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撤诉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4-05 23:52: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撤诉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行政撤诉申请书

篇1

申请人:安________,女,1967年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_______省_______县_____镇_____号。

申请人因不服______省_______县工商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决定一案,于XX年3月23日向_______市工商局申请复议,现请求撤回复议申请。

撤回复议申请的理由

XX年1月3日,______县工商局以销售假电表为理由,以____工字第____号决定书对申请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向______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在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后,_______县工商局委托______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该批电表作了抽样鉴定,鉴定结果证明该批电表为质量合格的真表。______县工商局认识到自己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遂于XX年3月25日向申请人作出道歉说明,并于当天将营业执照返还该申请人。鉴于被申请人已正式撤销了原处罚决定,并已将营业执照返还给申请人,因此特申请撤回复议申请。以上请求,请予以审查决定。

此致

________省______市工商局

申请人:安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行政复议撤诉申请书二: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或常住地;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应写明其名称或字号、地址;个体工商户的,写明其业主姓名、姓别、年龄、民族、住所,并在其姓名之后括注“系……(字号)业主”等。]

法定人:……[姓名、性别(与申请人关系)、年龄、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职务、电话。)

委托人:……(律师只写其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申请人因_________(案由)一案,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向你机关申请复议,现请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请予核准。

原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时所附送的证据材料:……(写明证据名称)共______件,请予发还。

此致

__________(复议机关)

篇2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点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将农村改革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提倡适度规模经营。但不少农业经济组织与村集体和农户合作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时,却因法律程序操作不规范,酿成大量承包权纠纷。那么该如何合法地处理承包权流转关系呢?

1 如果要大面积使用农户的承包地,应当分别与承包户协商签订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实践中,农业经济组织更愿意与村集体(发包方)签订流转合同。此时应当注意,发包方不是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若与村集体签订流转合同,村集体必须持有承包方出具的土地流转委托书,否则将面,临流转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的风险。

2 如果要大面积开发荒山、荒坡、荒丘、荒滩,应当与“四荒”土地的所有人,公开协商,签订“四荒”土地承包合同。当然,若发包方公开拍卖、招标,也可以参与拍卖和竞标。提醒注意的是,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四荒”土地的,还应当将相关事项公示,公示期(一般两个月以上)满若无人主张优先权,才能签订承包合同。此类承包合同还应当通过村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将面临承包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的风险。

实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如何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招标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要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称承包权证)的,按申请―初审一审核一登记―颁证程序办理:

1 承包方在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报承包土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

2 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资格、发包程序、承包期限、承包地用途等予以初审,并在申请书上签署初审意见;承包方持通过初审的申请书,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农村承包经营权证登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同级政府交办的登汜申请予以审核。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在领取承包权证后30日内将所领取的承包权证发给承包方。

我是四川省邛崃市羊安镇一位普通百姓。2004年我家在重新建房时,因建材上涨,超出了预算。考虑父母建造新房是给自己结婚使用,我决定自己借钱把房子建成。于是在当年11月份找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借了两万元。朋友说,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你还是给我立个手续吧!就这样我给他写了一张借条,借期两年。2006年11月份,我不仅还了他两万元还多给了他500元感谢费。他收钱时还说不好意思,又说当初让我打条子,也就是随便说说,现在条子弄丢了。我想算了,反正钱还了我就不欠他了。谁知今年刚过完年,我竟然收到了法院送来的诉状,还有开庭传票。我生平没遇到过这种事,该咋办啊?

邛崃―读者

借条死而复生,该如何应对?

读者朋友:

篇3

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投资各方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在所难免;一旦该等纠纷诉诸法律,诉讼各方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就成为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同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才能生效。

1988年4月2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在一片欢呼声中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中方河源华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酉公司”)出资 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挪威冰城公司”)出资800万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桩简单的合资几年后惹出一场纠纷。

合资企业变更股权

由于外方资金未到位,1991年10月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出资750万美元,外方出资 250万美元。同日,华酉公司与香港德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购买华酉公司在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55%的股份(550万美元)。该股权转让经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同月1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合资主体和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华酉公司出资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公司出资250万美元,外方香港德丰公司出资550万美元。1992年 3月13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进行名称变更登记为深圳金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峰公司”)。

1992年8月19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1993年2月6日,香港金峰公司与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将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的全部股份(550万美元,占55%)转让给香港金峰公司。同日,香港德丰公司致函深圳金峰公司,称"因我公司香港业务全面调整,经董事会研究,现决定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金峰公司,请协助办理更换批准证书、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同年4月5日,外商投资主管部门作出的《关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中称:"由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香港德丰公司更名为香港金峰公司,故同意深圳金峰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月24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者为华酉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

1993年5月9日,由香港金峰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金峰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赵慧、周南各占20%。

1996年10月17日,芬兰金峰公司和赵慧出具"关于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的说明",载明:"深圳金峰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金峰公司,现因该公司迁移至芬兰,公司注册于芬兰,因此原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法人董事长未有变动,深圳金峰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同年11月12日,市政府《关于同意深圳金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将其持有的华酉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文达公司,同意原投资丙方香港金峰公司变更为芬兰金峰公司。同月深圳金峰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1999年6月26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企业的投资者为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芬兰金峰公司三方。

股权确权生纠纷

1999年6月3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董知明、张林出席,其中张林亦代表孙文宁参加此次大会,赵慧、周南缺席,会议决议授权董知明、张林代表公司全权处理该公司投资的深圳金峰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的有关事项。同月19日,由董知明、张林出席的董事会作出决议,授权董知明代表香港金峰公司签署有关深圳金峰公司项目纠纷一案的《民事状》。同日,香港金峰公司以芬兰金峰公司为被告,诉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芬兰金峰公司侵占了香港金峰公司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香港金峰公司因此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占其投资款550万美元的侵权行为;(2)被告立即向工商机构办理变更归还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即550万美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00年10月1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领事馆认证的顾长青及由顾长青代赵慧、周南签署的声明称:赵慧、周南及顾长青是香港金峰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局从未研究过亦未做出过决议向一审法院诉讼,所谓诉讼状他们并不知晓。在半数董事未知情及未赞同之形势下的诉讼是非法的。2001年4月2日,由赵慧、周南、顾长青出席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董知明等董事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芬兰金峰公司向一审法院无效,决定以香港金峰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同日,向一审法院发出盖有香港金峰公司公章的《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

2001年5月5日,由董知明、张林、孙文宁参加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1)对芬兰金峰公司的法律诉讼是由董知明、孙文宁、张林等董事依法作出,赵慧等人无权;(2)上述决议已于1999年6月3日获占已发行股份 60%的股东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的确认通过,以维护股东的基本利益,故赵慧等董事无权或反对;(3)授权董知明代表公司发出声明。

一审法院支持原告确权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1996年10月17日之前,深圳金峰公司的投资人分别由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三方组成,其中中方资金200万美元、挪威冰城公司资金250万美元、香港金峰公司资金550万美元。关于10月17日之后香港金峰公司是否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是否迁址至芬兰的事实,从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香港金峰公司从未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亦未迁址至芬兰,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不同国籍公司之间的更名和迁址问题。香港金峰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在香港营业,芬兰金峰公司对这一事实亦予以认可。即使香港金峰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存在权利纠纷,芬兰金峰公司以上述方式获取深圳金峰公司股东地位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违背了法律规定,其行为侵害了香港金峰公司的权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香港金峰公司的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芬兰金峰公司提供的以香港金峰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金峰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香港金峰公司与芬兰金峰公司对在深圳金峰公司中原股东香港德丰公司变更为香港金峰公司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故香港金峰公司是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亦当然是相应股权的所有人。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确认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香港金峰公司,共计投资550万美元;(2)芬兰金峰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金峰公司。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被告认为,其一,董知明、张林、孙文宁三人做出的临时股东大会是在未通知赵慧和周南这两位股东、这两位股东也因此未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因而其召开是无效的,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是无效的,故而香港金峰公司无权依该股东会决议芬兰金峰公司。其二,本案系确权之诉,且本案中的"确权"有其特殊之处,即本案涉及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问题。深圳金峰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到工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才能生效。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间接地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于实质性的行政行为,如本案所涉的审批行为,则是中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行为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因此,本案香港金峰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因此法院应驳回原告的。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香港金峰公司系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赵慧、周南和张林、董知明、孙文宁均系该公司占20%股份的股东,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能否通过所谓"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涉及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因此,本案应当根据香港法来认定占公司60%股份的张林、董知明、孙文宁三股东能否在赵慧、周南未参加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代表香港金峰公司提讼。

根据香港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股东大会或者特别股东大会的召开等等均应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本案中,由张林、董知明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其中张林亦代表孙文宁,也就是说占公司60%股份和60%多数的股东出席了该次特别股东大会并通过了提起本案诉讼的决议。根据香港金峰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均应当获得此类会议的通知,赵慧、周南并未获得该次会议的有效通知,因此违反了该公司章程的规定。然而,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是为了维护香港金峰公司的利益,而且并不构成对赵慧、周南少数股东的欺诈,尽管与赵慧、周南的利益相违背,根据香港判例法上确立的原则,该特别股东大会应当认定是有效的。因此,根据香港金峰公司1999年6月3日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的本案诉讼是有效的。亦因此,2001年4月2日赵慧、周南、顾长青出席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决议以香港金峰公司的名义撤回本案诉讼是无效的。

篇4

关键词:申请;抗诉;再审;撤回;处理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64-02

问题提出:王某与某渔场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2010年6月13日判决;渔场上诉;2010年9月1日二审法院判决;渔场仍不服,于2011年7月26日向所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同期向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送达受理通知书。省检察院2011年11月30日向省高院提出抗诉。2011年12月3日,渔场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2011年12月8日,省高院裁定准许。2012年3月21日,省高院依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裁定再审,由省高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监程序解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受理申请再审意见》)、《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抗诉程序意见》),《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院抗诉规则》”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 [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无论效力内容如何,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无论启动原因),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4],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至此,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第六,符合效益原理。当事人在允许范围内放弃相关权利转而选择尊重服从原生效判决,却还裁定再审,使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检察院同时牵涉其中,而结果已经了无实益,无谓的程序拖延而已。

篇5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33-02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接反映到诉讼阶段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纯依靠诉讼手段调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但法院难以承受,而且处理效果不尽理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来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为促进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指导。

1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即非诉讼纠纷解决(英文表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是一个理论与实务(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课题。

《若干意见》结合我国法治实际与ADR的法治理念,明确“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分别从任务要求、如何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何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如何规范和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以及加强工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作为承受矛盾纠纷最直接的基层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明确了“为有效化解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因此,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满洲里法院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满洲里法院连续多年被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评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绩突出集体、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主要领导也被自治区政法委评为工作先进个人。这与满洲里法院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有益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举措总结为以下两点:

2.1 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中心,积极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满洲里法院从立案、审查、受理、开庭、调解、判决、送达以及优质服务、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各环节入手,用有效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所判决的案件经得起检验。

2.1.1 强化立案调解功能

发挥立案庭分流矛盾纠纷“第一关口”的作用。满洲里法院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对未经诉外调解程序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诉外机制先行调解。2009年以来,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满洲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激增,其中大量是集团诉讼。如:2011年3月16日,因满洲里市口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拆迁人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市建设局向法院递交强制拆迁申请书。这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行政机关首次申请法院强制拆迁房屋的案件。此类案件敏感性强,对今后类似的案件还会起到引导性作用,因此,满洲里法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由法院副院长、立案庭庭长、办主任亲自接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努力为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经多次耐心的调解,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满洲里法院通过对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介入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避免了诉讼,带动了一大批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

2.1.2 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一是建立案件分类调解制度,对各类诉讼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特点,确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二是建立各环节的梯次调解制度,规范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审后调解等环节。三是建立全面调解制度,各类一审案件,要坚持调解优先,力争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实现定纷止争,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涉诉案件,原审判庭要与部门共同负责调解,通过解疑释惑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方式,满洲里法院调解率达到70%以上,达到了以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的目的。

2.1.3 推进执行和解工作

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善于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和优势,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和缓解、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的“执行难”案件,更是努力加强执行和解工作。2011年,满洲里法院执行和解案件达到109件,和解率为33.33%。

2.1.4 加强诉讼程序和环节中的全面调解

一是加强行政诉讼协调工作,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通过协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2011年,经法院协调,行政案件撤诉率达55%,超过半数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化解了官民矛盾,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推进了依法行政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强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引导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调解协议,使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2011年,满洲里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71件,调解率达到了100%,努力将矛盾化解在了最基层。

2.2 注重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科学布局涉诉工作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满洲里法院努力充当主力军、推动者,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积极参与全市敏感案件的调解、化解工作,与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做好民调工作。如:以扎赉诺尔区中蒙医院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22个申请人,标的额达2700余万元。自2005年受理后一直未能执结,当事人怨气很大,多处上访,被自治区列为督办案件。为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法院的同志多次前往实地了解情况,积极与扎区卫生局、区政府、市卫生局、市政府等单位协调,先后两次向满洲里市政法委提交解决此案的书面报告,多次向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寻求支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做出了以评估价分期偿还债务的决定。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申请人在得到部分执行款后,同意了此方案。该案不仅得以顺利解决,而且为扎区百姓留下了社区医疗网点。通过满洲里市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2011年全年排查出38件存在上访隐患的案件,均已息诉罢访。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府司法救助金,对涉诉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化解了矛盾。

3 关于完善满洲里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根据《若干意见》精神和中央政法委等16部委联合印发的《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的具体指导意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通过推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和程序建设,建立健全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完善措施:

3.1 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建立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念的体现。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具有的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全党全社会对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宣传介绍仲裁、人民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经济、方便、快捷、对抗小的优势,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转变“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的观念,从而分流诉讼案件、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3.2 以“三调联动”为平台,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思路,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党委、政府把贯彻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纳入党政领导落实综治工作绩效档案内容,纳入行政机关效能监察和公务员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成立党委、政府“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某部门(如综治委)牵头,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本市的“三调联动”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注重领导带动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作用。人大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视察检查,督促指导,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做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纠纷解决,明确责任,研究制定本部门受理相关纠纷的操作规程,做到有事必调,调必有果,限期解决,登记在案,对重大或疑难纠纷实行听证制度,确保调解或裁决公平公正。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参与、监督和支持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件,及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3 建立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定期指导与沟通

满洲里市法院要积极推进全区法院开展的“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和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在这两项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法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案件巡回审理和巡回指导,通过力量下沉和服务前移,建立完善司法服务网络、便民诉讼网络、纠纷化解网络,有侧重点地搭建工作平台,定期向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邀请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加旁听观摩或参与诉讼等手段,负责向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区、企业负责人提供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人员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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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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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愉.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和趋势[J].比较法研究,2003,(4).

[5]杜闻.论ADR对重塑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的意义[J].政法论坛,2003,(6).

篇6

关键词:多元化;机制;“调节年”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4(C)-0342-02

多元化调解机制就是采取调解主体多元化、调解形式多样化、多环节多方位开展调解工作,达到调解结案、案结事了的目的。调解主体多元化是以法院为主导、以民调组织为基础、以行政机构为补充,各主体相互配合,各自发挥优势,最终完成同一目标。形式多样性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席调解等多种形式。多环节多方位包括诉前、审前、审中、审后等环节向当事人本人、亲属、人、单位甚至说情人做调解工作。欲使多元化调解机制良性运作,解决好衔接配合问题、保障衔接配合机制是关键。具体讲,要做好以下具体保障工作。

一、制度保障

(一)建立人民法院、行政机构、民调组织之间案件的流转对接制度。案件到了法院之后,根据性质划分出可调解案件与不可调解案件,征询原告意见后,分流到民调组织、行政机构或者本院相关庭室进行调解。民调组织和行政机构不是本院业务部门,而是协助、配合部门,法院应当出具相应的委托调解手续,受托部门凭委托手续和工作业绩享受国家给予的荣誉或者物质利益。受托部门完成工作,调解成功的、及时将调解协议书或者撤诉申请书以及当事人移转法院制作送达调撤法律文书。受托部门调解不成的,也要及时将案件移转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委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村委的,可以委托给该村民调委员会。双方当事人在同一乡镇的,可以委托给镇法律服务所。双方当事人不在同村同乡的,由法院自行调解。法院可以邀请相关民调委员会、法律服务所进行联席调解,法律服务所可以邀请相关民调委员会联席调解。

(二)建立诉前调解制度。诉前调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已有的诉讼制度所没有规范的环节,实践探索的好,动作快的话,取得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肯定大。选派素质好、能力强的法官在立案庭下面设立诉前调解机构,负责诉前调解以及多元调解对接工作。立案庭接到诉状后,基于各种审限的规定,可先不予立案,代之以案件预登记。对于可调解的案件、预登记之后根据多元对接的制度进行分流调解。无法分流的调解案件可能会多,非调解法官所能承受,法院可以特邀社会上高素质,高觉悟的党员、退休干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人民陪审员为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对于各调解主体调解成功的案件,立案庭及时办理立案手续,编排案号,由立案庭法官及时制作调解书或准予撤诉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对于调不成的案件,办理立案手续,转业务庭审理,由业务庭在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调解。对于调不成原告又愿意缓诉的,可以向其出具预登记凭证,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

(三)完善审前、审中、审后调解制度。鼓励和鞭策主审法官走出法院、积极接触当事人、感动当事人,发现和感受其真实诉求,影响和感染其诉讼情绪,抓住应诉、送达、催办案件、请托说情等多种机遇作调解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普遍轻视审前调解,甚至审前未接触过当事人。送达文书往往是司机一个人完成,当事人的各种信息不能完整地反馈给主审法官,遇到问题司机也无法处置。主审法官不能恰当地掌握当事人的动向,抓住调解的机遇。制度的完善,应当保证主审法官及时、充分地接触当事人,掌握其思想状况,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调解方式和方案,要么委托调解,要么亲自而为。审后调解也是以往工作的薄弱环节。主审法官要么懒得进行,要么怕泄露秘密不愿进行。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调解结案,主审法官应当学会掌握一定的技巧,利用事实已明了,法律指向已清晰的有利条件,促成调解,哪怕判决书已制作,也应不吝惜再制作调撤文书的功夫。

二、组织保障

法院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各部门的配合,因此,多元调解衔接配合机制同样需要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协调。首先,法院要成立多元调解领导机构,负责本院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对外的协调对接。其次要向党委和人大作工作汇报,取得党委、人大的支持,成立由政法委牵头、相关乡镇和行政机关领导参加的调解对接领导协调组织,制定并不断完善对接制度,保证调解案件流转和对接的顺利进行。案件的调解需要占用相关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时间,当法院委托调解案件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时,负责协调的领导要保证调解人员有必要的调解时间。对于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领导机构要推荐由党委、政府给予表彰和荣誉。法院的工作思路和方案要取得人大的认可,以便监督和支持,政府对法院工作进行的财政支持预决算方案要获得人大通过。

三、人员保障

调解工作是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与审判工作相比,无疑会增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量。一年当中工作日有不足250个,再除去会议、中心工作时间,有效工作时间也就200天刚出头的样子。一线法官人均100多个案件,人少案多的矛盾本来就很突出,这样以来情况就更加严重。况且调解的进程和结果不以法官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加班加点地工作也不一定能完成目标任务。时间不足的问题只有用人多的手段予以解决,这就需要足够多的人员作保证。大量招录法官是不可能的,即使现招也不能立即投入工作,应急的办法是特邀调解员。关于特邀的对象,在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特邀调解员在诉讼程序前后均可投入工作,受承办法官指导,承办法官对调解结果负责。对于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案件多的乡镇,同样需要人员保证,应当由组织予以解决。

四、物质保障

强调调解就必须与“马锡五审判方式”相结合,一改往日坐堂问案的作风,走出法院,深入群众,贴近当事人。大量的案件又要求加快节奏,多个法官或者调解员分头行动,很显然,一个业务庭一台车的配置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应当增添交通工具。深入村庄庭院、田间地头免不了会早出晚归,应当给予误餐补助,因为这是天长日久的工作,干警偶然误餐自己解决不成问题,长期让干警自掏腰包办案是不现实的。无论行政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特邀调解员都有自己的份内工作,而法院的调解工作需要他们长期的协助配合,我们的制度要保证他们不是靠一时的好奇和热情来配合,而是让他们感到这也是一项值得来做的事业。怎么办?设立调解员补助经费,让他们权衡之后觉得配合法院调解并没有利益上的损失而乐于主动从事这项工作。调解员补助费可按工作时间发放,可按案件数目发放,也可按调解成果奖励性发放。最后,对于个别影响大局稳定、必须调解结案又确实达不成调解意见的案件,应当借鉴政府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对双方争议的差额部分,由法院从相关的救助基金中支付,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篇7

    1、乙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召开的董事会是否合法有效。

    2、若在此期间,公司与他人发生纠纷,以谁为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

    工商登记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董事会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决议产生的董事长不一致的情况下,究竟何者具有公司董事会召集权和合法代表权的问题,实质上是公司董事长与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和对内效力的问题。由于相关法律中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关于问题1,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乙经合法确认为董事长,在未履行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手续的情况下,有权以董事长的名义参加、主持董事会,所作出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其一,更换董事长是有法律依据的,公司以合乎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方法来更换法定代表人是确定公司新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性行为。《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公司以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程序产生新的董事长,是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是公司自由行使处分权的一种方式。其二,公司产生董事长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应看其是否违反《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从本例来看,乙董事长身份的产生过程不存在违反《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所列举的七种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所以是合法有效的。其三,变更工商登记是法定代表人的对外公示方式,不应当影响公司内部对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效力。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资格。

    据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履行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而变更工商登记仅是法定代表人的对外公示方式,不应当影响公司内部对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效力。对内,董事长变更自合法的决议通过时即发生效力,董事长一经任命即应具有执行公司相关事务的权力, 其所参加、主持的董事会所作出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进而言之,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董事长与法定代表人不能画等号。董事长的变更经合乎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程序即生效,而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则需要履行进一步的变更登记手续方能确立。在未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乙对外不可以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活动,而对内则可以以董事长的身份开展活动。对此论点,可以参考赵旭东教授关于公司章程变更的相应观点:“公司章程经修改变更内容之后,也必须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否则,不得以其变更对抗第三人,这是章程变更的对外效力。至于变更章程的对内效力,即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而言,除非章程的变更附条件或者期限,否则,变更章程自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即发生效力。” ②

    关于问题2,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工商登记的甲,应当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甲为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因为,首先,甲与乙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变更未经法定登记机关的登记,从法律的意义上,乙还未取得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此,欧盟第一号公司法指令第二节第8条规定有清晰的表述:作为公司机关被授权代表公司的人员的有关事项完成公开手续后,公司不得以其任命手续中的瑕疵对抗第三人,除非公司能够证明第三人已经知道这一瑕疵。③

    其次,在尊重公司合法变更董事长的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交易安全,所以对工商登记的内容也应当尊重。在现实生活中,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方,基本上是通过公司的工商登记来辨识公司的基本状况的,如公司的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等,进而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工商登记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国家机关的审查来并确认公司的基本状况,并对这种确认进行公示,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另一方面也可以免却市场主体对每一个交易对象都必须详加调查的麻烦,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从而保证交易的便捷,促进市场的繁荣。由于工商登记具有其国家机关认可的权威性和公示性,因此会产生公信力,也就是说相对人基于对这种国家权威性的信任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是一个交易安全的问题。

    如果一个善意的相对人与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交易,而该法定代表人已被股东会免职,从而该交易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的话,那么工商登记制度保证交易安全性和促进市场交易的价值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考虑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市场交易安全的原则,而且在两者相冲突时,应当适用交易安全优先的原则。这是因为交易安全是保证市场高效、顺利运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案件的处理涉及到对法定代表人与相对方之间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则必须将交易安全与股东利益的保护加以综合考量,从而作出合法合理、符合实际情况的处理。

    但是,在其他情形下,问题可能会复杂化。如例二:如果甲的董事长职务被免除,由乙接替,但未及到工商部门履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发生分离的情况下,甲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起诉某公司,但他的行为又与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意志相悖,此时公司向法院出具了法定代表人为乙的撤诉申请书,提出公司已更换了法定代表人(并提供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认为甲提起的诉讼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而提出撤回起诉,法院应作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工商登记载明的法定代表人既不具有代表公司的实质合法性,而且其起诉行为也与股东会、董事会的真实意思发生冲突,属于违背公司利益的行为。在已经有股东会、董事会对此行为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如果还机械地认定其行为就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话,就有可能发生管理层恶意诉讼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况,显然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当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通过新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申请撤诉,并持有公司的合法印鉴时,在不影响交易安全的前提下,为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应当予以许可。但是,这样处理,就实质上否定了法定代表人甲对于公司的代表权,严格意义上讲是有悖于法律规定的。而如果依照我国法律对于法定代表人的界定,认定除工商登记载明的法定代表人甲之外,其他人无权代表公司行使权力,则明显有违公司利益。

    例三: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如法定代表人向法人主张报酬),该法定代表人以及该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其他人还能否代表法人?一般情况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法人,在诉讼中法定代表人为法人法定的诉讼人。在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法定代表人仍然为法人的代表人的话,就将发生原告与被告的主体资格重合,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对审原则,也不利于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法人的利益和其代表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法人的代表人会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务。因此,此时应当否认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的资格,法院应当依照职权通知法人的其他机关例如监事、董事会、股东会等,甚至直接通知法人的股东,通知其另行派出代表参加诉讼,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选任临时的法定代表人。这样处理,就实质上又否定了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的代表权,与法律规定相悖。之所以出现例二、例三中的矛盾情况,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所使然。

    在我国民法上,法定代表人的基本含义是法人的负责人,即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人。(《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首先,作为法人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或者法人的章程所规定的,但所谓依法人章程规定而成为法定代表人的,也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例如,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长,但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却是公司法所规定的。因此,法定代表人之“法定”强调的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是法定代表人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其次,法定代表人只能是个人,尽管其常常是法人集体机关的成员之一,但是却具有不同于其他法人机关成员的地位,他(或她)是依法律规定而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人,即他(或她)是当然代表法人的人,拥有法定的职权,对法人的事务负责。例如,同为董事会的成员,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与其他一般董事即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只有董事长才有当然代表法人的权力,其他董事则无此权力。在公司这样的社团法人中,法定代表人的这种特殊地位的获得的基础是社团成员的意思(如董事长由选举产生),但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公司虽设董事长,但不以董事长而以其他董事代表法人,虽体现公司成员的意思,但有违法律的规定,而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如其他董事欲获得代表权,则须得到董事长的授权。此时,获得授权之董事,其身份实际上是法人的人,而非代表人。显然这与法人机关中董事均有代表权的传统民法观念不同。

    我国的这种法定代表人制度在诉讼中体现出不合理的一面,它不利于公司诉权的行使,尤其不利于董事长侵害公司利益时的诉讼救济。依照法定代表人制度,董事长不仅在一般的公司事务中享有法定的代表权,而且在公司诉讼事务中也享有法定的代表权,其在诉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公司其他董事除非得到董事长的授权,否则不得参加诉讼,更不得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对于公司诉权的行使极为不利。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时,如董事长不论基于何种考虑对诉讼持消极态度,无意提起诉讼,公司就无从启动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反之,如董事长由于冲动或其他因素而行使诉权,或如例二,董事长职务被免除,由其他人接替,但未及到工商部门履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原董事长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多数董事却认为不当,则其他董事再有充分的理由也无法阻止可能发生的诉权滥用。倘若发生董事长侵害公司的利益,由于董事长才有代表公司的权力,寄希望于董事长代表公司起诉自己或其存有利益的其他公司,则完全是不现实的;如其他董事或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而提起诉讼,即使得到法院的支持,也仍然会遇到法律上的困难。

    法人是组织,法人必须通过自然人才能参加民事活动,实现其民事主体的功能。因此,法人必然要设置代表人制度,由代表人代表法人参加民事活动。法人代表权的安排应属于法人自己的事务,应当由法人自己来决定,而不应由立法者来决定。

    因此,应当考虑取消关于法人代表人的强制性规定,改由法人的章程来约定,将法人的代表权授予董事会(或股东会),而非董事长个人,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使董事会(或股东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代表机关。按照董事会(或股东会)代表制,全体董事(或股东)均有代表权。在法人的活动中,董事会(或股东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为合适的代表人,可以是单一代表,也可以是共同代表(如有关文件须有两个董事会确定的代表人共同签字才有效),还可以就法人的不同事务分别确定代表人。如此,可以消除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在诉讼中的不利后果,也可以解决前述例二、例三中的难题,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尊重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注释:

    ①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方便行文,本文即以设董事会的公司论之。

    ②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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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在司法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巡回审判还能否成为人民法院的一种常态化的审判模式,我们以G省F市D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D法院")民事巡回审判的实践为样本进行考察,以期作出回应。

一、民事巡回审判的实践现状

D法院地处苏南较发达地区,处于社会经济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该院从辖区特点和审判工作实际出发,实行专业化巡回审判与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相结合的巡回审判模式。

(一)巡回审判组织形式多样。一是常驻式巡回审判法庭。过去,巡回审判主要由人民法庭组织实施。D法院对民一庭和各人民法庭实行资源配置调整。成立交通事故巡回审判法庭。巡回审判法庭设在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主要审理城区和郊区全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全区重大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巡回法庭设审判员3人、人民陪审员1人、书记员3 人。以相同模式在劳动人事保障局设立劳动争议纠纷巡回审判法庭。二是固定巡回审判站。在不设人民法庭的镇设立固定巡回审判站, 通过与行政部门的协作和人民调解组织的配合,人民法庭定期定时到巡回审判站流动办案。三是巡回审判流动点。根据实际需要,以灵活的方式召集双方当事人,不定期到社区或村组有针对性的巡回办案。

(二)巡回审判办案数量递增。D法院巡回审判数量近年来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D法院三年来巡回办案一览表

时间 20__年 20__年 20__

年 20__年 20__年(1-6月)

普通民事案件(件) 4397 4757 5136 5518 2831

巡回办案数 (件) 133 185 215 878 736

比例(%) 0.03 0.38 0.41 15.9 25.9

20__年至20__年6月的三年半时间,D法院共巡回办案2147件。其中判决结案315件,判决率为14.6%;调解结案1413件,调解率为65.8%,撤诉结案419件,撤诉率为19.5%。常驻式巡回法庭办案1538件,占巡回审判办案总数中的71.6%;巡回审判站巡回办案457件,占巡回审判办案总数中的21%;流动巡回点办案152件,占巡回审判办案总数中的7%。

(三)巡回审判的受案范围扩展。

D法院巡回审判受案范围分布图

巡回审判的受案范围既有一方当事人因年龄较大或身体状况等原因难以到庭的案件类型,也包括案情复杂、当事人对立情绪较为激烈不易判决结案的案件类型,总体上呈现出受案范围扩大的趋势。巡回审判受案范围扩大的原因是巡回审判从"庭审为中心",转变为"联动调解 为中心"后, 过去妨碍巡回审判扩展的原因之一必须开庭的条件限制障碍消除了,巡回审判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场所和程式解决纠纷,受案范围几乎涵盖主要民事案由。

(四)巡回审判适用地域更加广泛。D法院巡回审判并不主要针对群众因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困难不便参加诉讼而开展的,不限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不以经济交通状况所限制,主要是到纠纷集中发生地或者纠纷集中处理地进行"就地审理"。 巡回审判在地域空间范围上覆盖全区地域,包括城市社区、城郊社区、镇乡村组。

(五)巡回审判运行方式多样。自然人、行政事业单位、仲裁机构、群众组织都是巡回审判的参与主体。每个巡回审判单元 都设有诉调对接组织,法院在开展巡回审判中加强与涉诉纠纷关联的行政机关、行业协会、人民调解组织机构联系,多发重大纠纷项目成立联动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联动调处纠纷办公室,在组织上保障多方联动调解正常运行。相互建立固定联络方式,联合下发处理相关纠纷的政策性意见,统一纠纷处理口径。在各相关纠纷处理主管机关和部门建立有效的定期人 员交流制度,建立联调小组,并明确规定联调小组成员交流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各方定期人员交流实现制度化。对巡回审判办公场所、人员、办公经费保障等达成协议。巡回审判实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和解、仲裁、判决等是纠纷处理的方式,既包括强制性司法判决、裁定,也包括教育、引导、疏导的软性手段。不仅依据法律明辨是非,也参考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人情大义等群众熟知的社会规范调处纠纷。

(六)巡回审判的时间与结案方式更加灵活。巡回审判不再只是确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日期,重点考虑确定巡回审判的地点、安排巡回审判的路线,根据确定巡回审判的日期和路线进行巡回审判。除了少量的随机安排,巡回审判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模式,在正常的工作日,法官准时到达巡回审判工作地点开展巡回审判工作。巡回审判的前期立案工作通过预约立案和与诉调对接来完成。巡回审判平均结案周期大致在22日至25日之间。结案周期较长的原因主要是用在调解的时间增加了。

传统的巡回审判结案方式主要是诉讼调解与判决,随着巡回审判办案形式的多样化,结案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除了开庭判决、诉讼调解、裁定撤诉外,还出现了速裁判决、庭审前法院参与调解或协调结案、经人民调解达调解协议后通过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得到司法确认、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和解结案等多种形式。

D法院巡回审判结案方式类型图

(七)巡回审判常态化后的新问题。一是巡回审判大量适用后,法院审判组织结构面临调整的要求。过去民事审判由民事审判庭和人民法庭组织实施,开展巡回审判工作后,诉前调解与速裁常态化,民事审判大量在巡回审判环节和立案环节结案,审判内设机构有必要作出调整。二是巡回审判具有开放、分散的特点,审判人员巡回办案,离开法院机关,对巡回审判管理和法官的思想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同时对法官业绩的考评也有新要求,如诉前调解虽然不算办案数量,但对有效解决纠纷、优化程序指标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巡回审判以协调、协作、协商解决纠纷为主要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司法边界,巡回审判面临充分履行审判职权、与其他纠纷处理机构分工协作、以及如何确保当事人诉权,防止投诉无门的问题。四是开展巡回审判需要数额较高的专项经费和大量现代技术设备投入,需要国家、政府和上级法院的法定认可和充分保障。五是巡回审判组织法律依据不充分。虽然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对巡回审判有规定 ,但都比较原则。巡回审判组织的命名、成立的法定条件、专业性巡回审判庭特定要求都缺乏法律规定。

二、现代民事巡回审判的理念转变

巡回审判在司法实践中扩展,是基于近年来司法理念的创新,只有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充实巡回审判的时代内涵,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进行改造,巡回审判方式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从坚持 "两便" 原则深化为人民司法理念。一直以来, "两便"原则是巡回审判的首选理念,传统的巡回审判内涵是指基层人民法院或它的派出法庭在辖区交通不便、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地方经济不发达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就地开庭、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审理方法和审判原则。有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巡回审判之所以还有价值,原因在于中国地域广阔,还有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大量农民。 在社会、经济极大发展后,传统的巡回审判方式是否会造成司法成本过高。D法院实践表明,由于大规模采用了现代网络技术和广泛使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并且对部分案件类型实行专业化审判,原来巡回审判运行成本高的缺陷由劣势变成了优势,具体表现在最稀缺的人力资源和相对富裕的物力资源以及现代管理方式可以发挥最大效益。从"两便"原则的属性来看,外在的表现为便利性,内在本质是司法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属性,不管物质条件如何改善,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的宗旨不变,只是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巡回审判是司法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为民司法反映了巡回审判的的根本特性,人民法院越是坚持司法为民这个宗旨,巡回审判的便利性特征就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可见,巡回审判要遵循的根本理念是人民性。 在人民司法理念下, 经济文化发展状态不再是适用巡回审判的障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推动巡回审判在更广泛的领域展现出更多新的表现形态,传统方法彰显出时代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利群众参与诉讼与便利法院审理案件之间形成了新的最佳选择和平衡点。

(二)从诉讼调解为主、巡回开庭办案的司法职权主义思想转变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司法理念。一个时期以来,巡回审判渗入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过份强调人民法院以国家司法机关身份处理涉诉纠纷,审判人员决定是调是判,主导调解方案,掌控案件走向。在职权主义司法观的影响下,巡回审判的特定功能受到了限制,虽然法庭开到了田间村头,但巡回审判成为坐堂问案的翻版,巡回审判只能作为一种示范意义的形式表演。由于发动社会力量参于解决纠纷的作用发挥不够,巡回审判只能局限在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意义、有利于扩大办案效果的案件,难以全面展开。近年来巡回审判的创新实践,以司法民主理念为指导,摆脱巡回审判以"诉讼调解为主、庭审为中心"的模式,实行参与式司法模式,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巡回审判, 协作、协调、协商成为巡回办案的主要方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诉讼纠纷解决的全过程,巡回审判因此能够成为常态化的审判方式。第一,诉调对接广泛运用于巡回审判,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有效对接,同时强化了人民调解和诉讼的作用。 D法院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与司法行政部门协商,在每个人民法庭、每个巡回审判庭(站)均设有人民调解工作站(室),配备三至五名具有专门知识和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的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驻D法院巡回审判工作室调解一览表

时间 人民调解(件) 出具调解书(份)

20__年 831 185

20__年 1835 653

20__年 1065 390

20__年(1-6月) 1399 839

各类调解组织与法院在一个平台上解决涉诉纠纷,这种参与式巡回审判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了社会调解优先,扩大了群众对诉讼的知情权、参与权、评判权和监督权,真正引导、保护、发挥了群众解决社会纠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广泛运用于巡回审判。人民调解协议书通过法院出具调解书得到司法确认,不仅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权威,而且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体现了现代民主司法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强,带有较强的公意性、强制性和评判性的职权型司法应逐步让渡为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型司法,人民群众成为司法的主体参与者。第三,巡回审判是否开庭审理不是由法官、法院说了算,而是由涉诉当事人与法院共同说了算。 过去巡回审判开庭审理是事前安排好的,参与式巡回审判尊重当事人诉权和程序选择权,当事人不同意调解,要求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开庭审理的,才安排开庭审理。由于群众参与司法的参与度加深了,司法的价值评价也相应得到提升,有利于实现定纷止争、息诉平判、化解矛盾,体现 了合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司法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

(三)从被动行使司法权的观念更新为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动司法理念。传统的巡回审判只是审判机关的一种特殊的审案方式,仍然一般地表现为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总体上是被动处理纠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统的巡回审判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探寻巡回审判工作的出路在于引入能动司法理念。现代意义的巡回审判不仅是一种审判方式,而且是社会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D法院之所以建立专业化巡回审判法庭,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迅速增加,该类纠纷通常占整个普通民事纠纷约三分之一,群众诉求与审判资源稀缺矛盾很大,成为法院及时有效处理,实现案结事了的一大障碍。通过在纠纷处理集中地巡回办案,便于群众及时,便于与主管行政机关综合协调,便于与人民调解对接,便于保险机构及时理赔。 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群众的支持。事实证明,人民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作用,开创巡回审判新的工作机制和方法。 适应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表现出社会激励、社会控制、社会预警和社会保障综合效益,体现了人民法院主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现代司法观承认司法机关是社会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人民法院通过巡回审判对涉案行为进行法律评价,规范社会行为、引导人们依法行事,通过沟通、协调、控制、指导等手段,使审判工作与社会管理系统协调有序、良性运行。因此巡回审判是一种契合现代司法理念,并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改变形态的,能够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现代司法制度。

三、民事巡回审判的制度构建

传统的巡回审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催生现代转型,现代巡回审判不仅实现了上下通达、多种声音、真实快捷的信息传递,而且体现了社会治理与国家法律秩序的互动和扩张,多元社会治理秩序的整合离不开国家法律秩序的平衡,解决巡回审判在实践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应从立法上明确巡回审判的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运行范围、权利和职责、管理体制、物质技术。只有建立健全巡回审判法律制度体系,才能使巡回审判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一)巡回审判的基本法律制度

1.巡回审判的法律依据。我国巡回审判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 ,显得过于原则,应根据巡回审判的目标体系,设计较为详细的巡回审判制度,对巡回审判的条件、范围、方式、程序、运行等方面加以规定。 巡回审判法律规范应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情出发,避免制度设计的僵化性,使巡回审判能够适时、主动、充分地回应社会的发展,并力求制度的改革成为内生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的渐进式改革,保证传统中合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延续,促进巡回审判制度功能的最大发挥。

2.巡回审判的组织制度。目前巡回审判的组织形式多样,有的以巡回法庭替代人民法庭的职能;有的成立专业化巡回法庭,将部分诉讼种类的案件集中由专业化巡回法庭审理;还有的保持传统做法,在辖区范围内设立若干个巡回审判点,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各巡回审判点开展审判活动。笔者认为,人民法庭的功能只能扩大,不能缩小,以巡回法庭替代人民法庭的做法不可取。应从制度上肯定典型的巡回审判组织形式,各人民法院根据辖区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组织形式。

3.巡回审判的管理制度。巡回审判组织形态的多样化给法院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巡回审判的规模、样式涉及到审判资源的合理分配,涉及到内设机构的调整,在保持审判部门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基础上,应从内设机构设置上确认巡回审判组织的地位。在封闭的审判体系里,审判组织是单一化管理,在开放式的审判体系中,应体现开放式管理理念。应完善巡回审判专门的管理制度,如巡回审判的公开调解制度、公开裁判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对法官巡回审判工作方式和道德约束也应提出专门要求。

(二)参与式巡回审判制度

1.诉前联动调解制度。巡回审判的工作重心是诉前联动调解,建议民诉法增设"诉前纠纷调解"条款。 规范巡回联动调解的组织、人员、形式。 诉前联动调解以对话与沟通为主要内容,对处理纠纷主体之间的权限作合理的分配,建立以维护当事人诉权为主导的,并对各处理纠纷主体有拘束力的构造关系,注重法院和法官对诉讼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通过司法解释规范巡回审判纠纷处理主体间的交叉对话、沟通具体制度,如基层司法所、人民调解室可以向当事人告之诉讼权利、代收诉讼材料、发送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立案说明材料。

2.非诉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建议规范非诉民事调解协议确认申请书、告知承诺书、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书等格式化文本,并告之当事人人民调解可以通过出具人民法院调解书确认法律效力。建立健全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书的审查备案、讲评考核等制度。对法院已经确认调解协议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可通过再审撤销原裁判或调解书,还应允许受到损害的当事人通过损害赔偿等途径主张救济。

3.民事纠纷主管制度。巡回审判强调民事纠纷通过对话沟通解决纠纷并不是将司法的、行政的、民间的等等解决纠纷的方式简单融合为一体,仍然应当保持民事救济的层次性,应在法律规范上进一步确保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禁止强迫调解。明确民间调解、人民调解、政府调解、行业协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职权范围,划分相应边界,规范人民调解组织、行业协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置纠纷的职责、责权,相互移送案件的程序,明确案件卷宗交接、反馈、回访、终结、归档各环节工作流程。

4.巡回审判裁判制度。巡回审判注重多元化解纠纷,但决不能弱化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在立案环节,要切实防止司法不作为,如果该立的不立,能推则推,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对司法权的信任基础就会坍塌,司法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对当事人的道德教育与评判,也不能一味的作无原则"和稀泥",避免审判权的行政化倾向。该下判的,通过速裁裁决或开庭裁判及时下判。建议民诉法就人民法院速裁制度作出专门规定,以便于巡回审判工作的实际操作。

(三)巡回审判的程序制度

1.立案程序。规范当事人选择巡回审判的方式,包括书面和口头。巡回审判立案时向当事人告之程序选择权。本着即收即立、即立即调、即审即结的原则,防止久调不审。巡回审判的立案包括当即立案、驻点立案、巡回立案和网上立案等方式。

2.审判程序。规范一整套简捷、高效、公正的巡回审判流程。根据巡回审判的特点规定当事人陈述辩论、法庭调查、法庭调解的特殊程序要求。

3.民意沟通程序。 规范巡回审判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巡回审判必须邀请当地群众参与审判过程,巡回法庭庭审主动征求民意,就地听取人民群众对审判方式、审理程序和处理结果上的意见,并将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吸收到审判工作中。

(四)巡回审判保障制度

1.巡回审判组织机构。巡回审判法庭目前还是概念法庭,设置缺乏法律依据,命名缺乏法律依据,设立无需履行审批程序,没有机构编制。应在法律上规定巡回审判法庭是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规定巡回审判法庭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规定巡回审判法庭的设置、变更和撤销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提出方案,逐级上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巡回审判法庭的名称,以其所在地地名命名,并冠以所属基层人民法院的名称。

2.巡回审判人员编制。《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了巡回审判人员编制,但从巡回审判的实践现状来看,除了巡回审判法官外,书记员、法警、司机、仲裁调解员等其他辅助人员是实现巡判审判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需要与相关部门对此作出专门规定。

3.巡回审判考核奖励。由于巡回办案需要占用法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法官业绩考评的时候,应将巡回审判方式处理的案件与采用常规审判方式处理的案件等有所区别,针对巡回审判的特殊要求,在物质奖励和政治待遇方面有所体现,以鼓励开展巡回办案的积极性。

4.巡回审判物质保障制度。建立巡回审判专项经费科目。提高巡回法庭办公和办案手段的科技化水平,运用网络系统进行巡回审判管理,实行远程立案和网上立案,网上签章和法律文书模板化,以提高巡回审判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