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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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实行合并办学，有些原来单纯培养基础教育教师的高等师范院校与其他专业院校合并组成了新的综合性大学。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合并型综合性大学在教师教育发展问题上，应进行以下战略选择：从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教师教育的重要性；正确处理好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加强学科融合，实现优势互补；结合学校整体发展状况，深化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发扬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和师德教育的特色，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实行合并办学，以学科群为主体建立新的院校，有些原来单纯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与其他专业院校合并组成了新的综合性大学。原师范专业学生按照新的校院体制格局，归并入各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学院中，使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在同一机制下运行。这给教师教育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教师教育可以依托综合性大学中多学科、高层次的学术和师资优势，使教师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为培养高水平的教师提供了知识、学术、信息等各方面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又给教师教育带来一些问题和矛盾，即教师教育如何在综合性大学的背景下保持自己的专业特色，营造教师教育的独特环境和文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巩固和发展。本文拟从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的形势和需要出发，结合湖南科技大学教师教育工作实践，探讨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一、合并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面临的形势

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在外部环境方面：其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都给合并后的大学举办高师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把“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作为六大重点工程之一，提出了全面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构建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改革教师教育模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新思路。

其二，我国提出到2020年要普及高中教育，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高质量教育的关键是高质量的师资，提高师资素质的关键是搞好教师教育。

其三，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非常需要一大批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水平师资。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依托综合性、多科性大学举办高师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内部发展方面，合并办学后，传统高等师范学院的封闭性被打破，在全新的、宽广的教育环境中，教师教育具有了扩大专业规模、提高办学层次、改善学术氛围、拓宽学生视野的客观优势依托。但同时，合并型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一是教师教育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要受到大学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制约；二是原来长期形成的教师教育氛围和文化精神要受到合并后的大学校园文化的冲击；三是由于工、管、师等各科人才的培养成本不一样，新生入学时的收费标准不一致而带来的经济收入的差异，都不利于在合并大学内优先发展教师教育，合并后的大学加强并发展教师教育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困境。

教师教育的现状与未来的需要也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高师课程体系存在以下问题：学科独立，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缺乏整体优化；各类课时比例失调，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课程内容重复，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师范性不突出，职业技能训练不足；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们尚缺乏教师教育的整体观念，对教师行业的师资培养缺乏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师资培养并没有把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师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从而导致教师规格不高，培养和培训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衔接不够，导致教育资源的整合程度不高。教师教育主要针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需要专门的行业内培养；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缺乏衔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辐射与职业教育师资的养成缺乏衔接，教师的双专业特征没有能够体现，不利于教师资源的整合。

合并后的湖南科技大学保留了原有的师范专业。学校一方面要提升学科水平、提高教师教育毕业生的竞争能力，因而要追求教师教育专业的学术性和综合性，教学内容向综合性大学靠拢；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教师教育的传统，依托优势的学科资源，使教师教育办出新的特色。这样，如何在新形势下办好教师教育、教师教育如何发展等战略问题就现实地摆在了学校面前。

二、合并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的战略对策

1．从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尽管合并后的大学内高师教育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师范教育在我国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变，他们为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的信念不变。”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看，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实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的增大，必然引起中小学教育规模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教师需求量增加。合并办学的综合性大学应把握现阶段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尚需依托教育人才市场的时机，加深认识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在学校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要从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确定教师教育的战略位置。同时，努力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并努力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中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需求，把师范生培养成具有高尚的师德、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科专业知识、较强的应变能力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努力创建学校品牌。

湖南科技大学自合并之始就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对于学校发展的战略地位，专门出台了《湖南科技大学加强教师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教师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顾问，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任组长，另一名副校长任副组长，教师教育工作相关的职能处室和教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教师基本技能、现代教育技术、艺术三个研究小组，分别由教务处处长和人文学院、教育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和研究小组组长。

注重加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在学校教研经费中拔专款积极支持教育类课题的立项与申报工作，使教师教育研究常规化并提高针对性，以课题研究带动和提升教师教育整体水平。同时，每年从教学经费拔款中安排专项经费，逐步建设好教师教育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训练的物质平台。所有这些，为学校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正确处理好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加强学科融合，实现优势互补。我们认为，传统的教师教育在封闭的体系内完成，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较单一，往往只有教师教育一类专业。随着师范院校的合并，教师教育体系逐步开放，师范院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师范性”和“非师范性”的界限，加强学科融合，实现专业设置多元化，拓宽专业门类，同时注重建设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贴近社会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样，教师教育培养途径宽广、基础深厚，除了能不断扩大高师院校的服务范围，增强师范院校的社会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般来说，我国现阶段师范院校的合并一共有三种类型：一是相近规模的非师范院校和师范院校合并为新的综合大学，如湘潭工学院和湘潭师范学院合并为湖南科技大学；二是小型师范院校并入相对较大型综合院校，如宁波师范学院并入宁波大学；三是小型非师范院校并入相对较大型师范院校，保留师范大学的校名，如浙江财政学校和金华铁路司机学校并入浙江师范大学。其中，前两种类型的合并为师范院校创造了较大的学科融合的空间，在第三种类型中，由于合并进来的院校的学科水平层次较低，很难和师范院校原来的专业进行合作，师范院校合并后的学科融合困难较大。湖南科技大学开展“大学加师范”的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实践，使教师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注重教师教育师范性的同时，加强了学科的融合和优化重组，打通专业限制，由相关专业、学科组成18个学院，所有教师教育专业分置于相关学院之中。这样就利于消除传统教师教育中过于封闭的弊端、实现综合性大学背景下的教师资源和学术资源共享，从而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水平。一是在学科门类多、办学规模大、学术层次高的综合性大学中进行教师教育，可以依托综合性大学中占优势的学术资源和师资条件，可以大大地增强教师教育的力量和条件，从而扩大教师教育的内容和范围，促进教师教育专业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教师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二是将原来教师教育中比较单纯的教育性专业融入到现在的学术水平较高、学科空间较大、师资力量较强的学科群之中，师范专业的学生和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学习专业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打破了传统教师教育中封闭性的教学体系，提高了教师教育的教学层次。特别是学术性发展目标能够开阔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他们研究问题和创造性思维的意识，增加他们的学习实验和社会实践机会，有利于提高教师教育的学术水平。三是由于学校具有多学科、高水平、强师资的优势和长处，因而综合性大学中的教师教育，容易实现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之间的学科互补、交叉影响和有机融合，既有利于教师教育专业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综合性知识结构的提高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阔的基础和知识条件。四是由于学校比单纯的师范院校办学规模大、学术层次高，能够为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许多适应社会要求的课程和专业，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提供许多实践和锻炼的机会，帮助教师教育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专业结构和方向，为教师教育专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和空间。

同时，为了突出教师教育的管理和特色，防止教师教育“师范性”的弱化和湮灭，学校专门成立了教育学院。作为教师教育工作的重要业务单位，教育学院负责了学校课程教学论硕士点(涵盖了若干教学论方向)和专业教育硕士的管理，并承担教师教育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在办学思想、教育目标、学生培养标准和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等方面，学校重视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特点，将师范专业的学生和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区别地对待，按照相应的不同标准、水平和方式进行教学、训练和管理，加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思想的教育，使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特点得到凸显和发扬。

3．结合学校整体发展状况，深化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首先，拓宽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拓宽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是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教师的职业特点要求其知识结构比一般专业人员更加宽广，蓬勃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要求教师具有更高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能力。综合性大学有齐全的学科门类，有利于在广阔的学科背景下培养师范生，但必须找到多学科优势与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的结合点，运用这些优势有效地拓宽教师教育专业的专业口径，实现学科渗透、文理交融，努力增强教师培养规格的综合性。

其次，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加快课程建设步伐。课程体系改革是加强教师教育建设的关键，必须加快教师教育类课程改革的步伐。其着力点主要是：第一，进行课程结构改革，更新充实课程内容。第二，加强教学设备的更新与科学管理，尽快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第三，要以评促教，变革教师评价模式。再次，改革培养模式，逐步构建新的培养模式。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分段培养模式，如“3+l”、“2+2”、“4+1”等，特别是有过合并办学经历的国内各综合性大学，近年来在总结和探索教师教育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时，纷纷把视点落在分段培养模式上，并认为，从现阶段我国高师本科学制的实际出发，以在四年制的前提下考虑不同的分段组合比较适宜。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形成规律及课程自身的结构特点，借鉴国外综合性大学办教师教育的经验，我们认为，现阶段实行合并办学的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是否可选择“3+1”的分段制培养模式。

湖南科技大学注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凸显综合性大学下教师教育的新特点：

第一，创新培养模式，适应不同人才的发展需要。根据教师的双专业性质和学生的不同需求，积极探索教师教育类专业培养方案的“3+l”模式及部分非师范类专业培养方案模块化，努力提高教师质量规格和专业化水准。“3+1”培养模式即前三年在各院系进行专业养成，后一年进行专门的教师技能训练，享受师范生的待遇。培养方案模块化即非师范类专业在第四年都安排一个教师培养模块和专业深化模块供学生选择，以发挥非定向型师范的学科优势，并培养各种类型的师资(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的师资)。

第二，优化课程结构和内容，提高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教育类课程主要由教育理论课和教育技能课两部分组成。教育理论课开设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和职业道德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教育技能课开设教师教学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学科教材教法、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学生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师基本技能训练等。通过调整，逐渐使教育类课程达到了总学时的20％左右。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大了师范类专业的师德教育；公共基础课的内容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选择，做到有用和够用；选修课程合理规划，有利于满足专业加深、专业转换或职业适应等需要而系统开设，以利于促使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同时，学校协调好了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工作，加强了教师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推进教师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加强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发挥CAI课件和网络等媒体资源的作用，实现多种媒体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

第三，加强教育实习，增强实践教学实效。教育实习是教师职前教育中强化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学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基本途径。为了切实增强实习的实效，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强化教育实习：一是加强实训基地和附属学校建设，建立了30所比较稳定的实习学校，每年投入一定建设资金，使其成为教师教育的实训基地和改革阵地，创造条件保证低年级学生每年都有一定的时间到中小学见习，增加师范生对未来职业的感性认识和归属感；二是增加试教、模拟实习的机会，充分利用观摩教学录像、“微格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丰富和充实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真实情景感受；三是延长实习时间，逐渐探索10周乃至一个学期的实习模式，让教育实习真正成为培养高素质教师的重要一环；四是采用“校内教师+校外导师”相结合的模式，聘任校外有丰富基础教育经验的教师担任专业发展导师，充分利用校外导师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导学生开展专业拓展活动。

第四，改善育人环境，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一是充分调动教职员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积极性，尤其要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示范作用。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二是积极引导师范类学生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学会理性地分析、对待和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在生活中养成健康的人格。三是针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教育、了解教育、热爱教育，引导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优良的团队精神和求真务实、敬业奉献的职业素养。

4．发扬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和师德教育的特色，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师德教育和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使教师教育的重要特征。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培养的中小学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良好的育人氛围和行之有效的师德培养体系，是我国教师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开展必要的教师技能培训和教育实践活动，使师范生具备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职前培养不可缺少的内容。目前，在一些合并组建的综合性大学中，对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有所放松，师德教育也有所淡化。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要积极探索在新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模式下进行师德教育和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当然，师德和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也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内容和方式，应该不断改革，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基础教育改革对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高师应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对基础教育改革的了解、研究和参与。当前，一些合并组建的综合性大学与基础教育的联系有所减弱，师范生与中小学接触的机会有所减少。这种现象不利于培养适应基础教育改革需求的教师，不利于教师教育自身的改革。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的动向，积极参与改革实践。要根据中小学课程改革的需要，调整教师教育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适应性。要对师范生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加强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要强化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实践环节，引导师范生尽早接触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

湖南科技大学的前身湘潭师院有几十年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历史，它凝集了几代人在教师教育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合并形成的湖南科技大学具有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为创办教师教育提供了更加厚实的学科基础。从全省教师教育的综合实力来看，前湘潭师院作为湖南省第二大师范院校，在全校人才培养的实力方面比较具有优势，具有教师教育的良好传统。这是发展教师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合并以来，湖南科技大学发挥教师教育专业的传统优势，强化师范性。

第一，学校继续坚持教师教育专业思想教育。进一步发扬长期以来实施的“虚心、安心、放心”为核心内容的“三心工程”，将“立足基层、服务基层”定位为学校办学特色。这里蕴含、积淀着一种独特的教师教育文化，使学生在学习中能获得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专业思想得以保证和牢固。

第二，适当安排教育科学课程和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加强了教育类课程自身内容结构的改造，突出课程内容的理论性、时代性以及对实践的指导性，尤其增加了教育实践课程内容。尝试适当提前教育见习时间，让学生提前接触中小学教育实际，及早地做好适应性调整，树立角色意识，以便有较为充裕的教师素质自我塑造时间；适当延长教育实习时间，让学生比较充分地在实习教师岗位上得到锻炼，为初步积累教育经验奠定工作基础。

篇2

关键词：农村学前教育；问题；机遇

一、提高认识，增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责任感

1.明确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良机，以办农民满意的幼儿教育为宗旨，依照“十一五”规划，紧紧抓住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诸要素之间、基础教育内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存在的矛盾，以公平优先、均衡发展为策略，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合理引导乡镇、村和个体园的功能发展，尊重和把握儿童身心特点，使其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幼儿教育健康发展。

2.利用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幼儿园

当前是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良好时机。首先，国家实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减轻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又创设了乡镇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客观条件，使其能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和支持学前教育；同时乡政府还可调动村级兴办幼儿教育的积极性。其次，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之后，闲置了一批校舍，可以通过就近合并、强弱联合、新建扩建等措施，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为学前教育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这样，政府在办好骨干园的同时，遵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个体、民办幼儿园。所以，政府要针对农村实际，制定实实在在的支持社会力量办园的政策，根据教育成本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在登记注册、分类定级、教师培训、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于政策倾斜，做到与政府办园一视同仁，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3.树立正确的儿童教育观

正确的儿童教育观，一方面，把儿童看做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主体，而儿童的潜力只有在与适当的教育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幼儿的特点来看，幼儿是在真实的自然和社会情境中成长起来的，影响其行为习惯养成和智力形成的各种不同因素在作用上具有一定的均衡性。另一方面，贯彻“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原则，就必须严格把握教育对象是学前儿童这一基本特点，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既对幼儿提出统一的教育要求，又注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有所提高，得到发展。

二、统筹规划，建立机制，加强管理

1明确管理责任

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规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自己承担的管理责任，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具体负责拟订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动员并组织各方面资源举办幼儿园，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各类幼儿教育机构的管理，负责幼儿教育科学研究和对各类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建立视导和评估监测制度，组织培养和培训各类幼儿园园长、教师，做好园长、教师的考核和资格认定工作，办好示范园和骨干园，认定和指导社会力量举办的示范园，等等。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干部，教研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教研人员，乡镇也必须设有幼教辅导员，对幼儿园进行管理。

2．设立民办幼儿园管理专项基金

对民办幼儿园发展好的乡镇村，县里要设立专项经费，定期划拨，支持其发展。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主要用于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支付教师工资等，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民办幼儿园搞摊派和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以确保办园投资主体能取得合法回报，保护其办园的积极性。

3切实加强对改制的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对已经改制的幼儿园，绝不能一改了之，不闻不问。教育行政部门同样要加强管理，跟踪调研，时刻关注这类幼儿园发展的状况，要结合本地区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改制问题深入研究。

三、遵循规律，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1.认真贯彻《纲要》精神

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农村幼儿园提高保教质量的指导性文件。各乡、村教育部门和广大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要认真学习贯彻《纲要》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转变幼儿教育观念，并将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渗透在幼儿教育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2.优化幼儿园(班)环境

首先，要改善农村幼儿园的物质环境。物质环境的改善应与教育目标相一致。为此，应鼓励教师和幼儿一起布置环境。其次，要创设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再次，要建立互助友爱的同伴关系。幼儿园(班)是幼儿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幼儿在班级中，不仅模仿教师的言行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从同伴身上获取社会交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师要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大幼儿交往的范围，增加幼儿交往的机会，以提高幼儿交往的能力，进而形成并巩固幼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同伴关系。

3．科学安排幼儿一日活动

幼儿园(班)的保育和教育任务是通过一日生活来实现的，因此，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生活和各项活动(游戏、上课、休息、饮食、睡眠等)的顺序和时间，对于保证幼儿有规律地、愉快地生活和活动，就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动态、静态活动适时替换，室内、室外活动交替开展；全班活动、小组活动和个人活动相结合；体、智、德、美教育活动相统一。

4．发挥县、乡两级示范幼儿园的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示范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和导向作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观摩活动，具体指导其他各类幼儿园的教育行为。其次，要加强对幼儿园日常的管理和检查，重视安全、卫生和环境治理，特别要重视对幼儿园危房的检查，不得含糊。

四、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素质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事业，要根据“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幼教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与造就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其专业水平。可采取统一培养、短期培训、巡回指导等方式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实践证明，建立由县幼教干部、乡镇辅导员(或乡中心幼儿园园长)等组成的较完善的领导体制和业务辅导网络体系，对培训幼儿教师是卓有成效的。这样可以对幼儿教师实行逐级管理和进行全面指导；活动中以乡中心幼儿园为龙头，成立教研组，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集体讨论、备课，共同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方案，组织观摩、评估活动，进行经验交流，以老带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五、为学前教育立法，为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国家颁布与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教育法》所规定的4个学段的学制教育中，还没有为学前教育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学前教育的地位明显不高。由于学前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极易受社会变革的冲击，直接影响到学前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九五”期间，国家在学前教育政策上又过分强调实行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出现了出卖公办幼儿园的现象，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办幼儿园办学机制失去了政策保障，部分地区农村学前班的教师也失去了正式的国家编制，造成了大批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流失，很多学生不愿意报考幼师学校、不愿意从事幼儿教师工作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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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制度政策是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能够保障义务教育可持续地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应该包含以下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投资保障制度、绩效管理制度和资源共享制度。浙江省各级政府近年来从制度政策这一环节入手，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把教育政策、资源重点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困难人群倾斜；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建立新的教育导向机制；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质量评价机制。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义务教育和谐、健康、均衡发展。

近几年来，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从制度政策这一环节入手，加强有利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设计，为保障义务教育公平、民主的政策环境，促进义务教育和谐健康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思考与探索。

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性认识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化解义务教育多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手段。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握宏观，循序渐进。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深刻体会到，一个能够保障义务教育可持续地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应该包含以下关键性的制度安排。

首先是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增长满足可持续均衡发展的长期需求，无疑是实现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最为关键、也最为迫切的制度建设。如果没有一个更加稳定而有强制性的制度保障，仅仅依赖于政府的相机选择，实现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绩效管理制度。由于政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府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导向的绩效管理制度，对于实现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就是一项关键性的制度建设。

再次是资源共享制度。为了实现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提升公共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动态效益，必须在义务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建立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共享制度。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出台缩小差距的具体政策，更需要观念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和系统的制度设计。有鉴于此，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探索多样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模式，重点在保障体系、教育管理机制等方面做文章，着力推进城乡教育、区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改革尝试

浙江省将跨越式发展与均衡发展相结合，通过跨越式发展来推动均衡发展，在发展中形成高位均衡，实现了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形成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特色。

（一）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基本决策：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证义务教育起点均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其主要内涵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使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大体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以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普及性和基础性。可以说，浙江省在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今天，各级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义务教育办学的主体是政府，学校的校舍等一些硬件设施投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相对均衡的办学条件（无论是农村或者是城市）。而这一认识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即是政府要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一种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方面，浙江已涌现了不少典型。以宁波市江北区为例，江北区是宁波市三个老城区之一，2002年江北区政府实施了“以区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将全区所有农村中小学上划区本级管理，同时将全区所有公立中小学财务及预算外资金实行统筹管理，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城乡教育的统筹。

2007年，浙江省教育厅还推出一项新举措，首次决定对杭州、宁波等11个设区市的教育局进行以“教育科学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业绩考核。此次考核，总分为350分。重点考核各市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方面的情况，共设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情况、素质教育情况”等3类指标，30个子项目。对全市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爱心营养餐等没有做到“应助尽助”的，在该项考核中不得分；如果农村中小学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生均办学条件比城市中小学低，相应的项目即为零分，以引导各地缩小区域内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打造和谐教育。

（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政策焦点：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重点抓好义务教育的薄弱环节，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最薄弱环节在于农村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农村学生、贫困家庭子女和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相对较低。要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就要切实解决农村教育和弱势群体教育问题，追求教育公平这一原则。浙江省把教育政策、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困难人群倾斜，以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教育的差距。浙江省针对农村中小学和弱势群体的重点倾斜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免学杂费。浙江省现有各类中小学校9129所，在校生673.5万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后，各级政府每年落实经费11亿元，其中省级财政承担4.6亿元，各县市承担6.4亿元，513万全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第二，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为改善全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的教学生活条件，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浙江每年投入约9.4亿元启动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爱心营养餐工程、食宿改造工程、教师素质提升工程（面向全省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

第三，扶持五类弱势群体教育。特别关注贫困家庭子女入学问题、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残疾儿童少年教育问题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问题，关爱心理和行为有偏差、学业有困难的学生。目前，有49万经济困难学生受到政府资助；有3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爱心营养餐。浙江全省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数65万人，入学率达到96%。

浙江省上述政策相继付诸实施，使得义务教育原有薄弱环节得到有效弥补，城乡教育差距得到显著改善。

（三）推动中考招生制度改革：以招生制度为杠杆，建立新的教育导向机制，推动初中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正

中考招生是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环节，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百姓工程，政府作为教育制度的设计者，必须把握教育现状，针对新时期新矛盾，建立新的引导机制，构建新的教育秩序。2007年之前，浙江省内大部分重点高中实行考试选拔制，从2007年秋季开始，全省重点高中招生推行“分配制”，即把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初中学校。实行“分配制”后，各重点高中将拿出部分招生名额分配到各个初中学校。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的要求，从2007年开始，3年内分配比例要提高到重点高中招生数的50%以上。在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时，将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参加初中升高中的人数、中考优秀率和中考合格率这四个指标作为分配的主要依据，将几个指标结合起来，设计一个数学模型，最终计算出各学校的分配指标。

以指标分配取代原来单纯的升学考试竞争，淡化校际间的恶性竞争；以学校办学综合实力评估确定指标分配，引导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改造学校硬件设施，引导学校端正教育思想，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全学科平均分确定指标分配，引导教师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中下生的发展；新的招生制度使每所学校均有重点高中指标，从终端上保证初中教育的出口公平，以此吸引优质生源，拉动教育过程优质化，引导家长安心当地、就近入学。以上就是推动初中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正的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思。

（四）增进教学质量监测机制改革：关注后20%学生，并以评价考核为抓手，引导学校树立正确的质量观，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惯性影响，一些地方和学校还存在仅仅以分数、升学率高低论英雄，重视少数尖子学生，忽视对大多数学生培养的倾向。浙江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教育不能轻言放弃，对学习有困难、心理行为有偏差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重点监控各地各校学生群体中“后进”学生的比例，了解掌握学习成绩在后20%的学生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后20%学生与前20%学生之间的差距变化情况以及后20%学生的学校分布变化情况。对学习成绩在后20%的学生分布较多的学校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原因，研究对策，切实解决教学薄弱学校存在的问题，帮助学校端正办学思想，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例如，金华市为了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平等，通过对2006年初中阶段学业考试成绩后25%学生的研究与分析，着手构建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并与新课程理念相符合的现代教育评价制度。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改革和完善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质量评价办法，将学业考试成绩后25%的人数比例情况作为对学校综合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示范性学校、师德群体创优先进学校评估一票否决的指标；建立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后25%的人数比例的监控和通报制度，每年9月份在金华晚报教育版、金华教育网站公布各初中学校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后25%的人数比例的情况。

上述政策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有效地缩小了义务教育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促进了义务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推进了教育公平。据2006年统计，浙江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99%，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比例为99.99%，初级中等教育适龄少年入学率为99.72%，三残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98.5%。

三、推进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浙江省的实践探索充分说明，只有从制度政策这一环节入手，针对新时期新矛盾，把握义务教育现状，建立新的引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是发展的、动态的、相对的，因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性课题。要推进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各级政府部门仍应强化保障机制建设。在现阶段，我们尤其是要选准突破口，围绕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进行多样化模式的探索，重点应在内涵层面考虑。笔者认为，为推进各地义务教育可持续均衡发展，当前可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加强对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考核力度，加强政府对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规划统筹、经费保障和政策导向。各省有关部门可择机研究出台有利于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导向性指标。

第二，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等级评估、教育创强中关注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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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的艺术教育的发展较为迅速，但伴随着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两种错误的思想理念始终在艺术教育领域里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艺术教育的发展。一种理念认为，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是中国传统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都要强于西方，都要优于西方。这样的教育理念在音乐教育过程中，逐渐产生一种排外的错误倾向，僵化、保守的思维贯穿教育始终，不利于学生对艺术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另一种理念认为，西方的艺术，西方的文化是优秀的，欧洲的古典艺术，西方的流行艺术都是世界最先进和最文明的，是世界艺术发展的顶级之作，而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是极为落后的，无法和西方的艺术文化相提并论。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使受教育者无形中会产生某些自卑的情绪，对中国古典艺术文化甚至是当前中国的艺术文化都会盲目的悲观失望，对受教育者自身成长更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受这两方面错误思想理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西方先进的艺术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阻碍了我们对中国本土优秀的传统艺术文化的继承和理解，致使我们在艺术教育和艺术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和失衡。

二、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萎缩甚至停滞的状态。在某些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教育少之又少，在理论学习或实践参考方面，都是以西方艺术文化为主体，即使有一些中国传统艺术教育，也是相对凌乱和不完整不系统的，这样具有很大倾向性的艺术教育是难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目标任务更是无从谈起。在外国艺术课程的设置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虽然有的院校开设了世界艺术等相关课程，但更多的课程教育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流于形式，长期停留在起步阶段，例如，在艺术史、艺术欣赏、基本乐理等方面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内容，并没有完整的融入世界艺术体系的框架之内，缺乏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等相关内容，这样，使得学生们对西方的艺术缺乏必要的理解和把握，对相关内容更是一知半解，一头雾水，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三、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外，艺术教育是十分注重学科体系建设，各类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他们的教学大纲的设计、各类教材的选用、各等级师资的选配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整体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展现的是各院校自己独有的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各具特色，所以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就业市场当中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在我国，教学内容较为僵化，课程、教材的设置及选用相对单一甚至趋同，教学大纲的设计和相关教材的编写不是十分严谨和科学，所以导致了教材内容较为粗糙，教学质量不高，各院校特色不鲜明，出现了无论是艺术院校还是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都呈现出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方向、统一的特点等景象，这对于教学的深入开展和科研的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利的。“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多的是无差别、无特色，就业问题较为严重”。此外，我们在艺术教育的教法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问题，例如，更多的时候坚持以教师为中心，教师的单纯讲授为主，采取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照抄照搬国外或其他院校的教学模式等，这样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分强调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对教师自身所处教学条件、学生状况等各个方面的深入思考，使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四、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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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以及大量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这是21世纪相当长时期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调整时必须考虑的关键环节，它的发展关系到行业和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

（一）21世纪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必将对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初中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们国家目前并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面临着加快实现工业化和迎接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从经济发展形态来说，目前全国实质上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处在萌芽状态的知识经济等多种状态并存的状况。不同的行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生产组织方式、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都很不相同，对人才的层次、规格、类型的要求也是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是我们研究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依据。最近，我们组织了8个包括农业、电子、电力、冶金、建筑、铁道、商业、金融等不同的行业领导部门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分析各个系统人才的整体结构，并且注意他们合理的配比关系。结果表明，科学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能进入世界高新技术前沿攻坚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的科技带头人以及高级管理人才，在行业和企业发展中起统帅、引导作用，这类人才在人才总量中虽然只占少数，但他们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乃至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准，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不足，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和人才培养，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还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在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型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在当前仍然还是我国教育结构中的薄弱部分，它使我国大量先进技术只能停留于样品、展品而无法转化为产品。同时，任何时期也不能忽视劳动者也即大量操作人员的培养。人们可以从外国买到科研成果，但买不到生产的质量，这是靠生产者的技术、知识和正确的劳动态度创造来的。在这方面，本文拟多用一点篇幅。以农业生产为例，全国种植业生产的人力结构，目前仍以两亿农户为主，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当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也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调查，按农户的经营规模、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企业型农民。这些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程度较高，他们所受的文化与专业教育的程度也较高，大部分是中专和大专生。这是未来农业劳动者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为数还很少，仅占10％左右。（2）技术经营型农民。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较高，产品有较大的专业性和商品性，接受新技术能力强，是农村采用新技术和进行专业生产联合体的骨干。这类农民的素质，一般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具有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操作及经营能力。1998年这类农民的数量约占20.2％。（3）初级技术农民。他们具有当地农业生产的一般知识和掌握一般的生产技术，能在上述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下，较快地采用新技术、新成果。这类农民应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并经过一定的农业推广培训和应用技术的学习与实践。此类农民在相当一段时期仍是多数。（4）普通农民。是指较多地使用传统生产经验和知识技术的生产劳动者，目前一般是小学毕业或文盲。其数量将逐年减少，到2010年都应达到初级技术农民水平。1999年，我国农业劳动者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5％（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半文盲占46.75％）。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日本，农民中受过高中阶段和高中后教育的已达80％以上。在提高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方面，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二）从我国各行业现有人力结构学历水平来看，初中及以下阶段学历层次从业人员还占较大比重，对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全国6.79亿从业人口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占73％左右，同时还存在10％左右的文盲率。这两者所占比例高达83％。以铁路运输系统为例，到1997年底，受过大专、中专、技工等专业技术系统训练的仅占26.5％；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仍高达42.3％以上。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提高在职人员的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发展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从当今世界情况看，根据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28个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11个国家共39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初中后分流(即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两种)的国家和地区有29个，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等等；高中后分流的国家有4个，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小学后分流的国家有5个，包括爱尔兰、墨西哥、菲律宾、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学教育的学制为八年）。这些都说明，当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需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忽视或者削弱中等职业教育将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大力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和相当长时期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

（一）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以及我国正处于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学龄人口的高峰，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显得更为紧迫。

去年初中在校生已达到5811万。根据1999年当年的统计资料，全国有1589万初中毕业生，尽管当年普通高中招生增长10.23％，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共招生779万，其中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383万，将近1/2。特别是高等学校当年招生年增长率高达47％。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810万初中毕业生（占初中毕业生总数50％以上）和174.5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和高等学校，需要在就业前进行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因此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和繁重的。

（二）在业人员和非在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任务将十分繁重。

前面已经谈到全国6.98亿从业人口文化程度总体上较低的状况。另外，据1995年的统计资料，全国尚有近两亿16岁以上不在业的劳动力人口，约有1500万人有寻找工作的要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他们不同的志趣、爱好和特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他们个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而且对促进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首先要转变对人才的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究竟什么是人才？则有不同的人才观。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5月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这些不同类别的职业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服务、不可缺少的社会活动，并都具有相当长时期的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这些不同的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同志最近强调指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和社会成员来说，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强烈的责任心，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无论在哪一行，都会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都会对社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成为人们尊敬的人才。有位教育家总结数十年教育工作的经验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我认为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树立新的人才观，首先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任务。当今世界，在教育观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或者革命。教育的空间已由学校扩展到家庭、社区以及工作场所，教育的时限已由在学校学习，延续为每个人的一生。教育的价值不再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能否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把成才之路铺在每个人的脚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如此。

（二）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学习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使职业教育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应当进行改革。这里我想突出强调两个问题。

（1）要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办出特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择业观的教育，使学生有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做有觉悟、有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和各类技术、管理、服务人员的志向和意识；要大力加强和企业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紧密联系和结合；在教学工作中重视对学生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新技术能力的培训。

（2）根据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化比较大的特点，要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们一生的工作接收继续培训和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努力构建和发展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员对学习多样化需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从初中阶段开始，就把职业指导作为学生的必修课。1991年6月美国劳工部发表了《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报告。该委员会对所有学校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无论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还是计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都应获取五种基本能力(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能力、运用各种技术的能力)和三部分基础(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对这八项都制订了详细明确的标准。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用人部门对包括普通高中学生学习的要求。不少国家的初别是普通高中都相当普遍地开设各种职业选修课，以满足一部分学生进入社会的需要。同时，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有经过中间教育机构的文化补习，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的机会；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也有通过一定的教育机构的培训进入社会就业的机会。逐步缩小中等教育阶段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差距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对我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对我们来说则是十分紧迫的。

（四）积极发展非正规(非学历)职业教育。

我国当前初中和高中后教育结构存在某些混乱，同社会需求存在某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之一是教育结构中过于学历化的倾向,加之教育管理又常常以学历教育规范各类教育，这就促使许多本应由非学历教育承担的教育培训采取了学历教育的形式，造成了教育结构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从业人员中，需要在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化基础上通过正规学历教育就业的只是一部分，相当数量的则只需要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我国江苏阳光集团、三毛集团是我国最大的现代化的毛纺集团之一，企业的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年销售额连续几年都在一亿元以上，从人员构成来说，三毛集团职工6000人，其中生产第一线工人有5000人，据这个企业的总经理说，由于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对工人在操作上的要求比较简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初中毕业生经过三个月培训，就可以上岗。这个总经理诙谐地说，如果招大学毕业生做这个工作，不仅对这些学生是大才小用，而且这个企业也会因生产者没有积极性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终身教育思想的实施，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广泛和多样，单一的学历教育不可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教育需求。在普及基本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各种非学历非正规教育，是适应社会对教育多样化和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趋势,应该确立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五）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并为构建和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社会化、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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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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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市场；技能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且对缓解目前就业压力、以教育扶贫、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

1.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就工业化进程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企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完全转到依靠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资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大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造成企业注重劳动力价格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甚至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为了减少支出，出现减技术工用普通二，减高工资用低工资现象。“先培训后就业”和“持证上岗”喊了多年却难以真正执行、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从经济结构上来说。我国是典型的先进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具有无限倾向。无限劳动力供给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卒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结果。同时，人口过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机构改革，也是形成无限劳动供给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现象的长期存在使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苛刻的外部环境。从价值取向上来看，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影响，很多家庭往往把读书当作子女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并不是把教育当作一种就业的手段。中等职业教育则是培养有一技或数技之长的技术型劳动者、无法满足这种读书出人头地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很多学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原因。就当前社会用工情况而言，部分企业用工片面追求高学历，使得大学本专科生干一些中专生也能干的工作。这种“高才低就”现象不仅给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对整个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从投资和收益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教育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教育费用，二是学生效弃的收入。教育费用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拨出的经费，二是个人负担的学费。学生估价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为个人未来较高的收入和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以及个人未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实际上就是学生花费了较大成本，难以获得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结构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教育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教育资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在1997年按年龄段(该年龄段一般来说学生已经高中毕业)小学毕业生占28.6%，初中毕业生占51.5%，即80.1%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职业培训就进入了就业岗位。在我国这种重学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教育结构环境下，一旦整个教育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教育结构应是在普九义务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学术教育，质重于量；职业教育应侧重技能教育，使之成为多数人就业的手段。从社会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培养人才应注重大部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把有限资金完全用来为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作准备。

3.近年来，在中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盲目放开管理，无限制补充低水准生源，导致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现象更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无效教育，队而使得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量和专业结构应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相适应，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资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现象就是教育资源无效配置的一种表现。一方面我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中经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中职生就业普通困难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职业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间接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点，现在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效量要适应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场需求。而很少有学校或教育机构对市场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和预测。更为严重的是，中等职业教育管理各自为政，缺乏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使得各学校之间专业设置交叉重复，招生恶性竞争。特别是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各校一窝蜂地开办经济类课程、计算机专业等热门学科，导致低层次人才重复培养，从而制约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4.教育质量下滑，招生困难与就业困难互为因果、相互推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雪上加霜。就业困难本身就是社会对目前教育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职业学校招生因难制约了学生素质，加上对教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相激励机制，造成毕业生质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数学校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技能放在首位，没有突破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重理论、轻技能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使得教育质量整体水平难以提高，其四是社会力量办学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和质量约束。

二、中等职业教育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给自己正确定位。

中等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目标，以企业为课堂。以市场作为检验质量的唯一标准，根据社会需要组织教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新体系。

1.中等职业教育要成为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培训基地。从经济角度看，失业会造成资源浪费，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从社会角度看，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中等职业教育就是要把制约经济发展的失业人员转变为新型的人力资源。解决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从创造就业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从培养失业者技能入手，实行“开放式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性失业(劳动技能不适应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所产生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等职业教育永久的市场。我们应学习德国的经验.把失业救济与转业、转岗结合起来，失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否则不能给予失业救济与补贴。

中等职业教育要面向农村大市场。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把几亿农民培养成懂技术、懂经济的现代化农民，这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最大市场。农村教育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农民上农业学校不举行入学考试，不受年龄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在市场规律指导下，以培养实际农用技术为主。农业实用技术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应。因此，政府应把农科类职业学校当作公益事业来办。

2.中等职业教育内容要以具体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主。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国职业教育采用双轨制，把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联系起来，其中以企业的操作技术为主。学生在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中，以企业学徒身份学习操作技能，在职业学校或培训中心以学生身份学习技术理论，一般学生每周四天在企业进行实际技能培养，一天在学校学习理论课。在学徒期间企业发给部分工资。德国经验对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有很大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应把社会引进课堂。香港职业教育一大特色是请知名的商界人士参与策划及组织教学工作，课程的设置总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固定的模式。学科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与训练结合起来，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的技工或技术员。香港的人才培训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图形式，不囿“文凭”“学历”，从实际需要出发，讲求培训实效，真正做到学用一致。大陆中等职业教育应学习香港经验，把社会引进课堂，和市场全面接轨。

三、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露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1.根据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法规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前一律实行强制性2—3年职业培训，没有经过岗前培训一律不得就业。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延续他们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缓解目前十分严重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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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子学院；女子高等教育；性别公正；西方女子教育

作为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西方早期女子学院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男子的大学相比，这些女子学院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在欧美各国，女子学院的办学模式也各有差异。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美国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列，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上。美国的早期女子学院以七姐妹学院为代表，包括：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HolyokeSeminary)、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College)、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Iege)、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以及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01．1ege)[1]。这七所女子学院中既有独立的女子学院，学院的楷模。然而，女子学院的价值被公众所接受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直到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onHigherEducation)发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文，才首次比较正式地希望教育界关注女子学院所起的作用。该文指出：“女子学院毕业生的成就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们体现了女子学院对妇女教育的决心，而且在其潜在影响方面更具重要性。”[2]在女子学院出现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妇女及其才智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如此，早期女子学院还是得到了发展，直到今日它仍是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渊源

西方女性正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发生在近代以后。为了进入大学，妇女们经历了不断的努力和斗争。大学在其创立之初，目的就是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才。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进人传统的大学领域。此外，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弱于男性。具体来说，首先，妇女被认为在智力上先天弱于男子，因而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妇女天生体力过弱而无法承受高层次智力活动带来的压力[3]。尽管女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和努力没有停止过，但女子始终被阻隔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但是随着社会风气开始趋于开放、高等教育功能不断拓展、基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日益显著，女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同时，女性主义运动推进了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育权在内的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使妇女在主观上要求接受高层次教育，即高等教育。如此看似不可调和的两难局面，为早期女子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前提。确实，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是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与面向男子的大学相比，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创建女子学院的国家。在美国殖民地早期，虽然已经有了名为“学院”的专门招收女性的学校，但其程度不过比中学稍高一点，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女子高等教育，并且此类学校多数是寄宿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摩拉维亚女子学院(MoravianSeminary)。在该学院中，教师教摩拉维亚族女孩语言、宗教、历史、音乐以及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在内的自然学科。以欧斯特莱恩(ElisabethOegerlein)为代表的先驱者将摩拉维亚女子学院的办学精神在殖民地传播，并且创办了许多类似的女子学院。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摩拉维亚女子学院被公认为是美国女子能接受最高级别教育的机构[4]。随着美国女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1785年摩拉维亚女子学院开始招收美国社会各种族、各阶层的妇女，正式的女子学院初现端倪。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之后，即19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在美国首先建立。一般来说，这些女子学院也是最前沿的女子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名称和内涵的重大变迁。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比中等教育稍高的专门培养女子的学术团体(Academy)。19世纪初，“女子学院”(Seminary)一词替代了先前的学术团体的称法，使女子接受中学后教育有了更加正式的含义，学院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职业准备。在这方面，与男子学院为培养军事人才不同，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及母亲。虽然不同地区的女子学院的课程内容不一，例如，有些女子学院注重礼仪的培养，有些女子学院提供家政课程，但是当时所有的女子学院都不提供男子学院提供的用希腊语、拉丁语传授的古典课程。女子学院最多也只是提供一些用英语传授的学术性课程，例如历史、哲学、现代语言及自然科学等，其目的也仅限于为妇女从事教学工作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女子学院开设了属于大学程度的课程，例如纽约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TroyFemaleSemi—nary)[5]。“女子学院”的这种称法一直被沿用到真正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末，随着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的确立和男女平等的高等教育斗争的开展，许多女子学院开始改用传统的“学院”(college)的称法。

二、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早期的女子学院主要有两种形式：独立的女子学院以及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在这些学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既有为女子大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人物，也有从女子学院提供的大学教育中受益匪浅的杰出女性。虽然真正的西方高等教育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由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历史传统相对闭塞，欧洲各国在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方面都没有赶上美国。

1．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

在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是里昂(MaryLyon)创办的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和瓦萨(MatthewVassar)创办的瓦萨学院。

1837年11月8日，美国新英格兰拓荒区的一名女教师里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雷创建了第一所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即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之前，里昂已经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建立并推广她的女子学院办学模式，这些学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高等教育水平，但为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办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首先，招生要求严格。里昂要求入学的妇女思想成熟、态度严谨、有能力完成学院课程的学习，并且具有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而追求全新未来的意愿。其次，里昂争取到了男性的支持，这些男性多数来自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牧师帕卡德(TheophilusPackard)以及霍克斯(RoswellHawks)，他们通过传教的方式将里昂的女子学院办学理念和实践在教区推广[6]。同时，里昂的办学资助也主要来自教会，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人资助。此外，课程要求规范。在新英格兰建立的女子学院中，里昂的伊普斯威治女子学院(IpswichFemaleSemi—nary)的课程和教学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高等教育特色。

1837年，在募集到了一笔8千美元的资助后，里昂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建在了马萨诸塞州南哈德雷的霍利约克山边。学院成立之初有80名女学生，校舍为一幢四层的楼房。里昂节俭朴素的风格完全体现在了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校舍建筑风格上。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里昂让女学生们掌握知识，学会自我管理，更注重培养女孩们对人生的信念。她建立了二个完整的大学系统，将外在的建筑转换成了内在的秩序。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里昂应用了古老的女子教育理念，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适当地借用了母女的关联，从而很好地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结合了起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里昂始终强调她们自身的女性角色。这种办学理念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只对男子开放的大学，具有独到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特色。作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建立为美国女子教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849年里昂去世，但她所创办的女子学院并未就此停滞不前。随着学院学生、教师、校舍以及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女子学院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女子学院出现在美国东部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所女子学院是1865年创办的瓦萨学院，学院的改革精神体现了美国妇女新纪元的开始。瓦萨学院的创始者们深深地意识到了对女子学院进行革新的重要性，这所用“学院”(college)命名的学校大胆地为妇女提供完整的文科课程。

瓦萨学院的创始人瓦萨曾这样指出，学院创建的目标是让女子能获得和男子一样的高等教育[7]。瓦萨突破了女子学院的传统办学理念，要求自己的学院并非表面化地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强调根据新的教学对象，即女性，进行适当的、特别的调整。首先，在课程方面，瓦萨学院将体育课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体育课在所有课程中的基础作用。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体育训练科，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体育训练活动；同时，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户内、户外课余运动，并且不断更新校内运动设施。第二，在智力教育方面，该学院的特色是文科教育，因此，要求学生入学时已顺利完成了基础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分为常规课程(regularcourseofstudy)及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两类。前者与其他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接近，即让妇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后者则注重妇女教育的特殊需要。另外，学院还设有不同的专业系科。在瓦萨学院建立之初，曾设想将学院的学习年限从传统的3年延长为4年，但这和传统观念中妇女适婚年龄有点冲突，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也是阻力重重。瓦萨学院的办学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女性特色以及教育的社会和职业性。专为女性开设的家政教育便是一大特色[8]，学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中保证一定课时的常规家务能力培养，例如针线活、家用设施的修补等，而且还开设了包括家政经济学课程在内的家政课程。同时，在学院的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瓦萨认为，妇女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在社会中将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并承担社会使命，因此，学院所开设的社会教育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操。在职业教育方面，学院着重培养女性的教学、电报发送、速记、记账等职业技能。这些职业技能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以成倍的增长速度进入各类女子学院学习。据187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有11，000名美国女性在女子学院学习。也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原先以旧式女子学院命名的学校都升级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

2．英美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

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这些女子学院虽然隶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实际上，从管理和经费而言，这些女子学院都是独立的办学机构。而且，多数学院的教学楼不在隶属大学的校园内。当然也有部分女子学院与其隶属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课程教学方面得到隶属大学的支持。这些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综合性大学开始公平地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例如，创办于1879年的隶属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创办于1889年的隶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等。

19世纪初，英国已经有一些私人团体为妇女提供带有一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真正开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并且以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为重要形式。英国的剑桥大学最先开设了两所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即格顿学院(GirtonCollege)及纽纳姆学院(NewnhamC01．1ege)。在英国，女子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很多革命性观念都首先在这两所学院中产生和实践一J。格顿学院的前身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戴维斯(EmilyDavies)于1869年在希钦创办的一所女子学院。该学院由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授课，在管理体制上和剑桥大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希钦学院在创建5年后搬到了剑桥，新校舍建在名为“格顿”的地方，故将学院命名为“格顿学院”，并且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学院之一。它设有神学、古代文学、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历史、古代语及音乐理论等学科。戴维斯还推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妇女能参加大学地方考试(HigherLocalExamination)。剑桥大学于1863年允许妇女参加大学地方考试，并从91位考试者中选出25个候选人。虽然这些候选的女生仅用了6周的时间准备考试，但她们却在考试中表现突出。剑桥大学的地方考试按同等条件向有限的妇女开放，进行了为期3年的试验。随后，剑桥大学就开始每年正规地招收女生。这些都为女子高等教育在英国的开端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871年创办的纽纳姆女子寄宿学院于1880年并入了剑桥大学。进入纽纳姆学院的女生必须在18岁以上。该校设有数学、历史、现代语、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学等课程。同时女生也可以到剑桥大学其他的学院听课，并在研究所和陈列馆等场所接受自然科学、物理、地质学及矿物学等操作性课程教育。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师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的特色，而这种做法到19世纪90年代后才在男校中推广。

1879年，牛津大学效仿剑桥大学的做法，开设了多所女子学院。1879年开设的玛格丽特夫人学院(LadyMargarettHall)是专门为信奉英国国教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该学院还开设了大学升学考试准备班。同年，还开设了萨默维尔学院(SommerviUeCollege)。该学院以著名的女天文物理学家萨默维尔(MarySommerville)的名字命名。1886年，另一所为英国国教信奉者开设的女子学院圣休学院(St．Hugh’sHall)在牛津大学创办。1893年又创办了圣希尔达学院(St．Hilda’sHall)。随着这些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的建立，牛津大学校方意识到了加强对这些学院管理的重要性。于是，187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牛津妇女教育委员会，将上述四所女子学院纳入该委员会管理之下，具体管理女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及对学生进行监督。

三、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贡献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和实践对西方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早期女子学院为西方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开端，为其他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向世人展现了她(他)们的勇气以及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中，有一批坚强的女性，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例如，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建者里昂，她不知疲倦地为她的学院募集每一分钱。这些女子学院的先驱者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妇女是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给予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会使国家和世界得益。其次，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表现出先驱者对女子高等教育的敏锐感和远见卓识。她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不仅使女子学院成为无数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而且女子学院在美国和世界上的传播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早期女子学院既为在其学院中接受过教育的妇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为所有其他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妇女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美国的许多女子学院，例如，韦尔斯利学院等不仅倡导和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以促进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理解，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的课程建设上提出了各项建议。更重要的是，无论来自何种社会背景和何种生活习俗的妇女在女子学院中都受到了完全公平的对待和教育，因为她们理应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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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般定义为人们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幼儿的科学活动则是一种对周围世界积极主动探究过程，是一种探索活动。其主要内涵：引导幼儿主动探索的过程，改变以往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做法，允许幼儿探索的过程存在，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幼儿自己发现，而不是急于告诉幼儿结果；引导幼儿从他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增长科学经验，从他们日常的好奇与探索中悟出道理，发现关系；从只重视有组织的集体和分组科学教育活动转向重视日常生活活动，教师要随时随地发现、支持并引导幼儿自发的探索活动。

2为科学教育活动提供必备材料

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材料，是幼儿进行操作和探索的必备前提。因此，我们做到了如下几点：

2.1提供适合操作的材料

能动手操作是幼儿喜欢科学教育活动的重要原因，通过操作，幼儿会对事物和现象有更深的了解，并获得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提供材料时，我们尽量提供能让手和各种感官等共同参与活动的材料。如提供塑料小筒、无毒注射器让幼儿玩水；提供各种不同材料不同形状的“桥”，让幼儿举行赛车比赛；为幼儿提供小食品包装袋，做哈哈镜，让幼儿通过操作，知道包装袋纸的反面可以当镜子，折叠后还可以变成哈哈镜。

2.2提供符合幼儿认知发展水平的材料

材料的难度适合幼儿发展水平，就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如在“奇妙的磁铁”活动中，我们首先向幼儿提供磁铁和铁钉、别针、木块、纸、布等，让幼儿通过操作直观地感知了磁铁能吸住铁制品的基本特性后，我们再提供条形磁铁、马蹄形磁铁、断裂的磁铁、消磁的磁铁，让幼儿了解磁铁有两极，磁铁会断裂等知识，并向幼儿提出：“断裂的磁铁有极吗?”“旧的磁铁磁力会变吗?”然后再告诉幼儿怎样正确摆磁铁、保护磁铁，才能使其不消磁。接着，我们又向幼儿提供了指南针，给幼儿讲述指南针的用途，并引导幼儿观察指南针周围有磁铁或铁时，它是否会改变方向，为加深幼儿对磁铁的认识，最后我们还为幼儿提供了硬纸板和铁屑，引导幼儿观察铁屑在磁铁周围有规则地排列的现象。

2.3提供适合深入探索的活动材料

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一些事物和有关现象，如声、电、光、水等，但都没有机会仔细深入探索，为此我们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幼儿进一步探索。如在“耳朵与声音”活动中，为幼儿提供了易拉罐响盒，还有不同型号的喇叭、电池，并分若干层次，让幼儿自由操作，感知声音的不同，领悟如何保护耳朵，为幼儿开设玩水区、玩沙区，让幼儿在玩水游戏和玩沙活动中进一步体验、感知沙、水的特性等。

2.4提供能帮助幼儿获得科学技能的材料

在科学活动中，不但要重视科学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注重科学技能的培养，所以在提供材料时，我们总是让幼儿自由摆弄一番。如让幼儿摆弄“有趣的色彩”和“有趣的不倒娃娃”的材料时，尽管幼儿不明白其中的原理，但这种摆弄包括了对物体的观察、分类、思考、推断等，幼儿可以从中学习科学探索的技能和必要的思维方法。

3精心指导科学教育活动

3.1具有启发性和针对性的提问诱发活动兴趣

兴趣是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在以主动性学习为主的科学活动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设计具有启发性和针对性的提问上，幼儿探索欲望则常常是靠教师的富有启发性、针对性的问题而诱发的。所谓启发性，就是设置的问题能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使他们急于设法解决疑问。

3.2注重实效的操作

在幼儿科学教育活动中，具体操作是重要一环，它对于培养幼儿学科学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自信心、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激发幼儿学科学的兴趣，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我们利用实物、图片等材料创设情境，把幼儿置身于情境之中，既容易帮助理解、加深印象、激发起学科学的热情，又能增加课堂上练习的密度和广度。如在组织“磁铁的奥秘”时准备的材料不是人手一份，而是将各种各样的材料分别放在几张桌子上，让幼儿自己选择，自己去摆弄，过一段时间，请幼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这时幼儿争着说有的东西吸起来了，有的东西吸不起来，这时再让幼儿把吸起来的东西放在一边，吸不起来的东西放另一边，引导幼儿自己得出结论：是铁就能被吸起来，不是铁就吸不起来，这样让幼儿自己在操作中探索和发现问题，得到答案，有助于拓宽幼儿的探索思路，培养学习兴趣，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

3.3清晰明了的交流与及时的教育评价

在科学活动中，组织幼儿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操作过程和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幼儿理清思路，较为清晰地理解有关的科学概念。如在“奇妙的磁铁”活动中，实验操作后我们就请幼儿说一说自己的发现，幼儿的发言也不外乎“磁铁能吸起什么”和“不能吸起什么”。继而我们组织幼儿讨论：“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被磁铁吸住，它们有什么不同?”幼儿通过交流、讨论，终于获得了“磁铁能吸住铁或铁制品”这样的概念。随后我们又启发幼儿再次用磁铁验证。最后组织幼儿玩“找宝”游戏，请幼儿找出哪包东西是铁东西，并请个别幼儿表述发现。通过交流，幼儿从粗浅的表面模糊认识，逐渐上升到了磁铁能吸铁这一概念的层次。获得了对磁铁性能的认识。如果没有交流环节，幼儿很可能停留到磁铁能吸××这一具体现象上。在幼儿操作交流环节中，教师应给予及时的教育评价，评价时要重视幼儿参与活动的态度，重视幼儿探索的过程，对积极参与活动的幼儿要进行鼓励。对采用不同于别人的方式进行尝试的幼儿要表扬，如点头、微笑，还可以把幼儿在活动中的行为表现记录下来，与幼儿一起分析评价，以激发幼儿再参与的愿望，促进活动的开展。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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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幼儿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

城乡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不均衡，这是当前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教育公平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重视的今天，城乡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城乡幼儿教育教育不公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幼儿教育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城乡幼儿教育入学机会严重不均等，以2009年为例，该年全国幼儿教育毛入学率为50.9%，这就说明全国几乎一半的幼儿无法接受幼儿教育，而在这一半的幼儿中，有80%来自农村地区，主要原因是受到农村地区幼儿园数量有限、办园条件很差，师资力量等资源严重不足，导致了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留守幼儿难以入园接受幼儿教育，随着不少城市“贵族幼儿园”的不断涌现，农村地区幼儿教育事业落后的局面更加明显；其次就是在半圆经费投入等方面，呈现幼儿教育也存在着不均的现象，随着我国教育经费的逐渐增长，但是幼儿教育方面的经费仍然在整个教育经费中占有极低的比例，目前我国每年的幼儿教育经费人均仅为200多万元，而这些钱又都是向城市幼儿园建设倾斜，造成了农村地区幼儿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越来越明显。

（二）幼儿教育师资力量普遍薄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

主要表现在不少幼儿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难以很好地将所学的理论很好地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不少青年教师难以有效满足快速发展的幼儿教育的需要，理论和实践脱节，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等上都有着较大的不足，难以很好地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来有效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仍然过于偏重知识性的传授，不能很好地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利用合适的保教方法，同时，我国幼儿教育中女性教师比例偏大，男性教师比例严重不足，教育心理学已经发现，教师比例对于幼儿的成长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中男性教师比例却很低，难以有效帮助幼儿的健康成长。

（三）幼儿教育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陈旧落后，难以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中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落后不完善，幼儿园准入机制和督导机制不健全，不少农村地区的幼儿园严重不符合办学条件，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去办幼儿园，工作制度不健全，加上不少人观念上的误区，认为幼儿教育不过是替自己带孩子，自己送孩子来幼儿园就是来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不少幼儿园工作制度不健全、管理方式粗放，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根本无从谈起。

二、改善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对策措施

面对当前我国幼儿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上述较为典型的问题，教育部门要协同幼儿园教育机构一起采取有效措施，有效促进今后我国幼儿教育的大发展。

（一）在幼儿教育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责任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我国最基本的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因此，今后针对城乡幼儿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情况，各级政府部门首先从思想上重视城乡幼儿教育均衡发展，同等对待城乡幼儿教育发展，今后要进一步重点扶植农村地区幼儿教育的发展，利用各种政策措施来有效扩大农村地区幼儿教育资源，优先支持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针对农村地区幼儿教育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在财政投入、师资配置等方面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幼儿教育，提高农村幼儿教育教师待遇等，建立城乡幼儿教育对口扶植制度等，因地制宜利用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我国幼儿教育城乡均衡发展，这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重点主攻方向。

（二）加大幼儿教育培养机制，幼儿教师岗前培训和岗后培训制度

要进一步转变幼儿教育教师教育观念，进一步使得幼儿教师可以有效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采用正确科学的教育方法，严格幼儿教师岗前培训力度和内容，紧跟幼儿教育发展方向对幼儿教师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重点是要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效结合，可以在幼儿教师中采取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的形式但是不可太过于拘泥，要进一步完善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定期进行考核，尤其是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幼儿教师待遇等，吸引高素质人才去农村地区幼儿教育机构工作，着力提高农村地区幼儿教师整体素质，更好地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三）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幼儿园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