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撤销合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可撤销合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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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可撤销合同的数量比较大，认定情况也比较复杂，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对当事人甚至第三人的利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可撤销合同概念类型

社会的变迁终究要导致法律的发展。合同法作为调整各类交易关系的法律，在对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的同时，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诚信原则成为了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标志着当代合同法发展的新趋势。

一、可撤销合同概念

可撤销合同又称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有缺陷，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可行使撤销权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变更或撤销的合同。据此可知，可撤销合同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意思表示瑕疵。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体现其真正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所成立的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其撤销权。《民法通则》第 59 条规定了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但是，该条文并没有明确一方当事人到底是受损害方还是获益方，不确定之概念，必须予以具体化。《合同法》第 54 条规定了可撤销的合同。笔者认为此规定扩大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该条文明确规定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为受损害方。合同的变更或撤销必须由受损害方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申请，受损害方仅有申请权而并不享有决定权，并且合同在未撤销以前是有效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可撤销合同的特征概括为：（1）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订立的。（2）仅受损害一方才享有撤销权请求权，未经受损害方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主动介入。有些合同虽具有可撤销的事由，但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享有撤销权的一方或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3）可撤销合同在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之前是有效的。受损害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该合同时，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二、可撤销合同的类型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 a 必须对合同主要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如果仅仅对合同的非主要条款发生误解，并且不影响合同的目的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不构成重大误解。b 行为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即行为人的误解与其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c 误解是由行为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主观上并非故意。

2.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如果履行对其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 合同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或明显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一方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在经济利益上要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承担极少的义务而获得更多的权利。B 一方获得的利益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C 受损失的一方是在轻率、缺乏经验或紧迫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行为。

3.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虚假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a 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意思表示，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b 必须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行为人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c 受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并基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

4.因胁迫订立的合同。胁迫，是指因他人的威胁和强迫而陷入恐惧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订立的合同构成要件为： a 须胁迫人有胁迫的行为。b 胁迫人须有胁迫的故意。c 胁迫的本质在于对表意人的自由意思加以干涉。d 须相对人受胁迫而陷入恐惧状态。e 须相对人受胁迫而为意思表示，即表意人陷入恐惧或无法反抗的境地，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

5.因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作出违背本意而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意思表示。

三、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引起的法律后果

可撤销合同被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后，便产生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世界各国的法律很少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可撤销合同一经撤销后，应产生如下的法律后果：

（1）合同效力的终止，并溯及既往。

（2）返还财产。可撤销合同，在合同被撤销时尚未履行的，当然不存在返还财产的问题。但是，如果合同已经履行，就存在财产是否返还的间题。在英美法中，对于因错误等原因而签订的合同，合同被撤销后，原则上允许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大陆法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同法，对于能否返还财产，法律并没有原则性规定。但从各国民法典分则的具体规定来分析，合同被撤销后，当事人的给付成了无原因给付或没有合法根据的给付，因而允许双方返还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合同被撤销后，一般是允许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的。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3）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各国合同法普遍采用的对无效合同当事人的一种补救手段。同样，这种手段亦运用于可撤销合同的当事人。如果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采取返还财产的补救手段仍然不能弥补当事人的损失或者因客观情况(如交付物丢失、毁损等)使给付的财产无法返还的，为了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赔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则要求损害人有过错才承担赔偿责任，如双方都有过错，则按过错的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赔偿的数额，亦原则性规定为因合同被撤销所受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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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解决思路

“无条件与不可撤销”的约定属于独立担保的典型表述之一，③即有了无条件不可撤销条款的担保合同，一般会被视为独立担保合同，国际商会的相关文件也肯定了这一表述的有效性，国际间也通常将其解释为独立担保合同。在审判实践中，对独立担保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际贸易或融资活动中，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担保合同的性质，对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予以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存。另一种意见认为，独立的、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贸、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予以限制，否则会给国内担保法律制度带来重大影响。而后一种意见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对于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的独立担保的效力予以承认，而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态度，不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进口合同案”中认为，海南公司的担保合同中虽然有“本担保函不因委托人的原因导致进口协议书无效而失去担保责任”的约定，但在国内民事活动中不应采取此种独立担保方式，因此该约定无效，对此应当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该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④其理由主要是，独立担保存在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容易引起更多的纠纷。而且，独立担保具有国际性，与国内经济交往格格不入。然而，由于最高法院没有对国内独立担保效力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其判例对下级法院又无当然的约束力，致使各地法院在许多涉及独立担保合同案件中对其效力的判定结果也并非一致，有的地方实际上也承认了独立担保在国内的有效性。因此，目前在实践中对独立担保效力的认定上既存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也存在地方差别，严重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了消除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在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上，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而不应实行内外有别的做法。

二、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效力的具体理由

（一）从理论上讲，从属性担保的最大特征是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合同，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受制于担保与主债权之间的从属性，而基于此属性，各国法律对保证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保护，除了规定保证人可以享有主债务人根据主合同对债权人享有的一切抗辩外，还赋予保证人一些特别的权利，从而使债权人利益实现的难度加大，而且容易使其卷入复杂的诉讼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担保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因为，“保证担保不是一种特别安全的担保形式，在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对其承诺的保证书下解除责任”⑤。因此，允许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设定一些条款，限制与排除法律对保证人的保护性规定，以达到摆脱担保合同从属性的结果，既是对债权加强保护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双方当事人平等地位保障的一种措施，符合经济发展和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也符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二）从现行立法上看，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效力与主债务分离符合我国《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即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里的约定显然是针对担保合同与主合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不是对担保合同效力的约定。我国《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也与此一致。可见，我国担保法对独立担保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的空间。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中也讲到：“担保法是承认独立担保的法律地位。独立保证是适应国际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商业实践和国际惯例而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担保方式。”⑥

（三）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也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为担保法上的权利是一项私法权利，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或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法院不应对当事人的订约自由加以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现在独立担保中，就是保证人通过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约定放弃了法律赋予其的抗辩权，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是没有问题的。

（四）内外统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内外对采用两套法制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要求法律的统一。独立担保制度的产生源于债权人想得到更为妥善的担保而不愿介入基础交易之中，这一要求不仅是国际，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也是存在的。此外，否认国内独立担保的理由是独立担保易发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然而这种风险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并不比国内少，而且国内法院对国际间欺诈和权利滥用更难阻止，国内在这方面的风险相对而言还要小些，法院干预力度可能更大些。因此，以此作为内外有别做法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法律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尽管独立担保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而不能因噎废食。

三、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无条件与不可撤销”是独立担保合同的一种表述。然而，随着独立担保合同形式上的演变，现在越来越多的著作和实际使用的担保文书中，已极少使用“无条件”这个对担保性质易于引起争议的含糊字样⑦。此外，在实践中，一些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保证人虽然放弃了与主债务有关的抗辩权，但其效力没有摆脱主债务效力的影响，仍然属于从属性担保。也就是说，不可撤销不是独立担保的特有属性。因此，对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时，应当注意考察合同内容，从而明确担保的性质。同时，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往往是债权银行一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对其效力进行认定时，还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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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所谓合同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3、因欺诈而订立的。所谓欺诈是指行为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4、因胁迫而订立的。所谓胁迫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

    5、因乘人之危而订立的。所谓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

    相关法律知识:

    利益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欺诈,是行为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是指以给对方或亲友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将以欺诈迫手段签订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以下理由。

    (1)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欺诈和胁迫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存在欺诈和胁迫,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是否真实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2)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产生了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法律后果,受害人完全可以根据真实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合同,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微小,而对方履行合同是自己所期待的,因而愿意让合同继续履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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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铁路自动化计算机联锁技术机车升级改造

1、概述

我厂铁路系统现有线路8条，道岔14组，信号机28架，6502大站电气集中系统一套，东风5型内燃机车2台。这套始建于96年的铁路系统已不能满足我厂的发展需要，我们想通过升级铁路系统自动化提高调车作业效率和安全可靠性的同时，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现有设备状况

我厂现存的铁路系统主要存在信号系统落后、机车运营能力低，调度联系系统落后，安全保障系统不完善，延时费用高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就这几方面问题进行分析。

2.1 信号系统落后

我厂采用的6502大站电气集中信号系统是继电器联锁，道岔和信号机完全由继电联锁控制，其设备占地大、元件老化严重、故障率高、故障诊断难度大、维护费用高等缺点十分突出。

2.2 机车运营效率低

两台东风5型内燃机车，最大运用功率1213kW，只有一台风泵，适用于牵引3500－4000吨以下货物，不适合大负荷长期运转，每列69节煤车要取两次。现铁道部运营的东风5型内燃机车，已经有80%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能一次牵引69节煤车。

2.3 安全保障系统不完善

我厂线路道口多，来往人员多，地沟卸车人员多，无人值守天然道口多，夜间照明不足等不安全因素多，亟待完善。

2.4 调度联系系统落后

我厂调度获取信息的渠道只有电话，信息传递速度慢，不能根据人员和设备状态及时调整作业计划，这也是产生压车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3、升级铁路系统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3.1 信号系统引入计算机联锁设备

针对我厂信号系统现状，引入计算机联锁设备。计算机联锁是由计算机的软硬件和其他一些电子、继电器件组成的实时控制系统。其安全可靠、处理速度快，与继电集中联锁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技术经济优势，而且在设计、施工、维修和使用十分方便。现已有1000多个车站采用了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

(1)计算机联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微处理器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其组成主要可分为以下几部分：联锁机部分;车务控制台(人机接口)部分;监控机部分;电务维修机部分;远程维修终端部分

(2)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的特点：1)性能方面：方便系统的功能扩容与完善；提供现代化的声像图文显示，人机交互功能完善；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更高；2)经济方面：性能价格比高，适于大型车站的系统应用；采用分布式系统结构，节省干线电缆的使用造价；占地面积小；3)维护方面：安装、运营、维修费用大幅度减少；具有自诊断、故障定位等功能，可实现远程实时控制。4)其他方面：系统便于联网，为铁路信号系统的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3.2 对现有机车进行升级改造

为了适应铁路跨越式发展，铁道部运输局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对东风5型内燃机车结合大修进行技术提升改造的通知》，要求有关铁路局和机车修理工厂结合大修对东风5型内燃机车进行技术提升改造。哈尔滨铁路局于2005年开始69节货车大列运输后，已将铁路局内的东风5型内燃机车进行了改造，使机车能一次牵引69节煤车，缩短充风时间，降低柴油消耗，增加机车可靠性。

东风5型内燃机车技术提升改造内容包括：柴油机最大运用功率提升到1324kw、空气滤清器改造、燃油泵换型、水管路防寒改造、司机室侧窗改造、改为双风泵供风等10项。

4、搭建高度决策平台

4.1 加装车号自动识别装置

在轨道衡前D1信号机处加装车号自动识别装置，将车辆信息传送到调度决策平台，调度根据平台上实时显示的每条线路停留车信息（每辆车的空、重情况，进厂时间，出厂时间等），有效地控制每辆煤车在厂区内停留时间，减少“延时费”的发生。

AITS（车号识别系统）是在每台机车、车辆的走行部安装识别码，在线路的固定位置安装反射扫描装置识别每台机车、车辆的信息，并将该信息传输给室内主机，再将数据传送到调度决策平台。

4.2 接入预告信号

只有炼化公司和独立屯车站同时开放信号，我们才能进独立屯站作业。如果把独立屯车站和炼化公司的信号接进我厂的信号楼，调度可根据信号的开放时间合理地安排作业计划，避免调车冲突，减少等待时间，提高作业效率。

4.3 接入阶段计划查询终端

¬¬将独立屯车站现有的阶段计划查询终端，接到我厂后，调度员就可提前3-4个小时查询到准确的到车计划，组织地沟科学排煤，有效地降低地沟的存煤量和存煤时间。

4.4 搭建调度决策平台

以到车计划数据、调车作业数据、车辆数据、人员数据、设备状态数据、上煤数据、煤场数据为基础搭建调度决策平台，调度员通过这个平台提供的信息，将高收费段车辆及时卸完返空，“延时费”就可降下来。

5、完善安全保障系统

5.1 自动报警系统

因我厂线路道口多，来往人员多，地沟卸车人员多，在几个无人值守道口处加装自动声光报警系统，在机车车辆过道口前自动或人工启动声光警报，提醒来往人员注意火车。

5.2 在地沟后侧加装栈桥

地沟后侧加装灯光栈桥，不但方便人员通行还利于连结员站在栈桥上查看来往人员，保证作业安全。

5.3 增加夜间照明系统

在夜间作业时，连结员配备的照明灯，有照射距离短、范围窄、亮度不够等弊端，加装高亮度的站场射灯有利于保证调车作业安全和提高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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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错误 撤销期间

经典德国法律行为理论下将法律行为分为物权行为、债权行为、身份行为。在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下，未明确承认物权行为，民法总则也很难在身份行为中适用，实际上民法总则上关于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从实际适用效果而言只能用到债权行为（合同行为）下。即我国现行法体系下，探讨因错误而得撤销法律行为只有探讨合同行为才有意义，也即合同法关于因错误而撤销合同规定构成了我国因错误而撤销法律行为真实有效的规定，因此，本文讨论也仅在此范围内展开。

在大陆法系，严格区分错误和误解的概念。[1]所谓的错误，是指表意人处于错误或不知（即非故意的）使其意思表示与效果意思不一致的情况。所谓误解，是相对人对意思表示了解的错误，通说认为其对意思表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2]我国民法通则未使用"错误"这一概念，而是规定了所谓的"重大误解"。我国学者对我国法上的"重大误解"与传统民法上的"错误"有何关系认识不一，但是有两种通行的观点：有认为"重大误解"包括"错误"和"误解"的[3]；有认为"重大误解"就是"错误"的[4]。可见，在我国虽然不能就"重大误解"概念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学界通说承认至少"重大误解"包括了"错误"。从规范文本角度解释，《最高法适用若干意见》71款规定的重大误解含义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从立法规范角度而言，重大误解是要求客观上造成了较大损失的错误。可见，在我国，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本身就是（或者至少包含）错误的内涵。本文试图研究我国法上因错误而得撤销的法律行为之撤销期间的合理性问题，故将基于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而展开讨论。主要为以下规范：

《民法通则》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最高法适用若干意见》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73条第二款"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可撤销合同】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撤销权的消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合同法解释一第8条：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下，民法通则未对重大误解本身内涵和相应的撤销程序作出规范，而是《最高法适用若干意见》中规定构成重大误解要求主观上重大错误加上客观上造成较大损失，撤销期间为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内。可见这里对错误撤销规定十分严格：从可撤销错误范围上而言要求是客观上造成了较大损失的错误。要求客观损失的规定突破了传统错误制度关注意思表示本身而加入了很强的国家干预色彩。在可被撤销错误范围如此狭隘的前提下，规定撤销期间是行为成立时起1年内，可见，民通及其司法解释下对可撤销的错误规定十分严格，我国学者对这样的规定基本判断是：法律并不偏向于保护错误方而是尽量维护交易的稳定和双方利益的平衡[5]。

而合同法对其领域内错误法律行为的撤销似乎宽容很多：合同法规定可被撤销的合同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而在撤销的期间上，合同法规定撤销权行使期间还是一年，但是起算点变成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也就是发现错误时起1年内，但是以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自己有撤销权后没有放弃撤销权为前提。关于错误撤销期间，因为最高法适用民通意见第73条和合同法55条第一款冲突，基于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冲突，在合同法领域内，因错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撤销期间应当适用合同法55条。合同法领域内适用可撤销法律行为模式实质如下：1、订立合同时产生重大错误2、错误人没有放弃撤销权3、错误人在知道错误或者应该知道错误时起1年内主张。关于这里可撤销错误范围，因为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重新规定重大误解的内涵，故而认为仍然应该适用民通解释的规定。说明中已经论及，我国法上法律行为的规定实际上只能在合同领域适用，所以合同法关于因错误而得撤销规定实际上也就是可撤销法律行为的规定。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究我国法上因错误而得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期间规定的合理性，如果合理自无问题，如果不合理则是否有解释的空间。为了使问题明确，让我们从比较法上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德国民法典119条和120规定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可撤销错误的范围：（1）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就它的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无意做出这一内容的表示人，如须认为他在知道事情的状况或者合理的评价情况时就不会做出该表示，则可撤销该表示。（2）关于在交易上被认为重要的人或者资格或者物的特征的错误，也视为关于表示错误的内容。（3）为传达而被使用的人或者机构所不实地传达的意思表示，可以按照与依119条撤销被错误地做出的意思表示相同的要件，予以撤销。可见，德国民法典上可撤销错误范围十分广泛：只要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内容发生了错误或者传达错误，无论错误人是否有重大过失或者一般过失都可得撤销。紧接着，德国民法典121条规定了错误撤销期间：撤销必须在撤销权人知悉撤销原因后，在没有有过错的延迟的情况下（不延迟地）为之。撤销的表示已经被不延迟地发送，对不在场者而为的撤销，视为已适时地为之。本条第二款又规定"自意思表示做出时起已经超过10年的，该项撤销即被排除。"可见，在德国民法典上因错误而得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权人要在意思表示做出起10年内，自他发现错误时起不迟延做出，并且对不在场者的撤销采意思主义，主要发出即可。这里所说的不迟延地做出，是指错误人发现错误后非基于过错延迟做出撤销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人可以有合理的考虑时间，这又根据具体法律行为情况而言有所不同：一些复杂的交易行为错误人可以有合理的咨询律师的时间，在简单的直接的小额交易场合可能要求现场做出撤销的表示[6]。可见，德国这种立法例兼顾了具体案例灵活处理的需要，又考虑了稳定法律关系，保护交易安全的底线（当然，对于这样的底线是否合理我们不讨论，因为至少他确定了这样一种思想）。当然122条规定了错误人要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其实就是缔约过失责任），此处不论。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44条，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经撤销权人认可的，撤销即被排除。这里的"认可"，是撤销权人的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它使撤销权人抛弃其撤销权。它以知道撤销原因为前提且无须使用就法律行为而定的形式。[7]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撤销权人在知道撤销理由之后，或者在至少已经估计到其意思表示的可撤销性之后，仍然做出行为，而从这些行为中可以明确看出其意思表示是，尽管如此仍然愿意坚持该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假如他在此情形还想要撤销的话，他就是自相矛盾--其撤销权已经消灭。[8]这个规定类似于我国合同法55条第2款。其与"不迟延的做出撤销"构成一体两面，撤销权人知道错误之后，要么"立即"撤销，要么认可，中间不存在让撤销权人根据市场行情做出选择从而使对方承担错误损失的可能。

确定一个数年的固定期间在一些德国学者看来无论如何是与商业需要不一致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根据交易的本质来看合同的有效时间：一个价格易变的的货物销售合同或者马上转售的货物合同，在撤销上必须比土地销售合同要快捷得多。而且，如果撤销期间被固定下来，就会存在错误的一方进行投机的风险，他在撤销前观望市场变化而让对方承担这一成本。德国法上撤销要"立即"进行，即不允许存在归责于该方的延误：是否存在可归责于该方的延误，取决于适当地考虑双方的利益后应合理的允许错误一方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反应。这就保证了必要的灵活性，而然正如通常那样，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法律的确定性[9]。但是也可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以经由第121条第2款的规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因为"自意思表示做出时起已经超过10年的，该项撤销即被排除"。由此可见，德国法关于错误撤销规定环环相扣的巧妙与精致。

比较德国和我国，德国法上可被撤销的错误范围比我国范围要大很多--德国几乎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撤销，我国要求重大错误且造成重大损失。在撤销期间，我国规定了发现错误时起1年内得撤销，德国规定了不延迟的撤销；德国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是在行为作出时起10年内，我国无相关规定。那么，我国的规定是否合理呢？是否会像学者担心的那样：一方面因为没有规定撤销权最长行使期间而使得法律关系过于不稳定；另一方面又因为规定了一年的固定期间而僵化交易和给错误一方投机机会？在具体分析之前，且不妨让我们再观察几个国家或地区立法例：

台湾法上，按照台湾民法典88条规定，可撤销的错误是表意人无过失的表示内容错误（其内容包括交易上认为重要的当事人资格或物之性质）相应的传达错误也可被撤销。可见，台湾民法上允许撤销的错误限制很严格，范围很窄-表意人无过失的表示内容错误才能被撤销，表示人有过失的错误不能被撤销。90条规定因错误表示撤销的除斥期间为一年，且从意思表示作出后即起算。并且错误人要对善意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赔偿责任。可见台湾法上对错误撤销制度本身限制相对较多，可撤销的错误范围本身很窄（意思表示错误场合要求错误人没有过失本身就很严厉，一般而言，错误人都是有过失才会表示错误的，没有过失而发生错误，基本上只能在被对方误解），而撤销期间也很短。这类似于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撤销制度。这似乎台湾民法故意压制错误撤销的适用。

与之相似，日本民法典95条规定了日本可撤销错误范围：非因表意人重大过失引起的错误才能由错误人主张撤销。可撤销错误撤销期间根据124条、126条规定为：撤销期间为自行为时起20年内，过错人发现过错时起5年向相对人做出意思表示即可。可见，日本不允许重大过失引起的错误被撤销，即只允许错误人由一般过失引起错误被撤销，这样的可被撤销错误范围本身是比较窄的，然而对于这些可被撤销的错误，法律对于了相对较长的撤销期间：自发现错误时起5年，且不超过行为成立时起20年，不同于我国法上撤销要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主张，日本民法上错误撤销只要向相对人主张即可，所以相对方一旦接到错误人撤销的通知信赖就应当消失，这不会产生我国法上可能有的一年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状态。

意大利民法典1427-1429规定，可被撤销错误的范围是本质的（1429规定之）显著的（能被相对方知道）的错误，可见这样的可被撤销的错误范围相对比较窄，甚至要交易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错误才能被撤销。按照1442条，因错误的撤销自发现错误时起5年之内得撤销权人可以诉请撤销。可见，意大利民法典只允许很小范围的错误被撤销，但是对于这部分错误意大利民法上采纳了一种尽量让他消灭的态度。而实际上，意大利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错误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相对人都明白了这是错误，交易相对人根本就不产生信赖利益，所以对待这样的错误产生的法律行为，完全没有让他存在的必要，但是基于民法是私法，公权力尽量保持克制不去干涉，所以法律不主动规定这种仅仅是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法律行为无效，而是赋予错误人消灭这种仅仅形式上存在的法律行为的手段，并且保证其永远可以行使。但是对于那些非显著性的错误（对方无过失不知该意思表示有错误），意大利民法上没有赋予其撤销的可能，所以也没有撤销期间的规定。可见，在意大利民法上，对于可撤销的错误做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允许撤销的错误又尽量让他消灭，撤销期间规定也从本质上反应这点。

可见，大陆法系的有代表性的立法例对因错误而可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期间规定长短、模式不一，不能简单评论。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国因错误而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期间长短的规定或是与该国可撤销错误的范围、撤销权行使的方式密切相关的。德国法上撤销权的形式要通过诉讼的途径，为了避免错误人投机和顾忌安全交易的需要，德国人规定了一个"不迟延的撤销"这样一个灵活的撤销期间，并且以10年为限。日本虽然确定了一个固定的1年期间，但是他们的撤销仅以通知对方即可完成，故而他们的拒绝履行表示也能起到撤销的作用。台湾法上规定实际上等于限制了错误撤销的适用，因为一方错误几乎不可能没有过失。意大利法也是如此，它规定可撤销的错误在相对方处根本不会产生信赖利益，故而这样的错误行为也没有保护的必要，所以将撤销期间规定的很宽松，几乎等于随时随地都能撤销。而我国，单从合同法来看可撤销错误范围如此广泛，只要构成重大错误即可，撤销期间规定也很宽松，错误人发现错误时起1年内以诉讼方式行使即可。如此看来，确有当事人投机的可能，这样的规定在错误人本身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尤为不合理。因为错误人基于自己本身的过失（甚至可能是重大过失）而将交易向对方（善意的）陷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虽然误解人要赔偿相对方期待利益损失，但是相对人因此而可能损失的交易机会等往往无法主张，这样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一个有过失的错误表示人牺牲了一个善意无辜的交易相对人，一个具有可责性（过失甚至重大过失）错误人造成的损失可能很大程度上要一个无辜的相对人负责。

但是我国民通司法解释关于可撤销错误范围的规定，不仅要求错误人有错误，还要求因为这个错误造成较大损害。造成较大损害是一种客观结果，这里的意思应解释为确定的将要造成较大损害。因为合同法规定了当事人以自己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以自己行为表示放弃撤销权，解释上即错误人知道自己有撤销权后仍有全部或一部分履行、履行的请求、更改、担保的提供、将合同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强制执行等[10]。撤销权人也不得接受对方履行，以实际行为表示履行既包括主动为履行也包括被动接受履行。据此，如果错误人想要保有撤销权，那么他必须自知道自己有撤销权时起拒绝履行，即撤销权人如果有任何履行的表示或者实际行为，那么就是以自己的行动表示放弃撤销权。虽然我们的撤销权行使要通过诉讼或者仲裁，但是在如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和履行期间有重合，那么撤销权的形式以拒绝履行为前提。故而履行期间内所以较大损害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已经发生的。如果一方自知道自己又撤销权开始观望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撤销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撤销，特别是这个撤销权人又是一个有重大过失的撤销权人，从公平观上我们难免不能接受，但是民通司法解释规定来看，只有客观上造成较大损失的错误才能撤销，也是说撤销权人选择的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本身就是司法解释以及规定了的结果：即使合同是因为错误签订的，但是如果不会造成较大损失也是不能申请撤销的。而这里我们担心的让相对人承担风险的问题，从我国的规定来看是可认为是法律本身就认为交易所应承担的风险。

以上的分析可能有些杂乱，但是这也正体现了我国规定的不统一性，司法解释将错误撤销这一保护意思表示真实的制度添加进了较大损失这个客观因素，造成了整个制度不协调。

关于如何科学构建我国错误撤销期间规定，我认为首先在可撤销错误里剔除较大损失这个客观标准，其次应该根据对可撤销错误范围大小及撤销权行使手段来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撤销期间，他们三者务求配套。如果将可撤销错误范围方的很大，那么出于保护相对人考虑撤销期间合手段上就要要求比较严格，如德国式。如果可撤销错误范围规定很小并且这些错误的法律行为都不能引起合理信赖，那么撤销期间亦可延迟。我们应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规定一个在固定期间内有所弹性的撤销期间。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第三版，177页.

[2] 史尚宽. 民法总论. 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356页.

[3] 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178页.

[4] 马俊驹、余延满. 民法原论. 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195页.

[5] 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178页.

[6] 迪特尔・施瓦布. 民法导论.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

[7] 陈卫佐. 德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8] 迪特尔・施瓦布. 民法导论.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

[9] 海因・克茨. 欧洲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篇6

一、案情介绍

德国建筑商A公司于2005年7月底与我国某特钢生产厂家B公司联系,要求我公司报8万吨钢缆的价格,并明确告知,此次报价是为了计算向某工程的投标,投标于9月1日开始进行,9月8日就可以知道是否中标。同年8月10日,我国钢材生产商B公司向德国建筑商A公司发出正式要约,要约中对成交方式、装船日期、支付方式等内容均作了完整的要求,但要约中没有规定承诺期限,也没有注明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同年8月中旬起,国际市场钢产品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B公司于9月2日给德国建筑商发出传真,提出撤销8月10日的要约。同年9月8日德国建筑商A公司得知自己已中标的消息后,立即向我国B公司发出传真,对8月10日的要约表示接受。我方B公司传真给德国A公司,称我方已于9月2日撤销了要约,因此合同不成立。双方就合同是否成立产生了分歧,争执不下,遂协议提交仲裁。最后,仲裁庭裁决我方B公司对要约的撤销无效,双方合同成立,应履行合同。

二、案例分析

这笔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关键在于我方B公司9月2日对要约的撤销是否有效。

要约是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要约可以撤销,也可以撤回。要约的撤销与要约的撤回不同在于:第一,要约的撤回发生在要约生效之前,而要约的撤销发生在要约生效之后,要约的撤销是使一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要约失去法律效力。第二,要约撤回的通知只要在要约到达之前或与要约同时到达就发生效力,而要约撤销的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不一定发生效力。在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下,要约是不得撤销的。

要约能否撤销,各国法律差异较大,尤其是大陆法和英美法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陆法认为要约原则上是有约束力的。例如,《德国民法典》145条规定:“向他方要约订立契约者,因要约而受约束,但预先声明不受约束者不在此际。”这表明,除非要约人在要约中注明不受约束的词句,否则要约人必须受其要约的约束。此外,如果要约规定了有效期,则在有效期内不得撤销或更改要约;如果要约未规定有效期,则按通常情况渴望得到答复以前,不得撤销或更改要约。但英美法认为,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是没有约束力的,要约人在受要约人对要约做出承诺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撤销要约或更改要约的内容。即使要约中规定了有效期,要约人在法律上仍可在期限届满以前随时把要约撤销。原因是,英美法把要约看作是要约人所作的一项承诺,而如果一项许诺没有得到对方对价的支持,又不是采用签字蜡封形式做成的,它对要约人是没有约束力的。

显然,英美法的这一原则对受要约人缺乏应有的保障,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假定受要约人本着对要约的信赖,进行了承诺的准备工作,如筹款,与他人订立了与之有关的合同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要约人不受要约的约束,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撤销了要约,受要约人就会蒙受损失。

大陆法与英美法在要约撤销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给国际货物买卖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谋求统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这个问题上对两大法系的不同做法进行了调和。该公约第16条规定,在未订立合同之前,要约可以撤销,不过撤销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但在两种情况下要约不得撤销:第一,要约写明了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它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第二,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

本案属于要约不得撤销的第二种情形。在本案中,德国A公司之所以请我方B公司报8万吨钢缆的价格,其目的是根据我方的报价来推算自己应该以什么价格参加工程投标。也就是说,我方B公司8月10日的要约(报价)将构成德国A公司投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方B公司在8月10日报价之后,德国A公司已经根据报价进行了投标。由于德国A公司在向我国B公司发出要约邀请时,已说明此次报价是用于投标,并且投标结果要等到9月8日才能得知。意思就是说,德国A公司只有等到9月8日在获知是否中标的结果后,才能决定是否承诺。因此,德国A公司有理由信赖该要约在9月8日之前是不可撤销的,并已本着对该要约的信赖行事,参与了投标。尽管我方B公司在要约中既没写明承诺期限,也没注明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但因其符合要约不得撤销的第二种情形,即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所以,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我方B公司于9月2日发出传真对其要约的撤销也是无效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国A公司(受要约人)可以无限期的拖延承诺,我方B公司(要约人)会无限期的受要约的约束。按照《公约》第18条的规定,受要约人只有在合理时间内做出承诺,才能使合同成立。而本案中,德国A公司在9月8日一得知中标的结果后便立即向我方B公司发出了承诺通知,因此双方的合同有效成立。

三、规避要约风险的几种做法

(一)要约人要对产品国际市场变动的趋势进行充分预测

本案中,我方生产商B公司由于未能预测到国际市场钢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致使之前发出的要约报价过低,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只有撤销要约。如果B公司能对钢产品国际市场变动的趋势进行充分预测,考虑到国际市场钢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发出要约,给出合理的报价。那么,即使钢产品价格猛涨,我方B公司的报价对自己也是有利的。当然,也不会陷入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境地。因此,在对外贸易中,要约人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时刻了解市场动向,要对产品国际市场变动的趋势进行充分的预测。

(二)必要时,要约人可以采用要约邀请的方式发出“要约”

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发出要约的为要约人,接受要约者为相对人或者受要约人。要约在要约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要约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要约必须是要约人向特定的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订立合同并愿意受该合同约束的意思表示。(2)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其内容能够形成合同内容的主要条款。(3)要约到达特定的受要约人。受要约人应为特定的一个人或多个人。

不具备要约条件的,为要约邀请。要约邀请,也称为要约引诱,是一方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均为要约邀请。但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构成要件,能够构成合同基本条款内容的,视为要约。要约邀请对于要约邀请人和接受人都没有约束力。

由此可见,发出要约的行为是法律行为,即要约一经到达受要约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与要约相比,要约邀请则不是法定程序。要约邀请发出后,未经要约与承诺程序,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为了不受制于要约,同时又不失去订立合同的机会,要约人可以考虑以要约邀请的形式发出“要约”,给自己留有余地,也便于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案中,我方B公司可以在8月10日向对方发出一个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比如,在报价的最后加上一句“须以我公司最后确认为准”,这样,就不是一个正式要约,而是要约邀请。由于要约邀请对双方都没有约束力,我方则不会受此前报价的约束,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动随时调整报价,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失去和对方订立合同的机会。

(三)要约人可以缩短要约的承诺期限

要约的有效期是指要约生效至失效的有效期间。要约有效期的法律意义在于,在有效期内受要约人承诺,合同成立,否则,合同不能成立。要约的有效期也就是要约的承诺期限,它可以在要约中明确规定,也可以不作明确规定。是否明确规定,并不是构成要约的有效要件。凡明确规定了有效期的(即要约的承诺期限),要约在有效期届满前有效;凡未明确规定有效期的,要约在“合理时间”内或“依通常情形在可望得到答复的期间”有效。至于何谓“合理时间”或“依通常情形在可望得到答复的期间”,各国并未界定。原则上,对它的理解和运用依赖于各种事实情况和交易性质,如对口头要约应立即接受;对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频繁的敏感性商品,对其期限的理解应短些,反之,应长些。这样,可以减少因为要约的有效期过长带来的市场波动的风险。本案中,我方B公司如果在8月10日发出的要约中规定了比如5天的承诺期限,那么,到8月中旬国际市场钢产品价格猛涨时,要约已经失效,我方B公司则不会受其约束,也不存在不能按原来的报价履行义务的问题了。

(四)要约人可以撤回要约

为了避免要约生效后给要约人带来的约束力,要约人可以在要约生效前将其撤回。要约撤回后不产生法律效力。撤回要约的原因主要有:1、要约的内容有误;2、情势发生变化,依照原先发出的要约,一旦被对方接受,不便于履行合同义务;3、得知受要约人存在信用危机。如股东正在闹矛盾,或者事实上已处于停业状态等;4、其他可能有损发出要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要约可以撤回。撤回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通知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与要约通知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这就要求要约人使用更为迅速的通讯手段来撤回要约。本案中,我方B公司在发出要约后,如果及时了解到钢产品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趋势,可以立即用更快捷的通讯方式发出一个撤回要约的通知,将要约撤回,就不会受要约生效后的约束。

(五)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

即使要约生效后,如果不能按要约的内容履行义务,也可以撤销要约。但条件是,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要约不得撤销:第一,要约写明了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它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第二,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

第一种情形又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要约写明接受要约的期限”,意思是在要约中规定了承诺期限(也就是要约的有效期)。一旦要约规定了有效期,那么该要约就不可撤销。二是“以其它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不可撤销”的意思表示可以有很多种,最直接和最清楚的方式是由要约人在要约中作一个有效的声明,如“这是一个确定的要约”、“我方坚持我们的要约直到收到贵方的回复”等。另外,还可以从要约人的其他表示或者行为中推断出来。这两种情况只要具备其一,要约就不得撤销。

对第二种情形的掌握相对较难。“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不可撤销”的原因除了要约符合第一种情形(即要约写明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它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以外,需要注意的是,“有理由信赖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和“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这两个条件在判断要约是否不可撤销时,是缺一不可的。只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要约都不是不可撤销的。只有当两个条件都具备时,要约才不得撤销。如果要约人撤销要约,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因此,要约人如果想撤销要约,一定要弄清楚其要约能否撤销,这样才能避免因要约撤销无效带来的法律风险。而本案中,我方B公司如果清楚其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也不会与德国A公司陷入法律纠纷中,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翠圣国际商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7

关键词：恶意串通；合同；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280-01

恶意串通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非法串通在一起，以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的利益为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的串通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利益。恶意串通合同分为侵害国家利益和侵害集体、个人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

一、法律对合同效力的限制

对于合同自由的限制，我们不应该都完全采用公权力强力介入的方式，而应该引入消极层面的私法自治交给了当事人一定的处理自由，从而构成对合同自由多层级的限制。首先是公权力强力干预的无效制度，无效这种否定性评价是坚决不按当事人的意思赋予法律效果，因而无效的合同是自始绝对的不发生履行效力，任何人都可以主张该合同无效，而且无效的确认权在法院而非当事人，即使当事人双方都愿意使合同有效也无济于事。其次交给受害当事人自决的相对无效或可撤销制度，合同的可撤销或相对无效这种否定性评价具有相对性，是在尊重受害人意志基础上的否定性评价。

二、恶意串通合同的效力分析

笔者认为，恶意串通合同实际上是一个动机违法的合同，对于这种合同我们应该首先否认其效力。但鉴于该种合同侵害利益的不同我们对其效力的否定也应采取区别的态度。对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的效力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该种合同不仅与合同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该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绝对地否定其效力。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亦不能成为否定其效力的障碍。而对于损害集体、个人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因为它损害的只是特定人的利益而没有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则要考虑到诸如交易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及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应该更多的交给当事人意思自治，采取次一级别的否定。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5条第1款的规定，对某个具体标的物的处分行为，如果这种处分行为违背了法律规定的转让禁止，而这个转让禁止又是旨在对某个特定人的保护，那么这个处分行为只相对于这个特定的人无效。由此可见，德国法上的相对无效制度的设计，最初针对的是违背保护特定人的关于禁止处分的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后来该概念逐渐被学者们引申为：相对无效指一项效力仅局限在两个人之间的行为，这项行为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人才不生效力，相对于其他一切人则是发生效力，或者法律行为的无效不能对特定的人主张，如不得对善意第三人主张。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只有特定的人才可以主张的无效，称为相对无效。如《日本民法典》第9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7条均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是以无效效果的范围为标准进行的区分，绝对无效不以当事人之间为限，任何人均可主张其无效。

对于相对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关系，我国有学者主张，可撤销是相对无效的两种含义之一。还有学者主张，相对无效制度即是可撤销制度。笔者认为，虽然从最终的法律效果来看，相对无效与可撤销可谓差别不大，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首先，从价值判断上来看，相对无效是指在特定相对人之间无效，这种无效是自始的，在一个法定的时期内，即使当事人不主张，该种合同也是无效的。体现了立法者对这种合同从其一诞生即持一种否定态度。而可撤销合同在当事人撤销之前是有效的或者说是效力不完全的，从立法者对其所持的态度上看比较暧昧，不如相对无效合同制度严厉。其次，可撤销一般针对的是合同一方当事人而言，即在发生相关违法事由，尤其是一方当事人欺诈胁迫另一方当事人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时，受侵害的当事人可以以其意思表示方面存有瑕疵而申请撤销其所签订的合同。而根据相对无效的理论学说，可以主张的不仅仅局限于合同一方当事人，且申请的理由也广泛于意思表示方面的瑕疵。最后，联系到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2项已经明文规定了该种合同是无效合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无效”作出扩大化的解释，即认为该合同的无效可作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两种解释，而非另起炉灶的规定为可撤销，从而维护法律条文的权威和稳定性。

综上，笔者主张，应当根据恶意串通合同所侵害的是国家利益还是集体、个人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认定其绝对无效。对于侵害集体、个人利益的恶意串通合同采取次一等级的干预，认定其相对无效。

篇8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通则》的制定者对法律行为内涵的误读是欠缺社会经济基础的,因而也是不合时宜的,无奈的妥协前已述及,《民法通则》在改造法律行为的内涵时给法律行为披上了“外套”,即将“民事”二字置于法律行为之前。《民法通则》的制定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法律行为”一词已经广为各部门法学广泛使用了。对此,有学者描述道:“随着法律、法律科学的进步,‘法律行为’概念、理论及制度的科学价值日益被其他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学所发现,‘法律行为’概念、理论便逐渐被广泛运用于其他部门法学,出现了‘经济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劳动法律行为’、‘诉讼法律行为’等概念,无形中剥去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原有的民法部门性质,成了各种法律行为的总概念,并且为法学基础理论所吸纳。”[7]225面对这种情况,《民法通则》的制定者不得不在“法律行为”之前冠以“民事”二字,以便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与其他部门法学上的“法律行为”区别开来。

    《民法通则》改造法律行为内涵的后果

    可见,我国民法学界对《民法通则》的做法褒贬不一。本文认为,《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的改造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其一是导致我国无法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学者开展对话,其二是导致法律行为的属性发生混乱。①(一)法律交往的困难如上所述,《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的改造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即“填充”和“添加”。在这种改造中诞生了一个法律“婴儿”,即“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法律“婴儿”是《民法通则》的“子女”,且是举世无双的“子女”。②由于这个法律“婴儿”仅相当于传统民法上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这就很难为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学者所理解。对此,有学者质问道:“法律应当有承继与发展,应当有创造,我们尊重创造者。但是,如果我们的创造完全脱离了其基本的内涵,进而变为连最初的发明人都不认识的东西,从而成为与他人交流的障碍的话,这种创造的价值何在?”[5]178也有学者指出,《民法通则》“人为地割裂与大陆法系法律行为概念的联系……不利于法律交往”[6]479。(二)法律属性的混乱《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的改造不仅造成了学术交流的障碍,也使法律行为的属性发生混乱。上文已论及,《民法通则》的制定者是出于与其他部门法学上的“法律行为”相区别的意图才在法律行为之前冠以“民事”二字的。这种做法的用心虽属良苦,但却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其他部门法学上的“法律行为”是一切能够作为相关部门法调整对象的特定行为的总称,它们与意思表示和私法自治没有任何关系,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也有质的不同,相互之间根本不会混淆。《民法通则》的制定者未明了此中差异,在“法律行为”之前冠以“民事”二字,以为是万全之策。殊不知,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法律行为”是我国各部门法学上的“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与其他部门法学上的“法律行为”在种概念上具有质的同一性,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属概念上。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行为的私法性质。其实,面对“法律行为”一词被滥用的现象,《民法通则》无需对法律行为的内涵进行改造。因为法律概念具有相对性,同一概念在不同部门法学中具有不同含义是正常的,甚至同一概念在同一部门法学内部具有不同内涵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处分”一词在民法学中就具有不同的含义。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事实上之处分不包括在内;狭义之处分仅指处分行为。[8]136-137不过,这种改造再一次证明:《民法通则》制定者的确误解了法律行为的内涵。

    《民法通则》改造法律行为内涵的未来行笔

    至此,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的改造并无实益,且流弊丛生,我们将向何处去?对于此种疑问,有学者主张,应反思《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界定,改变盲目崇拜和一味追求创新的心态,回归传统,并提出了诸多理由。[5]179本文认为,《民法通则》中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具有传统法律行为内涵和外延的法律行为概念,但实质上存在内涵相同、外延大体相同的法律术语,即“民事行为”。因此,我们不需要求助于“法律行为”这一术语,也不存在回归传统的问题,只需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民事行为”进行改造就可以达到目的。(一)民事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民法通则》用了4个条文来规范民事行为,但并未对其含义进行界定。民法学者们的理解颇不一致,大致说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观点认为,民事行为是一切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的总称,不但包括法律行为,也包括无因管理等事实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行为仅指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的表意行为,无因管理等事实行为则不包括在内。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原因在于,该观点不但体现了《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改造法律行为的内涵而产生的弊端。③本文认为,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在内涵上一致,在外延上大体相同,它是法律行为术语在我国民法上的翻版。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规则实例加以证明。规则实例1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上述4个条文是《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民事行为依其效力状态可分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从形式上看,此处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无效法律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不同,前一组概念的关键词是“民事行为”,后一组概念的关键词是“法律行为”。但若从实质上看,二者并无不同。其一,此处所称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都是民事主体所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这一点与法律行为并无不同。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所列法条频繁使用“无效”和“撤销”字样。民法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民法上只有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无效”和“可撤销”,诸如无因管理等事实行为根本不存在“无效”与“可撤销”的问题。其二,所列法条中的无效和可撤销事由同样存在于传统民法上,如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违法,等等。所不同的是,《民法通则》和传统民法对这些事由的评价多少有些差异。比如,胁迫,《民法通则》认为其严重损害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因而将因胁迫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评价为“无效民事行为”;而传统民法则认为这一事由虽然干扰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自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因而将因胁迫而实施的法律行为评价为“可撤销法律行为”。可以设想,如果民事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那么《民法通则》继受传统民法上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各种事由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规则实例2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这个条文是《民法通则》就无权的类型与效力所作的规定。从这一规定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民事行为是与意思表示联系在一起的,与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事实行为截然不同。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条文,因为该条规定的是制度,而的对象只能是法律行为。上述两个规则实例表明,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二者在外延上并不完全相同。从规则实例1可以看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均属民事行为,如果加上有效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民事行为在外延上就包括有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显然,与法律行为的外延相比,民事行为在外延上缺少效力待定民事行为。那么这种效力类型的民事行为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传统民法上的效力待定事由被《民法通则》统合进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中了。如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这一事由,传统民法认为该事由无关公益,且是可以补足的,因而将具有此种瑕疵的法律行为评价为“效力待定法律行为”,《民法通则》则持相反态度,径将具有此种瑕疵的民事行为评价为“无效民事行为”。这直接导致民事行为的外延小于法律行为。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法通则》对某些事由作有别于传统民法的评价的后果是缩小了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空间。比如,在传统民法上,因胁迫而实施的法律行为属于可撤销法律行为,其实质意义在于赋予表意人在撤销与不撤销之间进行选择,更好地实践私法自治,而《民法通则》则将因胁迫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评价为“无效民事行为”排除了表意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二)似是而非的批评一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主张回归传统,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的改造带来了以下四个弊端。但本文认为,这四个弊端都是不存在的。这些学者之所以有此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法律行为”这一术语在我国早已消失的事实,没有注意到法律行为在我国的“质变”,仍然套用法律行为的内涵去评价已然“质变”的中国式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下同)。于是,思虑不周之处就在所难免了。1.无法自圆其说的“合同”部分民法学者认为,以合法性来界定法律行为的属性无疑与合同法的具体规定相冲突。理由是:法律行为是从合同行为、遗嘱行为等具体领域抽象出来的理论,因而法律行为的规定也适用于合同法。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界定无疑也可以统帅合同法领域中的合同行为,即只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算是合同,无效的合同就不能算合同。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却与此相矛盾,因为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不仅包括合法、有效的合同,也包括无效、可撤销及效力待定的合同。乍一看,这种论说似乎颇具道理,但经不起推敲。说“法律行为是从合同行为、遗嘱行为等具体领域抽象出来的理论,因而法律行为的规定也适用于合同法”这句话(以下简称句一)大抵是没错的,但不能由此得出“我国《民法通则》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界定无疑也可以统帅合同法领域中的合同行为”(以下简称句二)这个结论。因为,句一中的“法律行为”显然指的是传统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句二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指的是已经“质变”的中国式法律行为,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部分民法学者考虑欠妥之处正在于此!实际上,按照《民法通则》的设计,与句一中的“法律行为”相等同的术语是“民事行为”,合同法领域中的合同行为当然也应由“民事行为”这一术语来统帅,而民事行为既包括有效民事行为,也包括无效、可撤销民事行为。合同不过是民事行为之一种,当然可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如此一来,《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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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要约形式拘束力；要约可撤销性；要约实质拘束力；要约拘束力排除制度

一、要约拘束力的意义

《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可见要约是订立合同的必经阶段，不经过要约，合同是不可能成立的，要约作为一种订约的意思表示，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学者关于要约的法律效力大约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约仅对要约人产生法律拘束力。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约的效力又称要约的拘束力，是指要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对要约人的效力和对受要约人的效力两方面。第三种观点认为，要约生效后，发生两种拘束力，一为要约形式拘束力，另一为要约实质拘束力。第四种观点认为，要约的法律效力包括三方面：一是要约的拘束力，二是受要约人的承诺权，三是要约人的撤销权。在笔者看来，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并无实质性差别，只是表述不同。要约的效力主要涉及要约生效后发生的两种法律效力，一是对要约人的拘束力，其又被称为要约形式拘束力，指要约生效后，在其存续期间内，要约人就受到要约的限制，不得随意撤销要约或对要约加以限制、变更和扩张。二是对受要约人的效力，要约生效后，受要约人即取得承诺的权利，要约一经受要约人也即相对人承诺，合同即为成立的效力，其又被称为要约实质拘束力。

二、要约拘束力的内容

（一）要约形式拘束力

所谓要约形式拘束力，是指要约一经生效，要约人即受到要约的拘束，即不得随意撤销要约或不得将要约限制、变更和扩张。如果要约是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并且指向特定物的，则要约人不得再向第三人发出同样的要约或者订立相同的合同。要约人在要约后承诺前将特定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第三人，致其给付成为主观不能时，受要约人为承诺后，其合同有效成立，受要约人（承诺人）得依关于债务不履行规定，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对于已经生效的要约，要约人负有与受要约人订立合同的义务。禁止要约人违反法律和要约的规定随意撤销要约及禁止其违反法律规定和要约的规定限制、变更和扩张要约的内容，有利于维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然而，要约形式拘束力的重要内容——要约的能否撤销性问题，各国对此规定不一，是合同上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罗马法不承认要约的不可撤销性，德国19世纪普通法亦然。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争论甚烈，最后民法典的起草者对要约拘束力予以承认，在该法第145条规定：“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的约束，但要约人已经排除要约的拘束力的除外。”认为要保护相对人的信赖以及促进交易便捷，要约应具有拘束力，要约一旦生效，则要约人不得随意撤销要约。在法国民法中，要约是否有拘束力由要约人决定。对此《法国民法典》并无明文规定，但判例学说肯定要约人未表示要约有拘束力的，在相对人承诺之前，可以撤销或变更要约。在英美法中，要约原则上不具有拘束力，在受要约人承诺之前，可以随时撤销，即使要约人在发出要约时表示不可撤销。据此我们可以得知要约是否可以撤销，各国制度不同，英美法原则上肯定，德国民法原则上否定，法国民法则介于二者之间。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6条规定，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如果撤销通知于受要约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要约得予撤销。如果要约明确写明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而且已根据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得撤销。我国合同法借鉴了该经验，于《合同法》第18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笔者认为，允许要约人撤销已经生效的要约，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否则必将在事实上否定要约的法律效力。那么，如何对要约的撤销作出限制呢？我国《合同法》第19条作出了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二）要约实质拘束力

要约的实质拘束力，在民法中也称为承诺适格，即受要约人在要约生效时即取得依其承诺而成立合同的法律地位。一般情况下，只有受要约人才享有作出承诺的权利，其他人对该要约不享有承诺权。是否作出承诺是受要约人的权利，并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可以承诺，也可以不予承诺。只有在强制缔约的形式下，受要约人才负有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的承诺权，有认为是期待权，有认为是形成权，也有认为是一种法律资格。此纯属理论上的争议，不具实益。无论采取何种见解，此承诺权不是合同法第条所称的权利，不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也不是侵权责任法上所称的权利。承诺作为受要约人的意思表示，可以撤回。《合同法》第27条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承诺一经到达即发生效力，合同即为成立，不存在承诺的撤销性问题，合同当事人可依据合同解除规定来解除合同。

关于受要约人的承诺权，笔者认为有重要的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承诺权的能否继承性问题。受要约人死亡时，其继承人得否对要约为承诺而成立合同？关于此点，有三种不同见解：郑玉波先生认为承诺的地位，得为继承。另一观点认为受要约人对要约承诺的资格不属于继承的客体，继承人无法予以继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针对受要约人死亡的情形，不能以要约继续有效为原则，只能就要约的内容根据具体情形来确定要约是否继续有效。也即承诺权原则上不得继承，但若要约并非注重个人因素，则受要约人的继承人得以自己为受要约人而为承诺。上述争议在处理案件时并无太大区别，如甲致函医生乙，请乙为其治病，在要约发出后未到达前或要约生效后未承诺前乙死亡，因为此要约注重受要约人的个人性质，无论采取何种观点，乙的继承人都不得对要约承诺而成立合同。在其他非注重受要约人个人性质的情况下，继承人能否承诺，笔者认为应当视要约人有无与继承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而定，若有此意思，则继承人可以作出承诺成立合同。另一点是承诺权的能否让与性问题。受要约人能否将其因要约而生的法律地位让与第三人，使第三人享有承诺权，而与要约人成立合同？对此，原则上应当可以让与，然此涉及当事人尤其是要约人的权利义务，非经要约人同意，不得为之。

三、要约拘束力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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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同效力 合同形态 约束力 合同责任

合同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行为,是当事人通过交易达到自身目的的重要手段,也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重要原因,合同的效力是与合同有关的诸多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合同的效力问题为切入点,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准确理解立法本意,更好地把握合同效力的实质,实现合同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合同效力的内涵界定

合同的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中最古老的话题。大陆法系国家把“合法的原因”作为合同效力的依据,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认为并非所有的允诺皆有法律约束力,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具有“约因”的契约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从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共识,即:合同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合同效力属于债的法律效力的一个方面,是法律效力在合同关系上的体现。合同作为实现当事人正当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其效力应来源于法律的赋予。分析合同的效力应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考虑,广义的合同效力指已经成立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主要通过当事人自律的方式实现。狭义的合同效力即依法已经成立的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的法律拘束力。笔者以为合同的效力通常即为狭义的合同效力。合同的效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诠释:

合同效力来自于法律的赋予。合同是市民社会的私人行为,其本身无任何法律效力可言,意思自治下的契约自由要求国家法律应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尽可能少地干预合同,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国家须对合同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判,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合同的效力因此而产生。仅有当事人的意志而无法律的强制约束,合同的效力就无从谈起。合同法强调合同须“依法”才会收到法律的保护,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故“成立+合法”是合同产生法律效力的根本原因。只要合同依法成立,不论生效与否均可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三章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根据合同“依法”程度的不同,将合同划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等不同的效力等级和效力形态,并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

合同效力是产生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依据。合同的效力等级体现的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实现的程度和法律的干预程度,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程度和国家意志的一致程度。不同效力等级的合同,其法律拘束力和违法之后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不同的。其中,合同有效包括合同未生效和合同生效两种类型,有效合同的当事人义务即“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是合同的保护效力和救济效力,旨在维护合同的存在,是合同有效的最低效力,违反此类合同的当事人主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生效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违反此类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将可能承担违约责任或合同解除的责任。无效合同当然无效、绝对无效、自始无效,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通过此类合同达到其预期目的,它产生恢复原状和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后果;可撤销的合同的权利人可以选择申请变更合同或撤销合同,但合同在变更或撤销之前继续有效,变更后依新合同执行,撤消后则自始无效,按无效合同各自承担责任。

合同的效力具有双重性。合同的效力包括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两个方面,其中对内效力是对当事人的约束,是最重要的效力作用,是合同效力的根本。具体而言,合同的对内效力包括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当事人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和与合同有关的附随义务、违反合同义务与附随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对外效力则是指合同在约束当事人的同时,赋予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享有某种权利义务。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不仅是对合同内部而言,同时也指向合同外部,意指合同对外的抵抗力,这种对抗力不仅可以对抗第三人,甚至可以对抗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合同效力具有层次性。合同的效力(或称法律约束力)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法律约束力指有效合同的效力,旨在维护合同的正常存在,防止合同当事人利用合同尚未生效的借口随意撕毁合同,其法律约束力包括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依法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的义务等,被称为合同的保护效力;第二层次的法律约束力指生效合同的效力,也称合同的履行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与合同效力有关的概念解析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合同成立指当事人之间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是当事人依自己的意志对合同内容一致性的认可;合同生效则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履行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生效程序,产生了法律约束力,法律对合同作出了肯定评价。合同成立是生效的前提,生效是已经成立合同的法律后果之一,二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尽管合同成立也有法定条件,但这种法定条件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只需要约、承诺的程序完成,具备如当事人、标的和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基本条件,不论合法与否均告成立,是意思自治的具体体现,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而合同生效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是国家法律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对合同的合法性进行评价,从法律的角度决定是否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行为达到其预期目的,因此合同生效与否取决于法律的判断和评价。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当事人仅承担法定义务,生效后则要承担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违反已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违反已经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或合同解除责任。

合同未生效与合同效力待定。未生效合同是指合同虽已依法成立但由于某种法定或约定的原因,合同尚未生效但有生效可能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则是合同成立之后是否生效尚需有关人员追认的合同,效力待定的原因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其年龄、智力和健康状况订立的合同,无权人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以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等。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合同的效力均处于暂不确定的状态,将来都有可能生效;区别在于未生效合同已经具备了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之所以未生效是由于欠缺特别条件或特殊程序,即使不生效也不会无效;效力待定合同则是由于无权、无权代表或无权处分的原因致使合同是否生效尚需有权人的追认,之所以效力待定是由于其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如果被追认则合同有效,未被追认则不发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