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合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撤销合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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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可撤销合同的数量比较大，认定情况也比较复杂，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对当事人甚至第三人的利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可撤销合同概念类型

社会的变迁终究要导致法律的发展。合同法作为调整各类交易关系的法律，在对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的同时，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诚信原则成为了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标志着当代合同法发展的新趋势。

一、可撤销合同概念

可撤销合同又称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有缺陷，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可行使撤销权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变更或撤销的合同。据此可知，可撤销合同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意思表示瑕疵。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体现其真正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所成立的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其撤销权。《民法通则》第 59 条规定了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但是，该条文并没有明确一方当事人到底是受损害方还是获益方，不确定之概念，必须予以具体化。《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了可撤销的合同。笔者认为此规定扩大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该条文明确规定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为受损害方。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必须由受损害方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申请，受损害方仅有申请权而并不享有决定权，并且合同在未撤销以前是有效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可撤销合同的特征概括为：（1）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订立的。（2）仅受损害一方才享有撤销权请求权，未经受损害方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主动介入。有些合同虽具有可撤销的事由，但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享有撤销权的一方或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3）可撤销合同在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之前是有效的。受损害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该合同时，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二、可撤销合同的类型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 a 必须对合同主要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如果仅仅对合同的非主要条款发生误解，并且不影响合同的目的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不构成重大误解。b 行为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即行为人的误解与其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c 误解是由行为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主观上并非故意。

2.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如果履行对其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 合同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或明显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一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在经济利益上要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承担极少的义务而获得更多的权利。B 一方获得的利益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C 受损失的一方是在轻率、缺乏经验或紧迫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行为。

3.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虚假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 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意思表示，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b 必须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行为人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c 受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并基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

4.因胁迫订立的合同。胁迫，是指因他人的威胁和强迫而陷入恐惧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 a 须胁迫人有胁迫的行为。b 胁迫人须有胁迫的故意。c 胁迫的本质在于对表意人的自由意思加以干涉。d 须相对人受胁迫而陷入恐惧状态。e 须相对人受胁迫而为意思表示，即表意人陷入恐惧或无法反抗的境地，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

5.因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作出违背本意而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意思表示。

三、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引起的法律后果

可撤销合同被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后，便产生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世界各国的法律很少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可撤销合同一经撤销后，应产生如下的法律后果：

（1）合同效力的终止，并溯及既往。

（2）返还财产。可撤销合同，在合同被撤销时尚未履行的，当然不存在返还财产的问题。但是，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就存在财产是否返还的间题。在英美法中，对于因错误等原因而签订的合同，合同被撤销后，原则上允许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大陆法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同法，对于能否返还财产，法律并没有原则性规定。但从各国民法典分则的具体规定来分析，合同被撤销后，当事人的给付成了无原因给付或没有合法根据的给付，因而允许双方返还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合同被撤销后，一般是允许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的。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3）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各国合同法普遍采用的对无效合同当事人的一种补救手段。同样，这种手段亦运用于可撤销合同的当事人。如果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采取返还财产的补救手段仍然不能弥补当事人的损失或者因客观情况(如交付物丢失、毁损等)使给付的财产无法返还的，为了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赔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则要求损害人有过错才承担赔偿责任，如双方都有过错，则按过错的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赔偿的数额，亦原则性规定为因合同被撤销所受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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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某希望小学地处偏僻山村，师资等条件十分艰苦。经媒体报道后，诸多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在一次捐款活动中李某承诺捐赠8万元给该希望小学以供其改善教学设施。两个月后，李某却反悔当初所承诺的捐赠，并声称自己有对此次赠与行为的撤销权，不愿再继续履行赠与合同。为此，该希望小学将李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李某履行赠8万元的承诺。

经过审理，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即双方口头约定即有效，且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即赠与合同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再等待交付赠与物，所以该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在一般的赠与合同中，撤销权本是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一种权利，以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的利益趋于平衡。但是有个限定条件，即涉及到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适用赠与人享有撤销权的相关规定。关于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还牵涉到合同法中诚实信用的原则，即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之一就是要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法院最终审理认为承诺希望小学的捐款8万元，虽然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任何文字协议，但是李某的口头承诺已具有合同效力，因此判决支持希望小学的诉讼请求，要求李某立即向小学支付捐款。

《公益事业捐赠法》限定了公益的范围，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盈利的下列事项：(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辅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所以，此案件中的李某的捐赠合同是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不能以享有撤销权来对抗合同的履行。

社会公益的赠与合同撤销条例

为了维护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说此类赠与绝对不能撤销，在以下情况下，此类赠与仍然可以撤销：

一、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二、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三、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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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刘老汉与被告刘某均认可，刘某取得该房屋的前提是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刘老汉与刘某虽然签订了《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并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且20xx年4月刘老汉将房屋过户至刘某名下，刘老汉及其他子女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并未提出异议;刘某实际已各支付5万元给其哥哥弟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刘老汉与刘某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际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

那么，刘老汉能否行使撤销权呢?

刘老汉主张刘某未按约定履行照顾父母生活的义务，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赠人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老汉对刘某未依约履行照顾父母生活负有举证责任。但刘老汉未能提供证据，且还认可刘某自20xx年至20xx年12月照顾父母生活的事实;之后原被告虽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但不能因此认定刘某不尽照顾父母生活的义务。刘老汉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赠与合同撤销的条件

原告张某、李某系夫妻，生育有四个子女。被告张丁系原告的四子，两原告年事已高，需要人照料其生活起居等。20xx年10月被告张丁夫妻二人向两原告承诺对两原告今后的生活、医疗及生养死葬承担一切责任。两原告在被告的多次劝说之下，于20xx年5月将自己座落于县城的房屋赠与被告并进行了公证。20xx年9月15日原告张某生病住院病危，被告张丁在接到通知后去医院探望原告。后因原告的医疗费问题与原告及其他兄弟姊妹之间多次发生争执，在原告还未出院的情况下，被告不辞而别。为此，两原告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由于被告未履行自己所作出的承诺，两原告认为将房屋赠与被告是重大失误。为此，原告向公证处，请求依法撤销所公证的房产赠与合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所赠的房屋产权。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赠与合同公证可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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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房屋赠与的撤销合同，希望能给有这方面需要的同学带来帮助!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现就撤销赠与一事达成协议如下：

甲方于20xx年10月25日以乙方某某名义购买了大连圣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大连市某某区某某街道某某小区4号楼1-6-2号154.03平方米住宅，首付款315840元，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元，已经向银行偿还两期贷款元，均系甲方支出。

甲方在办理购房手续之后，以乙方在甲方开办的某某公司任职尽责为条件将该房产赠与给乙方，并以未完全尽职为条件作为撤销赠与的附条件。双方虽然未签订赠与协议、也未办理赠与公证，但双方对甲方以附条件可以撤销赠与的约定予以确认。

因甲方承诺的附条件赠与协议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可以撤销赠与的附条件已经成就，经双方协议，决定由甲方撤销对乙方上述房产的赠与，本撤销协议自双方签字时生效，上述房产产权权利属于甲方，其房产所有权权属有效期限自购买时起有效。因乙方未在该房产中有任何投资，甲方收回产权，乙方无条件同意。

因全部购房手续和相关文件自购房日起均由甲方保管，甲方有权以乙方名义继续偿还银行贷款，在贷款清偿完毕后以乙方名义办理产权登记，并有权以乙方名义出售房产。乙方须无条件地提供身份证件配合甲方从事上述产权处置行为。

乙方应向甲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甲方偿还银行贷款、办理产权登记和出售房产。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身份证原件，在产权登记和产权出售结束后，甲方将乙方身份证返还。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律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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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效合同指虽经当事人协商订立，但因其不具备或违反了法定条件，法律规定不承认其效力的合同。有下列条件者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可撤销合同，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欠缺生效条件时，一方的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裁定，从而使合同内容变更或合同的效力消灭的合同。有以下两项：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三）效力待定合同，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欠缺生效要件，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须经有关权利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的合同。有以下情况：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认定后，合同有效

2、无权行为人代订合同的效力待定

3、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的效力待定。

4、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效力待定。

二、我国法律对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和无效合同的规定

（一）《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

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销合同须经撤销，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法》第55条（1项）。 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

有三种情况：(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由此可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犯者签定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非纯获利益的合同，因为行为人缺乏缔约能力，在其法定人未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2)、无权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此类合同因为行为人没有代订合同的资格，在被人未追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3)、无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即缺乏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在经权利人追认前或本人取得处分权前，为效力待定合同。认定效力待定合同要把握其构成要件：一是合同有成立效力，但无效果效力;二是合同存在缺陷但可以修正;三是必须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三种情况，与附期限附条件、可撤销可变更合有严格区别。

（三）关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之法律后果

《合同法》颁布以前，《民法通则》第61条是有关于合同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基本规范。该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三、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

(一)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可撤销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允许合同当事人撤销该合同，使已成立生效的合同溯及既往地归于无效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都属于相对无效合同，它们在合同效力方面的欠缺要件往往只涉及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有关人员的利益，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1、合同有效要件欠缺的性质不同。可撤销的合同一般只是欠缺“意思表示真实”的合同生效要件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而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当事人主体能力方面的合同有效要件，如无行为能力，无权、无处分权等。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既非无效，也非有效。其有效还是无效取决于第三人或善意合同相对人的是否追认或撤销。而可撤销合同在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之前，仍是有效合同；但当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后，为自始无效合同。

3、有权主张并影响效力变化的当事人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可由法定的第三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由合同的善意相对人撤销，此追认或撤销直接向合同当事人进行，无须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而可撤销合同只能由受损害的合同方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撤销，不能直接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

4、受时间限制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第三人应在法律规定的催告追认期间内（我国《合同法》规定为1个月）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而可撤销合同，当事人须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该权利消灭。

（二）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其现实意义为：从鼓励交易、保证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对于一些合同不能随便宣布无效，而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和被人的追认权，采取补救的办法，尽量使其成就生效的条件。而无效合同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合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欠缺有效要件的性质不同。无效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它往往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非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当事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的欠缺，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的相对无效状态，有效与无效取决于第三人的追认或善意相对人的撤销，而无效合同处于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状态，所谓确定无效是指无效状态不可改变，无法补救，所谓自始无效是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无效，所谓当然无效是指无须任何人主张，也无须法院和仲裁机关宣告就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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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赠与合同；撤销权；辩正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不要式合同、诺成合同、无偿合同，赠与合同在民法特别是在合同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从“权利路径”和“救济路径”两个角度，反思目前学界“撤回权”理论，运用比较法和文献法，按照撤销权内涵——撤销权行使对象——撤销权法律后果的思路展开，对赠与合同撤销权和撤回权概念辨析，论证赠与合同撤销权概念的合理性基础，并探究赠与合同撤销权在《合同法》撤销权体系中地位，以期待实现合同法撤销权体系的协调统一。

一、任意撤销权学理基础

台湾地区的民法要义值得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进行学习和借鉴，通过比较研究任意撤销权的法理学基础，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丰富我国的赠与合同理论。

1.从传统民法理论角度来看，可以将撤销行为可以分为法律行为的撤销与非法律行为的撤销两个基本类型。法律行为的撤销又可以分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和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撤销（狭义的撤销）是指法律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就具有瑕疵，表意人因该瑕疵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法律行为原则上失去溯及既往效力，如第54意思表示瑕疵合同的撤销权。意思表示无瑕疵的撤销是指法律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作成时并没有任何瑕疵，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撤销其意思表示，使得使得法律行为原则上丧失溯及既往效力。

2.从台湾学者理论研究来看，撤销和撤回区分可以参照两个标准。第一，以法律行为是否发生效力为标准；第二是法律行为的类型。

3.从法条的体系化解释来看，使用“撤回权”将造成我国《合同法》结构体系混乱。《合同法》第17条和第18条分别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和“要约的撤销”，这是《合同法》中唯一一处同时出现撤销和撤回用语的地方，而且出现在《合同法》的总则部分，对分则法条理解和适用有着决定意义。

结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撤销权和撤回权是包涵与被包涵关系，撤销权涵盖的类项要远远宽泛与撤回权所涵盖的类型。以意思表示是否有瑕疵作为区分标准，难免会造成撤销权和撤回权外延的重合和冲突。

二、任意撤销权行使对象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总则中的撤销，是有瑕疵意思表示（ 或法律行为） 的撤销，如因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而为意思表示的撤销，与赠与人无需可撤销事由的任意撤销，毕竟有所差异。所以对撤销权行使对象的探讨小则关系着此处撤销权用语是否恰当的问题，大则关系着民法撤销权体系的协调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08条的表述与《合同法》第186 条相近，台湾学者邱聪智教授认为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时，撤销的对象乃是其赠与的意思表示。的确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但是将撤销权行使的对象局限于意思表示，难免会出现法律调整的不周延。

对于单独行为和合同行为，撤销意思表示实际效果等同于撤销法律行为。《合同法》第58条和《民法通则》第61条从立法层面印证了撤销权行使的结果是使法律行为效力溯及的归于消灭。故而，将撤销权行使的对象限定在意思表示会排除共同法律行为的适用，

因此，赠与人撤销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赠与合同。将撤销权的行使对象规定于法律行为，不仅涵盖了总则中撤销权行使的范围，也能解决了赠与合同撤销权独特性的问题，同时又与传统民法撤销权体系相适应，避免总则和分则的冲突。

三、任意撤销权比较法基础

在法律借鉴过程中，时间和地域的差异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法律概念的功效，我们有理由思考，德国民法“撤回”概念是在何种法律背景下产生的。有效的法律借鉴要具有需求相通性，笔者参考众多学者的研究思路，也从比较法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

1.从德国民法语言背景来看，根据《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要么公证，要么履行，否则赠与合同不发生效力。换言之，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是赠与合同成立的要件，合同成立并不意味合同生效，公证或履行是合同生效的要件。所以德国民法规定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法上没有规定任意撤回权， 只有法定撤销权。因为，若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赠与物在权利转移之前，合同尚未成立，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本未发生，赠与人不负有给付义务，赠与合同在赠与物权利未转移之前不成立的事实足以保护赠与人，所以任意撤销权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若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通过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来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优遇赠与人，维护赠与人和受赠人利益平衡。虽然救济手段不同，但是所欲达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德国民法与我国《合同法》语言环境是不同的。《德条国民法典》第530——第533条不使用“撤销”一词，使用“撤回”一词，前提是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或实践合同，而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且为诺成合同是不一致的。所以，虽然最后的调整结果相同，但是不能否认德国民法的语言环境与我国《合同法》的语言环境的相似性较弱。

2.从语言环境相似性角度来看，据学者考证，任意撤销权制度起源于日本，后为我国台湾学者所采用。日本民法典》第549条和第550条，以及台湾地区“民法”第406条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第185条和第186条极为相似。而且日本和台湾地区民法都将赠与合同定义为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这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而且仅有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大陆设有任意撤销权制度，所以与我国《合同法》最相似的语言环境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综观这两个地区的民法典，法律条文中均使用了“撤销”，而非“撤回”。

参考文献：

[1]【德】卡尔拉伦次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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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解决思路

“无条件与不可撤销”的约定属于独立担保的典型表述之一，③即有了无条件不可撤销条款的担保合同，一般会被视为独立担保合同，国际商会的相关文件也肯定了这一表述的有效性，国际间也通常将其解释为独立担保合同。在审判实践中，对独立担保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际贸易或融资活动中，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担保合同的性质，对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予以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存。另一种意见认为，独立的、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贸、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予以限制，否则会给国内担保法律制度带来重大影响。而后一种意见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对于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的独立担保的效力予以承认，而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态度，不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进口合同案”中认为，海南公司的担保合同中虽然有“本担保函不因委托人的原因导致进口协议书无效而失去担保责任”的约定，但在国内民事活动中不应采取此种独立担保方式，因此该约定无效，对此应当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该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④其理由主要是，独立担保存在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容易引起更多的纠纷。而且，独立担保具有国际性，与国内经济交往格格不入。然而，由于最高法院没有对国内独立担保效力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其判例对下级法院又无当然的约束力，致使各地法院在许多涉及独立担保合同案件中对其效力的判定结果也并非一致，有的地方实际上也承认了独立担保在国内的有效性。因此，目前在实践中对独立担保效力的认定上既存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也存在地方差别，严重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了消除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在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上，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而不应实行内外有别的做法。

二、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效力的具体理由

（一）从理论上讲，从属性担保的最大特征是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合同，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受制于担保与主债权之间的从属性，而基于此属性，各国法律对保证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保护，除了规定保证人可以享有主债务人根据主合同对债权人享有的一切抗辩外，还赋予保证人一些特别的权利，从而使债权人利益实现的难度加大，而且容易使其卷入复杂的诉讼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担保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因为，“保证担保不是一种特别安全的担保形式，在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对其承诺的保证书下解除责任”⑤。因此，允许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设定一些条款，限制与排除法律对保证人的保护性规定，以达到摆脱担保合同从属性的结果，既是对债权加强保护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双方当事人平等地位保障的一种措施，符合经济发展和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也符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二）从现行立法上看，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效力与主债务分离符合我国《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即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里的约定显然是针对担保合同与主合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不是对担保合同效力的约定。我国《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也与此一致。可见，我国担保法对独立担保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的空间。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中也讲到：“担保法是承认独立担保的法律地位。独立保证是适应国际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商业实践和国际惯例而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担保方式。”⑥

（三）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也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为担保法上的权利是一项私法权利，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或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法院不应对当事人的订约自由加以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现在独立担保中，就是保证人通过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约定放弃了法律赋予其的抗辩权，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是没有问题的。

（四）内外统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内外对采用两套法制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要求法律的统一。独立担保制度的产生源于债权人想得到更为妥善的担保而不愿介入基础交易之中，这一要求不仅是国际，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也是存在的。此外，否认国内独立担保的理由是独立担保易发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然而这种风险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并不比国内少，而且国内法院对国际间欺诈和权利滥用更难阻止，国内在这方面的风险相对而言还要小些，法院干预力度可能更大些。因此，以此作为内外有别做法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法律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尽管独立担保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而不能因噎废食。

三、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无条件与不可撤销”是独立担保合同的一种表述。然而，随着独立担保合同形式上的演变，现在越来越多的著作和实际使用的担保文书中，已极少使用“无条件”这个对担保性质易于引起争议的含糊字样⑦。此外，在实践中，一些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保证人虽然放弃了与主债务有关的抗辩权，但其效力没有摆脱主债务效力的影响，仍然属于从属性担保。也就是说，不可撤销不是独立担保的特有属性。因此，对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时，应当注意考察合同内容，从而明确担保的性质。同时，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往往是债权银行一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对其效力进行认定时，还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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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定解除权；撤销权；竞合

【中图分类号】 D922.2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047-1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上述法律规定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与撤销权二者之间发生竞合。保险人如何在期间加以选择，学界对该问题存在着争议。本文认为此种情形是两种权利的竞合，在一种权利消灭后，当事人还可以行使另外一种权利，因为两种权利的行使要件不一致，权利行使的期限和效果也不一样，保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因为，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恶意隐瞒、蓄意欺诈，完全无视保险合同的诚信要求，法律对这种行为自然无特别保护之必要，允许保险人视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行使合同解除权还是合同撤销权，与民法价值目标的实现和交易安全维护更加契合。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合同法撤销权比较

在保险法中，大陆法系对解除和撤销一般不做区分，通常解除中即包含了撤销的情形。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投保方对于履约过程中的危险增加怠于履行通知义务时，保险人也可以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其解除权取得的依据是，危险增加打破了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与保险人所承担风险之间的对价平衡，履行此合同将显失公平。

但是，我国合同法规定可撤销的合同还包括一方当事人以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等。这些都是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从合同法原理看，合同法定解除与合同撤销虽然都是合同消灭的制度，但两者并不相同，前者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当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具备时，通过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这种解除往往无溯及力，只有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法律有特别规定及违约解除非继续性合同时，才有溯及力。后者是表意人针对缔约时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为的撤销行为，撤销具有溯及力。

三、保险人作为权利人时发生竞合的选择

保险人享有的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法律要件、权利存续期，乃至法律效果等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一，就行使要件而言，保险人行使法定解除权时需证明投保人故意而为的错误告知与隐瞒系属重要事项，直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由于《保险法》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采取询问回答式，故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时还需证明投保人错误告知与隐瞒行为是在自己提出明确问询后所作出的。此外，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还需证明上述错误告知与隐瞒直接影响到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行使撤销权时，保险人仅需证明自己对投保人的告知误以为真，并因此作出使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表示，若投保人告知真实状况本不会订立的保险合同，或以较低保险费率缔结保险合同。其二，二者权利存续期间不同。保险人的解除权与撤销权均属于民法中的形成权，其权利存续期间受除斥期间的限制。依据《保险法》第16条第3款的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取得的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而保险人因受投保人欺诈而享有的撤销权，依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其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而消灭。其三，就行使权利的法律效果而言，二者存在较大差别。依据《保险法》第16条第4款的规定，该解除权的行使将使保险人得以免除保险责任，并且无需返还保险费。而撤销权的行使将使保险合同自始无效，保险人因该保险合同而取得的保险费，应当返还投保人，但同时其可以以投保人存在过错致合同被撤销为由，要求投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据上分析可知，在发生解除权与撤销权竞合时，虽然行使二者其中任一权利皆使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但解除权的行使使保险人无需返还保险费，而行使撤销权则需向投保人返还保险费。此时，即使行使撤销权可使保险人有权要求投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至多不得超过履行利益。因此，一方面，保险人须向投保人返还保险费，另一方面，其对投保人可得请求的赔偿范围至多不超过此保险费，故就权利行使的法律效果而言，保险人选择解除权无疑会比行使撤销权获得更为充分的保护。但就行使要件与权利存续期间而言，行使撤销权无疑更为便利，保险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较轻，且权利存续期间更长。因此，一旦无法履行行使解除权的举证责任或解除权除斥期间已经经过，保险人可选择撤销权以维护自身权益。

四、结语

保险法与合同法皆属私法范畴，均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发生解除权与撤销权竞合时，法律应尽量为善意当事人提供多样的救济方式，并尊重当事人基于自由意志作出的选择，而这一切都须以事先明晰解除权与撤销权竞合的发生背景、行使要件以及法律效果为前提。

参考文献：

[1]李庭鹏.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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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人们对于特价机票不能退改签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关于这方面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而案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航空公司在机票买卖合同中设立的“特价机票不得退改签”这一格式条款的效力以及消费者是否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等问题。消费者和律师大多认为航空公司的规定违反了《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而实践中发生纠纷时法院一般不认定航空公司的规定无效。

【关键词】特价机票；格式条款；合同变更权；合同撤销权

一、“格式条款”能否对抗权利人可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时会遇到“不得退货”的情形，比如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在客票中事先写明“不得退票、转签或者变更乘坐班次”；有的店铺中会出现：“商品售出，概不退换”等等情形。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消费者往往并不会特别注意这些条款，但是，在事后发生需要退票或退货的情况时，他们又会对这些条款的有效性产生质疑，进而诉诸法院。

（一）《合同法》40条中规定的“主要权利”如何理解

《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中的“主要权利”，目前有如下几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权利”是指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例如法律规定格式条款的制订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排除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此外，也不得免除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的姓名、名誉等人格权利。但是王利明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他提出违反法律规定的权利，是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的导致合同情形的规定。例如，格式条款规定“发生纠纷不得”，属于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条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权利”在法律中并没有确切的阐释，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来判决。王利明教授认为该观点没有提出标准，将“主要权利”的理解放之实践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判断，这只会加大审判不公平的风险，同样不可取。还有一种观点提到“主要权利”来自于合同性质的本身。王利明教授赞成此种观点。合同性质千差万别，合同的“主要权利”理应不尽相同。在认定“主要权利”时不能只看合同的内容，而应该结合合同本身的性质来考察。

笔者认为，《合同法》40条中所规定的“主要权利”既包含了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包含了根据合同性质与内容能够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理由如下：

《合同法》规定了五种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一项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关于这里的“强制性规定”，王轶教授将其缩小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之相对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提及法院对待“违反强制性规定”时要分别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将导致合同当然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处理。也就是说，违反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当事人只是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话，合同仍然可能是有效的。

而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而不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因为，一个条款无效和整个合同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王利明教授的理解，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就等于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应当适用52条，那么，结果就是包含了该免除对方法定权利格式条款的合同无效，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无效了。而40条规定的只是格式条款无效问题，并没有涉及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40条中的“主要权利”应当只是指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中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二）格式条款能否对抗当事人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因为重大误解等事由违背了真实意思的情况订立的合同，受害方被赋予了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此项权利乃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即合同没有约定相关撤销合同情形条款，当事人也依然依据法律在相同情形下享有权利。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当事人能否行使此项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在于当事人的在订立合同时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等事由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我国《合同法》第40条明确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法定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民事合同关系中与其实际利益相关的重要民事权利被合同格式条款排除的，合同的格式条款当然无效。所以，格式条款当然不能对抗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

（三）特价机票买卖合同中格式条款排除的权利的内涵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航空公司在格式条款中排除了当事人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合同法上规定的法定合同撤销、变更的权利的话，那么显然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如果航空公司禁止特价机票退改签的格式条款并没有排除当事人因为重大误解等法定事由而享有的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当然可以享有上述权利。实践中航空公司并没有对特价机票禁止退改签的原因进行说明，但是，无论其格式条款所排除的权利是否包含当事人因重大误解等原因而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当事人都可以在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情况下行使该权利。

二、合同变更、撤销权的限制

假设航空公司所排除的权利中并不包含当事人依据合同法54条而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是否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该权利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54条赋予了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对标的物等重要事项产生重大误解的误解方以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如果表意人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产生了重大误解，那么表意人是否还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又如果表意人因一般过失而产生了重大误解，其是否还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没有在法条中明确写明误解方在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是否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那我们只能从学理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思考了。在参考了国外的立法例以后，笔者认为，误解人因为自己的一般过失而发生重大误解的，那么其仍应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但是，如果误解人是因为自己的重大过失而发生误解的，那么其就丧失其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因为，首先，如果不管误解人是否有过失都赋予其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这对合同相对方是十分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交易的安全。其次，如果立法以无过失为当事人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权利的要件的话，那么其结果就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行使其因重大误解而享有的变更或撤销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重大误解大多都是因当事人有一定的过失造成的，若以过失为前提限制其变更、撤销权，那么法律几乎没有办法起到保护重大误解方利益的作用。所以，因自己的一般过失而对合同内容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当事人仍有权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以此避免其因重大误解而遭受巨大损失；而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对合同内容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当事人则无权变更、撤销合同，这种做法似乎更加公平和合理。

（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产生合同撤销权。然而，是否在订立合同时只要其内容是显失公平，至于其原因可在所不问，都会产生合同撤销权呢？《合同法》第54条对此未作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要认定一个合同是否显失公平似乎并不能只看内容，还要看合同一方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进而导致的合同结果是显失公平的。

满足显失公平的条件是一方当事人必须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了对方没有相关的经验。简单来说“优势”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优越的地位；“对方没有经验”应泛指对方缺乏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业务经验。“利用”通常是指行为人着眼于自己优势地位或对方当事人没有经验同对方发生法律行为，而无需论证行为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或他人之没有经验。“利用”在程度上不同于“滥用”。滥用是指行为人有意识地、过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者他人的没有经验，为自己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滥用优势一般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侵害对方利益的行为，通常是法律所禁止的，因而是无效的。而利用优势则并非行为人故意所为，因而是合法的。

那么，消费者能不能以显失公平为由来主张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呢？从直观上来看，航空公司似乎是具有优势的一方，因为机票的数量和价格完全由他们控制，机票作为一种格式合同，完全由航空公司制定，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不公平是否达到了“明显”的程度似乎很难判断。如果按照善良风俗来判断的话，在航空公司和消费者之间所订立的买卖特价机票合同似乎并没有达到显示公平的程度，因为，特价机票是航空公司推出的优惠手段，以此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其在合同中设置“禁止退改签”的格式条款似乎并没有达到高利贷或暴力行为的那种不公平程度。因此，消费者似乎也很难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

参考文献

[1] 徐澜波.因重大误解而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法律问题——由旅客错误购买特价航空机票不能“签转退”引发的思考[J].法学，2009年第4期.

[2] 王利明.对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 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18卷第5期.

[4] 陈陆一.谈第52条第5项中强制性规定的称谓与适用[J].法制与经济，2012年 10月.

[5] 余延满.合同撤销权的限制与排除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6] 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J].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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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乙方）：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现将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私家车位租给乙方作为车辆（车牌号）停放使用，并签订如下车位租赁合同条款，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和执行。

一、本车位租金_________元整/月，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方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到期如需续租，需提前1个月通知甲方。乙方留存租金收条作为支付凭证，车位管理费用由甲方支付。

二、租期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

三、如乙方在租赁期间要该场地转租给第三方使用时，必须征得甲方同意方可转租，否则视为违约，甲方可收回车位，剩余租金概不退还。

四、甲方责任及义务：

1、在租赁期间，如甲方需提前收回乙方使用的车位使用权，甲方须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并退还剩余租金，并赔偿乙方1个月租金。

2、在租赁期间，如自然损坏产生的场地维修及检修费用由甲方支付，如人为损坏（包括乙方）场地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责支付。

3、甲方所出租的场地，仅供乙方作停泊车辆使用，不作任何保管；如乙方所停泊的车辆有任何损失或被人为损坏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

五、乙方责任及义务：

1、乙方在租赁期内必须按合同条款的规定按时缴付车位租金；如乙方拖欠租金达一周，即被视为是自行解除本合同行为，甲方有权将该车位收回，并保留向乙方追收拖欠费用和违约金的权利。（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如期签订续租合同，必须提前以书面通知或电话通知的方式征得甲方同意，在双方签订续租合同时连同拖欠的费用一并付清）。

2、在租赁期内，如乙方需要提前退租车位的，乙方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并解除本合同，甲方扣除1个月租金后退还乙方剩余租金。

3、乙方必须将车辆按车位及物管要求停泊好并做好防盗措施，如发生任何车辆遗失或损坏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负。

六、本合同以双方签约之日起生效，如今后有补充作补充协议处理，与此合同具同等效力。

七、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出租人： 承租人：

电话： 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