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4-08 18: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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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中央、市政法工作会议关于“要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主要作用，引导干部群众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的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结合本区的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工作机构和职能
（一）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联调委”）
联调委设在区人民调解工作指导中心，工作机构由本区的综治办、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工商分局、房地局、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总工会、妇联、团委等单位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街道（镇）、行业调委会负责人组成，联调委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人民调解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区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和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担任。
职责：
1、受理并调解民事纠纷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和区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
2、协助区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
3、协调纠纷涉及的职能部门进行或参加人民调解工作；
4、负责联调委人民调解的工作制度的制订、修改和实施；
5、召开联调委工作会议；
6、配合区司法局对在联调委工作的人民调解员和文职人员的管理工作。
（二）人民调解工作室（简称“工作室”）
人民调解工作室是联调委下设的工作机构，设在区法院，由若干名人民调解员和文职人员组成，对外以联调委名义调解民事纠纷，其业务由区法院和区司法局共同指导。如工作需要，其他调解组织的人民调解员或法律服务志愿者等社会人士也可以承担部分工作室工作。工作室主任由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担任，副主任由工作室的专职人民调解员担任。
职责：
1、调解纠纷当事人申请或区法院委托的民事纠纷；
2、承担委托人民调解的咨询工作；
3、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4、协助对基层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
5、及时向区法院和区司法局提供人民调解的各类统计报表、分析报告和信息简报等资料；
6、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建议；
7、负责对已受理的人民调解民事纠纷的转委托或协助调解工作。
（三）人民调解业务指导工作组（简称“指导组”）
区法院人民调解指导工作组是联调委下设的对内工作机构，有二名以上法官等人员组成。指导组组长由区法院审判业务庭庭长担任。
职责：
1、对工作室业务进行指导；
2、负责法院相关审判业务庭与工作室的工作衔接和协调；
3、及时提供指导人民调解业务工作的统计分析等资料；
4、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建议。
（四）其它调解组织
承担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设置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人数一般在二人以上。主任由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人兼任，因工作需要，可以设副主任一名，由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专职人民调解员担任。
职责：
1、调解联调委转委托人民调解的纠纷；
2、承担纠纷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调解工作；
3、根据联调委的建议，参加区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部分民事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
4、向联调委提供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统计分析；
5、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工作。
第三条委托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范围
按照“若干意见”第3条的规定，下列民事纠纷属委托人民调解范围：
（一）离婚纠纷；
（二）追索抚育费、扶养费、赡养费纠纷；
（三）继承、抚养、收养案件；
（四）相邻纠纷；
（五）买卖、民间借贷、借用等一般合同纠纷；
（六）损害赔偿纠纷；
（七）拖欠水、电、煤费、物业费案件；
（八）其他适合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的案件。
第四条受理
（一）条件:
1、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2、有具体的民事权利（诉讼）请求;
3、有纠纷事实;
4、申请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必须是本细则第三条规定的受理范围。
（二）方式
区法院在纠纷受理前（简称诉前）、纠纷受理后开庭审理前（简称审前）以及审理过程中（简称审中），均可进行委托调解。并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可以将当事人提讼或准备诉讼的民事纠纷委托或引导到联调委进行人民调解。
1、当事人申请
民事纠纷当事人向联调委申请人民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应做好记录。
2、人民法院委托
委托人民调解，均通过书面方式进行。
（三）程序
联调委接到申请或委托后，分别不同情况开展受理工作：
1、诉前
区人民法院对上述八类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向法院咨询或递交诉状时，应告知当事人有关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的有关规定，并征求当事人是否接受人民调解的意见或引导纠纷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
当事人接受人民调解的，区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引导当事人到联调委申请人民调解并办理相关手续。
联调委在接到人民调解申请后，应做好以下工作：
（1）核对人民调解需用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
（2）指导当事人填写人民调解申请书；
（3）符合纠纷受理条件的，应当场予以受理登记。
2、审前和审中
区法院对已经受理的上述八类民事纠纷，认为更适合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将纠纷委托联调委进行人民调解，并及时办理委托手续。
工作室在接到委托人民调解的事项后，应做好以下工作：
（1）核对人民调解需用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
（2）符合纠纷受理条件的，应及时予以受理登记。
第五条调解
民事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一般可由一名人民调解员独任调解，较复杂、疑难的纠纷，可由2名以上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或在指导组指导下进行调解工作。
纠纷登记受理后，即进入人民调解程序，并分别不同情况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一）诉前人民调解
1、核对有关材料（包括委托人民调解征求意见书、申请书）是否齐全；
2、向对方当事人征求人民调解纠纷的意见；
3、向纠纷双方当事人发放“人民调解通知书”。
（二）审前和审中人民调解
1、核对有关材料（包括委托人民调解征求意见书、申请书）是否齐全；
2、向纠纷双方当事人发放“人民调解通知书”。
（三）调解文书制作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格式参照司法部规范样式，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由当事人和调解员签字，并加盖联调委印章。
当事人要求出具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应分别不同情况及时处理：
1、对诉前人民调解的，区法院应及时审查立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
2、对审前和审中委托人民调解的，区法院应及时依法审查，并出具民事调解书。
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而不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形是：
1、即时履行，当事人要求不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的；
2、离婚案件，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和好的；
3、其他不需要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形。
对于不需要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纠纷，受委托的人民调解组织应做好调解笔录以及相应的文字记载。
（四）调解不成
经人民调解未达成协议的，由人民调解员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并连同相关材料退还法院，由法院审查立案和继续审理；如果是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联调委应当将相关材料退还申请人。调解不成包含下列情形：
1、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调解的；
2、经调解多方努力，确实无法促成当事人和解的；
3、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调解结案的。
（五）调解反悔
调解期间，遇当事人反悔而拒绝人民调解的，联调委应视纠纷不同受理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1、对因纠纷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联调委应当将相关材料退还申请人，并告知其可依法继续诉讼；
2、对由区法院在诉前委托人民调解的，联调委应当将相关材料连同回复函，在二个工作日内退还区人民法院，由区法院依法审查立案；
3、对民事纠纷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即审前和审中阶段）委托的，联调委应向纠纷双方当事人发放调解不成通知书，并将相关材料连同回复函，退还区法院，由区法院依法继续审理。
第六条回访
民事纠纷经人民调解解决后，联调委可以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回访：
1、电话回访；
2、委托回访，即委托纠纷当事人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回访；
3、实地回访，即对比较典型或复杂、重大的纠纷调解成功后，上门进行跟踪回访。
第七条期限
（一）诉前人民调解
诉前申请或委托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一般在申请当日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登记受理，最迟不超过二个工作日。进入调解程序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开展调解工作。受理后的调解纠纷工作，一般在15日内完成，最迟不应超过30日。
（二）审前和审中委托人民调解
立案后委托人民调解的民事纠纷，一般在收到委托的当日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登记受理，最迟不超过二个工作日，并在进入人民调解程序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工作，应在15日内完成。对在15日内不能完成人民调解的，经当事人申请并征得法院同意的，或征求当事人及法院意见后获同意的，调解期限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
委托人民调解期限自征求当事人意见并获同意或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之日起算。
（三）回复
对调解结果，“联调委”一般在调解结束后二个工作日内向法院反馈，纠纷当事人有特殊要求的，应在调解结束后，立即反馈。材料同步退回。
（四）回访
“联调委”回访民事纠纷当事人，一般在调解结案后的一个月后三个月内进行。
篇2
一、适用范围
（一）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是指在受理、立案侦查、审查、审判阶段，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等办案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申请,将符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区联调委)、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二）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是指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且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宜委托人民调解：
1、雇凶伤人、涉黑涉恶、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欺行霸市及其他恶性犯罪致人轻伤的；
2、行为人系累犯，或在服刑、劳动教养和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因纠纷致人轻伤的；
3、多次伤害他人身体或致三人以上轻伤的；
4、轻伤害案件中涉及其他犯罪的；
5、携带凶器伤害他人的；
6、纠纷已在调解过程中或经调解已平息，重新挑起事端致人轻伤的；
7、其他不宜委托人民调解的案件。
二、基本原则
（一）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原则。符合本意见规定的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均申请人民调解的，办案机关应当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二）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合理、合情地进行调解，对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及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等情况的案件，应当不公开调解。
三、管辖
（一）在受理、立案侦查阶段，区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委托加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居住地的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由重大疑难纠纷、群体性纠纷等引发的案件或其他不宜委托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案件，可以由区公安分局商请区联调委进行调解。
（二）在审查、审判阶段，区检察院、区法院一般应当委托区联调委进行调解。
对更适合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区检察院、区法院可以商请区联调委指派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三）对需要由2个以上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调解的案件，办案机关应当商请区联调委决定。
（四）对于管辖权有异议的案件，办案机关可以商请区联调委推荐并征得当事人同意，由区联调委指派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四、程序与期限
（一）办案机关应当在受理、收案之日起三日内，依据本意见的规定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告知双方当事人有自诉、申请人民调解等权利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双方当事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的，应当在被告知权利之日起五日内向办案机关递交《人民调解申请书》。
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将案件委托有管辖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向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移送相关材料。
（三）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由其下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承担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四）调解和履行调解协议期限合计为十五日。
情况特殊需延长的，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办理。
（五）经人民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六）调解结束后，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五日内将《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移送办案机关，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还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移送相关材料。
（七）对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办案机关可以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或处理：
1、区公安机关根据立案与否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的决定；
2、区检察院可视情作出不的决定；
3、自诉案件由区法院通知自诉人办理撤诉手续，公诉案件由区法院恢复审理并可酌情对被告人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处理。
（八）对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办案机关可以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1、区公安机关未立案的，可以立案或由当事人选择自诉，已经立案的，侦查程序继续进行；
2、区检察院应当继续审查程序；
3、区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判决。
五、工作要求
（一）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调解工作予以支持和协助。
区法院、区司法局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调解工作予以指导、监督，并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专业化程度。
区司法局应当加强指导，推进街道（镇）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到经过调解的轻伤害案件手续齐全、材料完备、归档及时。
（二）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和区司法局应当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推动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区委政法委牵头，适时举行会议，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和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沟通，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动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六、其他
篇3
高利贷借条怎么写和是否具有法律效益
一.高利贷借条怎么写
1.应写清楚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法定全名;
2.应写清楚借款金额，包括大写和小写的金额;
3.应写清楚借款时间期限，包括借款的起止年月日和明确的借款期限;
4.应写清楚还款的具体年月日;
5.应写清楚借款的利息，应有明确的年利率或月利率，最终应支付的借款利息总额(包括大写和小写金额)等约定;
6.应写清楚借款本息偿还的年月日时间及付款方式;
7.应有借款本人亲自签章、手印或亲笔书写的签字。
二.高利贷借条是否有效
借条载明的利息如果过高，且已经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则借条关于利息约定的部分无效，即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的利息部分无效，但在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以内(含四倍)的利息仍然有效。因此，高利贷借条仅是部分无效。
一、放高利贷犯法吗?
(一)什么是高利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民间借贷就是高利贷。
(二)放高利贷犯法吗?
高利贷是超出民间借贷利率的借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并不构成犯罪。因此，如果是高利贷的放贷方，在借贷方在借款到期后不还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部分的利息时，放贷方的利益是难以得到法律支持的。换言之，对于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利息及本金，法律是保护的。
二、高利贷怎样要回来?
对于高利贷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的利息及本金，法律是保护的。
放高利贷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要回来：
(一) 和解。
协商和解是指债权债务当事人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协商或邀请第三人从中斡旋，解决纠纷。债权到期或即将到期时，债务人暂无能力偿还债务但有还款诚意的，债权人可以就履行债务的期限、方式、数额等同债务人进行磋商，敦促债务人履行债务或签订还款协议。
如果该债权有抵押担保或者有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债权人可与抵押人或者保证人进行协商，也可请第三者牵线搭桥，使抵押人以足额的抵押资产抵偿债务，或者由保证人来代偿债务。
协商解决债务纠纷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自愿;
2、合乎法律法规规定;
3、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 调解。
债权人如果不想伤和气、结怨仇并迅速化解债务纠纷，可向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调解申请。
申请调解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L、有明确的被申请调解人，如公民、法人等的基本情况。
2、有具体的调解要求，如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等。
3、有提出调解申请的事实依据，如借款合同、担保协议等。
4、该纠纷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经调解达成协议后，债务人应按约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对于签订协议后债务人又反悔或部分反悔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三)仲裁。
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统一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制度，同诉讼的两审终审制相比，仲裁更有利于当事人之间迅速解决纠纷。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向仲裁机构递交仲裁协议、申请书及副本。申请书要详细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情况及事实理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债务纠纷，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当事人之间大多没有激烈的对抗性。另外，申请仲裁的费用一般比提讼的费用低。
(四)诉讼。
债务纠纷诉讼就是打民事官司。对一些较为复杂、对方当事人较难对付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解决的案件，债权人就可选择诉讼程序来解决。
诉讼的优势表现在：
1、法院处理债务纠纷是最终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解决方式。
2、诉讼时限受法律的严格限制。
法院在收到公民的民事状或口头立案后，民事案件的第一审审理期限为6个月，有特殊情况也可延长6个月;不服第一审判决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不服第一审裁定的，当事人须在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民事案件的二审审理期限为3个月。法院判决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五)申请支付令。
篇4
当前，各种矛盾纠纷呈多发、突发和复杂化态势，其中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审判资源的有限性与民事案件数量多之间的矛盾加剧，已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与效率，人民法院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朝阳区就民（商）事案件分别推出了“法官助理进行庭前调解”、“特邀调解员主持调解”及“律师主持调解”等三项制度。*律师积极参与和支持法院调解等调解工作，化解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地缓解了审判压力。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方面，东城区、西城区等针对本地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组织律师担任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员，或开展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联动试点，从事矛盾纠纷的调处和基础性工作，在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对话的桥梁。这些探索和尝试，有力推动了调解机制的社会化、专业化发展。
律师群体总体上法律专业素质高，又贴近社会、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心态，容易发现矛盾纠纷情况。因此，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发挥法律的专业作用，可以很好地处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既帮助人民法院和政府部门缓解了案件量激增、公共资源有限的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也提高了律师业的社会地位和整体形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生命力。在看到工作进展和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和认清一个深层的问题：调解工作中，律师协会的行业组织和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产生了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的组织化水平不高，大大制约了律师作用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发挥。这种局面既不适应提高调解工作水平、推进调解体制创新、拓宽调解领域的要求，也不适应行业协会进行业务指导、促进内部改革与建设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律师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二、美国、香港律师协会参与调解的情况
（一）美国律师协会的调解事务
美国律师协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从事争议解决方面的工作。主要职责是：
1.鼓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为协会会员、立法者、政府部门和公众就调解各方面的问题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2.研究快速而高效的调解办法，从事包括立法范例等的研究和发展，使现行法律程序与法院调解程序相适应；
3.保持在全国的指导地位，扩大全国和各州律师业在调解中的作用，进行专业和普通的培训项目。
工作方式是：研究调解方式的适用，促进调解的使用及其作为一个重要实践领域的发展，也为调解形式的理解和适用提供协助、并为其成员提供将调解融入其实践的方法。
（二）香港律师会及大律师公会的调解事务
香港律师协会通过建立专门委员会、制定调解员的名录、工作程序等进行调解事务。
1.制定调解员名册。调解员分为一般调解员、家事调解员和家事调解督导员三类。
2.调解员认可程序。
3.指引与手册，包括调解员守则、家庭事务调解员指引、家庭事务调解督导员指引。
4.调解员专业课程及认可。
5.声明。香港律师会调解员名册是一种公众服务，目的是提供愿意从事调解工作的会员的信息，这些会员已经获得了被认可的调解职业资格，或者他们另外具有被承认的司法/调解的重要经验。但是，香港律师会同时声明不保证、担保或认可本名册上任一会员在任一具体争议中担任调解员、仲裁员或调停人的能力或适合性。
三、律师协会在调解体系中的组织优势、法律地位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通过组织管理律师队伍，发挥法律服务主力军的作用来履行法律服务职能。截至6月，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7371家，人民调解员共96607人，执业律师（含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12426人，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共54个。可见，在律师协会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组织引导规模大、素质好的律师队伍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是推进律师协会建设的一个创新举措，有利于提高律师参与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发挥律师协会的综合优势，提升律师协会的行业威信，有利于充实律师协会管理和服务会员职能。同时，这对于解决当前调解工作存在的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高问题，充分发挥专业化与社会化调解方式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区域性与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综合优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借鉴中外经验，律师协会从行业管理和服务的角度出发，组织具有专门业务能力的会员依据法律和事实，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在矛盾当事人中处于中立人、调解人的地位。律师协会在当事人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下主持制作的调解协议，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的一种，依据有关司法解释，与其他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通过法院裁判维护调解协议的严肃性。
四、关于在律师协会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议
建立律师协会调解制度，应当研究和借鉴其他行业调解组织组织建设、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应当适应和符合律师业的特点、律师协会的性质和任务，应当汲取美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调解制度的实践经验。
1.组织机构。在律师协会内部设立律师调解管理机构，配备若干名精通法律、又有调解工作经验的专职人员，专职负责律师调解管理、协调工作。建立律师调解专项业务培训制度，对律师进行观摩庭审、专题讲座等实体法方面的培训外，还要从提高调解能力入手，对做好群众工作、制作调解协议、提高调解技巧等方面重点培训。建立律师调解表彰和奖励机制，平时注重总结和发现在律师调解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和单位，适时进行表彰和奖励。
2.工作规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参考现有律师调解工作规定和我市律师实际，制定配套规章制度，从源头抓好律师调解制度建设。参考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制定统一的律师调解收费标准，增加律师调解收费的透明度和合理性，既保障了当事人调解中的知情权，也促进律师参加调解工作的积极性，预防和减少不正当的低价竞争行为。制定《律师调解申请书》、《律师调解委托协议书》、《律师调解工作登记表》等格式文本，进一步方便群众，简化、规范律师调解行为。
3.信息建设。根据律师的专业特长，在律师协会调解组织建立律师资料库，根据纠纷类型和当事人要求，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律师参与调解工作。本着自愿、就近的原则，为当事人提供律师人选，同时根据律师工作效果、当事人的满意程度，采取优胜劣汰的原则，让精于的律师发挥更大作用，将怠于调解工作的律师出局，使律师专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最充分的运用。
4.建立律师调解长效机制。定期召开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街道乡镇基层组织、律师事务所参加的会议，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多方没有聘请律师的民事案件，法官应当启动律师调解机制，以书面告知形式建议当事人可委托律师进行庭外调解，如果当事人愿意接受律师调解，但又无法委托律师的，由法院与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及时联系，司法行政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并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由当事人自行或委托司法行政机关从律师资料库中筛选符合要求的律师，如属法律援助案件，则由司法行政机关直接指派律师参加调解工作。
篇5
第一条为了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第三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事实，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着重调解的原则，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第五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条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者诉讼活动。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争议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章调解
第十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
第十一条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联系群众、热心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成年公民担任。
第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调解组织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调解的争议事项、理由和时间。
第十三条调解劳动争议，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和理由的陈述，耐心疏导，帮助其达成协议。
第十四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第十六条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三章仲裁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应实际需要的原则设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市、县设立；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区、县设立。直辖市、设区的市也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第十八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九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是单数。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聘任、解聘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
（二）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三）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劳动争议案件；
（四）对仲裁活动进行监督。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设仲裁员名册。
仲裁员应当公道正派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曾任审判员的；
（二）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
（三）具有法律知识、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或者工会等专业工作满五年的；
（四）律师执业满三年的。
第二十一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第二十二条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为共同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其参加仲裁活动。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委托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二十五条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劳动者，由其法定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无法定人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其指定人。劳动者死亡的，由其近亲属或者人参加仲裁活动。
第二十六条劳动争议仲裁公开进行，但当事人协议不公开进行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二节申请和受理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二十八条申请人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书写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三十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答辩书后，应当在五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三节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一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仲裁庭制。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设首席仲裁员。简单劳动争议案件可以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
第三十二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三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提出回避申请：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人的请客送礼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四条仲裁员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情形，或者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解聘。
第三十五条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日前，将开庭日期、地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
第三十六条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七条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鉴定机构鉴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无法达成约定的，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
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仲裁庭的要求，鉴定机构应当派鉴定人参加开庭。当事人经仲裁庭许可，可以向鉴定人提问。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质证和辩论。质证和辩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四十条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记录该申请。
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第四十二条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第四十三条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讼。
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
第四十四条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二）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第四十五条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第四十六条裁决书应当载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和裁决日期。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印章。对裁决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
第四十七条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第四十八条劳动者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四十九条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讼。
篇6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一直被认为民事诉讼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工面制度，它历史悠久并且与中国古代文化息息相关，但是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调解制度面临着挑战，本文就调解制度的渊源与发展作出探讨，结合调解制度在国外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调解，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 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 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
种称为“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 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主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
解期限，可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 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 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篇7
关键词：诉前调解；诉调对接；多远纠纷解决
一、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中国经验
随着社会发展与转型所带来的纠纷日益多元化，案多人少的窘境敲响着司法资源窘迫的警钟，有限的司法资源、高昂的诉讼成本逐渐侵蚀着民众对实质正义的过高期待，高上诉率、高上访率亦如滚雪球般日益凸显。以诉讼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正逐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所淘汰，而"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便是此创新转型下的产物。其指当事人将纠纷交付法院后、立案前，由法院安排专门调解员进行调解，若调解成功，则当事人可请求法院予以司法确认；若调解不成，则进入诉讼审判程序进行解决的一种调解制度。
以上海为例，在收案数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仅2011年一年上海全市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就成功调解案件68187件，占一审民事结案数的37.7%。[1]平均一起民商事案件审结的直接司法成本是585元，而通过诉前调解的成本仅为95元。[2]仅"排头兵"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自06年至今平均每年减免当事人诉讼费便已达百余万元，平均纠纷处理周期只有7天，诉前一次调解成功率达到97%。[3]诉前调解机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也有力的证明其创新的制度下所蕴含的发展潜力。但同时，由于推行时间较短、法律规范较少且较原则，目前这一机制的发展完善所依靠的主要还是各地自行探索与相互借鉴得来的实践经验，且由于实务操作的不尽相同，随之产生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冲突仍不容小觑。因此，在对法院附设诉前调解这一创新机制大力推广的同时，笔者亦希望借由对现存主要争议问题之辨析，探求维护此创新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完善之路。
二、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争议与困境
（一）程序定位不明
对法院附设诉讼调解而言，顾名思义，"法院"前缀所表达出的其程序中由法院介入案件的筛选与引导，对调解员的调配与培训，对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以及纠纷的后续处理等工作所呈现出的法院的主导性，都无不体现出其"司法性"的一面。但由于程序发生于立案之前亦即诉讼系属之前，基于对"不告不理"原则的遵守，若简单将其定性为司法调解，则在案件未被纳入法院司法权力辐射范围之内时，法院以任何司法形式介入纠纷解决过程，都是十分荒谬的。[4]同时，法院附设诉前调解虽属法院主导，但法院通常却只扮演着"筛选、引导、管理、调研"等统筹工作，为的是借助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来更好地促进调解工作的更有效运行。由于实质的调解工作仍由法院委托调解机构或专职调解法官进行，司法权力对于调解协议的实质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这又似乎凸显了其社会调解性质。因此，法院附设诉前调解虽于程序保障上拥有者司法调解的外观，却在实体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专业化的社会调解，造成了其于司法调解或社会调节都难以绝对立足的现状，如何界定其程序定位亦是扑朔迷离。
（二）启动程序混乱
《非讼衔接意见》[5]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收到状或者口头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虽含"依职权"字样，但结合下文所谓"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便显而易见其初衷对于法院的诉前调解引导权而非强制诉前调解之权的肯定，是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仍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但于实务适用中，由于各地法院对法条解读之着力点及理解程度的差异，将以上相关规定类推解释为"肯定了法院可以依职权针对一些案件实行诉前调解，这可以说是强制性诉前调解（即诉讼的前置程序）的制度支持，由此扩大诉前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6]的意见绝非少数。部分法院、学者更是意在将效率性置于首要地位，鼓吹只要通过法院主导下相较民间调解更具专业与公正性的制度保障，达成调解协议的合意完全可以弥补启动程序的合意缺失所带来的正当性损失。而又因纠纷当事人依旧拥有在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之时继续启动审判程序的权利，因此非但未侵犯诉权，反倒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程序选择。于此，本应承载着更好统一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启动使命的法律法规，似乎非但未起到应有的规制作用，反倒介于其模棱两可而引起又一波争议与适用混乱。
（三）调审对接滞后
审前及审中调解由于早已系属于诉讼程序，故调解不成时，案件即刻可转回法院继续审判。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不成时，"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立案。"由于其程序本身并未产生诉讼系属的效果，仅此一句"法院应当及时立案"，对调解不成与立案程序的关系以及此结果对后续诉讼程序启动效力的定位等一系列的问题似乎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针对此困境，广东东莞法院作为先锋率先推行了"预立案"制度，力图通过让当事人签署《诉前调解申请书》，并在系统上进行预立案登记，实现案件在法院审判管理系统上的先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诉前调解。乍看之下不仅既有助于监督案件的调处衔接情况，又可有效避免法院对自身移交出去的调解案件无所了解的被动局面，似乎解决了此衔接问题，亦得到多方学者与法院的拥护效仿。但细细琢磨之下，此类举措主要解决的依旧乃方便案件移送、统计、操作方面的"形式衔接"问题，虽解决了法院实践操作之虞，但就如何体现通过程序衔接所带来的诉讼系属保障，调解结果与审判程序的效力如何衔接等如此之"实质"程序保护，似乎还有待完善。
（四）调解效力存异
依照《非讼衔接意见》第20条所规定之司法确认程序，其既不违反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非诉性质而得以兼顾司法权威之被动性，又可基于事后审查对于调解程序的合法合理性之有效保障而逾越诉与非诉之效力鸿沟，可谓效率与正义双赢之举。但实践中，不仅存在"当事人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提出确认申请"之程序，法院却更多推行着"只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向法院提出要求，即马上办理立案手续并制作和出具调解书"的方式，并已被普遍接受为一种正当的司法审查方式。[7]依照《法院调解规定》中"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与"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法院出具调解书的一个重要前提乃为其诉讼系属，此不仅意味着形式上的立案程序，而是自调解开始至结果的得出都隶属与法院的诉讼系属覆盖之下，故上述制作调解书的做法首先于理论是否可自圆其说便有待探讨。而实践中若依《法院调解规定》，则法院不予确认的法定条件仅为四种，但适用《非讼衔接意见》则相应情形可扩大至七种，此适用困惑无疑也将为司法审查权的有效监督带来可钻之漏洞。是故，如若以问题无法解决，司法审查程序的良好初衷亦绝非可有效体现的。
三、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完善的价值选择
（一）保持程序的相对独立性
对于广大民众，法治的核心价值为何几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其对法治的要求是最为现实的，即能够公平、高效、经济、圆满的解决纠纷。无论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定性为司法性质或社会性质，其偏重无疑皆意在表达对程序独立性问题之不同侧面的关注与思考，而之所以争议不断也是在于对不同性质定位下所可能带来的对程序独立性损害的担忧。
繁重的案件压力及有限的司法资源皆可能诱使法官"以判压调"地促成当事人进行调解，而同一法官于诉前调解程序中所形成之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也让人难以期待后续程序的中立与正义。是故如何保持程序参与主体的相对独立、确保调解主持者与审判法官之间的分离，才是解决其"司法调解"侧面所隐含之司法权过分渗透弊端的首要着眼点。与此相对，"社会调解"的特点亦决定了为创造良好的协作氛围以促进当事人早日达成合意，调解程序所对当事人自认、妥协甚至权利的放弃抱有之更为开放的态度，也于无形中为恶意串通或违背自身意愿的不利妥协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也唯有严格隔离前后程序间的相互影响，才能有效避免当事人因唯恐曝露之证据及所作之妥协将在后续审判程序中于己不利而无法完全敞开心扉，从而真正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并让其真切体验到程序正义所带来的安全感。过分纠结于司法调解抑或社会调解的非黑即白之争，无疑是将其从多远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之路又绕回一元化老路的变相倒退，只有有效保持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之相对独立性才似乎是兼顾正义与效率价值下的不二选择。
（二）维护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广义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选择程序及有关程序事项的权利。[8]于程序启动而言，维护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亦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诉权之体现。诉权不仅意味着法院必须接受符合条件当事人之诉讼请求而给予救济，也体现在法院不得以司法权干预与排除当事人合法诉权之行使。是故如若法院拥有强制启动诉前调解的权利，则任何以日后是否依旧可再行作为衡量诉权保障标准之言论，皆为无意义之诡辩。而正所谓"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成功的诉讼"①，调解的终极目标本就绝非绝对的公平正义，而在于充分自愿基础之上的矛盾调和。[9]即使法院穷尽权威，但其终究无法完全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相反实践中出于效率价值或实用主义的考虑,过分强调法院的作用而忽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则无疑将在"诉讼井喷"现状制约的当下，赋予更多法院为节约司法资源而推诿案件或严格限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权力扩张可能。一旦此缺口打开，"蝴蝶效应"下所可能为当事人带来的损害终将不容小觑。是故于情于理，只有尊重并维护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方可为其程序的运行及调解结果的形成赋予坚强的正当性保障。
（三）规范与灵活兼顾的程序保障
调解与诉讼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其非严格的程序性要求。但其最大的优势亦即其最大的劣势，调解主持者虽无现实的强制权利可言，但其对当事人所可能造成的权威与心理上的强制仍可能左右调解结果的产生。且在双方当事人占有资源与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纠纷中，一方恃强凌弱，一方退让妥协，接受与其本意相违背的调解结果的担忧也非空穴来风。单纯强调程序之灵活性必然会多少忽略甚至牺牲严格程序规范所可轻易保障的程序正义，若非通过有效保障双方合意来弥补程序规范缺失所带来的妥协与牺牲，则其调解结果的正当性是令人堪忧的。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便基于此担忧而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司法权力的介入，以更强的规范性，来保障其程序高效而兼具正义的运行。然亦如一些学者所忧，"如果要使其像诉讼那样制度化或规范化，会使其失去原有魅力。"[10]如何维持诉与非诉的界限，在保持调解自身灵活性特点的同时，适度亦有效的予以规制，依旧有待考量。因此，唯有将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增强诉前调解程序规范化的同时，明确我们所欲追求的程序规范与诉讼之严格程序规范的界限，给予纠纷双方适当限度的正当程序保障，才能在促进当事人合意的更好表达的同时，借程序的公正权威来增加当事人对程序选择的信任和安全感。唯有 "以规范促灵活"，留给纠纷双方以自由沟通协商的空间，才能还原最真实的当事人意愿。
四、对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构建的谏言
（一）强化调审分离机制
首先，针对实践中各地区法院于调解形式上主要采取委托调解或增设调解法官两大举措的情况。调解法官其专业知识与案件决断虽皆较人民调解员所难以企及，但"当调解者对于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的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者达成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11]。若法院于诉讼系属前一味强调司法主导而过早地介入调解，不但缺乏法律根据，相反于此无形压力之下，纠纷当事人非但不会由此获得调解资源或双方关系上的改善，反倒可能弄巧成拙而难以得到当事人的真心认可。因此，强化调审分离机制，首要便应逐步强化人民调解员的独立地位，弱化法院在职法官的影响，做到"以人民调解为原则，法院介入为例外"。
第二，《非讼衔接意见》第19条虽逐一历数了调解参与人员的保密义务、回避义务以及相关证据的排除规则，但其对例外情形规定之模棱两可无疑将增大实务适用中被予以滥用的可能。在国家公权力如此贴近当事人所期待的正义底线的当下，法律所应着眼的更应在于如何更有效限制法院权力而非给予当事人"说的比做得好听"的程序保障。例外规定本无可厚非，但唯有明确相关规定的适用并严格界定其范围才能保证"例外"与"原则"各司其职，杜绝"例外"大过"原则"的荒谬情形发生。
第三，在审判人员直接或间接触及案件相关调解过程或重要信息时，是否需要为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予以回避？一旦当事人于调解程序中所作出的不利妥协在审判程序中被作为证据使用，当事人又可采取何等措施予以排除或救济？缺乏制约的限制无疑只赋予了调审分离机制华丽的制度外观，缺乏人员制裁与证据排除机制的辅助，再好的制度设置也终究难掩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殇。是故，唯有以相应的回避、证据排除、司法审查等规则铸造好最后的防线，完善违反调审分离原则的制约机制，才可构建出完整的调审分离机制。
（二）合理控制程序转换
正如《非讼衔接规定》第18条所欲体现的为达到避免程序滥用、敦促各方当事人诚实参加与利用调解程序的效果，程序规范的首要目的通常皆着眼于以直接的程序制约来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但不可否认，由于我国纠纷当事人所普遍表现出的非专业性与审判依赖性，直接制约虽能保障当事人选择其所自认为可获得最大程序利益实现之满意结果的权利，却无法有效保障与引导当事人作出最符合其实质利益的选择。缺乏适当引导的盲目程序选择，无疑在增加重新进入审判程序所需花费的纠纷解决成本的同时，亦间接增加了当事人的额外成本损失。
反观西方，美国率先在加利福尼亚州试点设置了程序选择的风险制约机制，要求"在达不成调解协议而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后，如若调解结果并未被法庭，则申请方必须承担诉讼费用。"英国亦引入了"如若在恢复审判程序后没有取得比调解所可获得的利益更好的结果的，则原告应补偿被告的所有诉讼成本以及附加利息。"等一系列程序转换之规制措施，而其后西方诸国的效仿也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2]是故笔者建议，无论是基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合理设想，还是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与国际的衔接，我国对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程序的保障都不应仅局限于对直接制约机制的关注，而应将直接制约与间接保障相结合，在维护和保障善意当事人的正当合意和程序选择权的同时，合理控制程序转换，及时适当地引导当事人作出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权利选择。
（三）重构调审对接机制
面对如何将调解不成情况下的诉讼衔接从"形式对接"引入"实质对接"，曾有学者建议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诉调衔接机制，采取"当诉前调解不成时，将法院委托调解行为视为法院受理当事人的行为，从而发生民诉法上立案受理的效力，出具委托函的时间视为法院的立案时间，而不必重新办理立案手续"[13]的"准诉讼系属"机制。但制度的借鉴并不仅以其本土适用之好坏为主要考量，其本质还应在于能否真正适应我国特殊国情而为我所用。我国所采用的"立案审查制度"并不同于仅依形式登记即可立案并产生诉讼系属效果的"立案登记制度"，只有经过法院实质审查并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才能予以立案受理而进入诉讼系属。在诉前调解中，法院虽向当事人出具书面委托函，但其所扮演的仅为引导与统筹的角色，其程序的适用也不以符合实质立案条件为前提。由此并无法保证调解中的任意案件都得以满足立案条件，若略去立案审查，则无疑将面临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与法理上的矛盾冲突。况且若诉前调解可以自然取得追溯诉讼系属的效果，其程序性质与法律效果又将如何解释。
但同时，笔者虽不赞同直接借鉴，但其程序设置中所蕴含的简化诉讼程序、节约司法资源以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的程序衔接理念却应为我国所借鉴。因此，笔者建议将以上程序衔接方式与我国的"立案审查制度"相结合，在保留实质立案审查程序不变的基础上，吸收将调解不成的时间拟制提前之举措。为了兼顾诉调的无缝对接和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措施的相互独立，可将其改良为"于调解不成后一定期间内再行，经由立案审查得以立案的，则诉讼系属的时间可拟制追溯至调解不成之日"，以案件及时进入诉讼程序而不会产生显著拖延。
（四）完善司法确认制度
就审查标准而言，在尊重纠纷当事人的合意自由，约束法院介入调解过程与结果的权利扩张，以维护诉前调解程序之非诉性质的目的上，程序审查更能体现其制度优越性及权益保障功能。但同时，单一的程序审查亦会滋生纠纷当事人合意权利无限扩张的不利可能，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易为恶意调解等不良行为埋下隐患。是故司法确认程序在以程序审查原则维护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自愿性的同时，针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侵害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况，都应保留其司法上的事后救济途径。"以程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辅助"，既强调法院司法审查的效力，又对其权力严格制约；既尊重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亦区分其善恶予以区别对待，才能充分发挥司法确认作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而就司法确认方式而言，通过司法确认程序所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之决定，其初衷亦在仅为调解协议赋予法律上之强制执行力。而反观实践中所大范围采用的先立案再作民事调解书之法，不仅实务中存在上文所质疑之混乱现状，且基于《民诉法》中"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包括调解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法院调解书不仅有既判力，还能够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如此一来不仅与司法确认程序的初衷相背，也难掩非诉程序与诉讼程序界限之困惑。是故笔者建议应减少制作法院调解书的情况，强调并扩大申请发出支付令与作出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之决定的司法确认方式，既兼顾非诉程序之事后监督与当事人权益保障，亦可凸显司法确认程序的定位与良好初衷。
注释：
①西方法谚"better a bad settlement than a successful lawsuit."
参考文献：
[1]李阳,卫建萍.上海：加强诉调对接 深化便民举措[N].人民法院报,2012-01-12.
[2]张志平,袁祥."诉调对接"演绎"和谐司法"[N].光明日报,2008-08-25.
[3]陈琦华,鲍蕾."调解优先"理念在法院的实践[J].司法,2010,(5).
[4]傅郁林."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J].法律适用,2009,(4).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Z].法发[2009]45号.
[6]鲍蕾.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定位辨析[N].人民法院报,2010-04-21.
[7]王亚新.诉调对接和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J].法学论坛,2010,(6).
[8]董扬.诉调对接：法院主导构建的调解机制[J].厦门大学法学评论,2009,(6).
[9]茹仙古力o肉孜.我国"诉调对接"机制的思考[J].人民论坛,2011,(11).
[10]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482.
[1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
[12]那述宇,吴延溢,韩裕庆.大调解[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74-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