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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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高等教育;意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传统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继续前进的基础,又是一个可以阻止人们前进的包袱。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就必须强调对一切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和选择,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抛弃其保守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糟粕,吸取其为时代需要的精华,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学校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和大学生日常生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相联系。只有从具体的小事人手,才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要尽量避免呆板、说教式的方式,避免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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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丙奇.谁来改变教育?[M].中西书局,2014.

[3] 刘晓.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2.

[4] 赵俊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六十年的历程与经验[J].中国高教研究,2009 (10).

篇3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文化观念文教兴国

中美音乐教育之比较

美国教育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它还是主科(如语文、数学等)的“饭后甜食”或“装饰花边”。①当时音乐教育在美国并不是处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提升。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原理》等著作为发端,美国不断进行音乐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中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之一。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国学校教育已将艺术列为与读、写、算并列的四个基本能力。美国2000年联邦法案已规定艺术为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核心课程,而各州大学已将修读高中艺术课程定为大学入学条件之一。

据上世纪90代初的统计,中国的音乐教师至少缺50万人。正统音乐教育的缺乏,自然导致许多学生更多地接受娱乐式、快餐式的流行音乐。虽然音乐讲究多元化,但单一地接受流行音乐会造成“营养不良”。中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存在着缺陷。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学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音乐了。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应试教育;其二则是因为许多大学生视野太狭窄,偏重专业而忽视博览百家之长,尤其缺乏音乐艺术方面的素养。

通过对中美音乐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端,而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长的严重障碍。

中国高等教育观念的文化缺陷

中国音乐教育缺失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还没有取得核心学科的地位。

从文化的起源和演变来看,西方自古希腊文明以来,一开始便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相反,中国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将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除了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八股文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做官和发财,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教育心理经过长期积累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

反观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突出地表现为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生自主发展之路所需要的人文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设被严重忽略,大学存在着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倾向,“大学为什么服务”的观念模糊。因此,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大学文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要从培养实用人才转变到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质的人才上来。现代大学的文化观念需要新的构建方式,大学不应该只是成为人们追求好的工作或物质生活的跳板,而应当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特区,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并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场所。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创造力低、技术落后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单单是市场意识不够,而是因为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缺失,缺乏对科学追求的好奇心。虽然音乐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许多研究显示了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批判力、反省力及解难能力,并对他们的学业及行为有正面的影响。此外,学习音乐还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因此,音乐教育对弥补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中存在的缺陷有着独特的作用。

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

将音乐融入文化之中,与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许多音乐教育家认为,“音乐文化应转向文化中的音乐”③,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学习世界上的各民族的音乐,有利于学生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可以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正确的思维模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一些音乐学家提出了人类音乐文化身份的问题。从社会学意义来说,音乐包含了人们对其文化内涵、语境和形式的把握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集团心理、情感的内聚方式。④目前,音乐教育规划及课程设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文化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比如从1986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促进了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受到国家艺教委的关心与支持,音乐教育正在各个层面蓬勃发展。

因此,在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已不是简单地给大学生加一门音乐课,而是树立一种正确的高等教育文化观念。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教育精神,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力,用音乐之魂重塑我们大学教育的文化观念。

注释:

①③④《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管建华著,百度网

②《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参考文献:

[1]《世纪之交的美国音乐教育战略〈豪斯赖特宣言〉:前瞻2020年音乐教育的观念与行动纲领》,刘沛著,原载于《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4期

篇4

关键词: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

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与以大众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名和实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与由于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错位、比例失调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与定位问题,政府管理政策单一造成的高等教育机构趋同问题等等。从粗到细合理地分类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可能的方法。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先后分析过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教育的过渡阶段”,认为“精英与大众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而且两个发展方向不完全一致”,并提出“大众和精英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不可互相代替的”。

按照潘先生的观点,在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两个子体系,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标志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和以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为标志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两个体系的划分,宏观上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分工合作与分类指导,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保护精英高等教育体系的“优秀”,实现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平等”;微观上有利于院校准确定位,学科、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培养目标、服务面向、质量特色、治理结构与院校发展目标的统一;还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和国际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

一、概念的分类还是操作的分类

概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理性认识,是分析特定事物的特别的思维形式。同一类的事物的一组相关概念构成关于这类事物特别的观念、标准、思维方法,也就是说这类事物的概念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概念构成的整体,反映着一类事物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信念框架,或者研究范式。只有清晰把握一类事物的相关概念,才能深刻理解这类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区别。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那么标志是什么?如果认为仅仅是毛入学率15%或50%的数量问题,我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高等教育,也会拖垮精英高等教育。连马丁·特罗本人也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些数字。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精英高等教育扩大化,或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转型甚至消失?显然都不是。追问答案,我们需要区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许多重大概念差别。

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不少源自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思辨哲学、唯理论、认知主义、形式教育论、要素主义、永恒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基础可大致归结为认识论,主旨是高深学问,目的是选拔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对精英高等教育而言,可以用淘汰一万个技术应用人才的高竞争性选拔方式来培养一个爱因斯坦。世界一流的学科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追求。精英高等教育既不是行政权力设定的,也不是学术权威自封的,没有一流的高深学问,就没有精英高等教育,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大众高等教育的理念不少源自教育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如实验科学、经验论、行为主义、实质教育论、科学主义、国家危机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民主理论,哲学基础可大致归结为政治论,主旨是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学生的自我发展愿望,目的是保障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社会民主平等。对大众高等教育而言,只要社会对高等教育有需求,所培养的高素质的公民、技术操作能手、公共关系专家、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消闲娱乐的行家等等,就有价值。谁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学,什么时候都能学,什么地方都可以学,是大众高等教育的追求。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大众高等教育。

对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育质量、学术自由、学术标准、大学法人化、教育产业、教育市场、公平和效率等基本概念,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因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和提供者越来越多,越来越个性化,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实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如果不标明阐述的视角,应用的范围,我们简直无法理解这些概念。政府官员、高等教育学者、社会关注人士关于目前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些争论剪不断,理还乱,其症结也就在这里。如果恰当分类,在一定的范围内解释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争论各方的诸多一致性。

在操作层面,精英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或为了培养探索高深学问的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课程体系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其主要管理模式采用横向管理,即学科和学院式管理,在国家或国际水平上运作。大众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需要和顾客选择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和素质培养。其主要管理模式是纵向管理,即层级制管理、创业管理、市场选择,主要在地区水平上运作。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对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做出必要的区分,面对大量的操作性问题,如学生的学习经历、入学和选拔、课程和教学形式、学校类型和模式、院校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服务的形式与区域等等,我们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张冠李戴。我们的教育将变得既不适应学生,也不适应社会。

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不是分层,只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分类。这种分类既是概念的分类,又是操作的分类。

二、分离的体系还是交叉的体系

《辞海》对精英定义为,“西方社会学用语,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物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有联系,因散布于各行各业,因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这个定义所指的当然是社会精英。传统的西方教育观念中所定义的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这类人才。随着科学和技术取代人文对高等教育的主导,随着商业文化的实用主义思潮大举入侵校园,今天精英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标志已是教学与研究过程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较强的学术能力。不可否认,相当多的学术精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社会精英,但与社区学院相比,无法肯定著名大学培养的人才心智更健全,品德更高尚。所以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以培养学术精英的过程和模式来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实际上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或为高深学问研究准备人才的教育机构。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精英高等教育就是要造就三类人才中的第一类,即“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的有两类机构,新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经过改造的现有高等院校。新建和改造都必须依据大众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研究高深学问,但为研究高深学问准备人才不是这类机构的主要目标;大众高等教育也培养社会精英,但他们一般通过学术研究以外的途径走向社会精英;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可以有高的品位,但这种品位不是源于稀缺,不是源于贵族气,不是源于傲视社会,而是来自教育中科学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来自教育过程、目标与大众需求的适应,来自所培养人才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和谐。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大众高等教育就是要造就三类人才中的第二类,即“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这是强国战略的中坚人才,至少与第一类人才同样不可或缺。

按照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2000年版的统计数据,1998年秋季在6.6%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注册的学生占28.1%,这类学校授予学士学位562146个,占同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47%,这其中符合精英高等教育定义的博雅(Liberal Arts)学士学位仅244334个,约占同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20%。在最高授予副学士学位的学院中注册的学生占40.1%,且86.3%的副学士学位是由这类学院授予的。这些数据提供的美国结论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占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3%—6%,接受了全美约1/4的学生,授予了全美约一半的学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学校还授予了11328个副学士学位,占全美副学士学位总数的2%,还有两所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的大学自我定义为营利性的。

日本的大学和初级学院超过1200所,仅有30所大学的办学目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法国每年高中毕业生中仅1.5%的能进入研究型的“大学校”。韩国仅30余所大学需举行高竞争性的附加入学考试。中国从事精英高等教育和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的院校如何分工?根据胡瑞文教授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和财政能力分析,中国“不可能支撑上百所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如果从现实出发,全国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数以30—50所为宜,其他高校都定位为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机构”。也就是说,截至2003年7月1日我国有普通高校1571所,其中97%以上应为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为了满足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每年还要新建100所左右的高校。也就是说,发展大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私立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的任务,数十所国家重点大学,数百所省部管重点大学,上千所公办院校,应该是中国现阶段实施大众高等教育的主力军。

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是否需要和适合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美国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授予那些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按标准完成精英高等教育的学生副学士学位,并不表明它们参与了大众高等教育。加州大学系统内既有精英高等教育,又有大众高等教育,但每所分校从事精英高等教育还是大众高等教育都有明确的分工。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采用双重模式,既提供为职业服务的课程和证书,也提供研究生教育,但这种研究生教育仍是职业性的,而不是高度理论性的。如果一所大学既用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从事精英高等教育,又用大众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从事大众高等教育,那与两所大学无异,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仍然是分立的。或许可以问,进入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并不都能成为学术精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需要的是精英大学的证书加职业技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呢?“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很可能成为‘压缩型的精英教育’,除非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用精英高等教育的名,行大众高等教育之实,于精英高等教育有害,于大众高等教育无益。的确,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入学选拔确定受教育者适合哪种教育,但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杂糅”(Multiuniversity),也不是使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趋同。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大学应该明确自己在两种教育中的定位,开放学生在两种教育间的转学机制,给一些受教育者创造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机会。

转贴于 在制订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时,克拉克·科尔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分为四类,一般的需求,为社会培养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可行的办法的人才,这类需求由整个高教系统承担;精英人才的需求,为社会培养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人才,这类需求由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承担,招收智力最优秀的学生,其比例占全部需求的12.5%;半专业人才或中间性职业人才的需求,这类需求由一般选拔性的四年制本科学院承担,招收智力成绩较好的学生,其比例占全部需求的33%;平等的需求,使需要者能在半小时车程内进入学院就读,这类需求由非选拔性的社区学院承担,招收的学生占全部需求的54.5%。

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是否一定有硕士点、博士点,或者反之?其实未必。两种教育的根本区别不在授予学位的高低,而在于教育理念以及相应的教育模式。在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中,一些授予硕士、博土学位的专门院校并没有划入研究型大学之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从事大众高等教育,但可以与加州大学系统联合授予博士学位。按照胡瑞文教授的观点,国内数以百计的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大学应该归于大众高等教育的行列。“在美国,有太多的高中生,在家长的支持下,放弃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奔学院读书。”因为学院“考察教授的惟一标准就是你的教学质量如何,‘本科教育第一’,成为学院永远不变的宗旨。”像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之类的学校,虽然不培养硕士、博士,但产生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为顶尖级研究型大学输送最受欢迎的硕士、博士生源,从教学内容到社会评价,进行的确实是精英教育,应该属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

精英高等教育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筹集昂贵的资源,选拔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可缺少国家的强力支持与规范。大众高等教育需要面对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文化,满足千差万别的个体需求,应有市场推动,大多应由地方依法管理。在宏观管理层面,两种教育应该是分立的。

对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都属于中学后的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科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原则对它们是共同适用的。它们代表着高等教育的两个分支,代表着高等教育在本世纪初的两个发展方向。今天精英高等教育的学术成果,可能就是明天大众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今天精英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可能就是明天大众高等教育的师资。健康发展、规模庞大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将加速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为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精英高等教育提供更有力的资源支持。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仅仅用一类机构来实现高等教育应该有的多样性,“一所大学如果试图办成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万能机构,那不是骗人的,就是愚蠢的”。大众化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高等教育体系内对高等教育机构按不同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过程、评价标准分类,按不同类别实现明确的分工。“我的结论是,现有的证据一般支持一个分化的,不是同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反映分化的学生,分化的教学人员,分化的课程和劳动力市场中分化的职业——每一个方向都太分化,以至不能有效地安排在一个同质的院校之内。”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与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立势所必然。

由于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服务面向、不同的评价体系,两类机构的分立是合理的。但这种分立并不意味着两类教育之间没有一个狭窄的模糊地带,在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过渡区,少数院校既研究高深学问,又传授艰深的职业技能;既不完全属于精英高等教育,也不完全属于大众高等教育。如处于学术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之间的一些水平很高的专业院校,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法》1997版的5A2类中一些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的专业学院。同样,两类教育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不能开一点职业技能课程,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的院校不能组织一些高深学问的研究性教学,但这些课程和教学提供的只是一些选择和补充,不构成一类教育的主体,不代表理念或模式的改变。

三、冲突的体系还是和谐的体系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两个体系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竞争与冲突。其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政府责无旁贷。在美国,即使是私立院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需要依法提供5%—30%不等的办学经费。建设国家一流,以至世界一流的大学,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难以用金钱估价的学术探索、数十年后才能回报社会的基础研究,其主要投入者也只能是国家。在政府有限资源的分配上,两类教育产生冲突在所难免。优先精英高等教育,更关注大众高等教育,还是两者并重,都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阿尔特巴赫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是,“精力和资源要聚集在更为现实的和可能更为实用的目标上”。其二,社会意识重学轻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进行事实上的主要服务于少数精英高等教育的高度竞争性选拔,使相当一部分大众高等教育是从失败者的社会形象开始,步履艰难;反之,大学学习过程重术轻学,以现时就业为目的,快餐式课程在精英高等教育的课表上比比皆是,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的麦当劳式院校管理模式日趋流行。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角力,使得精英高等教育压抑大众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消解精英高等教育的现象同时并存。

精英高等教育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属于“大众化平台上的精英教育”,因为大众高等教育原本不是精英高等教育必需的平台。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应该改变精英高等教育吗?除了变革以外,没有什么是持久的。马丁·特罗说到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会更繁荣,但大众化阶段繁荣的精英高等教育还是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吗?“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纽曼),但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精英高等教育更重要的目的。“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但为学术而学术,仅仅从事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纯粹研究”显然已不合时宜,精英高等教育没有不顾价值判断的价值自由。养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必须的,但认为只有传统的人文经典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也未必正确。科学主义应该抵制,但科学和技术教育仍将是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功利主义应该限制,但功利仍将是推动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动力。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精英高等教育比大众高等教育更有力量,在产生原创性知识方面,精英高等教育应该比大众高等教育更有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要求,精英高等教育既应努力使人完善,也应努力使人舒适。所以精英高等教育没有理由排斥大众高等教育中的功利,只不过精英高等教育中的确应该有一些部分不计功利,而另一些部分的功利更远大。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应该扩展,内容应该丰富。打破象牙塔的狭隘、傲慢、偏执、保守、僵化、自以为是,与大众高等教育一道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精英高等教育才不至于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

大众高等教育应该从精英高等教育”拿来”什么?两种极端的情况令人担忧,一是以精英高等教育的口号来标榜大众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以精英高等教育的做法作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改革新招,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鲜见。二是大众高等教育过于关注入学机会的均等和民主,将自己变成这样一类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相连,仅仅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关系,以第一次就业为目标,将社会下层的子弟送往某个低等职业,无法成为促进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却有可能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能力,大众高等教育应该是与受教育者能力相适应的教育,而不是与受教育者地位相适应的教育。如果说精英高等教育具有一致的目标,一流的学术水平,大众高等教育则只有一个原则性的纲领——满足社会普遍的需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多样化。不仅教人更好地谋生,而且教人更好地享受生活;不仅教人为职业做准备,而且教人为变换职业做准备。也就是说,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今天的大众高等教育也不应该完全是职业教育。大众高等教育中也应该包括理性和人文教育,只不过这种理性教育更多的不是以高难度的学术训练为手段,这种人文教育更多的不是以系统的经典著作为媒介。两类教育应该在彰显差别和特色的前提下相互借鉴。

分立不是二元,精英与大众是高等教育体系内的细分,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是总体目标一致基础上的功能分化,如同分工对大工业生产一样,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十分必要。但两类教育有着共同的目标,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管是精英高等教育还是大众高等教育,都应该为学习者提供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家长和一个人所必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共同的伦理价值、平衡的美学观念等等。国际比较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护精英高等教育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确保高等教育民主化基础上精英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拔性,并努力提高大众高等教育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没有高水准的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就是无源之流。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精英高等教育体系不健全的国家能够创建有效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一个大众高等教育落后的国家能够拥有世界一流的精英高等教育水平。放任的竞争和完全的控制,对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都不利。精英高等教育应该享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大众高等教育应该享有更大的市场自由。在政府、市场、学术三权角力之下,学术的前沿在哪里,精英高等教育就应该出现在哪里;政府管辖的边界在哪里,大众高等教育就必须延伸到哪里。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分别有适于自己耕耘的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应该是和谐的,不排除局部冲突的整体和谐,不排除现时冲突的长远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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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后大众化 发展模式 发展策略

我国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研究始于2000年樊建芳翻译的《论美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一文,此后陆续有十多篇论文对国内外的后大众化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我国学界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研究还较少,教育界对我国是否已进入后大众化阶段也莫衷一是。2010年4月24日,主题为“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临的挑战与经验”中国—芬兰高等教育论坛的召开,为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搜索文献可以发现2010年有关后大众化的研究是过去十年的总和,这说明后大众化已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注意,也势必引起学界的研究热潮。因此,总结概述国内教育界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研究成果,分析个中利弊得失,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涵义

“后大众化阶段(post-massification)”是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有本章教授在运用马丁?特罗教授提出的大众化理论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状况时发现,进入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和学生入学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与该理论不相符的情况,他将这些区别于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特征和普及阶段的质的变化,称为后大众阶段。有本章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从大众化向后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如下现象:(1)财政预算紧缩将迫使公共机构重新致力于大学功能的社会经济理性化改革。至少会导致产生更强有力的“绩效”制度。(2)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向私有化发展,这种发展或者通过私立高等教育的继续扩大规模的途径,或者通过日益依赖学费资助公立高校的途径。(3)在取消控制和管理的时代,高等教育机构日益为自身的管理负责。(4)市场因素日益取代公共政策,成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范围和价格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5)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自负盈亏”,公共机构和公共舆论会寻求新的评估鉴定办法,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6)为了确保质量,教育的结果日益成为衡量高校“绩效”的重要因素。(7)这些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的心理压力程度不断提高。一旦大众化与后大众化的界限被跨越,大学内部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1)社会优先考虑因素发生变化,因而更强调通识教育而非专门化教育,更强调教学而非科研;(2)大学规范结构的改革;(3)对学术效率提出新要求;(4)学生人口的变化;(5)教学法改革;(6)大学教师的职业地位和学生地位的改变。

罗伯特?吉姆斯基(Robert Zemsky)教授认为有本章教授的七条假设准确描述了美国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并认为后大众化阶段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变革时期”,其原因是“大众化时期占主流的学术快速发展模式让步于日趋凸显的财政紧缩和质量危机”。汤志民教授认为后大众化阶段的含义是:(1)进入急剧扩张后的平台期,开始进行以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大学理念的检讨;(2)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开放度、开放对象和开放条件进行检讨;(3)对高等教育面临政府财政紧缩而带来的办学经费来源、使用合理性等的检讨。

目前国内对“后大众化阶段”的界定是量和质的双重定义。量的方面:冯用军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居于25%~50%之间时为后大众化阶段;蒋文亮、卜雪梅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50%之间时是后大众化阶段。质的方面:王洪才、曾艳清基于学生结构的改变,认为后大众的典型特征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在未达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现了停滞和波动,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率却持续增长,其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传统学生;杨移贻基于规模和质量的对抗,提出规模达到一个平台期,质量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高等教育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期,需要对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并做出政策调整,这样的一个时期直至到普及化的到来,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大众化阶段”。

二 国外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发展模式

“后大众化过渡的整个进程依国家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差异显著。”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实现模式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洲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模式、日本模式。

1.王洪才基于学生结构转变提出的三国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轫于《老兵法案》。该法案使1945~1956年间,就有近800万退伍军人涌入社区学院学习。20世纪70年代少数民族学生、妇女和黑人及残疾人入学率迅速增长,并成为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增长的主力。此后20年间,尽管传统的适龄人口学生仍是大学生主体,但在入学注册增长率中已经落后于非传统的成人学生,非传统的成人学生所占比重一度达到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的4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增长趋于平稳(保持占高等教育总人口40%左右),标志着美国后大众化走向成熟。

(2)英国模式。双轨制的废除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开始。1992年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宣布双轨制走向终结,多科性技术学院可升格为大学,由此,英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23%达到1994年的30%。1994~1998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30%~33%之间徘徊,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人数开始猛增,这是英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的标志。2000年以后,英国本科教育中年龄22岁以上的非传统的成人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并有压倒传统学生之势。除2002年外,22岁以上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占新生的比例都高于50%,2004年则接近60%,这说明英国后大众化趋势已经形成。

(3)日本模式。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源于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充与发展,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55年的10.1%增长到1970年的23.6%。1992年,由于适龄入学人口大幅下降,为了使高等教育规模保持稳定和私立高校不致大量破产,日本政府又再次推行高等教育扩充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策略是扩大成人入学。在这次扩充中,适龄人口入学只经历了短暂的急剧增长就进入了平缓状态,而非传统的成人入学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这正是有本章所观察到的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时期的特征。

2.杨移贻基于“规模发展平台期和质量危机”提出的三国模式

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之后,会出现一个“停滞期”或“平台期”,似乎是一种规律。1960~1970年代的上半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提升,但到了70年代后期,却“不约而同”地放缓增长速度,进入一个“平台期”。其中,美国经过1940~1970年代上半期快速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提升到50%之后,70年代下半期高教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而德、法、英等西欧国家在70年代高教毛入学率达到20%以后就放慢发展速度,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迅速上升。日本也在70年代后期毛入学率达到50%以后进入近10年的停滞期(1960~1978年是扩大期,1979~1985年是停滞期)。

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子元久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高速发展后的停滞期,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加速化发展,或者是大众化引起的各种问题:由于学生规模扩大,导致的高校教学质量的下滑;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的过剩;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膨胀,从而导致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取向出现了变化,不得不采取减速调控手段”。佩特里夏?甘波特(Patricia. J. Gumport)指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即由大众化走向成熟进而走向后大众化,其转折点是加强公众监督和呼唤社会责任、政府资助的削弱、对学费的抵制与补贴、市场压力的增强和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学习持续性问题和延长获得学位的时间等问题出现。

3.经验与启示

王洪才、曾艳清认为后大众化理论的提出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一个直线过程,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一个稳定期,此时高等教育发展并非继续走向普及化而是转向终身化。

英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基本经验:高等教育后大众化任务主要由非精英型大学承担;政府为顺应后大众化趋势而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政府的引导对后大众化趋势形成具有导向作用。杨移贻认为要重视美、日等发达国家“无界限化与高质量核心的形成”的经验,在后大众化阶段重新构建精英教育,以期在高等教育边界扩充的同时,强化其核心价值和核心质量。

三 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研究

1.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进程

杨移贻基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从2009年的1.23亿下降到2020年的0.89亿),即使2020年我们要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每年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速度保持1.5%~1.6%就可以做到这点,因此预料,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平台期”已然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走向大众化教育的成熟阶段(后大众化)。王洪才认为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规模虽然庞大,但仍未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只有当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质量趋于一致时,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纪元才会正式开始。他认为我国大概在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左右时,适龄人口对高等教育需求会达到相对饱和,从而向后大众化转变。蒋毅坚认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京津沪等部分城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江苏、浙江等部分省份也已经超过40%,因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就整体而言尚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前期,但是,若从局部来看,北京等部分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有本章教授所定义的“后大众化”。

2.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面临的问题

杨移贻认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结构与体系问题:(1)在规模扩张中几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同步扩充,精英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质量普遍下降。(2)高教体系层次不清,各高校定位混乱、功能趋同、追求升格、相互攀比的情况十分严重。(3)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科层次教育并未发挥承担大众化量的扩充的主要角色,缺乏短期大学、专修学院、社区学院这样的高教机构。高职高专系列与普通高教系列缺乏沟通流转的渠道和机制。(4)民办、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步履蹒跚,至今仍为中国高教体系的边缘,十分孱弱,只能在大众化中挣扎求存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5)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机制还没有确立,在办学目标的多元化上,学制改革滞后;在办学层次与类型的多元化上,壁垒有待打开;在教育质量及其评估的多元化上,单一化格局尚未打破;在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化上,举步维艰。冯用军认为进入后大众化阶段的广东,社会资源的马太效应使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典型的区域和城乡差异,存在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

3.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徐魁鸿认为后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入学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完善高等教育结构。并预言社区学院将成为后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王洪才、曾艳清认为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迫切要求调整成人入学政策,要变入口控制为出口控制。传统的入口控制导致了学历主义倾向,而结果控制才可能使高等教育走向质量和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杨移贻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应该是一个调整和增长并行的阶段。调整的重点在于高等教育的结构与体系,新的增长点可能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温正胞认为在后大众化时代,我国的质量保证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要树立全球意识,从传统的一国之内的特殊质量保证转向全球化市场中的一般质量保证研究,并研究如何参与到全球化高等教育保证标准与模式的制定过程中去,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再分配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话语权。蒋文亮、卜雪梅认为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创新人才培养。

4.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机制

冒荣、宗晓华认为在后大众化时代,高校间非合作博弈与无序竞争现象会日益严重,突出表现在争夺公共资源的零和博弈、分工模糊的市场竞争,以及学术声誉的“瑜亮式”角逐等方面,会给高等教育系统发展造成难以承受的效率损失。依据合作博弈理论与学术资本的聚集效应和可共享性,高校间的协调与联合策略能提高整体收益,而区域集群是催生高校间合作博弈的有效组织机制。为创造合作博弈空间,促进高校集群发展,必须建立透明、公正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制度,降低政府与高校间的交易成本,消除高校间零和博弈导致的恶性竞争;有必要建立高校间合理有序的分工协调制度,改变高等教育领域混沌性的无序竞争局面;建立多元高等教育评价制度,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追求卓越,办出特色。

5.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战略

杨移贻认为我国后大众化阶段的核心理念是关注无边界化和核心质量的形成,即:一方面,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围不断扩充漫漶,使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以及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形成大众高等教育的“无边界化”;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得以重新构建,质量不断巩固提高,形成“高质量核心”。王洪才提出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高职院校应是高等教育走向后大众化的核心机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应转变为以非学历培训为主的机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应趋于地方化、多样化、自助化;加强质量监管并赋予成人高校以充分的招生自主权。冯用军提出了精英教育发展战略:后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要想获得跨越式的发展,“985工程”大学(A级)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B级)应成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主力军,这类高校在未来十年应有步骤彻底改革招生录取模式,实现大类招生分类分层灵活培养机制;有计划重点改革大学评价机制,实行“教——研——管”长效试错绩效考核机制;优化重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团化策略提升国际影响力。冯用军认为应通过策略重构、布局优惠和行动创新来缩小进入后大众化阶段地区的高教入学机会差异。

四 结束语

总的来说,现有的研究尚未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和生搬硬套的成分较大,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都还较薄弱。正如阿什比所说:“与动物和植物一样,大学也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美国的大学是从欧洲遗传下来的,但是美国的环境使其变成了一个新的种类。它现在正在被移植、扎根于世界各地。”无论是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还是有本章的后大众化理论,借鉴和运用到中国,都会遭遇移植的现实。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未来一段时间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后大众化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后大众化概念的进一步清晰界定。(2)对欧、美、日等国家的后大众化背景、现实、政策、问题和独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分析。(3)对中国后大众化模式进行研究。“如果说精英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以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来设定的,而大众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则取自美国。”那么,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不是也得以日本来设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需要我们去实践和研究中国的模式。(4)对我国后大众化阶段面临的危机和问题进一步认识。“在欧洲,危机是由于从精英式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化不完全产生的;在美国,危机是由于要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提供以一定中学后教育形式实现的普及高等教育机会的强大压力而产生的。”显然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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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简析

目前一般认为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强调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作为人的教育。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起源于美国,尤其是两次经济衰退的危机引起西方对教育的深刻反思并竖起通识教育的大旗,为后来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其影响至今更为显著。中国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方式而言,从孔子开启教育之后,经几百年发展其实已经有较为完备的通识教育体系。历经各朝的变迁,中国通识教育在民国时期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并培养出了一大批综合性的大师与大学者。古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人文氛围浓厚,重文轻实,并且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当代著名教育学者李曼丽博士综合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表述,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做了初步构建。中西通识教育相同点集中在源起和早期,比如中国早期教育的六艺和西方早期通识教育提倡的七艺有诸多的相同点,并且中西通识教育的目标均定位为全人教育,以人文素质课程为主体。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学语文是人文课程中最基础的一门课,也是居于人文素质类首位的课程。目前正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无论是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还是亚洲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高校排名情况都不甚理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道出了几千万中国高等教育师生的心声。大师与大学之“大”历来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又都殊途同归地承认“大”之底蕴是文化体系,或者说是知识体系的问题。哈佛的学生能够站在世界的前沿俯瞰世界,是基于对本国和外国古今文化精华的系统性把握,进而有了精准的判断和引领,便是得益于该校近三十年的通识教育。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也人才辈出,学术精神令人振奋,究其根本得益于当时母语教育的重视和对通识教育的推崇。在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遭受的打击和摧残人所共见,当下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呈现荒漠或泡沫状态。曾经民国时期的中国是靠母语教育为民众打开了启智的大门,也是靠语文打开了人才的精神大652017.04教门,而在当今再次面临的精神荒漠阶段,我们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母语教育,高等教育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大学语文这样的综合性人文课程。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能否用通识教育来竖起呼唤民族文化崛起、呼唤民族文学觉醒的大旗,其精神基础与社会号召力实在堪忧。这在众多高校呈现的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和母语教育中可见一斑。虽然众多的高校都在试图构建通识教育体系,但中国化的通识教育体系首先不是考虑“人”的问题,而考虑的是课程数量和学习的时间搭配,只有极少数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基本知识的检测并分类施教。由此可见,我国通识教育处于尝试阶段,而利用成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辐射性与开放性特征,立足于大学语文这个核心来拓展通识教育体系则是科学可行的途径。

二、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依据

首先,大学语文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能适应学生不同层次文化需求,其融汇性特征足以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可见大学语文可以进一步拓宽学习者的视野与思维空间,树立积极健康的人文精神。另外如何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进行不同的通识教育探索,如何满足学生对大学语文的素质需求也是各位教师不断探究的课题,二者其实是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所有学习西方的通识教育思维,所有引进的西方通识教育的模式,几乎都忽略了或者说在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层次性或者说人才培养的层次性问题。美国和欧洲最尖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是否适应中国所有的教育土壤,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不可否认,哈佛、麻省的通识教育效果与经验的确让人钦佩,也的确造就了大量的世界顶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不论是本科、专科,还是俗称的一本、二本、高专,这样的现实建立在学生高考之后的自动分层。这种分层不仅是学识,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和态度等综合能力的分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知识的融汇性特点,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大学生的人文与素质需求,藉此也可以部分地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其次,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是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丰厚的文化蕴含足以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导致大学语文在中国高等院校举步维艰,各类高校的通识教育也因雷同于素质教育而陷入困境。中国地域广阔,所带来的地域文化背景差异必然导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甚至生存哲学等方面的极大差异。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相对较短,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复杂,但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以及纵横交错,西方思想上的开放也令通识教育的各类知识易于相互贯通与接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连基本的日常语言几乎都需要重新学习的大学生,能否在短短的三到四年里塑造为能接受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理念和精神的人,这是不能持乐观态度的。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地方性高校是否都必须走西方通识教育中高大上的精英之路,能否结合当地地域文化背景走自己的特色之路,能否利用现成的大学语文的平台塑造通识教育的实用性构建,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加之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语文的内容、层次、结构,已经为大学语文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底子,也为大学语文打下了厚实的文化精神基础,足以让其担负起通识教育提升人格精神的重任。最后,大学语文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这也令其具有通识教育中人格健全的效能。当今教育界,无论是借助网络平台,还是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都大部分违背了通识教育的初衷。在通识教育理念中,第一目的是为了让人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最早的中西通识教育的核心观念都是两个字:全人。而学做人的基本途径无外乎中国名言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人需要各种亲身体验,如情感、诵读、演说、写作、心理等。当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文的本质受到挑战,教育中大量的教育过程被省略、或是被篡改,通识教育的效果必然被弱化被遮蔽,人们自然会失去对通识教育所谓的塑人的信心和等待的耐心。仔细研读有关西方的通识教育经验介绍和教育过程,笔者发现西方通识教育往往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教育方式。比如大量的原著精读与研习,教师基本上不讲课,多是以学生自学和助教辅导为主。这种原始的教学方式最早用在中国的孔子时代,也是中国教育的启蒙时代。现在的中国高校在语文教学的方式上呼唤返璞归真,做到用简单的方式去挖掘深层的文化和文学精髓,在回归传统中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已得精神追求和文化操守。尤其是关于人性与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学生突破常规思维定势,进行人格完善和创新思维培养,这也是大学语文可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可行性要素。

三、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

台湾著名通识教育家黄俊杰先生曾对儒家的教育理念有这样的理解:“儒家式的‘全人教育’更企求提升人的境界,使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意义。儒家定义的‘整全的人’,在多层次、多面向之间完成人的连续体,它既是‘身心连续体’,又是‘个人社会连续体’,更是‘天人同构之连续体’。儒家教育理念中的‘整全的人’,是一个有本源而与宇宙大化之流在精神上相往来的人。”由此可见,黄教授在基于对儒家传统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又整合现代教育的趋势,深刻领会到当前的通识教育不仅要借用西方的教育观念,同时也需要复振儒家的“全人教育”理念。台湾的国学教育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世所瞩目,通俗地说台湾的国学教育在形式上基本等同于大陆的语文教育。台湾十分重视语文学科的奠基、关联、辐射等功能,其国学教育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这个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适合中国人生活的哲学已经成为台湾学人的共同信仰。在这个统一的哲学基础上,台湾的国学才能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道德、伦理与人格的教育也有了落脚点。就目前大学语文的教学而言,若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形式与教材内容和涵括的精神内质与哲学思想,都必须进行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重新整合,结合传统文化的精神禀赋进行与当今社会人文素质需求相吻合的调整。为此,笔者所在学校进行了基于生活化的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首先,大学生的学情现状简析。大学语文课程本身与中小学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大学生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变化:一是身份社会化。从中学到大学,是大学生真正社会化生活的开始。虽然大学仍然是学校,但已经是半个社会,大学生已经具有了切实的社会化身份。他们开始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且角色选择极少受到家长、师长的干涉,甚至激烈的社会竞争也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的甚至由于岗位的有限性,迫使其由被动竞争转变为大学的主动竞争,致使很多学生出现典型的社会消怠情绪。二是生活独立化。目前许多高中在毕业前夕会举办成人礼,让学生通过成人礼感知自己的成长。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从大学开始的。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大多数甚至离开家乡,大学求学的日子从思想上、生活上真正启动了独立的模式。在脱离依赖的初期,大学生的心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茫然期。大多表现为失去目标、生活失序、沉迷玩乐、心理空虚等情形。其次,大学语文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探索。据上述分析加上目前绝大部分高校课程安排遵循一个一致的程序:公共课程在先,专业课程在后。这样固化排课的后果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是思政课泛滥,外语课扎堆,大学语文课跟风。对那些刚刚从高考过来的大学生而言,这些课绝大多数都具备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因而首先就造成一种重复的感觉,难以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究热情。基于我校大学语文公共必修课的地位和本科生普开的现状,教师们进行了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后期的影响效应。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模式主要依据大学语文的性质及其在通识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大学语文课程大致分为四大块:导言——审美教育——爱的教育——结课讨论。课程将不遵从教材的编订次序和文学史的历程,而是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探讨一些语文与生活结合紧密的问题,以期达到语文教学的实用性效果,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得。在审美教育和爱的教育板块中实行专题式教学,审美教育分为日常生活之美、自然之美、行旅之美、体悟之美、创造之美5个专题,爱的教育大致分成爱家、爱国、自爱、爱侣、爱人等5个专题。这些板块与专题都应用通识教育的思维与理念,一方面侧重人格的健全。如爱人教育将从爱的哲学及爱人的正确方式导入有关经典文学作品的剖析,引导学生将爱建立在尊重与生命的基础上,将施爱与受爱置于正确的三观指引之下。另一方面是大量利用融汇思想,将学生的知识储备调动起来进行创新梳理与组合,形成创造性的思维训练教学尝试。如在体悟之美的专题中精心选用悲、欢、苦、乐四种情绪,分别以音乐、画面、文字、讲述等形式体验情感的触动。在这些情感体验中回忆或结合文学篇目进行共鸣情感感受,尔后辅之以经典阅读,帮助学生寻求智力与精神的乐趣,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品阅与思考。这些教学的方式均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学生们积极探究,深入钻研,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方向上得到知识与精神的双重收获,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文学是人学,追求美,追求艺术境界,追求精神愉悦。大学语文以其文学性、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兼备的特点,在通识教育中居于核心课程的地位,其知识性与感悟性的融合特征,彰显了它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性差异,也铸就了其在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思维创新水平及营造良好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诸多效能。这些效能正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所在。在培养一个完整人、一个健全人的目标中,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均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大学语文教学是通识教育中的核心环节。重视并不断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水平,应该成为我国通识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未来一段长时期内的重要和紧迫任务。

作者:李婷 单位:武汉商学院人文教研室

参考文献:

[1]张红霞.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91-96.

[2]陈琦.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模式与特点[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10):156.

[3]李曼丽,汪永锉.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究,1999,(1):96-101.

[4]张亚群,王毓.论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6,(7):142-148.

[5]刘刚.论通识教育中的大学语文教学[J].文学教育,2010,(12):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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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质量;办学思路;办学条件;教学改革;质量保证

中图分类号:G4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2-0059-02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了某高校的文、理、管、工、艺五科的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及各年级学生。发放问卷360份,收回360份,有效问卷340份,占94.44%。其中教师74份,学生266份。我们首先通过座谈会、个人访谈等形式走访了从事高教工作多年的教师和管理工作者,而后结合国家教育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提炼了办学指导思想、学生情况、教学条件及其利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建设等八个方面,并以此为主要内容编制了《高校教育教学质量问卷调查表》。该调查表以单项选择为主,共44题,每题有5个选择项,分别是“很满意、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一、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和学生对该校办学指导思想方面的评价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教师的满意率略高于60%,学生的满意率为50%左右。满意率不高的原因在于:学校管理者办学理念不太明确,没有很好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教学、科研问题的运行程序;学校管理者没有将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及时、充分地传达给师生;并校以后,学校很多重大的决策,如学校的定位、办学理念、教学工作思路等问题没能及时的制定和落实,所以近一半师生认为学校不够重视办学指导思想。

(二)教师和学生对该校学生情况方面的评价

教师与学生对学生整体情况的满意率在60%左右,说明两者对学生的评价都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不高,教师所教的内容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和兴趣,不能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二是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陈旧,还是采用以传统的“重知识轻能力”的培养方式;三是学生对所学内容缺乏兴趣。

(三)教师和学生对该校教学条件及其利用方面的评价

师生对该校基础设施,除对“校园网建设”满意率超过60%,其它项目均低于60%,尤其是对该校操场及体育设施,学生的满意率普遍未超过30%。对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校舍、教室”的满意率也刚刚达到31.84%。这是因为:一是学校对扩招的准备不够充分;二是连续扩招导致教学设施紧张的状况更为加剧,特别是实验设备并没有相应的增加,直接影响学生的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四)教师和学生对该校师资队伍方面的评价

对“师生比”,学生的满意率为68.80%,而教师的满意率仅为48.81%。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在于:①大多数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对“合理的师生比”的标准不了解,习惯于上大课的学生对该校的教师数量偏低的状况难以察觉;②扩招后,该校主要采取增加教师工作量、上大课的形式来缓解教师短缺问题,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压力,使得很多教师忙于应付教学,没有时间很好地思考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从事学术研究。

“对于教师师德修养和敬业精神”,教师的满意率为80.54%,学生的满意率也达到78.57%,师生都表现为满意。

(五)教师和学生对该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的评价

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这方面,教师的满意率普遍高于学生。这说明教师与学生对专业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教师对于专业课程的把握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强化,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把握则注重实践经验的习得与运用。尤其在“教材建设及选用”项目上,教师的满意率要高出学生满意率近20%,这可能是由于:师生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教师只管教而忽略了学生的学,对学生需求的变化不够敏锐;还有些教师忽略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仅依据自己的偏好进行教学。

(六)教师和学生对该校教学管理的评价

对教学管理的满意率为60%左右。原因在于:原来精英教育阶段所采用的教学管理内容和措施已经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学生现状不太适应,学校管理者缺乏现代管理意识,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措施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人员工作效率不高,学校与学生双方之间缺少交流、沟通与协调,使得学生对学校的教学管理了解不甚清楚,造成了学生对学校管理层许多管理制度的不认同。

(七)教师和学生对该校学风建设的评价

对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和学风,教师的满意率分别是78.38%和67.57%,而学生的满意率都低于60%。主要原因有:经历了高中阶段的紧张学习,到了大学里少了外界的管理和监督,目标迷失,缺乏上进心与自控力;学生没有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就业压力;学校即“社会”,学校在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方面措施不得力等。

(八)教师和学生对该校其他方面的评价

“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学生的满意率仅为56.39%。这表明校园文化建设还没真正融入到学生的精神生活当中,因此,课外科技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师生的满意率均高于70%。大多数师生都能认真对待“产品”的最后一个环节。

“社会对该校的评价”,通过调查发现,社会对该校的评价较低。教师的满意率为70.27%,学生的满意率为53.38%。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教师的满意率为72.97%,而学生的满意率为46.99%。就业形势严峻,学生比教师更敏感、更关切、更重视。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还不够充分,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帮助学生就业。

“考试能否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水平”,72.97%的教师选择“能”或“基本能”,说明他们对考试方式还是比较满意的。但61.28%的学生选择“不能”,说明半数以上的学生对于当前评价学生学习水平的方式表现出很不满意。该校主要采取笔试的方式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显得方式单一。大学生应该选择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方式。

“对该校的整体情况”,62.16%的教师选择“很满意、满意、较满意”,而只有51.13%的学生选择“很满意、满意、较满意”。由此可见,该校还需作多方面的努力,全面提高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保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

通过上述对某高校教学质量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

(一)明确办学指导思想,认清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

一方面,学校领导要树立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教学是学校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增强全校教职工为教学服务的意识;另一方面,作为行政人员有必要将学校的办学理念、改革方向传达给每一位教职员工和学生,让老师和学生感同身受,同时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校管理人员。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应经常交流、认清事实、共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学校领导应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于学生”的理念,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教师从事教学科研、专业研究的积极性。对学生则强调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应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提出改进教学工作的思路措施。

(二)加大教学投入,夯实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物质基础

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大高校教学基本建设的力度,包括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和图书资料建设、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基地建设、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等。要在保持经常性教学经费投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力求专项教学经费投入有较大增长,使投入经费优先保证人才培养工作。

(三)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深化教学改革

学校要把课程和教材的改革与建设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结合校情,研究课程目标和课程结构理论,逐步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同时要精选、更新教材内容,加快教材的更新换代,选用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优秀教材,部分学科可以选用原版外语教材。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关注教学改革的民主化、多样化、国际化导向,进一步发扬教学民主,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建立以教学特色为基础的教学评价制度。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关键在于要切实支持和鼓励不同于传统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改革,保证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具有强大的依靠力量

高等学校必须以历史责任感、积极的态度和现代思维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育质量的保证提供坚实的后盾。高校可以从转变管理思想观念,形成动态的、开放的管理模式、选择积极的培养策略、优化教师结构等方面提升师资水平。

(五)师生应确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正确观念,建立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内部保证体系

连续几年的扩招使许多原本不明显的矛盾浮出水面,例如,在数量急剧增加时如何保证质量、学校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等,这些都促使高校自身应制定有效的内部质量评估制度,建立符合校情的教育教学质量的内部保证体系。高校内部质量评估的重点应该是提供一套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系统。这套系统要体现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教学过程的全程监控(如目标、内容、过程、效果);(2)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为中心;(3)以人为本,全员参与;(4)记录并评价质量进行的情况;(5)奖励质量进步;(6)全体成员对质量的真诚信奉。从我国的现状分析,高校必须要建立校、院、系或校、系、教研室三级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安心,等.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面临的几个挑战[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4).

[2]海文.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调查报告[J].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1997(7).

[3]唐国庆,等.湖南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质量状况调查报告[J].当代教育论坛,2002(10).

[4]马万华.扩招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状况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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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办高校;产权;合理回报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98-03

一、民办高校产权问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中,民办高校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越来越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在中国民办高校产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产权界定不周全、产权模糊和产权配置不当等造成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等产权关系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严重限制和束缚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瓶颈。只有彻底解决好这些问题,消除这些现象,才能保障中国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1.民办高校产权的相关法规。关于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有一些零散的规定。第一,根据“促进法”的第二章“学校的设立”规定,举办者可以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国家的资助,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和民办学校的借款,接受捐赠不属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出资。因此和企业不同,收取学费后的办学结余不能作为举办者投资的增值。第二,“促进法”第五章“学校资产及财务管理”中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所以民办高校享有法人财产权,包括出资人在内都不能个人支配。第三,“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章“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以及第六章“扶持与奖励”中有以下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民办学校终止时,对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2.民办高校产权存在不足。根据上述的规定,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其不足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第一,民办高校财产权的归属不甚明确。“归属清晰”是现代产权制度的第一特征。由此派生“权责明确”,《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在其第35条中规定、确认了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的法人财产权,但当法人财产权形成以后就必然涉及到产权的最终归属问题,它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民办高校举办者在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是法人财产权,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因此,出资人一旦出资就不再拥有学校的财产所有权,而只有在学校终止时,对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才可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如何在存续期间保持其控制权及安全性和对其投入的资产是否具有剩余索取权,即取得回报的权利;其二,当学校终止时,其财产的最终归属如何?第二,产权主体的权利义务不对应。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存在,因此它必须对自己经营的一切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承担全部责任。它不可能像公办学校那样,最终民事责任事实上会由国家来“埋单”。更何况民办高校,若作为产业运作,它具有比其他行业更大的风险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入门槛相当高;二是同业竞争压力大,特别是和公办高校之间的竞争压力更大;三是社会公众对公办教育的信任度强。所以相对而言,使得民办高校在权利与责任不对应的状况更为凸显了。第三,出资人没有收益权的法律保障。“民促法实施条例”将公益性的民办学校分为三类:捐资举办、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前两类当然没有收益权,最后一类是作为扶持与奖励拥有一种受管制的剩余索取权,而且各投资人又按什么比例去分配这份合理回报却没有相应规定。

3.明晰民办高校产权的建议。对现阶段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提出如下建议:(1)民办高校的产权应分类处理。捐赠的、积累的归学校,国家的归国有,而出资人的出资部分应归他个人。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这些资产归学校支配和使用,政府依法加强监管,控制办学资金流向,个人不能随意支配。学校终止时,在清偿债务后,应归还出资人的投入并应考虑在此期间资金贬值的补偿。(2)保障投资人的收益权,在税收上不必区分不要合理回报与要合理回报。不要合理回报的可以把这些合理回报继续投入学校,作为增资处理。(3)鼓励民办高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各投资主体明晰产权,按产权比例分得合理回报。(4)民办高校产权容许转让或继承。(5)所有公益性的民办学校应享受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民办高校合理回报的问题

1.民办高校合理回报的立法现状。产权的两个核心问题:所有权和收益权在法律上都有障碍或者留下了空白。完善民办学校合理回报政策和规范合理回报行为的基本前提是要依法准确完整地认识“合理回报”。《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它是建立在确认了民办学校是公益性教育机构的前提下,从教育发展需要和民办教育发展的中国国情出发,为积极引导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办学行为,鼓励社会资金投资民办教育,而采取的国家对民办学校出资人的一种鼓励、奖励措施。当然这种回报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制的。回报的提取程序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范,它不同于企业的营利模式。因此,出资人依法取得了“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其学校性质与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同样是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它仍然应该享受优惠政策。《实施条例》第14条、第37条、第38条、第44条至第50条等对合理回报制度有所细化。

2.民办高校合理回报的运行状况。立法的本意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教育领域,然而,这项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了巨大的政策尴尬。第一,在各地换发新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过程中,大多数民办学校都选择了“不要求合理回报”。第二,不少民办学校的出资人、董事长或校长又抽逃资金、挪用办学经费或有其他涉嫌经济问题的行为。其实,绝大多数出资人,都希望收回原始投入并取得相应的权益,但大多数选择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究其原因在于,立法上把民办学校区分为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三类,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可享受的政策优惠又有所不一,且取得回报的条件并不宽松、程序并不简便,故而大多数出资人顾虑重重,担心其一旦选择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会影响其招生,会使其不能享受税收等政策优惠。其结果,实际上是鼓励民办学校规避法律法规,在经济回报问题上进行暗箱操作,从而使立法目的落空。

3.对民办高校“合理回报”的建议。由于“合理回报”的法律规定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境,坚持“合理回报”的规定必然会对办学实践带来更大的混乱,因而笔者建议:(1)税收优惠政策亟待完善。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资助取代“合理回报”,“合理回报”的法律规定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境,试图通过模糊民办学校法律性质的做法来解决民办学校发展的问题,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从国外私立学校发展的经验来看,对私立学校进行扶持和资助,尤其是实行税收优惠及财政资助是国家促进私立学校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样,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民办学校为公益性机构,为确保其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国家对其实行税收优惠及财政资助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就显得尤为重要。(2)完善公益性民办学校法人的治理机构及其财产、财务制度。中国公益性民办学校的法人定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其内部监督机制欠完善,为减少民办学校法人经营管理者谋取私利行为的发生,国家对学校的财产与财务制度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因而必须完善政府对民办学校财务进行监督的制度,具体而言:要求民办学校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对民办学校进行定期审核,以减少投机取巧行为的发生;加强业务主管机关及登记管理机关对民办学校财务的审计工作;将民办学校财务状况向社会公开,使公众能更容易地查看有关学校的各种相关资料;明文规定学校工资福利的上限;明文规定学校行政费用的上限或收入用于其目的事业的下限等等。唯有如此,中国民办学校才能获得健全发展。(3)明确区分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适用不同法律调整。固守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和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已经无法适应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需要,并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发展的制度障碍。应该认识到,对于公立学校而言,公益性是其内在法律性质,但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公益性则并非其必然的法律性质,而是民办学校举办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就学校的营利性质而言,上述两类办学从理论上分别归属于“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两种办学形式或两类组织在法律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征,遵循不同的内部管理体制及其法律治理方式,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机制。另外,与营利性民办学校相比,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竞争中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们不用纳税,且还能享受政府的诸多优惠、资助和奖励。例如在美国,尽管私立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由决定学校是否采取非营利性组织,但非营利性私立学校仍占有很大比例,在四年制的普通高等教育中,非营利性私立学校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平均比重为80%~90%[1]。可见,允许营利性学校的合法存在,并不必然影响公益性民办学校的发展。相反,唯有从法律上理顺了两种不同类型办学的性质、治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并适用不同法律对其进行调整,中国民办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三、结语

民办高校获取回报的核心就是,不断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收益,获取利润或回报,并享有产权。民办高校获取合理回报的保障中国的民办教育伴随着个体、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壮大的。这种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性,促使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市场经营意识和有效管理的理念。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投资者、办学者注重的是民办高校对市场和社会需求的适应,重视办学经营的效益,学校内部的管理也主要是围绕办学经营的效益运转。相比较而言,内部经营管理属于影响民办高校回报的微观因素,政策法规则是从宏观上影响民办高校合理回报。而对有关民办高等教育获取回报与盈利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准的高低,决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回报与盈利政策的积极与消极的功用。民办高等教育盈利性(获取合理回报)与公益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它体现了民办高校办学经营活动中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价值判断。从民办高校的实际出发,提倡不同类型民办高校实现不同办学目的,完善办学目的的指向,有效保障民办高校和国家、社会各方的利益。民办高等教育获取合理回报和适度盈利政策,包括影响收入的学费政策和资助政策,影响民办高校支出的财务规制,投资办学的回报程度的调控。有关民办高等教育获取合理回报与适度盈利政策的立足点,并不是鼓励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盲目追求利润,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民办高校办学经营环境,提升民办高校的竞争实力和公益性,以此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扩展,促进国家整个教育事业和产业的进步。

总之,民办高校的产权及合理回报问题,是影响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随着中国民办高校办学主体及投资模式的多元化以及民办高校数量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合理界定产权、正确理解其收益和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规范并保护各产权主体的地位与权能就越发显得重要和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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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新建本科院校 应用型 人才培养 内涵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纵向深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也得到大力调整,其中显著标志之一便是我国各省市政府通过“合并、重组、转制”等方式,建成一批新建本科院校。截止到2011年4月27日,全国总共有新建本科院校291所,占全国同期820所普通本科院校的35.49%。这一类院校承担着扩大教育规模的重任,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了众多人才,尤其是满足了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及基层等单位的用人需求。

一、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一定的研究型人才、学术型人才,更需要大量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专科层次的职业人才很难适应新的要求,现阶段尤其急需有理论、有技术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而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出现了断层。这对新建本科院校来说,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新建本科院校本科办学时间短,大多是由师专、教育学院、高职升格或合并而成,历史积淀不多,资源有限,没有雄厚的实力与重点大学抗衡。教育部对本科院校的批文要求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要求近30所新建本科院校把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作为学校的主要任务,而对另一类学校则只要求培养更多更好的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因为,对于后一类院校除了办学层次的显性转型之外,还面临着学校办学目标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等更深层次的隐性转型。

在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的今天,新建本科院校应根据社会需求,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转型,结合自身实际,定位于以教学工作为核心、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面向基层的应用型、适用性本科人才,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能填补市场空白,满足用人单位、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服务社会,才能与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相适应。

二、新建本科院校所面临的困难

新建本科院校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得到快速发展,但在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的形势下,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新建本科院校资金来源单一

新建本科院校只能靠有限的国家教育资源和纳入政府财政管理的学费收入来投入学校各项建设,很难争取到社会资源,经费紧张。而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均在得到政府批复用地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校区建设。学校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从而背负沉重的债务,学校学科发展和内涵建设受到影响,并且合并升本后,换了名称,学校特色变得模糊,在吸引高素质人才和争取国家课题方面,短期内缺乏核心竞争力。

而当前,高等学校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形势下,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新建本科院校没有老牌重点高校的显赫声誉及影响力,也没有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显著优势,面临着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教学质量的双重压力。

2、新建本科院校本科教学经验不足

新建本科院校大多办学时间不长,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不具备优势,加上资金投入不足,教学仪器和设备条件也存在着劣势,很多实验课无法保质保量开出,有的实验课仅以演示课来代替。教学中仍以老师讲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使得毕业生在社会中不具备竞争力。

同时,师资队伍数量不足,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师生比标准;职称结构不合理,高级职称比例偏少,缺少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年轻人比例过高,大多为刚刚从学校硕士或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

3、学科建设偏大求全

新建本科院校普遍缺乏对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的深入研究,认为师资力量强,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学科就是强势学科,反之就是弱势学科,没能把人才培养与国家紧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相结合,从而使资源不能有效配置,没能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成本与效益意识,不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4、很多新建本科院校在资源配置方面盲目从众

新建本科院校普通在资源配置方面优先向科研倾斜,重科研、轻教学,单纯追求高学历、高职称,论文、专著数量得到提升,但由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紧密联系社会,“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现象比较普遍,大多科研成果只能束之高阁,没有产生实际价值,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加强新建本科院校内涵建设、提升竞争力的对策

1、科学定位,制定符合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在我国高等教育趋同化现象下,新建本科院校若想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应该突破自我,找准位置,以地方经济建设需求为出发点,凝练办学特色,异峰突起,同中求异,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1)找准学校发展与行业、企业发展相对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办学,更好地利用社会办学资源,如校友捐赠基金、以企业名称命名院系进行校企合作等方式,通过深入研究,着力解决企业发展的现实问题,从而奠定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以实现互利双赢,走特色发展之路,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人才。

(2)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既要达到本科层次的学业标准,又要符合应用型教育的要求,既有高等本科性,又有高等职教性,集学术、技术、职业于一身,是适应能力与职业技能的优化组合。

2、突出素质教育,将通识教育贯穿于培养学生过程中

新建本科院校应重视通识教育,不能仅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对学生在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熏陶。

(1)通过科学设置通识课程,使得学生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对于职业学院毕业生,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更具备宽厚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拥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2)国内外很多名校拥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学生深处其中,感受到学校历史积淀的同时,也受到了熏陶,将有助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使其受益终生。新建本科院校应营造出与本院校相称的校园文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层面渗透大学的学术属性,才可能形成以学术氛围为核心的健康的校园文化

3、视教学质量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人才培养质量关系到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层次和就业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是关系到新建本科院校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新建本科院校应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为契机,不应仅将其视为走过场,而是真正能够通过查找问题,以评促改、以评促建,实现内涵升本。

(1)深化教学改革。新建本科院校应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以“专业、课程、教材”三大建设为载体,抓好主干专业建设,深化课程体系改革,与重点院校相同专业形成错位竞争、错位发展,创建特色,摒弃陈旧、落后的教材,及时将专业前沿的信息引入课堂教学,既注重课程体系的构建和优化,又重视单门课程的改革与建设,通过教学方法改革,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夯实职业技能,使得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尽可能与用人单位的需求相匹配。

(2)重视实践教学。定位于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新建本科院校要比以研究型为主的重点大学更应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加大实践教学比重,加强实践教学的规范化,通过设立独立的竞赛选修课程、完善学科竞赛体系、配强学科竞赛指导队伍,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为加强学生专业学习,可以聘请本专业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老师担任专业导师。按照一定师生比例实行专业导师负责制,引导学生专业发展,帮助学生制定个人学习目标和发展规划,指导学生就业和考研。同时,学生还可以参加专业导师的科研项目,有助于提高科研能力,尽早了解行业发展状况,以便就业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同时,可以根据各专业特点,将课内教学知识点与会计证、造价员、国家注册建造师证、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证等职业资格考试考点有机结合,使两者紧密结合、相互融通,帮助学生提升职业技能,减轻难以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的负担,从而实现校园教学与社会从业相接轨。

(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没有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即使教学理念再先进、教学管理水平再高,也无法得以实施。首先,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改善师资结构,做好“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其次,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建本科院校应该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既能讲授理论课,又能动手实践操作。一要采取“请进来”的方法引进高学历的人才,同时请进一些在企事业单位中有从业经验的企业家、技术人员来校兼职,完善实践教学队伍,提高实践教学水平;二要建立一种教师“走出去”的培训机制,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使其没有负担,专心投入实践,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开展产学研合作。

四、结束语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已经承担起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任,在我国高考生源持续减少,家长、学生就业观念转变的形势下,新建本科院校不仅面对重点名校和职业院校的夹击,而且在新建本科院校阵营内也将面临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在完成办学形式的转变之后,更应该加强内涵建设,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应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办学质量,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可提升竞争力、长久持续发展。

(注:基金项目: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3);校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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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走出困境科学发展的战略战术[J].中国高教研究,2011(6).

篇10

关键词:公平;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文化自觉;构建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是高校学术评价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这项制度安排,一方面关乎学术评价和资源配置的公正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涉及教师的学术诉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对其进行理论探讨,不仅有助于对教师内心感受及行为的有效预测和疏导,而且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公平:作为动机的概念表述

公平,作为比较(公平)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组织行为学、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动机,即制度对于人的内心感受和行为的影响。根据基于动机的公平理论,公平可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

1.分配公平。它是指教师对资源配置(分配)结果的公平感受。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来讲,这种分配公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判断而产生的内心感受:一是职称评审最终结果是否存在把不该评上的教师评上了,二是职称评审最终结果是否存在把该评上的教师却没有评上。假如职称评审结果没有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则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分配公平。而现代公平则是一种比较,即当一个人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所谓相对量是指个人所付出的劳动及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所得到的结果,也指个人目前付出的劳动与自己过去的劳动进行纵向比较所得到的结果。很显然,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分配公平主要是后者,即个人目前付出的劳动与自己过去劳动进行纵向比较所得到的结果。

2.程序公平。它是指“人们只要具有过程控制的权利,不管最终评审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公平感都会显著增加”;“当人们认识到用来制定关于结果的分配方面的决策程序是公平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更多的激励,会更卖力地工作”。综上所述,程序公平的核心和前提是指决策的参与权,即人们只要参与了决策过程,哪怕结果(分配)是不公平的,也会认为是公平的。而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程序公平,只是一种形式的程序公平,还不是实质的程序公平。所谓形式的程序公平,是指制度程序设计和运作,关注的是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如申报条件是否实行科学量化,论著评审是否实行盲评盲审,评审专家挑选是否实行随机抽选,评审结果表决是否采用无记名投票等等。而对评审过程中教师如何参与和监督?评审结果是否当场公开?教师是否具有获悉评审的知情权和申诉权等等,并没有太多关注和重视。然而,后者恰恰是实质的程序公平。

3.互动公平。它是指在程序实施过程中,关注程序的执行者对待员工的态度、方式等,以及对员工的公平知觉影响。互动公平可分解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人际公映的是员工被那些与执行程序和决策结果有关的当权者以礼相待和尊重的程度;信息公平是指向员工传递有关信息,解释为什么采取某种分配程序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分配结果的程度。就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来说,这种互动公平只是近几年作为人本管理的合理内容而进入管理者视野的。在传统社会,管理者凭藉权力制定制度和规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教师对制度的服从、执行,也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现代管理强调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教师)之间讲究人格的平等,而且管理与服务,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人际公平中的平等、尊重,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文本意义的表述,信息公平中信息不公平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存在。

二、公平:作为问题视角的制度分析

把公平纳入到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这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内在要求。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内在地存在一些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和弥补的公平问题。

1.“效率优先”中的公平有限。制度或分配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现行社会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我国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因此,在分配关系处理上,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是第二位的。没有效率,就谈不上公平。“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可能保证效率比保证公平更为重要。而效率通常是公平的基础,一种配置要公平就必须是有效率的。”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是以效率优先或效率为基础的一种分配制度。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分配制度是现阶段一种比较公平的高校教师分配制度。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公平有限,是以效率优先或以效率为基础或前提的。这就意味着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公平并不具有第一意义,或者说,公平并不具有独立意义。在高校教师分配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即使把这种公平作为一种理念来设计,其制度安排上也必然存在公平有限或不公平的问题。

同时,现今分配制度包括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是属于终极分配制度。效率是优先了,而公平很少兼顾。

2.“竞争配置”中的公平缺失。教授作为宝贵稀缺的社会资源,通过相互竞争而获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社会公平的体现。“只要能够使社会所有成员总效用最大化,这就是公平的。而这种效用的最大化,如果通过绝对平均主义,只能是一种空谈,那么竞争毋庸置疑就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虽然个别的政策性倾斜可能有助于局部地区或个人能够更加逼近他们理想的公平,但是,这不能为整体上的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提供否定依据。确实如此,总体上我们应该对这种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种”竞争配置“也还存在很多问题。目前国内外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基本上采用差额竞争配置方式,即竞争者不管是优异的,还是平庸者,都统一采取差额竞争配置方式,也就是说即使竞争双方学术上都已经达到教授的水平,由于差额竞争,其结果只能是彼上此下,或彼下此上。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囚徒博弈“。显然,是不公平的。现代竞争,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取胜,只具备一种资源或一种实力,是很难在竞争中取胜的。假如”竞争配置“不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使之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那么这种制度还能说公平吗?

3.”学术主导“中的公平失衡。高校是一个学术组织,教授又是一种学术称谓,因此建立”学术主导“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应该说是公平的。但问题是”学术主导“中的学术指什么?什么样的学术才是主导的?博耶在《学术反思》报告中认为,学术活动意味着参与研究,但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他们的工作还意味着寻求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设桥梁,并把自己的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据此,他提出了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形式———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博耶的新学术观,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高校特别是层次比较高的大学,并没有接受博耶的新学术观,还基本上以发现的学术作为学术评价的依据。如国际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了解或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学术水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他列出近期在国际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正在将量化的学术标准用于评价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并用作职称晋升及奖励的参考。如对于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强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论文入选SCI及同行引用的情况。可见,世界各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制度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仍然以”发现的学术“为主导。这种学术评价制度或者说教师职称评价制度,对于从事”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的教师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致使那些从事这些学术活动的教师,终身评不上教授甚至是副教授。可见,”学术主导“(实质是以”发现的学术“为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是存在公平问题的。

三、公平:作为价值承载的制度构建

价值承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特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承载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关注的是制度的动机,即制度对人的态度、情感、人格、精神的内心感受。因此,作为价值承载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构建,就是应从文化价值角度进行制度构建。

1.从教师的内心感受上进行构建。传统经济时期,人们把制度(包括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等同于”政治“,只强调”执行“和”服从“。至于制度对于教师的内心感受,是不太顾及的。其结果是制度与人缺乏互动。从教师的内心感受上进行构建,就是制度设计和安排从关注制度外在政治到关注制度内在主体———教师的转变,即关注制度对教师的态度、情感、人格、精神等内心感受和影响,并根据其内心感受和影响的程度进行动态调整,使制度与教师内心感受和影响保持一种互动,从而提高制度对教师的内心感受和行为导向的激励功效。如在”程序公平“、”互动公平“方面,首先考虑教师的内心感受和影响,可设立职称评审教师的”温馨提示“电子信箱,使教师能及时获悉与职称评审的有关政策、规定、评审程序等信息,以达到信息沟通与互动的目的;其次设立教师职称评审的接待制度,学校人事部门要热情接待教师对职称评审政策、规定的咨询,解答教师提出的疑难问题等;再次建立教师职称评审的回避制度,以确保职称评审的公平竞争。在”分配公平“方面,不是简单地公布职称评审的结果,而应从教师特别是未被评审通过的教师内心感受上多思考,出台一些相关制度,如教师职称评审的知情权制度、教师职称评审监督制度和教师职称评审申诉制。这些制度的建立,能给未被评上的教师有一种说法,或者提供一个释放和宣泄情绪的空间。

2.从教师的个体特质上进行构建。高校教师虽在一个由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聚集的学术环境里工作,但由于所从事的学科专业的不同和教师个体兴趣爱好的差异,因而教师个体特质也表现为千差万别。在高校,虽然教师承担与大学职能和功能相关的任务,但具体到每一位教师来说,会根据自己的个体特质进行选择,或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然后,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都是专业化很强的工作,因而工作绩效评价侧重点是有不同的。如从事教学的教师,其绩效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播上;从事科研的教师,其绩效主要体现在知识创新上;从事社会服务的教师,其绩效主要体现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上。因此,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根据教师的不同个体特质,从传统统一管理向现代分类管理进行转变。这种分类管理的制度,可分为分层分类管理和分学科专业管理。一是分层分类管理,即把教师分成教学型、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并根据不同类型教师承担的任务进行考核和职称晋升。对教学型教师,只要能做到高效传播知识,并在教学研究或教学改革方面成绩突出,即使没有参与基础研究,仍然可以晋升教授;对研究型教师,只要在本学科本领域知识创新取得标志性的成果,教学上达到基本要求,就可以晋升教授;对教学研究型教师,则根据教学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的不同要求,提出一个综合的晋升标准。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晋升。二是分学科分专业管理。学科专业是分门别类的,不同学科专业的差异性很大。因此,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标准,必须以学科专业为单元进行设立。申报教授、副教授职称最低分,全校不应统一,也不可能统一,但可以根据不同学科专业情况,提出申报教授、副教授职称的基本要求,包括最低分,并作为不同学科专业申报晋升教授的参考依据。

3.从教师”文化自觉“上进行构建。尽管我们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力求做到公平,但事实上是很难达到的。可见,想单纯依赖制度达到或解决制度公平,不太现实。因此,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应跳出”职称“的怪圈,积极倡导和营造提升教师学术抱负水平的文化自觉。这样,反而会更有助于解决教师的职称问题。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高校的文化自觉,重在精神追求和内心的提升,是教师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并不是反对和否定教师的物质需求。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人,应该具有社会人对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一般特性。但高校教师是社会中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因此在精神与物质的需求上表现出与社会群体不同的特性。有研究表明:教师的各种需求先后排序分别是:创造和成就的需求;自尊和荣誉的需求;学习与发展的需求;自主与公平竞争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物质丰富性的需求。显然,教师对精神需求是第一位的,而对物质需求是最低的。这种对物质需求的超越性,恰恰是倡导和营造提升教师学术抱负水平文化自觉的最佳切入点。事实证明,教师一旦形成这种文化自觉后,”就会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坚定的信念,恒久不迁,锲而不舍,毫不动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直到理想实现“。只有当教师把真善美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把学术作为终生追求的事业,”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学术而学术,那么他们在学术上修得”正果“的同时,也会意外地获得工作的”副产品“(教授)。制度公平的实现,其实也可以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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