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成立申请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协会成立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审阅这份申请书。

为了响应学校社团工作的号召，为了更好地贯彻校领导和学校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也为了进一步增强学校的旅游文化氛围，增加学校的吸引力,竞争力,为了本校旅游和风光摄影爱好者提供共同学习互相探讨以及提高社会实践能力的平台。所以我们诚恳申请成立xx·旅游协会，一个服务于广大学子的社团，一个给旅游爱好者施展才华的舞台。现将本协会建设的初步构想做如下汇报：

协会名称：xx·旅游协会

协会宗旨：传播文化 遨游世界 锻炼自我 实现人生

一： 设立“xx·旅游协会”的背景：

常言道 “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国外许多大学，学生毕业前要组织休学旅行，作为检验学习成果，踏入社会的热身课。作为充满青春活力的当代大学生，更是渴望通过旅游来自由地亲近大自然，零距离品位人类文明的韵味。但是由于诸如经济能力的限制、缺乏外出旅游的专业知识和可靠的旅游资讯、难以寻找志同道合的旅伴等因素而使广大学生出游的激情和梦想无法实现。为了放飞我们共同的梦想，因此我们准备成立“xx·旅游协会”

二：设立“xx·旅游协会”的目的：

1、 为了丰富学生课余文化活动，组织大学生周末外出旅游，为大家提供联谊活动与体验生活的机会。以成都为中心组织到周边城市和景点的旅游，距离根据情况设定。

2、 为了进一步增强学校的旅游文化氛围，增加学校的吸引力,竞争力,为了本校旅游和风光摄影爱好者提供共同学习互相探讨以及提高社会实践能力的平台。

3、 致力于向广大师生普及旅游知识，为广大旅游爱好者提供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各种与旅游相关的课程、咨询服务、组织各种户外活动与出游。

4、 通过举办各种旅游活动及交流，增加大学生的旅游知识，提高其旅游专业学生的组织 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5、 为旅游专业的学生提供参加社会实习的机会，提前让他们进入导游的行列。提前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

6、 为准备考导游证的同学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组织他们集体报名参加考试。

三：设立“xx·旅游协会”的意义：

1、 普及旅游知识，活跃校园文化，促进校园文化，促进高校旅游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本着：高起点，高质量，高美誉度“的指导思想，通过举办各种旅游活动及交流，增加大学生的旅游知识，提高其旅游专业学生的组织 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2、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旅游的文化内核，甚至力主旅游业是一种文化行为。在旅游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今天，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是我们大学社应当具备的素质之一，学习并传播旅游文化知识是协会成立的重要意义。

3、 旅游业是当今的朝阳产业之一，在这里我们将会教会同学们相关的旅游技能。我们模拟一个现代旅行社，并根据技能来模仿旅行社的运作让同学们更好的在学习中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汲取知识。

四：设立“悠游·yoyo·旅游协会”的可行性：

1、 我们更专业，专业精神，这就是我协会会一贯坚持的。协会管理者的大部分来会是来自旅游管理专业的同学，具有丰富的旅游知识和组织外出活动的丰富经验，有能力为会员组织高质量的旅游活动。相应的，如果没有系统的组织和指导的话，仅靠个人的经验积累来确定旅游方向、线路、相关装备，肯定会使旅游大打折扣。

2、 协会将通过学习并讨论制定的旅游路线，进行实际应用，并将了解的文化知识通过讲解员形式展示给同学们，让他们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锻炼魄力与意志的同时，了解博大精深的旅游文化。

五：“xx·旅游协会”的机构设置：

1、外联部：负责每次我们外出旅游前的景点的联系和踩点工作，同时要做好没次外出的安全工作。

2、讲解部：这个部门主要是针对部分准备考导游证的同学来锻炼自己的实际操作讲解能力，负责每次外出的景点讲解工作。

3、宣传部：负责对本协会的活动以及外出旅游计划的宣传工作。力求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4、路线设计部：根据大部分同学的意见，决定没次要出游的景点，并做好相应的线路设计。

5、策划部：负责本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策划工作，比如：“旅游文化展“活动，或者对每一次旅游活动的策划，比如：在旅游的过程中参与一点游戏。

基于此协会是刚刚成立，我们将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作好每项工作，努力把我们的协会办成大学生最引人注目的、最领人信赖的高品质、高规格的学生社团。希望学校领导能够理解，并予以支持。

协会成立后，我们会努力拼搏，为学校赢的应有的荣誉。并更好的宣传我校。传递我校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本协会将秉承户外活动的自我负责与团队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多角度的锻炼我们的会员。本着为学生服务，安全第一，非盈利性的原则，绝不收取任何不合理的管理费用。特此向学校承诺。协会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校规校纪，不从事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学校利益的活动，同时严禁会员以协会名义搞有损协会利益的事。

篇2

您们好！

经体育系武术爱好者的集体反复商议，在得到体育系领导，专业老师的大力支持的前提下，决定成立“黄淮学院武术协会”。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历史文明，武术是其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悠久的中华武术文化为保家卫国，强身健体，祛病延年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武术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但也从来不忽视强身健体和运动素质的培养，武术不仅具有现代体育的功能身体锻炼，同时作为一种系统整体性的文化载体，兼具德、智、美及促进人个性发展与完善等社会文化教育功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相对于其它民族文化形式，武术在新时代对我国人民树立民族自尊心，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的状态，也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党的xx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xx大工作报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武术既是一个传统项目，又是一种民族文化，也是德艺修养的教化文化，武术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观念贯穿于武术文化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规范之中。武术文化的独特的价值取向是和谐，全面实现武术文化的技击、养生、修性等多方面功能的方法是和谐，衡量这诸多功能的价值尺度是和谐，武术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仍是和谐。武术文化视人体身心和谐为真，人际和谐为善，天人和谐为美，和谐构成了武术文化发展的根基。

一、协会宗旨：

普及武术运动和武术知识，通过组织校内武术爱好者参加学习、活动和比赛，使广大武术爱好者、同学认识、熟知和喜爱武术运动。

二、协会组成：

由于武术运动在校内较为普遍，协会主要工作由体育系武术专业教师、体育系武术专选学生以及其他系院武术运动的骨干同学共同参与组成，协会成员主要负责组织活动，搭建平台。活动参与者则面向全校所有热爱武术运动爱好者。协会机构设置：武术套路部；太极养生部；擒拿防卫部；格斗搏击部；外联部；宣传部；武术表演团；舞狮队。

主要任务：

1．协助校团委组织武术养生技术和知识的普及。

2．积极配合校体育系、校团委、承办每年的武术健身比赛。

3．组织学院武术表演团、舞狮队进行训练活动，并策划组织其他校内的有关武术活动，培训裁判。

三、目前规划的协会活动内容有：

1.组织学生爱好者学习交流活动。

2.承办并组织每年的学院学生部武术比赛。

3.成立学院武术表演团。

4.筹建学院舞狮队。

四、成立理由

篇3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审阅中文系书画协会关于“晋升院级协会”的申请书！

我们中文系书画协会成立于1994年 ，至今已有近15年的历史。在这15年不断地探索与创新的历程中，这个原本只有十几人的书画协会，现在已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了，我系会员已经达到31人。

与此同时，随着书画协会的活动越办越精彩，吸引了不少外系同学的加盟，现美术系4人，政史系2人 ，教科院2人，财经系1人，化学系17人。这样，中文系的书画协会已在全院范围内拥有了自己的会员，累计达57人之多。书画协会的宗旨是“挥毫泼墨，于点画间妙趣横生；奇芳异草，尽展书画学子的风采”，正是这一办会宗旨将来自全院的书画爱好者们凝聚到了一起。

“书画协会”隶属于中文系社团部，本会的组织机构完备。设有会长和副会长，并实行会长负责制；下设国画部、软笔部、硬笔部、粉笔部和宣传部五大部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团结协作，推动了我们中文系的“书画文明”建设，也联系了我系与兄弟系的互动共赢。

近几年，书画协会成功举办了“墨海”书画大赛（2001年）“墨香画影”书画大赛（2007年）和“吾爱吾校”书画大赛（2008年）等一系列的书画大赛。同学们在参加各项活动的同时，不仅体会到了书画的乐趣，更增加了相关方面的书画知识，真的是活动与知识的双丰收！此外，书画协会还举办了与书画知识有关的一系列讲座与培训。

比如在“冰雪轩”画室进行了绘画现场观摩与相关知识讲解（2000年），“冰雪人生路”系列讲座（2000年）和2008年“中文系社团活动节”期间，宣传部张宇同学为书画协会做了题为“提高三笔字书写能力”的培训活动。（相关活动的照片另附有《书画协会风采展》）

随着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书画精神”的广泛传播，我们书画协会的影响力与传播力也已经从中文系扩展到全院各个系。因此，在这里我们特此申请能够由系级协会晋升为院级协会，以便能够更好地促进全院书画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升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养与文化修为！

特此申请，恳望批复！

篇4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审阅这份申请书！

为了更好地贯彻学校领导关于全面发展，解放思想的要求，也为了进一步增强学校的文化体育氛围，增加学校的吸引力，综合竞争力，作为本校学员更应该奉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因此，我决定成立以自己的跆拳道协会，作为我为学校奉上的一份大礼。

跆拳道，作为一种武术经济一，传如中国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几年，但是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已经征服了成千上万的爱好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今体育界乃至奥运会一个彼具影响力的运动和一种不可忽视重要文化现象。经过近年来的深入发展，跆拳道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竞技，格斗层面，而上升到一种体力，智力与思想的协调，是拳和脚的艺术再加上“道”__做人之道。现在跆拳道讲究“以礼始，以礼终”，注重培养学员的礼仪，谦虚，克己，坚忍不拔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正和我们海院“____________”的校训有着深度的契合点。

而且学习跆拳道有很多益处，比如（1）改善和增强体质：跆拳道的技术动作是由全身协调配合，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腿法来表现。它能很好地促进人体的力量、速度、灵敏、耐力、协调等全面身体素质的发展，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由于练习者在比赛和平时训练中要经常临场应变战术，或是快速进攻，或是主动后撤再反击，或是腾空劈腿，或是后踢接后旋踢，这对提高神经中枢的灵活性和支配各器官的能力，起着良好的作用。

（2）防身自卫：跆拳道运动直接接触对抗、较技斗力、攻防一体。在习练掌握各种攻防技法的同时，提高了人体神经系统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以及各种运动素质，增强击打和抗击打能力。因此，在实践中自然掌握了实用技击术和防身自卫的本领。

（3）磨练意志，培养提高品格的修养。 跆拳道推崇“礼始礼终”的尚武精神。其宗旨是礼义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挠。通过跆拳道的训练，可以培养练习者坚韧不拔，勇敢无畏，顽强坚毅的意志品质，尤其讲究“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使练习者从开始就养成谦虚、宽容、礼让的高尚品德和尊师重道、讲礼守信、见义勇为的情操，并影响社会。

（4）娱乐观赏：跆拳道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运动，比赛中双方选手不仅较力斗勇，而且讲究较技斗智，尤其是跆拳道的精妙高超的腿法，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它不仅被视为勇敢者的运动，也给人以美的享受，赏心悦目，激发人的斗志，鼓舞人的奋发向上精神，达到娱乐的美感，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

在此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同学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跆拳道协会的强烈呼声，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受领导监督的校内跆拳道协会__海院跆拳，由此组建一个学生自我管理，自负学费的兴趣协会。为跆拳道爱好者，尤其是有心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同学，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发展校园武术文化。希望学校领导能够理解，并在场地方面予以支持。

协会成立后，我们会努力拼搏，为学校赢得应有的荣誉。

本协会将本着为学生服务，安全第一，非盈利性的原则，除了向道馆缴纳一定数额的学费。

特此向学校承诺，希望学校予以批准。

申请人：__

篇5

目前北京、重庆、深圳、广东佛山、浙江温州、福建泉州等地均在积极申报民营银行项目。

这番热闹的场景中，有着不少互联网企业的身影；也不乏苦等多年的小贷公司；还包括有着炒作嫌疑的、从未涉足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各路资本的心态、思路各异，目前正蠢蠢欲动等待实质性政策落地。

申办热潮

8月9日，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与拟修订2006年版中的中资银行设立办法相比，对发起人的约束和要求有所降低。因此被广泛视为民营银行设立的新版规章，由此拉开了民营银行申请热潮序幕。

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近期传闻中将设立民营银行的企业已经不下20家，包括苏宁云商、中关村管委会、阿里巴巴这类“互联网派”；也有温商银行（已经申请）、华峰集团（已经申请）、均瑶集团（意向）、晋商投资有限公司等“地方民营企业派”；以及力帆旗下的蓝洋金融集团、渝商投资、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小贷公司派”。

就在上述征求意见稿当天，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成立，会上中关村管委会称“将鼓励园内企业发起设立中关村银行”，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围观。

随后，“苏宁要办银行”的消息在业内流传开来。这源于有业内人士发现苏宁云商注册了“”的域名，有媒体报道，“其名称‘苏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工商总局预核准。”不过对此苏宁董秘予以了否认。

后证实苏南银行是由江苏省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谋划，确实与苏宁无关，但股价一路上涨的苏宁云商不得不就此事进行公开说明。8月23日，苏宁云商公告首度回应“办银行”的说法，表示“公司积极开展银行业务的相关申报工作。已向相关部门递交初步的设立意向方案。”

似乎是受此启发，随后另一家从未涉足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凯乐科技也前来凑热闹，与苏宁的遮遮掩掩、被动公告不同，凯乐科技则属于积极主动的“自我爆料”。

8月27日，凯乐科技公告，“为使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顺应国家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有关政策，拟在荆州市作为主要发起人筹建‘荆州银行（暂定名）’，并成立筹建工作专班，迅速启动此项工作，初步拟定注册资本为20亿元。”并称公司刚举行了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筹建荆州银行的议案》。当天凯乐科技收盘大涨4.86%。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湖北省银监局尚未收到任何凯乐科技筹建民营银行的申请书，而记者联系该公司董秘陈杰，得到的回应是，“因为目前仍处于筹建阶段，无更多的信息可以介绍”。

业内人士分析，凯乐科技的主营业务为新材料等，中报显示净利润同比下降46.26%，而近日发公告称筹建银行的事情，股票应声上涨。

而近期力帆的董事长在重庆小额贷款战略合作联席会上表示，除了力帆这个金字招牌，他希望有生之年再打造一块民营银行的招牌，即将旗下主营小贷的蓝洋金融集团改造为民营银行。“蓝洋金融从一开始就是有顶层设计的，我们有非常好的股权结构、产权安排和激励机制，这一切都是为有朝一日转型成为民营银行做准备。”

除了高调的上市公司，各地区还有不少民营资本正在低调地筹备民营银行，在他们看来，不管之前是否涉足金融行业，基于目前银行业暴利的无限诱惑，国家近期有这样的政策，就不能错失机会。

思路各异

在此次民营银行申请热潮中，“中关村银行”、“苏宁银行”、“阿里银行”因身上兼具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多重想象，似乎更令人期 待。

其中，“中关村银行”和“阿里银行”都有提到办成“互联网银行”的设想。据媒体报道，拟成立的阿里网络银行注册资本为10亿元，提供小微金融服务，业务范围涉及存款、贷款、汇款等业务。与传统银行相比，阿里银行的最大区别是没有实体网点，没有总分支组织机构，并大量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业务。

而在中关村管委会的初步设想中，中关村银行主要为科技型、创业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供全面、快捷、低成本金融服务的科技银行；同时还是基于创新信用机制和大数据运用的互联网银行。

“将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部分成员单位来共同发起。”其中一家成员单位负责人称。目前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共33家，包括京东商城、当当网等电商平台；拉卡拉、易宝支付、钱袋网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好贷网、天使汇、融360、人人贷、有利网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机构等。

“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之前，部分成员一起举行了一次理事会，商讨未来中关村银行的发展方向。大家的想法是学习硅谷银行，不强调网点，但是客户应该比硅谷银行更接地气一些，不像硅谷银行仅面向高科技企业。”该负责人说。

而筹备中的“苏宁银行”虽未明确说要办成“互联网银行”，但其心态与阿里巴巴办银行有类似之处，即提升和整合已有金融业务，与集团整体的发展思路相配合。

实际上，苏宁云商和阿里巴巴之前早已不断涉足金融领域。目前，阿里金融的众多业务已基本具备了银行的“内核”。余额宝、阿里小贷、支付宝已间接实现银行三大核心业务“存、贷、汇”功能。而苏宁云商也已建立独立运营的金融事业部，从获得牌照与资源来看，已涵盖互联网支付、供应链融资、保险等业务。

2013年苏宁全力转型，明确了“云商”发展模式，即通过创新技术实现大数据、大物流、大金融支撑之下的开放平台经营和全渠道融合，以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申请民营银行便是配合其“云商”发展模式的重要一环。

“苏宁银行的兴起也能带动其消费金融的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闫彦明表示，坐拥大数据的苏宁可以通过自己积累下来的数据信息流，向中小企业和个体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消费信贷服务，譬如在购物时直接刷苏宁信用 卡。

与“互联网派”相比，“小贷派”的思路相对更传统，大部分是希望结合已有的小额贷款业务，办一家立足小微业务的社区银行，另外，一些“地方民营企业派”则有不同的打算。

8月底，晋商投资有限公司和环球金融家俱乐部就私下召集了一次关于山西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午餐会，邀请有参与发起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意愿和投资实力的民间资本，商讨山西民间资本尝试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具体事宜，包括银行名称、银行发起人资格、发起人协议以及民营银行的经营策略和发展战略讨论等。

其思路与之前已提交申请的“温商银行”类似。一直以来，温商们迫切想成立能为全国温商提供融资服务的民营银行，以便摆脱民间借贷给温商带来的困扰。

温州有8000亿到1万亿的流动资本，而民营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融资服务。温州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商会，成立一家总部设在温州的民资性质的温商银行，可以逐步在全国各地有温商的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分行，通过这个金融平台，可将温商的资金盘活。

摸索阶段

近期传闻中将设立民营银行的企业大多都在初步设想阶段，一些甚至还没有提交申请。9月7日的互联网金融外滩论坛上，阿里巴巴小微集团CEO彭蕾公开否认已经正式提交“设立网络银行”的申请。

网络银行在国内尚属于新鲜事物，要完成从申请到批复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中关村银行预计一两年内还出不来。”一家参与中关村银行筹备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高管称，需要准备的还很多。而中关村管委会宣传处处长马利霞表示，“事情还在筹备之中，文件在不停地修改。”

少部分已向地方监管层提交了材料，然后进入了漫长的等待。苏宁云商则在公告中提到已向相关部门提交初步的设立意向方案，能不能办成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民营银行设立配套的法规制度需进一步明确，公司上报方案也需根据后续出台的相关细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银行设立事项尚需国家相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与审批”。

“做民营银行的设想已经提了好几年了，最近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市里面也牵头开了好几次会了，但如何办、什么时候办都在摸索。”重庆蓝洋金融集团人士称，近期正在和市工商联和金融办密切接触，目前重庆蓝洋金融集团和渝商投资集团，基本是在同时进行，都希望争得首家席位。

“地方政府，包括工商联、金融办都非常支持，一直在和有意向的企业洽谈，希望往上面交一份好看的方案，争得全国头家。”一家正在申请民营银行的地方企业人士称，“需要先和地方金融办沟通，然后准备方案层层上报，一些方案走到省银监局就被压住了，但关键在银监会的态度。”据了解，目前尚无一家民营银行的设立申请报到银监会。

而据瞭望智库最新消息，全国首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已完成报至银监会，并被银监会列为“范本”，成为制定全国版细则的重要参考。该《办法》对民营银行的设立门槛、股东资质、股权变更、公司治理以及机构撤销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规定。

篇6

博物馆管理办法完整版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博物馆管理工作，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利用或主要利用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国有博物馆。

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非国有博物馆。

第三条 国家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事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博物馆的数量、种类、规模以及布局，应当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文物等资源条件和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兼顾，优化配置。鼓励优先设立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

第四条 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

博物馆依法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享有通过依法征集、购买、交换、接受捐赠和调拨等方式取得藏品的权利。

第五条 博物馆应当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传播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在博物馆参观或开展其他活动，应当爱护博物馆设施、展品和周边环境，遵守公共秩序。

第六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博物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博物馆行业组织建设，指导行业组织活动，逐步对博物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八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对发展博物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团体或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博物馆设立、年检与终止

第九条 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固定的馆址，设置专用的展厅(室)、库房和文物保护技术场所，展厅(室)面积与展览规模相适应，展览环境适宜对公众开放;

(二)具有必要的办馆资金和保障博物馆运行的经费;

(三)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一定数量和成系统的藏品及必要的研究资料;

(四)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五)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消防设施;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设立的审核工作。

博物馆名称一般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简称中国等字样);特殊情况确需冠以中国等字样的，应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非国有博物馆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等字样。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由馆址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后，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博物馆设立申请书;

(二)馆舍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三)资金来源证明或验资报告;

(四)藏品目录及合法来源说明;

(五)陈列展览大纲;

(六)拟任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及身份证明;

(七)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证明材料。

申请设立非国有博物馆的，应同时提交博物馆章程草案。章程草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事项：

(一)办馆宗旨及藏品收藏标准;

(二)博物馆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办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三)出资人不要求取得经济回报的约定;

(四)博物馆终止时的藏品处置方式;

(五)章程修改程序。

第十二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博物馆设立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审核同意的，应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审核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审核同意设立博物馆的，申请人应持审核意见及其他申报材料，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取得博物馆法人资格。

博物馆应当自取得法人资格之日起6个月内向社会开放。

本办法实施前已批准设立的博物馆，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除(一)项之外的全部材料;非国有博物馆应同时提交博物馆章程。

第十三条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颁布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博物馆建筑应当划分为陈列展览区、藏品库房区、文物保护技术区、公众服务区和办公区等，相对自成系统。

第十四条 国有博物馆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报请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论证。

第十五条 博物馆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有关法律和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藏品、展览、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社会教育、安全、财务管理等情况。

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年度检查的初步意见报送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博物馆的年度检查情况进行审核，并汇总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博物馆的名称、馆址、藏品、基本陈列以及非国有博物馆的章程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前，应当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

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0日内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博物馆终止前，应当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终止申请及藏品处置方案，接受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指导，完成博物馆资产清算工作。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博物馆终止申请和藏品处置方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藏品处置方案等符合法定要求的，准予终止;藏品处置方案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责令其改正后准予终止。相关行政部门根据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给予办理博物馆法人资格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国有博物馆终止的，其藏品由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博物馆接收。

非国有博物馆终止的，其藏品属于法律规定可以依法流通的，允许其以法律规定的方式流通;依法不能流通的藏品，应当转让给其他博物馆;接受捐赠的藏品，应当交由其他博物馆收藏，并告知捐赠人。

第三章 藏品管理

第十九条 博物馆藏品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等，应当依法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并报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博物馆应具有保障藏品安全的设备和设施。馆藏一级文物和其他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应设立专库或专柜并由专人负责保管。

第二十条 博物馆应建立藏品总帐、分类帐及每件藏品的档案，并依法办理备案手续。

博物馆通过依法征集、购买、交换、接受捐赠和调拨等方式取得的藏品，应在30日内登记入藏品总帐。

第二十一条 依法调拨、交换、借用国有博物馆藏品，取得藏品的博物馆可以对提供藏品的博物馆给予实物、技术、培训或资金方面的合理补偿。补偿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藏品保管、修复、研究、展示等过程中原收藏博物馆发生的实际费用。调拨、交换、借用国有博物馆藏品的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合理补偿的方案。

第二十二条 博物馆不够本馆收藏标准，或因腐蚀损毁等原因无法修复并无继续保存价值的藏品，经本馆或受委托的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后，可以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申请退出馆藏。

退出馆藏申请材料的内容，应当包括拟不再收藏的藏品名称、数量和退出馆藏的原因，并附有关藏品档案复制件。

第二十三条 国有博物馆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退出馆藏申请材料的3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委员会复审。专家委员会复审未通过的，终止该藏品的退出馆藏程序。

专家委员会复审通过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将有关材料在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和有关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公示30个工作日。期间如有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愿意接收有关藏品，则以调拨、交换等方式处理;期间如没有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愿意接收有关藏品，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统一处置。处置方案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处置所得资金应当用于博物馆事业发展。

国有博物馆应当建立退出馆藏物品专项档案，并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专项档案应当保存75年以上。

第二十四条 非国有博物馆申请藏品退出馆藏，申请材料应附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书面意见。博物馆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的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允许退出馆藏的决定，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博物馆应当以本馆藏品为基础，开展有关专业学科及应用技术的研究，提高业务活动的学术含量，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在确保藏品安全的前提下，博物馆应当为馆外人员研究本馆藏品提供便利。

第四章 展示与服务

第二十六条 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与本馆性质和任务相适应，突出馆藏品特色、行业特性和区域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文化含量;

(二)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材料、工艺和表现手法，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三)展品应以原件为主，复原陈列应当保持历史原貌，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辅助展品应予明示;

(四)展厅内具有符合标准的安全技术防范设备和防止展品遭受自然损害的展出设施;

(五)为公众提供文字说明和讲解服务;

(六)陈列展览的对外宣传活动及时、准确，形式新颖。

第二十七条 博物馆应当根据办馆宗旨，结合本馆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

鼓励博物馆利用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出版物和互联网等途径传播藏品知识、陈列展览及研究成果。

第二十八条 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公告服务项目和开放时间;变更服务项目和开放时间的，应当提前7日公告;

(二)开放时间应当与公众的工作、学习及休闲时间相协调;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三)无正当理由，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10个月，非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8个月。

第二十九条 博物馆应当逐步建立减免费开放制度，并向社会公告。

国有博物馆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费制度，对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参观实行减免费制度。

第三十条 鼓励博物馆研发相关文化产品，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开展专业培训、科技成果转让等形式的有偿服务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博物馆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撤销审核同意意见，由相关行政部门撤销博物馆法人资格。

博物馆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博物馆藏馆功能博物馆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形成多职能的文化复合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职能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博物馆的新职能、新形态、新方法、新的收藏对象也不断地出现。因此，国际公认的博物馆定义也在不断修改之中。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了给博物馆下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定义，进行了很多工作，花了很长时间，曾经作过多次讨论和修改。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时的章程中提出：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195年、1962年、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又多次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了讨论修改，直到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一届大会通过的章程，才明确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很多人认为，这是目前较为适当的一个定义，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国际间的一般性定义，各国仍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对待博物馆。

篇7

随着人群走入电梯，一直到6楼，穿过特需门诊处，来到血清室，这里是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主任宋文琪的办公所在地。推门而入，机器嘶嘶的运转声传来，环顾两边，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在仪器作业台边忙碌，再往里走，有一个小房间，那里便是宋文琪的办公室。

办公室空间不大，摆放着各种书籍，资料，也有不用的仪器放在墙角――这是她工作的主战场――这么说也不准确，因为她所领导的科室的特殊性，临床检验中心担负着医院所有样本的检测，几乎每个科室都要与其紧密联系。因而，临床检验中心的办公地点从1楼到6楼每层楼都有，从而保持采集的样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机器旁，进行检测，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患者手中。因而，宋文琪所负责的工作范围，从1楼到6楼都有。

“工作忙，节奏快，这是我们医生的工作特征。”宋文琪微笑着说，干净利落的短发透着职业女性的干练，温婉的笑容里写着女性的柔和。她温言细语，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是做事胸有成竹的稳重个性。

坚守・改变

话题先从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立一年来展开，“这一年，我们感觉变化很大，不仅仅是工作形式，工作内容，还有工作状态，可以说，自上而下，全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我们临床检验中心也体会到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的力度。”宋文琪向来访者介绍着北京儿童医院自组建集团以来，临床检验中心的工作突破的重点。

宋文琪自1981年从北京卫生学校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工作，在这里工作了30余年，是临床检验中心岗位上的老兵。从普通工作人员做起，至科室副主任，再至科室主任，宋文琪在北京儿童医院这一平台上也从一个小姑娘成长为中国检验学科的一名专家。对于北京儿童医院自组建集团以来的变化，她感触颇深：“现在，不只是临床检验中心，包括我们医院其他的科室，都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往前冲，医院成立了集团之后，与同行业的交流也紧密了，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多了，学术研究的劲头也足了，视野也更宽阔了，总会觉得，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那么多研究成果要钻研，真的挺忙的，但是也真是充实，现在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也挺满意的。”或许，这多少代表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内部医生的感受。

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是从事儿科临床检验的医学实验室，是北京儿童医院下属的质量管理委员会、输血管理委员会、生物安全委员会及试剂采购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临床检验中心的检验项目有临床常规检验（血、尿、便常规检查、血液学检查、寄生虫学检查）、免疫学检验、微生物检验、生物化学检验、染色体核型分析、串联质谱法筛查氨基酸及有机酸代谢病等检验。涵盖范围之广，检验项目之多，它所提供的数据成为各个科室医生诊疗疾病的重要依据，检验中心的作用与重要性可想而知。而作为临床检验中心主任的宋文琪，也深知，自己肩头的担子有多重。

“我是2012年被提升为主任的，倪鑫院长2012年到我院任职院长，在倪院长的带领下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检验科也在飞速进步，在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宋文琪说。

北京儿童医院诊疗人群基数大，检测样本繁多，如何提高检验效率？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临床检验中心于2012年年底开启了“智能叫号条形码自动粘贴系统”，从手工粘贴条形码，改为采集静脉血前的条形码自动粘贴和叫号的前处理过程，使采血前的工作效率提高了4倍。

“因各临床实验室比较分散，家长为送标本经常在医院往返穿梭于门诊楼3层（生化室）、7层（内分泌室）及病房楼2层（细菌室）和病房楼1层（临检室尿特检项目）等。给家长造成极大的不便。”宋文琪说，“因此，检验中心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门诊楼1层南侧建立门诊化验综合服务区。这样就方便了患者，节约了时间，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不少。”宋文琪很爱笑，说起临床检验中心可喜的变化，她的眉眼之间都是自豪的表情，眼睛弯成了月牙儿。

此外，临床检验中心还充分应用信息系统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完善服务，实现样本的全程信息化追踪：实现了实验室双向通讯以及危急值信息化管理和试剂信息化管理等，同时安装试剂信息化管理软件，正在建立试剂信息库，逐步实现从电子申请、采购后的入库、领用、出库、终端消耗使用、清点盘库、结账等信息化管理过程。“尽管在检验中心工作了几十年，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有新的知识需要学习，每一天都有新的事物要认识，这种时时保持学习的感觉真的很好。”宋文琪原本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并且一直不曾停止过学习，在工作的30余年里，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充电，先后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主持和参与了省部级、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参编专业书籍并在医学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关于检验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

宋文琪并没有满足于此，在她2012年7月上任临床检验中心主任以后，她提出，检验中心要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可。“医学实验室从认可立项到获得认可拿到证书大约需要1-3年时间。”

她接着说，“通过医学实验室的认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提高医学实验室的质量管理水平，减少可能出现的质量风险和实验室的责任，平衡实验室与患者之间的利益，提高社会对认可实验室的信任度；可以不断提高医学实验室的信誉，增强患者及医务人员对实验室的信任。医疗单位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仅是证明医疗过程得到了保证，而并不证明最终检验结果的合格。而经过ISO15189认可的医学实验室通过其完善的管理，能够向患者以及医护人员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通过医学实验室认可，可以消除国际交流中的技术壁垒，互认检测结果。我国认可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校准数据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表明实验室具备了按国际认可准则开展检测的技术能力，在认可范围内使用‘CNAS’标志，并列入《国家认可实验室目录》，提高知名度。促进国内医学实验室与国际接轨，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医院也大力支持我们做此项工作。”

经过了实验室调查研究阶段、管理体系建立阶段、填写申请书阶段等前期准备，目前临床检验中心在通往ISO15189实验室认可的阶段已经步入提交评审材料的阶段，“对于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可，我们医院和我们科室都充满信心。”宋文琪说话时轻声慢语，做起事情来却雷厉风行。临床检验中心在她一年多的带领下，呈现出了全新的风貌。

成长・突破

宋文琪很喜欢“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

“成长，改变，突破，这是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时刻，现在，我觉得我们整个医院在倪院长的带领下，都在进行着突破。”宋文琪颇有感慨，“现在我们科室所做的很多事情，从我个人来说，放在以前，想都没想过，更别说敢不敢了，就是说，以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现在也开始想，开始做了，这个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在成长，在突破。”沉吟半晌，她又补充道：“每个人都有无限潜能，在做着之前不敢想不敢做得事情时，觉得自己的潜力也被挖掘了，这个时候，感觉很好，哦，我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在学习，在进步的时候，人都会显得年轻，宋文琪同样如是。

“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组建以来，自上而下，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集团的力量。”宋文琪说。作为临床检验中心的主任，以及检验学科的权威专家，她也曾先后几次去外地，与集团医院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自从成立了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之后，平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更频繁了，“大家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过程。”宋文琪说。2013年11月1日，她应安徽省儿童医院检验科程主任邀请及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委派，参加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检验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医学检验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今年春天，在网络上广受关注的“病毒灵”事件中，宋文琪也感受到了做一名“救火队员”的紧急和急迫。“2014年3月16日，我记得那是个周日，那天下午接倪院长电话指示并由集团办公室安排前往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西安市儿童医院协助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指3月10日发生的两所幼儿园为幼儿服病毒灵事件）。当时放下电话，带着简单的衣物匆匆奔赴西安，与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协助制定实验室检查的复检标准。”现在想起来，那个过程像是打仗。

4月14日，宋文琪受集团委托，再次到西安参加西安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研讨会，对该事件进行总结。“如果没有成立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我们会觉得这事情距离我们很远，但是由于同在一个集团，这样的事情就变成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去面对。”

此时的北京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也在进行着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目前我国儿科实验室检验指标采用的参考区间大多引用国内成人标准或国外文献报道，缺乏中国儿童数据的支持。由于儿童生长发育的自身特点，其在不同发育阶段的实验室指标参考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也明显不同于成人。”宋文琪介绍说，“因此，我们想，能不能集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的力量，基于中国儿童数据，建立科学可靠的儿科实验室常规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并制定技术规范。做一个适用于中国儿童标准的检测区间，为临床医生进行有效的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和健康状态评估提供科学、可行的依据。”

篇8

关键词：非法证据；被害人；申请排除；法理；程序；证明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104?07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①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功能。这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趋势，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特色之一。但立法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细则，有关规范性文件也未见详细解释。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程序与证明，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产生于美国。“作为对获取证据过程中违反宪法行为的一种回应，排除似乎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保护的主旨的混同关注。”[1]（319）“大多数排除规则只禁止在审判中使用不适当获得的证据去证明被告有罪。”[1]（353）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来保护自己权利似乎成了被告人的一项专利。那么，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其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 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世界各国（地区）普遍采用的宪法性权利救济方式和程序性违法制裁措施之一，其理论基础或正当性就在于，对于侦查人员通过侵犯公民

宪法权利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即使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法庭也不应承认其证据资格而予以采纳，从而抑制各种形式的违法取证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宪法权利，维护司法诚实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判决和Mapp判决中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一是宪法权利理论，认为排除规则是为了维护第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宪法权利的唯一有效的救济手段；二是抑制理论，认为排除规则是防止刑事执法官员继续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有效制裁方式；三是司法诚实理论，认为如果法院要维护其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荣誉，就不能对警察违反宪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通过采纳其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那些受到“污染”的证据，从而成为这种宪法权行为的“共犯”。[2]（112?123）德国证据排除的理论基础是“干净的手”原理，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惩戒违法的警察或警察机构，而是为了保护有关的利益和权利，尤其是保护由宪法保障的基本个人权利和利益。[3]立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允许他们通过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来排除侦查机关通过不正当手段所获得的证据，从而对侦查机关违法行为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救济，保护包括被害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的宪法权利，促进诉讼结果的准确性；另外，还可以惩戒或制裁侦查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防止他们将来继续违反法定程序，从而维护司法的诚实性和法律的尊严。这些都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二） 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从域外立法规定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主要有证人、当事人和辅助人三种情况。[4]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庭审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组成，被害人作为证人参加诉讼，被认为与诉讼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不是控诉方参加人，也无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中国、俄罗斯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或辅助人参加诉讼，立法承认他们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能够全程参与诉讼进程，并且是推动诉讼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不仅有权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且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从而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维护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规定，被害人作为控方参加人之一，与国家公诉人一样，有权参加庭审和提交证据，并且“申请从法庭出示的证据清单中排除任何证据”，包括非法证据。在德国附带诉讼程序中，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附带诉讼的原告人，即当事人，有权参加庭审并且在审判中享有同检察官几乎相同的诉讼权利，包括申请查证权和排除非法证据。②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8条规定，被害人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虽然其参与诉讼程序从属于检察院的活动，但有权参与侦查或预审，并提供证据和申请采取视为必需之措施，包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二）项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第186～193条赋予被害人在庭审中自主陈述权、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权等。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中起辅助作用的控诉方当事人，有权提出不同于公诉的事实主张和法律适用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立法当然应当赋予他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 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加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一。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的核心是，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犯的具体场合，存在一种足以制裁侵权者和纠正程序法律错误的有效救济手段。[2]（86）世界刑法学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规定：“任何以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任何由此派生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而且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均不得采纳。”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刑法将侵犯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包括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学界和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被害人与被告人都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2010年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主体限定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忽视了“刑事上的对立者”――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同等需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④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的通常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证据，而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证据，包括侵犯被害人基本权利的证据，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伪造的证据等，无法进入证据排除的视野。这不仅不利于保障被害人人权，而且可能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无法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因此，《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既是刑事诉讼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的具体措施之一，又是实现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人权保障平衡，让被害人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实务部门有学者反对赋予被害人该项程序性权利，理由是，如果这样，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将有可能被列入排除的范围，这无疑是对疑罪从无、有利被告等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违背。[5]该观点明显有失偏颇，片面强调被告人权利保护，不仅无法利用诉讼程序内机制解决非法取证这种程序性违法问题，而且司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对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实体性制裁的效果并不理想。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具有上述一系列正当性，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我国“四方组合”的“控辩式”庭审构造中，被害人作为“私原告”，与检察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共同组成控诉方。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被害人担心自己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后，可能失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保护或降低他们追诉犯罪的热情，因此不愿或不敢提出。从理论上说，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既有言词证据，也有实物证据；既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私人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辩护证据，如辩护人或被告人近亲属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逼迫被害人做出的“虚假陈述”、辩护方伪造的证据等，也包括侦查人员以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诉证据。这种控诉证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二是违反法定程序查封、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三是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各种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④如果这些控诉证据又属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就可能导致整个控诉失败，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网，从而削弱社会公众包括被害人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对那些“身临其境”又“身受其害”的许多被害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局限性或难题就必须在健全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完善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问题时予以兼顾。

二、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规定，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 申请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56条规定，我国将取证手段的违法性作为判断非法证据的标准，以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包括依职权排除和依申请排除两种，前者存在于侦查、审查和审判全过程，后者仅存在于审判阶段。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认为证据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在侦查或审查阶段只能向人民检察院报案、控告或举报，由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在法庭审判阶段，他们有权直接向法院申请排除，从而避免侦查人员从非法取证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这里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精神或其他合法权利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个人或实体，包括直接被害人中的个体被害人和单位被害人，但不包括间接被害人，和自身基本权利遭受非法取证行为侵害的“非法取证被害人”。诉讼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他们参加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权利，其诉讼行为受被害人意志约束，因此，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也可以通过其诉讼人提出。为了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检察机关、法院在告知被害人委托诉讼人、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意见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害人享有该项权利及其行使方式，并且记录在案。

（二） 申请时间

各国有不同做法。美国、俄罗斯都允许庭前提出。在美国，被告人可以在专门的审前动议阶段向法官提出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⑤《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34章设立了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解决有关排除证据的申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在开庭审判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笔者认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在此时提出，由法院依法通知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后者同意排除的，法官应当在庭前会议上促成各方达成排除非法证据的共识，从而将该证据排除出法庭审判阶段；如果各方意见不一致，由于我国庭前程序本质上是一个沟通协商程序，法官只能就审判有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不能独立作出裁判，证据排除申请就要等到法庭调查过程中启动专门的程序性审查程序先行处理。当然，如果非法证据是在法庭开庭后才知道的，被害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直至一审宣判前都可以就全案或者部分证据提出排除申请，此时，法官既可以在法庭调查到某一个证据时进行，也可以待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再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决定是否排除。如果被害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排除申请，在二审、再审中仍然可以提出，法院应当参照一审程序处理。

（三） 排除程序

各国做法也存在一定差异。美国、俄罗斯都设立了专门听证程序解决。在美国，法官受理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后，会就有关证据的排除问题举行专门的“证据禁止之听证”。在这一听证程序中，有关非法证据是否构成以及应否排除的问题，会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法官需要引导双方提出证据和证人，被告人也有权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就此进行交叉询问，法官在听取双方证据、辩论和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某一证据的取得是否违反宪法、应否禁止该证据在法庭上使用的裁决。[6]《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4条规定，庭前听证由法官在不公开的审判庭独任进行，控辩双方包括被害人都有权参加。在一方申请排除证据时，法官应当向另一方查明该另一方是否对该申请有异议。在没有异议时，如果不存在进行庭前听证的其他理由，法官应同意申请并作出开庭的决定。根据该法第235条第3项规定，在排除证据的听证程序中，法官有权询问证人并将申请所要求的文件归入案卷中。如果一方反对排除证据，法官有权宣读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其他刑事案卷中现有的和（或）双方提交的其他文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笔者认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和法院处理包括五个步骤。

1. 提出申请

被害人申请排除侦查人员或辩护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原则上采取书面形式，申请书副本由法院转交给检察机关及被告人、辩护人。申请书应当载明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名称，并说明申请排除该证据的理由，包括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线索或者材料”主要包括被害人出示的遭受暴力取证留下的伤痕、照片、医疗证明、伤残证明、询问笔录、知情人证明，以及侦查人员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证留下的其他痕迹，或者可以显示非法取证行为发生时间、地点、方式、内容及涉嫌非法取证人员等情节的线索或材料。特殊情况下，被害人也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庭记录并通知检察机关及被告人、辩护人。

2. 法庭审查

无论庭前会议还是庭审过程中，法庭受理被害人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并且听取检察机关和辩护方的意见，分三种情形分别做出处理：如果法庭认为明显没有根据或者不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直接驳回申请，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如果检察机关和辩护方都对该排除申请没有异议，法庭也认为不存在开庭听证的其他理由，应当同意该申请并裁定排除非法证据；如果检察机关或辩护方对该申请提出异议，并且法庭对该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先行调查处理。

3. 证据收集合法性证明

如果审判人员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对于控诉证据，检察机关应当对此加以证明；对于辩护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当对此加以证明。检察机关的证明方法除了现有证据材料外，还包括询问笔录、原始的询问过程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询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然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作证。侦查人员应当出庭，而不能由侦查机关出具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来自证清白。有关侦查人员也可以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洗脱自己非法取证的嫌疑。对于辩护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必须举证证明其取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4. 各方质证

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属于一种程序性证明。《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可以排除非法证据。而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属于庭前听证程序，还有待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笔者主张借鉴美国、俄罗斯等做法，将该款解释为一种庭前听证制度，以便法院能尽量在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节约庭审时间，提高庭审效率。另一方面，这种庭前听证程序与庭审调查程序应当统一规划，构建一种专门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审查程序，由庭审法官以外的法官（或称预审法官）主持，检察机关、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有权参加，各方可以围绕有关证据是否构成《刑事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非法证据，以及应否排除等出示证据，进行质证、辩论，被害人、被告人也可以陈述并作证。但这种审查听证不应当涉及案件实体问题处理。

5. 法庭裁定

经过法庭审理后，如果法官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依法作出裁定，将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使其失去法律效力，禁止在庭审中使用或者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四） 救济程序

如果法庭作出拒绝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是否可以就该问题再次提出申请或提起上诉等获得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美国、俄罗斯都设立了专门的救济程序。在美国，对于法官拒绝排除某一有争议的证据的裁定，被告人除了可以在法庭审判阶段重新提出排除的动议之外，还可以通过直接上诉和间接复审程序获得救济。[7]《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第7项规定，如果法院在庭前听证中作出排除证据的裁决，“在刑事案件进行实质审理时，法院根据一方的申请有权再次审议认定被排除的证据可以采信的问题”。而根据该法第354条第4项规定，如果法院作出拒绝排除证据的裁决，被害人及其人都有权对此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在庭前会议阶段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遭到拒绝，他在庭审中还有权再次提出。但《刑事诉讼法》第218条仅赋予被害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申请抗诉权，没有赋予他们对判决或裁定（包括程序性裁判）不服的独立上诉权。如果被害人认为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而提出申请，一审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被害人此时显然不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而刑事诉讼法又没有为被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被害人及其家属可能很难接受这种裁判结果，刑事纠纷并未得到最终解决。因此，笔者一直主张立法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8]，包括借鉴美国、俄罗斯做法，设置专门的程序性救济程序，允许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对法院驳回其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裁定不服提出程序性上诉获得救济。

三、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问题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活动，证明对象是作为证据法事实的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被害人及其诉讼人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或线索予以证明，这就涉及到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证据规则等证据法问题。证明方法以上已经谈及，在此不再重复。

（一） 证明责任

在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分配上，各国（地区）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检控方承担，各国口供合法性的证明都采用该模式；二是申请方承担，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三是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责任，检控方承担最终证明责任。俄罗斯和英国采用前两种模式。《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35条第7项规定，如果辩护方提出排除证据申请的理由是证据的取得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在审议时，辩护方所提理由的证明责任由检察长承担。在其他情况下，证明申请理由的责任由申请提出方承担。换言之，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证据，则由他自己承担证明责任。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和第78条分别确立了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76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口供是否属于警察强迫所得以及口供是否可靠的问题，应当由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第78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申请排除某一控方证据，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是警察非法所得，法庭采纳该证据将对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和德国采用后两种模式。美国证据禁止听证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提出动议的被告人经常要承担证明某一证据系属非法证据的责任；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证明责任也会转移给检控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申请排除不同种类证据的证明责任分担和转移规则。[9]而作为一项原则，被告人申请排除证据，必须首先证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即其自身的宪法权利受到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的侵犯。这也是一种初步证明责任。在德国，一般也是先由辩护方承担使法官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初步证明责任，然后由控诉方对此可能的排除加以最终证明。[10]

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第三种模式，无论被害人还是被告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由申请方承担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初步证明责任，即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证明他具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资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该项权利被滥用，当事人无根据地行使诉讼申请权，以至于造成诉讼的不合理拖延。法庭经过审查，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由检察机关或被告人、辩护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最终证明责任。

（二） 证明标准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所承担的初步证明责任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责任，既不同于被害人证明自己提出不同于公诉的诉讼主张而承担的实体性证明责任，也不同于检察机关为了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承担的程序性证明责任，更不同于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实体性证明责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证明标准的差异。由于这种初步证明责任主要用来解决被害人的申请资格问题，同时为了保障被害人人权，因此，其证明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否则，许多被害人遭受非法取证行为侵害后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可能被排除出该项权利之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只要被害人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材料，能使法官产生疑问，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从而说服法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即达到“表面上成立”即可，而非要求被害人必须提供某一具体种类的证据。否则，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剥夺被害人申请权的合法依据，甚至成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庇护以阻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工具。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检察机关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与该法第195条规定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实体性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如果他们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法官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该证据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程序性证明标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有利于加大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制裁，从而更加全面地保护被害人人权。该规定与英国做法一致。⑥但是，笔者认为，立法要求检察机关对所有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规范尚不完善、全国各地侦查机关人员素质与侦查水平参差不齐等不协调，可能导致诉讼成本的提高和更多非法取证手段的使用，不利于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美国，一般情况下，提出证据禁止动议的被告人如果需要承担证明责任，这种证明最多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而在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场合下，其证明标准一般也是“优势证据”，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仅需要达到“清楚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程度即可，无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标准。⑦我国有学者认为，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只要达到“较大证据优势”即可，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程度要求过高，不太现实。[11] 笔者主张区别对待，对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如果属于侦查机关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强制性排除”的情形，检察机关对其收集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较大证据优势”或“盖然性优势”的程度；而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即“自由裁量的排除”的情形，检察机关证明只要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因为“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所针对的违法取证行为并没有侵犯重大的利益，一般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证明责任的确定上应当与“强制性的排除”有所区别。而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的是辩护证据，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也仅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以区别于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三） 证据规则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与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为了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因此，通常具有较为简易的程序模式，一般适用自由证明的理念，有自己独立的证据规则，而不能适用实体性裁判的严格证明机制和证据规则。这种证据规则除了前面谈到的特殊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外，还包括有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等。对于后者，我国法律至今缺乏规范。有学者提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一体化”的观点，认为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原则上，只要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或相关性上没有异议，法庭就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也可以因此承认其证据能力。在程序性裁判的证据运用上，即使在取证手段、取证主体或者调查方式上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瑕疵，只要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法庭都可以采纳。[12]这种观点总结了英美等国程序性裁判证明的共同做法，比较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便于当事人申请和法院更多地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允许检

察机关提交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盖章并且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作为证明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据，就是一个例证。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包括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在内的程序性裁判实行自由证明机制，立法就不应该对法官探知证据信息所使用的证明方法及其调查程序做出较多限制，也不应再援引严格证明机制中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概念来规范证据准入与采信，而应当赋予法官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换言之，在程序性事实证明中，法官原则上可以使用所有可能取得的证据材料来探求证据信息，并且只要形成“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即“表面上成立”的心证即可，不受直接、言词、公开审理等证据法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限制。对于特定诉讼要件是否存在，法官是否已有足够的心证，也应当赋予他们合乎义务的自由裁量确定。在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事实证明中，被害人、证人基于猜测、假设、传闻所做的陈述、证人不能指出其信息来源的证言，以及被害人、被告人、证人的品格证据等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只要法官认为真实、可靠，能帮助其形成正确心证，原则上也可以采纳作为证据。

四、结语

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刑事诉讼中起辅助作用的控诉方当事人，与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但如果被害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又属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就可能导致整个控诉失败，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网，因而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笔者建议立法在庭前会议中增设专门的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该裁定提供救济。另外，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活动，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权。这样，既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利的实现和处理程序的正当性，又可以有效克服此类申请可能产生的局限性，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注释：

① 该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②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95条第（四）项和第397条第（一）项。

③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起草过程中，理论界就被害人是否有权申请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存在争议。起草者认为，被告人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相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告人与审判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的审查偏离重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更为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暂时没有赋予被害人申请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的权利。他们认为，如果在取证过程中，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害人可以通过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获得救济。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④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规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私人非法取证行为，也没有明确派生证据，即“毒树之果”问题。本文主要研究被害人申请排除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诉证据，包括《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逼迫被害人提供的“虚假陈述”等辩护证据。

⑤ 关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详细介绍，参见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137页。

⑥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凡是对被告人采取“压迫”的手段所取得的供述一律无效，除非检察官能够向法庭证明它不是以“压迫”方式取得的，而这种证明的标准也是排除合理怀疑，与有罪证明标准一致。

⑦ See Lego v. Twomey， 404 U. S. 477（1972）.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W・斯特龙. 麦考密克论证据（第五版）[M]. 汤维建等，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 陈瑞华. 比较刑事诉讼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 [德]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 岳礼玲， 温小洁，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87?200.

[4] 兰跃军. 刑事被害人作证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64?66.

[5] 高林芳.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分析及改进[EB/OL]. 光明网， 2013-04-02.

[6] Stephen A. Saltzburg， Daniel J. Capra.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ary Sixth edition [M]. Washingt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7： 454?456.

[7] Stuntz.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M]. Harv. J. L. and Pub. Pol. 1997（20）： 443.

[8] 兰跃军.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270?284.

[9] Joel Samaba. Criminal Procedure [M]. New York：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585?590.

[10] Mireille Delmas-Marty， Spencer J R.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02?605.

篇9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6-0082-06

一、美国现行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美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从横向上可分为成文法与非成文法两类：成文法主要包括宪法和法规，非成文法是指判例法；从纵向上可分为联邦、州、学区等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同渊源和形式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根据美国各种法律等级效力的不同，与美国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五种类别。

第一，法律效力最高的联邦宪法。美国宪法中没有具体谈到教育问题，但宪法“第十修正案”的“保留条款”明确指出：“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因此，美国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各州的责任，致使美国50个州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系统，确立了分权的教育模式。但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税收政策等对各州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合理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第二，各州制定的州宪法。现今，美国所有的州都制定了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有些州宪法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州教育委员会。各州的教育法一般收录在各州的《学校法典》中，所包括的范围大致有：公立的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特殊儿童的教育、广泛的中学后的技术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社区服务活动等。州的法律一般也涵盖学院和大学教育系统。

第三，立法机构制定的相关法规。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其效力高于州宪法并对全国适用。州法规不能与联邦法律相抵触，也不能违背州宪法，其表现形式或是专门的教育法典，或是州宪法的一部分。近年来，美国国会加大了对教育的管理力度，制定了一些对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法规，如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法案等，其中大部分法律都是通过控制拨付联邦经费的方式对州教育施加压力。

第四，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如美国教育部、州教育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如1982年颁布的《美国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政府重点资助有关全局的、福利性的、紧急的培训，但对培训机构的具体运作则很少干预。

第五，由法院通过的判例法。判例法是一种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法律，但不能与成文法相抵触。判例法一般由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可作为后续案件判决的依据，或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给予权威解释，这是美国法律的重要来源。判例法一般不涉及学术、课程等方面的实体内容，只涉及学生和教师的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手续等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判例法的作用和地位等同于甚至超过成文法。

美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众多，既有由国会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法律、由各州立法机关和公共机关颁布的州宪法和法律法规，又有由法院产生的判例法。这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美国完整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有关教师的相关法律

美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教师法，但是在大部分的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教师资格认证、聘任、工资及教师培训与教育等具体内容，有力地保证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

完善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教师质量的重要保证。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始于1825年，至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各州情况不同，但各州法律对申请初任教师资格的规定大致相似，如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等等。在第二阶段合格师资认证方面，各州特别重视教学资历，一般必须具有2～3年的教学资历才能参加第二次认证。另外，为保证教师更好地适应教育的发展，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永久性的教师资格证书，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地推进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5月，全美教师资格审定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推行统一的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不仅为教师在各州、各校之间的流动扫除了障碍，使教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成为可能，而且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全美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能。

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并且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在美国，95%以上的学区实行单一教师工资体制，即中小学教师不分男女、种族，统一根据受教育程度和教龄确定工资标准并发放工资。教师工资晋升的依据是教师的学历和在职进修情况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另外，随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州和学区也开始以教师的能力、职务、教学绩效等为标准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聘任工作主要由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应聘者必须向学区递交申请书及相应的书面材料，经考核合格后，由选拔委员会向学区委员会推荐，并由学区委员会集体决定是否聘任，并签订聘约。同时，在各州法律中对教师的保护也有规定，除非教师触犯州的解约条款，否则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得随意解聘或不续聘教师。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对提高教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法规中对教师解约条款进行具体阐述，不仅有利于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法律地位。

关于教师培训，美国较早就在法律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如1917年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联邦政府和州分别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等事宜，并为职业教育和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供资金和培训”。此法案的颁布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

教师教育是提高教师质量的必然途径。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师教育的开端。1965年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旨在提高教学质量，专项拨款给学区，支持学区自己开展教师继续教育，使得学区教师专业发展在历史上首次摆脱高等教育机构的帮助。1992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五款涉及教师教育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更多地关注教师培养方案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鼓励和资助各州、公立学校、其他后中等教育机构雇用、培训教师，并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降低了从事其他职业工作的人进入教育领域的难度，为职业教育的师资来源拓宽了渠道。

（二）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相关法律

进入19世纪后，美国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发展起来。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明确提出：在重视文化科学的中学兼设职业性学科的称为综合中学，仅设职业学科的工科中学、家政中学、商业中学和农业中学称为职业中学。综合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兴起促进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综合中学现在仍然是美国进行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南北战争之后。186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多少分配给各州以国有土地，各州应当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收入，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的学院，并且每年必须向内政部长及其他同类学院书面报告发展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此法案开创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职业教育的先河，也开始了联邦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指导和控制职业教育的历史。之后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如1906年的《亚当斯法案》、1914年的《农业扩张法案》、1936年的《乔治―迪恩法案》、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的《学校与就业机会法》及各州的法律法规等都保障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在职业学校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定合理的办学目标和理念，确立一定的培养目标，既是推动职业学校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有关教育投入的相关法律

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基本上都涉及经费资助问题，并且都以大量的篇幅规定资助的项目及拨付经费的多少，以及如何分配、申请、使用、监督等内容。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建立起联邦政府拨款资助职业教育的制度，在以后的每次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联邦政府拨款的数额日益增加，资助范围日益扩大。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中学设立职业教育课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为中等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体制提供财政基础。1940年颁布的《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用1亿美元的专款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训。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强调联邦政府要提供1 500万美元的年度拨款。政府明确规定拨款的用途，同时合理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68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修正案》对拨款的用途从教研培训、残疾人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销售、家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等10个具体方面按财政年度逐一进行了详细规定。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逐渐加大了财政投资力度，如1991年通过了《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每年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总额达16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法律法规政策通过财政拨款，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如2006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关于预留及州拨款的规定，要求州教育部长对于每个财政年所拨款项应该预留0.13%用于资助边远地区，预留1.50%用于印第安土著人的职业教育项目。

美国不仅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比重，而且在一系列法案中明确规定了投资的主体、方向与目的。另外设立了监管部门，保证资金的落实，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起着引导、支持、鼓励和保障的作用。

（四）有关就业的政策法律法规

美国注重建立职业教育与就业的联系。1994年12月颁布的《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发展规划》要求“每个州创建一种全面的学校与就业机会相联系的体系”。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其宗旨是使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该法鼓励学校在提供学术教育的同时，教给学生具体的工作技能。规定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以及实地工作指导等，学校和企业必须一起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加强就业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沟通。

通过建立就业与学校教育的联系，能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满足岗位需求、适应职业需要的高素质操作技能型人才。

（五）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美国较早就重视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1937年颁布的《国家学徒训练法》就开始注重促进劳资双方与州政府的合作，建立学徒训练制度。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开展工读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该法案规定要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资助，并且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该法案的颁布促进了政、企、校三方的合作，通过财政拨款推动了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另外，197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八条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从此，联邦政府对合作教育的资助有了独立的法律条文，进一步保障了校企合作。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职业训练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此法有助于扩大校企合作的对象，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生源，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技术能力。

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旨在为低收入、无业和没有技术而又面临严重就业困难的青年和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培训，其实施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有企业共同支持、发展和管理。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政府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通过下放权力，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在联邦政府协调指导、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又能调动企业培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培养适合职业岗位的技术工人。

在众多职业教育法规的保证下，企业把职业教育作为“企业行为”看待，企业内有相应的生产岗位供学生生产实践，有规范的培训车间供学生教学实践，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充足的培训经费，更有合格的培训教师和带教师傅。美国通过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断扩大企业在职业教育及培训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而且可以通过工学结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岗位需求的操作技能型人才。

（六）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法律法规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调查，每年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万人接受职业教育。美国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进行职业教育是必须和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美国扩大职业教育对象，实现职业教育的全民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890年，联邦政府颁布实施了《莫雷尔第二法案》，专门加强了对招收黑人学生的赠地学院的支持。这部法案明确规定，拒绝向任何存在种族和肤色歧视的学校提供资金援助。此举不仅保证了不同种族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44年颁布的《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退伍士兵提供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免费教育或技术训练的机会（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4年），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具和生活补贴，使更多退伍军人能接受职业教育。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规定为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不能胜任职业工作的当地居民开办职业技术训练课程；为适应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国防建设领域所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通过为当地居民和企业员工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接受特定的职业技术训练，还要使职业教育的对象从在校学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满足他们在工作以后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

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则打开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取消了对接受补助学生的年龄限制，扩大了联邦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尤其增加了对残障人士、单亲父母、学习困难者及受刑罚人的补助，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第一次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所有的人。

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实现职业教育大众化、人人化目标的过程，而且对象不只局限于毕业生，还涉及再就业的产业工人和退伍军人等有着职业经验的人群，生源的多样化势必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并推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七）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协作的法律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协作，是培养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于一体的高素质型人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自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颁布的职业教育系列法案，将职业训练纳入正规教育的规定，使学生能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适应现代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也相应地产生，即教育与实际脱节，妨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联系沟通，也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上世纪70年代的“生计教育”改革就是针对此问题的重要变革。1974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并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改革与立法所强调的重点；1988年颁布的《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化教育、训练法》强调职业教育训练与基础教育的一体化；1990年颁布的《卡尔―伯金斯法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整合，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的一体化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是今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能满足企业和岗位需求的人才的必然要求。

（八）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

美国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法律法规，对职业培训、标准、资格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并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为职业资格管理创造了条件。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提出了新世纪国家六项教育目标，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其职能就是推动技能标准、职业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

美国对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是由政府和专业工程师协会共同承担的。对职业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考试等均由政府负责；专业工程师协会只负责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拟定、专业课程评估等工作，并对专业工程师的技能进行监督，专业工程师出现质量事故，由协会查实并告知所在州政府，建议吊销或中止该专业工程师的职业资格。通过政府和专业工程协会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共同管理，既规范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又保证了证书认可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九）职业教育的法制监督方面

美国也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监督机制，并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在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中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各种顾问委员会，对职业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保证了各项职业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美国对职业教育的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教育利益集团参与监督法规制定和执行；二是由法院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实行监督和调节。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也对职业教育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

二、对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重视立法的作用，通过联邦宪法、州宪法，联邦法规、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制定的规章及判例法，以五个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保障职业教育的质量，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能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而且能更快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并能及时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我国立法主体单一，法律建设进程较为缓慢，缺乏单行法律，并且各省在落实《职业教育法》时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应实现立法主体多元化，健全和完善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层次分明、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通过法制建设，加强各省颁布的法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教育投入规定的具体性

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的过程中，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投资金额，而且通过具体投资比重，合理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如1984年颁布的《伯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要求“预留3.5%的资金用于促进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以及8.5%的资金为单亲家长和失业的主妇提供帮助”。此法案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和全民性。另外，美国的法律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投资主体，即除了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外，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培训费用。而我国教育投入金额虽然也有明确规定，但落实情况不是非常理想；在投资比重的分配上，缺乏明确的规定，导向性不强。另外，虽然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投资中的责任，但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因此，我国在各项政策法规中，应明确投资比重，引导职业教育有序发展，制定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惩罚措施。

（三）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

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包括完备的监督制度，美国在职业教育立法过程中，也特别注重监督制度的完善，在各项法律法规中，要求成立监督机关，并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如《史密斯―休斯法案》第十六条规定：凡经查明分配给任何一州的拨款未按本法案规定的目的和条件使用时，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可给予扣发。而我国由于缺乏完备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措施，导致虽然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执法制度和较健全的执法机构，但整体的执行效果并不佳。我国应建立起一个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

（四）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为了保证和吸引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在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如1982年颁布的《职业培训协作法》明确规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成人职业训练课程的制定、修改及实施；1983年颁布的《就业培训法》将职业培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私人企业，联邦只起协调指导和资助作用。对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做出具体规定，不仅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通过企业参与课程设置、职业培训，能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而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中，虽然也有对校企合作的规定，但整体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该在各项法规中明确校企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大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各项法律法规中对职业资格认证有明确的规定。如1990颁布的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和资格鉴定制度。我国也下发了一系列关于职业资格认证等相关法律法规，如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虽然对资格认证的主体、标准等有所规定，但认证主体和评价主体缺乏企业的参与，缺乏具体监察环节的规定和具体的监察机关部门。因此，我国在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时，应扩大认证主体，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职业资格认证的指导性纲领，同时对在行业内部和市场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职业资格认证进行国家性的认可，并在政策上促进用人单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人事聘用、考核、薪酬等结合起来。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提高对进入职业岗位的产业工人的技能要求，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保障认证主体的多元化，并建立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制定具体的资格认证标准，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为禄.高等教育法制的结构与变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5.

[2]陈蔚.美国残障者教育法律体系探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1（2）：93-96.

[3]杜晓利.教师政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4]刘冬梅.发达国家教师法律制度述要[J].教育评论，2002（1）：53-55.

[5]洪明.美国教师质量保障体系历史演进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Gordon，Howard R D.The History and Grow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merica[M].Massachusetts：Allyn &Bacon，1998：73.

[7]张惠梅.我国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性研究[J].科教文汇，2007（2X）：157-158.

[8]陈解放.美国合作教育的实用主义本质及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1（12）：35-36.

[9]崔正昀.美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及其特色[J].教育与职业，1996（12）：31-34.

[10]杨延.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06（9）：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