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上诉申请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撤回上诉申请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申请人:*** 男 汉族1952年11月生。农民。现住北林区**村。

申请人认为北林区人民法院(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明，属于错判。但此为再审解决的问题。申请人(***)就本案所谓权利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提出如下终止执行意见：

一、上诉期间达成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在程序与实体上表明原告(***)失去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申请人(***)不服北林区人民法院(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因双方达成协议，其协议内容为“原告与被告建筑合同纠纷一案，现经原告人***与被告***协商，上诉人撤诉，原告人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书。双方拿原始证据(收据、合同)去起诉欠款人张勇，双方是真实意思表示，共同遵照履行要不回来，***可继续上诉。”该协议经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XX)绥中法民一终第263号民事裁定书。

1、双方达成的协议真实有效。该协议产生不是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其产生的时间、地点的特殊性，决定其真实、合法、有效。业经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确认。

该协议产生的时间是上诉期间，其地点是在中级人民法院。并经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定合法有效。民诉意见190条规定：“在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不应撤诉。”反过来讲，准予撤诉就是没有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应确定为合法有效。

2、民事诉讼是公权利介入私权利，评价私权利的过程。其在诉讼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如权利人主张此权利，义务人就必须履行此权利，否则公权力介入将强制执行。但如权利人放弃诉讼中确定的权利，义务人则不须履行，如判决后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权利人在申请执行有效期间内没有申请法院执行或明确告知不申请执行，放弃此项权利，此案就此了结，法院依不告不理原则，不可能在没有申请人的申请的情况下强制执行。

本案虽然一审判决确定了权利人的权益，但双方已在上诉时达成“上诉人(***)撤诉，原告(***)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书。”协议。协议确定了原告人(***)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书。是原告人(***)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放弃(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书对其赋予的权利。申请人(***)既然放弃了申请的权利，人民法院在程序上就不能再接受其申请，从而起动强制执行程序。

3、民法从法理上说是私法，权利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权益。现在上诉阶段原告人***与被告***协商，“双方拿原始证据(收据、合同)去起诉欠款人张勇，双方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人***这一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对被告***法院确定的权利的一种变更处分。处分的结果是不再向被告***主张权利，而向实际欠款人张勇主张权利。这一改变是实体上改变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从而免除了被告人责任。人民法院在被告人责任由原告免除后，不是义务主体情况下，不能强制执行被告人(***)。

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协议的审查认定真实、合法、有效。使一审法院执行局接受执行申请失去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止：(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六)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依民诉意见190条规定允许撤诉行为不是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该协议标的所指向的就是原告人(***)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审查准许撤回上诉的行为时，对一审判决效力和不执行一审判决目的是否正当性必须进行审查。该协议是不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且协议不存在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撤回上诉没有违背当事人的处分权力，因此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在审查时确认了双方在上诉期间达成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就是说原告人(***)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决书是经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其中级人民法院的确认可以认为是对原法律文书的撤销，也可认为是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止执行的其他情形。符合《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反之，如果认为中级人民法院的准许撤回上诉，对协议的内容“原告人(***)不申请执行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决书”的审查，不是对一审的撤销或对执行终结的认可，那么中级人民法院的准许撤回上诉的裁定就是错误的，中级法院就不能准许撤诉，只能继续审理或调解。

综上：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XX)绥中法民一终第26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XX)绥北城民初字774号民事判书权利人不能申请执行。原告(***)与申请人(***)签定的协议，原告(***)放弃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本案应当终止执行。

此致

北林区人民法院

篇2

■案号一审：（2010）黄民二（商）初字第72号二审：（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42号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益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华融公司系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股东。根据华融公司的委托，联交所于2009年8月28日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将华融公司所拥有的银联公司450万股权挂牌转让项目的信息公告，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交易方式为“网络竞价——多次报价”。2009年9月22日，联交所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上述股权交易信息的变更公告，其中将挂牌期限变更为2009年9月22日至2009年10月23日，交易方式则更改为“网络竞价——一次报价”。

2009年9月25日，原审原告周益民委托联交所的执业会员上海泰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公司）向联交所递交了挂牌资料，并支付了保证金。2009年12月11日，联交所对华融公司挂牌出让的450万股银联公司的股权举行竞价交易，周益民亦参与了竞价过程，最终由案外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股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被告变更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无效。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被告联交所对于信息公告变更已尽到其合理的通知义务，而原告周益民作为系争产权的竞买人，产权信息的变更与其投资决策具有紧密联系，周益民对信息变更却未予以适当关注，有违常理。本案系争产权系经公告后，由各竞拍人提出举牌申请并实际参与竞拍后成交。整个竞拍过程经产管办监督及公证处公证，符合法定程序。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称：本案争议焦点应在于产权转让过程中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应遵守何种规则。一审法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上诉人就之前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是否有违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产权交易的行业规则。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实际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其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在我国相关法律及产权交易规则未对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情形及条件作出具体规定时，应在不影响举牌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适度保护产权转让人的交易自由，原则上可以尊重产权出让批准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本案而言，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变更前并未有人递交举牌申请书，而且，权利人已就交易信息的变更作出决议并存在合理的理由。据此，二审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效力及规则问题。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则未对此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对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变更的限制等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

一、要约抑或要约邀请：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对于挂牌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首先要明确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这是一个法律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前提，也是判定当事人权责的基础。

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指特定的主体希望不特定的对象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一般而言，要约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愿意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表达某种意愿的事实行为，其目的不在于订立合同，而是邀请对方当事人向其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其次，要约中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承受要约约束的意旨，要约人将自己置于一旦对方承诺合同即告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位；而要约邀请人对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有决定承诺与否的自由。[1]需要指出的是，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要约与要约邀请最根本的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在效力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要约将成立合同最终的权利交给了受要约人；而要约邀请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留给了邀请人自己。[2]

关于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还是要约的问题，其区分的标准应首先依照法律的规定。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本案挂牌转让企业股权信息公告与合同法规定的拍卖公告、招标公告一样均属于合同竞争订立的一种方式，法律性质相同，亦是通过公告的形式，对拟转让的标的物广为宣传，意在广泛地唤起有意购买者参与竞价，其实质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这仅仅是一种缔约意向信息的传递，是缔约的准备，出让人并没有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交给竞价人，故其性质应为要约邀请。竞价人随后所作举牌申请响应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的，该意思表示对竞价人具有约束力，故竞买人的竞买报价即构成要约。出让人对符合公告要求的竞价行为进行确认后，交易达成，此即为承诺。

二、随意变更抑或特殊限制：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未对要约邀请的撤回和变更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邀请人撤回、变更其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合同法又以举例的方式把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确认为要约邀请，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在合同成立中具有特殊性。这类要约邀请中通常包含了使合同成立的全部及必要条款，且邀请人在要约邀请中明示了部分交易条件，同时表示愿意受这些交易条件的约束，因此该要约邀请就依邀请人的意思产生了拘束力。这种拘束力表现为形式拘束力和实质拘束力。

（一）形式拘束力。形式拘束力，是指要约邀请人不得随意取消或更改要约邀请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一般包含了交易得以发生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转让标的、转让底价、价款支付、受让资格等一系列合同赖以成立的要件。对于这些内容邀请人不得随意更改。如我国法律对于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招标方式、招标时间、地点，都不许招标人随意改变，更不允许擅自撤回招标公告。招标具有很强的法律强制性，招标公告一经发出，就在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产生招投标法律关系。对于产权转让信息公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均明确规定，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公布的受让条件，一经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应当由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

（二）实质拘束力。从合同法理论上讲，要约邀请原则上不具有实质拘束力，但要约邀请中承诺交易条件或其他条件不变的，要约邀请就具有了实质拘束力。这种拘束力的内容是：要约人以要约邀请中的条件为要约的条件时，邀请人应当承认这个条件，邀请人不得以条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为由而拒绝承诺。在一定意义上，要约邀请的实质拘束力，最终表现为邀请人的缔约义务。[3]邀请人在转化为受要约人后，有义务按照要约邀请规定的交易条件和其他条件进行承诺。正如拍卖人在拍卖公告中所承诺的拍卖标的、拍卖数量、拍卖底价、拍卖期限等对委托人和拍卖人都有约束力，而且具有法律效力，其通过竞买人的要约及后续的承诺进入合同，构成合同权利和义务。

根据拍卖法、招标投标法、公司法相关规定，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等这些要约邀请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法律强制性，其目的在于规范要约邀请人的行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吸引要约人向其发出要约。本案中的挂牌信息公告亦如此，这种通过产权交易所向不特定主体公开的特殊要约邀请，其内容的变更或撤销，除受合同法的调整外，还应受相关产权交易市场的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产权交易所制定的相应交易规则的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且必要的，有利于保证交易信息的稳定、保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及维护交易市场的公信力。

转贴于

三、无效抑或赔偿：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后的法律后果

企业产权交易挂牌信息公告一经，就会使意向受让人产生合理信赖，进而据此作出商业判断和决策。在此期间内，如发生原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的情形，很有可能损害已经履行一定准备工作的意向受让人的利益，而且在标的额较大的产权交易市场，这种经济利益的损失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分配和承担由此引发的民事法律后果和责任，这是产权交易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

从合同法上讲，当事人撤回或调整要约邀请不产生合同上的责任，要约邀请只发生在合同缔结的准备过程中，只要不发生后续的要约和承诺，合同尚不能成立，故要约邀请的变更和撤回不会导致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是，如果要约邀请的内容足以使相对人产生一定的信赖，相对人为此发出了要约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若因为邀请人的过失甚至恶意的行为致相对人损失，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是法律从加强缔约当事人的责任心，防止缔约人因故意或过失使合同不能成立或欠缺有效要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随附义务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在缔约阶段所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赔偿诉讼请求予以保护和实现。

具体在产权交易法律制度中，因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或撤回导致意向受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在认定出让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时，必须明确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问题。对于此种情况下判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合理信赖和履行准备工作。所谓合理信赖，是指尽管挂牌信息公告并非不可撤销，但是意向受让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要约邀请不可撤销，这通常要结合交易习惯等具体因素进行判断；其次，履行准备工作，是指意向受让人对要约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且基于这种信赖从事了履约准备。履约准备程度的认定应当坚持必要的标准，从常理上进行判断应当是对合同的履行是必要的。对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问题，一般认为是受害方因信赖对方并相信合同能够有效成立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包括为订立合同或准备履行合同而实际发生的直接费用损失及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机会所产生的合理的间接利益损失。[4]需要指出的是，受损方负有举证证明损失存在的责任，且间接损失应当限定在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

四、尊重交易自由抑或维护交易安全：挂牌信息公告变更规则的设定

鼓励交易自由和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两个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价值追求。意思自治是商法的基石，而交易安全则是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商主体特有的逐利性，使得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市场的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中，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方式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亦在日益加大。为了增强产权交易主体的安全感，调动市场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产权交易安全原则便构成了现代产权市场交易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

一个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必须有明晰、完善的产权转让规则。目前，《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等产权交易行业规则中均未对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作出具体规定，这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实际适用法律带来不少困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和完善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规则。

（一）在未收到受让意向申请时，确需变更的，应履行相应程序。产权出让人在编制出让文件时，应当尽可能考虑到转让标的项目的各项要求，并在信息公告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力求使所编制的出让文件做到内容准确、完整，含义明确。但有时也难以绝对避免出现文件内容疏漏或含义不清的地方；或者因情况变化需对已发出的转让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调整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信息公告发出后，产权交易机构尚未收到正式受让意向申请之前，允许出让人对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应属对出让人权益的合理保护，也有利于保证出让标的投资的合理和有效使用，符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和保障交易目的及效率的实现。

应当明确的是，这种允许出让人对已发出的信息公告加以变更的行为，应当在不损害意向受让人权益的前提下进行，且产权交易所作为交易活动的中介机构，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1.审核义务。在收到出让方重新编制的信息申请书时，产权交易所应履行更为严格的审核义务，包括对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的对申请变更事由的合理解释、重新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以及变更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审查等，以有效降低产权市场的交易风险，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推动产权交易内控机制的建立。2.告知义务。在交易信息公告变更之后，联交所收到举牌申请的，对于信息公告变更事项，应及时、直接、明确地予以告知，并将告知程序固定化、证据化。这不仅可以保证意向受让人获取交易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交易的成功率，也有利于增强产权交易机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3.说明义务。对于出让方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产权交易所在履行告知义务的同时，还应对变更事项所涉及的事实、正当理由以及通过审批的情况予以相应的披露和说明，以充分尊重和保护举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产权交易的顺畅流转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在收到受让意向申请后，涉及实质要件变更的，应严格限制。本案中，产权出让人变更挂牌信息公告时，联交所尚未收到意向受让人的举牌申请，故实际并不影响竞价人的权益。但如当有意向受让人正式提出举牌申请后，因出让人变更或撤回挂牌信息公告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如前文所述，意向受让人有权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失要求出让人及产权交易机构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对于在产权交易机构收到正式的受让意向申请之后，应严格控制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行为。但可对此项下的情况区别对待：1.涉及合同一般要件的变更。根据《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规定，出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产权标的涉及的基本情况，包括出让方、受托执业会员的名称、标的企业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出资人及份额、总资产等相关情况。这些基础性、一般性要件的变更通常不会影响交易对象的合法权益及交易的有效达成，故在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正当、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充分履行审核、告知和说明义务等程序义务后，一般可予准许。2.涉及合同实质要件的变更。产权出让人在发出转让标的的要约邀请之后，受邀请人信赖了该要约邀请，并为缔约接触进行了准备行为，如此时变更要约邀请中的重大、实质性要件，则将改变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直接损害要约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严格限制。具体来讲，参考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对要约实质性内容变更的界定，在产权交易信息公告中，凡涉及以下事项的，属实质性要件变更：（1）产权标的出让条件。包括转让价格、价款支付的方式和期限、交易方式等为达成交易而必须加以明确的出让条件。（2）受让方资格条件。包括在资信、资质、商业信誉、财务状况、资产规模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和优势条件。（3）交易重要信息。主要指审计报告和评价报告的重要揭示、企业存在的重大债权债务等将对意向受让方构成重要的决策因素的相关信息。（4）信息期限。包括无人申请举牌的情况下，信息公告的顺延和终止等要件。对于这些将构成交易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排除不可抗力、政府原因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后，均应严格限制其变更或撤回。这一规则的设定对于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降低交易风险，增强交易安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胡卫：《合同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2]隋彭生：“论要约邀请的效力及容纳规则”，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2卷第1期。

[3]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篇3

一、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一项基本原则，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主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

二、男女平等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所确定的男女平等原则的内容是：（一）男女双方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平等；（二）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主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三）夫妻之间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平等；（四）夫妻双方在赡养各方老人总是上权利义务平等；（五）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权利义务平等；（六）子女可随父姓，也可随母性；（七）兄弟姐妹等一切男性和女性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平等。

三、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结婚

完全具备下述条件者，始得结婚：

（一）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二）任何一方必须没有与第三者存在的婚姻关系；

（三）必须达到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四）必须没有不应结婚的生理缺陷。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

（五）双方之间无不应结婚的血亲关系，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

四、结婚要履行登行手续

男女双方凡符合结婚的条件，又不违反禁止结婚的规定，而自愿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经过登记机关的审查，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准予登记，并发给结婚证，才算确立了合法的夫妻关系，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按照1985年公布的《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办理婚姻登记机关，在城市是区人民政府或其它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在农村是乡镇人民政府。男女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和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出具的关于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的证明。凡离过婚的申请再婚时，应携带证明已与前配偶离婚的法律文书。申请婚姻登记的男女双方对于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的情况，都应如实反映。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而故意隐瞒的，应当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当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五、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

血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血亲又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两种。直系血亲是指有直系关系的亲属，从自身往上数的亲生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均为长辈直系血亲。从自身往下数的亲生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均为晚辈直系血亲，是与自己同与一源的亲属。如兄弟姐妹、伯伯、叔叔、姨母和侄、甥等这些平辈、长辈、晚辈，都是旁系血亲。

六、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所谓三代内的旁系血亲，是指从自己上溯至同一血源的亲属，再向下数三代。例如，计算男方本人同、表妹属于第几代旁系血亲，可先由个人经过母亲上溯至与表妹同一个血缘的外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一代向下数至表妹的母亲，即本人的姨母，为第二代，再向下数至表妹，为第三代。男方本人与表妹即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依法禁止结婚。按此计算，凡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姑侄舅甥女等均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均禁止结婚。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上述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除表兄弟姐妹外，一向不许结婚，所以当前特别要着重改变允许的表兄弟姐妹可以结婚的习惯。

七、夫妻共同所有的家庭财产

夫妻结婚后，到一方死亡或离婚之前这段时间，是法律上所称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这期间夫妻所得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家庭财产。夫妻双方共同财产都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些财产包括：夫妻双方的劳动报酬，如一方未参加工作，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他们的劳动报酬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双方或一方接受继承、遗赠所得的财产，或接受他人赠与的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八、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与义务

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管教，首先指抚养教育。抚养教育是作为父母的基本义务，也是父母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抚养义务主要是对年幼子女及生活困难无劳动能力的子女而言。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教育义务，主要也对未成年人而言。父母应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培养子女，关怀子女的身心健康。

为使父母认识管教子女是赋予每对父母的神圣职责，《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父母虐待或遗弃子女，是法律所不许可的。溺婴或其它残害婴儿的犯罪行为，更为法律所不容。

九、子女对父母的权利和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是指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父母因为健康原因需要子女在生活上加以照顾等情况而言。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既是基本道德要求，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虐待或遗弃父母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父母双亡后，子女有继承遗产的平等的权利。

十、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是因父母一方死亡、他方再行结婚；或因父母离婚、一方或双方再行结婚而发生的。继父母或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对于生父或生母已经死亡的继子女，有抚养的义务。继子女对于尽过抚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或继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十一、祖父母、外祖父母同孙子女、外孙子女间的义务

其他家庭成员之间，都应互相关心，互相扶助，平等相待，和睦团结，共同进步。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十二、兄弟姐妹间的义务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弟姐妹，对于无劳动能力而生活困难的兄弟姐妹，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十三、离婚的程序和手续

离婚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自愿离婚，一是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由于离婚情况不同，决定离婚程序也有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之别。

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必须亲自到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办离婚手续。登记机关接到离婚申请书后，要当事人进一步询问有关离婚问题的情况，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当事人经过慎重考虑后，仍然坚持离婚的，在查明离婚确系双方自愿，没有强迫、欺骗等违法行为，并对抚养子女和分享财产等问题确有适当处理时，就应即准予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对于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另一方不愿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不经有关部门调解直接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也应首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时，根据实际情况判决。夫妻感情已破裂的。判决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判决离婚。

离婚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如当事人不服，可在规定上诉期内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上一级法院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必须遵照执行。如人民法院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意见，过了上诉期限不上诉，人民法院的判决即成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当事人必须遵守执行。

十四、夫妻一方生理上有缺陷，不能发生，可以离婚

一方因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本来就不应该结婚。如果婚前隐瞒这情况，与双方结婚，婚后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一方要求离婚，应当准予离婚。

十五、妻子没有生育孩子，男方不能作为离婚的理由

妻子没有生育孩子，不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因为夫妻关系能不能维持，并不取决于有无子女。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没有生育孩子，认为无法“传宗接代”，便要求离婚，这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反映。因此，人民法院依法不能准许其离婚。同时，有关组织也应对这种人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以帮助他提高认识，搞好夫妻关系。

十六、男方在某些情况下，不得向女方提出离婚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男方不得向女方提出离婚：

第一，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第二，女方生养小孩后一年之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如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男方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人民法院应该说服男方撤回诉讼。如果男方坚决要求离婚，不肯撤回诉讼，人民法院应该作出不受理这个离婚案件的决定并通知人，但是如果女方要求离婚，即使在怀孕期间或生养小孩不满一年，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至于是否准许离婚，还要经过审理后再行决定，另外，在特殊情况下，女方虽在怀孕期间，或生养小孩不到一年，男方提出离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者，也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十七、夫妻离婚时财产的处理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夫妻离婚时，依法只就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夫妻各方的婚前财产，一般应该归各方自有。但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从一方的婚前财产中，给予对方一些照顾。对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由于情况变化，已经难以区分，离婚时，可作共同财产处理。

篇4

欧洲法院认为，如果法院在作出临时禁令裁定之前没有听取双方陈诉的，不能得到承认。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尚未获得任何机会进行抗辩。这关系到临时措施程序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权衡。 中国企业临战：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在德国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军欧洲市场，近十年来可谓声势浩大。随着欧洲媒体对“中国式拿来主义”的妖魔化宣传，欧洲本土厂商早已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如果说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是欧洲竞争者指向中国企业软肋的第一把利剑，那么临时禁令就是这把剑“快、准、狠”的剑锋。以德国为例，慕尼黑一个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每年受案一千多例，其中就有六百例以上涉及临时禁令，可见临时禁令在德知识产权维权和救济中运用之普遍。 从专利、实用新型、半导体设计到商标、外观设计，及至软件著作权，一经专利商标局审查通过、登记授权，权利人及其授权的使用者即可对竞争者操起“临时禁令”这一维权武器。实践中的例子是：中国展商在参加德国展会的第一天往往就可能收到一大叠德文撰写的法院文件，还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殊不知知识产权的攻防战役已经悄无声息地拉开帷幕――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某公司，在展会之前就早早从主办方网站上打探同行参展厂商的背景，并从其网站上下载“侵权商品”的相关资料，同时委托律师作准备。同行展商还在布置展台，德国公司或其委托的律师就到站台上检查是否有侵权产品的展出，同时取证，包括拍照、拿取产品宣传册，并撰写临时禁令申请书递交法院。由于临时禁令本身“快、准、狠”的特点，申请人只需要对法院证明侵权行为“很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Glaubhaftmachung），申请事由紧急迫切，法院可以无须听证，立刻审判并当庭签发临时禁令的裁定。申请人持禁令立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法院的强制执行人将禁令送达展位，禁令的内容就开始生效。由于裁定的送达在德国境内完成，禁令的文字无需翻译。如果申请人是业内的领军人物而被诉的侵权行为又具有相似性或曾多次涉诉，那么临时禁令的申请就更加程式化，从权利人提出申请到送达对方最快仅需4-6小时。如此种种，禁令相对人的被动处境可想而知，如果不及时寻求法律支持奋起反击，就会被竞争对手紧紧钳制住而损失惨重。 最常见的是停止侵权临时禁令(Unterlassung)，依照具体的禁令内容，禁令一经送达，相对人就必须立即停止涉嫌侵权产品的生产、供应、使用或将涉嫌侵权产品引入市场，或者为了以上目的占有或使用涉嫌侵权产品。禁令效力覆盖德国境内。以展会纠纷为例，参展商必须立即将涉嫌侵权产品从展台上取下，连登有涉嫌侵权产品的网页和产品目录也都不得展出。倘若涉嫌侵权的是商标或外观设计，强制执行人甚至可以根据要求没收展品，清空展台。如果拒不执行，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施行罚款。德国对于违反临时禁令明文规定的行为，罚款的最高额度可达二十五万欧元，甚至施以短期监禁，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即使临时禁令相对人选择暂时按兵不动，费用问题也是一个大包袱。相对人一般会收到一封账单，由法院审理费和申请人律师费两部分组成。费用额度和侵权标的价值挂钩。实践中德国法院常常将争议标的设定在一万欧元，而申请人按惯例也会至少委托一位法律律师外加一位专利律师，这样算下来至少就是三四千欧元的账单。如果权利人因为临时禁令程序的费用同时申请法院扣留相对人的财产，执行人甚至可以扣留展台上所有的物品，包括非侵权产品。收到临时禁令展商的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迄今为止德国临时禁令的内容范围还没有扩展到损害赔偿权。也就是说，如果权利人要提出损害赔偿，还必须在临时禁令程序之外再提出一般的侵权之诉。至于权利人的知情权（Auskunftsrecht）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这一点在知识产权执行欧盟指令(RL2004/28/EG)颁布并转化为德国法之后，已经有了定论。答案是：可以。新专利法，新实用新型法，新商标法和新著作权法都明文规定：在明显存在侵权行为（offensichtliche Rechtsverletzung）时，权利人可以申请法院签发临时禁令，要求侵权人必须提供其供应商、分销商的名字和地址。这样下来，对禁令相对人的打击将是其整个产业链条的“一锅端”。 临时禁令：应对是关键 临时禁令送达之后，等待和漠视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该如何冷静处理，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一介绍。 首先，检查临时禁令送达之前，是否收到过对方律师的警告函（Mahnung）。通常对方在正式开始禁令程序之前，都会先送达警告函。如果没有警告函而直接执行临时禁令的，禁令相对人又愿意接受禁令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免除上述禁令费用包括对方律师费用的承担。 其次，“自我保护函”（Schutzschrift）是实践中发展出来受到法庭认可的一项机制。临时禁令之所以令人措手不及，绝大部分是因为它在“紧急情况下”无须听证即可签发。禁令相对人在受到禁令牵制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让法官可以公平权衡双方利益来做出判断。这种单方面启动（ex parte）的禁令程序,将效率远远置于公平这一司法价值之上。而“自我保护函”则是一剂“临时禁令单方性”的疫苗。例如，来德厂商可以事先在营业地或参展地的管辖法院预留这样一份函件，阐明自己产品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智慧财产权。这样，如果当地的竞争对手申请临时禁令时，法官就会参考“自我保护函”里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公平考虑双方的诉求。而且禁令申请人对此还一无所知。这种法律手段，通常在厂商或其自子公司、合作伙伴和德国竞争对手在其他国家曾经或正在涉诉，对德国当地潜在的诉讼风险有所预知的情形。 第三，如何彻底甩掉禁令的钳制而重新在市场上如鱼得水，这是个问题。要知道，临时禁令的申请理由在于，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特殊的损失，不采取措施将会使权利人的损失无法恢复。相对的，如果要彻底否决临时禁令的效力，就要证明对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无效（下文再简介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例如没有新颖性，或者证明“侵权行为的紧迫性”并不存在，又或者证明自己“根本没有侵权”。说起来容易，但这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却涉及复杂的庭审程序网罗。最简单的，禁令相对人可以在同一法院提出“异议”（Widerspruch），这个救济程序没有期限限制。德国法院收到异议后，大多会尽快组织口审，届时双方可以提出任何事实及理由，展开所有可能的攻防手段。如果口审败诉，还可以再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第二，禁令相对人可以选择向法院提交申请，逼对方。如果在法定时间内没有――这在程式化临时禁令的场合比较多见――临时禁令就自动失效。这种情况因为有的竞争者抱着“收买路钱”的心态滥用临时禁令，其实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或信心赢取官司。 如果启动正式的知识产权诉讼，临时禁令的程序就被正式的诉讼所吸收。下文以专利为例介绍德国两种基本的诉讼种类：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 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 针对德国专利或欧洲专利的德国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提起专利无效之诉。一审由慕尼黑的联邦专利法院管辖，争议问题将适用德国《专利法》。联邦专利法院有六个审判庭专门处理专利无效之诉。每个审判庭由五位法官组成，其中两位是法律法官，他们没有技术背景，是常任法官。另外三位法官是有工科背景、受过技术训练的，他们在任法官之前往往担任专利审查官，是根据涉诉专利所在的技术领域临时抽调来审判庭的。慕尼黑联邦专利法院每年处理250到300件专利无效诉讼，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诉讼以胜诉告终：要么涉诉专利被取消，要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缩小。不服一审判决的当事人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BGH）提起上诉，二审审判庭由五位法律法官组成，没有专利法官，他们另外也负责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上诉。专利无效之诉的上诉率略低于50%。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一审中专利被判无效的更倾向于原判，而对一审中专利被判维持的，则倾向于维持原判。 原告申请宣告专利无效的理由通常有如下可能：（1）缺乏新颖性、创造性和商业用途。（2）发明并不成立。（3）专利文件公开不彻底。（4）未经许可将专利保护课题扩展到原初申请范围之外。（5）违法地撤回发明（该理由只能由受害方提出）。 庭审由法官依职权进行，也就是说，原告没有负担要积极主动地推动诉讼进行，专利法官会依职权审查涉诉专利的有效性。但和应诉的事实与理由如何陈述和表达，则是定成败要见律师真功夫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专利律师和法律律师都有资格专利无效之诉，但如果和专利无效和专利侵权之诉平行交叉进行，那就很有必要聘请至少一位法律律师来协调两组诉讼。 改革前，专利无效之诉一审可长达两年之久。2009年10月1日之后，审期被大大缩短。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庭审费，皆由被诉方来承担。举例来讲，如果涉诉标的价值50万到500万，那么专利无效之诉一审的费用风险则介于4万到24万之间。 与专利无效之诉相反，在德国，专利侵权诉讼由被告住所地、营业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普通中级法院负责管辖。德国共有12个法院受理专利侵权之诉，其中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等几个大都市的中级法院最受关注。审期大概在6到15个月之间。如果证据涉及鉴定，审期可能延长至9到12个月。费用上，涉诉标的价值50万到500万欧元的，费用风险从7.5万到23万欧元不等，也都由败诉方承担。 如果两组诉讼同时进行，原则上，负责审理专利无效之诉的联邦专利法院对技术问题和专利有效范围的判断，并不当然约束审理专利侵权之诉的普通法院。但如果后者的判断的确仰仗于前者的定性，实践中普通法院的法官会暂时休庭，等到专利法院的定论形成后再作判决。 欧盟成员国对临时禁令及相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知识产权相关判决和裁定的承认和执行，是司法程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欧盟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一国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如要在另一个成员国的国土上执行，就必须先被该国法院所承认。对于驻军欧洲市场的中国厂商而言，在欧盟两个以上的成员国有分部或子公司的情形，并不少见。这一点对于他们而言，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目前，这一套规则由欧盟所谓的《布鲁塞尔一号规则》统一规定，这套规则对欧盟境内各成员国之间知识产权裁判的承认和执行提供了很多简化的程序，以期更进一步促进欧盟司法一体化进程。 布鲁塞尔规则引进的这套执行系统不仅仅限于正式诉讼程序的终身判决，而是也同样适用于法院其他的裁定，当然包括临时禁令。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欧洲法院认为，如果法院在作出临时禁令裁定之前没有听取双方陈诉的，不能得到承认。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尚未获得任何机会进行抗辩。这关系到临时措施程序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权衡。

欧洲法院认为，如果法院在作出临时禁令裁定之前没有听取双方陈诉的，不能得到承认。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尚未获得任何机会进行抗辩。这关系到临时措施程序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权衡。 中国企业临战：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在德国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军欧洲市场，近十年来可谓声势浩大。随着欧洲媒体对“中国式拿来主义”的妖魔化宣传，欧洲本土厂商早已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如果说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是欧洲竞争者指向中国企业软肋的第一把利剑，那么临时禁令就是这把剑“快、准、狠”的剑锋。以德国为例，慕尼黑一个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每年受案一千多例，其中就有六百例以上涉及临时禁令，可见临时禁令在德知识产权维权和救济中运用之普遍。 从专利、实用新型、半导体设计到商标、外观设计，及至软件著作权，一经专利商标局审查通过、登记授权，权利人及其授权的使用者即可对竞争者操起“临时禁令”这一维权武器。实践中的例子是：中国展商在参加德国展会的第一天往往就可能收到一大叠德文撰写的法院文件，还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殊不知知识产权的攻防战役已经悄无声息地拉开帷幕――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某公司，在展会之前就早早从主办方网站上打探同行参展厂商的背景，并从其网站上下载“侵权商品”的相关资料，同时委托律师作准备。同行展商还在布置展台，德国公司或其委托的律师就到站台上检查是否有侵权产品的展出，同时取证，包括拍照、拿取产品宣传册，并撰写临时禁令申请书递交法院。由于临时禁令本身“快、准、狠”的特点，申请人只需要对法院证明侵权行为“很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Glaubhaftmachung），申请事由紧急迫切，法院可以无须听证，立刻审判并当庭签发临时禁令的裁定。申请人持禁令立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法院的强制执行人将禁令送达展位，禁令的内容就开始生效。由于裁定的送达在德国境内完成，禁令的文字无需翻译。如果申请人是业内的领军人物而被诉的侵权行为又具有相似性或曾多次涉诉，那么临时禁令的申请就更加程式化，从权利人提出申请到送达对方最快仅需4-6小时。如此种种，禁令相对人的被动处境可想而知，如果不及时寻求法律支持奋起反击，就会被竞争对手紧紧钳制住而损失惨重。 最常见的是停止侵权临时禁令(Unterlassung)，依照具体的禁令内容，禁令一经送达，相对人就必须立即停止涉嫌侵权产品的生产、供应、使用或将涉嫌侵权产品引入市场，或者为了以上目的占有或使用涉嫌侵权产品。禁令效力覆盖德国境内。以展会纠纷为例，参展商必须立即将涉嫌侵权产品从展台上取下，连登有涉嫌侵权产品的网页和产品目录也都不得展出。倘若涉嫌侵权的是商标或外观设计，强制执行人甚至可以根据要求没收展品，清空展台。如果拒不执行，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施行罚款。德国对于违反临时禁令明文规定的行为，罚款的最高额度可达二十五万欧元，甚至施以短期监禁，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即使临时禁令相对人选择暂时按兵不动，费用问题也是一个大包袱。相对人一般会收到一封账单，由法院审理费和申请人律师费两部分组成。费用额度和侵权标的价值挂钩。实践中德国法院常常将争议标的设定在一万欧元，而申请人按惯例也会至少委托一位法律律师外加一位专利律师，这样算下来至少就是三四千欧元的账单。如果权利人因为临时禁令程序的费用同时申请法院扣留相对人的财产，执行人甚至可以扣留展台上所有的物品，包括非侵权产品。收到临时禁令展商的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迄今为止德国临时禁令的内容范围还没有扩展到损害赔偿权。也就是说，如果权利人要提出损害赔偿，还必须在临时禁令程序之外再提出一般的侵权之诉。至于权利人的知情权（Auskunftsrecht）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这一点在知识产权执行欧盟指令(RL2004/28/EG)颁布并转化为德国法之后，已经有了定论。答案是：可以。新专利法，新实用新型法，新商标法和新著作权法都明文规定：在明显存在侵权行为（offensichtliche Rechtsverletzung）时，权利人可以申请法院签发临时禁令，要求侵权人必须提供其供应商、分销商的名字和地址。这样下来，对禁令相对人的打击将是其整个产业链条的“一锅端”。 临时禁令：应对是关键 临时禁令送达之后，等待和漠视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该如何冷静处理，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一介绍。 首先，检查临时禁令送达之前，是否收到过对方律师的警告函（Mahnung）。通常对方在正式开始禁令程序之前，都会先送达警告函。如果没有警告函而直接执行临时禁令的，禁令相对人又愿意接受禁令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免除上述禁令费用包括对方律师费用的承担。 其次，“自我保护函”（Schutzschrift）是实践中发展出来受到法庭认可的一项机制。临时禁令之所以令人措手不及，绝大部分是因为它在“紧急情况下”无须听证即可签发。禁令相对人在受到禁令牵制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让法官可以公平权衡双方利益来做出判断。这种单方面启动（ex parte）的禁令程序,将效率远远置于公平这一司法价值之上。而“自我保护函”则是一剂“临时禁令单方性”的疫苗。例如，来德厂商可以事先在营业地或参展地的管辖法院预留这样一份函件，阐明自己产品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智慧财产权。这样，如果当地的竞争对手申请临时禁令时，法官就会参考“自我保护函”里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公平考虑双方的诉求。而且禁令申请人对此还一无所知。这种法律手段，通常在厂商或其自子公司、合作伙伴和德国竞争对手在其他国家曾经或正在涉诉，对德国当地潜在的诉讼风险有所预知的情形。 第三，如何彻底甩掉禁令的钳制而重新在市场上如鱼得水，这是个问题。要知道，临时禁令的申请理由在于，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特殊的损失，不采取措施将会使权利人的损失无法恢复。相对的，如果要彻底否决临时禁令的效力，就要证明对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无效（下文再简介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例如没有新颖性，或者证明“侵权行为的紧迫性”并不存在，又或者证明自己“根本没有侵权”。说起来容易，但这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却涉及复杂的庭审程序网罗。最简单的，禁令相对人可以在同一法院提出“异议”（Widerspruch），这个救济程序没有期限限制。德国法院收到异议后，大多会尽快组织口审，届时双方可以提出任何事实及理由，展开所有可能的攻防手段。如果口审败诉，还可以再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第二，禁令相对人可以选择向法院提交申请，逼对方。如果在法定时间内没有――这在程式化临时禁令的场合比较多见――临时禁令就自动失效。这种情况因为有的竞争者抱着“收买路钱”的心态滥用临时禁令，其实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或信心赢取官司。 如果启动正式的知识产权诉讼，临时禁令的程序就被正式的诉讼所吸收。下文以专利为例介绍德国两种基本的诉讼种类：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 专利无效之诉和专利侵权之诉 针对德国专利或欧洲专利的德国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提起专利无效之诉。一审由慕尼黑的联邦专利法院管辖，争议问题将适用德国《专利法》。联邦专利法院有六个审判庭专门处理专利无效之诉。每个审判庭由五位法官组成，其中两位是法律法官，他们没有技术背景，是常任法官。另外三位法官是有工科背景、受过技术训练的，他们在任法官之前往往担任专利审查官，是根据涉诉专利所在的技术领域临时抽调来审判庭的。慕尼黑联邦专利法院每年处理250到300件专利无效诉讼，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诉讼以胜诉告终：要么涉诉专利被取消，要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缩小。不服一审判决的当事人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BGH）提起上诉，二审审判庭由五位法律法官组成，没有专利法官，他们另外也负责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上诉。专利无效之诉的上诉率略低于50%。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联邦最高法院对于一审中专利被判无效的更倾向于原判，而对一审中专利被判维持的，则倾向于维持原判。 原告申请宣告专利无效的理由通常有如下可能：（1）缺乏新颖性、创造性和商业用途。（2）发明并不成立。（3）专利文件公开不彻底。（4）未经许可将专利保护课题扩展到原初申请范围之外。（5）违法地撤回发明（该理由只能由受害方提出）。 庭审由法官依职权进行，也就是说，原告没有负担要积极主动地推动诉讼进行，专利法官会依职权审查涉诉专利的有效性。但和应诉的事实与理由如何陈述和表达，则是定成败要见律师真功夫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专利律师和法律律师都有资格专利无效之诉，但如果和专利无效和专利侵权之诉平行交叉进行，那就很有必要聘请至少一位法律律师来协调两组诉讼。 改革前，专利无效之诉一审可长达两年之久。2009年10月1日之后，审期被大大缩短。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庭审费，皆由被诉方来承担。举例来讲，如果涉诉标的价值50万到500万，那么专利无效之诉一审的费用风险则介于4万到24万之间。 与专利无效之诉相反，在德国，专利侵权诉讼由被告住所地、营业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普通中级法院负责管辖。德国共有12个法院受理专利侵权之诉，其中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等几个大都市的中级法院最受关注。审期大概在6到15个月之间。如果证据涉及鉴定，审期可能延长至9到12个月。费用上，涉诉标的价值50万到500万欧元的，费用风险从7.5万到23万欧元不等，也都由败诉方承担。 如果两组诉讼同时进行，原则上，负责审理专利无效之诉的联邦专利法院对技术问题和专利有效范围的判断，并不当然约束审理专利侵权之诉的普通法院。但如果后者的判断的确仰仗于前者的定性，实践中普通法院的法官会暂时休庭，等到专利法院的定论形成后再作判决。 欧盟成员国对临时禁令及相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知识产权相关判决和裁定的承认和执行，是司法程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欧盟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一国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如要在另一个成员国的国土上执行，就必须先被该国法院所承认。对于驻军欧洲市场的中国厂商而言，在欧盟两个以上的成员国有分部或子公司的情形，并不少见。这一点对于他们而言，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目前，这一套规则由欧盟所谓的《布鲁塞尔一号规则》统一规定，这套规则对欧盟境内各成员国之间知识产权裁判的承认和执行提供了很多简化的程序，以期更进一步促进欧盟司法一体化进程。 布鲁塞尔规则引进的这套执行系统不仅仅限于正式诉讼程序的终身判决，而是也同样适用于法院其他的裁定，当然包括临时禁令。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欧洲法院认为，如果法院在作出临时禁令裁定之前没有听取双方陈诉的，不能得到承认。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尚未获得任何机会进行抗辩。这关系到临时措施程序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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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贸易报复；301条款；贸易壁垒调查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9-0004-06　收稿日期：2007-07-11

贸易报复是指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一国为迫使另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性的经济手段。贸易报复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制裁手段，它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以进口抵制的方式迫使被报复国取消贸易保护，打开国内市场。国际间的贸易报复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的，如征收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制等等。其中加征高额关税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下文将首先对贸易报复做出一般性的阐释，然后对中美欧三国的贸易报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贸易报复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贸易报复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社会对贸易报复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贸易报复迫使他国让渡了部分经济，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法律体系中找到贸易报复的合法性依据。贸易报复在某些国家的外贸法律制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如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该条款就授予了美国总统有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的进口限制进行报复的权力。在国际法制层面，WTO有着“经济联合国”的称谓，它规范着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90％以上的货物贸易活动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的规定，贸易报复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具有了合法性。

WTO体制下的贸易报复应遵循以下先决条件：(1)违法成员的有关行为仍出于非法状态。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定有关成员方未遵守对其适用的协议，因而产生了对另一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违法成员在一定的“合理时间”(reasonableperiod of time)内并未履行DSB的建议或裁决。(2)争端当事方未在“合理时间”到期后的20天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协议。(3)请求报复成员(申诉方)获得DSU的授权，而报复的方式也要视报复的作用和效果而定，报复的程度也应当等于其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另外，贸易报复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在违法措施已被撤销、被诉方对申诉方所受的利益损害提供了解决方法、争端当事方达成了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的情况下，报复措施应当被终止。可见，当WTO的成员间发生争端时，当事方应按照《谅解》的规定寻求争端的妥善解决，任何单边的、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是WTO体制所禁止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谅解》并没有直接使用“报复”一词，而是使用这一术语――“中止对有关成员实施适用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尽管WTO为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以贸易报复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要赋予本国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因此，美、欧等国，相继在国内法中设计了贸易报复制度，以寻求通过国内救济方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将国内的贸易报复制度和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较好的衔接起来，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报复制度。

二、中美欧三国贸易报复制度概述

(一)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与法律实践中使用报复手段的典型代表。最初，301条款主要作为实施关贸总协定的权利的手段，但后来《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301条款实质上演变为对贸易报复的授权与实施的法律规定。根据一般301条款的规定，美国主要对以下做法采取报复措施：(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unjustifiable 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所谓不公正的做法是指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侵犯了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例如外国有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政策或作法；(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unreasonable 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据美国法，如果外国某一特定立法、政策和做法没有侵犯美国的国际法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但确属对美国私人不公平或不公正(unfair or unquotable)，即是不合理的。(4)外国歧视性做法(Discriminatory practice)，包括外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在适当时拒绝给予美国产品、服务或投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以采取法律明确授权的措施进行报复，除了法律明确授权的制裁措施之外，贸易代表还可以行使总统在其权限范围内指示采取的其他措施。针对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外国行为，贸易代表应当采取报复措施，又称为“强制性报复”(mandatory action)。外国的不合理做法或者是歧视性做法，贸易代表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报复。具体的报复措施包括实施数量限制，中止关税减让，取消优惠待遇，与外国签订协定以取消立法、政策和做法或对美国提供补偿等等。

(二)欧盟的《贸易壁垒条例》(Trade 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 至于美国在其贸易法中引入了301条款，欧盟也成了美国利用301条款打击的主要对象。欧盟虽对此颇有抱怨，但同时也感受到了301条款的威力和作用。1983年，欧委会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新贸易政策工具》(New CommercialPolicy Instrument，以下简称“NCPI”)的建议，以保护在第三国市场上遭遇贸易壁垒的欧盟出口产品。但在采纳欧委会建议的同时，理事会努力使NCPI与美国的301条款保持距离，要求欧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需与其国际义务保持一致，避免体现过强的单边性和攻击性。NCPI最终于1984年9月17日正式颁布，其目标是在遵守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但NCPI的实施并未根本遏制第三国实施或维持的贸易障碍，其规定的行动步骤在实践中也被证明并不完全有效。

1984～1989年间，NCPI程序仅被启动3次，而同期美国提起的301条款调查案超过70起。

1994年10月，欧委会欲使NCPI在调查和消除国外贸易壁垒方面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了NCPI的最终修改建议，并欲将其作为欧盟一揽子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框架的一部分。同年12月22日颁布了《贸易壁垒规则》(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取代了NCPI。根据TBR，欧盟企业、产业以及成员在外国遭遇贸易壁垒，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时，可以要求欧委会对有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决定是否存在贸易壁垒。若存在贸易壁垒，则可以采取以下救济方式：(1)启动国际磋商或争端解决程序；(2)接受第三国单边措施；(3)按《欧共体条约》第113条与第三国谈判；(4)采取报复性的商业政策，包括暂停或撤销商业政策谈判达成的减让；提高现行的关税或征收其他新的进口费用等；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工具，TBR实为欧盟保护其产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不遭受阻碍，而提供的一种进攻型的法律机制，该机制也确保欧盟充分享有其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中的权利，尤其是WTO协定赋予它的权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7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违反条约、协定的规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该条约、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者受损，或者阻碍条约、协定目标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可以根据有关条约、协定中止或者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可谓是中国的301条款，它是符合WTO《争端解决谅解》要求的贸易报复条款。另外，我国还进一步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依据《规则》，申请人可向商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申请贸易壁垒调查；被指控的措施被认定为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应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1)进行双边磋商；(2)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申请人须是与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产业或企业。《规则》对申请书的内容要求比较宽松，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规定也具有一定弹性。可见，该立法在调查申请方面的指导思想即降低申请要求，方便申请的提出。另外，如果商务部认为确有必要，也可自行立案，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三、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之比较

综观三国国内法，贸易报复措施均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内容包括对申请人、受理机关的规定、调查的程序性要求和最后的救济手段等等。一国最终决定是否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势必要根据本国的法律规定，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出决定。但中美欧的贸易报复制度不论是若干实体问题还是调查程序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我国确实需要取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

(一)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实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1．适用范围。中美欧的贸易报复措施都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也都适用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下面主要讨论进口贸易的问题。考察美欧的实践，进口救济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打击外国政府的出口限制做法。如外国(地区)政府实施某些措施，限制特定产品(如原材料)向本国的出口，进而影响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利益，即发起调查，如阿根廷进出口限制案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另外就是用于打击外国政府对出口本国产品进行补贴的做法。旦三国对进口贸易的规定也有着不同之处。TBR适用于进口救济时，申请人只能以产业的名义而不能以企业的名义向执委会提起申请，这就相对减少了申请人的数量；而301条款和我国的《规则》对进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与适用于出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相比较，并不存在特别的限制与不同。也就是说TBR用于进口救济方面只起补充作用，欧共体其他贸易救济工具则起主要作用，而我国和美国的做法则是把救济工具的选择权赋予了申请人。

2．法律依据。在贸易报复制度中，有关机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外国(地区)的某一做法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并最终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而如何进行判断，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对贸易壁垒认定的法律依据问题。

美国的301条款对贸易代表采取强制行动的条件及其例外，以及采取任意行动的条件均做出了规定。从“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构成认定的角度考察，美国贸易代表采取行动的要件也就是贸易代表据以认定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不公平贸易”做法可进行如下划分：(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4)外国的歧视性做法。

根据TBR第2条第1款规定，“贸易壁垒”必须是国际贸易规则赋予了受影响的成员对其采取行动的权利的做法，而这种行动的权利要么存在于国际贸易规则明确禁止该做法，要么是指上述国际贸易规则赋予受影响的成员寻求消除该做法的权利。可见，依TBR认定某一外国(地区)作法构成贸易壁垒，其法律依据是“国际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trade rule)。根据TBR第2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国际贸易规则既可以被规定在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贸易关系的任何贸易规定中，也可以被规定在以欧共体为一方的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的任何非贸易规定中。但是，无论如何，欧共体与第三国之间都存在明确的国际法义务。

从美国和欧盟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都将WTO的各项协议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本国国民通过国内程序启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而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第3条，与美欧相比较，我国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贸易壁垒认定依据的角度考察，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既可以是国际法上的依据，即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共同参加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也可以是我国国内法，即《规则》第3条第2款所作的规定，即使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之间不存在上述多边贸易条约或双边贸易协定，只要其做法满足此规定，也视为贸易壁垒。这种立法与301条款相同而异于TBR。第二，将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而非以贸易规则作为壁垒认定依据，这点类似于301条款而不同于TBR。

本文认为，欧盟采取贸易规则，而非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的做法，有其优越性。因为某些被外国(地区)所违背的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有可能被规定在一些非贸易条约或者协定之中。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外

国(地区)作法虽然违背了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只要这些规则不是与我国缔结的经济贸易条约或协定，则不能该规则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依据，这显然不利于贸易报复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以规则体系作为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认定依据，但是有关“不合理”的做法的认定依据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我国若借鉴欧盟的做法可能更为妥当。

3．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主要是指贸易壁垒对调查国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是伤害，损害认定标准的科学性、明确性以及与WTO既有损害标准的一致和相悖，都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制度的运转，进而影响到最终是否需要采取救济措施，包括贸易报复措施。

美国301条款规定，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满足“不公正”、“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标准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若不满足后者，便不构成不公平贸易做法。根据“限制”标准，申诉人应当证明对美国进口的增加，或者其在外国失去了市场机会。但是301条款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便于美国的私人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而设计的国内程序。所以，当外国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致使美国依WTO各项协议的享有的权利或利益遭到否定时，301条款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外国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此时只需证明外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WTO协议，或者美国依协议享有的利益遭到否定即可。

欧盟的TBR依据不同的申请程序分别采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述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对欧盟产业所造成的损害。在以欧盟产业名义提起申请的程序中采用的是“损害”(injury)这一概念，在以欧盟企业名义提起的申请程序中采用的则是“不利贸易影响”(adverse trade effect)。根据TBR的规定，“损害”是指贸易壁垒在欧盟市场上在货物或者服务方面对欧盟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的任何“重大损害”(material injury)。“不利贸易影响”是指，贸易壁垒在任何第三国市场上再货物或者服务领域给欧盟企业造成的不利贸易或者有造成不利影响的威胁，并且对欧盟经济或者欧盟境内区域性经济或者经济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material impact)。而且。TBR对如何确定“损害”和“不利贸易影响”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便申请人掌握和执委会操作。具体表现为TBR的第2条第3款、第10条第1-3款(关于“损害”的规定)，和第2条第4款、第10条第4款和第5款(关于“不利贸易影响”的规定)。

我国的《规则》涉及损害标准的条款主要有第3条以及第7条，在不涉及贸易条约或贸易协议时的对损害的界定用语为“造成阻碍或限制”和“负面贸易影响”，但并无细化的规定，我国应当借鉴美欧立法对损害的标准予以细化，并尽量给出定义，使《规则》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强。

4．国家或地区利益。根据美国的301条款，整个贸易报复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严格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应当以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贸易代表决定是否报复和如何报复时，必须衡量是否适当(appropriate)，如果外国已经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或者已经采取行动补偿美国；以及采取301条款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将大于报复措施所得的利益时；又或者是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均不应进行贸易报复。当然在要求行为国提供补偿时，301条款也会兼顾到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等的利益。TBR第12条第1款则规定如果采取行动不符合欧共体利益，执委会不得采取行动；执委会必须将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它对欧共体更加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进行权衡掂量。可见，欧共体利益在调查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终止调查程序时规定到，若终止调查程序不符合“公共利益”，则不能终止调查程序。但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利益，我国应借鉴美欧做法，在立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以凸显其重要性。

(二)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程序问题的比较分析

1．申请者的范围。我国的《规则》第5条规定：“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企业、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规则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前款所称的“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是指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产业。与此相对应的，美国301条款允许任何利害关系方提起申请；而TBR第2条第5款则将“共同体产业”定义为所有共同体生产者与供应者，包括：生产或供应与被诉贸易壁垒设计的产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生产或供应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相竞争(competing directly with that product orservice)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消费、加工被诉贸易壁垒涉及产品或消费、使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服务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合作生产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如果其合作生产量已经在该产业的生产总量中占了较大比例。显然欧盟、美国对于提起申请者的定义范围，远远宽于我国规定的“有直接关系者”。为了便于使有关方得到及时、公正的救济，本文认为应在未来的立法中，放宽可提起申请者的范围。

2．有关证据的规定。TBR第3条第2款、第4条和第2款和第6条第2款都要求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sufficient evidence)，包括贸易壁垒的存在及其对欧盟产业或企业产生“损害”或“不利贸易影响”的解释性清单(illustrative list)。如果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执委会则不予立案。301条款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只要求满足对请求的支持即可。而我国的《规则》第8条对证据的提交予以了规定，“申请书应当尽可能附具下列证据材料并说明其来源：(一)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的证据材料；(二)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造成的负面贸易影响的证据材料。”但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对“负面贸易影响”予以具体说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当事人举证的难度，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对其进行细化规定。

3．申请的撤回。TBR第5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执委会可以据此终止程序，但终止程序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的除外。我国的《规则》第9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商务部做出立案决定之前撤回申请”，但是，此时当事人撤回申请可能有违我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增加相应的规定。

4．调查中的专家咨询程序。依301条款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贸易代表向相关的委员会(如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寻求信息和征求意见是一个必经程序。TBR第7条专门规定了咨询程序(consultation procedure)，要求设立以执

委会代表为主席的，由各欧共体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并就执委会的行动以及该行动对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的影响发表意见，这也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我国《规则》第20条对成立专家咨询组的规定是任意性的，咨询内容的范围也仅限于调查中涉及的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但贸易报复等救济措施的采取影响到我国与涉案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事关重大，将必要时的咨询程序规定为强制性的必经程序似乎更为慎重。

5．调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在TBR实践中，由于“共同体利益”的灵活性，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发动调查后采取救济措施时)，因此，欧盟法院司法审查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我国商务部对贸易壁垒进行调查的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根据WTO的要求以及我国加人WTO议定书的承诺，应允许对其进行司法审查，进而提供相应的救济。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当考虑建立调查过程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三)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和贸易报复措施最终作出的不同规定中美欧均在法律中规定，在调查阶段结束后，若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应当依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的是，TBR规定调查结束后由执委会与成员进行磋商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但并没有规定磋商的期限性质，这无疑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后果。而美国的301条款则规定如果调查涉及贸易协定，并且在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磋商期结束或者磋商开始后150日之前没有达成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贸易代表应当依贸易协定规定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要求立即开始该程序。@但我国的规则第29条将双边磋商与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作为救济措施，并无先后之分，对于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我国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

对于涉及WTO协议的申请案件，若要对存在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其他WTO成员方采取报复措施，中美欧都须获得DSB的授权并接受严格监督。从贸易报复的内容来看，中美欧所采取的报复措施都基本相同，包括中止或撤回根据贸易协定所做的贸易减让、对外国的货物或服务施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等等。但我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仅就被报复国是与我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情况予以规定，这无疑是不全面的，也是应当完善的。

篇6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故对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民事诉讼规则》第43章至第48章皆是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2000年6月14日又修订了有关诉讼指引，并于2000年7月3日生效，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则及诉讼指引篇幅浩大，近八万余字。这样，先前复杂的诉讼费用规则有所简单化。本文拟就英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用及其评定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述。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 驾驶的汽车相撞，D 和D 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 的诉讼费用，而D应补偿P支付给D 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

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法院在决定是否就诉讼费用作出命令时，须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当事人行为；当事人是否部分胜诉；法院业已注意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向法院付款或和解要约。所谓当事人行为，包括诉前及诉讼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有关诉前议定书的情形；当事人提出、坚持或抗辩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是否合理；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坚持主张或进行抗辩的方式；原告虽胜诉，但是否在全部或部分范围内夸大了诉讼请求。判决或命令已确定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须自判决或命令中载明的日期14日内，在其他情形下自诉讼费用证明书指定日期14日内，履行支付诉讼费用的命令。

（二）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

法院评定诉讼费用的金额，依标准基础或补偿基础。所谓标准基础，指依诉讼请求金额比例收取的费用；补偿基础，指对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予以补偿。两种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和弊端，但对诉讼成本的衡量一般以费用占诉讼标的金额比例而定，而英国尚没有依诉讼标的金额比例收费的具体规定，故诉讼请求金额与诉讼费用之间没有比例关系，特别在小额诉讼中，诉讼费用的比例可能高于诉讼请求的金额，有可能等于、甚至超过案件的争议金额。在伍尔夫勋爵主持的《接近司法》项目中，哈扎尔？甘（Hazel Genn）教授对高等法院的上诉费用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请求金额12500英镑以下的案件，仅胜诉方诉讼成本在10000至20000英镑的就占31%，超过20000英镑的占9%，且所调查的案件中近一半以和解结案，只有1/4的案件经开庭审理以判决结案；请求金额为12500至25000英镑的案件，诉讼成本占请求金额的比例，人身伤害案件为41%，建筑合同纠纷为96%.

如法院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未表明诉讼费用评定基础的，或既非依标准基础亦非依补偿基础评定的，则视为依标准基础评定。但无论根据何种基础，法院皆不准许承担不合理产生的诉讼费用或者金额不合理的诉讼费用。如基于以下规则产生诉讼费用权利的：第3.7条（对不支付特定费用驳回诉讼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3条第1款（原告承诺被告提出第36章要约或第36付款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4条（被告承诺原告提出第36章要约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8.6条（原告撤诉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推定诉讼费用命令依标准基础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应支付利息的，自产生费用权利的事件发生之日起开始计息。

法院在裁决诉讼费用金额时应考虑如下因素：当事人行为，特别是诉前、诉讼中的行为，以及为尝试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涉及任何款项或财产的金额或价值；有关事项对所有当事人的重要性；有关事项的特殊复杂性，或者所提出问题的难度或新颖性；涉及的技巧、努力、专业知识以及责任心；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办理业务或部分业务的地点以及环境。

（三）诉讼费用评定程序

法院责令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支付诉讼费用的，既可对诉讼费用进行简易评定，亦可责令由诉讼费用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故法院的诉讼费用评定包括二类程序：一是简易评定，指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责令支付一定金额款项的诉讼费用之程序，简易评定不适用固定诉讼费用或详细评定规则；二是详细评定，指由法院官员根据规则第47章之规定，对诉讼费用金额进行裁决之程序。

二、固定诉讼费用

所谓固定诉讼费用，指在法定情形下明确规定许可律师收取的定额费用，包括固定起诉费、判决登记费、其他固定诉讼费用。此外，法院亦可收取适当的固定手续费。比如，小额索赔案件中的固定诉讼费用包括表一规定的固定起诉费，以及原告承担的法院手续费；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固定诉讼费用，为80英镑另加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应承担的有关法院手续费。

（一）适用范围。固定诉讼费用适用于如下情形：一是原告只提出一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特定款项金钱之诉的，且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取得缺席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4条第3款取得基于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5条第6款取得基于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24章取得简易判决的；或法院已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作出驳回答辩命令的、或适用规则第45.3条的；二是原告仅提出一项要求给付财物的诉讼请求，法院在签发诉状时即可确定审理日期的诉讼；三是上述情形中，诉讼请求金额超过25英镑的案件。

（二）固定起诉费的金额。见表一。

表一：固定起诉费金额

有关级别 由法院或通过原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式送达诉状格式的 由原告亲自送达诉状格式的；并且只有一个被告的被告一个以上的，每增加一名被告由原告按单独的地址对其送达诉状格式的诉讼请求金额25英镑以上500英镑以下的 50英镑 60英镑 15英镑诉讼请求金额500英镑以上1，000英镑以下的 70英镑 80英镑 15英镑诉讼请求金额1，000英镑以上5，000英镑以下的；或者提出的唯一诉讼请求为交付财物，但在诉状格式中未明确或陈述财物金额的80英镑 90英镑 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0英镑以上的 100英镑 110英镑 15英镑

（三）判决的登记费用。见表二。

表二：判决登记的固定费用

判决金额超过25英镑但低于5，000英镑的 判决金额超过5，000英镑的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送达认收书时作出的判决22英镑 30英镑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提出答辩时作出的判决25英镑 3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并且原告接受被告关于付款方式的建议，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40英镑 5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由法院裁决付付款方式和期间，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55英镑 70英镑

根据规则第24章之规定进行判决，或者法院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之规定驳回答辩，在上述情形下，基于当事人申请作出的简易判决之登记175英镑 210英镑

根据《1974年消费信用法》（59）所指协议提出交付财物的诉讼请求，对该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之登记，以及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判决之登记60英镑 85英镑

（四）其他固定诉讼费用。见表三。

表三：其他固定诉讼费用

由当事人送达任何需要本人送达文书的，包括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准备和复制送达回证 15英镑

根据规则第条作出的命令，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采取替代方式送达的 25英镑

域外送达文书的 苏格兰、北爱尔兰、萌岛或英吉利海峡岛屿 65英镑

其他任何地区 75英镑

三、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

（一）详细评定的一般规则

1.详细评定的时间。一般规则是，至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方可对有关诉讼程序或者部分程序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除法院责令进行即时评定的之外。所谓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指法院对诉讼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不论是否发生上诉程序。根据规则第41章作出临时性赔偿裁决的，视为对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即使诉讼程序正在进行的，法院亦可作出指令，或者当事人可通过书面协议，将诉讼程序视为终结。如诉讼程序继续进行没有真实可能的，则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可作出准许提起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命令。

规则第47.2条规定，上诉程序未决时，对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并不中止，但法院指令中止的除外。在上诉程序未决期间，申请中止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可向作出上诉命令的法院或上诉审理法院提出。

2.详细评定程序的管辖地。详细评定程序中的所有申请书和请求函，皆须向法院适当的部门（the appropriate office）提交。法院可基于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自行，根据规则第47.4条第2、3款作出指令，指定特定法院、区登记处或部门为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的适当部门。法院在依职权自行作出上述指令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法院指令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为适当部门的，须考虑诉讼费用清单、涉及事项的难度、听审程序进行可能的时间、当事人的费用以及任何其他有关事项后，认为适合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进行评定的，方可作出有关命令。

3.法院授权官员之权力。司法大臣授权评定诉讼费用的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和家事法庭主登记处的法院官员，如为高级主管官员（senior executive officers）的，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17，5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如为首席官员（principle officers）的，则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35，0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时，拥有法院之全部权力，但不包括：（a）作出规则第48.7条规定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wasted costs orders）之权力；（b）根据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之权力）、第47.8条（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延迟之制裁）、第47.3条第2款（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的异议）作出命令之权力；（c）对委托人应支付给律师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之权力，除非有关诉讼费用已根据规则第48.5条（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之外。

如当事人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有异议的，法院可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程序。如受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详细评定程序中的其他当事人达成协议，不由法院授权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请求法院确定听审程序日期时，须告知法院，法院应安排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听审程序。在其他情形下，反对由法院授权官员主持诉讼费用评定程序的，须根据规则第23章（有关申请法院命令的一般规则）之规定，向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提出申请，列明异议理由，如果理由充分的，法院应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进行评定。

（二）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

1.程序的启动与文书的送达。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格式载明的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时，详细评定程序启动。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采取第N252号文书格式；诉讼费用清单能够复制成磁盘的，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请求提供磁盘的，应在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如详细评定程序涉及的诉讼费用不包括任何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手续费而言，辩护律师及任何专家收费收据副本、有关主张其他补偿及补偿金额超过250英镑的书面证据、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仅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额外责任的有关细节、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详细评定程序既涉及基于诉讼费用，又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上述两类文书。

2.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见表四。

表四：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详细评定的权利来源 须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判决、指令、命令、裁决或其他决定

自判决等作出之日起3个月。如在上诉期间详细评定中止的，自解除程序中止命令之日起3个月

根据规则第38章撤诉

自根据规则第38.3条送达撤诉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或者自根据规则第38.4条请求驳回撤诉通知书之申请驳回之日起3个月对规则第36章规定的和解或付款要约的承诺 自产生诉讼费用权利之日起3个月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在表五或法院指令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命令，要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如在法定期间不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法院可取消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3.诉讼费用争点书。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皆可通过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points of dispute），对诉讼费用清单中项目提出争议。诉讼费用争点书应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准确陈述争议的性质和理由；标明对诉讼费用清单提出争议的每一项目；如切实可行的，就寻求降低的每一项目提出建议的金额；由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争点书的当事人，须同时向详细评定程序中其他所有当事人送达副本。诉讼费用争点书能复制成磁盘形式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收到诉讼费用争点书14日内，请求提供复制有诉讼费用清单磁盘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在收到请求书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一般期间为，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21日内，但当事人可协议延长或缩短，亦可向法院适当的部门申请延长或缩短这一期间。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期间界满，未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执行程序，可不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签发。但在法院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前，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法院可不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权取得诉讼费用的，则法院须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在其他情形下，惟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充分理由，且提出申请的同时提交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以及申请时建议送达的诉讼费用争点书草案的，方可依规则第47.12条第2款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决定是否撤销或变更时，还须考虑寻求法院命令的当事人是否立即提出申请。

4.诉讼费用协商一致的程序。如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的，则可申请法院作出金额协商一致的临时性或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如在详细评定程序中，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主张，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已同意支付但却并未支付诉讼费用，亦未就当事人协议提出申请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上述申请须有证据支持，由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法院官员审理。申请的相对人至少须在举行听审程序前2日，提交并送达其依赖的任何证据。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根据规则第38章撤销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如当事人请求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不得撤销详细评定程序，但可协议撤回诉讼费用清单。

（三）诉讼费用清单

诉讼费用清单应载明：标题页；背景信息；标题项下主张的诉讼费用项目；清单每一页的全部诉讼费用汇总；非常规出庭的时间列表；有关证明书等。

1.标题页须列明：诉讼程序的完整标题；开列清单的当事人姓名，以及表明其评定诉讼费用权利的文书介绍；如主张的诉讼费用包括增值税的，则诉讼人或其他涉及主张增值税的人之增值税号码；就诉讼费用清单中载明的费用主张而言，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和有关修正证明书的细节。

2.背景信息须列明：对至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签发之日的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关于收取诉讼费用的律师或律师雇员地位之陈述，以及（若以小时费率收费的话）各人提出的小时费率；简要解释影响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诉讼费用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

3.诉讼费用项目，大致包括：律师出庭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出庭费用、通讯（包括信函或电话）费用；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为诉讼程序目的对财产或地点的勘察费用；其他人士包括公共记录官员的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与法院和律师的通讯费用；文书准备费用；为诉讼和解而进行有关协商谈判的费用；其他费用，比如准备和核实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每一项目皆连续以数码编号。

篇7

关键词: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救济;程序性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或“救济先于权利”,这是英国法官和法学家自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法律理念。权利救济包括实体性救济和程序性救济,即对实体权利的救济和对程序权利的救济。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立法和司法都更加偏爱对实体权利的救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程序权利的救济。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受隐藏于制定法背后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支配与前苏联强职权主义立法思想和模式的影响,无论是1982年制定的试行民诉法,还是1991年制定的民诉法法典,都没有给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救济留下太多的空间。作为立法“影子”的“幼稚”的中国法学,尽管在法的全球化与本土司法改革的推动下已取得较大成就,但直至今天也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以应有的关注。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在我国的确立、发展和发达,宣告、确定、保护,尤其是救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将会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修订民诉法的价值取向。

一、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概念

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救济是指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者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救济解释为是用以实现权利或防止、纠正及补偿权利之侵害的方法。就本质性而言,以上两种解释是一致的,均蕴涵着救济既是一种权利,又是实现该权利的一种方法,揭示了救济对侵权行为之危害后果的纠正和补偿。但二者又存在着区别,第一种解释的视角仅仅是纠正和补偿已经受到侵害的权利;第二种解释则一方面从防止侵权和实现权利的角度,另一方面从纠正和补偿已经受到侵害的权利的角度给救济下定义。相对而言,第二种解释更严密、更周全。依据权利保护方法的不同,救济可分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法律救济属于公力救济的一种,它是指在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则所规定的方法、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救济,即通过国家司法机关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或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方式对权利人给予的救济。法律救济包含救济权和救济方法,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的内容,法律救济不只是体现为诉权,也不只是程序法的事,它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法律领域。法律救济的依据———救济权是由实体法规定的,是要求违法者履行义务或予以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的方法是由程序法规定的,是实现救济权的程序、步骤和方法。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是指在民事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方法、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救济。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救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救济,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采取的法定的救济方法、程序和制度。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则是针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而实施的救济,侵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主体可能有三种:司法者、诉讼人和对方当事人。相比较来看,司法者(程序主持者)侵犯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为往往很难得到制止,因为权利人自身很难具备制止作为程序主持者的审判机关侵犯其程序权利的必要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害程序性权利的行为获得救济的必要性就更为突出。同时,诉讼人和对方当事人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完全可以按照一般民事侵权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进行处理,其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则可以通过法官及时的裁判而予以解决,因而本文将主要探讨司法者侵权时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救济问题。

二、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先决条件

(一)存在完整的程序性法律规范

近现代法治社会馈予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理念是:一切收益都要有法律依据。同样,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也必须有法律依据。完整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在实在法中的真实存在,既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法律依据,也是该种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从法理学的视角分析,法律在实在法的表现形式上,可被高度浓缩为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三个要素,即一切实在法无一例外地都是由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法最基本的构成细胞,是法律设定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基本单位,也是指导人们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1]。相对于前两种要素而言,在具体导引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上,法律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法律的主体构成要素,法律调整社会行为的主要功能是由法律规范来实现的。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范是由前提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构成的。虽然法律规范的三要素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又是相对应的,但相对于前提条件和行为模式而言,在调整社会行为的过程中,法律后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对某种行为的许可、命令或禁止必须通过法律后果体现出来。法律后果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某种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加以保护。二是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上认为是违法的、无效的,并加以制裁。制裁的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撤销、变更、确认行为无效、追究法律责任等[1]。有违法则必有制裁。一部法律如果要在现实中得到实施,就必须建立起专门的法律责任制度,使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承担否定性的法律后果,以便给被侵权者必要的法律救济。“无制裁则无法律规则(法律规范)”。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不能只是用来展览和宣示某种价值选择或行为倾向,而是为人们的行为确立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如果法律规范中没有制裁性要素,使得违法者不会因其违法行为而承受不利的、否定性法律后果,那么,即使法律之外的因素再完备,法律实施的环境再优良,该法律规范也仍然无法实施[2],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权利与权力关系失衡、当事人诉讼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形同虚设、程序性原则多数情况下不具有约束性、司法恣意得不到规制和司法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缺失法律后果要件所导致的现行程序性司法规范的不完整。

(二)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危险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危险,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实施现实性救济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在本文的研究框架内,换一个视角,该条件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描述:司法者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客观地实施了侵权行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这一先决条件呢?

司法者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1)主体。人民法院及其内部司法人员是侵权的主体,除此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即便是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不能构成此类侵权行为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讲,其主体是特定的。(2)客体。该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当事人所享有的合法的民事诉讼权利。这里所谓的当事人的合法民事诉讼权利,根据国外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精神,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我国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即形式意义上的权利;二是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依照我国宪法、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即实质意义上的权利。(3)主观方面的条件。从对违法者制裁来说,要求违法者在实施违法行

为时必须有过失,否则,即便是出现了损害后果也不能惩罚违法者。但对当事人救济与对违法者制裁是不同的,只要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了侵害,救济就应当发生,至于违法者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是故意还是过失,似乎并不重要。(4)客观方面的条件。从客观方面看,违法者侵权行为的构成以及由此引起的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发生,必须是违法者客观上确实实施了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

上述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两个先决条件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但二者只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法律现象的实在状态。就诉讼法学而言,经过立法、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及规则无疑处于静态,而对静态的规则加以解释、适用、发展的行为自然可以说是动态的。动静态的结合,构成了诉讼本身[3]。从诉讼权利救济的两个先决条件看,完整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是防止或制裁违法行为的物质性准备;而违法行为的存在,是法律规范能够适用和必须适用的直接原因。没有完整的法律规范,违法行为将会恣意;没有违法行为,具有制裁性因素的法律规范的适用将成为非法。

三、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立法考察

1.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规定

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主要依两个线索而展开,一是通过职权性规范规定了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所享有的审判权;二是通过授权性规范规定了当事人依法所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如第一章既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和制度;也规定了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有辩论权、处分权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第二章既规定了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也规定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权利。并且与1982年民诉法(试行)相比,现行民诉法虽然仍体现着国家权力的干预及强职权主义方向,但却弱化了法院的职权,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民事诉讼权利。然而,现行民诉法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又是不容忽视的,它规定了权利,却未规定对权利的救济,致使法律自治系统特有的完整性丧失和功能发挥受阻。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看,民诉法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系列规定,仅仅是行为模式的明确化和法定化,而行为的法律后果则严重缺失。这主要体现为:未规定程序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无效;未规定赔偿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也未规定为救济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而采取法定的、程序性救济措施。这就使程序规范失去了完整性和应有的规范意义,使专门以救济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为己任的程序性裁判失去了必须的前提和依据,使法院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当事人承担的诉讼义务具有了可选择性和随意性,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处于随时随地可被侵犯的危险境地。

当然,我国民诉法未规定诉讼权利救济不是绝对的,它还有例外。民诉法第15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仅就否定性法律后果而言,该款项对于第一审程序的违法,已经侵害或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规定了否定性的法律后果。但该规定并未指出违反何种法定程序须“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未对“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次数作出限制。民诉法第179条和第185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以及人民检察院抗诉发动再审的理由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该两处规定将再审作为已生效的确定判决违反程序性法律规范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其与第15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具有同样的缺陷。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第181条进一步规定了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情形: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的;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第210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提审或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时,对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理。以上两个法条具体规定了原审人民法院在违反法定程序的四种情形下应承担“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法律后果,使民诉法粗线条的规定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它同样没有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出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也欠缺理论和实践的求证。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规定明确指出了当事人或人民法院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而初步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该规定仍然只是一个相当不明确的判断标准,其中仍有或明或暗的部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然是相当笼统的规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其他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规定

我国赔偿法建立的是“以刑事赔偿为主,兼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判决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司法赔偿制度”。就民事诉讼中司法者的侵权行为而言,依赔偿法第31条规定,国家承担责任只有三种情况:因违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侵权;因违法采取保全措施造成侵权;因违法执行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造成侵权。这三种侵权行为有一个共同点,都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司法行为侵权。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我国国家赔偿法只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司法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对大量的、纯司法权行为———判决和裁定错误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00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使赔偿法第31条进一步具体化,但因司法解释在性质、效力和范围上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也不可能将错误裁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纳入国家赔偿的视野之内。

1995年制定、2001年修改并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第(二)项规定法官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的义务。第十一章专章规定了对法官违反法律、损害包括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在内的惩罚措施、方式和程序。但该法并未对当事人诉讼权利救济给予足够的关注。1998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它主要规定了审判责任的追究范围、违法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的确认和追究。从对司法者违法行为的惩罚而言,该办法具有重要意义,但就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救济而言,该办法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它规定了违法审判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纪律处分,而惟独未规定民事责任。

(二)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基本问题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无论是民诉法、国家赔偿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甚至说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的一部分,是以救济当事人诉讼权利为指导思想和目的性价值而制定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所追求的仅仅是实体权利和实体公正的实现,并未受到英美法系“救济方法先于权利”原则的启迪,也未体现大陆法系“如果被公认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则应予救济”的精神。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和价值选择的偏颇,就直接导致了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普遍缺乏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规定。同时,即便就现行法中存有的零星地对当事人民事

诉讼权利救济的规定看,也是极不完善的。有的规定了具体救济,却未规定替代性救济;或者是相反;有的规定了救济的措施,却未规定救济的具体程序。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立法或对现行法的修改必须解决以下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基本问题:

1.什么是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是仅指形式意义上的违法;还是应当包括实质意义上的违法?2.当事人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由民诉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否予以救济?立法应当如何体现出来?3.如果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救济,应当规定哪些救济性措施和进行怎样的程序性架构?4.是否所有的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要被宣告无效,都要对当事人予以补偿?5.侵权行为发生后,应当由谁、在哪个诉讼阶段、向哪个机构提出有关程序上的救济申请?如果法院是负责受理这一申请的机构,那么该机构一旦受理,要否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6.如果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进行专门的裁判,应由何方承担证明责任,是否需要倒置?这种证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7.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后,如果需要赔偿的话,赔偿的原则和范围是什么?赔偿金与损失额是否必须相当?

四、建立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制度的设想

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法理的要求和我国现行法律的状况,参考国外立法实践经验,尤其是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受侵害而无救济的现实,笔者认为要建立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制度,除了纠正在立法上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切实以保护和救济当事人诉讼权利为主线外,为确保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予以法律救济在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尚需在立法中体现出以下两大方面的内容。

(一)针对侵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明确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

为了制裁侵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或者从本质性上说,是为了对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予以法律救济,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应当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这种否定性法律后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赔偿当事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和宣告侵权行为无效。下面将分别予以阐述。

1.赔偿当事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1)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司法者侵权行为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为: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确定侵害行为违法性的关键是看司法者行使职权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事实可表现为权利受损害、利益受损害或权利和利益同时受损害;因果关系则表明,必须是司法者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的发生。(2)法官职务行为的豁免权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从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司法实践看,追究法官的职务责任主要是通过弹劾、惩戒制度实现的,而弹劾、惩戒并不包括民事责任在内。这种追究法官职务责任的模式会使人们认为,法官不应对审判过程中因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是对法官职务行为豁免权的误解。这是因为:第一,法官职务行为豁免权的实质是保障法官独立审判以实现司法公正,不是为法官任意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大开方便之门。第二,法官职务行为豁免权的内容是法官对于其在审判中的言行,享有不受民事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对于不是因其主观原因而是因法律自身的缺陷造成的错判等情况,不负法律责任。反之,若法官故意违法或有重大过失并造成严重后果,仍应承担法律责任。(3)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主体。法官是国家的特殊公务人员,国家公务员的侵权责任应由谁承担?这在学理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应由国家机关与致人损害的工作人员负连带责任,国家机关负责赔偿后可向该工作人员追偿。二是认为在执行职务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格与国家是同一的,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机关的行为,不存在由国家机关与工作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笔者基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具体到司法者的侵权责任,笔者又认为,当国家替代司法者承担民事司法赔偿责任后,应当有权向具备一定主观条件的司法者个人追偿。这一主观条件就是司法者个人在实施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时是故意的或存有重大过失。这是因为,如果规定司法者个人对所有的侵权赔偿责任都可以被追偿,则其在审判过程中就会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利于心证的形成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反之,如果无论何种情形下都不向司法者个人追偿,则又会助长司法者侵权的气焰,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也会使国家利益受损并损害司法的权威性。(4)我国国家赔偿法对民事裁判错误不予赔偿的原因及合理性质疑。我国国家赔偿法以法的形式规定了司法赔偿,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大量民事判决、裁定的错误和严重违反司法程序及拒绝裁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并未规定国家赔偿责任。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其基本依据是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及裁判错误,经人民法院纠错改判后,通过对方当事人履行改判后的裁判,受害者所受的损失已经得到救济,无需国家再予赔偿。该依据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都不具合理性,都不能成为不规定民事裁判侵权赔偿责任的原因。这是因为:第一,在时间顺序上,它抹煞了权利人在纠纷发生后、诉讼系属前所受损失与诉讼系属后所受损失的区别。第二,在侵害主体上,它混淆了一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因违法或违约给权利人造成损害与司法者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因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界限。第三,在实践层面上,它既会导致和助长司法权的滥用,又会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后无法得到救济。如许多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又从一审到再审,程序用了一遍又一遍,而判决书却一模一样。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最后权利人拿到的胜诉判决书已成为一张“废纸”,因这时债务人财产早已转移、消耗殆尽。而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权利人也得不到国家的任何物质性补偿,虽然法院一次次作同样判决是明显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5)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立法设置。关于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立法体例,在理论上虽有规定在民诉法里、规定在民法典里、规定在侵权行为法里和规定在国家赔偿法里多种情形,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国家赔偿法里。这是因为:第一,从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看,单纯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不足以要求司法者承担该责任,司法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仅表明其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还意味着他同时侵犯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即形成了“交叉性违法”或“交叉权”。从司法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实质看,它属于实体性救济而非程序性救济。第二,世界多数国家并没有在其民诉法里直接规定司法者侵权赔偿责任,而多是制定专门属于国家赔偿法的司法赔偿法,如德国有《无罪审判赔偿法》、《羁押赔偿法》;奥地利有《司法赔偿法》;我国台湾地区有《冤狱赔偿法》等。有的国家则从公共侵权的角度由民法或侵权行为法规定,如美国。法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它一方面在民诉法里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也通过其他法律规定了国家的赔偿责任。第三,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民事司法赔偿的法条虽然只有一条,并且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这足以证明,国家赔偿法已将司法者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纳入其调整范围。

2.宣告侵权行为无效要求侵权者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必须以侵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且给当事人造成了实际损失为前提,对于没有侵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仅仅侵犯了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或者是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又侵犯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没有给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就不能要求侵权者承担赔偿责任。宣告侵权行为无效则能够弥补侵权赔偿责任的不足,它使侵权行为本身及其已经给当事人造成的危害不发生效力,使侵权者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得利益

,这既是对侵权者的最重要的制裁,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最主要的救济。诉讼中的侵权行为可分为裁判行为以外的侵权行为和裁判侵权行为,宣告侵权行为无效也可分为对侵权的裁判以外行为宣告无效和对侵权的裁判行为宣告无效。

(1)对侵权的裁判以外行为宣告无效。第一,宣告侵权的裁判以外行为无效的标准。从理性的视角分析,只要是侵权行为就应当被宣告为无效。但从实证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诉讼行为不同于民事实体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诉讼行为的关联性。该关联性意味着:任何诉讼行为都与其他诉讼行为处于紧密联系之中;诉讼本身就是各个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互动互进的对立统一过程;某一主体的行为不仅会涉及他本人的利益,而且还会涉及到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甚至会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任何诉讼行为的被撤销、无效都有可能导致与其相关行为的不稳定甚至被撤销、无效。因此各国在确定诉讼行为的有效与无效时,除考虑其生效条件是否得到遵守外,还慎重权衡该行为所涉及到的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只有认定该行为无效利大于弊时才会认定其无效,即所谓“无利益则无无效”。在立法的模式和体例上,诉讼行为无效的标准有三种选择: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因实质性上的缺陷而无效;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与因实质性上的缺陷而无效相结合。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是现代诉讼制度产生早期各国立法所奉行的无效标准。其基本要求是任何诉讼行为的无效都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对诉讼行为是否无效,法官不享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其判断规则是:“条文无规定,无效不成立”。表面上看,这种无效制度很清楚、很明白,也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很难适用。因为它有两个根本性缺陷:一是如果“诉讼法典”的条文并不“充分的明确”,则该制度就无法适用。二是由于这种“以无效论处”的制裁对法官具有“自动性”与“强制性”,这会鼓励那些心存不良的当事人恶意制造诉讼行为的无效。因实质上的缺陷而无效是指立法对无效的具体情形不作规定,只规定当诉讼行为未遵守其根本性质或诉讼的根本性要求时,可宣告其无效。在立法例上,单独以实质性缺陷规定诉讼行为无效的国家几乎没有,因为这样立法更不具有可操作性。相对来讲,实行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与因实质性上的缺陷而无效相结合的立法例和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即采此双重标准和立法例。这种模式和标准既规定了诉讼行为无效的具体情形,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又不局限于法定的情形,规定只要违反了法律的实质性内容时,仍“以无效论处”,使法官能够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作出自由裁量。因此我国立法应依此标准和模式而构造。第二,提出侵权的裁判以外行为无效的主体、时间和无效的后果。侵权行为发生后,它自身是不会自动失效的,只有当有人对此行为提出无效事由抗辩时,法院才有可能裁判该行为无效。根据诉讼法的一般原理,能够提出某一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无效的主体不外乎是双方当事人和法院,但何时由双方当事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提出,何时由法院依职权提出,却又因侵权的诉讼行为无效原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它遵循的原则是:诉讼行为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由与之有利益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提出;因实质性缺陷而无效由法院依职权而提出;特殊情况下,因形式上的缺陷而无效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而提出。关于提出诉讼行为无效的时间,主要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因形式缺陷而导致无效的事由应尽快提出,否则,视为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的当事人已放弃无效的主张;二是因违反实质性规则而无效的事由,因其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侵害,法院或当事人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出,但对意图拖延诉讼,故意不尽早提出此种抗辩的人,法官得科处损害赔偿。一般情况下,宣告侵权行为无效只会引起该行为无效的后果,但在特殊情况下,因诉讼行为的关联性,一行为被宣告无效,也会引起与之相关行为的无效,甚至会导致当事人失权的后果。

(2)对侵权的裁判行为宣告无效。第一,裁判的无效与限制。裁判是法官通过法定程序,就当事人请求法院公力救济之事项所做的决定。正确的裁判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义与司法权威;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甚或错误的裁判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而且还会损害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进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宣告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或错误的裁判无效不仅是法律规则形式完美的追求,并且还有着深厚的社会需求之基础。但并非只要裁判不符合法律要求或有错误,都不受任何限制地、无条件地宣告无效,因为判决之无效只能经上诉救济途径提出,判决的撤销都将引起对案件的重新审理。因此宣告裁判无效虽然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实施法律救济所必须的,但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裁判无效的提出和实施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世界各国立法也都一方面规定了宣告无效的种种情形;另一方面又从裁判无效的事由和时间等方面对宣告裁判的无效作出限制。为实现此意图,我国法律应作出以下三方面规定:1)基于判决安定性和既判力原理,我国应修订现行法只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和再审以主张裁判无效。2)我国民诉法对提起上诉和再审的日期的规定有些粗糙和简单,没有与无效的具体事由结合起来作出不同的规定,尤其是以主体(当事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依据规定再审期限,偏离了诉讼的本质和规律。为克服此缺陷,修订民诉法时应规定:一般情况下裁判的无效应在裁判送达或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提出,对于一些特殊裁判瑕疵应根据其具体情形确定提出裁判无效的时间。3)裁判缺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补正,不作无效处理。第二,裁判无效的事由。关于裁判无效事由的立法,比较科学和理性的做法是采概括与例举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依照判决制作、起草与宣告的规则,对于经常发生的、有可能违反该规则要求,进而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具体的列举,并规定其无效的后果。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的实质性要求,采概括的方法明确规定:违反民诉法一般性原则或实质性手续的判决无效。

(二)具体规定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实施法律救济的程序

在立法中对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即要求侵权者赔偿当事人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并宣告该侵权行为无效,从法律救济的角度看,也只能是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所实施的“实体性救济”,而这些“实体性救济”要现实地转化为权利救济方法,或者说转化为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还需要有一定的救济程序作保证。因此建立当事人诉讼权利法律救济制度,必然包括救济的程序性建构。无论何种程序,都是由一定的程序性要素构成的,程序性建构的实质性工作就是根据具体程序的特点确定程序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之。关于程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尽管学者们并无一致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进行法律救济的程序性因素大体有:程序性申请;程序的裁判者;对立面设置;正当过程;证据与举证责任;程序性裁决;程序性裁决的再救济。

1.程序性申请

任何法律救济程序,都必须由程序性申请来启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程序也不例外。从程序设计的角度看,程序性申请应解决的问题有:(1)程序性申请的提出者。在英美法国家,程序性申请只能由当事人自愿提出,法官不得依职权提出。在大陆法国家,法官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依职权提出,而多数情况下应由当事人提出程序性申请。在我国除了当事人可以提出再审申请外,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发动再审。但此种程序性申请提出的格局已引起众多学者的非议,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废除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已成为学者共识,是否保留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发动再审尚存歧义。笔者认为,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与

诉讼公正的实现,程序性申请只宜由当事人提出。对此,我国国家赔偿法作了较好的设置,它规定:“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同时它又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2)程序性申请的法律效果。与任何程序性权利一样,程序性申请权一旦行使,就应产生一种法律程序层面的效应。这种效应是:原来进行的实体性裁判活动应当暂时中止,案件进入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环节;司法裁判者受理该项申请,并进入专门的司法听证程序;裁判者经过审查,作出专门的司法裁定。

2.程序的裁判者

程序的裁判者是指纠纷解决的第三者或程序进程的指挥者。任何诉讼程序都需要通过法官的具体行为得以实施,因而裁判者是构成法律程序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著名法官布莱克斯通说过,法官是“活着的圣谕”,“法律的保管者”。法官永远是法律评价的主体,法官的任何社会联系或社会的合法性评价对其行为不产生决定性影响[12]。在现代法制框架内,诉讼程序对裁判者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中立性,人们也常常将裁判者中立与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相提并论。按照戈尔丁的观点,程序裁判者的中立有三项原则:一是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即任何人不应该成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利益;三是纠纷解决者不应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该三项原则功能的发挥和释放是以相应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作保障的,前两项原则主要是通过回避制度保证法官不能审理自己是当事人或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后一项原则需要通过多种制度来保障,如分权制衡、检查监督、公开听证和对法官的选择、对法官资格的认定、人身保障以及素质、品行的培训等。裁判者中立性的原理要求在构造每一司法程序时,裁判者不能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3.对立面的设置

对立面是指存在复数的利益对立或竞争的主体,即主体是复数的,且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对立关系或竞争关系。从实证经验看,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都有对立面的设置,当事人诉讼权利救济程序也应当有对立面的设置。从诉讼法理和社会基础看,在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救济程序中设置对立面,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侵权者与被侵权者是两个具有不同利益关系的主体,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冲突和争执的关系与行为,又有解决和消除冲突与争执的愿望,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事实存在就注定了程序设置对立面的延伸和继续。(2)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对立和冲突就是破坏社会秩序,这是不妥当的。正确的解读是:秩序总是稳定的、既存的,而社会生活本身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立的产生和存在是必然的。对立和冲突可能是对现实关系和秩序的破坏,但它同时也蕴含了恢复和创造新秩序的契机和动力。(3)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其发展动力和生命力在于它允许多元主体、多元观念和多元利益在市场的平台上共同交错、共同摩擦、共同竞争和共同发展。这一要求反映于诉讼程序就是为对立面的对峙、反省、交涉和融合提供足够的时间、空间、步骤和流程。因此诉讼程序改变了对立,但更重要的是对立创造了诉讼程序。(4)法律不是万能的,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地位、自由意志性、利益变动性和迅速与高效解决纠纷的愿望,会驱使利益对立的双方、相互妥协与融合,从而跳出诉讼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融合是对立互动的结果,对立则是融合的必要设置条件。

4.正当过程

程序是以过程为核心的,没有过程就没有程序,没有正当过程就没有正当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当过程可以与正当程序同等看待。从源流上看,正当过程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规则密切相关。自然公正主要包括两项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一是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为自己的法官;二是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这两项基本准则也是正当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二项规则,它形成了程序的正当过程的最低标准,即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公正的机会。依据此最低标准,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程序性救济的正当过程的判定与实现应考虑以下因素:(1)人民法院在对当事人提出的程序性申请进行裁决时,当事人必须享有直接参与权、知情权、听证权、辩论权等权利。(2)当事人享有直接参与权、知情权、听证权、辩论权等权利的基础性条件和推论就是程序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3)正当过程的本质性目的是为了约束权力并保障权利的实现,约束公权力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萎缩和私权利的凸显,从而出现二者的平衡与发展,因此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实施程序性救济时,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也是程序所必须的。

5.证据与举证责任

通说认为,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这一概念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只能是案件的证据材料,因为有些客观事实虽然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但它并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证据在本质性上是人们于案件发生后,依照法律规定能够收集到的并且对案件具有证明能力的一系列信息。程序总是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公开的论证过程,来保证信息和证据的可靠性,以及对事实和规范解释的妥当性。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国内外学者虽学说纷呈,观点各异,但长期以来居统治地位的则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的规范分类学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和《国家赔偿法》第2条都没有规定职务侵权责任的主观过错要件,实践和理论上也不以赔偿义务机关的过错及直接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而适用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受害人无须举证证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只须证明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国家机关不得以自己或其工作人员没有过错而主张免责。另外,基于公开和公正的考虑,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当事人在法庭上质证并经过法庭认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6.程序性裁决

程序的目的和功能是形成决定。依据一定的事实和理由在程序中所形成的决定就是所谓的程序性裁决,程序性裁决一旦形成,不管其形成过程和基础是当事人合意或是对抗,就具有强制力、既定力和自我束缚力。除非按照审级规定进入另一套程序,否则裁决的内容是不可变更和撤回的,因为程序逐渐展开的过程就是“法的空间”逐渐形成的过程,在“法的空间”所形成的程序性裁决具有不可逆性。自19世纪以来,现代法制背景要求法官在强制方式下形成的裁判必须说明理由,即法官应当说明自己是被什么东西说服的,怎样被说服的。同时,法官也要以此来说服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以外的人。但基于诉讼成本考虑,程序性裁决应以裁定形式,其内容也可以大幅度简化,不必像实体性裁决结论那样,过于严格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7.程序性裁决的再救济

如同实体性裁决一样,程序性裁决也不能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对程序性裁决不服,程序应设置允许当事人继续提出救济申请的机会。考虑当事人为权利救济提出程序性申请本身就具有救济的性质,因此我们将这种针对程序性裁决所提出的程序异议称为:“再救济”[2]。程序性裁决的再救济实质上是程序性裁决程序的复审程序,与实体性裁决程序的上诉审程序一样,它应当符合以下要求:(1)该复审程序的启动必须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法官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依职权主动提出。(2)根据具体情况,该程序不仅可以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实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复审,还可以对程序性违法是否存在以及程序性制裁有无必要加以实施的问题,承担继续审查的责任。(3)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形,复审法院应当作出不同的裁定。它包括维持原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再救济请求;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直接变更原裁决;撤销原裁决

,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46,334.

[2]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3,147,150.

[3]刘荣军.民事诉讼行为瑕疵及其处理[J].中国法学,1999,(2):1-8.

[4]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178,179.

[5]李浩.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A].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民事、行政诉讼法学卷•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9.

[6]马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67.

[7]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36-238.

[8]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11.

[9][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75,686.

[10]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J].法学研究,2000,(5):90-101;张卫平.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J].中国法学,2003,(1):102-115.

[11]顾培东.诉讼制度的哲学思考[A].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