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保全申请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诉讼保全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概念：

诉讼保全申请书，是指案件在人民法院受理后执行程序发生前，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当事人另一方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对对方当事人即被申请人所有或控制的可能作为执行标的的财产，作出保全的裁定的法律文书。

格式：

诉讼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事项和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________年____月___日

附：有关证据及材料

文书格式与范例：

诉讼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XX市XX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XX市XX区XX镇XX大街XX号院。

法定代表人：药XX;职务：总经理；电话：XXXXXXXX.

被申请人；XX市XX科贸有限公司。

住所地：XX市XX区XX路XX办公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何XX;职务：董事长；电话：XXXXXXX.

请求事项和理由：

申请人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被申请人XX市XX科贸有限公司一案，已于2013年3月7日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所欠工程款、违约金、赔偿损失，计125万元。为了保证使本案将来的生效裁判能够顺利执行和防止被申请人转移财产，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特请求贵院对被申请人在中国建设银行XX分理处的银行存款（其银行账号为：XXXXXXXX）采取冻结措施。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篇2

财产保全申请书的结构，由五部分组成：

1.财产保全申请书的名称。根据分类应分别标明两种名称：如是诉前保全，应标明-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_；如是诉讼过程中财产保全，应标明*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

2.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或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如系公民应写明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即：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对方当事人出生的年月日，确实不知的可写大概年龄）、民族、籍贯、职业、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名称、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

3.申请人的请求事项。这是本申请书的主体部分之一。请求事项必须说明对被申请人（或对方当事人）的何种财产采取何种保全措施

4.申请人请求财产保全的的事实与理由。这是本申请书的主体部分之二。本申请书在这部分中应陈述案情事实和请求保全的理由。如是诉前财产保全，必须说明诉前保全的必要性，说明不立即采取诉前保全，将会使合法的财产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如是诉讼财产保全，则必须说明不采取诉讼财产保全，可能造成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情况。还应当写明引用何种法律条款作为财产保全的法律依据。在理由部分的最后应声明：如因申请人的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因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申请人提供担保的，还要写明提供何种担保及其数额。

5.结尾。其主要内容：

①本申请书所提交的人民法院名称；

②附件的名称及份数；

③申请人签名或盖章；如系法人、单位的，应写明其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④写明申请日期--年月日。财产保全申请书的基本写法是详略得当、准确清晰。本申请书的名称写法最主要的是应分清类别，准确无误。本申请书的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写法应是简明扼要、不缺项目、准确清晰。

本申请书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的表述应当明确具体、不容含混、案情详实、理由充分、逻辑严密、依据可靠。

本申请书的结尾的写法是各项俱全、不可疏漏，郑重严肃、签章明确。

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工作单位与职务、住址。

被申请人（或对方当事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请求事项：

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申请人：--

（如系法人、单位的，应写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年--月--日

诉讼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李××。男，50岁，汉族，× ×市人，××塑料厂工人。

被申请人：张× ×，男，60岁，汉族，××市人，××塑料厂工人。

申请人（即上诉人）与被申请人（即被上诉人）债务一案，××市××区人民法院于1986年1月3日以（86）民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申请人不服，向你院提起上诉。被申请人张××在××区××储蓄所有存款。被申请人现有藏匿银行存款的可能。为便于今后执行，请你院查明情况，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对其存款予以冻结。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篇3

在法律不断完善的社会中，申请书在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我们在写申请书的时候要注意态度要诚恳、朴实。为了让您在写申请书中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小编精心收集整理的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下面小编就和大家分享，来欣赏一下吧。

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1申请人：四川省JC工业科学研究院

地址：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20__)佳立商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

2、请求解除对申请人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

3、请求责令原告赔偿申请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事实与理由：

贵院查封了申请人的两处房产，并冻结了申请人在成都市工商银行外北分理处的银行帐号及存款344,294.09元。

申请人认为，贵院的上述裁定是错误的。

1、申请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

2、贵院超标的查封，查封500万元财产，超出原告的请求数额，实际查封的财产超出于原告的请求数额;

3、最为重要的是，申请人的上述银行帐号，属于申请人的结算帐户，帐上的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工资和业务往来，如果贵院不撤销裁定，职工的生活没有着落，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也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势必给申请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希望贵院切实考虑上述理由，并落实申请人的请求。

此呈

黑龙江省JMS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省JC科学研究院

20__年11月13日

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2申请人：师_，男，__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西安市__区长庆__小区_区_号楼_单元__室。

被申请人：岳__，男，__年_月_日生，汉族，住西安市__区__路__号__小区__号楼_单元__室。

申请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将被申请人岳__有的位于西安市__区__路__号__小区_号楼_单元__室的房产予以续行查封。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__与被申请人合同纠纷一案，贵院已立案执行，在本案诉讼、执行过程中，贵院查封了被申请人上述的房产，保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本案尚未执行完毕，现查封期限即将届满，故申请贵院对上述房产予以续行查封。

此致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3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地址

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地址

请求事项：

一、解除___第2344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财产保全事项。

二、请求退回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存折。

事实和理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贵院受理后，接受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交账号为___、户名为__、开户行为___的存折进行财产保全担保。贵院以___第23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申请。现因申请人须取回提供担保的存折，特申请贵院解除被申请人财产的查封冻结，请予准许。

此致

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

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4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职务：董事长

地址：

被申请人：

住址：

申请事项：

请求查封位于郑东新区商鼎路南、中州大道东_号楼独单元_层东_号房屋。

事实和理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河南省__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案，并于__年7月10日作出(2012)开民初字第_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于__年10月25日发生法律效力。但被申请人至今仍未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且多次逃避责任。申请人已申请贵院强制执行，并已经立案。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尽快实现债权，防止被申请人转移财产，逃避履行债务。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申请贵院查封上述房产。

此致

__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院

申请人：

20__年12月20日

关于查封申请书怎么写5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__曾向贵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交人民币10000元的担保金。法院以(2009)年安民保字第11号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申请。现双方已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故申请人特向法院提出如下申请：

一、解除财产保全措施;

二、请求退还人民币10000元的担保金。望依法从速裁定。

篇4

工程竣工后，双方产生结算纠纷，承包人无奈向北仲申请仲裁，要求发包人支付拖欠工程款5千万元。

为了防止发包人将涉案的综合楼售罄，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发生，承包人向北仲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价值5千万房产。

请问：

仲裁程序中如何申请财产保全

律师观点

1.仲裁程序中财产保全及申请

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是指仲裁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在认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仲裁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情况下，通过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本案中，承包人向北仲递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北仲审查后，将其出具的《仲裁保全函》连同《财产保全申请书》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法院作出裁定并采取保全措施。

2.仲裁程序中财产保全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11条规定，在国内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保全的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

本案中，因申请保全的商品房位于呼和浩特市，故由呼和浩特市该工程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财产保全的金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法院能否受理？

当北京仲裁委员会将财产保全申请提交内蒙古某基层人民法院时，该基层法院却称：“财产保全金额5千万，超过我院级别管辖的规定，我院仅受理诉讼标的额300万以下的民事案件，故我院无管辖权”。律师认为，上述说法是错误的。

级别管辖是划分上下法院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标准。虽然本案的财产保全金额5千万，远超过了内蒙古地区基层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但是，财产保全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种强制措施，法律法规对其有特殊的规定，故其不适用级别管辖的规定，应适用法释[1998]15号第11条的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都规定由基层法院管辖。

经交涉，该基层法院依法受理了财产保全申请，并及时查封了发包人价值5千万的商品房。

4.如果仲裁案件中的被申请人或保全的财产在北京，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作出规定：仲裁案件中财产保全，统一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此为特例。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

资大厦5层（100007）

篇5

内容提要: 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申请证据保全与申请取证存在本质差异。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可以制衡追诉方取证过程中的随意性，避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关键证据在以后难以取得，又能使无罪的被追诉者尽快摆脱涉讼之苦。同时，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有助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该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明确规定决定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机关、保全申请权的主体、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以及申请权的救济。

 

 

    二、域外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之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上述诸多价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但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涉及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条款，有鉴于此，下文拟对域外法制进行考察，以利于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特殊情况，从司法利益考虑，一方当事人预备提供的证人证词需要先行采证并保存至审判中使用时，法院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申请和对有关当事人的通知，命令对此类证人的证词采证”、“反对保全证词、证据或其中某一部分，应当在证据被保全时提出异议并阐明理由”、“本条规则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后保全证据，无论是采用口头或书面询问方式，以及使用该被保全的证据”。[1]对于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d）项要求按照民事诉讼中实施证据保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采证应当以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方式进行并保存……（2）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范围和方式应和审判时的要求相同。”[2]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制度的操作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在审判之前，当事人双方可以不附带任何理由，要求传唤包括对方当事人在内的任何相关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场所接受询问。证人必须宣誓后，才可以接受传唤一方的询问，对方当事人可以针对询问内容提出异议。整个采证过程应该通过速记记载下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对采证过程进行录像。”[3]

    通过证据保全获取和固定的证据，其效力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实施证据保全时，被告人有权在场，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羁押官员应当交出被告人，以保障被告人的在场权。实施证据保全时，直接询问与反询问的范围与方式与庭审程序一致。另外，被告人可以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被保全的证据。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申请证据保全权，美国的一些州通过判例明确规定，如果追诉方在执行法庭的证据保全令状时存在偏差，法庭可以对其进行惩罚。如新墨西哥、缅因、内布拉斯加等州即有此类规定。[4]另外，法庭还可以从被告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追诉机关作出一个附加的惩罚决定，直接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5]对于被保全证据的保管，鉴于联邦法院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则，每个司法区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6]通常情况下，各个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证据管理政策，设置了证据监管人，专门负责管理被保全的证据。[7]

    德国和瑞典也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明确规定：“（一）被法官讯问时，被指控人申请收集对他有利的一定证据，如果证据有丢失之虞，或者收集证据能使被指控人得以释放的，法官应当收集他认为重要的证据。（二）如果应在其他辖区内收集证据，法官可以嘱托该辖区法官收集。”[8]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相类似，《瑞典诉讼法典》也赋予了被追诉人证据保全的权利，该法典第41章对证据保全制度作了专门性规定：“诉讼中涉及对于某人之法定权利极为重要之事实的证据有灭失或难以收集之风险，且未对该未决权利进行任何审理的，地区法院可以询问证人、专家意见、勘验或书证等形式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任何人（包括被追诉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说明想通过该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该证据的性质、申请者提出收集该证据的根据，可能的情形下，应说明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人。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产生的费用应由申请人支付。法定权利与该次取证有关的其他人被通知到庭且参与了取证的，申请人应向其支付法庭认为数额合理的必要的差旅费、生活费和时间耗费补助。”[9]

    日本和意大利为了适应对抗制改革的需要，均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证据保全制度，以增强被追诉人的取证手段和防御能力。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以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前为限，可以请求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处分。受到前项请求的法官，对于该项处分，有与法院或者审判长同等的权限。”[10]将证据保全制度规定下来，是日本“现行诉讼法中才设立的制度”。[1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增设证据保全制度旨在增强控辩之间的对抗性。虽然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申请人的救济途径，但是判例对此作了较为宽松的解释：“如果将询问证人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提出而被驳回时，由于该驳回裁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关于扣押裁判’，故对此允许提出例外的准抗告申请。”[12]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扣押裁判”范围的理解，包含了一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有关的诉讼行为，因此，在日本，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通过准抗告程序获得救济。与日本的刑事诉讼立法相似，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附带证明”程序（证据保全制度），专门用一章13个条文对“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申请、法官对申请的决定、实施保全的程序以及所固定的证据的效力等作出了严密周详的规定。具体而言，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包括：证人确有理由认为将会因疾病或者其他重大原因而不能在法庭审理时接受询问；有理由认为将出现以暴力威胁或者许诺给予钱款等好处的方式使证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者作伪证；与向公诉人作出前后不一致陈述的证人进行对质；需要进行鉴定或司法实验的人、物或者地点，有证据证明其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辨认程序不能推迟到法庭审理时进行；如果在法庭审理时进行鉴定，会导致庭审过程延缓60日以上。申请附带证明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包括：申请人必须提供要求采取附带证明的理由与证据、进行附带证明程序的对象、为了实施附带证明程序必须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理由，等等。对于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前程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明确规定：法官应该审查附带证明申请，确定庭审日期、地点，并送达被调查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至于法官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审程序，从该法第401条的内容来看，本质上就是一次完整的庭审程序，控辩双方必须展开辩论和质证。[13]

    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这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下文将详细介绍其立法背景及内容。与日本和意大利相似，2003年之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追诉方证据调查申请权，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申请侦查机关作出“为有利于己之必要处分”（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2项），侦查机关在讯问被告人时，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也负有应先告知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95条、第100—2条），但是，上述条款只是表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据调查申请，并没有赋予被告人实质性的救济条款。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被告人借助调查申请权收集到于己有利证据的案例，被告人的证据调查申请权明显“遭受漠视”。[14]基于上述原因，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专门在第12章“证据”中增设了第五节，确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其内容有：第219条之一（证据保全之声请）、第219条之二（声请证据保全之裁定）、第219条之三（声请证据保全之期日）、第219条之五（声请保全证据书状）、第219条之六（犯罪嫌疑人于实施保全证据时之在场权）、第219条之七（保全证据之保管机关）、第219条之八（证据保全之准用规定）。具体内容是：在侦查阶段，对于证据有湮灭、伪造、变造、隐匿或者碍难取得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检察官采取搜索、扣押、鉴定、勘验、讯问证人或其他必要保全的处分措施；除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应予驳回外，检察官应该在5日内实施保全措施；检察官驳回申请或者没有在5日内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除申请属于法律上不准许或者无理由的情形外，法院都应该作出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即使证据保全申请不符合法律程序上的规定，法院也应该通知申请人补正以后再作出批准保全申请的裁定。[15]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弥补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缺陷，使得“检察官不能如过去般地默不作声，而必须有所回应（此处，或许是新‘修法’关于证据保全最有意义的地方）。”[16]从立法意图上看，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实质上是进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改革的一个体现。因为证据保全制度意味着提升了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权、防御权和决定权，被告人在行使证据保全申请权时，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一直以来以检察官为中心的侦查程序，使侦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于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传统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在侦查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证据保全制度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诸多价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条文来看，虽然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规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不同。首先，虽然将证据保全申请权作为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并单独立法，但是，在证据保全申请主体的限定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将申请主体界定为“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4款将申请主体规定为被告人、辩护人、自诉人和检察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以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则将证据保全申请主体扩大到诉讼双方当事人。其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对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设置了专门的程序，都必须经过类似于庭审的辩论和质证程序，只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要求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采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对申请证据保全的期日、批准主体、犯罪嫌疑人在场权，甚至书状的具体表述事项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再次，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机关规定为法院。当然，这种立法例是在裁判法官和令状法官有着成熟区分制度的前提下才予以确立的。最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置了对证据保全申请进行救济的程序。证据保全申请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故此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申请人可以提出程序救济，并且会引发相关的程序性制裁。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美国某些州就明确规定有惩罚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一规定，保全申请被检察官驳回的，可以向法官申请救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具体设计与一国或一地区的诉讼目的、诉讼结构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在借鉴域外立法以建构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三、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申请取证制度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根本差异，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缺失既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弊端，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为证据保全申请的批准机关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除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1款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公诉人和被调查人可以要求法官采用附带证明的方式进行以下活动……”；[17]《瑞典诉讼法典》第41章第2条也规定：“任何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18]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19]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20]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21]均采取了与意大利和瑞典相同的立法例，规定只有法院才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国内有些学者也主张将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22]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法院居中裁判的司法令状主义并没有确立，检察机关既是国家追诉机关，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实施一切强制手段的批准或者决定权。同时，从刑事诉讼制度层面以及侦查策略来看，也宜将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检察院。分述如下：

    首先，将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给法院，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不一致。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本质上是由国家专门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固定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证据保全也是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因此，与常规的取证手段一样，证据保全措施也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诉讼手段，实施证据保全措施往往会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造成侵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侦查和公诉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大多对追诉程序采取诉讼化构造，由法院通过签发令状的方式进行居中监督和制约。“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来看，只要是涉及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剥夺或限制，司法机关原则上都有权介入。”[23]具体而言，在奉行司法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和扣押这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必须由法院统一签发令状。因此，在西方法治国家，将是否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权交由法院，是与其刑事司法体制相吻合的。但是，目前在我国，除逮捕这一严重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的侦查措施，无论是对人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还是对物的搜查、扣押、冻结和查封等，都由侦查机关内部自行审批。因此，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势必会颠覆现有的侦查措施审批体系，给其他侦查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法院对承担主要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并没有具体的监督与制约手段。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行使公诉职能的唯一主体，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客观性义务。虽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与客观性义务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公诉职能的发挥，但是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诸多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与侦查活动的权力及措施，因此，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来看，由检察机关而不是法院统一行使证据保全决定权更为适宜。

    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层面而言，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申请证据保全，如果将决定权授予法院，意味着法院必须了解基本案情，以判断有无进行证据保全的必要。而要了解基本案情，法院必须查阅侦查卷宗。从现行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公安机关应该将卷宗移送给法院。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6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7条也要求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说，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只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即可。如果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法院，则意味着必须完全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明确规定法院审查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公安机关必须将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到法院。显然，这种做法在制度层面上存在障碍。

    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权力交给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的双重身份相吻合。人民检察院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是国家专门的追诉机关。基于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检察院可以主动地介入案件的侦查过程，特别是一些较为复杂和重大的刑事案件。对此，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也应该主动通知人民检察院，参加讨论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检察机关，就不会出现由法院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所面临的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

    （二）申请证据保全的主体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相比，笔者认为，除辩护律师当然享有证据保全申请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属于证据保全申请权的主体。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证据保全时，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分述如下：

    首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保全申请权既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通例，也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明显弱势的诉讼地位，在收集和固定证明自己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方面更是如此。如果仅仅赋予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权，难以切实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而自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16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侦查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比率仅仅为12％。[24]在上述有律师参与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的比例仅为23．5％。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时不给出任何理由。[25]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也取消了一些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性条款，但是，毫无疑问，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和会见辩护律师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观，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是必要的。

    其次，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既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必需的权利，也可以改变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现状。我国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均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这种增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和结果的影响的做法，既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趋势相一致。[26]因为自1970年以后，“各国越来越注意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得到加强，被害人当事人化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27]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立法上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诉讼人代为调查取证，并出庭参与诉讼；同时，1998年4月25日司法部颁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140条明确规定：“意见与公诉意见不一致的，律师应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出发，独立发表意见，并可与公诉人展开辩论。”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赋予其切实有效地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但庭审过程中律师在与公诉人意见不一致时难以展开辩论，而且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收集和固定证据的现象都较为少见。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乏证据保全申请权。围绕黄静是否生前遭受，警方先后组织了四次结论不一致的尸检。2004年3月底，当司法部法医鉴定中心的专家准备做第五次司法鉴定时，却发现黄静尸体的器官标本被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送到医院锅炉房火化了。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可能沾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套被害人内衣裤也丢失了。更为荒唐的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证明被害人黄静是否有心脏病史的体检表也从档案中消失了。如果立法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该案显然不会成为死案而无法侦破。针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失申请证据保全权等诸多权利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盲目地为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而将其列为纸上的当事人，又不赋予其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权，只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混乱。”[28]如果考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赋予被害人证据保全申请权也是有立法先例的。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4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附带证明的申请权：“1．被害人可以要求公诉人倡议进行附带证明。2．如果公诉人不接受此要求，他宣告附理由的命令并将该命令向被害人送达。”[29]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立法上应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证据保全申请权。

    再次，如果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民事诉讼法第74条赋予了民事诉讼原、被告证据保全申请权，同时，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也应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确立证据保全制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申请证据保全时，很难获得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这实质上侵犯了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三）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

    申请保全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相关性和紧迫性。相关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该证据对证明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是不可或缺的。紧迫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具体而言，对于物证或书证，主要是指该证据可能存在灭失、散落、隐匿、被篡改等情形；对于证人，则主要是指该证人因年事已高、病重等因素可能死亡或即将移居国外；证人可能变更证词也是请求保全的一种理由，但诸如因时间间隔太长，证人的记忆可能淡薄等一般性原因则不构成申请保全证据的理由；对于勘验，主要是指存在难以保存原样的情形；对于鉴定，则主要指物证或书证存在灭失、毁损的可能性。不过，如果物证或书证存在仅依靠扣押、勘验尚不足以充分保全其证据能力等特殊情况，也可以作为预先鉴定的理由。申请证据保全的理由只需简单说明并予以佐证，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证明，只要检察官能够形成大致的心证即可。

    申请人请求证据保全应当向检察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载以下事项：案情摘要、应保全的证据及其所在地点、证人的姓名和住址、证据保全的方法、拟保全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保全证据的理由等。

    （四）申请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对于符合申请条件且情况紧急的，应该立即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于案情相对复杂，检察院难以立即判断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必须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不符合证据保全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有碍侦查的情形除外）；对于检察院作出的不予批准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影响决定的效力。

    检察院在审查申请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并作出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检察院应该查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了解基本案情。人民检察院在接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应该通知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并与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在了解基本案情以及侦查进展与策略后才能作出决定，而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直觉或办案经验进行判断。第二，检察院在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适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具备相关性与紧迫性，检察院承办人员的心证程度只需达到盖然性标准即可，即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保全的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较大，无须达到提起公诉甚至是法院定罪的标准。第三，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检察院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应该附带理由。前文已经指出，申请证据保全制度与申请取证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必须对申请者有所回应；同时，如果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申请者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途径进行救济。救济性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知悉权利被侵犯的理由。因此，通常情况下，如果检察院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应该附带理由。

    （五）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

    前文已经指出，被保全的证据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无须出庭，该证言即可采信，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收集和固定被保全的证据时，应该采取更为严密和规范的程序。具体而言，对书证，要尽可能提取原件，提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取复制品，但必须附卷照片、副本、节录本等以备查；对物证，可通过勘验笔录、拍照、录像、绘图、复制模型或者保持原物的方法保全；对视听资料，可通过录像、录音磁带反映出现的形象或音响，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加以保存；对证人证言，在采用证人笔录的方式加以保全时，必须力求准确、可靠，保持其原稿和原意，笔录经本人核对盖章后，正式附卷加以保存，不得损坏或未经批注而销毁。针对年迈、重病、有死亡可能的证人，或者即将出国的证人，必须立即取证，以免贻误时机。对于需要通过一些专门性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保全的，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或者鉴定机构代为行使；对于已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由检察机关保存，并随着程序的逐渐推进与案卷一并移送。

    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由于通过保全措施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的效力优于常规手段获取的证据，专门机关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必须通知申请人到场。对此，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充分意识到申请权人的在场权对实施证据保全的重要性，故在其刑事诉讼法第219－6条规定：“告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辩护人或人于侦查中，除有妨害证据保全之虞者外，对于其申请保全之证据，得于实施保全证据时在场。保全证据之日、时及处所，应通知前项在场之人。但有紧迫情形致不能及时通知，或犯罪嫌疑人、被告受拘禁中者，不在此限。”[30]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明确规定，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

    （六）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救济权

    对于专门机关侵犯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权利，当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多规定了申请人的救济权及途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如果专门机关毁灭证据或者不予保全证据存在“恶意”（bad　faith），那么就属于违反宪法上正当程序权利的行为。[31]美国有11个州的立法明确规定，如果证据被“恶意”毁灭或者没有被保全，法庭可以采取刑罚方法并对申请人实施适当的补偿。[32]另外，前文已经指出，在美国的有些州，对于法院的证据保全命令，如果追诉机关执行不力，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惩戒，并代表被追诉者的利益，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

    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应该赋予证据保全申请人救济权。通常申请保全的证据既存在可能灭失或者在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同时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证据保全申请权人的权利遭到侵犯，检察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却没有采取的，立法上就应该赋予申请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及途径。具体而言，如果检察院应当保全证据而没有保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时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的，法院可以作出对控诉不利的推论。所谓不利的推论，是指法院可以减损控诉方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并作出与公诉人控诉事项相反的结论。如果被害人的证据保全申请权受到侵犯，庭审过程中法院可以作出支持被害人控诉犯罪的主张，在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法院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害人物质补偿权的判决。

 

 

 

 

注释:

[1]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以下。

[2]同上书，第53页。

[3]yale　kamisar，wayne　r．lafave，jerold　h．israel　and　nancy　king，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west　group，9th　ed．，1999，pp．1209－1210．

[4]me．rev．stat．ann．tit．15§2138（2）（2004）．

[5]e．g．，n．m．stat．ann．§31－1a－2（f）（2005）．

[6]see　kreimer　＆rudovsky，double　helix，double　bind，factual　innocence　and　post　conviction　dna　testing，151u．pa．l．rev．547，554（2002）．

[7]see　edward　connors　et　al．，convicted　by　juries，exonerated　by　science：case　studies　in　the　use　of　dna　evidence　toestablish　innocence　after　trial，19u．s．dep’t　of　justice（1996）．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9] 《瑞典诉讼法典》，刘为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以下。

[10]《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2]［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2页以下。

[13] 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14]参见杨云骅：《侦查程序中证据保全制度之检讨》，《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6卷第2期。

[15]我国台湾地区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可参见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act／act＿other＿tw＿display．asp？channelid＋1040000＆keyword＝＆rid＝560，2012年3月15日访问。

[16]许泽天编著：《刑事诉讼法论》，台湾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17]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40页。

[18]前引[9]，《瑞典诉讼法典》，第81页。

[19]参见前引[10]，《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页。

[20]参见前引[1]，《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52页以下。

[21]参见前引[8]，《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3页。

[22]参见韩旭：《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9期。

[23]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24]参见余澳：《关于我国刑事拘留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5] 参见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6]当然，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该适度。参见张泽涛：《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7]王若阳：《刑事被害人制度比较研究》，《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2期。

[28]胡铭：《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29]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41页。

[30]前引[16]，许泽天编著书，第12页。

篇6

2011年12月12日，原告数控立体雕刻机(以下简称雕刻机)专利权人吴善旺的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交了证据保全申请书，申请对上海某区家具厂(以下简称家具厂)内一台涉嫌专利侵权的雕刻机进行证据保全。同年12月26日，一中院作出(2011)沪一中民保字第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拍照、摄像的方式保全被申请人家具厂内的雕刻机一台。2011年12月28日，一中院的两位保全法官到家具厂进行了拍照、摄像等证据保全，保全时还发现了另外一台涉嫌侵权的雕刻机，并当场对家具厂的总经理做了调查笔录。2012年1月12日，原告人到一中院家具厂侵犯原告发明专利权。同年1月16日，一中院正式受理原告诉被告家具厂侵害其发明专利权案，案号为(2012)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4号，并立即排期定于2012年3月7日开庭审理。2012年1月31日，被告家具厂主动与原告吴善旺达成和解意向，并签订了和解协议，被告向原告支付一定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并承诺不再购买和使用其他侵权机器。

立体雕刻

2011年12月8日中午，我接起手机，电话那头传来一位男士的声音，一听便知是浙江人。这位男士说话中气很足，语速很快，自称是浙江台州一家企业的老总，叫吴善旺。吴善旺在电话中说，他于2008年发明了数控立体雕刻机专利，因其实用性强、市场广大，不久仿造者便蜂拥而至，为此，他在全国各地维权。最近，他发现在上海也有大量侵权产品使用者，了解到我打过不少成功的专利侵权官司，这次在上海维权欲聘请我作为其人，对此我欣然同意，并约定次日上午到所面谈。

次日一早，我还未到所，吴善旺在电话中就说已到我所门口，好在助手张兵已到，便先予接待。我到的时候，吴善旺正在介绍他的专利，见到我便起身与我握手。吴总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精神饱满，是个典型的浙商，精明能干，雷厉风行。吴总先介绍他的企业是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弘法公司)，主打产品是数控立体雕刻机，年产值规模已近亿元。在交谈过程中，我感到吴总不但善于经营，而且还崇尚发明创造，近年来在雕刻机上申请了不少发明专利。

涉案专利是吴总于2008年3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申请，并于2011年7月20日授权公告的，专利号为：ZL200810060107.X。该发明提供了一种立体雕刻机，属于机械技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的雕刻机滑动不顺畅，稳定性差和传动精度低的问题。该立体雕刻机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架上方按水平横向设置的横梁，在横梁的侧面上设置用于安装若干刀具的刀具架，在刀具架和横梁之间设有与水平横向的横导轨相连接的横拖板，在横拖板和刀具架之间设有以垂直设置的竖导轨相连接的竖拖块，刀具架固定在竖拖块上，横梁下方设有工作平台，在工作平台上设置与刀具数量相同的工件夹持机构，在机架和工作平台之间至少有一条水平纵向放置的纵导轨相连接，在机架上设有用于驱动工作平台沿纵导轨移动的驱动机构三。该立体雕刻机具有运动稳定性高、移动和定位精度高的特点，且可连续加工，与原来的平面雕刻机相比，速度大大加快。

杀“鸡”儆“猴”

圣弘法公司自申请雕刻机专利以来，凭借其专利技术优势，生产了大量雕刻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特别是小型1－12头旋转数控雕刻机在市场上更是销售火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仿造产品。2011年5月，圣弘法公司经调查，发现有原圣弘法公司员工离职后，将制造技术及生产工艺带到台州等地其他公司，生产侵权产品。为此，2011年9月吴总曾先后向台州和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进行维权，最终均以调解结案，维权成功。

2011年11月，吴总又发现上海不少家具厂在使用涉嫌侵犯其专利权的雕刻机。据了解，上海有不少家具厂曾通过商购买、使用圣弘法公司生产的雕刻机，这些家具厂如果都使用侵权产品，将对圣弘法公司的市场销售带来严重影响。

2011年12月9日当天，吴总就与我所签订了聘请合同，并特别授权我所维权，并要求我们对涉嫌侵权产品使用者主张权利，以制止他们继续使用侵权产品。接着，吴总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雕刻机的仿造者均为散兵游勇，多为浙江的个体小作坊，偷偷地生产，悄悄地销售，难以掌握其确凿证据，也难以索赔；另一方面，使用侵权产品的家具厂也是专利侵权者，同样可以作为被告，而且只要有确凿证据，也可以要求其停止使用。吴总提出的这种做法似乎有舍本取末之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根据上述情况的对比，专利侵权产品使用者更为方便有利，并且上海这家家具厂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本地家具生产企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家具厂成功后，就树立了一个典型，可以震慑其他家具厂，起到杀鸡做猴的作用，最终使侵权机器的生产者因销售下降、成本上升而亏损淘汰。我们听后，觉得吴总言之有理，便按照他的思路制定了诉讼策略――以家具厂为诉讼被告。

接着，我们根据吴总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对专利的稳定性和是否侵权问题详细地进行了分析论证。

我们对专利的稳定性很有信心，因为涉案专利为发明专利，在授权过程中已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实质审查。如果是实用新型专利，那么诉前还要经有关部门进行专利检索，以证明该专利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关于是否侵权就要看涉嫌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等同，如是相同或等同则构成侵权，否则不构成侵权。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又对相关证据进行了整理、分析。作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原告，至少需要提供两类证据，即权利证据和侵权证据。本案中，我们可以向法庭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因此权利证据比较简单。但在侵权证据方面，原告仅提供了一张在家具厂车间内拍摄的涉嫌侵权机器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只能看出该设备的外形和颜色，难以体现该照片拍摄的地点是被告的车间，更困难的是外形和颜色无法将涉嫌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进行比对。这些证据难以判断是否侵权，而且能否立案还是一个未知数。对此，我们再三问吴总照片上的产品是否肯定侵权，吴总果断地说肯定是侵权产品，他知道涉案产品的来历。如此，我们提出关于不足的证据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加以补强。于是，我们就将原告的专利权证书和拍摄的彩色照片作为初步证据向法院提讼，并申请对彩色照片所示侵权产品进行证据保全。

敲山震虎

2011年12月20日，我派助手王翔向一中院递交了状和证据保全申请书。一周后，我们便收到一中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拍照、摄像的方式保全被申请人家具厂正在使用的雕刻机一台。第二天一早，一中院的保全法官就到家具厂车间内进行证据保全，在拍照、摄像的过程中，保全法官意外发现家具厂共有2台涉嫌侵权的雕刻机，并对家具厂总经理做

了调查笔录。该厂总经理说因为涉嫌侵权的雕刻机价格低廉，他便贪图便宜，从浙江某地购买了两台涉嫌侵权的雕刻机。

保全果然起到了震慑作用，在法院证据保全的当天晚上，家具厂总经理便给圣弘法公司吴总打电话，检讨过错，承认侵权，愿赔偿损失，并希望与原告和解。看来法院的保全确实对家具厂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为纠纷的顺利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总将被告家具厂的态度告诉了我们，我们认为该案可以通过调解解决。于是，吴总授权我们与被告谈判调解方案，经过几轮谈判，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1.被告承诺未经甲方许可，不得购买或使用其他侵犯涉案专利的雕刻机；

2.被告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2台侵权雕刻机的许可使用费5万元整，原告许可被告可继续使用现有的2台侵权雕刻机；

3.被告承诺若违反和解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则向原告另行赔偿50万元；

4.双方一致同意由法院根据本和解协议书出具民事调解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和解协议达成以后，我们立即将此协议递交给法院，并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承办法官得知后很高兴，便择期迅速制作了调解书。如此，一起难度较高的专利侵权诉讼就以原告胜诉迅速结案。

感由

本案从立案到最终调解结案仅花了1个月时间，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专利侵权诉讼因其专业性强、难度大、环节多，通常诉讼周期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五载，我第一个京、津、沪专利侵权立体诉讼从专利侵权诉讼中止，到专利无效请求，再到专利权属纠纷，最终到专利侵权诉讼解除中止，并判决认定侵权构成，一圈下来整整历时五年。本案如此迅速结案，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思路准确

本案难度归根结底在于证据不足，仅凭一张照片难操胜券，故决定采取证据保全的方法，借助法院补强证据，以达成功。

2.证据保全威慑力大

证据保全在本案中是一大亮点，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保全的成功迫使被告主动寻求和解，是本案得以迅速结案的关键。在一般的专利侵权纠纷中，证据保全对原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此类案例中，原告能够掌握的侵权证据都比较薄弱，有时即使知道对方有侵权行为，也无法自行取证，此时就应当考虑申请证据保全，通过借助法院或知识产权局等公权力依法调取相关证据，以确保合理诉求的实现。

篇7

关键词：警院学生;写作能力;就业;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4-0030-03

曾几何时，法律（法学）专业是文科高三学生趋之若鹜的专业。不料想，近两年该专业已成为就业率垫底的若干“老大难”专业之一。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中，应用法律系学生的就业率与其他系也存在一定差距。笔者认为，这一就业压力主要是专业开办门槛太低造成的。目前，全国有一千余个法科专业，可以说普通高校中一半的学校开办了“法律（法学）”专业。描述得形象一点――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两支粉笔，一本教材，就开办了法学专业。再加上授予“法学”、“法律”学位的相关专业太多，使得法科毕业的学生数量剧增，直接拉低了该专业的就业率。

压力要转化为动力，才是积极的应对态度。对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法科学生来说，从自身技能着手，增强就业竞争力，是微观角度的有效措施，这与国家、省政府增加就业机会的宏观政策并行不悖。

一、学历限制亟需写作强项来补短

蔡晓琪于2014年4月23日登陆智联招聘网，搜索并筛选出在广州招聘的128家企业共144个法务类岗位。法务经理/主管岗位（管理岗）共有56个，法务专员/助理岗位（事务岗）共有88个。这些企业提出的招聘要求共计656条。在法务岗位任职资格中，绝大部分岗位的最低学历要求为本科，占84.7%，其次是大专，占11.8%，要求硕士以及学历不限的分别占2.1%和1.4%。[1]这一调查有参考价值。

2014年10月，教育部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十三地编写了《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职业指导现状调查》（在校生问卷）。[2]笔者曾采用这一问卷对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分属两个年级）进行了调查。调查共计350名学生，回收问卷342份，有效问卷309份。从此次调查获得的数据发现，学生对“高职高专”的学历层次大都存在“不自信”的心理。可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何寻找“突破口”，锻造自己的职业技能，形成自己的特长，化解“学历自卑”。

二、法科职业要求熟练的司法文书写作技能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比较多的时间花在了讲授“三个特征、五个作用、七个条件、九项意义”上面。期末考试考查也较多地从这些知识点出发进行测试。试卷的题型一般由名词解释、单选题、多选题、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题七种题型构成。这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就业压力如此巨大的今天，学生、家庭、社会不免将其视为“屠龙术”。高职高专对此合理要求，不能熟视无睹，而应当反应灵敏，及时调整，做出回应。

蔡晓琪调查发现――专业技术可以说是招聘要求的核心，在整理出来的专业技术要求中，了解行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程序的有73项，占到了32.6%，文字表达功底强的有51项，占到了22.8%，法律实务水平较高的有23项，占了10.3%。[1]蔡晓琪调查还发现――招聘企业对工作经验的要求将许多应届毕业生排除在外。因为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在培训上花费过多成本。[1]鉴于此，在校学生更应该提升自我技能。然而，在极少数学生中，由于高考之后自我要求放松，训练不够，以至于三年高职学习之后，其写作能力还不如高中三年级的水平。法科学生尤其要警惕这种“退化”现象，努力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使司法文书的写作成为自己（应届毕业生）的强项，在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充分利用教材，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要培养法科学生的文书写作能力，不是要给每个教学班（分队）普遍再开设一门《写作》课程，不需要也不宜另起炉灶，关键是要立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堂，立足教科书。比如，黄京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的“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刑法》，比较成熟，现在已经出了第五版;王新清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也比较成熟。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立案报告、搜查笔录、逮捕证、拘留证、通缉令、提请批准逮捕书、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侦查终结报告、补充侦查意见书、书、刑事自诉状、开庭通知书、判决书、辩护词、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

在《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合同、公证书、支付令、仲裁书、民事诉状、民事反诉状、民事答辩状、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财产保全申请书、先予执行申请书、合议庭评议笔录、判决书、词、调解书、宣判笔录、民事申诉状等。

在《行政法律原理与实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参照司法文书格式（事先做成PPT），将教材上的“本章引例”、“参考案例”、“（每章之后）案例分析”改写为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状、行政撤诉申请书、行政赔偿申请书、行政答辩状、行政申诉状、行政上诉状、行政判决书、举证通知书、行政裁定书、共同赔偿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公证书等。

还可以要求学生自己撰写“模拟审判”所需要的全套司法文书。这样，既锻炼了写作能力，也熟悉了法律条文的内容，还可以逐渐养成法律思维习惯。这些措施使学生在将来的实习阶段能够较快适应律师事务所、法院、社区矫正岗位的工作要求。

如果课时太少，也可以重点训练几种主要的司法文书，将一部分文书的写作训练放到课余时间。

四、改革考试考查制度，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以往，《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期末试卷的题型由单选题、多选题、判断、简答、案例分析题五种题型构成。有必要进行改革，突出实作实训。笔者主张，如果期末试题难以改革的话，教师可以考虑在平时的课堂作业、课后作业、期中测验中进行变革的尝试，将司法文书的写作纳入考核的内容，并逐渐加大其比重。以往的案例分析是围绕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单罚与并罚”、“为什么”来展开的。其实，这些知识点都可以用“司法文书写作”这一载体来完成考核、检查。比如司法文书中，在“本院认为……”部分，重点考查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为了保证考卷题目总量适中，考题难易度适中，考题覆盖大纲要求，题型结构基本合理，可以考虑删除判断题，甚至减少选择题与问答题，增加司法文书写作题;甚至在一套试题中设计两份短小的司法文书写作题。

改革考试制度，需要大量的尝试，需要长期的试错、纠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再着手改革期末考试制度。

五、循序渐进，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

要培养司法文书写作能力，可以先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中进行尝试。

在《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律原理与实务》几门课程中都有实训教学大纲，且已逐渐成熟。其中，司法文书的写作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除完成课堂理论教学的规定学时外，还安排了适当的学时用于实践教学。根据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通过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了解公、检、法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让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小组讨论、模拟庭审辩论、组织参与模拟刑事审判，使其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得以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刑事法律分析、解决刑事诉讼中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实训共20学时。实践教学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实践情况考核评定，作为形成性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20%。

其中，有几个实训项目占用课时较多。例如：“实训项目五――旁听庭审。（1）实训目的和要求――让学生通过观摩法院庭审过程，直观了解刑事审判各个环节。（2）课时――4课时。（3）实训内容――普通一审案件。（4）实施步骤――①联系法院。尽量选择交通便利、和我们单位有业务联系的法院;旁听的案件必须是和教学内容、教学进度相适应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件。②提前介绍基本案情。为确保旁听能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应提前向学生介绍基本案情，提示学生控辩双方在定性、裁量方面可能的主张。③落实往返交通工具;强调组织纪律，确保安全;要求遵守法庭秩序。④点评与总结。旁听结束后，教师应对此次法院旁听进行点评，总结控辩双方适用的法律主张，并析解案例。（5）考核――法院旁听以后最好要有相关讨论，或者要求学生作一些书面的总结等。针对发言结果或者书面材料以及学生在整个旁听活动中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评分。成绩评定标准为：合格、不合格，并按比例记入平时成绩。”又比如：“实训项目六――模拟法庭。（1）实训目的和要求――通过扮演刑事诉讼种类角色，让学生熟悉刑事审判流程，掌握审判理论与技巧，能够在具体的案件中准确运用相关法律服务社会需要。（2）课时――8课时。（3）实训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模拟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开庭程序。（4）实施步骤――①选定案例。选题要结合教学内容的要求，并考虑到实践教学的特点，所选案例要具体、务实，具有可辩性。②按角色需要由学生自行组成审判、公诉、辩护、证人等团队。③各组学生按角色拟定任务，草拟各自的法律文书（书、判决书、公诉词、辩护词）。④教师根据学生需要进行先期指导，帮助审、控、辨各方设计实施方案，确定辩论思路。⑤实施模拟庭审。⑥教师点评、总结。（5）考核――担任角色的同学的成绩考核主要以其在模拟法庭相应工作中的表现来评定;其他同学的成绩评定可以以参与活动的程度、积极性及分组撰写相关材料的完成质量给分。成绩评定标准为：合格、不合格，记入平时成绩。”

目前，一部分专业基础课中没有实训教学大纲。对实训教学的重要性，一些教师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提高就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写作训练，不单单只在专业课中进行，也不是扩大到专业基础课就行了，最终还是要推广到所有理论课程中。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及其他的六百所职业高校，不应该像研究型大学那样，把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理论讲授、文献综述、逻辑思辨、理论创新上面，而要以“够用即可”为尺度，少讲、精讲理论，多进行技能训练，并辅之以个别指点、因材施教。为了提高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科毕业学生的就业率，必须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写作技能，尤其是司法文书写作技能，使之在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蔡晓琪.智联招聘网法务岗位人才需求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4，（18）：21-28.

篇8

    “被告的财产保全是法官帮我的,原以为这场官司赢定了,后来法官向我借5万元钱我没借,等到判决时,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蒋宗明日前向记者诉说时一脸困惑。还有,蒋宗明仅仅是打了一场很普通的租赁合同官司,可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却写进了“蒋宗明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的文字。

    “诉状是法官帮我写的”

    据蒋宗明介绍,他今年34岁,是江苏淮安人。去年下半年,蒋宗明东拼西凑筹得了一笔钱和妻子来到了南京,在栖霞区暂居下来。同年10月份,蒋宗明看中了位于幕府东路附近的一处场地,想办家汽车修理厂。这块场地的所有权系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蒋宗明于去年的10月31日与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租赁协议。按照约定,蒋宗明将于2003年12月1日进场办公。双方同时还约定,如果任何一方违反了租赁协议,要赔偿对方违约金10万元。

    原以为签订了协议就可以放手大干了,不料事情并非蒋宗明想像得那么顺利。蒋宗明告诉记者,自他和“吉利达”签订了租赁协议之后,不知为何,对方却一拖再拖不愿交出场地让他进场办公。今年4月份,蒋宗明沉不住气了,他先后多次与“吉利达”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对方却始终没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既进不了场又拿不到违约金,三番五次交涉又没结果,蒋宗明想通过法律渠道讨回说法。

    “打官司,得先找个精通法律的人写状子。”蒋宗明懂得这个理。经朋友介绍,蒋宗明找到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一名姓金的法官。蒋宗明说,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金法官见面地点就在栖霞区法院。那天,金法官仔细看过蒋宗明带来的材料之后,把材料拿到了楼上办公室。“没一会儿,金法官下楼来告诉我,这些合同是有效的,并说可以帮我写一份起诉书。”蒋宗明回忆说,“就在栖霞法院一楼的调解室里,金法官给我写了诉状。”据蒋宗明介绍,当天金法官替他写下诉状之后,让他尽快还给他。按照金的嘱咐,蒋宗明当即回家打印了一份,就把原稿交还给了金法官,金法官在一番细看之后,又在上面进行了修改。

    记者在蒋宗明提供的一份原始的诉状上看到,在诉讼请求一栏中有着明显修改的痕迹。其中,第三条的诉讼请求修改留下了“并支付违约金十万元”的字样。在诉讼请求的右上方,还有圆珠笔留下的两个数字。蒋宗明告诉记者,这些笔迹都是那位金法官给他修改诉状的时候留下的。“太热情了。”金法官给蒋宗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蒋宗明交纳了7510元的诉讼费用。

    “法官向我借5万块钱”

    蒋宗明告诉记者,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三四天后,他接到金法官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金法官告诉他官司已经分到他手里办理了,现在还有些事情要办。蒋宗明立即和爱人开车到了迈皋桥法庭(栖霞法院经济庭在迈皋桥法庭办公)。来到法院,金法官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据蒋宗明称,当时金法官说为了防止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财产转移,最好申请财产保全。蒋宗明立马写了份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并缴纳了1570元的保全费。第二天,蒋宗明和爱人一起开车载着金法官来到迈皋桥信用社。就在工作人员办理相关业务时,金法官将蒋宗明叫到了门口。“我没想到金法官会跟我提出借钱的事。”蒋宗明说,金法官告诉他最近有点急事要用钱,问能不能借5万块钱。蒋宗明投资修理厂,进了几十万块钱的配件,手头并不宽裕,显得有些为难。从信用社出来之后,金没有按照原再到吉利达汽车修理厂进行财产保全,而是匆匆忙忙地回法院了。“当时把钱借给金,也许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蒋宗明向记者叙述这事时,显得有点懊悔。

    “能赢的官司一审输了”

    栖霞区人民法院对蒋宗明的诉讼请求立案后,在完成了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手续后,蒋宗明什么也没多想,就期待着官司早点结束。蒋宗明认为,在和办案法官接触中,他得到的就是打赢这场官司不难。正式开庭前几天,蒋宗明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官司不可能赢了。蒋宗明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开庭。

    据蒋宗明介绍,7月23日,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蒋宗明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庭审中,蒋宗明提出,要求证人出庭。然而,就在证人出庭的时候,金法官宣布休庭了。第二次开庭的书面通知是9月6日。那天,蒋宗明把证人带到了法庭,审理该案的金法官宣布,因为有事,何时开庭两天后通知。9月9日,金法官打电话给蒋宗明,通知他过来开庭。这一次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在开庭的时候,蒋宗明无法通知证人。“金法官当庭宣布,由于证人不能到庭,证词作废。”蒋宗明说。9月27日,蒋宗明收到了栖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法院驳回了蒋宗明的诉讼请求。蒋宗明一审输掉了这场官司。

    “电话恐吓要我注意点”

    官司输掉了,蒋宗明不服。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这场官司胜诉率虽不能说是稳赢,也有80%的把握。蒋宗明的律师认为,蒋宗明的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判输实在让人觉得不解。

    11月3日,蒋宗明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向该院纪委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让他写了一份材料。蒋宗明在材料中,把事情经过及对办案法官的怀疑写了一遍。

    “两个小时后,我从法院出来回家没几分钟,手机响了,打电话这个男人‘提醒’我要注意点,不然要我好看,另外,对方连我在法院反映的问题,也掌握的一清二楚。”蒋宗明告诉记者,他接完电话就感到了一种恐惧感。

    那么,事情是否真的像蒋宗明所说的那样。11月5日,记者在未透露身份的情况下,随蒋宗明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蒋宗明在该院纪检部门提出,要拿回他写的材料。一名工作人员将他带到了一间小房间,蒋宗明写了一张收条,拿回了反映材料。走出小房间的时候,蒋宗明质问,那名曾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为何当天自己前脚离开法院,后脚刚跨进家门就接到了恐吓电话,法院纪检部门是怎么替当事人保守秘密的。那名工作人员当即否认。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

    记者随后亮明了身份,提出欲了解事情原委的要求。那名工作人员表示“拒绝采访”。记者紧接着又拨通了栖霞法院一位负责宣传的院长的电话,提出采访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了拒绝。

    调查:被告财产解冻原告不知

    为了求证,11月6日,记者再次来到栖霞区人民法院,准备找那位金法官当面了解情况。遗憾的是,记者向该院分管宣传的副院长提出要见金法官了解情况,被婉拒。调查中,记者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迈皋桥信用社里,记者查到了蒋宗明委托法院办理的有关财产保全的材料,上面显示的日期为7月1日。据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冻结南京吉利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产的时候,一位姓金的法官留下了签字记录。

    同样在记录本上还记录这样一条,原本被冻结的财产被解冻了,落款时间为7月2日。司法界人士指出,按照正常的程序,法院冻结和解冻财产时,应该给双方当事人下发裁定书。蒋宗明坚称,自己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被告财产解冻的。

    主审法官:没有向当事人借钱

    11月15日,金法官终于出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于蒋宗明的一些说法,金法官给出了解释。据金法官讲,自己仅仅是帮蒋宗明修改过起诉书,那是因为他觉得起诉书有些瑕疵。

    当记者问他与蒋宗明单独到信用社对对方财产进行保全,为何没有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在场时,金法官称,当时办案比较心急,书记员抽不开身,所以当天只有他一人在场,金法官承认,自己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妥。

    对于蒋宗明提出法院在保全被告财产的次日法院就给解冻一事,金法官表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在第二天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解冻,法院可以这么做。

    至于蒋宗明反映的有关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向他提出借钱遭到拒绝一事,金法官坚称,完全没有这回事。

    省高院:该案的判决值得商榷

    审案法官有没有替当事人写状子?提没提过要借巨款的事情?目前还有待纪检部门查实。该案当事人认为案件审理不公,司法界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复友对该案一事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

    法官要回避给当事人写诉状。法律规定,如果法官和当事人与涉及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写诉状、提供一些法律咨询是可以的。不过,一旦发生了利害关系,那么法官就不应该参与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写诉状等活动。如果写了诉状,当事法官就不能参与主审,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禁止的。

    另外,法官是不允许向当事人提出任何要求的。法官审理案件应该秉公执法,依法办案,如果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利害关系,比如什么借款、借交通工具、借通讯器材,包括报销发票等等,这都是法律上禁止的。

篇9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官司都打赢了却连公司的影子都看不到”这是杭州的石元法见到记者的头一句话。

有类似感受的还不止一人，俞水根也是其中之一。俞水根，现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横塘村的工会主席、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组长。但谈起与华农公司的讼争的时候，俞水根却只能一脸无奈地说：“8年了，我们的官司赢了，可是公司不见了，1400多万的股权争回来了可实际却拿不到一分钱。公司的情况更是没人跟我们讲，我们要参加股东会更是连人都找不到……”

8年的讼争

事情不得不从头说起。

1996年4月，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农科院共同出资，成立了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农公司”），其中养殖总场以土地使用权和实物的形式出资1410万元，占47％的股份。养殖总场由笕桥镇横塘村村民委员会、个人以及企业出资建立。

1997年8月，养殖总场的法定代表人石元法因某种原因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养殖总场和华农公司签订了“关于委托管理养殖总场公章和营业执照问题的协议”，委托授权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秘书暂为保管，若需要使用，必须经使用方董事长总经理书面通知，并各自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9月25号晚，石元法被公安机关逮捕。

1997年9月26日早，华农公司就召开了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了《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以“养殖总场虚假出资”为由，将养殖总场清理出了华农公司。后来，时任华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乐南写了一份“因办理注册资金减免手续，需要在决定上盖养殖总场公章”的情况说明，并在决议上加盖了养殖总场的公章。之后华农公司从工商部门办出了变更，注册资金由3000万元变更为2255万元，股东变更为“农司”和“省农科院”两个。

“华农公司变更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是偶尔得知的，一枚公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抹掉了养殖总场投资的事实，直接损害了4000多名村民和自然人出资者的利益。”之后成立的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倪维平先生气愤地说道。养殖总场的股东决定以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名义，要求法院确定《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不久，养殖总场清算小组成立，横塘村书记和村主任作为4000名村民代表和几个自然人出资者担任小组成员。

2003年6月，杭州西湖区法院判决《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8月，农司、省农科院和华农公司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院提起上诉。2004年2月，杭州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4年4月5日，浙江省工商局了“浙工商企2004第6号文件《关于撤销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决定》称：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杭民二张字第652号民事终审判决，你公司于1999年6月15日向本局申请的注册及股东变更登记所依据的第八号股东会决定被认定无效。因此，我局决定，撤销依上述申请核准的变更登记。

但判决下达逾两年了，至今被恢复了股权的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并没有见到一分钱，更是连华农公司的股东会和办公场所都不知道，而相应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备受质疑的审计意见书

1997年6月24日至7月9日，浙江省审计厅对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4月成立至1997年5月的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并对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有关财务情况进行了延伸和追溯审计。1997年12月10日浙江省审计厅就此次审计的情况出具了一份审计意见书，这份编号为浙审意农[1997]第102号审计意见书上总长度为12页，但除了文件的开头和结尾提到“公司”（意指华农公司）之外，其余90%以上的内容都是对华农公司的主要股东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审计情况。该意见书中提到：华隆养殖总场以其下生产基地资产投入股份1100万元。但据查，1995年9月，华隆养殖总场与省农发集团组建华农公司时，原账面资本金169.2万元（省农科院100万元，华隆职工集资69.2万元）。当年9月，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弄虚作假，伪造原始凭证，虚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1130.88万元，并由浙华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在该文件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鉴于公司主要股东之一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存在假出资的情况，使公司注册资本与实际收到的资本金的差额较大，建议公司按审计后的各股东实际出资额登记实收资本额，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企业登记。

对于这个审计，原华隆养殖总场的员工们一直都觉得十分可疑。本来是对华农的审计却延伸到一个华农并没有股份参与其间的民资公司。是不是应该审计该公司？出资的认定是不是合理？为何固定资产并没有进行审计？审计意见书为何没有送达被审计单位而且在审计之初并未通知被审计单位？审计意见书到底是否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对于这上面一连串的疑问，“华隆”的员工都想想弄清楚。曾任华隆养殖总场办公室主任的倪维平曾就此事多次向浙江省审计厅咨询，但得到的多为口头答复。

2002年华隆公司清算小组委托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办理此事，当时长川律师事务所向浙江省审计厅发出了质询公函。2002年6月4日，浙江省审计厅办公室以信函的形式向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做出了答复。该函件中称，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上诉事宜，经过认真研究后已做出了答复。我们的审计程序是正确的。1997年我们是对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审计，根据审计法规定，有关审计文书只需要送达被审计单位即华农公司，而不需要向其他单位包括华农公司的股东送达。至于华农公司在审计意见书送达前采取的行为与审计机关的审计程序无关。

在此后的交涉过程中，浙江省审计厅有关工作人员也多次向前来咨询的倪维平表示审计意见书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被审计单位可能参考执行。

2006年1月23日，记者就审计方面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浙江省审计厅办公室副主任施松青：“对于被延伸审计的单位在审计之前要有通知，在法律效力上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效力都是一样的，被审计单位都是要执行的。同时，如果被审计单位有国家的资金就可以审计，如果民企的账上没有国企资金的流入就没有必要审。”

而且有关方面并没有就为什么对华隆养殖总场以实物和土地作价入股进行认定，而从审计厅的这份意见书来看，也并没有对其实物和土地进行评估审计，也就是说审计只是一种账面的审计。

千万资本人间蒸发

1997年9月26日，华农公司举行了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股东代表陈品华（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商力生（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徐炳清（浙江省农科院）、田加耕（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受石元法委托）代表各出资方参加了会议，钱建国等人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品华主持了会议，他宣布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由王保平同志汇报省审计厅对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的初步审计意见；二是调整公司股份结构；三是选举和更换董事成员；四是其他问题。

据当时的会议纪要中记载依据浙江省审计厅对华农公司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王保平代表华农公司对1996年4月至1997年5月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进行了汇报。

汇报称：公司于1996年4月18日在省工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140万元，占38%；杭州华隆养殖总场1110万元，占37%；浙江省农科院150万元，占5%；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占10%。另有不参与表决的职工股300万元。

纪要中对审计问题这样表述：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弄虚作假，伪造原始凭证，虚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1131.88万元,个人股退股29万元，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实际应核减资本金1160.88万元；经审计后，属于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个人股40.2万元。参加会议的2/3以上的股东认为，这次省审计厅的审计是法定审计，具有法律效力。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委托代表田加耕同志对省审计厅审计原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和华农公司经营亏损情况，他们没有参加，对审计结论有保留意见。

同时，会议纪要还反映，在这次临时股东会上，还做出了调整股份的决定。在该次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上，调整后的股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1805万元，占80.4%；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占13.3%；浙江省农科院150万元，占6.66%。同时会议还“原则同意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要求退出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的40.2万元股本金按原价转让。但据原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回忆：“当时我们并没有在决议上盖章，但事后这个决议上就有了我们公司的公章。他们选择我被拘捕（事后证明这可能是个错案）之后的第二天开会应该是早有预谋的，而且公章也是替我们保管公章的省农科院的工作人员替我们盖的。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当时受石元法委托出席此次会议的华隆养殖总场代表亦对该决议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当时的决议显示，田加耕写下了这样的字样：核减华隆资金部分以审计厅正式文本为准。

1999年4月5日，华农公司召开1999年第二次股东会，形成第八号股东会决定，内容为：根据浙江省审计厅对养殖总场资本金和公司经营情况的审计，股东养殖总场系虚假出资，退出华农公司，华农公司现有实收资本为2255万元，其中农司2105万元占93.4%,省农科院占6.66%，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养殖总场、省农科院、农司按出资比例承担。同年7月，时任华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乐南出具给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因我公司在省工商局要求办理注册资金减免手续，需要一份股东会决议，请在决定上加盖华隆养殖总场公章。据此，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第8号股东会决定上加盖了养殖总场公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第8号股东会决定将华农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2255万元，股东变更为农司和省农科院。至此，杭州华隆养殖总场1410万的资本在华农公司变为零。

而原华隆养殖总场的个人股东，倪维平、王珉、胡跃法以及王永明等人也证实，在这期间他们分别收到华农公司的通知：请尽快与公司联系退股事宜，具体按45%的比例办理。也就是只能退回原出资额的45%。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华农公司曾扬言：“现在不退将来连45%也没有。”这样个人股东也被排挤出了华农公司。

现年80多岁的徐顺兴老人是浙江省内有名的鱼苗培育老专家，华隆养殖总场成立之初他就被石元法请来帮忙。老人当时就已经70多岁了，据石元法回忆：“那时，他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跟我们这帮年轻的一起整天泡在养殖场，自己还到水塘里面抓鱼。”熟识徐顺兴的人都亲切的称他为“三伯伯”。然而，兢兢业业的“三伯伯”也受到了华隆养殖总场的影响。1998年9月，就在华农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决定把华隆养殖总场的股本清零后的一年后，徐顺兴被通知下个月不要再来华农公司上班了。“我从‘华隆’到‘华农’已经干了三四年的时间了，可是那年过中秋节的时候别人发月饼了我却没有。当时就发了我350元钱，说下个月你不要来上班了。也没什么解释，当时我手上为公司购买鱼苗的五千多块钱也找不到人报销了。”一向开朗热心的徐顺兴只能在那个秋天满怀悲凉地离开了华农公司。他成了“多余的人”。

而像倪维平、王珉等许多原华隆养殖总场的老员工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没人要求上班，更无人通知公司事宜。这个他们一手建起来的公司显得与他们毫无关系，就像当事人倪维平所讲的：“我们自生自灭了。好像公司本来就是他们的一样。”

当初的事实

1996年3月8日，杭州市浙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公司的各方投放资本情况依法进行了验证。

该验资报告显示，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系由浙江农业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乙方），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丙方），共同投资组建，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预核第737号核准，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3000万。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出资1440万以人民币出资，占注册资本48%；乙方出资1410万元以实物和人民币投资，占注册资本47%；丙方出资150万元以人民币和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5%。

在投资各方出资情况的分析中，该报告指出甲方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款1440万元，于1996年1月29日至2月6日4次汇入浙江省农行营业部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账户820万元，其余款620万元在借给华隆养殖总场短期贷款中划入。乙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投资款以1995年9月30日止净资产1410万元投入，丙方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投资款150万元于1996年2月5日汇入杭州市农行浣少路分理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已全部到位。而在此报告随附的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负债验证表亦显示此时的华隆养殖总场的净资产达1427.8万元人民币。

这份验资报告证实了当时合作的真实性。

据一手操办华农公司成立的当事人石元法讲，当时我们华隆养殖总场是杭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工程，总共拥有4259亩土地，1200多亩水面，猪数千头，鱼几万尾。王永明也证实养殖总场成立时的土地是他一个村一个村做工作才拿下来了。“当时加上土地和各种设施以及猪、鱼等有人给我们预估的固定资产为8000万元以上”石元法如是说。但缺乏后续资金投入的华隆养殖总场，一直都是制约“华隆”发展的一大瓶颈。后来有着国资背景的农司提出了可以注资发展的方案，使石元法最终同意了合作的建议。虽然，当时石元法提出过进行资产评估的要求，但时任省政府要职的一位领导对其讲：“不要评了，就1500万左右吧。”这恰恰就成了以后诸多事情的伏笔。由于华农公司的政府背景，后来出现了追加新股东而华隆养殖总场不知情的情况。而有关当事人也认为，也正是因为操作的不规范，客观上为争讼留下了空间。

许多了解此案的当地律师也表示，如果当时有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审计报告和一连串的麻烦了。

然而，就在石元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华隆养殖总场股本被清零后不久，华隆养殖总场的工商登记问题也亮红灯了。

2000年3月25日因未参加年度检验，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被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区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2001年6月28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原华隆公司的股东经过协商成立了以俞水根为组长，付传庆、周建伟、石元法、俞水根、王永明、倪维平、王珉等为组员的清算小组，负责清理原华隆养殖总场的债权债务。

法律解决和事实的困境

从2004年4月5日浙江省工商局了《关于撤销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至今，华隆清算小组相关人员并不能介入华农公司半步。清算小组组长俞水根证实，他们曾多次向华农公司去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召开董事会，公布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该公司的注册地虽然还是为杭州是白沙路4号（现在已经为一片绿化带），但公司的真正办公地点华隆方面却几经努力仍未找到，而华农公司的现任负责人钱建国也表示对此事并不清楚。恢复了股权的“华隆”方面根本就无法介入华农公司的日常事务。

2005年5月10日，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出了两份申请书。一份为《对浙江华农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鉴定的申请书》，另一份为《证据保全申请书》。在第一份申请书里，“申请人诉请解散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进行清算，同时提出对华农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鉴定”。

浙江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处长张雪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股东的股份既然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那么就有权利了解当前公司的相关情况，实在不行就可以向法院要求解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