，声乐教学在遵循声乐这门课程本身的教学规律的同时，也应该遵循师范教育的一般特点和过程，体现双重性。其教学应针对学生实际，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知识结构做出合理构思，以技术小课、小组课、公修大课相配合的基本教学模式，创造同步、多维的素质教学空间，构建高师声乐素质教育的内容体系，形成系统的声乐教育学。我国的声乐教学只有在遵循民族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充分彰显时代性和艺术性，走开放多元之路，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彭丹雄. 从中西声乐对比看民族声乐的科学价值[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