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执行申请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暂缓执行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2年雄心勃勃地在松桃展开考察时，湖南商人田应东并没有预料到今天。

变卖了全部家产投入贵州松桃县准备大干一场的田应东不会想到，千辛万苦走上正轨后，经历了股份转让和承包权转移等风波，在新承包人刘益平的经营下，自己的公司会渐渐走向破产的边缘；他更不会想到，在他最终走上诉讼之路，希望找到一线生机来挽救企业的时候，本已到手的那份像一纸给死刑犯人的赦书一样令其喜出望外的法院裁定书，却因为一句“暂缓执行”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数载心血面临危机

经过近一年的考察权衡，2003年7月，田应东和朋友李仕云一起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世昌乡投资成立了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田应东本人出任公司代表人。

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得到了世昌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双方签订了引资合同书，世昌乡人民政府在土地征用、税收政策、电力、水力及原材料供应、事业性规费收取等各方面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便利。这一切使田应东更加信心十足。“我变卖了全部家产，向银行贷了款，还向亲友借了钱，我几乎把全部的财力物力都投入进来了。”

全情投入令田应东看到了回报的曙光。2004年1月28日工厂竣工，并于同年3月25日正式投产。一年半以后，第一条生产线完全启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为提高生产效益，公司决定将管理体制更改为股东承包体制。2005年10月1日起，田应东完全承包起了这个公司。而就在这段期间，513.75吨的建厂以来最高月产量纪录也出现了。田应东认为工厂的未来一片光明。

但就在这个时候，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2004年初，一个名叫刘益平的福建人接受了原股东李仕云的股权转让。他虽然没有对田应东承包公司提出异议，但在看到生产效益越来越好之后，他却开始闹着要由自己来承包了。

“当时我的承包期还没有满，但是他以各种理由干扰我承包，非要自己承包不可。”田应东回忆当时的情况十分无奈。为了不影响两人间的合作，田应东答应将承包权让给刘益平。

2006年7月3日，公司和刘益平签订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令田应东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刘益平承包之后不久，公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月产量急剧下滑，公司开始长期处于半停产状态，累计亏损达到了330余万元。更令田应东无法接受的是，刘益平没有和他这个公司代表人商量，就申请了公司名称变更，公司改名为松桃三和锰业集团群兴有限责任公司。

在无法扭转亏损，第二条生产线的承包费用无处着落，并长期拖欠工厂管理人员工资的窘境下，刘益平发出了“股权转让通告”。田应东不希望自己的一片心血最终破灭，和刘益平进行了多次协商，但都无法取得共识。世昌乡政府为拯救企业、保障税收、稳定就业，也出面斡旋，希望刘、田之间能妥善解决工厂亏损的局面，但也是收效甚微。

救命符一样的民事裁定

眼看着自己的厂子一天天地烂下去，田应东再也坐不住了。他希望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挽救自己的企业。2007年4月23日，田应东向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终止公司和刘益平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并于4月25日递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将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先予执行给自己经营管理。

田应东对最后胜诉很有把握。原因在于，在当初和刘益平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乙方亏损达到乙方在甲方企业内自有原始股本80％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刘益平的原始股本金是350万元，而他造成的亏损超过了330万元，早就已经超过80％了，我要求终止合同，完全合法合理。”

2007年5月21日，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松桃三和锰业集团群兴有限责任公司（原贵州省松桃群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先予执行给原告贵州省松桃群兴锰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人田应东管理。

在这份民事裁定书中还注明：“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拿到这份裁定书，田应东一直揪着的心终于放宽了一些。无论如何，公司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尽管目前公司处境十分不利，但是起码自己可以尽情施展拳脚，争取力挽狂澜了。

然而，此后发生的一切，田应东感到完全无法理解。

全年奔走至今无果

裁定书送达后，松桃县法院民二庭通知田应东在5月26日上午8点半做好准备，法院执行局将会同乡政府、派出所等各部门一起到公司来完成裁定执行。但是，一直到中午田应东都没有等到来人。不明所以的田应东打电话给民二庭庭长熊启林和执行局局长杨光建，得到的答复却是：“上面通知说要暂缓执行。”

后来，田应东得知，暂缓执行的原因是“地区中院的领导打电话下来了。”他一下子联想到了刘益平拿到法院裁定书后，在厂内外公开撂下的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裁定书顶屁用？我只要到上面走一趟，裁定书就是一张白纸。”

田应东不相信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会等于一张白纸。他给铜仁地区地委政法委写了一份反映材料，时任地委政法委书记熊德威在他上交的材料上亲笔写道：“转送松桃县委政法委依法督促办理。”但还是没有任何音讯传来。

田应东又向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铜仁中院认为这是松桃县法院的裁定，应该找县法院执行；而县法院又坚持说是由于中院领导通知要暂缓执行。时至今日，田应东也不知道县法院所说的这个“中院领导”究竟是谁。

互相推脱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田应东只好又向铜仁地区地委政法委和督察室反映情况。9月，在经过调查后，督查组对此事件作出专题督查报告，其别注明：“督查组认为，松桃县人民法院关于该案的裁定应予执行。”

督查报告中还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松桃县法院于5月25日下午召开执行会作了安排部署，定于5月26日予以执行，同时通知了田应东做好执行的接收准备工作，但会后不到两小时，院长李成海便通知暂缓执行，至于为什么暂缓执行，没有说明。”

铜仁地委行署专员廖国勋在这份报告上作了“同意地委督查室建议”的批示。但田应东仍然没有得到执行裁定的通知。在向贵州省高院、省人大反映情况后，田应东都得到了“将向有关方面了解相关情况，回去等候结果”的答复。

在司法救济的程序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田应东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2007年6月12日，在公证处、乡政府等各方在场的情况下，田应东和刘益平协商解除合同，并办理移交手续。“当时我们之间没有半点争执，后来他也同意了。”但一转脸，情况就变了，刘益平向松桃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以扰乱企业单位秩序为由作出将田应东及其他三人行政拘留6天的决定。而此后刘益平态度大改，再也不谈终止合同一事。

拘留结束后，田应东随即向铜仁地区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地区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县公安局认定田应东违法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办案过程中存在违法办案的程序瑕疵，决定撤销对田应东行政拘留6天的处罚决定。尽管最终得到了清白，但是田应东却气愤难平：“他这样回头就可以编造谎言报案，公安机关还真的就拘留了我，这是令我最难接受的。”

直到今天，田应东仍然在等，在等整整一年前那份民事裁定得到执行的日子。“我现在找不到刘益平了，很长时候没有见过面，他的电话好像也换了，又常年不在公司。公司从去年10月停产到了今年3月，虽然4月恢复了，但就是这样停停打打。到今年7月，他的承包期就满两年了，但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给我配给公司的监督员一分钱工资。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要延续多久。”

篇2

执行中止的含义及其适用情形

执行中止是指执行程序开始后，因出现不能继续执行的特殊情况而暂时停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中止有两种情况：一是个别执行行为的中止，如因委托拍卖、变卖而造成案件的暂时停止执行；二是整个执行程序的中止，即整个案件的暂停执行，这一类情况占了执行中止的绝大多数。执行的中止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执行中止只能发生在执行过程之中。（二）须有特殊情况出现，一般来说是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三）中止只是暂时的停止执行，特殊情形消失后，可以恢复执行。根据我国现有的立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执行实践中的做法，中止执行可以分为立法规定的适用情形、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情形以及实践做法的适用情形三类不同的情况。

立法规定的适用情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1）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2）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4）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5）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7月8日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也应裁定中止执行：（1）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2）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3）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4）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定，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5）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另外，在执行实践中，各地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情况在适用执行中止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中止执行的适用，对于解决执行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在具体执行工作中，上述关于执行中止制度的规定和做法存在一些不利于执行的问题，对执行工作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及时、有效保障申请人的权益。

中止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一、适用情形存在的弊端

（一）关于因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而中止执行的情形。

中止执行的特征之一是不经当事人的同意，由执行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决定。一般来说，债务人对中止执行是没有异议的，因为，中止执行延行了其履行债务的期限，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债务人反对延期的。笔者认为，无论债务人是否同意延期履行，只要申请人即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均没有裁定中止执行的必要，当然，如果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没有意思表示的另当别论，可以适用中止执行。具体地讲，如果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未必予以中止执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解决：

1、若债务人向法院提供担保，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

2、若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债务人反对延期的，债务人仍可履行债务，债权人不接受履行时可由执行法院提存后结案。

3、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债务人同意延期履行但未提供担保的，执行法院可按执行和解处理。

（二）关于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中止执行的情形。

申请执行人的死亡，若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应当裁定中止执行，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作为被申请人的公民死亡是否也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应中止执行，因为被执行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是否表示愿意承担义务都不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若被申请人死亡即中止执行，可能出现如下问题：第一，如果被申请人无继承人或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因为无继承人承担义务使得恢复执行缺乏义务承受人，即使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恢复执行，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也难以确定，如果要求申请人举证证明被执行人无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继承显然是勉为其难，如果由执行法院举证则会给本来已经十分繁重的执行工作增加额外的负担。况且，若被执行人的继承人下落不明，使得权利义务承受的问题查不清楚，会造成无法恢复执行，对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非常不利。第二，即使有继承人承担义务，除继承人自愿承担外，执行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遗产，但在被执行人死亡后至继承人承担义务有一段时间，中止执行可能会出现遗产受损或被转移。第三，一旦被执行人死亡便中止执行，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不合。实际上，被执行人死亡不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在别的国家也有明确规定的，如日本民事执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在强制执行开始后债务人死亡时，仍可以继续进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死亡时，对债务人已经实施的强制执行，对其遗产继续实施之。”

（三）关于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时中止执行的情形。

笔者认为，除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第一项规定的因企业法人被申请宣告破产而应中止执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时，在确定新的权利义务承受人期间，执行法院仍应对其原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理由与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后不应中止执行的理由一样。

二、中止执行缺乏必要的法律救济

一般来讲，当事人对法院判决、裁定有服时有两种法律救济方式，一是上诉，二是申请复议，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确立两种方式之一作为中止执行裁定的法律救济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只有对于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作出的裁定，当事人才可以上诉，没有规定中止执行裁定有上诉权。也就是说，在执行过程中，一旦作出中止执行裁定，送达即生效。这样一来，就造成当事人不服中止执行裁定时缺乏法律的救济，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职权而作出中止执行裁定，对于申请人来讲，一般是不利的，因为中止执行意味着债权或其他权利在中止执行期间得不到实现。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采取中止执行不当或违法采取中止执行的现象，如果不给申请人一个事后法律救济的机会，难以避免出现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现象。由于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对中止执行的监督措施，一些执行法官对于一些难办的执行案件或不想办的执行案件随意中止执行，有的为了维护被执行人的利益，有的是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作祟而作出中止执行裁定，致使一些当事人对于错误的中止执行裁定投诉无门，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理论界，对于当事人不服执行中止裁定的法律救济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不服中止执行裁定的，不用规定法律救济的措施，因为执行中止不是剥夺当事人申请的权利，仅仅是暂时中止，当事人根本没有必要提起上诉或复议，而且案件中止执行后，一般没有规定中止执行期限，当事人可以通过举证来尽快申请恢复执行；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给予当事人上诉权，因为中止执行是对当事人权利实现的一种阻却，当事人权利有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故法律应赋予当事人较严格的救济权即上诉权，而不应只给予相对“松懈”的申请复议权，第三种认为应当给予当事人申请复议权。因为如果给予当事人上诉权，必然涉及二审，这样实际上也会会一个执行空档期，在上诉审期间，如果中止执行，鉴于上诉审期间一般比较长，可能造成有的债权因为上诉而不能实现或更好的实现；如果不中止执行，在较长的上诉审期间内可能成功执行完毕，一旦二审认为应当中止，出现这种情况更是尴尬。而且给予上诉权，对于法院来讲也是非常不利，因为大多数申请执行当事人对中止执行是不满或不愿意的，如果法院所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当事人大都上诉，会给本来工作量就很大的执行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恢复执行的随意性太大

执行中止作为一项执行制度，其与终结执行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作出中止执行后，一旦造成执行中止的情形消失，可以恢复执行。恢复执行是原执行的继续，是对当事人已被司法确认的权利的继续保护。恢复执行是一项很重要的执行规定，法院可以通过对案件的恢复执行有力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但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中，对恢复执行的规定较含糊。我国现行法律只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这简单的一句话。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4条作了“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的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则没有明确对恢复的审查程序，二则规定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当前司法改革所倡导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背道而驰。在执行实践中，恢复执行的随意性太大，当事人经常以简单的申请材料递至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因缺乏严格的审查程序规定，法院只得恢复执行，由于当事人举证不足，往往造成执行效果不佳。

中止执行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改革中止执行制度的必要性

一是立法的缺陷。对于中止执行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情形存在与现实不相符的地方，本文在前面所述的关于申请人表示延期的以及被申请人死亡或终止的案件，均不一定要中止执行；而且现行法律也没有对中止执行的恢复及法律救济作相应的规范，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对中止执行制度也作了补充性规范，但仅凭司法解释远远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立法上的缺陷阻碍了中止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二是执行实践的需要。随着执行工作的日益复杂化，大量的案件因不能执结而中止，给执行工作造成很大压力，容易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执行效率的提高。因此，改革现行中止执行制度势在必行，执行实践需要一种新的更切合实际的中止执行制度，一方面要废除原来的阻碍执行工作的不科学规定，另一方面要确立新的操作方法来推进执行工作的发展。

三是执行理念更新的要求。现行的执行制度及执行方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带有深厚的时代烙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传统的执行制度、执行方式方法也越来越不适应执行工作发展的要求。执行工作要创新、要发展，必须更新理念，突破陈旧观念的束缚，理念的更新有助于执行工作改革的深化，最为突出的一个理念就是执行穷尽观念，权利得到司法确认并不等于必然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得到实现，权利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客观上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及债权举证的效果等因素，当执行法院采取各种方法、措施后仍不能使案件得以有效执结，而债权人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尚有执行的可能，则应当裁定终结执行，而不是裁定中止执行。

二、改革中止执行制度的具体构想

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中止执行制度也不例外。笔者认为，中止执行制度的目标是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结合，一方面要保障公正司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司法效率。为了使中止执行制度更好地发挥其自身作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对中止执行制度进行改革。

（一）废除立法上关于中止执行情形的不合理规定。

中止执行情形的合理规定直接影响着充分、有效适用中止执行来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过多的适用中止执行来解决执行案件，一方面会使法院的执行存案越来越多，陷入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也会加大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误解，不利于法院工作的开展。如前文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而中止执行的情形、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情形、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的情形的规定均应予以废除，不能一概作中止执行处理，可视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对待，减少中止执行案件数量，真正提高执行案件的结案率，使执行案件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建立债权凭证制度。

基于执行穷尽观念，强制执行的本质是因债务人拒绝或不能履行义务而导致债权实现受阻的情况下，法院提供给债权人的一种公力救济方式，而不是为债权实现提供的保证。与执行法院的执行义务相对应的是债权人的申请执行权，而不是债权本身；与债权本身相对应的只能是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因此，执行法院是否尽到了法定职责，不能以债务人是否履行了义务为衡量标准，只要执行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操作，采取了必要的执行措施，即使债权最终不能全部实现或者完全没有实现，也应视为已经完成了法定职责，应对所执行的案件终结执行。当然这类的终结执行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不能恢复的执行终结划等号，对于此类案件的救济方式就是建立债权凭证制度，避免债务人执行当时无履行能力，日后恢复履行能力，而裁定终结执行将使债权人永远丧失债权实现可能的弊端。债权凭证制度就是一旦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穷尽状态，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同时发给申请人《债权凭证》，一旦债务人恢复履行能力时，申请人可凭《债权凭证》在原执行法院登记后再予以执行。

（三）赋予当事人不服中止执行裁定的申请复议权。

执行中止制度是法律为了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定情况而作出的规定。旨在解决执行案件过程中出现的特定矛盾，提高执行效率。鉴于中止执行的做出不依当事人的合意，做出执行中止裁定实际上就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裁决权。有权力就必须有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制约的权力不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执行中止作为法院的一项裁决权，单靠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更何况中止执行裁定的作出对当事人的权利的实现意义非常重大。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中止执行裁定应该给予对裁定不服的当事人以一定的法律救济。权衡上诉权和申请复议权，以给予申请复议权为宜。如果当事人（含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人）不服中止执行裁定，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对于申请复议的审查期限也应明确规定，且不宜太长，笔者认为以十日为宜。采取给予复议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不服中止执行裁定的法律救济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有利于规范中止执行程序，确保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较给予上诉权节省了时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减少“累执”（由累讼引申而来）。

（四）建立较严格的恢复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