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申请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再审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事再审申请书和民事申诉状都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书状。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三点。

首先，提交申请书的依据不同。申诉状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宪法赋予的申诉权这种公民基本民利而提出的；而再审申请书则是基于《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而提出的。

其次，对申请书提出的法定期限规定不同。申诉状一般应是在申请再审期限过后，即判决、裁定生效二年之后提出；再审申请书则是必须在有关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二年内提出。因此，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而在其生效后二年之内提出的申请都应以民事再审申请书形式提交，而在申请再审期限过后，要求对该案重新审理的，都应以申诉状形式提出。

再次，提交法院不同。申诉状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及其任何上级人民法院提交；而再审申请书只能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及对其负有审判监督职能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

民事申诉状与民事再审申请书都是当事人因不服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提交的，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该案的申请文书，其目的都在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纠正已生效裁判中的错误。

（二）民事再审申请书和申诉状的范式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

申请人因 一案，对 人民法院于 年 月 日做出的（ ）字第 号一审（或者二审）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调解书）不服，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附：1. 原审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调解书） 份

2. 证据材料 份

民事申诉状

（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申诉用）

申诉人：（原审原告或被告）

所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或原告）

所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申诉人因 一案， 对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 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 月 日

附：1. 原审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 份

2. 证据材料 份

【 例 文 】

民事申诉状

申诉人（原审原告）：××建筑安装公司

地址：××市城关路42号

法定代表人：高×× 职务：经理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工贸公司

地址：××市城西路27号

法定代表人：朱×× 职务：经理

案由：钢材购销合同纠纷

申诉人对××市××区人民法院 1997年2月 16日（1997）×字×号判决不服，将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市××区人民法院（1997） ×字×号判决；

2.退还货款5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违约金5.5万元人民币。

事实和理由：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工贸公司于 1996年12月16日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工贸公司供给申诉人“首钢”生产的盘条 300吨，每吨价格 1850元，总货款 55.5万元人民币。同年 12月 29日，申诉人将一张 50万元汇票交给工贸公司，并用车拉走盘条30吨。经检验，该30吨盘条不是“首钢”生产，且规格、质量不符合建筑要求。 1997年1月 14日，申诉人向××市××区人民法院，要求××工贸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工贸公司在 1997年 5月前将剩余270吨“首钢”生产盘条全部交付，并保证质量、规格符合合同要求；申诉人已拉走30吨盘条每吨降价50元由申诉人处理。但判决书生效后，××工贸公司根本无货可供，既不执行判决，也不退还贷款，致使申诉人不得不向其他公司购买钢材。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调查清楚工贸公司是否有能力供货，就判决其继续履行，导致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申诉人的合法权益长期不能实现。

基于上述事实，特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请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撤销原判决，判令××工贸公司退还货款 5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违约金5.5万元人民币，以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

此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建筑安装公司（盖 章）

1999年3月29日

附：1. 原审判决书一份；

篇2

再审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汉族，职业，住址，电话。

再审被申请人a：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汉族，职业，住址，电话。

再审被申请人b：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汉族，职业，住址，电话。

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再审申请人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年 月 日下达的(XX)大民一终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的事由

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

申请再审的请求

1、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XX)大民一终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再审被申请人a的全部诉讼请求。

2、再审申请人的上诉及申诉费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再审事实与理由

首先，原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重大错误。再审申请人不是辽b12345轿车所有人，该车所有人为再审被申请人b。 XX年4月8日普兰店人民法院下达的(XX)普刑初字第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辽b12345轿车所有人为再审被申请人b，且该车因发生交通事故所得赔偿支付给被申请人b。但二审法院对此事实视而不见，强行认定：再审申请人允许再审被申请 人b购买的车辆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从登记生效的这一刻起，再审申请人与该车的权利义务不可分割。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共享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哪有法院判车辆所有人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的?这是二审法院错误之一。

其次，对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主体的认定，尽管我国法律尚无统一规定，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可以解读：对肇事车辆的运行起控制支配作用、享有运行利益并符合交通事故侵权构成要件者才是赔偿义务主体。按照二审法院认定的“登记生效之日起，再审申请人与该车权利义务不可分割”,那么被盗车辆肇事的赔偿义务主体，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何只认定是驾驶被盗机动肇事者?而不认定是该车登记者?还有在没办理机动车买卖过户登记的手续，买方驾车肇事案，最高人民法院为何只认定买方为赔偿义务主体，而不认定登记的机动车车主为赔偿义务主体?原因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主体应是具有对肇事车辆运行起支配作用，享有运行利益，而不能简单认定登记的车主。故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为赔偿义务主体是错误的。

再次，二审判决程序违法，没有通知对本案负有主要赔偿责任的主体到庭，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特提起申请，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立案再审，并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请求。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篇3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尽管与垃圾焚烧厂的诉讼拉锯战早在2011年底就已落下帷幕，但谢勇依旧不愿放弃。2012年8月，几经周折才从国家环保部拿到垃圾焚烧厂排污监测报告的谢勇，向江苏省高级法院送达了民事再审申请书。在他看来，来自国家环保部的这份监测报告将之前的所有判决，还儿子一个公道。

然而，再审之路却是无比漫长。

2013年2月，江苏省高级法院终于决定对谢勇康案启动“再审”，这对于已经等待了半年之久的谢勇而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但事实上，所谓的“再审”不过就是让原被告分别就再审申请书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陈述，然后再决定是否启动这一程序。

谢勇再一次陷入“等待”。

事实上，谢河村的受害者并不止有谢勇一个，但作为唯一一个向法院提讼的受害者，他肩上还担负着为其他村民“探路”的重任。

谢勇告诉记者，村民们其实都想要向垃圾焚烧厂“讨回公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抱观望态度，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有些邻居曾告诉我，说让我先试试看，如果可以胜诉，他们也会去维权。”

然而，这几年的艰辛维权路不仅在这个年轻的父亲的脸上留下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沧桑，也让许多的谢河村村民对法律不再憧憬。

为什么谢勇始终讨不来说法？

缺乏对污染行为的有力指控

谢勇告诉记者，两审都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没能在法庭上完成被告有排污行为的举证。

“受害者只能看到垃圾焚烧厂排放的黑烟，闻到垃圾燃烧时迎面扑来的刺鼻气体，但他们不知道排放的到底是什么，浓度多少。这些指标必须依靠监测数据来证明，拥有这些数据的权威部门只有环保部门，但他们往往不会轻易提供。”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前，由公民个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环保部门往往不予理睬；即使是在这一条例实施后，监测报告依旧很难获得。“他们往往会以监测报告涉及商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

据刘金梅介绍，为了查清垃圾焚烧厂排放污染物的成分，早在2010年6月，谢勇就向海安县环保局申请公开“垃圾焚烧厂2006年6月至10月运行过程中气体排放、飞灰、炉渣、垃圾渗沥液的监测报告”等环境信息，但始终没有获得相应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一家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求助。“达尔问自然求知社”随后向江苏省环保厅及南通市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江苏省环保厅、南通市环保局答复称，可向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海安县环保局或企业索取。再次申请后，海安县环保局又以“监测数据和处理办法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为由拒绝公开。

于是，“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只好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7月，海安县环保局答复称，是否公开监测报告需向上级环保部门请示。之后，环保部门依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垃圾焚烧厂的监测数据不予公开。

由于无法取得垃圾焚烧厂排污行为的相关数据，谢勇在庭审中始终处于劣势。2011年底，中院终审判决谢勇败诉。

尽管如此，谢勇依旧没有放弃对证据的寻找。在他看来，只要找到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证据，就能改变法院之前的所有判决，为儿子讨一个公道。

为了能够搜集到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证据，谢勇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资料，终于在国家环保部的官网上公示的文件中，发现国家环保部曾先后两次给被告企业颁发了生活垃圾甲级临时资质证书和生活垃圾甲级资质证书。而根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申请这两个资质证书时，企业需要向江苏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上报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找到了这些材料后，谢勇于2012年2月分别向江苏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申请信息公开。同年3月，江苏省环保厅以申请的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环保部以申请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为由表示需征求企业意见后予以答复。

“我们所申请的监测报告是环保部门的审批依据，应该属于公开的范围，但是几级环保部门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类似的情况很多，这有时让我们很无奈，也很失望。”刘金梅告诉记者，这是环境诉讼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得很笼统，所以污染受害者的申请多数情况下都得不到回应。

万般无奈之下，谢勇只好先后将江苏省环保厅、国家环保部告上法庭。最终，环保部将垃圾焚烧厂的排污监测报告给了谢勇。

但“公开”似乎来得晚了一些。由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已然生效。如今，谢勇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监测报告递交江苏省高级法院，等待再审决定的作出。

难以证明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监测数据的“缺席”并不足以令整个案件举步维艰，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的举证无力是谢勇败诉的最主要原因。

谢勇告诉记者，尽管发现儿子患有脑瘫和小儿癫痫是在2008年，但直到一年后他看到镇政府下发的一份拆迁公开信时，他才意识到儿子的疾病可能与垃圾焚烧厂排放的废气有关。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疏忽”日后竟会成为他败诉的重要原因。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由于谢勇在时间上的迟延导致垃圾焚烧厂丧失了相应的鉴定条件，因此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不能由垃圾焚烧厂承担。

“当事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拿着环境检测装置去检测是否有污染物排放，这不现实。”这一判决理由让谢勇和刘金梅都无法接受。

但为了证明儿子患病与垃圾焚烧厂的排污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谢勇还是找了许许多多的鉴定机构。“法院只接受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我国目前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只有两家，一家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家是中国检验检疫中心，但这两家都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委托。”

谢勇告诉记者，他原本想委托鉴定机构对妻子和儿子身体中的二英含量进行检测，以此来证明二英与儿子所患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接受个人的送样。

反复接洽后，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谢勇，即使其接受个人送样，他们也只对母乳进行检测。那时，妻子早已过了哺乳期。

“中国检验检疫中心倒是接受个人送样，但他们只做环境样本的鉴定。那个时候，垃圾焚烧厂已经改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较之前好了很多，这样检测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谢勇非常苦恼，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没有资质的鉴定中心。

“他们接受个人的送样，也可以对人体样本进行鉴定，但是鉴定费用却非常昂贵，每个样本的鉴定费用是2万，即使是这样，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结论。”谢勇告诉记者，由于二英的检测过程花费巨大，鉴定机构往往会等样本足够多时再进行检测，时间成本非常大。

最终，两级法院都以二英与脑瘫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驳回了谢勇的。

欲加之“责”，何患无辞

二英与脑瘫之间真的没有因果关系吗？其实，谢勇和垃圾焚烧厂都没有办法作出肯定性证明。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如果污染企业无法对因果关系加以证明，它就要承担因举证不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法律这样规定其实就体现了它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因为与污染企业相比，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看来，当受害者与企业陷入可能性争论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法律的价值。

然而，由于环境诉讼较为少见，许多法官都不了解相关的诉讼规则。他们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考虑不足，仍然倾向于要求受害者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谢勇案一审的判决就如此写道：“根据相关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该规定并未免除受害人一方的举证责任。”

这样的判决理由让刘金梅非常郁闷，办案法官的思维让她难以理解。“法律既然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分配，那么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法律的确没有写明受害者不用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但这是法条暗含的意义啊。”

尽管如此，谢勇及其律师刘金梅在庭审中还是提供了47份证据用来证明“因果关系”，这些证据有照片、视频、病历以及关于二英污染的科学文献及学术论文等，以证明“谢永康的患病事实及状况”、“垃圾焚烧厂存在污染行为”、“两者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然而，两审法院均认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所受损害与被告排污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篇4

至今，该案已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仍未有定论。

前世今生

据了解，该案双方当事人主营业务均为糕点生产、销售等。

原告总经理卢某于1987年担任刚成立的案外人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营饮食业、面包西饼，并于2003年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998年7月，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分别在咖啡、蛋糕面粉、含淀粉食品油脂面团等商品与餐馆、咖啡馆等服务上，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第1328994号与第1344787号“采蝶轩CAIDIEXUAN及图”商标的注册，并先后于1999年10月及12月被核准注册。2001年4月14日，这两件商标被转让给中山市石岐区宏基食品厂。

在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申请上述两件商标之前，案外人黑龙江鹤岗市弘达食品厂曾于1995年1月在面包、糕点等商品上申请过“采蝶轩”文字商标，并于1996年11月获准注册。此后，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该商标于2004年5月17日被撤销，后经复审，该件商标最终于2008年12月16日失效。

2002年8月7日，梁某成立中山市采蝶轩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中山采蝶轩公司）。

2003年9月14日，卢某、梁某从中山市石岐区宏基食品厂受让第1328994号与第1344787号“采蝶轩CAIDIEXUAN及图”商标。记者了解到，卢某、梁某目前在蛋糕、面包等商品和咖啡馆、餐馆等服务上已注册“采蝶轩”图文、“CAIDIEXUAN CATE”文字等数件商标，并许可给中山采蝶轩公司使用。

安徽“采蝶轩”全称为安徽采蝶轩蛋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徽采蝶轩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8日，成立时的企业名称为合肥采蝶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合肥采蝶轩公司），主营糕点生产、销售等。

2002年5月15日，合肥采蝶轩公司向商标局申请第3176274号“采蝶轩”商标，并于2003年11月18日获准注册，指定在广告、推销等服务上使用。

2005年，该案另外两名被告安徽巴莉甜甜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安徽巴莉甜甜公司）和合肥采蝶轩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采蝶轩服务公司）先后成立。2006年5月，合肥采蝶轩公司将其第3176274号“采蝶轩”商标转让至采蝶轩服务公司名下。

据中山采蝶轩公司官网显示，其“采蝶轩”门店数量为14家，分布于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安徽采蝶轩公司的门店数量近200家，均分布在安徽省合肥市，占据合肥糕点市场的龙头地位。2008年12月，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采蝶轩服务公司使用在推销服务上的第3176274号“采蝶轩”商标为安徽省著名商标。2010年，卢某、梁某的第3422492号“采蝶轩CAIDIEXUAN及图”商标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下附图示：

纠纷焦点

该案一审阶段，原告卢某、梁某主张称，其拥有8件“采蝶轩”相关商标，被核准在面包、蛋糕、咖啡、茶、咖啡馆、餐馆等商品和服务上使用，其“采蝶轩”品牌系享誉全国的知名食品品牌，3被告作为与原告同业的食品生产、销售商，明知原告“采蝶轩”商标的存在，仍长期使用该商标销售其产品，主观故意明显，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对此，安徽采蝶轩方面认为，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首先，其早在1999年即在合肥市创立“采蝶轩蛋糕世界”，并持续使用“采蝶轩”商标，至今已建立起极高知名度。而原告从未在合肥地区进行任何商业行为以及投资，“采蝶轩”商标在合肥的商誉系由其经营所得。其次，其1999年开始生产经营，并先于原告在面包、糕点商品上使用“采蝶轩”商标。因此，其在经营中使用“采蝶轩”商标的行为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也不可能构成侵权。

据合肥中院判决称，原告主张的8件商标中，由于第1328994号与第1344787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与被告被诉侵权标识使用的面包、蛋糕不构成类似商品，因此这两件商标与该案无关。由于被告在原告主张的另外6件商标获准注册日前，已使用“采蝶轩”字号从事经营活动，“采蝶轩”标识与被告经营的蛋糕、面包等商品产生紧密联系，并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构成将“采蝶轩”标识作为未注册商标使用在先，其被诉使用行为并无主观过错。

此外，考虑到蛋糕、面包等烘焙食品的生产、销售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合肥中院认为原告商标主要在珠三角部分地区使用，并未延及合肥，而被告“采蝶轩”在合肥地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使用“采蝶轩”的行为，不会造成消费者与原告商标的混淆或误认。

基于上述认定，卢某、梁某的诉讼请求被一审判决驳回，其随后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安徽高院）。

据了解，安徽高院审理后，基本认可合肥中院对该案事实的认定及判决结果，认为被上诉人具有“采蝶轩”字号和商业标识的在先使用权，未侵犯上诉人的商标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同时，安徽高院还认为，结合该案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允许涉案双方的商标共存，不会损害上诉人的权益，也可以尊重和维持被上诉人在合肥多年发展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符合利益平衡原则。

安徽高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后，卢某、梁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启动再审程序。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该案。

专家观点

由于该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专业性及典型性，本刊特邀请多位国内知名知识产权和法学专家、学者就该案所涉及的包括申请人主张的8枚商标是否可以一体看待;申请人是否构成在再审期间变更新主张;商品和商品、商品和服务以及服务与服务之间是否构成类似;鉴于案外人商标的存在申请人商标的禁用权范围是否可以扩张;被申请人是否构成在先使用;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以及是否进行赔偿及赔偿额如何计算等七个核心问题，分别从基本事实和法律适用两个层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一、申请人主张权利的8枚商标是否可以一体看待？

针对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教授认为：注册商标具有独立性，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不能简单依据商标权利人为同一主体，即将其所主张的不同注册商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应当谨慎考察“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在标识上的相同或近似程度、“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在所使用商品上的类似程度、“在先商标”的实际使用以及知名度、“在先商标”与“在后商标”的使用人或注册主体的相互关系等情况，来判断是否将“在先商标”的商业信誉延续至“在后商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将“在先商标”的保护期限与“在后商标”的保护期限混同，仍然应当各自计算权利保护起止期限。具体结合本案，首先，申请人所主张的8枚商标的商标标识各不相同;其次，1999年最早注册的两枚商标与在后注册的6枚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并不完全相同;第三，1999年最早注册的两枚商标无任何实际使用证据，不存在商誉在商标之间延续的情况;最后，1999年最早注册的两枚商标是申请人于2003年才从他人处受让而来，与在后的6枚商标的原始申请注册主体不同。故而申请人所主张的8枚商标应各自独立看待。

二、申请人是否构成在再审期间变更新主张？

针对该问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蒋志培博士认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二审或再审中变更主张，法院不会审理新主张，这一点没有疑义。本案之所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原因在于，再审申请人认为其在一审阶段对于注册商标核定范围内的商品都做了主张，只是以“蛋糕面粉、含淀粉食品油脂面团”为例进行说明，所以在二审阶段增加“米乐”，在再审阶段全部变更为“咖啡、茶、冰淇淋、各种调味酱”等并无不当。再审中的被申请人认为，在原审阶段，被申请人曾当庭询问申请人，使之明确其究竟主张何种商品之间类似，申请人一审、二审阶段均当庭做过确认，这种确认亦被记入庭审笔录。因此申请人的做法应当被认定为变更主张。在本案中，结合申请人的状、上诉状和再审申请书及各阶段的庭审笔录来看，其再审阶段的主张确实已超出原审范围。二审审理以及再审审理应当限于原一审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和抗辩的事实理由和请求范围之内，否则法庭审理将无边界可循，也有失控辩平衡。正如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原告在一审阶段就应当确定其主张的具体权利要求，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不能改变为主张其他一审未主张过的权利要求，否则案件将失去审理基础。

三、关于商品和商品、商品和服务以及服务与服务之间是否构成类似？

1.关于咖啡、调味酱等商品与面包、蛋糕同场所售卖的商品是否构成类似的问题，中华商标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葆琳认为：

类似商品一般关联，关联商品未必类似。不能因为某些商品在同一场所售卖，就简单地认为商品之间类似。“蛋糕面粉、含淀粉食品油脂面团”属于原料、中间产品，其生产方式、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均与作为最终产品的蛋糕、面包商品完全不同，因此两者不构成类似商品。“米乐”不是《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中列明的商品，可能是申请人根据中山当地特有小吃或者其自己特创的糕点而申报填写的，这种特有商品一般消费者并不熟知，所以不能被认定为与普通的蛋糕、面包商品构成类似商品。咖啡馆也有兼售面包、糕点的，或者有些面包店里面也兼售咖啡、饮料，但这些仅是为方便消费者顺便选购，而非其主营商品，不能仅因为这些商品出现在同一消费场所就当然地认定它们之间构成类似，若按如此思路，则随着超市的出现和普及，岂不是超市的相邻货架上的各类不同商品都有可能构成类似商品？

同理，关于面包、糕点等商品与餐馆或咖啡馆等服务是否构成类似，若仅基于面包、糕点这类产品会在餐馆、快餐馆或咖啡馆等内提供就主观认定面包、糕点等商品与此等服务构成类似，岂非作为餐饮服务的其他商品，如酒类、茶类、饮料类、冰淇淋类、水果类的产品均会与餐馆、快餐馆、咖啡馆等服务构成类似商品？从实际的经营情况出发，例如COSTA 咖啡店除售卖咖啡还售卖糖果、坚果、牛奶等商品，上岛咖啡除售卖咖啡，还售卖茶、啤酒、花生、开心果、水果、葡萄干、披萨、意大利面、冰淇淋等，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这些商品较多在第29类、30类和31类。根据区分表，这些商品之间有着严格的划分，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商标注册秩序和市场上的使用秩序，若仅因为随着日前市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像咖啡馆此类的服务活动愈发灵活和便利，就贸然主观认定同时在此类服务场所出现的商品均与该种服务类似或商品之间类似，则意味着原规范于区分表不同类别的几十种商品均与餐馆、咖啡馆等服务跨群组甚至跨类别类似，几十种原本不在同一群组或类别的商品也可构成类似。这不仅悖于普通消费者的认知习惯，过于严格地限定了商品/服务之间不类似的标准，且必然会导致现有商标注册秩序和市场使用秩序的失范，甚至出现商标注册无据可依，商标使用是否侵权无预见之可能的乱象。市场经济情况的改变是必然的，商品之间、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类似判断标准的改变也是必然的。结合本案则表现为增加竞争力亦是出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需要，咖啡馆提供的商品愈发多元，也导致原本不在此服务场所出现的商品开始逐渐出现。但市场经济情况的改变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品/服务类似的判断标准，应当慎之又慎。不应陷入主观看待问题而简单认定是否有造成混淆的可能。

2.关于经营销售面包的面包店是否与咖啡馆、餐馆构成类似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冯晓青教授认为：

并非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是提供餐饮服务，不应不加以区分地笼统看待，举例来说，在面包店内销售蛋糕、面包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餐饮服务行为就值得探讨。尽管申请人在2011年后获准注册的商标有指定“面包店、面包连锁店”，被归至《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的第4301群组，但到目前为止《商品服务区分表》的标准服务项目名称中从未出现“面包店、面包连锁店”。《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是我国商标主管机关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为基础，总结我国长期的商标审查实践并结合我国国情而形成的判断商品和服务类似与否的规范性文件。该区分表对类似商品的划分就是在综合考虑了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从我国最早于1988年制定区分表开始，经过多次修改，但至今并未出现“面包店、面包连锁店”这一标准服务项目名称，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实际生活中，如面包店、鞋店、服装店等售卖场所实际并非是一种服务，而是一种销售商品的场所，因为此类场所主营就是出售专门商品，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服务内容。

面包店与“餐馆、快餐馆、咖啡馆、自助餐馆”等堂食餐饮服务不同，在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和实际中面包店经营所需的许可证类型上亦能得到印证，“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取得餐饮服务许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和流通的许可”。正是由于面包店的这种场所性质，决定了其与“餐馆、快餐馆、咖啡馆、自助餐馆”等有着本质区别，售卖食品的场所和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消费者的消费内容、消费方式、消费体验完全不同。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相约茶馆、咖啡馆或是餐馆见面，但少有人群相约面包店会面。人们到面包店买完即走的情况非常普遍，堂食者是个例。而在茶馆、咖啡馆、餐馆这类地方，就地堂食才是多数情况，外卖者相较而言是少数。在同样是可以购买食物和茶饮的地方，为何消费者的选择具有上述如此明显一致的取向？这恰是前述区别导致的：首先，消费者在咖啡馆消费的内容是休闲的氛围、齐备的休闲设施和休闲类食品;在餐馆消费的内容是餐馆的优质服务和美味的食品;在面包店消费的内容是面包、蛋糕等食品。其次，消费者在咖啡馆消费的方式更多是体验环境、使用设施和堂食;在餐馆的消费方式更多是体验服务和堂食;在面包店的消费方式主要是即买即走。再次，消费者在咖啡馆消费的体验更倾向于环境是否令其享受并放松;在餐馆的消费体验更倾向于堂食环境和食物是否令其满意;在面包店的消费体验则几乎仅是产品是否新鲜，是否可口。即便是面包店同样设置一两个座位，也仅是基于少数顾客的歇息需求，作为配套设施，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面包店的整体定位。

四、鉴于案外人商标的存在，申请人商标的禁用权范围是否可以扩张？

针对该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张楚教授认为：不仅应当从正面角度分析涉案商品之间、商品与服务之间是否构成类似，还应当关注到本案的一点特别之处――曾有一枚案外“采蝶轩”商标，注册时间最早，且核定使用在“蛋糕、面包”等商品上，此枚商标与申请人最早注册在“蛋糕面粉、含淀粉食品油脂面团、米乐、咖啡、茶、冰淇淋、各种调味酱”等商品上的“采蝶轩”商标从申请人注册之日起至2008年底共存了近10年，直至案外人商标因不使用被撤销。这一事实恰能提供看待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即从禁用权的角度看待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核定的商品是否与面包、蛋糕商品构成类似。基于前述事实的存在，这不仅说明了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所指定的所有商品与案外人商标所核定的“糕点、面包”等商品不构成类似，也说明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的禁用权不应延伸至“糕点、面包”等商品上。

在2008年底之后，案外人商标被撤销，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的禁用权能否随之扩张，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商品禁用权与商标本身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密切相关，不会无故扩大，即不会仅因案外人商标被撤销而自动扩大。只有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具有了高知名度，才有可能使其禁用权范围扩大，而就商标知名度来说，根植于商标的实际使用，但从案件资料来看，商标权利人针对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所核定的商品或服务，并无任何实际使用。在此情况下，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不可能具有知名度。因此，即便在案外人商标被撤销之后，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的禁用权也不会扩大，即仍然不能延伸至“糕点、面包”等商品上。

值得探讨的是，能否仅依据客观市场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商品类似判断的变化来主张或判定商标禁用权范围的扩大。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若允许一方的商标禁用权范围基于客观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扩大，则会令其他不特定方承担此商标禁用权范围的扩大所带来的可能被控侵权的风险，这是极为不公平的，法律不应要求市场经营者有如此远见，亦不应要求市场经营者承担因客观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全部不利后果。因此，即便是客观市场环境的变化带来商品类似判断的变化，这种改变也不应被某特定的商标权人用来主张其商标禁用权的扩大，或被司法审查机构作为判定某特定商标权人商标禁用权扩大的依据，否则将损害在此变化之前已经长期使用商标标识的权利人合法利益，并破坏已有的市场格局。因此，假设客观市场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使与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咖啡、茶、糖浆、蛋糕面粉、面条、米乐、豆浆、含淀粉食品油脂面团、冰淇淋、各种调味酱”等商品、“餐馆、咖啡馆”等服务与面包、蛋糕等商品关系更为密切，也不宜认定申请人1999年注册的两枚商标的禁用权范围扩大至面包、蛋糕等商品上，否则将严重损害被申请人长期以来建立的信赖利益，也将破坏已有的稳定的市场格局，有失利益平衡。

五、被申请人是否构成“在先使用”？

针对该问题，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程永顺和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平教授分别从法律适用和基本事实的角发表了各自观点。

程永顺认为：本案关于被申请人是否构成在先使用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关于“在先使用”的法律判断标准。申请人主张其先于被申请人使用“采蝶轩”商标，是在根据2014年5月1日施行的新修改后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的规定来主张的。申请人理解新修订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规定，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应当适用“双在先”要求，即不仅要“先于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使用”，还要“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申请人的这一理解有待商榷，如果“双在先”要求成立，实际上大大提高了主张“在先使用”抗辩的难度，这不符合新修订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关于“在先使用”抗辩原则的立法本意。

而且，实际上由于本案和受理时间在2012年，所以本案适用我国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虽然当时《商标法》没有明文规定“在先使用”抗辩，但根据当时《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先权利人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使用人可以申请撤销在后的注册商标，故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其当然有权以其在先权利、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来进行抗辩，认为其不侵犯在后的注册商标权”。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单在先”的判断标准。

张平教授认为：首先，申请人主张其于1981年即开始使用“采蝶轩”商标，实际上是指申请人曾任法定代表人的国有企业――“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成立于1981年。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与申请人并无法律上的承继关系，“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在2000年以前是否在蛋糕、面包商品上使用过“采蝶轩”商标，与申请人没有关系。其次，申请人主张其于1999年就开始使用“采蝶轩”商标，实际上是指其于2003年受让1999年注册的第1328994号注册商标和第1344787号注册商标。但是第1328994号注册商标和第1344787号注册商标所核定的商品或服务并不包含本案系争的蛋糕或面包商品以及面包店，申请人不能据此主张其在蛋糕、面包商品或面包店上早于被申请人使用。因此，申请人主张早于被申请人在先使用并不成立。

再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被申请人早于2000年开始就在相同的蛋糕、面包商品上使用“采蝶轩”商品，早于申请人第3422492号商标的申请日2002年12月31日;其次，在申请人第3422492号商标的申请日2002年12月31日之前，被申请人在合肥地区已经有数家直营门店并已在当地获得一定荣誉奖励，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在先使用抗辩中的“有一定影响”这一要求不用太高，远低于驰名商标的要求，甚至应低于知名商品的要求;再次，被申请人的使用具有善意，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来看，被申请人的“采蝶轩”品牌创意并非来源于申请人，而且在安徽合肥当地，申请人从来没有经营活动，不具备任何知名度，被申请人没有攀附其商誉的可能和必要。因此被申请人已满足“在先使用”的构成要件，应当得到法律支持。

六、被申请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针对该问题，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副局长欧万雄认为：案件中如果申请人在本案中是依据“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这一企业名称来指控被申请人构成不正当竞争，由于“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仅是一家申请人曾任法定代表人的国企，在并无证据证明其与申请人具备法律上的承继关系的情况下，申请人在本案中无权主张“中山市饮食总公司采蝶轩”这一企业名称。

如果申请人在本案中是依据其于2003年受让的1999年注册的第1328994号注册商标和第1344787号注册商标来指控被申请人构成不正当竞争，鉴于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之间的冲突，要考虑是否会导致消费者混淆。由于在被申请人成立的2000年6月8日前后，申请人上述两枚注册商标亦刚获准注册，并无多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被申请人所处的安徽合肥地区拥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被申请人于2000年使用“采蝶轩”字号，并不会与申请人拥有的第1328994号注册商标和第1344787号注册商标造成混淆、误认，所以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七、是否进行赔偿及赔偿额如何计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汉东教授就该问题发表了观点，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主要适用“填平原则”，即立足于弥补权利人的损失，而非使之成为不正当谋利的手段。实际上，2014年5月1日新修改后的《商标法》第63条亦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选择做出了顺序上的规定，对赔偿数额的计算应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首先考虑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