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教案范文
时间：2023-03-31 09:29: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燕教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郑子妍
在短短的几年内，海盐的道路已由原来崎岖不平的水泥路，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宽阔、崭新的柏油马路所替代。东西大道、盐湖大道、秦山大道、南北湖大道、跨海大桥等等。对于海盐交通道路的高速发展我感到无边的骄傲和自豪，但海盐道路交通安全却使我万分的不安和担忧。
就拿前几天报纸上的一则事故来说吧，一个十字路口，一辆金龙大客车停在路边，停车灯一闪一闪，一辆装满液化石油气的大型半挂车撞了上去。看到这里，我耳边仿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传来一声声命运归宿的哭泣。
1月31日晚 ，东西大道海盐县武原镇居堂村十字路口发生了这样一幕。听目击者说，当时客车司机还在小卖部里，大客车停车，警示灯一直在闪烁，理应不会被撞，但不一会儿，后面开上来的半挂罐装车行驶到红绿灯时，为避让一辆摩托车，车头被撞了上去。还一位司机因为酒后驾车，撞倒了一位老人，不但害得那位老人生命垂危到现在还没拖离生命危险而且还跑走了，真是可恶极了。还有一司机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儿戏，在跨海大桥上逆向行驶数公里，一旦逆行车与顺向行驶的车辆发生正面碰撞，后果不堪设想，极易发生恶性事故。
篇2
关键词:承运人 迟延交付 海商法 合同法
原告:A出口公司
被告:B船公司
案情回顾
A出口公司(原告)与B船公司(被告)签订了一份货运合同,约定由B船公司7月底将一个装运该批物资的20个集装箱运往伦敦,合约中未约定交付时间。虽然B船公司知道伦敦收货方急需使用,但仍迟至8月末才运抵伦敦。由于交货延迟造成伦敦收货人近3万英镑的损失,收货人委托A出口公司向B船公司索赔由于迟延交付所带来的3万英镑损失。
被告B公司辩称,根据《海商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只有当承运人未能在双方明确约定的交付时间内交付,才构成迟延交付,但在本案中,承托双方根本就未曾在合同中约定交付时间,不存在迟延之说。况且即使构成迟延交付,由于一个集装箱为一个单位,承运人的过失也没到丧失责任限制的程度。而且,如原告不能举证被告是故意迟延,那么按照《海商法》第57条,承运人对货物因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限额,为所迟延交付的货物的运费数额。
原告A出口公司则认为依我国《海商法》,承运人有妥善和谨慎运输货物的义务,包括合理速遣的义务,如违反此项义务,导致不合理延滞的,合同中虽然没有规定交付时间,承运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由于我国是“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所以《海商法》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两者的规定相冲突时,《海商法》优于《民法通则》而适用;《海商法》没有规定,而《民法通则》有规定的,以《民法通则》为主。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故承运人未能在合理时间内交货,仍应负担迟延责任。而由于承运人此时所承担的是民法上的责任,故因迟延所致的经济损失根本不能享受责任限制。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应赔偿由于迟延交货给原告所带来的损失。
案例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海上货物运输迟延交付案。笔者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个关键问题,即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未约定交货时间时,如何认定迟延交付的构成问题。
我国《海商法》第50条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如果要依据《海商法》确定是否构成迟延交付,则必须以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明确约定交付时间与交付地点”为前提。本案中合同双方没有明确交付的时间,显然不属于我国《海商法》中规定的迟延交付的一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未能在本应交付的时间内交付货物,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
首先,从《合同法》来看,我国现行《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合同法》的这条规定与《海商法》的规定并无冲突之处,对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也应适用。即按《合同法》,从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将承担两种迟延交付的责任:一种是由《合同法》所确立的未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交货的迟延交付责任;另一种是由《海商法》所确立的未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交货的迟延交付的责任。
按照上面的分析,本案是否可以依此来判决呢?笔者认为不可。与《合同法》相比较而言,《海商法》中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海商法》将优先适用。由于《海商法》对“迟延交付”问题已有明文规定,若再补充加诸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在未约定交付时间的情况下,未在合理期间内交付货物的迟延交付责任,则实际上使《海商法》中的规定没有真正地得到适用,而直接适用了《合同法》中的规定,这无疑违反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虽然案件发生时《合同法》已生效,但原告时并未以《合同法》第290条中的规定作为诉讼的法律依据,而是以被告违反了“合理速遣的义务”为由,并且根据“特别法无规定时适用一般法”的原则,将《民法通则》作为其的法律依据。可见,本案的原告也已认识到根据法的效力层次原则,《合同法》中关于“迟延交付”的规定虽然有利于自己,但却因为“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而不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
篇3
知识与技能：了解噪音对人体的危害，了解控制，减少噪音的措施。
过程与方法：了解噪音的危害和减弱噪音的途径，提高环保意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了解生产生活中控制噪音的方法，培养学生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习惯。
【重点难点】
重点：噪音的污染与危害
难度：噪音的污染与危害及控制
【教学过程】
导入：提问：作为学生，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当课堂纪律很好时，我们会对老师所讲的知识的理解和记忆都较为好，如果这课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课堂纪律较乱时，这节课的所讲效果也特别差，好像对老师讲过的知识没有什么印象，这是为什么？
学生回答.（安静的环境容易使人注意力集中，吵闹的环境（噪音）分散人的注意力）
提问:生活中四大污染是什么?
学生讨论（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
教师总结：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新课教学：
自主探究（一）：噪声的含义和来源
1、提问：噪声的含义是什么呢？
学生活动：二人一组，四人一组进行讨论，拿出所查资料。
教师总结：噪音即噪声，通常指那些噪杂、刺耳的声音。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凡是影响人们正常学习、工作和休息的声音，凡是人们在某些场合“不需要的声音”都属于噪音。
2、提问：你们知道噪声的来源有哪些吗？
学生活动：讨论后学生明确
教师总结：（1）交通噪音：汽车、火车、飞机
（2）生产噪音：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噪声影响，在夜晚，尤其令人厌烦。
（3）生活噪音：为了招揽顾客，在店堂前大声播放音乐，家庭娱乐时电视机、音响的声音过大，吆喝声、吵闹声，甚至家庭厨房中的排油烟机的轰鸣声，这些声音包围着我们，形成了一首不和谐的“生活交响曲”
自主探究(二)：噪声强弱的特点和等级
1、提问：通过讨论，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噪音，那噪音有何特点？和其他污染有什么不同？
学生活动:分析、讨论，采用比较法总结出噪音的特点。
教师总结：（1）噪音和其他污染不一样，与人的主观愿望有关，与人的生活状态有关，与人的主观评价有关。同样一种声音，各人的感觉不一样，同一种声音在不同时刻的感觉也不一样。（2）噪声也不像我们前面所了解的各种污染，它是局部的、暂时的，在空气中传播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噪声不像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那样，可以扩散到很远的地方，噪声停止了，危害和影响也就消除了。
2、噪声强弱的等级
学生活动：看课件
自主探究(三)：噪声的危害
提问：你们知道噪音对人体有哪些危害吗？
学生活动：学生各自谈自己的看法。
教师归纳：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室内的噪音或声响达到或超过30分贝时，就会使人无法安心工作，不能集中精力思考，难以入睡。噪音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不但影响人的听力，而且会诱发高血压、心脏病，分散人的注意力，甚至导致记忆力衰退。
自主探究(四)：噪声的控制
提问：我们如何控制和防治这种污染，大家通过调查和查资料。谈谈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学生活动：提出预防和控制污染的措施（各抒己见）
教师归纳：在学生各抒己见的基础进行小结，总结减少噪音的小窍门的有关知识。
保护城市绿化带以阻隔噪音的传播
戴护耳器如耳塞、耳罩、头盔可以减弱噪音
调低音响音量，控制噪音声源
改善临街建筑窗户的隔音效果
课堂小结：（学生自我总结本节课所学到的知识，得到了那些启示）
篇4
【关键词】《发展汉语・口语》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 语音 词汇 语法
一、语音的编写
在这两套教材第一册的开始部分都安排了零起点的语音教学，包括声母、韵母、声韵拼合、变调等。不同之处在于，《发展汉语・口语》将语音学习融入课文，而新版的《实用视听华语》将语音部分另置于课文之前，待学完语音后，才正式进入第一课的学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在语音阶段伊始，就说明了“汉语方言”和“官方语言”的情况，并且概括了汉语言在语音方面的总体特点，这是大陆教材中应该补充的部分。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在语音部分与大陆地区口语教材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教材编写中同时使用了三种注音方法，分别是国语注音系统、台湾通用拉丁化拼音以及汉语拼音。
国语注音系统（或“注音字母”）是在1913年由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的，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1920年改订字母顺序，共计40个字母。目前仍在使用的有37个（声母21个，韵母16个）。中国大陆地区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就不再使用这套注音系统。
台湾通用拉丁化拼音（或“通用拼音”）和汉语拼音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些不同。例如：汉语拼音中的zhi、chi、shi、ri、zi、ci、si后面的i，在通用拼音中使用ih，即zhih、chih、shih、rih、zih、cih、sih。
三种注音系统同时出现在教材中，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在这一点上，台湾地区的汉语教材应该选择汉语拼音作为注音标准，顺应国际汉语学习的趋势，放弃其他注音形式。
二、词汇的编写
大陆地区的汉语水平考试将8822个基础词汇划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其中甲级词汇（最基础词汇）1033个，乙级词汇2018个，丙级词汇2202个，丁级词汇3569个。台湾地区“华语测验推动委员会”在2008年公布了台师大国语教学中心张莉萍老师编撰的TOP词汇表，共计8000个词语，其中初级词汇1500个，中级词汇3500个，高级词汇3000个。海峡两岸汉语教材在词汇的编排上有各自不同的依据。
对比两套教材每课的平均词汇量后，我们发现《发展汉语・口语》基本上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尤其是每个级别下册书的词汇量相比于上册明显增加。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在初级阶段每课的词汇量就保持在26-28个，对于初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可能偏多。到了中级阶段，每课平均词汇量显著提升，达到40-46个。可见，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华语教学对于学生的词汇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词汇编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曾经地域和政治的隔绝，海峡两岸的通用语――汉语（台湾地区用“华语”）随着各自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差异，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最为直接的方式――词汇的差异尤其明显，比如：课室――教室、部落格――博客、凤梨――菠萝、数位相机――数码相机、网咖――网吧、塞特瓶――矿泉水瓶、班联会――学生会等等。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两地的词汇会相互影响和交融，台湾地区的汉语教材可以在差异较大的词语后面标注大陆地区的通用说法，或在注解中指出。
三、语法的编写
口语教材以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为主，每课除了一定的主题和相应的词汇外，语法点的教授也是必需的。一部好的口语教材在语法方面应该做到：科学选择语法项目;合理编排语法项目。
《发展汉语・口语》以国家汉办颁布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为参考标准，在语法项目的选择、量的控制以及难点的处理上表现得较为合理。下面就以两套教材中的“比”字句为例进行对比。
《发展汉语・初级汉语（Ⅱ）》第十课中的三个“比”字句的例句都是来自对话课文中的原句，并没有另造新的句子。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初级阶段的学生应该注重模仿和反复练习。三个句子代表了“比”字句的三种结构，分别是“A比B+形容词”“A比B+形容词+补语”以及“A比B+形容词”的否定形式，这样的语法编排在量和难度上的掌控是较为合理的。课后第三题练习“替换词语说句子”中依然以这三个句子为基础，进行语素替换的训练，让学生牢牢掌握这三个“比”字句。第三个例句“坐什么车都没有骑车方便”更是突显出口语色彩，值得肯定。在随后的第十一课中，进一步给出了“比”字句的另一种否定形式“不如”，用到的句子还是第十课中的例句。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在“比”字句这一语法项目的编排上存在欠缺之处。首先，在教授“比”字句最基本的否定形式时，先出现“不”显然是不合适的。“不”作为否定词常隐含着主观上的情绪，这里应该先出现“没有”。其次，“比”字句的最基本式“今天比昨天冷”之后应该紧接“A比B+形容词+补语”，但是这一部分（“她比我矮五公分”）则出现在课文靠后的部分。另外，第二个结构（S1+（VO）+（V-得）+（不）+比+S2+（V-得）+SV，你说话比我说得快/你说话，说得比我快）太过复杂，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造成了认知负担，可以简化为“你说话比我快”。最后，下面的六个句子散漫无章，没有突出重点，既出现了“没有”也出现了“不”，在结构式中不曾出现的“A比B+更、还+形容词”也出现了。
以“比”字句这一语法项目的对比为例，可以看出《语法等级大纲》等参考标准对于口语教材编写的重要性。台湾地区的口语教材应该加快制定出规范的大纲标准，避免出现类似的不合理的语法编排问题。
篇5
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其他金融市场关于客户保证金管理的现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客户保证金安全运行系统的建设架构。该系统的核心是：让会员只能获得客户资金的相关数据，而没有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存取权和调度权。同时能够做到资金的实时划转，满足黄金市场保证金品种对资金划转的较高要求，并且有利于交易所对保证金品种的风险监控。
关键词：上海黄金交易所；客户保证金；安全运行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70-03
一、其他金融市场关于客户保证金管理的现状
（一）证券市场客户保证金的管理模式
目前，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资金、资产的方式主要有以下5种：
1.恶意透支：证券机构为了拉拢客户或个人利益，在客户没有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柜台交易系统为需要资金的账户解冻出资金，从而形成透支。新华证券就是由于累计透支1.2亿元而被关闭。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柜台交易软件提供资金解冻这种功能导致的。
2.虚存资金：在没有实际资金存入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强行通过柜台交易系统的资金存取系统为某个客户追加资金。一旦继续发生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其他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占用，如果数量过大，还可能形成透支。
3.从证券公司在银行的经纪业务账户内直接挪用：虽有明文规定证券公司不能直接从银行的经纪业务账户内挪用资金，但由于证券公司负责客户资金的操作，银行无力审查，所以这种挪用方式也经常发生。
4.违规挪用客户资产进行国债回购：由于目前国债回购的结算方式和存管模式为按席位结算，客户购买的国债托管与证券公司的席位上，同时证券公司就拥有了可以用于回购的标准券额度，证券公司就可以进行超额的国债回购，这实质上已经占用了客户的国债。
5.因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自营与经纪清算账户不分开而引起的占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由于目前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行法人清算，即同一个证券公司下的所有交易通过一个账户进行清算，不区分自营业务与业务。因此，证券公司就可以利用客户的资金沉淀进行自营证券交易，从而占用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
由于上述问题，中国证监会已经提出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独立存管的设想。目前一些建议和改革的设想纷纷出路，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改革柜台交易软件的功能，取消透支与存入资金的功能，这样就把上述的第一、二种违规操作的现象杜绝了。
2.改革国债回购的结算方式，改变目前按席位结算的制度，这样可以制约第四种违规操作。
3.要求证券公司在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清算时分自营与经纪业务分别清算。这样可以避免第五种违规操作。
4.针对第三种违规现象，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银证通”模式，即客户的出金、入金都由客户直接与银行之间办理，银行柜台系统接收数据后把客户资金的数据传输给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证券公司根据客户的资金信息处理客户的交易。同时，证券公司的柜台系统根据客户的交易情况将客户资金的变动信息传给银行，银行系统自动计算客户的资金。结算时，证券公司柜台交易系统分检每家银行的客户交易的轧差情况，将数据传给银行，银行在根据结算数据分别与登记结算公司进行结算。这样证券公司没有机会接触到实际资金，也就无从挪用或占用客户的资金。
但是这种模式比较适应证券现货交易模式，对保证金交易品种不适应。现货交易是完全的资金，而保证金交易品种利用的比例保证金，而且交易的是一种合约，在没有交割前，交易标的的所有权并没有进行实际划转，而且，还涉及到每天根据结算价进行的盈亏计算，这些都是现货交易模式所没有的，从而银证通模式无法适应保证金交易对资金清算的过高要求。
（二）期货市场的客户保证金管理模式
2003年中国证监会在全国推行期货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封闭管理，即：通过期货公司客户保证金与自有资金分户存放，客户保证金在期货经纪公司、期货交易所和结算银行之间由备案专户构成的客户保证金专用账户封闭体系内划转，以达到防止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目的。
这种做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并没有从源头上彻底杜绝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在目前现有的客户保证金封闭管理的模式中，期货公司依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挪用客户的保证金：
1.通过开立虚假客户，以客户出金的方式将保证金划转出封闭圈；
2.期货公司违反规定，将客户保证金进行质押融资，变相挪用客户保证金；
3.由于证监会检查的时间一般在每月月底，期货公司可以在月初与月中挪用资金，然后在月底补足，这样监察部门很难发现。
针对这种情况，目前市场多主张推广“银期通”模式，即客户直接通过商业银行的结算账户进行期货交易，而不用把保证金存放在期货公司的账户上，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期货公司挪用客户资金的可能。但是由于期货交易对资金划转的要求特别高，目前的银行资金清算系统难以满足异地资金的实时划转，容易影响到正常交易。另一方面，交易中资金存在期货投资专户中，清算后再和期货公司做资金的划转，交易期间需要期货公司垫付资金。同时，如果交易中交易所不检查期货公司资金，交易所先与期货公司进行清算，而后期货公司与客户进行清算，这个时间差内，期货公司依然要垫付资金。因此，基于以上两点因素目前该系统的使用并不广泛。
2006年1月19日中国证监会了2006年9号文“关于规范期货保证金存取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9号文要求，将由五家指定结算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托管期货客户保证金，并于此后执行客户出入金只能由唯一的指定银行账户进出，及同一期货公司不同客户的保证金禁止内转的严格规定，且不允许支票、现金直接入账个人投资者期货保证金账户，而只能由在同一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的个人储蓄账户向相应的个人期货保证金账户划转。
（三）680方案：证券磁卡交收方式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针对证券公司挪用客户结算资金的问题提出了证券磁卡交收方式。这种交收方式是指持有磁卡形式股票账户的投资者预先在银行存入资金，然后利用股票磁卡加密码的方式在证券公司办理证券的委托买卖。交易的数据由证券公司传给银行，银行则相应冻结客户的资金，交割时则由银行根据实际收付的金额完成交割。
这种方式虽好，但与“银证通”模式类似，依然只是适应现货交易，而无法满足保证金交易品种的资金实时划转的较高要求。
二、上海黄金交易所客户保证金安全运行系统
上海黄金交易所认真总结了其他市场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客户保证金安全运行系统。该系统的核心是：让会员只能获得客户资金的相关数据，而没有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存取权和调度权。同时能够做到资金的实时划转，满足黄金市场保证金品种对资金划转的较高要求，并且有利于交易所对保证金品种的风险监控。
（一）业务流程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简单的图来概括整个系统的构架：
为了保证该系统能够满足客户保证金真正的封闭运行，资金的实时划转，保证会员不垫付资金，同时还要建立客户的明细账，避免会员通过开立虚假客户，以客户出金的方式将保证金划出封闭圈外，该系统需要做到的核心功能有三点：在保证金交易正常进行的同时：
1. 形成保证金的封闭运行圈；
2. 能够实现资金的实时划转，且不需要会员的介入；
3. 能够得到客户的明细账信息；
客户保证金在封闭圈内运行，在交易所系统、银行系统、二级交易系统和封闭圈之间只存在数据流，以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二）账户设置：
客户、会员、交易所都在银行开设账户，分别为客户账户、会员账户和交易所账户。交易所账户和会员账户在主清算银行开户，客户账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清算银行开户。客户的资金通过会员的账户转入交易所的账户，交易所给客户的资金也通过会员的账户进行划出，会员的账户实现实时转账，即：客户资金转入会员账户后实时向交易所账户划转。交易所转发经审核为合法的划款指令的客户资金划出信息，将客户资金从交易所账户划出，进入会员账户，实时向客户账户划转，从而使得会员账户余额保持实时为零。
客户保证金的封闭圈内资金在客户、清算银行、交易所之间的封闭运行，其实质在于资金流始终在清算银行内部，资金的所有流动只是资金在三个不同账户之间的转移。会员账户在这里起到了一个过渡性账户的作用。
三、总结
该系统吸收了“银证通”让信息流与资金流分离的核心思想，同时避免了前面提到的“银期通”的种种缺陷，从而真正实现了保证金的封闭运行，会员根本就没有机会挪用客户的保证金。该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系统实现了客户保证金的封闭运行。如上图所示，客户保证金的封闭圈即虚线圈内资金在客户、清算银行、交易所之间的封闭运行，其实质在于资金流始终在清算银行内部，资金的所有流动只是资金在三个不同账户之间的转移。只有当客户存入或提取资金时，保证金才流出封闭圈。
第二，该系统杜绝了会员通过开立虚假客户，以客户出金的方式将保证金划转出封闭圈的现象。交易所的一级系统可以掌握客户资金的明细变化情况，这得益于黄金交易所现货交易涉及到黄金的实物账户，由于黄金比较贵重，为了安全起见，交易所在成立初期就把实物账户细化到每个客户。那么依照实物账户的模式，一级系统也完全能够掌控客户的资金账户的变化情况，从而使得账户信息明确到每个具体客户，会员连客户账户的资金沉淀也无法挪用。依据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会员对客户的交易负全部责任，交易所只为会员登记总账。同时交易所一级系统可以实现客户直接将资金转入交易所的账户，一级系统和银行保留了客户可以将资金转出的接口，一级系统可以掌握客户资金的明细变化。一级系统将客户的明细账信息发送给二级系统，由会员的二级系统登记客户的明细账。
第三，该系统避免了要让会员垫付资金并且无法满足实时的资金异地划转的缺陷。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黄金交易所的一个巨大优势：所有的清算银行都是交易所的会员，从而给资金的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上图所示，资金的所有流动都发生在清算银行内部的账户之间，而这些清算银行同时是交易所的会员。依托清算银行已有的体系，能够保证资金的实时划转，从而不用会员垫付资金，而且划转速度快，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和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要求。
篇6
关键词：海西区市工业化阶段综合比较
一、海西各城市工业化进程的评判过程
按照钱纳里、库兹涅茨、配第克拉克等国内外相关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从通常情况看，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可以运用人均总量指标和经济结构指标来进行评判，也就是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来综合判断一个城市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下面从上述四个方面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各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分别进行探讨。
（一）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考查
借助钱纳里的国际标准模式来分析海西各区市工业化水平及所处阶段，由于比较过程中需综合考虑汇率、通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在判断工业化水平所处阶段时采用粗略地按当时汇率为参考依据来考查人均GDP指标，如下图1和表1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海西区域内部福州、厦门、泉州、三明、龙岩、衢州六个城市步入了工业化后期成熟阶段，莆田、漳州、南平、宁德、温州、丽水、汕头、鹰潭、潮州、揭阳10个城市仍处于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梅州、抚州、上饶和赣州三市则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可见从人均GDP指标来看，海西20个主要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梯度差异，主要分布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层次上，从分析结果看，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要明显高于内陆地区，福建的主要区市工业化水平高于边界地市。当然，如果考虑通胀因素的影响，其程度还将呈现出一些细微的调整，在此不再赘述。
（二）从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考查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在研究成果中阐述了工业化进程的规律：工业化演进始终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来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主题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和农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调整和转化过程中。当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时,进入工业化初期;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且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三产业时，进入工业化中期；当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峰值时，进入工业化后期。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海西20个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上述演进规律，各区市第一产的比重稳步下降，除梅州市和南平市外第一产业比重均已降至20%以下，按照上述变化规律看莆田、三明、漳州、龙岩、宁德、赣州、抚州、上饶、揭阳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温州、衢州、丽水、福州、厦门、泉州、鹰潭、汕头、潮州等市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0%以下，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整体层面看，第二产业均已成为海西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且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尤其是福州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已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呈现出高级化发展的态势，这与省会中心城市的地缘作用不无关系。
（三）从就业结构的变动考查
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表明，就业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考查海西各城市2000年-2009年从业人员比重结构变化，基本上遵循了配第-克拉克定理所阐述的演变轨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产业转移，二产的从业人员比重稳步上升，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更高水平时，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从业人员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详见图1、图2和图3）。按照配第克拉克的阐述区域就业结构的变动，是由于各产业部门生产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高低调整和变化，因此，从业人员的转移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
海西20个城市中除厦门、泉州两市外均可按照配第克拉克的标准进行判断，对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海西所属城市均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具体来看，温州、丽水、宁德、鹰潭、上饶、梅州、揭阳7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赣州、抚州、汕头、潮州4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衢州、莆田、漳州、南平4市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福州、三明、龙岩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此外，按照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国家劳动力结构变化规律的分析标准看，可以得出海西各城市中福州、厦门等领先城市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已达到20世纪80年代高收入国家发展水平，而其他绝大多数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尚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国家90年代的发展水平。
（四）从人口集聚程度方面考查
按照钱纳里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城镇化又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从国际通用的标准看，工业化准备期的城镇化率在32%以下，工业化初期的城镇化率在32%-36.4之间，工业化中期的城镇化率在36.4%-49.9%之间，工业化后期49.9%-65.2%之间，后工业化阶段的城镇化率则在65.2%以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海西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尤其是近十年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各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而且差距不断扩大。上饶、莆田、丽水等城市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而厦门、汕头等市城镇化水平遥遥领先。从具体情况看，温州、衢州、丽水、莆田、泉州、漳州、龙岩、宁德、鹰潭、赣州、抚州、上饶、梅州、潮州14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准备期阶段，三明、南平、揭阳3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福州市城镇化水平则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厦门与汕头二市城镇化水平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二、海西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论
1、海西各区市工业化程度存在梯队差异
通过上述对海西区域内各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各个城市间工业化进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梯队差异现象，各个不同梯队城市其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图6）。第一梯队的城市主要有厦门、福州、泉州等市，这三个城市经济发达，拥有较强的临港工业实力，已开始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二梯队的城市主要是三明、龙岩、衢州和温州四市，这个四个城市原来的工业基础较好，经济规模也较大，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三梯队的城市是鹰潭、丽水、莆田、漳州、南平和宁德六市，这些城市具备良好的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但由于各种原因发展稍显滞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积极谋求借助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机遇迎头赶上；第四梯队的城市是汕头、潮州、揭阳、抚州、梅州、赣州、上饶7个城市，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都是海西区边界城市，明显的特征是均处于省际交界地带，工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但工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2、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为产业合作带来机遇
海西经济区区域内部各区市的工业化水平层次性差异及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西区域内工业产业的资本和技术构成也将存在明显不同。通过前人研究得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知道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的资本和技术构成不同是形成垂直分工的基础，而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的资本和技术构成相近则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通过实行互补性的水平分工来提高总体效率。这种产业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通过工业化所处的阶段来反映。因此，处于层次不同的地区之间可以加强产业的垂直分工，而处于同一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地区则可以主要通过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水平分工来加强产业联系，这便使得海西区域的产业合作具备了广阔的空间，为同层次之间的水平产业整合和不同层次之间的垂直产业整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此，针对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工业发展的战略，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工业化水平的层次性差异这一现实，构建起城市工业产业交流合作的机制，深化区域间产业发展的融合互通，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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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主任车宏生教授主持，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会理事长张敏强教授致开幕词。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在会上致欢迎辞。随后，国务院原参事、北京师范大学张厚粲，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戴家干，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梁纯平，江西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肖辉，台湾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辅导学院院长陈学志，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系主任吴武典，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侯杰泰，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胡竹菁等分别致辞。
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教育与心理统计测量学术年会自1994年始，每2年一次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行，旨在为海峡两岸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的平台，促进学术成果及实践经验的分享。经过大会学术委员会严格评审，大会以社会发展与教育和心理测量为主题，共提交学术论文205篇，其湾地区共48篇，主要涉及心理与教育测量理论与技术新进展、认知诊断理论及应用、心理统计方法新进展及应用、教育考试与学习评价、心理测验的研发与编制等方面，包括3场大会主题报告、8场二级报告以及160余场小型报告。本次学术研讨会有以下特点：1.关于心理与教育测量、统计的理论、应用研究已经拉近与国际学术水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终生教授张华华题为《美国能从中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大规模计算机自适应认知诊断测验中学到什么？》的主题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正在经历“向美国学习”到“美国向我们学习”的变革，并对如何选择对于学校而言经济有效的硬件建设和网络连接，如何将认知诊断功能应用在适应性选题的算法中等实践性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报告指出从最近几次在北京、大连和郑州的大规模运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表明，计算机自适应认知诊断测验无疑将会使全世界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受益，并且正革命性地改变着人们应对学习和考试带来的诸多挑战。
2.认知诊断模型方兴未艾，各种统计分析方法不断改进。共有20位学者报告了认知诊断模型的相关研究结果及进展，主要涉及到模型的改善、新模型的提出、诊断正确性的影响因素、认知诊断计算机自适应测验选题策略以及认知诊断测验的编制技术等方面。与会者也对结构方程模型、潜在类别模型、追踪数据分析等统计方法的新进展、数据处理技术、模型参数估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3.测量技术多样化。探讨三大测量理论：经典测量理论、项目反应理论以及概化理论在测验编制及使用中的科学应用，引入质性研究编码、画人测验、情境判断测验、人格迫选测验、公文筐测评技术，对如何降低测验过程中的社会称许性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这些理论层面以及技术问题的讨论，将极大地推动心理与教育测量的科学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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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董事会特征 公司治理 企业经营绩效 海峡两岸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主体主要是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的监督者，也是公司发展的制定者与决策者，是公司决策制定和控制权系统的核心。董事会的基本职责，就是为了股东和社会大众的利益，监督公司的管理层，预防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来操控公司，而损害公司的价值。从1980年以来，有关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大量涌现。公司治理的设计，通过创造机制以加强并支持董事会监督作用，立于确保投资者得到回报。董事会处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枢纽地位，对公司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完善董事会的结构与运作，对于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合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近年来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互动频繁，如何减少两岸企业彼此间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对其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成为其它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本文以海峡两岸电子产业为例，研究两岸的董事会特征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并深入研究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推动企业的现代化进程提出具有借鉴价值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 一 ）董监持股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趋同说，认为董事会持股比例较高时，会尽力监督管理当局的行为，使其不危害股东权益，而且能提供较为合理谨慎的决策，创造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他们认为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另外，Morck（1998）认为当董事会的持股比例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管理当局的监督能力和意愿都会比较有限，对公司价值影响不大；但当持股比例超过一定水平后，管理层支出的偏好行为造成公司财富的损失需由自己承担，因此他们会有较大的动机去执行董事会应有的职责，监督管理当局，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会产生正面的影响。Salancilk（1977）认为外部股东的股权越集中，所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就越少，股东更换不胜任的经理人的权利也就越大，因此，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提高公司价值。然而，Jensen和Ruback（1983）认为董事会基于本身职位安全性考虑，通常都会有一些反接管的行为，如否决对股东有利的合并案。若股权越集中在董事会或少数股东身上，反接管的行为更为严重，对公司的营运会产生负面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董监事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杨俊中，1998；刘仲嘉，2006；等）。高睿鸿（2006）发现，董监持股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柯大钢、毕艳杰（2006）以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例，发现董监事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措施，能激励董监事执行有效的监督之责。而袁萍（2006）发现董监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关系。
（ 二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和Meckling（1976）与Lipton和Lorsch（1992）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董事会人数的增加，会增加沟通意见的成本并降低公司运作的效率。大群人中的交流、任务协调和决策制定的有效性比小规模董事会难，成本也更大，且超过了依赖更多人带来的好处，搭便车情况也更为严重。Chaganti、Mahajan和Sharma（1985）与Pearce和Zahra（1992）则认为董事会规模扩大，组织的复杂性就相对提高，很多学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Bacon（1973）有着不同的观点。董事会规模大，说明公司同环境建立的外部关系的能力强，可以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并得到更为优质的咨询意见，因此可以提升公司治理（Dalton等，1999）。进一步，由于信息分享，规模大可能会提高董事会决策过程的效率，并通过提供多样性以帮助公司获得重要资源，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公司业绩。高睿鸿（2006）以1998年至2006年间发生财务危机的113家上市公司及其对应的113家财务正常公司为例，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刘思琦（2005）实证研究发现经营绩效与董事会人数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申心吉（2005）发现在一定范围内，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而超过这一范围，董事会规模则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汤小华（2007）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价值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三 ）独立董事与公司经营绩效 Fama和Jensen（1983）强调独立董事在执行决策职能时的重要性，认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相较下更具独立性，更能保护股东权益，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管理当局有任何不当而损害股东权益的投机行为。独立董事还能发挥在管理监督方面的更为广泛的经验和专长。独立董事，代表股东，有较强的动机组织并发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很多学者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独立董事常常有自身动机和依赖性，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客观性，从而降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Mayer等（1997）认为，当公司被接管的时候，独立董事较能执行有效监督，以保障公司价值，但以长期而言，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价值并无明显关系。刘思琦（2005）和刘仲嘉（2006）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不过吴宗辅（2006）研究指出，外部董事人数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负向的关系。还有很多学者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无关。黄佳妮（2007）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申心吉（2005）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来衡量企业绩效，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陈旭东、迟丹凤（2007）发现独立董事无助于改善公司业绩；而当独立董事逐渐成为董事会中的多数甚至绝对多数时，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 四 ）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 Jensen（1993）指出存在两职合一时，内部控制系统会瘫痪，因为董事会不能有效履行包括评价并开除CEO之类的职责。董事会两职分离可以增进董事会的监督效果并改善公司绩效（Fama和Jensen，1983；Berle和Means，1932）。还有学者认为两职合一限制了董事独立性，降低了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作用，可能会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Dayton，1984）。另一种观点基于资源供应观，认为两职合一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董事会被委任协助管理层，CEO加入董事会则是有益的，不但能改进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交流，而且与董事会成员的沟通和讨论可能会得到更宝贵的建议和更好的公司绩效。Jensen和Meckling （1976）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职务的现象多见于家族企业，当董事长或其家族成员拥有较高的持股比例时，董事长通常会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Davis等（1997）认为两职合一时，潜在的利益冲突较少。若总经理是道德高尚的人，对公司营运状况极为了解，兼有董事长的职务，可能会使公司价值提高。Sridharan和Marsinko（1997）认为，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可以大幅提高经营利润及生产效率，使公司的价值提升。此外，两职合一的领导者对公司以及环境也更为了解。黄钰光（1993）发现两职合一与经营绩效负相关，而高睿鸿（2006）发现两职合一与公司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二者关系不显著。吴淑琨（2002）发现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两职合一。申心吉（2005）、谢军（2007）等发现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然而，王昭（2004）发现两职合一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各种视角对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许多成果，但是尚未有学者探讨过两岸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基于近年来两岸在经贸交流上的日益频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探讨两岸董事会特征差异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改进两岸各自的董事会特征，从而更好地便利两岸经贸交流。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趋同说（Convergence of interest）。认为董事会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董事的财富水平就会与公司经营绩效密不可分，其切身利益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当公司运营较好时，董事的财富也会相对增加，因此董事会的监督意愿增强，会尽力控制管理当局的行为，降低管理当局作出危害公司行为的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董监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Bacon（1973）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其效率正相关，较多的董事会人数可集思广益地作出更全面的决策，以提升公司价值。Chaganti、Mahajan和Sharm（1985）研究发现扩大董事会规模能够对管理层形成更有效的监督。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董监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由于独立董事大多是具有信誉的专家，在公司持股方面较少，当计划失败时，不会遭受太多损失，却需要承受信誉扫地的风险。为了防止信誉扫地，他们多半能尽自己的义务进行有效监督，并以专家客观的角度去评估高管层做出的决策。此外，独立董事不仅能提供多样且专业的建议，也掌握了公司所需要的外部资源，由独立董事作为媒介，使公司更容易进行策略联盟或是取得互惠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独立董事占董监事会比例越高，公司经营绩效越好
董事长为董事会的领导者，在公司中的职位及权力均大于其它的董监事，其责任是带领董事会做好监督的角色。由一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种角色，可能会产生两种问题：一为利益冲突，容易借着职位之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决策，损害股东权益；另一个是无法超然独立地评估管理当局的绩效，因为董事会失去其自主性，成为管理层的橡皮图章。这样，董事会监督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失去监督管理层的客观公正性，从而使公司的经营绩效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形，公司经营绩效降低
（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内地方面的研究样本来自2004至2006年的沪深两市的电子类上市公司，剔除了ST、PT公司和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公司之后，共获得研究样本291个；台湾方面的研究样本来自2004-2006年台湾电子业上市公司，删除一些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研究样本717个。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系统、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TSEC台湾证券交易所（.tw）、公开信息观测站（.tw）、巨潮信息网（.cn）和金融界（.cn）等网站数据。
（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Yi=β0+β1P+β2LIAB+β3SIZE+β4GROW+ε （1）
其中，y表示公司经营绩效，公司经营绩效可分为财务性绩效和非财务性绩效，考虑非财务性绩效取得不易，故以财务性绩效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在本研究中则采用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每股盈余（EPS）来度量公司经营绩效；P为董事会特征的研究变量，分别用董监事持股比例（DISSTOCK）、董监事会规模（DG）、独立董事比例（INDEP）和两职合一（LZ）来表示；本文以负债比率（LIAB）、公司规模（SIZE）及净利润增长率（GROW）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详细说明表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2004年至2006年两岸样本在ROA、EPS、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公司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内地在每股收益上偏低，其可能原因： 会计准则计算基础上有一些不同；税率制度，亦会对税后盈余有些影响。而在净利润增长率方面，两岸无显著差异。
（ 二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正负0.3以下，表明变量存在相关性。
（ 三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台湾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职合一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然而，内地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董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皆不显著；只有两职合一对经营绩效有微弱的负向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 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同原结果基本一致。台湾方面，董监事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监事会规模、两职合一尽管也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内地方面，所有测试变量皆不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台湾方面董监持股比例符合假设，支持利益趋同说。内地方面以EPS作为公司绩效变量时，董监持股比例符合假设，但不显著。可能由于内地董监持股比例过低，使其利益与公司绩效很难保持一致，而使董监事没有动力做好有效监督以提升公司绩效。台湾的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支持假设。而内地方面，董监事会规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内地的董监事因自身鱼龙混杂的背景及专业技能，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时受到限制，没有真正地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台湾和内地方面，在独立董事占董监事会比例，均符合假设，其比例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内地还是不很健全，许多独立董事徒有虚名，因此内地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台湾两职合一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不支持假设。其可能原因，台湾的上市公司多半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情形可能存在，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内地两职合一，以ROA作为公司绩效变量时，符合假设；然而以EPS作为绩效变量时，结果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内地上市公司的领导结构过于复杂，很多都是从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强化董事会职能，董事会成员应本着忠诚、谨慎且高度注意的态度以公司利益为前提，评估公司经营策略、风险管理、年度预算、业务绩效及监督主要资本支出、并购与投资处分等重大事项，同时也应确保公司会计系统和财务报告的正确性，并避免有董事会成员损及公司的行为或与股东间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实质性地对董事和监事授予股票期权计划，并继续提高其持股比例；在选任董监事以及独立董事时，要考虑其背景及专业技能，从而优化董监事人员结构；董事会应有绩效评估制度，藉以衡量每一位董事的贡献；对原国有企业改制、历史遗留形成的领导结构尽快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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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木麻黄；台湾栾树；沙质海岸；混交林；防风效果
中图分类号：S7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7006102
1 引言
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tifolia）是福建沿海地区主要的防风固沙树种，海岸线上的防护林树种多为木麻黄组成的人工林，在抵御风沙、海潮等自然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目前福建沿海地区的防风林基本上还是以木麻黄单一树种的纯林较为普遍，由于单纯林生物多样性简单，林分的稳定性较差，病虫害、火灾等问题容易发生，因此，沿海地区防护林建设逐渐由木麻黄单纯林向复层林或混交林方向发展，构建更加稳定和树种丰富的防护林带[2]。
台湾栾树（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是一种阳性树种，喜光、稍耐阴，耐寒、耐干旱和瘠薄，也耐低湿、盐碱地及短期涝害。其深根性，根强健，萌蘖力强，生长中速，幼时全长较缓，其后渐快，适生性广，对土壤要求不严，在微酸及碱性土壤上都能生长，较喜欢生长于石灰质土壤中。抗风能力较强，可抗零下25 ℃低温，对粉尘、二氧化硫和臭氧均有较强的抗性[3，4]。针对趋于老化的林带，在更新时要尽可能采用合适的树种进行混交造林，为此，我们在惠安赤湖林场进行了木麻黄和台湾栾树混交试验。
2 试验点概况
试验点设在福建省惠安赤湖国有防护林场，位于惠安县崇武半岛（东经118°55′，北纬24°35′）。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0.7 ℃，最高气温36.6 ℃ ，最低气温3.6 ℃，年均降水量1029 mm，年蒸发量2056.7 mm，干湿季明显，干旱频度大，夏季多台风，年平均5.1次，秋冬盛行东北风，平均风速7.1 m/s，年8级以上大风100 d。
土壤以沙土为主，沙土层厚度80～100 cm，肥力低下，天然植被稀少，林下常见有木豆（Cajanus cajan）、鼠刺（Spinifex littoreus）和牡荆（Verbena negando）等。
3 研究方法
2010年10月，对距离潮水线160 m左右的23年生的老木麻黄林带（平均树高19.6 m，平均胸径22.6 cm）进行带状采伐，2011年4月对采伐迹地清理后整地，包括定点、挖穴和放客土，6月进行木麻黄无性系惠1#和台湾栾树混交造林试验，试验设3种处理：木麻黄∶台湾栾树=1∶3，木麻黄∶台湾栾树=2∶3，木麻黄∶台湾栾树=3∶3。以 木麻黄纯林和台湾栾树纯林为对照。随机试验设计，3次重复。每小区面积20 m×20 m，造林株行距2 m×2 m。
造林后每年进行生长情况调查，2016年3月，对试验林全面调查，分树种进行每木调查，统计保存率和生长量，同时对每种混交林进行林前和林内的风速测定，求算不同混交林的防风效果。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生长情况比较
通过对5年生的不同比例的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生长情况调查可知（表1），不同比例的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湾栾树生长情况有较大的差异。木麻黄台湾栾树按3∶3比例混交的林分湾栾树树高、胸径与台湾栾树纯林相比分别提高了1.68倍、1.61倍，木麻黄台湾栾树按2∶3比例混交的林分湾栾树树高、胸径与台湾栾树纯林相比分别提高了1.0倍、1.0倍，木麻黄台湾栾树按1∶3比例混交的林分湾栾树树高、胸径与台湾栾树纯林相当。经过方差分析（表2），表明不同比例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湾栾树树高和胸径生长量差异达到极显著的水平。说明沙地台湾栾树造林应与木麻黄混交为宜，而且两个树种采用多行或带状混交较为合适。这可能是因为沿海沙地干旱贫瘠而且风比较大，营造台湾栾树纯林受到风和旱的自然条件限制而生长不良，如果台湾栾树与木麻黄多行或带状混交，由于木麻黄速生的特性使其较快占居林分上层，为台湾栾树生长提供一定的遮荫，使其生长减少旱热影响，再者木麻黄为台湾栾树生长创造了阻风的屏障作用，使其减轻了风害。而不同混交林的木麻黄生长情况和木麻黄纯林相接近，差别不大。
4.2 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防风效果比较
采用手持风向风速仪对不同比例的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的林前空旷区和林内风速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表3），木麻黄台湾栾树3∶3混交林风降率最大，防风效能最大，其次是木麻黄纯林，台湾栾树纯林风降率最小。这可能是因为木麻黄台湾栾树多行混交几年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疏透林带结构，对风起到较好的削弱作用。而台湾栾树纯林由于受干旱、风的影响生长较为缓慢，尚未形成稳定的林带，防风效果不尽理想。
5 结论与讨论
经过对不同比例的木麻黄台湾栾树混交林、木麻黄纯林和台湾栾树纯林的生长情况以及防风效果进行测定，5年生时表现为木麻黄台湾栾树3∶3比例的混交林湾栾树生长最好，其次是木麻黄台湾栾树2∶3比例的混交林湾栾树，台湾栾树纯林生长比较差。从防风效果看，木麻黄台湾栾树3∶3比例的混交林防风效果最佳，其次是木麻黄纯林，台湾栾树纯林防风效果较差。
沿海地区风沙大，土壤普遍干旱贫瘠，因此木麻黄的更新造林在树种的选择上要考虑到有一定的抗风沙和耐干旱贫瘠特性的乔灌木，同时在树种的配置方面要做到多树种合理混交，以增强防护林带的景观性和生物多样性。在沿海最前沿50 m左右林带造林选用抗风木麻黄种植，其后可考虑木麻黄和沿海乡土的阔叶树种如黄槿、赤桐或从台湾引进的阔叶树种如海檬果、台湾海桐、水黄皮、台湾栾树等通过带状或多行混交，构建多层次、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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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内容提要: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海升—大摩案”
在2008年金融海啸曝出的中国企业衍生品交易重大损失事件中，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升）与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下面的两家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以下简称大摩国际）和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摩亚洲）——之间的外汇掉期合同争议（以下简称“海升-大摩案”）无疑最引人关注。[1]海升是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国陕西省开展实际经营管理活动的民营企业，其产品大量出口国际市场并以美元作为产品出口的主要结算货币。为避免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以美元计值的贸易应收账款的汇率损失，2008年7-8月间，海升经时任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的介绍，与大摩国际订立了为期5年的两份外汇掉期合同。在这两份外汇掉期合同中，海升承诺在2013年9月前分别按1：6.828和1：6.8555的固定汇率每月向大摩国际兑换5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的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大摩国际有权在外汇掉期合同履行6个月后随时终止该合同。2008年10月，海升与大摩国际将上述两份合同合并，并分阶段设定了新的合同汇率。[2]在新合同下，海升有权在2009年4月10日前支付不超过3 800万美元的解约金而提前终止合同。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虽然名为外汇掉期合同，但并不是标准的掉期合同，[3]而是一系列的外汇远期合同，[4]即海升有权同时也有义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定期按照约定的汇率向大摩国际出售一定的美元。由于合同履行期长达5年且每月结算交割一次，因此形成了一系列在不同时间履行的外汇远期合同的集合，类似于传统的货币兑换。[5]此外，由于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海升美元收入的汇率风险，大摩国际实际并不需要美元，因此合同采取了轧差交割本金的差额结算方式[6]——在每个月的结算日，当事人无须向对方全额交付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而是按照结算日的市场汇率与合同约定汇率之差计算出一个净支付额，并确定负有实际支付义务的一方，由该方当事人向对方支付这个差额。现实中，自2008年底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围绕1：6.83波动，低于合同规定的美元汇率，[7]因此海升在外汇掉期合同的头几个月的实际结算中一直是获利方，大摩国际截止讼争时累计向海升支付了72 057.7美元。
“海升—大摩案”源于长达5年的衍生品合同带来的保证金义务，成为海升无法承受的财务负担。2008年7月2日，海升与大摩国际签署了国际互换及衍生品交易协会（isda）的主协议规则体系（以下简称《isda主协议》）及相应的《信用支持附件》，承担了交付保证金的义务。[8]2008年9月，离岸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远期汇率跌至1：7左右，低于当期约定汇率，大摩亚洲根据自己的计算，首次通知海升支付现金保证金，但被海升拒绝。海升与大摩国际变更合同后，2009年4月，大摩国际再次要求海升支付约7000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海升再次拒绝支付，其理由是在合同编制及订立时，公司评级顾问大摩亚洲理应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支付该保证金将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但大摩国际与大摩亚洲均未曾知会或披露关于任何该保证金的条款及任何与亏损有关的风险。[9]2009年4月2日，海升以侵权为由，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摩国际及大摩亚洲；而大摩国际则宣布提前终止合同，并依据合同的专属管辖权条款诉诸英格兰高等法院，追究海升的违约责任，索赔2 6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亿元）。
从表面看，海升宁愿被指控“违约”也要终止一项正在盈利的衍生品交易的做法颇令人费解。而实际上，它折射出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特有的风险，即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那么，究竟何为来自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对方的信用风险呢？针对这种风险，法律为场外衍生品交易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担保机制呢？其运作逻辑又如何呢？在这样一种运作逻辑之下，该机制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对交易双方是否具有普适性，真正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呢？
二、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安排：信用支持制度
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属于场外衍生品交易，当事人间是一对一的合同关系。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要风险是来自对方的信用风险，即对方到期不能履行合同下的交付义务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在国际金融实践中，化解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包括净额结算、现金结算或差额结算、担保安排等。其中，净额结算、现金结算等都与支付方式相关，目的是减少合同项下实际支付的款项；而担保则是保障对方履行合同义务、防范债权风险最基本的法律工具。由于担保问题的重要性，《isda主协议》也包含了专门规定担保安排的法律文件——《信用支持附件》。[10]该文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制度——信用支持制度——进行了规定。
（一）信用支持制度：基于传统的债之担保制度的比较分析
信用支持制度是依据合同建立起来的一种担保安排。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当事人签署了isda的《信用支持附件》后，方可适用其规则。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在衍生品合同下有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支付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担保品多为现金或流动性很好的证券。提供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质押给收取担保的一方，或者将担保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后者。不论哪种情形，占有担保品的当事人都有权使用、处置该担保品，并在对方违约时直接用担保品折价抵偿；对方履约后，仅需要向对方退还同等价值的担保品即可。但是，如果合同履行期间内合同的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则原收到担保品的一方不仅要退还担保品，而且还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缴付与新的风险敞口对应的担保品。此外，担保安排构成衍生品合同存续的必备条件。如果负有缴付担保品义务的一方未能履行义务，此一担保上的违约行为可以导致整个合同或交易的提前终止。
从形式上看，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类似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即由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担保物上设定担保负担以保障对方的利益。但是，在担保安排的法律地位、担保权人的权利、对质押的态度、担保物类型、转移方式等诸多方面，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整套信用支持制度是围绕着风险敞口而非特定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本金数额确定的“主债权”组织起来的。风险敞口决定了谁有权收取担保品继而成为担保权人。不仅如此，风险敞口又是变化的，其变化导致担保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身份发生转移、担保金额发生改变。“海升-大摩案”正是基于风险敞口下不确定的担保义务而产生的。
（二）信用支持制度的核心概念：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一词源于银行业务，本意指贷款人因借款人违约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风险敞口”被用来泛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衍生品合同下可实现的全部收益；若对方违约，则收益无法兑现，从而遭遇风险。根据《信用支持附件》的规定，风险敞口是指在任何估值日假设交易双方在合同下的所有交易在相关的估值时间终止，根据衍生品交易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应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数额。[11]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一是终止净额结算，二是估值。终止净额结算是场外衍生品交易提前终止时双方当事人了结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程序。[12]衍生品合同通常涉及当事人之间未来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现金流支付，如在海升与大摩国际的交易中海升在5年内每个月向大摩国际出售800万美元。如果交易提前终止，双方不仅需要对已完成的交易部分进行结算，而且还需要计算合同下尚未履行的各期支付义务的公允市场价值，比较双方各自在合同下应当支付的总额，以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净支付额，由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将该差额支付给另一方。从本质上看，双方支付义务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下可获得的全部收益以及另一方遭遇的全部损失。因此，尽管合同提前终止，但根据《isda主协议》的“终止净额结算”条款的规定，合同一方在合同下的潜在收益依然能够得到全部兑现。在为担保的目的而计算合同风险敞口时，合同并没有提前终止，只是参照上述“终止净额结算”条款来计算、确定合同预期给一方当事人带来的全部收益（对另一方来说则为损失），从而确定担保品的价值及缴付义务人。这个程序也称为对衍生品合同进行估值。衍生品合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价值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波动而变化，因此，在衍生品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的方向、金额都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发生变化。相应的，承担缴付担保品义务的当事人也是变动的，追加保证金或减少保证金也是常态。而对衍生品合同估值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担保安排与衍生品合同下的收益或风险敞口在方向、金额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合同下获利的一方得到充分的保障。实践中，合同主体可以约定以每日、每周或每月作为一个估值周期，以便根据衍生品合同风险敞口的变化来调整保证金。在估值日，当事人根据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计算合同下各方的实际支付义务，支付义务较小的一方有潜在的获利，但存在风险敞口，从而可以要求支付义务较大的一方提供与此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通过比较基础资产的合同价与市场价的估值方法称为“盯市计值”，所计算出来的金额代表了合同的公允市场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合同的风险敞口，是对合同下信用风险的量化。[13]
（三）保证金义务：来自风险敞口的影响
从技术层面来看，以终止净额结算方式确定风险敞口及担保义务有以下几个特点，它们在“海升-大摩案”中都有所体现：（1）在确定哪一方有义务交付担保品时，并不是仅仅比较当前或最近一期的支付义务，而是要把未来需要履行的全部支付义务合并在一起考虑。这就需要参考基础资产未来长期的价格变动趋势。它可能与基础资产的当前价格表现完全不同，由此产生合同的风险敞口与当前盈亏状况之间的背离这一独特现象。在“海升-大摩案”中，海升对大摩国际提出的保证金要求感到意外与震惊也正源于此。尽管海升在2008年下半年的每月实际结算时是盈利的一方，但市场预期未来美元汇率将显著上升，以此为基准计算未来合同下的全部支付义务，海升是潜在的损失方，因此需要向有风险敞口的大摩国际支付保证金。（2）在金融市场中，风险与时间存在密切联系。[1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项金融交易期限越长，风险往往越大。这也意味着，期限越长的衍生品合同，计算出的风险敞口以及相应的担保金义务会更大。类似海升与大摩国际之间长达5年的外汇掉期合同，由此产生的风险敞口以及保证金义务也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3）衍生品交易合同风险敞口的计算涉及对基础资产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相关基础资产并不存在远期市场报价，就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技术模型来确定未来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中，金融机构占据了优势地位，企业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金融机构计算出的保证金义务额。[15]
三、信用支持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价值分析
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信用支持制度以衍生品合同下的信用风险敞口为担保对象，用“盯市计值”方法来计量被担保的风险敞口的价值；担保义务随着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并非一个确定的金额，担保人和担保权人的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虽然这一套担保机制的逻辑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至冲突，但其产生与发展有客观的经济基础，目的在于满足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对交易效率与安全的追求。
（一）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构成信用支持制度的基础
任何一种担保安排总是为交易服务的，信用支持制度的运作逻辑也源于衍生品合同的内在属性。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功能是风险管理，即市场主体基于对未来市场要素价格变动的预期而订立合同，锁定未来生产经营要素的成本或产品服务的价格，或者对冲相关市场要素的价格波动风险。因此，衍生品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前订约，未来履行”。双方当事人都有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向对方交付特定商品或货币的权利与义务，而无法事先确定谁是债权人。例如，在利率互换交易中，一方支付固定利率，另一方支付浮动利率，双方互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此情形下，传统担保法的为合同债权提供保障的理念在此很难适用，因为看上去每一方都具有债权人身份，都承担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
针对衍生品合同的特点，市场实践发展出净额结算的理念，即合同下的双向支付义务相互冲抵，仅就净额部分进行支付。这一理念体现在担保安排上，就是以合同下的净支付（预期收益）作为被担保对象。市场通常预期，在合同下遭受损失的一方可能不愿意履行合同，从而令获利方的潜在收益无法实现，暴露在信用风险之下。为防范这种信用风险，就要求潜在的损失方向潜在的获利方提供与风险敞口金额相当的担保品。从理论上说，衍生品合同一旦订立，当事人之间不仅是合同对方关系，同时也被区分成获利方和损失方，这也使得风险敞口而非合同债权更适宜成为度量信用风险的尺度。
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是随衍生品合同下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的，作为履约保障的担保安排也应随时反映市场的变化以保障合同的履行并维持金融交易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传统债之担保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合同债权的实现，那么场外衍生品交易信用支持制度则是为了消除衍生品合同的风险敞口、保障获利方“合同收益”的实现而存在的。
（二）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安全是信用支持制度的价值追求
相较于实体经济活动，金融市场由于以资金为处理对象，流量大、速度快、参与主体众多、影响面广，因此对市场效率与安全有着更高的要求。2009年下半年，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容量达到61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规模，[16]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等活跃的市场主体持有大量的合同，主要通过背对背交易[17]在衍生品市场中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错综复杂的网络。任何一个主要市场参与人的违约或者破产都可能导致市场的连锁反应。为保障合同的正常履行，信用支持制度不仅将合同下的潜在获益作为担保对象，要求潜在损失方交付与获利方的风险敞口额相当的担保品，而且根据市场变化对风险敞口的影响，随时调整担保义务。此外，信用支持制度还赋予担保权人对担保品灵活的使用、处分权，以确保合同下的获利方可以随时兑现合同收益。这样不仅便于快速处理违约事宜，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与稳定，而且也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对方违约。不仅如此，信用支持制度通过将衍生品合同下的潜在收益全部提前兑现，以担保品的方式存在，实现了担保与收益的一体化，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合同的转让。如果衍生品合同逐期正常履行，随着每期收益的实现，剩余的风险敞口逐渐减小，担保品也将逐步减少或被返还。如果衍生品合同被提前终止，应获利的一方也通过持有等额的担保品而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实践中，担保品往往是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如美国国债等流动性极佳的债券），这更令担保安排蜕变为合同收益的货币表现形式。
可以说，信用支持制度作为从国际金融实务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合同安排，不仅对单个衍生品合同的安全性而且对整个衍生品市场的效率与秩序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附带了信用支持的衍生品合同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不仅方便当事人转让相关合同，更有助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做市商——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背对背交易，从而更好地转移、分配、管理风险，实现衍生品交易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核心功能。目前，《isda主协议》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年版）（以下简称《nafmii主协议》）都属于金融行业组织拟订的标准合同范本，作为其附件的《信用支持附件》或《履约保障文件》的法律地位也是如此。随着金融全球化以及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isda主协议》下的担保安排也逐渐开始获得法律上的认可。2002年欧盟议会及理事会通过的《金融担保品指令》以及2009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外交会议通过的《中介化证券实体法公约》在担保权人的权利、担保物的类型、转移方式等方面都采纳了与信用支持制度类似的规则。这或许代表着一套新的金融担保规则正在形成。但是，这套与传统担保规则不同的担保规则的运作逻辑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四、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适性争议
表面上看，“海升-大摩案”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国企业因不了解国际惯例而陷入被动境地。[18]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海升在担保问题上违约并非仅仅是不了解信用支持制度，而是即便知晓也不可能遵守，因为“……支付该保证金将对本集团构成不利影响”。[19]换言之，若海升事先被大摩方面告知他们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有此担保安排，恐怕一开始就不会订立外汇掉期合同了。这里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担保本是保障主合同债权实现的辅助手段，但如果它反而变成了缔结主交易合同的障碍，那么就令人对这种担保安排的正当性、合理性产生怀疑了。现实中，这也正是信用支持制度遭遇的挑战——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生产经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用户）。在当下美国、欧盟正在进行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是立法者为减少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对方风险，强制要求普遍性地适用信用支持制度；[20]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场外衍生产品最终用户的非金融企业强烈抵制信用支持制度的普遍适用，主张这种担保安排仅应适用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活跃主体。[21]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也折射出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等市场活跃主体之间在金融担保规则上的尖锐对立。
企业用户群体抵制包括信用支持制度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原因在于，金融担保规则是一种“贫富悬殊”、明显偏向强势市场主体的制度安排：合同下的获利方通过占有、使用担保品而提前收获了全部盈利；相反，合同下的损失方则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现金流负担。企业用户签订的套期保值合同期限都比较长，这种现金流压力就更大，严重时甚至可能威胁到亏损方的持续经营能力。而为这种担保安排辩护的理由通常是：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对未来的市场变动各自有不同的预期，双方都有可能成为获利方，因此不能说这种担保安排天然就不合理。但是，在交易双方为金融机构与最终用户是从事生产经营、仅为套期保值目的而间或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的情形下，金融担保规则所预设的主体平等前提实质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
第一，金融机构与企业用户在衍生品交易中处于信息、技术不对等的地位，这意味着担保义务额的确定即风险敞口的计算完全掌控在掌握着复杂金融市场技术模型的大型金融机构手中，企业用户完全没有能力对自己可能承受的担保义务加以控制，甚至无法形成可靠的预期。如果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欺诈、误导企业用户或隐瞒关键信息，都可能给企业用户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实践中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还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恶意占用对方的担保品及其资金：当市场价格变化显示风险敞口在自己一方时，则要求对方提供或追加担保品；而当市场反向变化，风险敞口转移到对方时，却不告知对方，不返还对方提交的担保品，更不提交自己应交付的担保品。许多场外衍生品交易都是量身定做的产品，缺乏市场报价，因此处于信息、技术弱势地位的一方特别是企业用户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就更不用说要求赔偿了。
第二，金融机构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拥有大量的现金、国债等资产，足以应付频繁变动的、金额巨大的保证金及追加保证金义务。但是，企业用户则不然，它们通常不持有或者仅持有极少的证券类资产，所持有的现金也是完全服务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流转目的。一旦遭遇市场急剧变动，需要支付高额的保证金，企业的流动资金就会迅速减少，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海升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外汇掉期合同为期5年，总交易金额达4.8亿美元，大摩国际要求海升支付的保证金义务达到1.4亿元人民币之巨，扣除了大摩国际提供的1 000万美元信用额度后依然高达7 000万元人民币。以海升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现金流水平，根本不可能满足大摩国际的要求。[22]海升的境遇并非个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2010年4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的衍生品交易规模，仅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非金融机构最终用户每户平均需要拨出2.69亿美元来作为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初始保证金，合计331亿美元。这将导致企业不愿进行套期保值甚至削减相关营业活动和雇员，或者将套期保值业务移到海外进行。不论产生哪种后果，都将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3]
笔者认为，为套期保值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非金融企业用户，其行为模式与其他主体（金融中介以及为投机获利目的而参与交易者）有本质区别，通常不会给交易对方带来显著的信用风险。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内在价值——保障合同安全、增加衍生品交易市场流动性等——在涉及企业用户的交易中缺乏明显的体现，而其操作方式——提前兑现合同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却给企业用户施加了无法承受的负担。具体来说，套期保值表明企业用户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对冲现货交易部分的风险，两者是反向变动的。[24]即使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企业用户也可以用现货交易的额外收益来抵消；或者直接用现货来履行衍生品合同，从而避免衍生品交易潜在损失货币化。换言之，为套期保值目的的企业用户通常不存在衍生品交易下违约的动机。以海升为例，其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初衷就是为了锁定出口外汇收入的人民币金额，并非谋求从汇率变动中获利。因此，不论衍生品合同的价格与市价相比如何变化，它都是企业能够接受、也愿意接受的价格，否则也不会订立衍生品合同了。[25]此外，企业用户为套期保值目的而订立衍生品合同后，通常也不会转让、更不会频繁转让合同。在此情形下，作为其对方的金融机构还要求将合同下未来收益全部提前兑现就显得过分了，这只会逼得企业退出衍生品交易。相反，如果金融机构的对方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信用支持制度就很有必要。因为投机者在衍生品交易下出现潜在损失时，由于缺乏对冲损失的现货头寸，违约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此，通过提前占有潜在损失方的担保品，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抑制对冲基金等投机者的违约冲动。同时，对冲基金等准金融实体拥有的流动性资产比例远远高于企业，承受追加保证金的能力也比较强，强制对其适用信用支持制度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来看，信用支持制度内在的理念以及制度设计无可厚非，但适用范围却需要进一步斟酌。毕竟，信用支持制度的产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且之前主要适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仅最近几年才出现非金融企业在签署《isda主协议》的同时也签署《信用支持附件》的情形。因此，信用支持制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对非金融企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海升-大摩案”本可以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来充分讨论信用支持制度甚至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但双方最终庭外和解使得中、英两国的法官都丧失了一个绝佳的发言机会。好在国际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规则仍处于演变当中，各国的监管框架正在建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未来场外衍生品交易之担保机制得以修正、改进，从而兼顾到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
五、余论：“海升-大摩案”的启示
“海升—大摩案”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遭遇衍生品损失的中国企业与国际金融巨头最直接的一场法律较量。这场较量的庭外和解并不会消解其本身的重要意义，而至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层面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方式、观察并可能有机会参与到一套新的金融担保法律规则形成过程的窗口。从单个的合同安排到市场惯例并进一步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机制并未完成其演进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是对实务界还是对理论界，“海升-大摩案”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海升-大摩案”提醒中国企业关注常规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担保风险。这里不存在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衍生品，而存在与最普通的衍生品交易相伴随的法律问题。至少在目前，鉴于《isda主协议》以及《信用支持附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它恐怕是希望运用衍生工具管理经营风险的企业无法回避的。担保风险带来的是现金流压力而并非直接的、现实的损失，除非因保证金不足而被终止合同、强制结算。由于迄今为止国内与国际金融实务的差异，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金融机构都并不了解衍生品交易中独特的担保安排，更没有意识到这种法律风险已经随着我国2009年推出的《nafmii主协议》文件体系进入到了国内银行间市场。“海升-大摩案”无疑向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第二，对于中国金融机构而言，“海升—大摩案”展示了定价能力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的极端重要性。确定衍生品交易担保义务的金额需要计算合同的风险敞口，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国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技术手段，估值能力很弱，因此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往往受制于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类似于海升这样的企业用户就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尽快提升估值能力、强化专业技能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前必须补上的一课。
第三，“海升—大摩案”也给理论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即包括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机制在内的金融担保规则的普适性问题。虽然信用支持制度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保障整个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但这套制度可能更适合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为投机套利目的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非基于套期保值目的参与交易的企业用户。法律规则通常追求普遍适用、平等适用，但若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然不平等，机械地普遍适用某一规则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因此，如何合理地确定各种金融担保规则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是一个亟待理论界包括中国的法学界在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 teare，5 october 2009.
[2]新合同为5年期，前2年的汇率为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中间2年为1美元兑6.78元人民币，最后1年为1美元兑6.77元人民币。
[3]外汇掉期是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的约定日期用货币a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b。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http：//moc.gov.cn/zizhan/siju/caiwusi/guanlipindao/gongzuodongtai/200709/t20070921_404693.html，2010-12-08。
[4]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1条的规定，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指交易双方以约定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交割的外汇对人民币的交易。
[5]关于货币兑换，参见[英]沃伦•爱德华兹：《核心金融衍生工具》，夏潆炎、葛晓鹏译，刘锡良审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6]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定义文件》第4.3.4条的规定，外汇远期交易下的差额结算是指在结算日根据约定的远期汇率与定价日即期汇率或交易双方约定的其他价格轧差交割本金的结算方式。
[7]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4%。但是，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实行管制，汇率水平重新回到对美元波动相对狭小的局面，维持在1：6.82-1：6.85之间。参见胡敬艳：《汇改重启》，《财经》2010年第7期。
[8]大摩国际为海升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即海升支付保证金的义务为大摩国际计算出的该合同的市值减去大摩国际给予海升的信用额度。换言之，当海升的保证金义务低于1 000万美元时，其不需要实际支付保证金。see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v.china haisheng juice holdings co.，ltd.，[2009] ewhc 2409 （comm），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mr justiceteare，5 october 2009.
[9][19]参见蒋云翔：《金融衍生品再起波澜海升果汁起诉大摩》，《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1月2日。
[10]考虑到各国法律下担保规则的差异，《isda主协议》的《信用支持附件》所针对的信用支持制度也分为四种，分别基于美国纽约州法、英国法以及日本法而制订。其中，美国纽约州法下的信用支持制度是质押制度，而在英国法下信用支持制度又分为契据制和所有权转让制两种。国际金融市场中经常适用是英国法下的所有权转让制和美国纽约州法下的质押制度，两者分别对应于中国银行交易协会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下的《转让式履约保障文件》与《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不同的信用支持制度的主要差异在于担保品移转的程序和处分方式，而对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计量、风险敞口的意义等问题则是完全一致的。本文所讨论的“海升-大摩案”涉及的恰好是后一方面，因此不再区分英国、美国纽约州或日本版的信用支持制度，而是统称为isda信用支持制度。
[11]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履约保障文件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质押式履约保障文件》第13条（定义条款）对“风险敞口”的定义。
[12]参见《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第9条第2款和第3款。
[13]盯市计值既是一种会计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可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的方式。参见宁海：《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14]在金融学上，“风险”被界定为“不确定性”：“风险是关于一项投资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的度量，它相对于某种基准并有时间长度”。[美]斯蒂芬•g.切凯蒂：《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郑振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事实上，即使在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中，往往也有更专业的金融机构主导这种计算的问题。例如，在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对几乎导致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破产的aig与高盛（goldman sachs）间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调查听证过程中，aig就公开指责高盛的定价机制不合理，指出正是由于高盛在2007-2008年不断提出的追加保证品的要求导致了aig的财务困境，尽管高盛公布了长达9页的定价依据。see gretchen morgenson & louise story，documents show goldman pressure on a.i.g.，the new york times，june 30，2010； serena ng & thomas catan，we were“prudent”，aig man at center of crisi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2010；serena ng & carrick mollenkamp，goldman detail its valuation with aig，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 1，2010.
[16]see bis，otc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9，http：//bis.org/publ/otc_hy1005.pdf？ noframes=1，2009-11-22.
[17]背对背交易是指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进行两笔标的相同、方向相反的交易，把从前一个交易的对方承接的风险与收益转移给后一个交易的对方。
[18]据笔者的调研，我国银行与国内企业进行的外汇衍生业务采用的是传统的债主担保。银行向企业收取一个固定比例的保证金，它并不随着合同风险敞口变化而调整方向或者金额。即使合同下企业有浮动盈利，银行不会退还企业已交付的保证金。因此，企业方面也没有感受到外汇衍生品交易下的追加保证金的压力。《nafmii主协议》（2009年版）后，监管部门虽然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签署《nafmii主协议》才能进入银行间市场从事衍生品交易，但并没有强制金融机构签署两份履约保障文件。因此，交付变动金额的担保品尚未成为国内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惯例。
[20]see h.r. 4173，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t the second session，http：//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2010-11-15.
[21][23]see katy burne，minimum thresholds for swaps urg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 29，2010.
[22]海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2008年半年报显示，海升在2008年6月30日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合计人民币1.3亿元。参见《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2008年中期报告》，http：//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80828/ltn20080828534_c.pdf ，2010-12-22。大摩所要求的7 000余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占海升现金的一半以上，这势必严重影响海升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