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处罚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3-15 19:37: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减轻处罚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为了规范食品流通许可行为，加强《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食品流通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批准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等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在流通环节从事食品经营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取得餐饮服务许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
第四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食品流通许可的实施机关，具体工作由负责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机构承担。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许可管辖分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
第五条食品流通许可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食品经营者应当在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后，向有登记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工商登记。未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从事食品经营。
法律、法规对食品摊贩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七条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的，食品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需要重新办理许可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食品经营要求情形的，应当责令立即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理；不再符合食品流通许可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食品流通许可。
第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流通许可证》审核发放和监督检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许可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二章申请与受理
第九条申请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第十条申请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
（二）《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
（四）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
（五）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备、工具清单；
（六）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的文件；
（七）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委托他人提出许可申请的，委托人应当提交委托书以及委托人或者指定代表的身份证明。
已经具有合法主体资格的经营者在经营范围中申请增加食品经营项目的，还需提交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不需提交《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新设食品经营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的投资人为许可申请人；已经具有主体资格的企业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该企业为许可申请人；企业分支机构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为许可申请人；个人新设申请或者个体工商户申请食品流通许可，业主为许可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字盖章。
第十一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所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二条企业的分支机构从事食品经营，各分支机构应当分别申领《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十三条许可机关收到申请时，应当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许可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时，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属于五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了全部补正材料的，许可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许可机关受理许可申请之后至作出许可决定之前，申请人书面要求撤回食品流通许可申请的，应当同意其撤回要求；撤回许可申请的，许可机关终止办理。
第十四条许可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审查与批准
第十五条食品流通许可事项包括经营场所、负责人、许可范围等内容。
食品流通许可事项中的许可范围，包括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经营项目按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两种类别核定；经营方式按照批发、零售、批发兼零售三种类别核定。
第十六条许可机关应当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四项以及本办法的要求。必要时，可以按照法定的权限与程序，对其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材料审核和现场核查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
进行现场核查，许可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效证件，申请人和食品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现场核查应当填写《食品流通许可现场核查表》。
第十七条对申请人提交的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予以受理的，许可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许可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许可通知书》，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作出准予变更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变更许可通知书》，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换发《食品流通许可证》；作出准予注销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注销许可通知书》，缴销《食品流通许可证》。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予以公开。
许可机关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驳回申请通知书》，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九条许可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四章许可的变更及注销
第二十条食品经营者改变许可事项，应当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食品流通许可。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改变许可事项。
第二十一条食品经营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食品流通许可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流通变更许可申请书》；
（二）《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
（三）与变更食品流通许可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食品流通许可的有效期为3年。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食品流通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换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办理许可证延续的，换发后的《食品流通许可证》编号不变，但发证年份按照实际情况填写，有效期重新计算。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许可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已作出的食品流通许可：
（一）许可机关工作人员，，给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二）许可机关工作人员超越法定权限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三）许可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四）依法可以撤销食品流通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经营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取得食品流通许可，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食品流通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食品经营者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经营者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取得合法主体资格或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流通许可依法被撤销，或者《食品流通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流通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依法应当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食品经营者申请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流通注销许可申请书》；
（二）《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
（三）与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相关的证明文件。
许可机关受理注销申请后，经审核依法注销《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食品经营者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应当在报刊上公开声明作废，并持相关证明向原许可机关申请补办。经批准后，由原许可机关在二十日内补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第五章许可证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食品流通许可证》分为正本、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副本式样，以及《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食品流通变更许可申请书》、《食品流通注销许可申请书》等式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食品流通许可证》及相关申请文书的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食品流通许可证》应当载明：名称、经营场所、许可范围、主体类型、负责人、许可证编号、有效期限、发证机关及发证日期。
第二十九条《食品流通许可证》编号由两个字母+十六位数字组成，即：字母SP+六位行政区划代码+两位发证年份+一位主体性质+六位顺序号码+一位计算机校验码。
《食品流通许可证》具体编号规则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食品经营者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后，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一）食品经营者是否具有《食品流通许可证》；
（二）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经营要求的，经营者是否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经营者是否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告；需要重新办理许可手续的，经营者是否依法办理；
（三）食品流通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经营者是否依法变更许可或者重新申请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四）有无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食品流通许可证》的行为；
（五）聘用的从业人员有无身体健康证明材料；
（六）在食品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有无确保食品质量和控制污染的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二条县级及其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食品经营者建立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
对食品经营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和食品经营者签字确认后归档。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时，应当按照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的有关规定，审查《食品流通许可证》是否被撤销、吊销或者有效期限届满。对《食品流通许可证》被撤销、吊销或者有效期限届满的，登记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第三十三条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流通许可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
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经营管理工作。
食品经营者聘用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许可，擅自改变许可事项的；
（二）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食品流通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食品流通许可证》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申请或者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
（四）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主动消除、减轻危害后果，或者有其他法定情形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食品经营者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被依法注销、撤销、吊销食品流通许可，或者《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应当在注销、撤销、吊销许可或者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
第三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建立食品流通许可档案。
篇2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 of 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
⒉关于回避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回避依当事人是否申请可以分为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命令回避。申请回避包含了二个环节，申请事实+法定回避事由。关于申请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行管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机关登记制度不完备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导致行管相对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则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关于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应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除非被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回避得法定事由不存在，否则就要采取回避。此时应引用“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这已一补充原则，这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背后所隐藏的法律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不将证明责任偏向相对弱势的原告——行政管理相对人，那么其宪法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基本人权就要受到伤害。因此，在回避的法定事由上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坚持“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分配原则，才能最大可能的求得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性的实现。
⒊关于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从国外情况来看，在英国“申请人指控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负举证责任，包括说服责任。原告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原告败诉。”[8](p697)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对裁量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中，关于裁量权的逾越、滥用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方面负担。”[9](p746)由原告承担裁量权是否滥用的举证责任，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背后隐言的规则便是对国民有利的要件事实的存在。但目前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惯例还尚未形成，在这方面的行政公开还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就显失公正，就会造成证明危机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为适当。
⒋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对起诉权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发生与存在负有最后的说明义务，否则将会被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笔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送达票据而导致原告举证不能时，则应有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构成了“危险领域”。当然，在行政处罚中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个人的原因，如拒绝接受票据、撕毁或丢弃票据等，导致举证不能时，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总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所在。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它是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争，是私权对公权的对抗。保障人权、控制行政权的行政诉讼的宗旨决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是在规范说的基础之上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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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第一条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
第三条医疗机构的类别：
（一）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
（二）妇幼保健院；
（三）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街道卫生院；
（四）疗养院；
（五）综合门诊部、专科门诊部、中医门诊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民族医门诊部；
（六）诊所、中医诊所、民族医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
（七）村卫生室（所）；
（八）急救中心、急救站；
（九）临床检验中心；
（十）专科疾病防治院、专科疾病防治所、专科疾病防治站；
（十一）护理院、护理站；
（十二）其他诊疗机构。
第四条卫生防疫、国境卫生检疫、医学科研和教学等机构在本机构业务范围之外开展诊疗活动以及美容服务机构开展医疗美容业务的，必须依据条例及本细则，申请设置相应类别的医疗机构。
第五条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制外的医疗机构，由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条例和本细则管理。
中国人民后勤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向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军队编制外医疗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第六条医疗机构依法从事诊疗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管理职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涉。
第二章设置审批
第八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按照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合理配置和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制定，经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另行制定。
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定期评价实施情况，并将评价结果按年度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条医疗机构不分类别、所有制形式、隶属关系、服务对象，其设置必须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第十一条床位在一百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设置审批权限的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其他医疗机构的设置，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批。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
（二）正在服刑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三）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
（四）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
（五）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
（六）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第（二）、（三）、（四）、（五）、（六）项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第十三条在城市设置诊所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医师执业技术考核合格，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师职称后，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医师执业技术标准另行制定。
在乡镇和村设置诊所的个人的条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医疗机构，由政府指定或者任命的拟设医疗机构的筹建负责人申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置医疗机构，由其代表人申请；个人设置医疗机构，由设置人申请；两人以上合伙设置医疗机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
第十五条条例第十条规定提交的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
（二）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
（三）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
（四）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
（五）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
（六）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
（七）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备；
（八）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
（九）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响；
（十）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
（十一）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况；
（十二）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资本）；
（十三）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
（十四）拟设医疗机构五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并附申请设置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申请设置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村卫生室（所）、护理站等医疗机构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简化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
第十六条条例第十条规定提交的选址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选址的依据；
（二）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
（三）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
（四）占地和建筑面积。
第十七条由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以及由两人以上合伙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除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选址报告外，还必须提交由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
第十八条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必须经设置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第十九条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设置申请的受理时间，自申请人提供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算起。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及本细则审查和批准医疗机构的设置。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不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二）设置人不符合规定的条件；
（三）不能提供满足投资总额的资信证明；
（四）投资总额不能满足各项预算开支；
（五）医疗机构选址不合理；
（六）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不合理；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同时，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在接到备案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纠正或者撤销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的不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设置审批。
第二十二条《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有效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变更《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中核准的医疗机构的类别、规模、选址和诊疗科目，必须按照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重新申请办理设置审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置的为内部职工服务的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由设置单位在该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前，向当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置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定；
（二）《设置医疗机构备案书》。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备案后十五日内给予《设置医疗机构备案回执》。
第三章登记与校验
第二十五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或者《设置医疗机构备案回执》；
（二）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三）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四）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五）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六）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名录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请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和卫生站登记的，还应当提交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清单、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及其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六条登记机关在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时限进行审查和实地考察、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核结果和不予批准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由卫生部统一印制。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执业登记申请的受理时间，自申请人提供条例和本细则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算起。
第二十七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的事项；
（二）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三）投资不到位；
（四）医疗机构用房不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五）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六）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符合要求；
（七）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事项：
（一）类别、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所有制形式；
（三）注册资金（资本）；
（四）服务方式；
（五）诊疗科目；
（六）房屋建筑面积、床位（牙椅）；
（七）服务对象；
（八）职工人数；
（九）执业许可证登记号（医疗机构代码）；
（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登记事项。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除登记前款所列事项外，还应当核准登记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因分立或者合并而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而新设置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设置许可和执业登记；因合并而终止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第三十条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二）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三）登记机关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一条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设置的为内部职工服务的医疗机构向社会开放，必须按照前条规定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在原登记机关管辖权限范围内变更登记事项的，由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因变更登记超出原登记机关管辖权限的，由有管辖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医疗机构在原登记机关管辖区域内迁移，由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向原登记机关管辖区域外迁移的，应当在取得迁移目的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并经原登记机关核准办理注销登记后，再向迁移目的地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执业登记。
第三十三条登记机关在受理变更登记申请后，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进行审核，按照登记程序或者简化程序办理变更登记，并作出核准变更登记或者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
第三十四条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经登记机关批准。除改建、扩建、迁建原因，医疗机构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第三十五条床位在一百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校验期为三年；其他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一年。
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三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校验手续。
办理校验应当交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六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校验申请后的三十日内完成校验。
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根据情况，给予一至六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一）不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二）限期改正期间；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在暂缓校验期内不得执业。
暂缓校验期满仍不能通过校验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二月底前，将上年度本行政区域内执业的医疗机构名册逐级上报至卫生部，其中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名册逐级上报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开业、迁移、更名、改变诊疗科目以及停业、歇业和校验结果由登记机关予以公告。
第四章名称
第四十条医疗机构的名称由识别名称和通用名称依次组成。
医疗机构的通用名称为：医院、中心卫生院、卫生院、疗养院、妇幼保健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卫生站、卫生室、医务室、卫生保健所、急救中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防治院、防治所、防治站、护理院、护理站、中心以及卫生部规定或者认可的其他名称。
医疗机构可以下列名称作为识别名称：地名、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医学学科名称、医学专业和专科名称、诊疗科目名称和核准机关批准使用的名称。
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命名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一）医疗机构的通用名称以前条第二款所列的名称为限；
（二）前条第三款所列的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可以合并使用；
（三）名称必须名副其实；
（四）名称必须与医疗机构类别或者诊疗科目相适应；
（五）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置的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中应当含有省、市、县、区、街道、乡、镇、村等行政区划名称，其他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中不得含有行政区划名称；
（六）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个人设置的医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含有设置单位名称或者个人的姓名。
第四十二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下列名称：
（一）有损于国家、社会或者公共利益的名称；
（二）侵犯他人利益的名称；
（三）以外文字母、汉语拼音组成的名称；
（四）以医疗仪器、药品、医用产品命名的名称。
（五）含有“疑难病”、“专治”、“专家”、“名医”或者同类含义文字的名称以及其他宣传或者暗示诊疗效果的名称；
（六）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名称；
（七）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得使用的名称。
第四十三条以下医疗机构名称由卫生部核准；属于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的，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核准：
（一）含有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及其简称、国际组织名称的；
（二）含有“中国”、“全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以及跨省地域名称的；
（三）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置的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中不含有行政区划名称的。
第四十四条以“中心”作为医疗机构通用名称的医疗机构名称，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核准；在识别名称中含有“中心”字样的医疗机构名称的核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含有“中心”字样的医疗机构名称必须同时含有行政区划名称或者地名。
第四十五条除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以外，医疗机构不得以具体疾病名称作为识别名称，确有需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核准。
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名称经核准登记，于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使用，在核准机关管辖范围内享有专用权。
第四十七条医疗机构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确有需要，经核准机关核准可以使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名称，但必须确定一个第一名称。
第四十八条卫生行政部门有权纠正已经核准登记的不适宜的医疗机构名称，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权纠正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已经核准登记的不适宜的医疗机构名称。
第四十九条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核准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机构名称，核准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作出裁决。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因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发生争议时，核准机关依照登记在先原则处理。属于同一天登记的，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裁决。
第五十条医疗机构名称不得买卖、出借。
未经核准机关许可，医疗机构名称不得转让。
第五章执业
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帐户、牌匾以及医疗文件中使用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
第五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无菌消毒、隔离制度，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处理污水和废弃物，预防和减少医院感染。
第五十三条医疗机构的门诊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住院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三十年。
第五十四条标有医疗机构标识的票据和病历本册以及处方笺、各种检查的申请单、报告单、证明文书单、药品分装袋、制剂标签等不得买卖、出借和转让。
医疗机构不得冒用标有其他医疗机构标识的票据和病历本册以及处方笺、各种检查的申请单、报告单、证明文书单、药品分装袋、制剂标签等。
第五十五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标准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实施医疗质量保证方案，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第五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定期检查、考核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第五十七条医疗机构应当经常对医务人员进行“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与考核，把“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谨态度”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第五十八条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医德规范和有关教材，督促医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
第五十九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假劣药品、过期和失效药品以及违禁药品。
第六十条医疗机构为死因不明者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只作是否死亡的诊断，不作死亡原因的诊断。如有关方面要求进行死亡原因诊断的，医疗机构必须指派医生对尸体进行解剖和有关死因检查后方能作出死因诊断。
第六十一条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对患者实行保护性医疗措施，并取得患者家属和有关人员的配合。
第六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
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第六十三条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和卫生站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由登记机关核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六十四条为内部职工服务的医疗机构未经许可和变更登记不得向社会开放。
第六十五条医疗机构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许可证后，不得继续开展诊疗活动。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六十六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七条在监督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医院管理学会和卫生工作者协会等学术性和行业性社会团体的作用。
第六十八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办公室。
各级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六十九条各级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办公室的职责：
（一）拟订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工作计划；
（二）办理医疗机构监督员的审查、发证、换证；
（三）负责医疗机构登记、校验和有关监督管理工作的统计，并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四）负责接待、办理群众对医疗机构的投诉；
（五）完成卫生行政部门交给的其他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十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医疗机构监督员，履行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
医疗机构监督员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聘任。
医疗机构监督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医疗机构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二）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三）对医疗机构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四）对经查证属实的案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处理或者处罚意见；
（五）实施职权范围内的处罚；
（六）完成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其他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十一条医疗机构监督员有权对医疗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无偿索取有关资料，医疗机构不得拒绝、隐匿或者隐瞒。
医疗机构监督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佩戴证章、出示证件。
医疗机构监督员证章、证件由卫生部监制。
第七十二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检查、指导主要包括：
（一）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情况；
（二）执行医疗机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情况；
（三）医德医风情况；
（四）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情况；
（五）执行医疗收费标准情况；
（六）组织管理情况；
（七）人员任用情况；
（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检查、指导项目。
第七十三条国家实行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各级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评审的具体实施。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的评审。
第七十五条医疗机构评审包括周期性评审、不定期重点检查。
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在对医疗机构进行评审时，发现有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情节，应当及时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委员为医疗机构监督员的，可以直接行使监督权。
第七十六条《医疗机构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另行制定。
第七章处罚
第七十七条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处罚；
（二）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三）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四）给患者造成伤害；
（五）使用假药、劣药蒙骗患者；
（六）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七十八条对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在限期内仍不办理校验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七十九条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一）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转让或者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以营利为目的；
（三）受让方或者承借方给患者造成伤害；
（四）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给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八十条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情节轻微的，处以警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三千元以下；
（二）给患者造成伤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三千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三千元以上；
（二）给患者造成伤害；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八十一条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一）任用两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
（二）任用的非卫生技术人员给患者造成伤害。
医疗机构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按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处理。
第八十二条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情节轻微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出具虚假证明文件造成延误诊治的；
（二）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给患者精神造成伤害的；
（三）造成其它危害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十三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发生重大医疗事故；
（二）连续发生同类医疗事故，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三）连续发生原因不明的同类患者死亡事件，同时存在管理不善因素；
（四）管理混乱，有严重事故隐患，可能直接影响医疗安全；
（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填写《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八章附则
第八十五条医疗机构申请办理设置审批、执业登记、校验、评审时，应当交纳费用，医疗机构执业应当交纳管理费，具体办法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规定。
第八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条例和本细则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实施办法中的有关中医、中西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的条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行政部门拟订。
第八十七条条例及本细则实施前已经批准执业的医疗机构的审核登记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规定。
第八十八条条例及本细则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医疗美容：是指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诊断、治疗活动：
（一）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检查和治疗；
（二）由于患者体质特殊或者病情危笃，可能对患者产生不良后果和危险的检查和治疗；
（三）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
（四）收费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检查和治疗。
卫生技术人员：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
技术规范：是指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或者认可的与诊疗活动有关的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等规范性文件。
军队的医疗机构：是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编制内的医疗机构。
第八十九条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条例和本细则以及当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对管辖范围内各类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行使设置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权。
篇4
在王大锁的举报下，2009年河南省公安厅组成专案组进行侦查。2010年，在办理该煤矿采矿转让许可和工商注册登记时未正确履行职责的鲁山县国土资源局和工商局的五名工作人员，均被法院判刑。
2010年2月，鲁山县人民法院一审确认鲁山县工商局的行政行为违法。同年11月10日，平顶山市中院终审判决驳回鲁山县工商局的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4月28日，王大锁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鲁山县工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2.5亿元，此案索赔数额全国罕见。2013年3月14日，南阳市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个人煤矿“被”转让
地处鲁山县城东北15公里处的梁洼镇，因其辖区内煤矿众多，是鲁山县的经济重镇。当地部分人靠开煤矿富甲一方，家住梁洼镇北郎店村的王大锁也按捺不住发财的欲望，于1995年12月1日取得了位于该镇北店村四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并开始投资生产。
与其他精明能干、见多识广的煤老板不同，王大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不擅长搞经营。2002年5月18日，王大锁将北店四矿委托给当地的杨某经营管理，后双方因合同纠纷，王大锁将杨某告上法庭。2003年5月20日，平顶山市中院判决解除了他与杨某之间的委托合同，王大锁收回了煤矿经营权。
吃过一次亏的王大锁并没有引以为戒，2003年7月13日，他又和当地的一个生意人王某签订了北店四矿承包协议书。合同内容是，矿上经营事务他不得干预，王某给他15%的提成。谁知，合同签订后没几个月，再生变故。
2004年1月15日，王某在王大锁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王大锁的名义与第三人马某签订了北店四矿的资产转让书，将北店四矿转让给马某。后经认定，转让协议上所谓“王大锁”的签字并非王大锁本人所签。
2004年3月30日，马某持北店四矿资产转让协议等材料向鲁山工商局申请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2004年4月1日，鲁山县工商局就把北店四矿的投资人变更为马某。2004年4月19日，鲁山县工商局为北店四矿颁发了投资人为马某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
2005年12月16日，鲁山县人民政府下文要求，决定对包括北店四矿在内的31个已经注销采矿证的煤矿实行关闭。2005年6月11日，北店四矿与北店村福达煤矿签订了资源整合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两个煤矿整合为一个煤矿，拟定企业名称为“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实际上仍是北店四矿，马某作为北店四矿的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名。
王大锁认为，此次整合不但违反法律规定，也使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王大锁向有关机关进行举报，在举报材料中王大锁写到：为将煤矿彻底占有，王某打通了鲁山县工商局注册股股长安某、鲁山县梁洼镇工商所所长王某的关系，在鲁山县工商局副局长董某的指使下，由二人出面伪造了一份“王大锁”签字的转让协议，以10万元的价格，将自己合法拥有可开采的三个煤矿井口及资源廉价转让给了马某。
2006年6月份，王大锁向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鲁山县工商局给马某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违法。因为种种原因，鲁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庭不受理此案，后在河南省政法委纪检督察驻平顶山市工作小组的督促下，鲁山县人民法院才受理此案。2006年8月31日，鲁山县人民法院又裁定中止审理。
终获刑
为了讨回煤矿，几年来，王大锁家无宁日，险象环生。先是王大锁被鲁山县人民法院拘留15天，放出拘留所的当天，他又被别人强行带到广西长达一年多，不让其回家，后他乘看守人员放松警惕时才逃出，沿途要饭从广西回到鲁山县。他的妻子也被鲁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以殴打他人为由送进了看守所。他在家的女儿，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伤，后来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中。王大锁的儿子晚上住在家中害怕，就唤其伙伴晚上陪他同住在家中，夜间被人翻墙入室将他和伙伴殴打，头部被菜刀砍伤多处，案子至今未破。
在王大锁四处举报下，2009年河南省公安厅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鲁山县国土资源局纪检组长张某、工作人员李某，鲁山工商局副局长董某、其他中层负责人安某、王某，因在办理北店四矿的采矿转让许可和工商注册登记时未正确履行职责，被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新华区人民法院查明，2004年1月至2007年年底，董某担任鲁山县工商局副局长，主管注册工作。2004年4月1日，在其审核梁洼镇北店四矿投资人由王大锁变更为马某的注册登记过程中，违反《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14条“个人独资企业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投资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委托人申请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投资人的委托书和人的身份证明或者资格证明”的规定及有关规定，在申请人未提交投资人王大锁签署的《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申请书》和委托书及原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批准投资人变更为马某，并颁发了马某为投资人的营业执照，致使北店四矿产权变更，造成王大锁个人财产损失224.13万元。
法院认为，董某在办理鲁山县梁洼镇北店四矿变更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时，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罪。鉴于被告人董某认罪悔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2009年11月19日，法院一审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法院认定，时任鲁山县国土资源局开发股长的张某，在整合煤矿负责审查材料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按工商部门错误的营业执照，以北店四矿马某作为该矿法人代表，参与煤矿整合，剥夺了王大锁的采矿权，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张某系投案自首，且认罪，可从轻或减轻处罚。2010年2月3日，法院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李某、安某和王某等人也分别获刑。
2010年2月16日，鲁山县人民法院对王大锁诉鲁山县工商局一案作出行政判决，判定鲁山县工商局的行政行为违法，鲁山县工商局提出上诉。2010年11月10日，平顶山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大锁认为，两级法院均判定被告行为违法，因为鲁山县工商局的违法行为，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自己理应得到赔偿。于是，2010年12月8日，王大锁向鲁山县工商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赔偿因其失职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2.5亿元人民币。2011年3月8日，鲁山县工商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
工商局摊上大官司
2011年4月28日，王大锁将鲁山县工商局告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标的为2.5亿元人民币，此案索赔数额全国罕见。2011年7月10日，河南省高院指定该案由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异地审理。
同年7月15日，卧龙区人民法院开始立案，王大锁向法庭递交了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购买炸药信息的资料，用以证明采煤数量。另外，王大锁还提交了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国土厅的备案资料一份，以证明其煤矿资源的价值。在庭审中，鲁山县工商局辩称，我局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直接经济损失，原告即使有损失，也是承包人没有按约履行给付义务，与我们工商局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的理由是，2003年，原告王大锁因无力经营，将北店四矿的生产经营权交由王某，并承担该矿的安全责任及债权债务。2006年3月3日因王某未按协议支付款项，王大锁向平顶山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某支付承包提成款，并终止承包协议。从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自2003年至2006年6月18日平顶山市中院开庭审理时止，该矿一直在王某手中正常经营，为此，王大锁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另外，《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7条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是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的凭证。从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18日平顶山市中院开庭审理，到2005年12月北店四矿被鲁山县政府关闭，王某仍在承包经营的有效期内，原告无权利要求行政赔偿。再者，工商登记只是对经营者合法经营资格的确认，是一种经营身份的确认，不是所有权的确认，所以不会使企业的所有权改变，企业资产的转移应由双方依法转让。因此，工商登记不会造成所有权人财产的转移。
因案情复杂，2012年8月1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期三个月。
2012年11月18日，卧龙区人民法院查明，按照《赔偿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造成公民法人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被告鲁山县工商局在办理北店四矿工商变更登记时，在原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投资人王大锁没有签署变更登记申请及委托书的情况下，违法将北店四矿登记在马某名下。该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因违法已被鲁山县人民法院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决撤销。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许可、行政确认性质，因此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赔偿。
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卧龙区人民法院认为，新华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张某、李某二人因造成王大锁600万元的重大损失，对董某、安某、王某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三人因造成王大锁个人财产损失224.13万元。可见600万元考虑了矿产资源价值的因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补偿标准未作规定的，一般在实际损失范围内确定补偿数额；行政许可属于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一般按照实际投入的损失确定补偿数额。”而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的就是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行政许可事项，因此不能把600万元作为赔偿依据。
工商败诉
卧龙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的规定，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中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
王某以王大锁名义签订的转让协议也是导致被告鲁山县工商局错误登记的原因之一。原告王大锁已就北店四矿的承包合同纠纷将王某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至今尚未审结。故本案应适用“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的规定，适当确定赔偿数额。以承担224.13万元的40%赔偿责任为宜，赔偿原告89.652万元，其他损失应在另案中确定。原告诉讼请求为2.5亿元，明显超出实际损失，因此其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最后认定，原告所举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购买炸药信息资料及该公司在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资料，不能证明北店四矿在被告变更登记在马某名下资产时的价值。同时，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系重组企业，拥有多个矿井，不能将该公司的资产与北店四矿等同。故原告所举的计算财产损失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原告申请委托专门机构对北店四矿开采现场进行勘验，并对煤炭实际生产量作出鉴定。该申请忽视了北店四矿先后由王某、马某、鲁山县伟业煤业有限公司投资经营的事实，即使现在作出勘验、给出鉴定结论，也不能作为计算原告财产损失的依据。对此申请法院不予支持。
2012年11月30日，卧龙区人民法院判决鲁山县工商局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王大锁财产损失89.652万元，驳回原告王大锁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下发后，王大锁以应当全赔为由，提起上诉。被告鲁山县工商局认为，王大锁不具备一审原告主体资格，造成错误变更登记的原因是申请人提供虚假登记所致，工商机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提出上诉。
南阳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作为原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确定的投资人，王大锁认为争议的变更登记行为侵犯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是适格的，上诉人鲁山县工商局在办理北店四矿工商变更登记时，显属违法。且该变更登记行为已由平顶山市中院生效行政判决予以撤销，争议的变更登记行为给上诉人王大锁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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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节约能源，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和管理及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新型墙体材料的范围，按照国家和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的目录确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领导，编制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限制、淘汰实心粘土砖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墙体材料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新型墙体材料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新型墙体材料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交通、工商、税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工作。
第五条 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应用以城市为重点，逐步向农村推广。限制实心粘土砖的生产和使用。
第二章 鼓励与扶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工作，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对在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和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究和开发，推动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向产业化发展。
第八条 鼓励现有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转产新型墙体材料;在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原料缺乏地区，应当逐步转产空心粘土砖。
鼓励企业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生产墙体和地面砖等材料。
第九条 经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符合国家或者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及生产规模的，生产企业依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第十条 企业申请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的，应当向当地设区的市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报告;
(二)有关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原料构成、生产规模等材料;
(三)质量标准检验及环境保护合格证明。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初审完毕，对符合条件的，报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20日内进行认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认定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认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公布本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指导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为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三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开工手续之前，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农村村民使用集体土地建自住房，不需缴纳专项基金。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家和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内的墙体材料，应用比例达到下列规定比例的，按实际应用比例返退专项基金:
(一)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达到80以上的;
(二)在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20xx年6月30日前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达到60以上的;
(三)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范围以外的建筑工程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达到40以上的。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使用空心粘土砖的部分，不返退专项基金。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外，建筑工程使用孔洞率大于25的空心粘土砖，且新型墙体材料和空心粘土砖的应用比例达到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比例的，对其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部分按实际应用比例返退专项基金;对其中使用空心粘土砖部分，按实际应用比例的50返退专项基金，但在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偏僻山区或者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原料缺乏地区，使用空心粘土砖的部分按实际应用比例返退专项基金。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申请返退专项基金，应当在建筑主体工程墙体粉刷前，向预缴专项基金的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申请核验，并出具购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原始凭证。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单位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核验完毕，对符合返退条件的，应当自核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返退专项基金;对不符合返退条件的，应当自核验结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六条 从事下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使用专项基金，用于对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
(一)引进、新建、扩建、改造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线工程项目的;
(二)建设新型墙体材料示范项目(包括引进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
(三)从事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和推广以及编制相关技术规程的。
申请使用专项基金的，应当向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提出，经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纳入专项基金年度预算。财政部门根据专项基金年度预算拨付项目资金。
第十七条 鼓励境外、省外投资者在本省从事新型墙体材料科技开发、生产和投资。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组织生产;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依法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有地方标准的，还应当符合地方标准的要求。
第十九条 新型墙体材料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与环境保护要求，并经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墙体材料产品。
第二十条 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实施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限制、淘汰实心粘土砖规划;
(三)指导协调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生产和推广应用;
(四)按规定征收、管理专项基金;
(五)组织新型墙体材料的信息交流、统计和宣传教育;
(六)协调解决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订和编制本省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及建筑节能设计、施工的规范、规程、通用图集及验收标准。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条例规定，在建筑工程设计中采用新型墙体材料。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监理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按照设计图纸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二十三条 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专项基金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不得减、免、缓征专项基金。
第二十四条 专项基金由市、县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负责征收，征收的专项基金应当及时全额缴入同级国库。
专项基金应当专款专用，其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的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五条 南昌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范围按照《南昌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其他设区的市的城市规划区应当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开始时间由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但最迟不得超过20xx年6月30日。
未列入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区域，应当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新型墙体材料发展的要求和本地实际，限制使用并逐步淘汰实心粘土砖。
第二十六条 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建筑工程室内地平线以上的墙体，设计单位不得违反国家和本省的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施工单位不得违反设计图纸要求使用实心粘土砖，建设单位不得强令设计、施工单位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
第二十七条 对生产实心粘土砖的一般纳税人，一律按照增值税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不得采取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
第二十八条 禁止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生产粘土砖。除省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偏僻山区或者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原料缺乏地区外，不得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本条例实施前已建成的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不得扩大粘土采掘用地范围，并应当逐年减产。
经依法批准在山地、丘陵地取土生产粘土砖的，应当以挖丘平坡方式取土，取土深度不得低于耕地地面。
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土地使用证、采矿许可证和临时用地许可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标准足额缴纳专项基金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未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由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改变专项基金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或者减、免、缓征专项基金的，由同级财政部门或者上一级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上一级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对减、免、缓征的专项基金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城市规划区内使用实心粘土砖的，由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分别进行处罚:
(一)建设单位强令设计单位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的，或者设计单位违反国家和本省的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使用实心粘土砖的，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按合同约定设计费1倍以上2倍以下处以罚款。
(二)建设单位强令施工单位使用实心粘土砖的，或者施工单位违反设计图纸要求使用实心粘土砖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实心粘土砖用量，对责任单位处以每立方米3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生产粘土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并处以耕地开垦费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的，由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对违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批准新建、扩建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的，批准文件无效，所造成的损失由批准机关承担，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各级新型墙体材料行政主管部门和新型墙体材料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xx年9月1日起施行。
新型墙体材料前景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对建筑技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改变建筑物的形态或结构。
新型墙体材料包括新出现的原料和制品，也包括原有材料的新制品。
新型墙体材料具有轻质、高强度、保温、节能、节土、装饰等优良特性。
采用新型墙体材料不但使房屋功能大大改善，还可以使建筑物内外更具现代气息，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有的新型墙体材料可以显著减轻建筑物自重，为推广轻型建筑结构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建筑施工技术现代化，大大加快了建房速度。
篇6
一
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看，行政赔偿程序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引起行政赔偿程序发生的方式上，允许两种方式——“单独式”和“一并式”并存。
（一）单独式。即“单独提起”，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已经被确认，赔偿请求人仅就赔偿问题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请求，当赔偿请求人采取这种方式时，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要具备“单独提起”的前提。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1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3条、第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第3条、第4条规范的是行政赔偿范围，即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何种违法情形时，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这一款所说的”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3 条、第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就是”单独提起“的前提。也就是说，因”单独提起“而发生的行政赔偿程序，必须是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的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的基础上进行。那么，什么叫”依法确认“、由谁来确认、怎样进行确认？根据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几种情况：
1.作出违法行为的机关或者作出违法行为的行政工作人员所在的机关进行确认：
2.行政行为经相对人申请复议，被复议机关确认为违法，或被复议机关撤销；
3.由于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具体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确认为违法，或者判决撤销，且判决生效；
4.具体行政行为系终局裁决行为，被拥有终局裁决权的行政机关确认为违法。
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通过上述途径被确认为违法后，受害人就可单独提出赔偿请求。
其次，赔偿请求人单独就赔偿问题提出请求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处理。如果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赔偿或者双方就赔偿问题达不成协议的，受害人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也就是说，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赔偿请求人不能越过该“雷池”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究其原因，不难理解，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终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赔偿义务机关，设置该先行程序，可把大量的赔偿纠纷消灭在该阶段，从而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也给赔偿义务机关提供了一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补救的机会，是符合设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最终目的的。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不服的，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二）一并式。即“一并提起”，也可称为连带提起，是指赔偿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或要求撤销该违法行为的同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2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一并式”具有以下特点：
1.赔偿请求人将两项不同的请求——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撤销该行为和要求赔偿向同一个机关提出，要求并案审理。这里的“两项不同请求”应当是两项属于同一诉讼系列即行政诉讼系列的不同请求，而不是不同诉讼系列的两项不同请求。因为行政赔偿诉讼其性质仍属于行政诉讼。后者则较常发生在当行政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它）们相互之间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进行处理，当事人既对该处理不服，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同时又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原权属纠纷，因此而形成的是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2.“一并提起”的条件是两项请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其一，该行政行为违法。因为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条件就是行政职权行为违法。其二，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该违法行为引起的，两者具有因果联系。
3.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可一并在行政复议中提出，也可一并在行政诉讼中提出，这里既包括在申请复议和起诉的同时提出，也包括在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过程中提出，因此，“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程序实际上就是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综上，无论是“单独提起”还是“一并提起”，解决行政赔偿责任的最终程序都是赔偿诉讼程序。其中，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必须先经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
二
与行政赔偿程序相比，司法赔偿程序有很大不同，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司法赔偿程序只能“单独提起”。
前已述，行政赔偿请求既可以“单独提起”，也可以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0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只能单独提起。通过对两种提起方式的分析，不难看出，“一并提起”是在同一个程序中解决两个请求，而“单独提起”却要通过两个程序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效率方面，还是在便于受害人行使以至实现其赔偿请求权方面，“一并提起”都要优于“单独提起”。那为什么在司法赔偿程序中不采取“一并式”，允许赔偿请求人在要求确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呢？这绝不是立法者们任意所作的选择，而是有其内在缘由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由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决定的。在这个机制中，一方面，三机关可以相互纠正对方的错误，比如，错拘可以经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予以确认；错捕可以经法院判决无罪予以确认；错判可能因检察院抗诉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三机关又是分工负责，自己有权改变自己作出的决定。如检察院在逮捕公民后，可能因撤销案件、决定免予起诉或者改为取保侯审，将该公民释放，对此，人民法院无权审查检察院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允许“一并提起”，意味着在当事人认为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取保候审等决定违法侵权时，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要求赔偿，人民法院就有权对检察院的决定进行审查并进行确认。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与现行刑事诉讼机制背道而弛。而行政赔偿不存在这个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复议机关有权裁决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监督权，以判决的形式撤销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变更我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等等。因此，允许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赔偿请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任何障碍。
其次，是法制统一的基本要求。刑事赔偿实行的是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而认定有罪还是无罪，是依靠刑法，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的。比如，对发生法律效力的错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予以纠正。如果允许“一并提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申诉就必须受理，受理后就必须首先来认定原判是否有错误，这就大大破坏了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无异于另外搞了一套程序来替代审判监督程序，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同样道理，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刑讯逼供等行为也不能“一并提起”。
总之，在司法赔偿程序中，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确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在违法行为得到确认之后再提起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司法赔偿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这一点和行政赔偿是一致的，即（1）必须具备“单独提起”的前提。在单独提起赔偿请求之前，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已经得到了确认。（2）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所不同的是，确认“违法情形”的途径和依据不一样。
1.错拘。由有权采取拘留的公安、安全等机关自己认定，或者，在公安等机关报捕后，以检察院认为既没有犯罪事实也没有犯罪嫌疑而不批准逮捕来加以认定。
2.错捕。由检察院自己确认，或者经普通审判程序宣告无罪确认。
3.错判。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撤销原判来确认。
4.刑讯逼供等暴力行为和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的，由作出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所在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自己确认；由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或者由受害人向法院自诉，经法院判决来确认。
5.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违法扣押、冻结、查封财产的，经该机关或上级机关来确认。
6.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违法采取扣押、冻结、查封财产等强制措施，或者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由该机关或上级机关确认。
（二）复议为司法赔偿的必经程序。
无论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还是“单独提起”司法赔偿，首先都必须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这是两者的共性。如果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赔或者与赔偿请求人达不成协议，行政赔偿请求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而司法赔偿请求人的下一步则是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即上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等申请复议，即司法赔偿多了一个复议程序，而且是一个必经程序，但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除外。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1条第2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就是终局决定了。
应当指出，司法赔偿复议和行政复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1）性质不同。行政复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而司法赔偿复议则应归入司法行为的一类。（2）处理的内容不同。行政复议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司法赔偿复议是针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而展开，仅解决赔偿问题，它不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的合法与否。（3）救济途径不同。对不少行政复议裁决，相对人若不服可提起行政诉讼；而受害人对司法赔偿复议机关所作的处理不服不能起诉，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作出赔偿决定的请求。（4）程序不同。行政复议有着一套较为完备、独立的程序。而司法赔偿复议程序，国家赔偿法规定得很不详尽，可以说这是立法中的一个缺陷，给将来的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这就有待于有权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三）终局解决司法赔偿的程序是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程序。
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司法赔偿，终局解决赔偿纠纷的都在人民法院，但终局解决行政赔偿的是诉讼程序，而终局解决司法赔偿纠纷的程序是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程序。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2条，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复议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程序与行政赔偿诉讼程序不同：
1.当事人的称谓不同，赔偿决定程序中只有申请人（赔偿请求人）和被申请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诉讼程序中的原告、被告之称。
2.管辖不同。司法赔偿由复议机关所在地的与复议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一般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而赔偿诉讼是根据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规定来确定管辖的法院。
3.审理组织不同。赔偿决定程序实行特别的审理组织——赔偿委员会。行政赔偿案件则由各级人民法院内设的行政审判庭受理，并采取合议制，由合议庭负责具体赔偿案件的审理。
4.结案形式不同。赔偿决定程序以决定的形式结案，行政赔偿诉讼是采取判决和裁定的形式结案的。
5.采取的审级不同。在我国，凡诉讼程序（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除外）一律实行两审终审制，行政赔偿诉讼自不例外。但赔偿决定程序是一次终局。
6.审理方式不同。赔偿决定程序不象诉讼程序那样实行以开庭审理为主的方式，而是采取书面审理。赔偿委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即可作出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
7.纠正的途径不同。在赔偿诉讼程序中，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如果不服，皆可上诉。判决生效后，还可望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错判。而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终局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上诉。
综上所述，司法赔偿程序实际上是由三大阶段构成：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阶段；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的复议阶段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阶段。当然，并非所有的司法赔偿纠纷都必须经过这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必须循序进行，不得逾越。对行政赔偿而言，由于两种提起方式的并存，行政赔偿程序不能作简单的阶段划分，可以将它分解为以下三套程序：（1）“单独提起”的，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赔偿请求人若不服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再适用行政赔偿诉讼程序；（2）在行政复议中“一并提起”的适用行政复议程序；（3）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的，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不管以哪种方式提起，最终解决行政赔偿纠纷的都是诉讼程序。
三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的不同点，下面就两者的共同点作些归纳和分析。
（一）引起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发生的原因相同。
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中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的发生可以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因赔偿义务机关主动提出而发生。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力也有义务与受害人主动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主动给予赔偿。这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国家机关及时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并予以补救的积极态度。二是因受害人申请而发生。
（二）因申请而发生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程序的，在申请形式上，都实行书面申请为主，口头申请为辅的原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2条的规定，“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三）单独提起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请求时效相同，均为两年，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由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是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提起，因而“一并提起”的时效适用复议和诉讼的有关时效。
（四）无论是合议庭评议行政赔偿案件，还是赔偿委员会处理司法赔偿纠纷，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且两者在人数组成上亦有相同的要求，都必须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五）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程序中，在赔偿问题上运用证据的规则相同。在国家赔偿程序中，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得到确认之后，解决赔偿纠纷的关键是要认定损害后果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对此，应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主管机关在必要时也可调查收集有关的证据。
（六）在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程序，围绕着赔偿纠纷可以进行调解。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赔偿诉讼除外”。这是因为赔偿诉讼不涉及对行政职权的处分问题，而是对经济利益的处分，具备调解的基础。在国家赔偿程序中，无论是“单独提起”还是“一并提起”，围绕着赔偿问题，主要是赔偿方式和金额上可以适用调解。
篇7
海洋倾倒区管理
1上海市管辖海域内的海洋倾倒区及使用情况
目前，上海市管辖海域分布有5个正式倾倒区和1个临时倾倒区，分别为吴淞口北、鸭窝沙北、长江口1＃、长江口2＃、长江口3＃倾倒区和金山临时倾倒区，均为疏浚物倾倒区。其中吴淞口北、鸭窝沙北、长江口1＃倾倒区和金山临时倾倒区位于近岸海域。吴淞口北倾倒区，1990年4月批准，面积1．5km2，现为长江口海域使用最为频繁的倾倒区；鸭窝沙北倾倒区，1990年4月批准，面积0．79km2，水深10m，靠近长兴岛造船基地，近年来很少使用；长江口1＃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0．5km2，年倾倒量1000万m3以内，日倾倒量控制在1万～3万m3以内；长江口2＃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2．4km2，年倾倒量800万m3以内，日倾倒量控制在2．9万～1万m3以内；长江口3＃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9．0km2，实行分区作业，采用轮流倾倒方式，年倾倒量2000万m3以内；金山临时倾倒区，2010年8月17日批准，面积为1．54km3，使用期限为3年，年倾倒量为60万m3，日最大倾倒量1万m3。各倾倒区位置见图1。通过对2009—2011年倾倒量统计，可以看出黄浦江港区、宝山港区、崇明岛的全部疏浚物和长兴岛、外高桥港区的大多数疏浚物都倾倒在吴淞口北倾倒区，这是因为吴淞口北倾倒区距各港区距离较近，且风浪较小，倾倒单位从节省运输成本和航行安全考虑，倾向于申请在此倾倒，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近岸倾倒区。2010年度鸭窝沙北倾倒区仅批准2个疏浚项目倾倒，2009年和2011年度没有使用，因其靠近长兴岛造船基地，为防止倾倒疏浚物对造船基地的不利影响，将逐步停止使用；长江口1＃、2＃、3＃倾倒区主要用于倾倒深水航道疏浚物，容量很大，长兴岛和外高桥港区也有部分疏浚物倾倒在长江口1＃倾倒区，但数量较少，2＃、3＃倾倒区尚无近岸疏浚物倾倒；金山临时倾倒区用于倾倒杭州湾北岸海洋工程建设和维护性疏浚产生的疏浚物，仅2011年度有1个维护性疏浚项目在此倾倒，使用很少。
2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和长江口1＃倾倒区的倾倒量调配
吴淞口北倾倒区位于长江口南港北侧边滩一矩形区域，其北侧600m区域的水深在0m左右，已停止倾倒，南侧400m区域的水深从0～10m以上，向航道倾斜，南缘紧贴航道；在此倾倒的疏浚物除少部分以悬浮物形式直接扩散外，大部分直接滑入或被水流带入航道主槽［2］。吴淞口北倾倒区至今已使用20多年，倾倒量逐年上升，倾倒物常年累积必然会危及航道安全。因此，需对吴淞口北倾倒区进行年度倾倒总量控制，上海市海洋局根据近年吴淞口北倾倒区水深测量和倾倒量统计结果，初步确定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在400万m3，超出的倾倒量将调配至长江口1＃倾倒区倾倒；同时，在审批过程中将外高桥和长兴岛的疏浚物调配至长江口1＃倾倒区倾倒，充分利用1＃倾倒区的容量并减轻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压力。
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
上海海域面积在9000km2左右，拥有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和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4个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上海海域又是重要的航运密集区，近岸海域已经很难选划大容量的海洋倾倒区；而远海选划倾倒区，倾倒单位将大幅增加航运成本和安全风险，还会导致不到指定倾倒区倾倒等违法行为的增多。疏浚物的倾倒会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栖息繁殖和海洋资源利用产生较大影响。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无疑是其处理的最佳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海洋倾倒量，减缓近岸倾倒区紧张的状况。疏浚物资源化利用需要给予政策支持，利用方式主要有如下3种。（1）制造填海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1］。通过疏浚物脱水和固化技术，提高脱水速度和效果，把疏浚泥迅速转化为填海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进行综合利用。上海市海洋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已开展了该项课题研究。（2）疏浚物吹填造陆。上海市已有成功案例，如横沙东滩圈围利用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产生的疏浚物，既提供了圈围工程泥沙来源，又解决了疏浚物的倾倒问题。（3）倾倒区泥沙的资源化利用。倾倒区的细颗粒淤泥被水流漂走，积累下大量优质泥沙，引导圈围工程建设单位利用倾倒区泥沙，既扩大了倾倒区容量，充分利用泥沙资源，又节省了建设资金，如近期上海市金山区一圈围工程将申请利用长江口1＃倾倒区的泥沙。
海洋倾废管理现状
上海市海洋局创新了三段式倾废管理新模式，即在许可证申请、生效和无效阶段（即许可证过期后）开展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事前监管主要是受理、审查申请资料，实地踏勘疏浚现场，调访业主核实疏浚区域的位置和面积、倾倒量、倾倒日期等信息；事中监管是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开展执法检查，查处伪造倾倒许可证、不到指定倾倒区倾倒、倾倒过程撒漏、倾倒建筑渣土等违法行为；事后监管是对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倾倒或未经许可倾倒等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
1主要倾倒单位
上海市从事海洋倾倒业务的单位主要有16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家。倾倒许可证多由倾倒单位根据业主委托向上海市海洋局申请，业主直接申请的很少。业主和倾倒单位都是海洋倾废管理的监管对象，但直接监管对象为倾倒单位。加强对倾倒单位的监管，引导其依法申请、依法倾倒，对于提高倾废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倾倒申请材料存在的问题
申办倾倒许可证应向上海市海洋局提交的材料有：《废弃物海洋倾倒申请书》《申请海洋倾倒许可证告知承诺书》《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疏浚物倾倒合同》和《疏浚物分析测试报告》。在受理、审批过程中，发现《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疏浚物倾倒合同》和《疏浚物分析测试报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①部分倾倒单位提交的《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制作粗糙，存在疏浚区域或浚前水深未标注或标注不清等问题，根据水深图无法核算倾倒量。②部分项目的《疏浚物倾倒合同》为包年合同，包年合同未明确全年总倾倒量或每次施工的倾倒量，给倾倒量核实带来困难。③部分倾倒单位提供的《分析监测报告》为其他单位办理，存在互借现象，有的倾倒项目的疏浚物采样点选取过少，或不在疏浚范围内。另外，还存在着少数倾倒单位通过使用虚假申请资料少报倾倒量等问题。
3倾废管理改进措施
在倾废管理实践中，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受理审批和执法监督两个方面提出了以下改进措施。（1）上海市海洋局受理窗口应验明《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审批时应检查《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的委托单位是否为该倾倒单位，采样地点是否在疏浚范围内，采样点个数是否满足技术规范要求。（2）《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应明确标注疏浚范围的长度、宽度、浚前水深、比例尺和绘制单位，能够根据图纸估算倾倒量；《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的采样点需在水深图上标注；另外，倾倒单位还需提供加盖业主公章的《疏浚区域倾倒量计算表》。（3）上海市海洋局应对倾倒量存疑的项目进行复核，委托第三方测量疏浚面积和浚前、浚后水深，出具测量报告，核实倾倒单位申报的倾倒量。（4）申请时倾倒单位应提供《疏浚物倾倒合同》原件，合同中应明确倾倒量，受理时应检查合同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包年合同中若同一疏浚工程分两次或多次施工，应在第一次倾倒时申请整个工程和本次倾倒行动的倾倒量，以后分期疏浚时再申报每一期的倾倒量；待工程完工后，核实总申请倾倒量与各期倾倒量之和的差别，按实际倾倒量收取倾倒费。（5）在执法过程中，上海市海监总队根据《行政许可法》“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应明确与东海海监总队的职责划分，对查处的违法倾倒行为予以信息共享，以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法能力。
海洋倾废记录仪的安装试点
对于部分倾倒单位存在的未经许可倾倒，未到指定倾倒区倾倒，倾倒过程沿途撒漏等违法行为，上海市海监总队因执法船舶、装备和人员不足，不能全天候执法，而倾废记录仪可以有效提高执法能力。经改进的倾废记录仪能够实时记录抛泥船舶的航迹、航速、航行时间、吃水深度等重要数据，并在发生疑似非法倾倒时发出警报，倾废仪记录的数据可与室内监控系统联网实时显示［3］。倾废仪在野外环境中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不易损坏，稳定性较高，具有作为执法仪器的技术性能。上海市的倾倒单位尚未安装倾废记录仪，进行倾废记录仪的安装试点，是上海市海洋局2012年度的重要工作。目前，已选定了倾废记录仪的生产厂家和型号，将选定两家倾倒单位进行安装试点，积累倾废记录仪的使用管理经验，为推广应用做好技术准备。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倾废记录仪从技术上能够达到执法仪器的要求，但其安装的法律依据与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在现行倾废管理法律法规上尚无明确规定。安装试点阶段，倾废记录仪将不作为执法仪器。在上海市海洋环境保护法规的立法工作中，上海市海洋局将积极争取确定倾废记录仪的法律地位和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为倾废记录仪的推广应用提供法律保障。
研究制订海洋倾废规范性文件
针对上海市尚未制定海洋倾废地方性法规的现状，为了提高海洋倾废管理水平，上海市海洋局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上海实际情况，拟从以下6个方面研究制订上海市海洋倾废规范性文件。
1明确海洋倾废、废弃物的定义
规范性文件中的“海洋倾废”是指由上海市海洋局受理、审批，利用船舶向上海市管辖海域指定海洋倾倒区倾倒三类废弃物及人体骨灰的行为。规范性文件中允许倾倒的“三类废弃物”仅指上海市内码头、航道、电厂取水口等疏浚产生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疏浚物；内河底泥、建筑渣土、工业废渣等不在允许倾倒范围之内。一直以来，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航道安全，东海分局和上海市海洋局严禁向上海海域内的倾倒区倾倒建筑渣土等物质，但现行海洋法规中并无禁止倾倒建筑渣土等的规定。规范性文件将明确上海市海洋局受理、审批废弃物的定义，明确禁止倾倒建筑渣土等物质，填补执法依据的空白。
2倾倒区的管理
规范性文件将规定实行倾倒量核实、倾倒区容量评价、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倾倒区范围标志设置、倾倒区环境监测与保护、建设倾倒区作业监视系统等制度。对倾废管理法律法规未明确的内容进行细致补充，为开展倾倒区各项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3倾倒许可证的申请、受理和审批
规范性文件将从申办倾倒许可证的责任主体、申请材料、受理决定、许可决定、审批时限、许可证变更（包括加船和延期）、倾倒费缴纳等方面进行细致规范，方便申请单位，提高受理、审批效率。
4疏浚物监测评价
规范性文件将规定疏浚物的委托监测、样品采集原则和监测标准。对监测单位的资质、采样点个数和监测费收取等进行规定。
5倾倒作业的监督管理
规范性文件将制订疏浚物装载核实、倾倒作业记录和报告、倾废记录仪安装使用和管理、倾倒作业公告、倾倒方量认定原则等条款，为海监执法提供法律依据。该规范性文件也将明确倾废记录仪的法律地位和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规定倾废记录仪将作为执法仪器在倾倒船舶中推广使用。
6法律责任
将规定行政处罚适用措施、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措施、表彰和奖励措施。上海市海洋倾废规范性文件预计2012年底编制完成并向上海市法制办报批。规范性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针对海洋倾废管理出现的新问题，制订详细的管理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篇8
关键词：气象；行政执法；法律文书；规范措施
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参与和监督直接决定了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1]。行政处罚文书是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行为的文字记录，是相对人了解监督行政执法过程和结果的途径，与实现行政民主化息息相关，所以行政处罚文书规范制作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气象行政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授权气象部门的法定职权。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规范使用和制作是气象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内容，关系到气象法的严肃性，也是维护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基本体现。然而，气象执法研究多集中于法律依据、执法内容、责任考核等方面，针对气象执法文书制作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在多年气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法学理论和制作实践，对气象执法文书制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以期对未来气象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概述
目前学界对行政执法文书的定义尚不统一，但较为全面准确的定义是：行政执法文书是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或进行行政管理行为时所使用的文书[2]。如此，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就是气象主管机及其依法授权委托的组织依照气象法的授权，对气象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罚以及归档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书面文本和格式。简单地讲，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就是在气象行政执法活动中所使用、制作的各类文书的统称。任何其他机关和个人均无权制作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根据气象处罚案件性质可以分为气象简易处罚案件和气象一般处罚案件，一般性处罚案件的文书共有24类，可以分为必用文书和择用文书两类[3]。其中必用文书包括：处罚案卷封面、卷内目录、立案审批表、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书、案件讨论记录、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结（销）案审批表、备考表；择用文书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证据登记保存审批表、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解除证据登记保存审批表、解除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鉴定委托书、通知书、听证告知书、听证笔录、案件移送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结案报告。
二、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作用
（一）气象执法活动的原始记录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是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的原始记录，每一类文书都发挥着对前一环节执法过程进行小结的作用，并作为下一环节执法活动的重要依据，一套完整的气象处罚案卷是每一类文书环环相扣的逻辑集合。通过查阅气象行政处罚案卷，能够清晰地再现案情的真实情况，也可以剖析每一个具体执法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二）气象执法程序公开的体现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是民主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依法行政的基础。气象行政处罚程序公开包括文书格式统一公开和特定案件文书公开两部分，其中文书统一格式的公开有利于相对人了解气象行政处的步骤和过程，而特定案件文书的公开有利于被处罚对象接受相应的处罚结果，两者相辅相成，公共保障公民对气象行政处罚过程和结果的知情权，增强公民对气象部门的认可和信任。（三）气象执法民主监督的保障气象执法文书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被复议和被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必须根据执法文书确定；其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被告应是执法文书上署名的气象部门；最后，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间根据气象行政执法文书的送达时间决定。（四）气象执法人员培训的实用教材每份气象行政处罚案卷都能够集中表现出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业务能力、逻辑思维、工作态度等内容。执法文书可以作为学习资料供执法人员学习，指导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规范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经典的执法案例进行学习，不规范的执法文书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反思。认真学习已有的气象行政执法文书，可以提高应用气象法律法规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
三、主要文书制作中常见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调查询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调查询问笔录是气象执法人员在查明案情的过程中向案件当事人、知情人及证人进行询问时，如实记录询问过程的法律文书。调查询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询问逻辑性、连贯性差，导致对案件的违法事实记录不全、表述不清，降低了询问笔录作为后续处罚证明材料的可信度。二是文书制作时字迹过于潦草，出现调查人员代替被调查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使得笔录失去了应有的证明力。此外，调查询问笔录还存在时间地点记录不准确、法律用语不规范、询问笔录不完整、写出拟处罚意见、缺少“此记录属实”等问题。（二）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的突出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气象主管机构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将处罚理由、依据和决定等事项告知当事人的法律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违法事实与处罚依据不统一。如在查处“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案件中，做出给予当事人警告处罚的现象经常发生[《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此条罚则规定，对于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违法行为，并没有警告处罚。]，严重危害了气象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二是处罚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权滥用，在缺少从轻、从重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处罚不当，导致处罚额度不合理。三是违法事实叙述不完整、定性不准确，如未写明违法时间、地点、违法标的物以及违法行为性质等。（三）立卷归档材料存在的问题立卷归档材料是指气象行政处罚案卷归档时使用的案卷封面、卷内目录以及备考表三种文书。其中案卷封面的常见问题包括案件类别简写、案由未使用“违法主体+违法行为+案”的书写格式。卷内目录常见问题包括卷内文件日期混乱、目录内容与卷内文书不对应、页码不连续等。备考表常见问题是案卷确有需要特殊说明情况，但未在备考表中写明、立卷人与案件承办人不一致等。气象执法文书存在上述不规范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执法理念有偏差，“执法为完成任务”的观念破坏了气象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影响着执法人员对气象行政执法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为了完成任务而执法的理念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行政处罚决定的不严肃。二是执法依据不统一，气象法律法规立法本身存在缺陷，现行气象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完善，与现实情况不契合，概念模棱两可，并且气象法相关规定缺少法定解释，导致执法人员在实践中无法准确把握。三是执法行为不规范，由于大部分气象执法人员为兼职身份，所以平时对于法律知识学习不到位，行政处罚程序应用不熟练。四是当事人不配合，法律仅规定当事人有配合行政执法的义务，但在气象执法实践中，当事人不配合询问调查、拒绝接收法律文书等情形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气象执法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是导致部门气象执法文书不规范的客观原因。
四、气象行政执法文书规范制作的措施
（一）制定不同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气象行政执法包括人工影响天气、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雷电灾害防御、施放系留气球、气象预报与传播、气象信息服务单位等方方面面，主要特点是专业性较强，且适用法条单一，所以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处罚对象，将经常用到的法律条款规范地写到不同格式文书中，执法人员在处理对应违法行为时只需要填写基本信息即可完成。这样的格式文书既可以实现气象处罚决定的简洁明了，又能够提高气象行政效率。（二）动态调整行政执法文书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针对气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执法体制、执法方式的改革、调整情况，动态调整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格式，完善执法文书内容，细化不同执法文书使用技巧。始终以方便操作为主要原则，及时收集气象执法一线人员对文书使用的反馈意见，了解文书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具有针对性地完善气象执法文书内容，满足气象行政执法的实际需要。（三）健全执法队伍，规范执法行为一是执法要坚持属地原则，小案自办、要案集结。选拔政治素质硬、法律意识强、工作作风正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执法队伍，克服职责不专的问题，逐步建立一支集执法和研究于一体的专业执法队伍。二是要加强对执法队伍的培训，提高执法人员对行政法、气象法等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和应用水平。形式上应多样化，在集中培训、法律授课等主要形式外，还应增加案例重演、执法竞赛、案卷评比、外出调研、互助交流等形式，以期从不同角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其执法行为。（四）完善气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机制国务院在《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气象部门虽然每年组织开展气象案卷评查工作，但是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评查制度，各地区的评查模式也存在差异。对此，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可以制定统一的《气象行政执法案件评查管理办法》，并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定期组织评查并公布结果，配合一定的奖励和惩戒措施。同时可以推行气象案卷电子化共享，有利于实时监督气象行政执法行为，及时发现执法文书中的问题，方便不同气象执法机构间相互学习先进经验。
参考文献：
[1]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2.
[2]杨晓琼.行政执法文书的规范化研究——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视角[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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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家助学贷款 良性运转 生源地贷款 信用 管理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情况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推动的一种信用助学贷款,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对象是在校的全日制高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目的是用于帮助他们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优惠政策,一是凭大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信用借款,无需其他担保,二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支付。从这几年执行情况来看,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成为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手段。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中约有20%为家庭贫困生,特困生也有近10%,西部地区高校大学生的贫困生比例更高,有的地区更是高达到45%,因此,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困,使他们不因贫困而辍学,这既是教育公平原则的内在反映,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的工作目标。
前几年,大学生拖贷、欠贷问题是各大商业银行的“隐痛”,据有关数据显示,在2003年9月第一批助学贷款还贷高峰期到来之时,大学毕业生的还贷违约率超过了20%,是普通人贷款坏账的15倍[3],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全国有100多所院校曾经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还贷风险的增加一度使各经办银行停办了不少高校的助学贷款业务。造成大学毕业生不能依约按时还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确有少数毕业生诚信意识淡薄、自律意识差,不少大学生是因为就业困难或虽然就业但收入水平低无力还贷,也有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以及银行后期管理及服务力不从心等问题。
2004年6月日日,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完善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明确了国家、高校、学生、银行之间的经济关系,但上述问题未能彻底理顺。2009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有了新举措,全国各地纷纷开始将国家助学贷款由所在学校的商业银行办理改为由学生生源地商业银行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指定的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以下简称学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不需提供抵押物,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它既不是无偿资助、也不是临时救助金,学生毕业后要承担贷款利息,并按照约定按时归还贷款(如果未能按时还款,严重违约的贷款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实施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财政部、教育部、银监会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财教[2008]196号)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在二十余个省份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的还款情况非常好,有关资料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贵州省的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率达到98.12%。
二、生源地信用贷款主要内容和特点
贷款额度。从今年开始借款人申请的贷款为6000元/年(统一标准)。除2007年已获得贷款学生外,今年贷款合同按照一年一签方式,学费、住宿费金额达到6000元贷款学生,贷款审批后全部贷款资金将划入所读高校账户。学费、住宿费金额不足6000元者,将按实际金额将学费、住宿费划入高校账户。
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确定,最长不超过14年。学制超过4年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第二学士学位的,相应缩短学生毕业后的还贷期限。
贷款利率及利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按年计收。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支付,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共同负担。
还款时间及方式。学生在校及毕业后2年期间为宽限期,如何学生毕业后确实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虽然就业,但收入较低,影响生活,可以书面向银行提出申请,阐明理由,征得银行同意后可以延期支付银行贷款最长不超过2年,但须交纳利息,宽限期后由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按借款合同约定,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息。
贴息和风险补偿金管理。中央和地方负担的贴息及风险补偿金分别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归集。每年12月20日前,向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及时足额划拨,由经办银行实行专户管理,主要用于弥补贷款违约损失等有利于防范风险和加强管理的费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另行研究确定。
生源地助学贷款与高校集中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生源地助学贷款人容易界定,当地银行可以深入学生家庭调查,能够有针对性地将助学贷款贷给家庭确实贫困的学生;二是以学生家长信用担保方式贷款,强化了学生家长的责任,容易掌握借款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及其子女毕业去向,在我国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能较好地防范和控制贷款风险;三是贫困生如期缴清学校全部费用,思想包袱与心理压力小,有利于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对学校来说,也减轻了负担,有利于学校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值得推而广之。
国家、社会、银行和学校对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核、教育和监管不能放松,要积极地研究对策,促进立法,理顺机制,加强监管,弘扬诚信观念,共同促进国家助学贷款良性运转。
三、国家对助学贷款的政策引导和协调机制不动摇
把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这是一项民生工作,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因此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不能停。国家要加强对助学贷款工作的政策引导和总体协调,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加快诚信立法进程,强化银行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同时也不可忽视助学贷款各级领导管理部门以及高等学校的诚信宣导及教育的功能。通过国家对助学贷款的政策引导和协调机制,使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顺利进行。
四、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
建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是推行国家助学贷款的重要环节,风险补偿金比例按当年贷款发生额的15%确定。考入中央高校的学生,风险补偿金由中央财政承担,考入地方高校的学生,跨省就读的,风险补偿金由中央财政承担;在本省就读的,风险补偿金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其中:中西部省份中央与地方各负担50%,东部省份按国家奖助学金资金分担政策逐省确定分担比例。同时根据各省财力状况、高校在校生数等因素设定调整系数。地方应承担的风险补偿金分担办法由各地自行确定。
五、加强对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审查,大力推行生源地的“共同借款人”的助学贷款方式
以前的国家助学贷款仅凭大学生的信用,无需任何担保,必然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大学生在没有真正独立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之前,其信用记录几乎是空白的,如果仅凭其在学校的思想和表现考察其信用度,是没有足够的信服力的,前几年凸显出来的大学生违约欠贷问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推行的“共同借款人制度”非常好,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可以极大地降低风险。
六、加强诚信立法刻不容缓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信贷的法治要求也日益迫切,应尽快建立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由政府牵头,各部门分工协作,首先在全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个人征信制度,完善信用征询体系。如一旦发生违约拖欠贷行为,违约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资料就会被依法显露在征信系统或适时披露在其他大众媒体上,要在全社会形成“人无信用,难以立身、难以安家、难以成业”的社会氛围,对有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在案的,应对其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如买房、签证、注册公司、享受公共福利等,让其为不诚信付出代价,这样有助于社会道德诚信评价体系的形成,使少数人不再恶意拖欠贷款。其次,诚信立法要跟上,运用法律法规来为征信体系保驾护航,有法可依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失信欠贷行为发生。现行的《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它不像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建议尽快制定有关助学贷款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有法可依。应该明确银行、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个人以及公安、司法、税收等部门均有义务向信用机构提供个人真实信用资料。将贷款风险防范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可以降低贷款风险和成本,同时对违约的毕业生进行监管、追债和处罚将会有法可依,必将使国家助学贷款步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七、改善银行的服务
银行作为执行国家助学贷款的专业性组织,应该加强助学贷款的审查和管理,如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服务和监管等,尤其是贷后服务和监管更重要,银行要主动及时地跟踪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和工作去向。我国助学贷款还贷期限已经延长至最高14年,学生毕业后还款原则上按合同时间还款,方法是每年11月中下旬与县学生资助管理联系中心后将应还资金存在贷款时所办的卡上。如果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还贷时间可以顺延。若经济情况好转提前还款需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填写提前还款申请书后再还款,提前还款时间每年两次,上半年集中在6月底至7月10日,下半年集中在12月底至元月10日。在毕业后两年内,如果收入不稳定,可以向银行申请暂缓还贷,但须提出书面申请,征得贷款行的同意,并支付利息。如果毕业后去西部贫困地区工作或参军,国家可以根据情况减免其贷款。
八、加强诚信宣导和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高校责无旁贷,国家和银行也要大力表彰诚信的大学生群体,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诚信光荣,失信寡助”的氛围。诚信素质是大学生能否依约偿还贷的关键性因素,是影响国家助学贷款能否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应加大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和诚信教育的力度,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以诚实劳动、遵守契约、言而有信而立足于社会,通过大力宣导和教育使大学生对诚信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并自觉落实到行动上来,从而杜绝恶意拖欠国家助学贷款的现象。
高等学校应成立学生资助工作机构,深入了解申请人的贫困状况,主要掌握贷款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道德表现;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和贷款学生信息数据库,实现学校和银行信息联网,及时告知银行贷款者的学籍异动和不良行为记录等情况,以便于银行及时变更贷款协议;并应配合银行及时跟踪贷款学生毕业后的相关信息。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在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中的参与作用。
九、帮助贫困生大学生就业,任重而道远
2010年预计将有630万高校生毕业,遍及全球的世界金融风暴,虽然已经触底,但社会岗位的需求量不会有明显增加的,毕业生就业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据专家预测,这种情形在今后几年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观。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贫困生大多来自偏远农村或城市下岗工人家庭,他们所拥有的社会信息和资源的支撑相对欠缺,他们就业难的问题是引发还贷难的重要因素。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能马上就业,有些毕业生即时能就业,但薪水低,只能勉强度日,让他们按期还贷也有难度。这些负贷在身的贫困大学毕业生刚刚走出校园就面临着诚信危机,应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存心赖账,而是由于自身就业困难缺乏经济能力,对于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来说,谁会轻易地拿自己的诚信开玩笑呢?解决 “就业难”引发“还贷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帮助大学生就业,鼓励大学生创业。
国家从政策方面鼓励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2009〕3号)中强调了要强化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学校要加强和改进就业和创业指导工作。银行业应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企业信息资源,广开信息之门,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共同帮扶贫困大学生就业和创业。
应该说,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国家助学贷款一直受到党和国家、地方政府、各商业银行、高等学校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合力,一如既往地深入推进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代表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使国家助学贷款良性运转,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光明:按照新机制健康持续地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J].中国高等教育,2005,(5):21-22
[2]杜 艳:一边是政策,一边是市场,谁是助学贷款发放行[N].新闻周报,2004-09-14
[3]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指定性贷款计划的通知,200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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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调解制度的现状
调解，辞海中定义为通过说服教育与劝导协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刑事调解是调解制度在刑事领域的应用，一般是指刑事案件在第三方主持下，由被害人和犯罪人相互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解决刑事纠纷。调解制度最早诞生在中国，曾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广受关注，在诉讼爆炸的今天，这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在法治现代化的视野中却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长期受重刑主义影响，过分强调报应主义，盲目迷信刑罚力量，刑事诉讼仅仅规定轻微刑事自诉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在实践中也没有受到重视。而西方国家借鉴并超越了我国的传统经验，在处理刑事案件上不完全依赖于法庭审判，庭外调解越来越多，这一趋势的明显体现是美国的辩诉交易。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兴起一种“复和正义”司法运动，尽管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国外，许多国家虽然没有成形的辩诉交易制度，但广泛存在着各种“默示的”辩诉交易现象，即不发生明示交易，通过被告人积极配合公诉人公诉，主动认罪服法，作出有罪答辩后获得较轻的处罚结果，在法官、检察官、当事人之间形成一种默契，达成事实上的交易。我国刑事诉讼不是建立在复和正义的基础上，调解制度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现行法律关于刑事调解明示或“默示”的规定，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中显得格外突出。
首先，我国现行法律有关于刑事诉讼适用调解的具体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同时，该条款也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不适用调解。由此可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轻微刑事自诉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方式。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依据这一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司法实践称之为“相对不起诉”，这种相对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很大的起诉裁量权，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一种辩诉交易。在这项制度中，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如果其不认罪或无悔改之意，提起公诉是必然的，如果其如实认罪或真诚悔过，才能换取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决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条规定实际上存在很大的调解空间，肇事者如果能及时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或者部分经济损失，在征得被害人同意后可以获得免罪，肇事者如果拒不赔偿则会获罪受罚。
其次，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有“默示的”辩诉交易现象存在。在公诉制度改革中，某些基层检察机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对一些依法应当起诉的案件进行了暂缓不起诉的试点。这类案件不具备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但是，如果起诉既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尽快回归社会，也不利于社会的根本利益，而不起诉则可能于犯罪者本人和社会都有利。例如，在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犯罪中进行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初步实践表明是成功的，这种暂缓不起诉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初步尝试。又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多年来一直贯穿于我国刑事案件处理的全过程，成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交易”的法律依据，这项基本法律原则实际上是“默示”的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调解制度的缺陷
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公平正义。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调解制度是否能守卫正义？众说纷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J·斯卡勒胡弗尔直率地评价“辩诉交易严重损害了有效惩罚犯罪和准确区分有罪无罪的公共利益”，“辩诉交易是一场灾难，应当废除。” 的确，辩诉交易的存在威胁着司法公正，甚至在某些场合难免牺牲一些正义。我国的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虽然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但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在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因此，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同样有牺牲司法正义之虞。许多学者提出刑事调解容易使有罪者逃脱惩罚，使无罪者枉受处罚，对刑事调解的正义性提出了质疑。
（一）刑事调解制度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使犯罪者逃脱应有的惩罚。
刑事诉讼调解中“交易”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减轻指控；二是放弃指控；三是量刑交易。检察机关对犯罪的指控或者法院对罪犯的判刑都没有到位，使犯罪者逃脱了依照法律应当受到的惩罚，这无疑背离了罪与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刑事调解是在出卖正义，让犯罪分子钻了法院和检察院的空子，没有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著名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了罚当其罪的正义要求。依据这项原则，无论是对犯罪分子科以多余的刑罚，还是给予过轻的刑罚，都有悖正义原则。因此，如果在我国推行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仅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与所受刑罚不相适应，而且同样罪行的罪犯可能因为认罪态度不同而受到明显不同的惩罚，使量刑不再以犯罪事实为主要依据，而是以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为重点，狡猾的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交易逃脱应有的惩罚，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二）刑事调解制度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使无罪者枉受有罪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不能认定其有罪。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的负担明显重于辩护方，如果控方不能以充足的证据推翻无罪的推定，被告人就当然认定无罪。因此，对于控诉方而言，他们手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法庭的质证，否则将承担指控失败的风险。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往往更关心法院对其指控的肯定，而不太在乎量刑的轻重，他们宁可与犯罪嫌疑人私下交易了结案件，也不愿经受指控失败的风险。而对于辩护方而言，他们只要被指控有罪，无论其是否实施犯罪，被判决有罪的可能性会明显大于宣告无罪的可能性。司法实践中，控诉方往往利用自身强大的恐怖优势，引诱和迫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而无罪的人面对强大的控诉主体，往往宁可选择与控诉方达成交易，愿意接受较小的冤枉而避免蒙受更大的冤枉，这显然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真实的合意是调解存在的生命！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关，被告人只不过是一个弱小的防御主体，其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调解自愿原则又怎能实现？因此，刑事诉讼调解制度破坏了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机制，显然违背了正义的原则。
（三）刑事调解制度减轻了刑罚的威慑力，削弱了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
尽管刑罚在预防犯罪上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但其对犯罪有预防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认为被告人已经认罪和悔罪，主观恶性不再严重，可以不追究刑罚或减轻刑罚而达到预防犯罪，那么刑事调解则可能使刑罚的威慑效应降低，引导潜在的罪犯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此，刑事诉讼的调解虽然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但减弱了刑罚的威慑力，牺牲了刑罚对于犯罪的有效预防，纵容了犯罪行为的滋长，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四）刑事调解制度违反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自己行使诉讼权，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而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诉权，维护公共的社会秩序，保护普遍的社会利益，除少量刑事自诉案件外，没有必要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我国刑事诉讼强调以国家和社会为重心，轻视个人权利保护的价值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只能通过申请检察院抗诉的方式来主张权利，剥夺了被害人的直接上诉权，这是我国长期宣扬集体主义，贬斥个人主义导致立法上的价值取向。如上所述，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符合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国家和社会为重的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对正义的要求相悖。
（五）刑事调解制度违反我国现有证据制度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追求的证据规则是绝对真实性，而不是高度盖然性，对证据要求充分确凿。因而，证据充分就应判决有罪，证据不足就应判决无罪，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不需要进行调解，这显然是正义的要求。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符合我国现有证据制度的要求，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中显得格格不入。
三、“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调解制度的价值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一个社会和谐与否，正义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肖扬院长说，“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刑事调解制度确实存在种种弊端，对司法正义确实造成一定威胁，但它是我国长期以来解决轻微刑事案件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不容忽视的优势，不能否认这项制度存在的合理价值。如果说，刑事调解制度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同时，能将犯罪者逃脱必要惩罚和无辜者受到不应有惩罚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那么这项制度对于正义的实现，对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刑事调解制度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案件只有及时审判，及时处理，才能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有效地彰显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世界各国刑事发案率急剧上升，积案成为世界性难题，法官惊呼诉讼爆炸时代来临，如何减缓诉讼压力，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合理有效分配，满足维护社会最大公正的需要，刑事调解是唯一出路。在国外，刑事调解制度成为节约诉讼成本、减缓法院压力的有效途径。例如，美国在解决刑事犯罪高发现状中，调解扮演着重要角色，据美国《司法》杂志统计，联邦法院归档案件中90％的案件未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法国检察官对轻罪和违警罪提起公诉前，可征得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德国于1987年对刑事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进行修改，其中一项内容即是促进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1990年将和解制度引入《少年法》。在中国，自2002年辩诉交易第一案在黑龙江省牡丹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后，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司法资源短缺的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可以大量适用简易程序，将很多案件的结案时间大大提前，从而节约诉讼成本，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办理大案要案，实现社会最大公正。
（二）刑事调解制度有利于改造犯罪，实现刑罚功能。
刑罚以惩罚犯罪为手段，以预防犯罪为目标。纵览古今中外刑法的发展历史，残酷的刑罚制度从未真正有效地遏制犯罪，“乱世用重刑”导致的是“重刑造乱世”的恶性循环。刑事调解则以双方自愿为前提，以说理教育为手段，直接作用于犯罪人的内心，使其良心发现，知错能改，这种内心的悔悟力量远比外部的强制力更强大，更持久。在刑事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对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进行说理、教育，达成和解，往往有他们周围的人参与，每一次调解，对被害人、犯罪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这种亲身的参与必然在每个人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圆满地解决了纠纷，而且让更多的人受到了法制教育。而刑罚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对犯罪人惩罚后产生的辐射。由此可见，无论是对犯罪人、被害人的教育，还是对群众的教育，刑事调解远比刑罚更有效。
（三）刑事调解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的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心理平和程度，而刑事犯罪很容易打破公众特别是被害人的心理平和状态。有破坏就应该有修复，否则容易造成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往往重视对犯罪者的惩罚，忽视了对被害人的安抚，虽然惩戒了罪犯，警告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却未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一方面，罪犯可能认为处罚过重而不愿认罪服法，另一方面，被害人可能认为没有得到补偿而不满处理结果，甚至报复施害人，引发新的矛盾冲突，正所谓“一朝用刑，世代相报”。刑罚强调惩罚犯罪，忽视保障当事人权益，不仅无助于弥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裂痕，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状态。而刑事调解以当事人为重心，在双方自愿基础上保障双方权益，通过调解相对减轻犯罪人的处罚，适当补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让双方当事人均满意处理结果，比严惩更能稳定社会。因此，在刑事调解过程中，只要合意出于真正的自愿，调解能够成为与审判并立的重要的刑事纠纷解决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将会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刑事调解制度有利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高目标，我国目前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刑事司法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抗辩式诉讼模式，提高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突出强调法庭辩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辩护工作的开展。在美国，很多著名的大律师都是以擅长“辩诉交易”而闻名，可以说，我国吸收抗辩式诉讼模式、提高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给了刑事诉讼大量适用调解制度的空间，而适用刑事诉讼调解制度，反过来会极大地推进抗辩式诉讼制度在我国的进一步推广，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世界司法制度发展的潮流，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
四、“和谐社会”视角下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稳定社会秩序，必须探索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那么，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让刑事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其独特作用？笔者认为，在“和谐社会”视角下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调解制度，必须坚持公正与效率兼顾，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将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与现代司法程序融为一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调解制度，让调解在社会转型期发挥重要作用，实现社会正义。
（一）转变司法理念，推行复和正义原则。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是建立在报应主义基础上，强调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追求刑罚对犯罪的惩罚与报复，而复和正义着眼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重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强调补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在“复和正义”司法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必将从犯罪发生之后的打击转向犯罪发生之前的预防，从对罪犯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罪犯的感化教育、对被害人的赔偿慰藉、对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转变司法理念，推行复和正义，必须完善刑罚和刑事诉讼法。
首先，完善刑罚体系，推行刑罚轻缓化。在我国，缓刑、管制和假释制度适用率很低。监狱目前关押的犯人达100多万，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同期人口的增长率。刑罚本为解决犯罪这一社会问题而设计，实行重刑却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依据复和正义，在我国首先要改变重刑观念，完善刑罚体系，推行刑罚的轻缓化。
其次，完善刑诉法，将调解制度引入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应当把调解制度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侦查阶段，应当扩大公安机关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范围，对被害人与加害人经调解达成协议，被害人明确要求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应当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一是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议取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对相对不起诉“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将相对不起诉的范围扩大到刑诉法修改前的免予起诉范围；二是增加暂缓不起诉制度，对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可以适用暂缓起诉；三是借鉴辩诉交易制度，规定公诉机关的求刑权。在审判阶段，应当扩大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将调解作为部分案件的结案方式。在刑罚执行阶段，仍然需要加强调解工作，可以把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作为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的重要参考，这样既有助于罪犯的改造，又可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平复报复心理，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扩大调解范围，实行刑事诉讼调解双轨制。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调解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刑事自诉案件，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笔者认为，应扩大刑事案件调解的适用范围，规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过失犯罪、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等三类案件，均可以适用调解。在我国，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被视为轻罪，而过失犯罪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鉴于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轻，所损害的社会关系易于复合，都应当适用刑事调解制度。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相对特殊的主体，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可塑性强，判刑入狱对其成长极为不利，而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培养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因较轻的犯罪而简单地科处刑罚，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有利于改造犯罪，保护未成年人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均可适用调解。同时，扩大调解范围必须把握好分寸，不能全部案件不分轻重一律调解或和解处理，否则有损司法公正。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的下列犯罪应当限制适用调解，一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及犯罪等性质恶劣的犯罪；二是情节特别恶劣，如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三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累犯等一些特殊犯罪分子。
根据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笔者认为，刑事诉讼调解应实行自诉和公诉双轨制。第一，降低立案标准，适当扩大刑事自诉案件范围。适用调解的三类刑事案件，如果有具体被害人，被害人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我国刑诉法对被害人启动刑事自诉程序作出了严格的举证要求，立案时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否则丧气起诉权。笔者认为，这一立案标准不符合刑事诉讼认知规律，对于没有侦查权和强制措施的被害人个人，其立案标准不应高于公诉案件，应降低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使被害人能够跨越这道诉讼的门槛，通过调解或和解而解决纠纷，平息矛盾。第二，平衡三方利益，适当限制刑事公诉案件调解权力。刑事公诉案件有的有具体被害人，有的没有具体被害人，没有被害人的应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社会作为被害人参与调解。当然，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不能无限制适用调解。
笔者认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调解应有以下限制：一是限制刑事调解减轻处罚的幅度。刑事公诉案件调解要在国家、被害方、被告方三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防止无限制的交易损害刑法的威严性，使犯罪行为得到合理惩罚，避免有钱人逃脱刑罚制裁。因此，刑罚可以通过调解而减轻，但最高减刑幅度应有所限制，建议将减刑幅度控制在应判刑罚的1/2至1/3之间。二是限制刑事调解适用的内容。刑事公诉案件调解不能通过“交易”而改变客观事实，不能通过调解而改变犯罪性质，不能通过调解而以《刑事调解书》的方式直接结案。第三，尊重当事人诉权，允许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适用调解的三类刑事案件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对已进入司法程序的公诉案件，被害人是否有权处置其诉权，使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尊重而不应剥夺当事人的诉权，国家公权力不应强行干预当事人的私权力，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调解或和解的权利，允许已进入司法程序的三类刑事案件由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让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急需司法干预的重要领域。
（三）规范调解程序，落实刑事诉讼调解自愿原则。
通过规范刑事诉讼调解程序，促进刑事诉讼调解的公正、文明、高效。第一，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申请调解权。刑事调解以自愿为基础，其启动权应赋予当事人。有具体被害人的，启动调解应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同意，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是否启动调解由犯罪人决定。刑事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必须经当事人自愿申请或同意。当事人可以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三个阶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司法机关申请调解。第二，明确规定刑事诉讼调解人资格。我国目前刑事审判中的调解由主审法官进行，为了避免“以判压调”、“以拖压调”等现象发生，落实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刑事案件应实行调审分离，促进调解和审判权良性互动。那么，如何规范刑事诉讼调解人资格，笔者认为，一种方法是让部分法官专职于调解，充任调解法官；另一种方法是借鉴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做法，由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如基层治保组织负责人、优秀律师、人民陪审员、退休法官等聘请为调解员，组成调解委员会，并将名单公布。第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调解的期限和费用。法院收到申请书后，可参照仲裁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选择调解员或法院指定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对于调解前置和当事人提出诉前调解申请的案件，应在30天内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即转入审判程序。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调解，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或法官认为有必要进行调解，可由指定的调解法官或双方当事人商定的调解员主持调解，时间应为30天，次数1次，调解不成，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及时作出判决。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因此，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因其具有民事诉讼性质，且带有财产给付内容，《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可以收取诉讼费，以实现立法的统一。第四，明确规定刑事诉讼调解的法律后果。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如果当事人确系自愿调解或和解，经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机关在评价和衡量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情况下，应当分别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准予撤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等决定。
（四）完善监督机制，保障刑事诉讼调解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