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2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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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无论是孔子“教会做人”的德育方法,还是陶行知的“教人求真”的德育论,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指导我们的德育工作,展现“学做人”和“做真人”的崭新风貌,致力于培养知行统一的现代德育主体,将会使我们的德育踏上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二、孔子讲“有教无类”,陶行知倡“平民教育”,都强调公平教育
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这一理论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并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本人愿意学习,就可以成为弟子。事实上,他的弟子分布地区广、成分复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至于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之原宪,父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在孔子私学中,弟子品类不齐,除了出生平民的,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还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弟子之中,各色人物都有,但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像他的弟子子贡是学生中最富有的,孔子并不因为他富有而特别优待他,还时常批评他夸夸其谈的毛病。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做到的“教育公平”,激励并要求着今天的教师们也必须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让我们的教育成为真正的全民教育。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也极力推崇教育的公平性。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步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运动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在《民主教育》中又指出:“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积极方面,我们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对人说,无论男、女、老、少、富、阶级、信仰,以地方说,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陶行知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平民教育思想对我们实施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它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个人,更多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孔子和陶行知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他们都认识到:只有平等接受公平的教育,才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
三、孔子是“仁者爱人”,陶行知则“爱满天下”,都强调爱心教育
篇2
1.1显性教育力缺失和偏离
显性教育力,主要指长辈、父母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影响的能力,包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所持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采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方式、交流沟通能力等等。
1.1.1教养方式和方法偏颇
农村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一般呈现两种极端的方式。一种是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所以对于孩子的教养一般采取放养式,任由孩子自然发展,不注重对孩子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而另一种主流的教育方式便是“棍棒教育”。农村家长普遍认同不打不成才。在家庭生活中,只要子女出现过失或错误,家长不懂得如何理解孩子的错误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而较为普遍地采用打骂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家庭教育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力,反而产生了偏离,形成教育的负作用力。
1.1.2交流沟通力低下
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之多,对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来说,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不能经常陪在孩子身边,直接导致这类家庭亲子沟通的减少,客观上使家长的沟通力的发挥受到限制,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对于流动儿童或随迁儿童而言,尽管他们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父母几乎是从早到晚在外工作,工作量大,生活压力大,回到家里几乎没精力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而且大部分父母缺乏与孩子的沟通技巧与能力。
1.2隐性教育力的缺失
1.2.1身教的影响力缺失
天才儿童卡尔•威特的父亲曾说过:“孩子是父母的翻版”。家长应该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为孩子树立榜样,身教重于言教,孩子的素质就是反应父母素质的一面镜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大都没能意识到身教的重要性,忽略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不少农村父母在孩子面前有酗酒、赌博、不务正业等不良的行为习惯,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严重的还会导致父母身上的缺点在孩子身上得到继承和放大,从而导致子女走上歧途。
1.2.2梦想力缺失
一个精神世界强大的人,会敢于做梦,敢于接受挑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农村家长个人的思想相对闭塞,大多数农村家长普遍认为自己没有文化、读书少,这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永远都走不出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机会摆脱这种命运。农村父母大多丧失了做梦的能力,不敢去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对于他们而言也许就是天方夜谭。作为父母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没有去追逐梦想的能力,安于现状选择听从命运的安排,那孩子又何来勇气与激情去大胆做梦,为了梦想去拼搏、努力奋斗呢?
1.2.3学习力缺失
当今社会强调的是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社会在迅速地发展,要想适应社会的发展,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那就必须将上进心和学习转化成一种本能。农村父母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去丰富自己的闲暇生活,甚至有很多家长沉溺于赌博中,不愿意也完全没有意识去学习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久之,学习力便会越来越低下。
1.3物质环境推动力缺失
人是环境的产物,影响家庭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的物质文化环境。农村家庭里的图书量少得可怜,几乎是空白的,其他的文化摆设,例如字画、文房四宝等这些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家长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物质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力。很多农村家庭经济富裕,但家里一片狼藉,更谈不上文化氛围。自然而然,家庭物质环境对儿童成长的推动力就显得非常苍白。
2农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归因分析
2.1农村生活传统中教育意识和观念的先天性不足
家长的教育意识和观念是形成家庭教育力的前提性因素。受经济、文化、环境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农村大多数父母家庭教育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和教育所负有的不可替代的责任,父母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养大,把孩子“教育成人”自然就是学校和老师的事,因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家庭教育出现一种“养教失衡”的状态。这直接导致父母先天性缺失对孩子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能力。
2.2农村家长受教育水平较低
通常来说,家长的文化素养与家庭教育质量是成正比的。家长的文化素养越高,掌握的科学教育理念与知识就越多,更加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就越有利于帮助家长选择正确、合理、科学的教育方法,教育能力就越强。这也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子女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农村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自身文化素质有限,缺乏基本的教育知识和文化知识,没有能力很好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没有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家庭教育力的缺失。
2.3农村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落后。在大多数农村家庭里,家长必须为生计和改善家庭条件而奔波,根本没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子女,家庭教育力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父母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相关的教育书籍开展自我学习或者参加家长培训班来提升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教育力。也没有多余的金钱来给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家长不能给子女购买必要的课外书籍来满足孩子对课外知识的需求与渴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
2.4农村家庭结构不利于教育力发挥
在农村,大多数都是以大家庭的模式生活,例如同宗家庭、主干家庭等。在这些大家庭里,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活动的时候,由于祖父母过于疼爱孩子,直接导致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教育力受阻。同时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很多进城务工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子女的祖父母、其他亲戚,或者父母单方一个人来抚育,甚至有些把子女单独留在农村,这都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的改变。在这些特殊家庭里,直接限制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力。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教育主体缺失,也有些祖父母教育力匮乏,对孩子没有基本的管教能力。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力的缺失是农村家庭教育中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2.5社会转型导致农村家庭教育力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长的观念也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父母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产生的教育影响力会有不同的效果与作用。父母观念、观点不一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就会出现父母双方教育力相互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双方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力不仅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同的教育力会相互抵消,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不了积极的作用,相反有的孩子会在两种相对的教育力的作用下,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迷失自我。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不同地位群体之间通过长期的权力关系,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形成了特定的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原则。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分层也出现多元化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机会也不同。农村家长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处于社会底层,因而他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与机会都比较少,缺少足够的资源与机会来提升自身的教育力。
2.6农村社区文化的稀缺
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相对狭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对农村社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无法给孩子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农村家长由于农村枯燥、单一的文化环境,其娱乐方式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农村家长的娱乐方式主要就是看电视、打牌,那么他们的子女受其父母的影响,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有些家长喜欢打牌,其子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迷恋上赌博,同时由于父母喜欢打牌,无暇顾及孩子,孩子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甚至为了不让孩子影响自己打牌,就让孩子没有节制地看电视、玩手机或者上网。
3提升农村家庭教育力的策略
改善农村家庭教育力缺失的现状,首先得提升农村家长的教育能力与素质,也需要改善农村环境,为农村家庭教育力的提高提供保障和支持,从而真正地提升农村家庭教育力,为农村孩子创造能够全面、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大环境。
3.1提升家长素质,更新教育观念
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学习型社会。农村家长由于先天与后天的双重不足,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习新的文化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与文化涵养。家长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思想观念和教育观念都会得到改进。家长只有树立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方法,有意识地去培养教育孩子,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力缺失的现状,为子女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子女各方面健康发展。
3.2学校加强指导,增进家校联系
孩子的教育只有学校与家庭良好合作,才能发挥最佳的教育效果。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让家长了解到学校教育的内容与责任,并向家长宣传当前最新的教育理念,给家长提供教育孩子的技巧和方法。学校和老师应定期和家长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让家长随时了解子女的在校情况,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共同解决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而家长也可以及时向学校和老师沟通交流孩子在家的日常表现,遇到孩子教育上的问题,可以和学校、老师共同探讨。通过家校合作,让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力的重要性,并在学校的指导帮助下提高家庭教育力。
3.3加大农村资源投入,增强物质推动力
政府应当进一步落实各种惠农政策,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环境,加大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级政府要为农村的家庭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弥补农村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外在环境、物质推动力的不足。当地政府可在农村建设小型图书馆,满足孩子对课外书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轻农村父母在这方面的经济负担。另外,农村不像城市里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可供父母选择,因此当地政府可以和学校共同开办各类免费兴趣班,满足孩子的全面发展,同时弥补父母在这方面教育能力的不足。
3.4优化农村家庭教育的外部文化氛围
篇3
1.1经济方面: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投入主体重心上移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步伐,已经成为超过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在全国公共教育支出的比重还是过低,并且存在投入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坚持合理的义务教育资金配置原则,是解决城乡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首要方式。所以现阶段亟须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需要建立科学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完善的财政资金审批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应分担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承担更大的比例,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主体。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过度依赖乡镇财政,而地方财政又不能投入充足的经费。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将投入主体重心上移。
1.2政策条件:待遇同城化,促进城区教师流向农村相比于前2个方面,农村教师的队伍建设也是解决城乡间教育公平应该注重的问题,从现实来讲,农村教师的待遇、生活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都远远落后城市教师,导致优秀教师向城镇或其他省市的发达地区流动,向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的学校流动。此外,一些边远地区还存在低薪聘请代课老师的现象,目前,全国还有20多万名代课教师,他们中绝大多数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在编教师,有的甚至不足在编教师工资的一半。所以农村地区经常完不成招聘计划,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还有有的地方因为财政困难“有编不补”,导致了偏远山区面临着“后继无师”的困境。师资队伍的建设关系到农村教育事业和经济的发展,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提高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扩充农村教师队伍,需要靠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编制问题的解决。政府应该尽快制定科学的政策,增加农村教师的收入,从财政中拿出更多资金补助农村教师,彻底来个倾斜,收入高的跟城区拉开距离,翻上一番也未尝不可,同时建立城乡一致的教师编制。只有缩小了城乡学校条件差异造成的收入和地位鸿沟,才能形成双向教师交流机制,并从根本上达到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出台“一校两区”的政策,将农村的学校并入市区的名校,成为一个校区,并将名校和农村学校进行捆绑式考核。“一校两区”可以减少教师流动阻力,因为教师没有身份区别,只有岗位区别。捆绑之下的两个学校能够统一人、财、物的资源,并有校长统一安排。教师、教学资源和教育理念自然会输入农村。例如:成都的发展模式就遵循了这种“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城乡一体”的发展战略,是兼顾时间、空间、内容3个方面的实践发展模式。
1.3社会方面: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就是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在我国,应让各级财政部门设立困难家庭子女读书救助专项资金,加大城乡对口支援力度。大胆吸引企业参与农村教育建设,以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建立专项救助基金,吸引社会慈善资金来扶持农村学校的建设。此外,国家和社会应关注处境不利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2结束语
篇4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教育状况是教育政策的结果,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教育政策的问题,是教育政策总体上重效率而轻公平的结果。导致教育政策重效率而轻公平的原因在于教育政策价值重社会价值与工具理性,轻个体价值,忽视价值要求;教育政策目标重公共教育利益,轻个人教育利益,公共教育利益代表性不够;教育政策制定环境重事实环境轻价值环境;教育政策评估重事实标准,忽视价值标准。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将不再是两难的抉择。近来,按照研究内容,大致分为如下三个方面: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原因与对策分析、国家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比较。毫无疑问,以上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理论,但在研究视角上存在缺陷。
一、教育公平的定义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符合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辨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在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民主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我国自古代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包括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教育公平应具有三个层次:
(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即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的实质性公平及教育质量公平、目标层面上的平等。其中,确保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前提和基础,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机会是进一步的要求,也是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相对均等的前提。而通常,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此外,对教育公平的正确认识还包括:教育公平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对性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追求教育效率是统一的这两个方面。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相关但不直接相涉
根据对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内涵的理解,我们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作为衡量教育发展的两种尺度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二者又有其各自独立的内涵和意义。前者决定了教育公平与效率在总的程度上有一定限度的相关,而后者基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互不替代性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决定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不同。
(一)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总体相关性
总体来看,教育公平与效率二者不但没有互斥性,而且还有相互包含的一面,二者都是对方衡量自身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一方面,没有毫无公平的效率、也没有毫无效率的公平,效率不能脱离公平来衡量。在衡量教育制度、政策有无效率时,必须考虑到教育对社会公平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平也不能脱离效率来衡量,在衡量某种教育政策、制度究竟是否公平时。也必须考虑到教育政策对教育的社会效率状况的影响。教育公平本身就隐含有教育效率的意义,教育效率也体现着教育公平的价值,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教育效率的提高既为教育公平准备了物质条件,又为教育公平营造了良好的精神氛围和舆论环境。追求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实践原则,一个国家和社会教育的全面进步必须包括效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教育公平状况的不断改善。这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二者具有的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致性。
(二)教育公平与效率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
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内涵来看,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并不能互相解释,是不可通约的。教育公平与效率是办教育所追求的两个不同的目标。如果把国家和社会办教育所要取得的回报称为教育效用价值的话。那么,由于任何教育效用价值的创造都必须相应地投入或耗费一定数量的教育资源,作为这种投入与产出、耗费与创造的比率,效率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比较效用价值。在可供作为投入和耗费的教育资源给定的情况下,效率的高低决定着教育效用价值的增长速度,即教育效率越高,所产出或创造的教育回报价值就越大、越丰富。教育公平虽不能不包含效率成分,但由于形式方面的独立性,它还包含了效率之外的内涵。教育公平与效率这两种价值原则在涉及范围上具有不对称性。教育公平主要与包括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在内的教育效用价值的分配有关。衡量教育是否公平或能否增进公平,主要看教育制度和教育的发展情况能否导致教育效用价值的合理分配。 教育的公平并不是效率的提高所能自动给予的,教育的高效率仅仅是有助于教育资源的扩大而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三、教育公平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对性
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受限制、完全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它必然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存在,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对教育公平观念的认识程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原始社会的教育公平是一种涉及全体成员的低层次的公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则成为一种特权被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中间,广大劳动人们的子女极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工业社会以来,教育才逐渐走向大众,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识才慢慢经历了从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到结果的公平。因此,教育公平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理念,是人类奋斗的方向与目标。
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往往处于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教育发展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但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研究表明,在教育阶段,这两者的目标是高度重合的。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征和重心是不同的。在发展初期,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保障广大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追求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即对教育品质的追求。因此,在教育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经过高度筛选、分流的教育制度,着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资源配置和教学过程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他们享受平等的教育;同时,又以承认个体差异、发展的不平衡为前提,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另外不同的教育,使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最终保证他们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教育质量。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术界便提出了“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平等,而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每个人的特点的”的观点,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公平是使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并突出学生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个性。
参考文献
[1]石火学.教育政策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05.
[2]蔡秋梅.中国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策略研究.
[3]安晓敏.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
篇5
关键词:布迪厄 文化资本 教育公平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由来已久,而在教育上的反映尤为突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出现贫富差距加大以及教育资源、机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的子弟如梦想仅靠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能和那些出身优越的孩子一样融入让他们神往的上层社会,非常之难。这一现象近年来已开始引起我国教育界人士的关注。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至少有三种不可忽视的资本类型:一是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二是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通过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三是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在社会联系中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它是某种社会地位头衔被制度化的。”
二、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
布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不过,“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
1、身体化形态
“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化(incorporé)”一词有“成为精神与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意,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惯习化”。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也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但是,如果这些知识与修养没有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并最终转化成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流于表面形式,成为一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的临时性知识。正如劳动可以转换成一种物质财富那样,时间同样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可以使文化资本身体化。换言之文化资本的身体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时间消费。如同任何物质财富一样,以这一方式获得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学术市场、社交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社会地位等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
2、客观形态
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形态是客观(objectivé)形态,即物化(object)状态。具体的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biens culturels)。显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分类=卓越化标准。行动者的藏品———书籍、绘画和古董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或者其质量(文化价值)越高,他拥有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就越多。
由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资本,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立刻得到它们。但这一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任何事物如果要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作用,它必然或多或少具备一些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特征。
总之,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的资本。如果行动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不投入到具体的市场(特别是文化生产市场)中去的话,那么是无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
3、制度形态
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无疑是一种将个体层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
文凭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布迪厄指出,学历资本的积累只有通过经济层面的教育投资才能得以实现。学历资格是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典型方式。显然,父母们如果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更好的学校就读,那么就必须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本,而且通常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早效果就越好。
三、文化资本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今天在我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下,面对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因为“文化资本”弱势所导致的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人们开始质疑自己理想中的教育公平。
很多研究表明,从家庭的资本分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教育一直以来是不公平的。李春玲在中国的家庭背景和机构因素对教育的影响研究中指出,家庭资本对个人受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父亲的职业(社会资本),父亲的学历(文化资本)、家庭收入(经济资本)及家庭出身(政治资本)。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文化资本标志的父母学历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有重大影响,并呈上升趋势。最近周序的实证研究也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因家庭文化资本匮乏,导致他们自身文化积累欠缺,只能获得弱势教育。杨云彦等人200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证实,贫困家庭的子女耳濡目染地从卑微的父母、亲戚那里继承的只有贫穷。由于经济资本的拮据,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同时,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父母等对孩子的支持不仅是一种短期行为,而且还急于收益。蒋逸民综合布迪厄和科尔曼的资本理论,讨论了家庭资本因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及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的关系。
以上实证研究都足以说明家庭出身不同的学生所继承的文化资本也不同,其后果必定导致他们在社会场域中人生轨迹上的差异。教育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一个以教育为强国
之本的国度,努力实现全体国民接受更多的优质教育是我们不懈的追求,而社会和谐、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是达到该目标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罗克·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2]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Chris Wilk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Pierre Bourdieu,昭和堂1990年版,第10页。
[3]罗克·华康德:《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选自《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4]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5]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篇6
关键词:多元智能理论;教育过程公平状况;公平的建构
教育公平动态地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人们转向追求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对待和更高的教育质量。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教育起点公平的必然延续,也是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前提。因此,对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进行探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其中所蕴涵的深刻的教育过程的公平理念对我们进一步地探讨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多元智能理论所蕴涵的教育过程的公平理念
1.积极、乐观、平等的学生观
传统智力观认为,人智力有高低之别,从而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造成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因此,学生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能结构,教育应从每个学生不同的智能结构出发,选择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因此,多元智能理论提倡积极、乐观、平等的学生观,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多种智能和自身的优势智能领域,学校里不存在所谓的“差生”,每个学生都是各具智能特点的人才。
2.主张差别性教育
传统智力观认为,可以使用相同的认知标准去衡量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超越这种观点越远,就越能证明每个人的心理都与其他人不同。如果再加上以下两个认识:每个人的心理都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每个人的心理都是人类和社会活动的延伸,就更能证明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于他人的心理。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不相同,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的心理毫无疑问也不一样。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一个体的智能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表现方式,每一个体都具有自己的智能强项和弱项。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使人有理由怀疑,是否应该让所有的人学习相同的课程?即使是同样的课程,是否应该用相同的方法教授所有的学生?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差异,坚持要所有的学生用同样的方法学习相同的内容,就破坏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全部基础。因此,教育方法的确立,就应该反映这个差异。我们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拥有(或者应该拥有)相同的心理智能,而应该努力确保每个人所受的教育都有助于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智能潜力。
3.对学业面临失败儿童的特别关注
多元智能理论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学业面临失败儿童的特别关注。加德纳教授认为,在一些个体的某种智能很突出的同时,另外一些个体却可能存在问题。如果不提供特殊的帮助,后者在需要运用这种智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可能失败。相反,前者成功的机会极大。在儿童教育的早期运用特定的手段干预和强化,可以将大量的儿童提高到前者的水平。他主张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辨认并确定其智能强项的领域(如通过“多彩光谱”项目的评估方法),然后给予他们发挥各自长处的机会。当他们出色地完成一项任务后自然产生的自信心,将会鼓励儿童战胜过去感到恐惧的挑战。有时可以运用强项领域作为弱项领域的“入口”。例如,对于特别具有语言叙述天分的儿童,可以通过他们感到惬意的讲故事方法,将他们引入感到困难的数学、音乐或科学领域的概念。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肯定了个体之间智能的差异,但是他认为这种差异并不表现为好坏、高低、贵贱之间的差异,而是多样化的表现。它充分肯定了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并进而认为教育通过承认差异、适应差异、追求多样性能够让受教育者都有机会获得适合其特点的教育,这种理念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教育过程的公平理念。这为我们更好地探讨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能有效地指导我们教育的实践。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在教育过程中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要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心目中再也不应有所谓的“差生”概念,而只应有各具智能特点的个体。即使那些在学业上表现困难的学生,我们也应善于发现其智能强项,给予他们发挥长处的机会,以培养其自信心,或利用其智能强项的迁移作用来有效地提高其学业水平。
二、学校教育中教育过程公平状况调查
依据多元智能理论,我走进了附近的一所较早进入新课改实验区的实验小学,调查了五、六年级的300名学生,并访谈了有关的教师和班主任。应该说,该校的教学质量较高,教师素质较好,教育过程公平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传统智力理论的影响,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作祟,多数老师对多元智能理论还很陌生或不甚了解,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过程不公平的现象。
我在五、六年级各随机选择两个班级,下发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87份,无效问卷3份。通过访谈及问卷统计结果表明,教育过程明显地存在不公平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地与学生的智能类型相关
成绩居于班级前十名的学生(以下称为学业优秀生)与成绩居于班级后十名左右的学业面临困难的学生(以下称为学业困难生)在智能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被调查的50名学业优秀者中,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皆突出的有27名学生,占54%;其中一项突出的有20名学生,占40%。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37名学业困难生中,语言智能和逻辑智能皆突出的学生一个没有,其中之一突出的也只有7人,占19%。但是在这些学业困难生中,都有各自的智能强项,如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等。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分重视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而忽视了其他智能,从而考试测试的重点也是语言和数学逻辑智能。这不禁使人想起“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中由于兔子的懒惰,乌龟坚持不懈而取胜。童话本意在于赞扬坚持不懈的良好品质,这本无可非议;但从另一角度看,拿兔子的长处和乌龟的短处进行比赛,却实在是不公平的。假使龟兔比赛耐压或游泳,恐怕兔子就要甘拜下风而高傲不起来了。
2.在课堂提问方面的不公平
在50名学业优秀生中,语文课上每周被提问次数在六次以上者达37人,数学课上达35人。学业优秀生在课堂上经常被提问的人数占该群体的比例高达72%。而在37名学业困难生中,语文课上每周被提问次数在六次以上者仅6人,数学课上也只有9人,学业困难生在课堂上经常被提问的人数占所在群体的比例为20%。
不少教师为了保证教学效率,在课堂中普遍习惯于较多地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回答教师的提问,除了用于警告与惩罚的目的之外,很少让成绩差的学生回答问题。对此,人们一般都不以为然。但现在看来,教师的这种做法从轻处说是对学生的课堂参与机会分配不公;从重处看则是学生的两极分化得以不断产生与扩大的教育根源。
据研究,在课堂提问的内容方面,教师对不同的学生也给予不同的问题。教师较倾向于让学业失败者回答“判断性”、“描述性”等较为简单的问题,而倾向于让学业成功者回答具有“论证性”的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提问的方式上,教师常常鼓励高期望学生积极地回答问题,对这些学生提问的次数也多,在提问较难的问题时,会给这些学生较多的时间,并且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回答;而对低期望学生,则常常表现出不耐烦。对学业成功者教师采用言语正反馈的方式显著高于学业困难生。
3.对学生的期望程度方面的不公平
在50名学业优秀生中,老师的期望很高的33人,期望高的11人,一般的6人,没有期望偏低的情况。可以看出,老师对这50名学业优秀生期望高或很高的达44人,占88%,一般的占12%。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37名学业困难生中,老师的期望很高的7人,期望高的11人,一般的16人,另外3人期望偏低。老师对这37名学业困难生期望高或很高的有18人,占48.6%,一般的占43.2%,期望低的占8.2%。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对知识进行分配,而且还对学习知识的人——学生进行标定。教师对自己所接任的班级的学生,通常会加以分类,然后贴上一定的标签,诸如讨喜欢的学生和不讨喜欢的学生,男生与女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与劳工阶层家庭出身的学生,聪明的学生与愚笨的学生,等等。在教师的心目中,哪些学生有能力掌握哪部分知识,哪些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知识,哪些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并考取大学,哪些学生只能勉强毕业,常常是早就标定好了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其知识标定的呢?主要是通过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来实现的。关于教师期望的机理,最初是由罗森塔尔(Rosenthal.R.)和雅各布森(Jacobson.L.)的研究所证实的。他们用实证材料表明,学生在校的学习成就不仅受其自身能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教师期望的影响。换句话说,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好坏,是教师贴标签的结果。
另外,在坐位安排方面,学业优秀生大多被安排在中间或靠前的坐位上,得到老师注意的机会自然就多;而学业困难生大多被安排在后面或两边,很少能得到老师的注意,实际上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在上讲台板演方面,学业优秀生获得的次数明显多于学业困难生。
从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学业优秀生所获得的课堂资源显著高于那些学业困难生。可以预言的是,那些学业优秀生很有可能在以后的学业中获得成功,而那些学业困难生,如果不能运用特定的手段进行干预的话,将极有可能在学业上面临失败。
三、教育过程公平的建构
如何来构建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呢?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课程观、教学观、评价观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1.多样化的课程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保障
每一个体的智能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表现方式,每一个体都具有自己的智能强项和弱项。个体之间智能的多样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多样化的课程,而不应再让所有的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每个学生学习的课程应该根据各自的智能差异而有所不同,使课程尽可能地呈现出多样性。我们未来的学校可以设置“学生课程人”(student-curriculum
broker)这一角色。他们和学生、家长、教师、评估专家一起参与智能的发现和推荐。课程人根据最近评估而得到的智能分析结果,向学生提出选修什么课程的建议。在统一安排课程的情况下,则向学生提出怎样才能学好有关内容的建议。
2.“通过多元智能而教”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核心
既然每一个体的智能状况各不相同,就没有理由坚持让所有的学生以相同的方法来学习同样的内容。“通过多元智能而教”要求我们的教师通过调动不同智能活动在教学中的各自作用,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进行差异教学,从而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其智能特点的教育。教育方法的确立,就应该反映学生个体的差异。我们应该努力确保每个人所受的教育,都有助于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智能潜力。在课程的教学中,有关内容可用多种方式展现,都有多个“切入点”。如历史课可用语言、逻辑、空间或个人理解的模式来教学,几何课也可用空间、逻辑、语言或数学等方面的能力来实施教学。有了多种多样的切入点,至少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某一个学生。
3.情景化的评价观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关键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评价观与传统的评价观有显著的不同,在评价的手段上,摒弃了传统的纸笔测验的方法,而采取“智能展示”的评估手段。如可让一个个体展示体育动作来评估其身体运动智能,可通过观察个体如何处理与售货员的争执来评估其人际关系智能等。在评价的目的上,传统的智力测验严重地偏向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而且把测得的结果作为鉴别儿童的唯一指数。智商高于140的称为天才,而低于70的则定为弱智儿。在学校中,这些弱智儿总是被标上“差生”的标签,甚至被弃入“冷宫”。这些学生享受不到本应享有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评价是面向学生的所有智能,评价的结果只被看作学生智能的部分表现,不把它作为其智能的唯一指数,也不与其他学生相比较并排序。只将学生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加以比较,并向其提出未来学习方向的建议。对于智能缺陷的评估,可以预测学习者将要面临的困难,并提出通过另外的途径达到教育目标的建议。如通过空间关系学习数学,通过语言技能学习音乐等。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评价通过“智能展示”的方法,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进行,这种情景化的评价使教学和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评价更有效地融入日常教学之中。正如加德纳所言,评价原本就是教学里的一环,评价应该成为自然学习情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额外的时间里外加进来的。我们应该让评价在自然参与的学习情景中发生,这样的教学和评价必然是学生乐于参与并受到欢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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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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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辉 陈 宇 林艳娇 《浅谈电子一体化课程的教学组织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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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奕 《技工院校液压传动课程的教学探讨》
篇8
续梅是在教育部今日举行的2010年第8次新闻会作出如上表述的。
续梅称,关于博士生论文的抽检这项工作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能够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续梅表示,今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教育规划纲要,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今年还会进一步地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
篇9
笔者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搜索发现,在2003-2013年间有关高度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文献共约12000余篇。其中2006年和2012年为高峰期。从2005年的700余篇猛然增至2006年的1260余篇,2012年达到最高,发表的相关文献有1700余篇。
一、近十年内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的回顾
通过对近十年相关文献的对比分析,发现各学者对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观点。
一是对立说。这种意见强调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教育发展过程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二者非此即彼,必须选择其一而优先发展。如有人说,“强调公平,效率必定在一定程度受到限制,甚至产生低效率。同时,若强调追求高效率的发展,必然以公平的缺失为代价。二者不能兼得与统一,我国目前主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效率,公平性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益有着重大的影响,公平问题就成了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
二是统一说。这种观点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此消彼长的两难问题,二者从本质上讲是完全统一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共同存在、互为基础,提高效率是保证高等教育公平必不可少的条件,追求高等教育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如学者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两者若协调得当,相得益彰,可以双赢;若处理失当,矛盾激化,可能两败。[3]
三是兼顾说或对立统一说。主张此观点的人数居多并受到广泛认同。这一观点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融合,认为公平与效率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一面。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效率二者兼顾发展,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或为追求效率而置公平于不顾,都不足取。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分立说。高等教育效率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两者是独立的。追求公平并不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也并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如彭泽平认为,“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相关范畴而不是相对范畴,二者是一种弱相关的关系,其中任何一方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提高或者受到抑制。教育公平与效率是衡量教育的两个重要尺度和教育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各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不同的制约因素,各自具有其独立的价值。”[4]
另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并重说。如褚宏启认为,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主次关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两个相互联系、同等重要的教育目标。现代教育应该坚持“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并重”的原则。[5]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由以上的几种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众说纷纭。其实,追求绝对的效率与绝对的公平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设法寻找使公平和效率都有所提高的途径,重新审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教育公平不等于教育平等
对立说中将教育公平等同于教育平等,这就涉及到教育公平的概念问题。明确教育公平的内涵对于推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公平的含义众说纷纭,存在问题颇多,在探讨教育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平等就是公平,用“平等”概念取代“公平”概念。“公平”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不能将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混为一谈。教育公平不一定教育平等或教育机会均等,有时教育“不平等”或教育机会“不均等”并不一定不公平。因为教育如果符合某种“理”或“规则”,虽不平等或不均等但仍可认为是公平的。[6]教育公平不是教育的绝对平均主义,公平和效益应该是对立统一的。
2.教育效率不能仅仅理解为教育的经济效率
“效率”原本为经济学名词,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教育效率也就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教育效率不等于经济效率,因为教育作为特殊的产业部门,其效率有些可以直接检测,而有些则不尽然。教育的投入不光包括经济的投入,也包括精神的投入,相应的,教育的产出也包括经济的产出和精神的产出。因此,教育效率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看,应包括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而精神效率是难以拿数字来衡量的。
因此在分析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除了明确教育的经济效率外还需要认识到潜在的精神效率,否则很容易将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简单化。
篇10
一、重视指导青年教师工作,重点提高“师傅”的能力水平
指导青年教师工作是中、高级教师的任职条件之一,需要呈报相关支撑材料。实事求是地说,有相当比例的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教师因方方面面的原因,指导青年教师的材料很是单薄,能力也不敢恭维。为此,学校不妨将培养重点转向本年度参加中、高级职评的摸底教师,重点提高他们指导青年教师的能力和水平。
怎样操作?要明确牵头部门,与相关部门联动,印制《指导教师手册》(包含职责、聘书、计划、活动记载、检查评估、指导成效、工作总结等册页),举办师徒结对仪式,期中检查,期末评估,注重实效,让《指导教师手册》成为评委权衡参评教师的鲜活材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凸显过程管理,将此作为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有力抓手。
在实施绩效工资的背景下,启动经济杠杆给予指导教师适当的津贴未尝不可,充分体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即便单凭行政手段推进也不会有难度,因为提升参加职评教师的指导能力和水平,利己、利他,也有利于学校的持续发展,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二、问卷调查课堂教学满意度,恰当发挥其“指挥棒”作用
有人说,名医一把刀,名角一台戏,名师一堂课。可见,教师的功力应该彰显在课堂上,教师的价值应当体现在课堂里。江苏省、市、区(县)各级职评文件对学生评教(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的要求,几乎是一年一个新台阶,满意度要求从无到有,从80%提档到85%。顶层制度设计已体现刚性要求。职评《申报表》还新增了任现职以来“课堂教学满意度”栏目,并要求将近三学年度的满意度对应地填写到过去不被看重的教师《业务考核表》相关栏目,将职评文件具体化为评委评判的工作环节和要点,可谓用心良苦。
课堂教学满意度从何而来?通常的做法是学校,成立满意度测评工作小组,在学期期中、期末各组织一次,问卷调查项目删繁就简,测评后迅速统计、汇总、分析。这不仅仅是为职评工作积累第一手数据情报,也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受岗位设计的限制,人事、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有限的高一级职称指标与学校教师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职评工作中怎样发挥课堂教学满意度的指挥棒作用?譬如学校可根据校情对课堂教学满意度设定符合文件规定的下线门槛,对不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将教师本年度课堂教学满意度作为基本信息列入《民意测评表》;公开述职须向教职工面对面告知任现职以来的课堂教学满意度等。其实,学生对任课教师知根知底,更有发言权,他们会在综合考量教师的职业态度、课堂效率、作业批改、课外辅导等方面的基础上,对教师的工作做出公允的判断。好教师,之所以课堂教学满意度高,因为他们工作认真,备课充分,课堂效率高,作业批改、反馈及时。没有评价诊断,缺少药方,必将害人害己,遗患无穷。
三、组织专业论文评选,择优向认可的教育期刊推荐
职称评审的论文要求遭社会诟病已久,“取消”“铲除”论文条件一说常见诸报端。毋庸讳言,论文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教科研成果。一位教师有了5—10年工作的历练,应该对教育教学工作某几方面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虽不一定是原创性、前瞻性的),整理成文,以期发表,对自己是“凤凰涅槃”,对同行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教育职业本质的回归和论文要求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教育论文是教育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不能因为存在只會“教书育人”不会写篇文章的极端个案,而全盘抹杀教育论文的普遍价值。所以,在职称评审的论文要求方面,2016年江苏新出台的职评文件除对乡村教师“不作硬性要求”外,对其他教师在论文数量和质量要求方面,仍是不折不扣的。
遗憾的是,个别教师的学历、资历已经符合申报高一级教师职称条件,手头除几篇市、区(县)级三等奖论文外,居然还拥有冠之以“中国×××”机构的多篇高规格等次的论文获奖证书。外行对这样的“高规格”论文肃然起敬,内行人则嗤之以鼻,因为用这样的论文申报高一级职称,无异于买彩票、撞运气。
为满足教师在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主办的公开出版专业刊物(标注ISSN和CN号)上的迫切要求,学校不妨每年精心组织一次校级专业论文评选,择优向被认可的教育期刊推荐,联系发表。此举不仅能为教师职评添加砝码,也能为今后各级各类骨干教师评选积累丰富的素材,学校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对于女教师群体,需创设条件体现公平竞争
近几年,一些学校符合中、高级职称申报条件的教师呈“井喷”的态势。但受职评指标数的影响,半数以上的教师要经历2—3次的登台述职“机会”,尽管述职内容不断刷新,但“屡战屡败”。其中女教师占比接近60%。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资历相同的教师中,男教师担任班主任等工作的概率大,工作业绩体现得更全面,导致每年落选的部分女教师积压过多,这是主要的;其二,多数教师在入职的1—3年内,工作还处于适应期,在之后成长的5—8年内,女教师因孕期、产期等特殊原因,教学一般要耽误1—2年,与其他教师相比,教学工作终端显示不那么硬朗。在职评指标偏紧的情况下,部分女教师的民意测评票数略逊一筹。
为此,学校需为女教师群体创设条件,体现公平竞争。譬如,在评审条件的“教育工作”中,有“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或担任团队辅导员、课外活动小组指导教师等其他学生管理工作的年限要求”。学校不妨根据新课程要求和师资力量,组织开展学科课外活动,有针对性地选拔来年参加职评的女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并严格、细化过程管理。开展类似的活动,既帮助有刚需的女教师具备符合职评文件规定的“硬件”,也能让她们与同学校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在同一起跑线上“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