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发表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运用了一种形象直观，易为学生接受的方法，那就是让学生上讲台扮演说话人、听话人、转述人进行现场表演。如有些同学把“老师对小明说：‘我看了你的作文很满意。’”错改为“老师对小明说，他看了我的作文很满意。”我不是罗罗嗦嗦地给学生说教，而是让学生分别上讲台扮演老师、小明及转述人进行表演，这些学生很快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能正确地改为：“老师对小明说，他看了小明的作文很满意。”

又如有些学生把“小军在电话中对我说：‘下个月我一定到你那儿玩。’锗改为：小军在电话中对我说，下个月他一定到我那儿玩。”我便叫这些同学上台表演打电话及转述电话内容的游戏，他们很快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把“那儿”订正为“这儿”。

采用这种直观形象的游戏形式，寓教于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易为学生所接受，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直接引用和间接转述的变换

白春平（石城县小松镇罗源小学）

小学五年级学习了直接引用和间接转述的变换。学生往往在进行这两种句式的转换中，对人称代词的变化束手无策。我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规律。

直接引用变成间接转述，除了要去掉冒号和引号，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是人称的变化。因为是对第三人称转述，所以原话中出现的“你”、“我”、“他”会变成“我”、“他”而没有了“你”。而间接转述则相反，具体怎么改要因说话人和听话人是谁而定。

我们可以把这些句子分成三类：

①××对我说……

②我对××说……

③××对××说……

再看下图示：

附图{图}

注：直接引用的“他”改后仍是“他”；间接引用中的“他”改后可能是“他”或“我”。

附图{图}

改成：李明通知我：“去校长家取回你和我的书。”

篇2

一、相关法律条文辨析

《招标投标法》中有关标底的规定不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设有标底的，应当参考标底。”

另外，第五十二条对泄露标底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四十条第一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若“设有标底的”规定。结合上下文，并考虑到《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投标项目范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科研项目），上述两款关于“设有标底的”规定可作两种理解：

1、因除施工外其他范畴的招投标与标底关系不大，“设有标底的”规定特指施工招投标；

2、施工招投标虽然可以“设有标底”，但也可以不设标底。

施工招投标到底是否必须设有标底？《招标投标法》对此并未言明。因此，依法律，决定权应归招标人所有。但依法理，却未必尽然。

二、《招标投标法》的双重性质

国家作为市场的监管者颁布法律以规范市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招标投标法》的根本目的及基本性质。

但《招标投标法》还有其特殊性质，如若不然，有些条文是很难从法理上理解的。比如，《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媒介。

该款就有侵犯企业经营自的嫌疑。另外，《招标投标法》取消了原有的议标方式，这虽让人普遍叫好，但也需明了好在何处，否则就是侵权。

事实上，《招标投标法》有其自身适用的范围。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有三类：

1、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3、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此三类的重点在于第2类，即国家投资的项目。另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1类及第3类项目中的大多数亦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这就决定了《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即《招标投标法》也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规范其具体人行为的法律规定。这种特殊性质在《招标投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中体现得至为明显，该款规定：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是如此的不同，纯粹系因《招标投标法》适用项目的特定性质及《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所致。不履行合同属民事行为中的违约行为，理当由违约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条的第一款就是关于这种民事责任的规定，但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可以取消违约人在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上的投标资格，除非从国家作为项目投资主体的角度理解，否则很难说这种规定符合民法原理。

基于同样的理由，第六十条第二款还规定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违约人的营业执照，肯定是由于在《招标投标法》的颁制中国家同时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及项目的投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所引起的混淆所致，未必符合法理。简单地说，国家不能在踢球的同时又当裁判，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这种规定就有此嫌疑。

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其具体人的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这可以说是《招标投标法》特殊性质的实质所在。

理解了《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则前述依法律施工招标中是否必得设标底的决定权为招标人所有就值得怀疑，因为《招标投标法》同样也没有明文规定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已授予了招标人这种权力，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因而可以随时收授这种权力。而国家收授这种权力的合理性，笔者以为，与是否体现了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的合理性紧密相关。这仍得结合标底来考察。

三、标底的法律意义

招投标最终所要导致是施工合同的订立。合同订立的程序系要约与承诺，一般而言，招投标是这种程序在某些情境中的细化。

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要约应具备以下条件：⑴清楚表明愿意按要约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⑵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⑶其内容必须十分确定。作为承诺，也应具备相应的条件：⑴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⑵必须与要约完全一致，若与要约的出入不是对要约的根本性变动，而要约者又未在过分迟延的时间内提出异议，则仍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要约与承诺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当，但仍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合同法》并未以要约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作为要约的成立要件。向特定的人提出既然是原则上的，那就有例外，比如悬赏广告。而这种例外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日益频繁，比如比比皆是的某公司在某媒介上的“郑重承诺”。从这一点看，《合同法》取消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作为要约的成立要件，较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保留，应该说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正是因为要约与承诺的成立要件，一般认为，投标书是要约，中标书是承诺，而招标书只是一种要约邀请或要约引诱。招标书之所以不能成为要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招标书可能没有标底，即便有，也只能是秘而不宣，这就不符合要约内容应具体确定的条件。相反，投标书有明确的报价，因而成为要约。但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招标书越来越像悬赏广告或某个公司的“郑重承诺”，有标底的招标书更是如此，在性质上几乎接近格式合同。原因有二：

1、工程合同的特殊性质。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与其他合同比较，承揽合同可以说是标的物后于合同的买卖。而工程合同与其他承揽合同比较以来，因设计的单件性以及施工的工艺流程性较弱和露天作业的性质，工程合同则无既有产品品质的担保。招标方制作标底，其意义在于招标方预期以此价格购买工程最终产品，高则浪费，低则可能买不到中意产品或买到次品。以经济学的语言说，标底实意味着招标方对最佳的投入产出的预期。这种预期理当给招标方带来自我约束。而在现代社会经济加速向公正合理发展的进路中，无其他理由，忽视报价与标底的相互一致性，实则是经济学上所述的承发包双方一方与另一方“搭便车”的行为。

2、《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虽然标底在现代社会经济中越发体现其自我约束的性质，但终因其秘而不宣而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过，标底秘而不宣的要求只是针对投标人而言的，把投标人排除在外，标底秘而不宣的解禁范围事实上可以扩大的，不只是限于招标人而扩展到其他的部门、组织。其他的组织既有了保密的义务，当然也就有了监督的义务。《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四十七条规定：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按《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招标要么自行办理招标事宜，要么委托招标机构办理招标事宜。前者须备案，后者自身即具有备案的性质。因此，若招标中已制定标底，则上述二条款就已决定标底自身约束的性质具备了相应的法律效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招标书因此而能成为要约，标底自我约束的法律效力还并未完全成就要约的成立要件。笔者倾向于认为，标底相当于一种预先承诺，或至少具有预先承诺的性质，进而整个招标文件也相应地具备了这种性质。这种“预先承诺”较之某些“郑重承诺”，应该来得更加实际些；而比起把招标文件简单地作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引诱，应该来得更加真切些，因为招标文件中除标底之外的其他要求或规定，早就具备了法律约束力，而不是简单的引诱或邀请。

四、标底的不同处理

正是因为标底具有预先承诺的性质，在我国，且尤其如此，那么，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上是否让招标人拥有制作标底与否的决定权就应该分别待之。笔者以为，此类项目的国内招标则应强制规定制作标底，国际招标则不必。理由如下：

1、与国内通常制作标底相反，国外的招投标往往不制作标底，即便制作，也是采取一种淡化标底的态度，实行量价分离。国际上通用的FIDIC合同条款的招投标就是如此。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的国际招标上，让招标人拥有是否制作标底的决定权，有利于我国的建筑市场与国际接轨。

2、前述，《招标投标法》具有双重职能：⑴规范建筑市场以减少交易成本，⑵遏制承发包中的非法交易行为。事实上，这两种职能即便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有相互抵触的意味。因为要遏制，就得增加监管环节，而这就有可能增加交易成本。从目前建筑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的招投标中，国内招标当以后者为重，强制规定制作标底，让前述标底自我约束的性质与《招标投标法》自我约束的实质统一起来；而国际招标当以前者为重，让标底自我约束的性质与企业信誉尽可能两相协调。

篇3

Thesystemofadministrativefinesisanimportantdevicefordeterringillicitbehaviorandtherisksassociatedtherewith.YetinChina,administrativefinesarewithoutanymeaningful,principledguidance.Thisarticleprovidesacritiqueofthecurrentproblemsinthisareaand,basedontheHandformulafromAmericantortlaw,proposesanewandmoresuitablewayforhandlingadministrativefinessothattheybecomemorerationalandeffective,andbetterrealizetheirproperfunctions.

关键词：行政罚款确定标准过罚相当汉德公式侵权法效率实用主义

在我国，有关的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使用“过罚相当”这一原则；专家学者在被问及行政罚款所应遵循的思路时，所能表述的一般也仅是“过罚相当”。作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明确地代表了这一思路；该法在其总则中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2]这一思路和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至少下述两个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一、“过罚相当”原则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过罚相当”似乎更适于作为在民事诉讼（如侵权案件）中确定民事赔偿数额的指导原则，对于行政罚款的确定则缺少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例，假定工厂甲因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农民乙在河里圈养的鱼苗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乙就其所受损害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甲做出赔偿，“过罚相当”是可以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的。[3]具体做法可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甲能否及时清除它所造成的污染），在裁决中使甲对乙承担的赔偿等于乙所遭受的相应的损失。

但是，相比之下，“过罚相当”原则对如何确定有关行政机构对违法违规者应当处以的行政罚款则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罚相当”所能顾及的主要是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对于行政机构通常需要处理的大量的过错和/或损失尚未发生（如工厂甲虽然已污染河水，但尚未给任何人带来实际损害）的情形，由于缺少有关过错和/或损失的具体数据，笼统地要求“过罚相当”并不能帮助有关行政机构确定应向违法违规者课取多大数额的罚款。而除“过罚相当”原则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依据该法公布或修正[4]的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有关罚款的大致范围,经常－－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5]及其《实施细则》[6]规定：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向水体排放酸、碱液或其他废水，则可减半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则只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7]再如，根据《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8]，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则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9]上述法律法规为不同（但相近）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数额彼此差别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而为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范围又有较大跨度（如1元－10万元、3,000元－3万元）。因此，执法人员必然在执行中诉诸较多的自由裁量，导致执法的任意性。[10]

其次，与其上述缺陷相关，“过罚相当”原则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应用于公法领域，“过罚相当”对于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上所述，“过罚相当”主要适用于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罚”或－－更确定地说－－赔偿。但是，行政机构通过罚款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应是事前的遏止（deterrence），而不是事后的赔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罚款也有通过国家或其行政机构赔偿多位受害人的功能[11]）；行政罚款的接受人是国家和/或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单独的受害人。以“过罚相当”作为确定行政罚款的唯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充分实现行政罚款的事前遏止作用（如，上述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12]很可能无法遏止有关违法违规行为[13]），并且也实际阻碍了我国有关部门对行政罚款这一首要目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过罚相当”原则的这些缺陷或许多少与它直接取自刑法中的“罪罚相当“原则有关。但是，提倡这一原则的学者也许未能充分认识到：刑法所面对的通常是已经造成严重实际损害、且其损害已无法改正的犯罪（最典型的例子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等等），所以重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虽然该惩罚对未来的犯罪人可能有警示、遏止作用，对犯罪人本身却主要是实施惩罚）。与此相较，行政罚款制度则主要指向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被改正的违法违规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向河中排放废水但尚未给他人带来损害的工厂、违章超载运输的货车司机，等等），所以重在对有关损害的事前遏止。适用于刑法领域的原则未必能同样适用于行政罚款领域。

除“过罚相当”原则之外，可以说，我国的行政罚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过罚相当”这一思路的偏差，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罚款应用于遏止有关损害发生这一目的和功能未能正确理解或不予理会，而是错误地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如此等等。因此，预定罚款指标[14]、在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15]等荒谬做

法比比皆是；[16]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行政罚款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的上述缺陷，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更适合处理行政罚款问题的新的思路，以利于更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有章可循、合理有效。这一思路所借鉴的主要是最初在美国侵权法领域由著名的勒尼德∙汉德法官[17]所提出的判断过失有无的计算公式。虽然，迄今为止，这一公式主要被局限于美国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并未被系统地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包括行政法领域）（因此，本文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遏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二、汉德公式：来源与背景

汉德公式（TheHandFormula）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18]（以下简称卡洛尔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TheCarrollTowingDoctrineorCarrollTowingFormula）。[19]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

由于任何船只都有脱锚的可能，并在脱锚后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一位船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义务应由三个变量来决定：（1）、该船脱锚的可能性（probability，简称P）；（2）、该船脱锚后将给其他船只造成的损害（loss或injury，简称L）；（3）、对此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该船主带来的负担（burden，简称B）。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B

汉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变量，又称BPL公式）随后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过失有无的标准。[20]根据汉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经常以B、P、L来计算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合理关注”（reasonablecare）。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将被排放的废水做充分的净化）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造成有关损害的概率（P）与有关损害（L）的乘积，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由法律要求当事人这样做（花费较多的费用，如1,000美元，以杜绝较少的概率损失[即P与L的乘积；而不是单纯的L]，如900美元）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理、无效率的，超出了“合理关注”的范围。但是，倘若B小于或等于P与L的乘积（如可用900美元的代价来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损失），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该当事人将被认定存在过失。

汉德公式的理论前提是，如上所述，经济效率[21]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但这一公式更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是它隐含的社会观（viewofsociety）。汉德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把一个侵权案件中的原、被告当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同要求原告本身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本身900美元的概率损失无疑是不合理的，汉德认为，要求被告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900美元的概率损失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最终招致的同样是1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的净损失。这无形中把原、被告看作了一个整体，“统一结算”；也进而把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不再要求社会－－经由法律－－对被告施加过失责任（因为倘若如此，便是给社会造成100美元的净损失）。

不过，虽然汉德公式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在实际应用时，该公式经常遇到B、P、L无法真正量化的问题。以P和L为例，人们通常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某一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该事故将造成的损失。实际上，一起事故所能造成的损失很可能轻重不一；而造成不同损失的可能性又会随损失的轻重不同而不同。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因而增加了人们在实践中应用汉德公式或其他类似标准的难度。

三、如何在行政罚款中借用汉德公式

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上述公式仍只被局限于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引申、借用到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罚款的确定提供重要、有效的指导。具体说来，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我国的有关机构可以参照汉德公式的做法，针对一件行政罚款案，对其所涉及的B（即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P（有关损害发生的概率）、L（有关损害）这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认定，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应收取罚款的具体数额。通过集中考虑这三个变量，行政罚款将获得比“过罚相当”原则所能提供的更扎实、更合理的依据，而不再是“无章可循”。

之所以选择汉德公式来协助改进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是因为－－在著者看来－－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恰巧与汉德公式所隐含的社会观（如上所述）彼此相容。不论其目前的实行状况如何，著者以为，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都应是以政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和委托管理者，统筹考虑，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根据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有害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是在有关损害实际发生前，对可造成该损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的遏止；而当损害一旦发生，则应主要由侵权法来确定事后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等一系列事宜。[22]对有关个人和组织处以罚款的目的，应是促使他们对自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杜绝对自己也对他人不利的有害行为。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的确定，应以此为出发点。

汉德公式虽然出自侵权法，却意在裁定在有关损害发生前，被告是否本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该损害的发生。因此，汉德公式选取的时间框架恰巧是行政罚款所面对的时间框架。该公式所考虑的变量P与L的乘积（本文称作概率损失，见上文第二部分的有关表述）也正是为行政罚款所关注、由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险；而变量B则是政府代表社会决定是否消除或减少某一危险时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所以，在明确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的前提下，对B、P、L三个变量的掌握应能帮助有关机构在实施行政罚款时更精确地裁定罚款数额，使行政罚款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

具体来讲，有关机构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来确定其罚款数额：

（一）、确定变量B、P、L的数值。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法确定B、P、L的数值。如上所述，变量B所代表的是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有关B的数据通常可以由相关的行业组织或科研单位提供。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B的数值将是对工厂甲所需排放废水事先进行充分净化所需的购买、安装和使用相应设备的费用（包括相关的人工费）等。这一数据通常可由化工部门和/或对口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提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较为具体、精确。有关废水的安全排放标准－－以及某些其他可罚款事项的相应标准－－可遵循现有和将适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或适用的地方标准。[23]

相比之下，对变量P和L数值的计算可能会相对复杂。[24]有关P和L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法院等对以往类似损害的处理。对绝大多数损害类型来讲，法院等部门对以往案件的审理应已包含足够的有关数据；有关部门可据此对同类损害的平均发生概率、程度和范围等做出相当可靠的估计，从而计算出概率损失的数值。譬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以往污染给有关动植物（如鱼苗等）甚至人类带来的损害及其发生频率应能对类似损害在将来的发生概率等提供较为可靠的线索。此外，由具体部门（如当地环境保护局）和/或科研单位等对有关废水的生化检验也应能提供重要的相关数据（如一定量的废水可致多少鱼苗死亡等等）。

在确定B、P、L三个变量的数值时，有关部门应通过调查研究、听证等形式充分地听取有关各方（如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专家、从事有关损害预防的企业或个人、所涉及的两方或多方当事人－－包括将要受罚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有可能受害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论证，并对各方的意见和论证做充分的比较与权衡，[25]以期做出尽量准确、合理、通常适用于同一种类的多个个案（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孤立个案－－否则将增加资源浪费和不可行性）的计算。

（二）、根据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确定行政罚款的具体数额。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可以被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直接用来确定有关行政罚款的数额。根据社会（经由政府）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以B、P、L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为实现行政罚款事先遏止有关损害这一首要目的，有关机构需要确定其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在这一方面，有关机构主要面对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第二种选择是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即B≤PL）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即允许有效率的损失或损害（efficientlossorinjury)；[26]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方案，例如要求当事人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防止损害的发生，但对该代价与该概率损失之间的比率加以某种限定（如在该代价超出该概率损失两倍的情况下，即B>2PL时，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机构应考虑以上述第二种选择作为其政策取向，即：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损害的发生。在防止损害的成本小于概率损失（如B=9,000元，PL=10,000元）时，免除损害的发生可使社会在总体上得到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9,000元=1,000元）。在防止损害的成本等于概率损失（如B=10,000元，PL=10,000元）时，虽然免除该损害不能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10,000元=0元），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在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减轻或消除人们对损害发生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从而实现额外的社会效益，所以要求当事人免除该损害的发生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社会道德观念、公众要求等因素，有关部门也可以不排除采用上述其他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做法，即：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同样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在采取这种做法之前，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最终都是由公众、由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工厂甲的罚款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应地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而被转嫁到其用户或消费者身上）。所以，严格地讲，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形下（如B≥2PL时），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将很少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如以B、P、L来表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对有关行政罚款的确定应分别依照以下公式进行：

1、如要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无论B与PL的相互关系如何（即：无论B<、=或者>PL），对未能采取措施、防止有关损害发生的当事人均应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如上述为取得有关B、P、L的数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听证的费用，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招标的费用等）。

如对某一可罚款事项采用这一政策，有关部门将只需取得有关B的数据，对P与L将无须理会。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做法至少在B远大于PL的情形下会给当事人乃至公众造成不合理、无效率的负担，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

2、如只在B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行政机构应只在B≤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27]B>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诉讼机构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者－－这可能也是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做法－－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3、如采用上述的某种折衷方案（如在B超出概率损失1.5倍的情况下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发生）：有关机构应只在规定的情形下（如B≤1.5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B>1.5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根据可罚款事项的不同，有关政府机构显然可以对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遏止政策：如对绝大多数事项采取上述第2种政策；对少数事项采取第3种政策；但也不排除对极个别事项（如可导致某种严重传染病流行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第1种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杜绝。

四、其他相关的讨论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行政罚款应能有效地促使当事人采取充分、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是否花费额外的费用来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将主要取决于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对此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如果工厂甲明知它能以9,000元的代价（B）来消除10,000元的概率损失（PL），否则它将被处以超过9,000元的罚款（B＋相应的行政开支，如9,500元；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说明），工厂甲和处在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主动去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会自愿选择被罚款（从而给自己造成500元【9,500元－9,000元＝500元】的净损失）。

倘若选择得当，行政罚款因此可以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完全改变－－当事人是否采取措施，预防有关损害的发生。出于其自身利益，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因为这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效益（防止损害发生只会给本来可能受害的他人带来效益），反而会使他承担预防的费用（净损失）；虽然从事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可以，如前文所述，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等方式将该费用转嫁给用户或消费者，但是，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该费用将相应减少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将不利于他在市场上的竞争。行政罚款的存在可以帮助矫正这种偏向，因为对可能受罚的当事人来讲，通过预防损害来避免罚款已构成他的效益。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其预防措施（B）的估算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差，从而－－在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况下－－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决策。[28]通常，当事人不会掌握有关政府机构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才可能掌握的数据，因此可能低估损害发生的概率、程度和范围。譬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工厂甲对概率损失的估计可能仅仅是9,000元，而不是行政机构通过充分论证计算出的10,000元。但是，只要罚款数额是有关机构根据其正确的BPL数据确定的，行政罚款的存在仍能促使工厂甲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行政罚款的存在，工厂甲实际上并不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自己所估算的PL（9,000元）做比较，而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工厂甲在计算PL时出现的误差因此被抵销；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实际起作用的是有关机构所确定的BPL与罚款数额。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事人也可能过高地估计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例如，工厂甲可能认为消除河水污染的费用不是9,000元，而是10,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甲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10,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参见上一段的讨论）时，有可能选择接受行政罚款，而不愿多花500元（B-行政罚款=10,000元-9,500元=500元）去主动消除对河水的污染。但是，只要行政罚款的依据是行政机构根据上述方法所确定的BPL数值，有关损害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这是因为，行政机构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在此类及其他情形下所收取的行政罚款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

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严重偏差是：行政部门通常是把罚款作为国家和/或该部门的一种经济收入，而不是作为消除有关损害发生危险的经费。[29]当然，在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损害发生的危险因此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如汽车驾驶员违章闯过红灯，但并未引起任何交通事故），对当事人的罚款只能作为国家和/或有关地方政府（而不是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收入，而无法（也无需）对已完成的违法违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虽然该罚款对日后的类似行为无疑将有更加可信的遏止作用）。[30]但是，在损害发生的危险仍然存在的众多情况下，有关机构只有积极地将所收取的罚款用于消除这些危险，才能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的价值与目的。

在这方面较为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通过招标，挑选能最快、最有效地消除损害发生危险的公司或个人；将所收取的罚款中相当于预防费用（B）的部分作为报酬，雇用中标方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招标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31]招标可以由行政机构亲自主持，也可以委托合适的中介组织代为主持。[32]与招标有关的费用可以事先加入应收取的罚款数额中（超出预防费用B的部分）。[33]倘能运用得当，这一机制应能进一步保证有关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的预防和控制，并能鼓励和支持以预防损害发生为其主、副业的企业和个人，激励其技术革新与进步。这些企业和个人，如专以处理工业废水为其服务项目的工厂，对减少有关损害在我国的发生应能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是，如果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则（无论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预防费用B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无法对有关损害进行应有的预防和治理。例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执法人员可能在《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罚款范围内“正确地”对工厂甲处以5,000元的罚款。[34]由于该数额低于工厂甲正确估算的B（9,000元）（或高估的10,000元），它将不会承受4,000元（9,000元－5,000元）甚或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净损失去主动消除污染。同样，北京的某非经营性单位可能因它只面对1,000元的罚款（《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所设立的最高罚款额[35]）但通过更新其供暖设施消除火灾隐患却需要2,000元（或高估的3,000元），而不去消除该隐患。此类罚款数额远低于预防费用的情形也将使有关部门无法采用上述招标等方式，雇用他人来消除有关损害，从而使许多隐患汜滥成灾。相比之下，罚款数额远高于预防费用的情形虽能遏止损害发生，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当事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

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所设立的罚款数额较为任意及其执行上的任意性[36]，如以本文提出的BPL思路加以衡量，上述偏差似应相当常见。例如，在上文所引（以及在其他法律法规中随处可见）的最高罚款限额，因立法者并未有意识地考虑BPL及有关数据，很难保证适当高于防止有关损害所必需的费用（B）。[37]可在此类限额之下“依法”裁定的较低数额，如上所述，则更难保证不低于有关预防费用。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中也不乏妨碍实现行政罚款所应有的遏止作用的规定。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不满十四周岁的违法违规者免于行政处罚；[38]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者从轻处罚；[39]无法辨认或控制其行为的精神病人也同样免于处罚。[40]实际上，有关部门应考虑在行政罚款制度下，将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如精神病人）视同正常成年人，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如破坏市容和公共卫生、损坏公共设施等）处以同样的罚款。[41]这样可以，一方面，取得消除其行为后果的必要费用（如清洁和修理费用），另一方面，促使其监护人加强对他们的管教和监督，从而遏止类似行为的发生。

应当指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思路以实现行政罚款的应有目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机构、法院等有关系统在其运作和执行上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能够将其有关罚款的明确规定事先公告各方（因为只有足够明确和为人所知，该规定才能被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对其产生遏止作用）；在检查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预防效果时能够实事求是、公正不倚；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时能够严谨执法、言出必行；法院系统能够－－在有关损害发生后－－根据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正确、及时的裁决，使当事人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充分的责任；法院所裁定的赔偿数额或其他补救措施充分、合理，并能得到忠实的执行；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达到足够的质量要求，等。只有行政机构和/或法院严格执法、司法，正确设立的行政罚款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依据本文的思路设立正确的罚款数额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获得精确的P、L数值将有较大的难度，[42]但是，这一思路所要求的只是关于P、L的可靠数据，而不是极其精确的数值。何况，与P、L相比，该思路更多依赖的是预防费用B的数据，而这一数据较P、L更易得到。此外，为取得此类数据所做出的事前调查和论证不应给有关机构带来实质性的额外负担，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通常也必须－－根据《行政处罚法》[43]和其他适用法律法规[44]－－就罚款进行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如能依据本文的思路在事前确立更准确、更有合理依据的罚款数额，此类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可望得到减少（从而节省其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进行此类调查和论证的经费可由适当计入罚款数额的行政开支[45]支付。

但是，不言而喻，为使行政罚款发挥其应有作用，行政执法中的现有问题需尽快得以纠正。例如，将行政罚款作为单位经济收入的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行政罚款须用于治理有关损害危险的原则，必须及早杜绝。（我们期望，中央政府就此全面采取的“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措施[46]能够取得实质的成效。）再如，在收取行政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的做法显然也不利于消除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把罚款当成了税收，反而会在许多情形下激励当事人继续其受罚行为，以弥补其因罚款而遭受的损失。[47]此外，许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随意的现象[48]也需要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尽早加以缓解和最终解决。

结语

出于其各自利益，一个社会的各种成员（包括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可能随时做出对他人构成损害危险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应对这一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必须由能够超越个人和单个组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承担起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行政罚款制度可以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思路，有关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正确地设立行政罚款数额，促使当事人做出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以行政罚款遏止有关损害危险的目的和功能。倘若运用得当，这种行政罚款制度可使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

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2页

作者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研究员；《美国比较法学刊》(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编委。哈佛大学法博士（J.D.）；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孙潮教授和石宏先生的讨论，谨此致谢。

[1]1996年3月17日通过，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该法将行政罚款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重要种类，见其第八条第（二）款。

[2]见《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3]当然，在民法领域中，“罚”或“处罚”等提法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私法/民法的目的与功能在于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此之外，不应再有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由公法（如行政法规－－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和刑法）来实现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有些民法学者曾在多处混淆了这一区别；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行政处罚法》在其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

[5]1984年5月11日通过，1996年5月15日修正，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

[6]2000年3月20日，自即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7]见《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三)款。

[8]2000年3月13日，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9]见该规定第八条及第五条第(五)款。比较《上海市消防条例》（1995年10月27日，2000年1月25日第二次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逾期未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0]据某些省市的调查，有些部门在执法时任意降低或提高处罚额度，执法随意性较大；参见”[山东省]胶州市对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载2002年8月20日《青岛政府法制网》。此外，在执法中也时常出现执法人员与违法违规者就罚款数额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某货车司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私装挡板而被交警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交警将罚款由规定的1,000元减至500元）；“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在截罚某邮车时，执法人员声称由他办理罚款只需4万元，如交别人则需8万元）。

[11]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12]见注2－7及其相关正文。

[13]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的有关解释。

[14]参见“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建议整顿违规执法，行政罚款不准下指标”，载2002年1月18日《天府早报》（据四川省人大法制委调查，该省某些行政机关将执法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把行政处罚当作创收）；“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当罚款成为目的……”，载2003年3月2日《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口市某些交通协管员每天须承担一定的罚款任务）。

[15]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设于312国道的某检查站对违规超载运货或私装挡板的司机进行罚款，但未按规定责令其当场卸载或劝返，或要求其当场或随后拆除挡扳。高额罚款并未使司机减少违章：在这段国道上，几乎所有货车都超载运输或加装挡板，而因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了罚款超载放行，这个停车场光罚款不卸货”，载2002年11月29日《燕赵都市报》（河北省保定市某停车场交警在向违章超载的司机收取罚款后，即允许其超载运输）；“交了罚款就可以销售禁止上市的非“B瓶”包装啤酒?”，载2002年4月24日《河北日报》（河北省承德县执法部门对可能爆炸伤人的非“B瓶”包装啤酒实行罚款，但在经销商交付罚款后便允许其继续销售）。

严格来讲，上述执法行为已违反《行政处罚法》；见该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6]据悉，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开始对罚款收入全面实行“罚缴分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从原来的“坐收坐支”改为“收支两条线”管理；见“收费罚款今年起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7]Learned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18]UnitedStatesv.CarrollTowingCo.,159F.2d169(2dCir.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BurlingtonandQuincyRailroadv.Krayenbuhl（65Neb.889,91N.W.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v.ConsolidatedRailCorp.,788F.2d1260(7thCir.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裁定），I&MRailLink,LLCv.NorthstarNavigation,Inc.,198F.3d1012（7thCir.2000），以及RichardCrossv.BergLumberCompany,7P.3d922(SupremeCourtofWyoming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Posner,EconomicAnalysisofLaw,5thed.,NewYork,NY:AspenPublishers(1998);GuidoCalabresi,TheCostsofAccidents:ALegalandEconomicAnalysi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70);StevenShavell,EconomicAnalysisofAccidentLaw,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

[22]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篇4

夏至日：北半球昼长夜短；纬度越高，昼越长，到北极圈内出现极昼现象。此日，北京与广州相比，北京的白天长。（南半球昼短夜长；纬度越高，夜越长，到南极圈内出现极夜现象。）冬至日：北半球昼短夜长；纬度越高，夜越长，到北极圈内出现极夜现象。此日，北京与广州相比，广州的白天长。（南半球昼长夜短；纬度越高，昼越长，到南极圈内出现极昼现象。）到此也可由学生自己总结出，纬度越高，昼夜长短的变化幅度越大。

二、从动态看

1.昼夜长短的变化冬至日夏至日：太阳直射点一直向北移，北半球白昼长，但昼长＜夜长；到春分日，昼长＝夜长；过了春分日，白昼继续增长，昼长＞夜长。（南半球恰好相反。）夏至日冬至日：太阳直射点一直向南移，北半球白昼短，但昼长＞夜长；到秋分日，昼长＝夜长；过了秋分日，白昼继续缩短，昼长＜夜长。（南半球恰好相反。）教师可以在此引导学生做出小结：冬至日是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长的一天；夏至日则是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南半球恰好相反。）2.极昼极夜的变化冬至日夏至日：北极圈内极夜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春分日消失；过了春分日之后，北极点及周围开始出现极昼，且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夏至日达到最大。（南半球恰好相反。）夏至日冬至日：北极圈内极昼范围逐渐缩小，到了秋分日消失；过了秋分日之后，北极点及周围开始出现极夜，且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冬至日达到最大。（南半球恰好相反。）由例子可以看出图表教学法的优势所在。

（一）、化难为易，加强理解

高中地理的自然地理部分门槛高，理论性强。其中很多知识学生在初学时都难以理解。要想让学生轻松攻破这些难点，在讲述时采用图表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比如“地球的公转运动”这一内容就可采取图示法结合多媒体演示进行课堂教学，这样可以使学生弄清楚地球的运动是自转和公转两种运动的叠加，而不至于让学生凭空想象，难以理解。

（二）、通俗精练，利于记忆

高中地理教材中地理概念多，地理规律和地理特征复杂，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图表教学法，会将这些内容变得通俗易懂，从而激发学生的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及动态记忆。本来课本中许多地理概念、地理规律、地理原理和地理事物都用较大的篇幅来阐述，采用图表教学法，就可以很轻易地讲透这些知识的实质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突出重点。例如，低压和高压天气系统就可以采用图示法和表解法结合的方法进行阐述讲授。又如，“我国的人口迁移”这一节在课本用了较多的文字阐述，其实要是把这个过程简化为图，内容就简单多了。

（三）、化静为动，直观形象

高中地理教材中有插图众多，学生普遍有地图册及常用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但这些插图和地图内容毕竟是静态的，在实际教学中，尤其是对某些地理知识的演变和形成过程，如果采用板图、板画教学，边讲边绘，化“静”为“动”，不仅阐述清楚了地理知识的相互关系、分布规律和时空变化，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形象直观的思维。

（四）、条理清晰，结构完整

篇5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网络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音乐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使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in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目前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企业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16条第1款中，把“不得损害已有的在先权”，作为获得注册乃至使用商标的条件之一。

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包括哪些权利可以对抗注册商标的“在先权”。但在巴黎公约的修订过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间工业产权国际组织的讨论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至少应包括下面这些权利：（1）已经受保护的厂商名称权（亦称“商号权”）；（2）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有权；（3）版权；（4）已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权；（5）姓名权；（6）肖像权；（7）商品化权。

中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经把“在先权”这一概念引入了当时该细则第二十五条之中，但（除了应当细化之外）与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均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那么任何在先权人就都无能为力了。实际上，至少对于版权、外观设计权、肖像权等在先权来讲，不应强调在后者的主观状态。Trips协议就并没有把在后申请者的主观状态作为保护在先权的前提或要件。

在这次商标法修正案中，两处分别规定了对在先权的保护，同时删除了把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作为认定是否侵害在先权的前提。这与去年专利法修正案中对在先权的保护相对应了，同时也符合了世贸组织的要求。

禁止“未经许可，更换他人注册商标”

商标假冒未经许可而以他人商标来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是一般称的“商标假冒”，这种行为应予禁止，是没有争议的。

而倒过来，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是否违法？是否应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册商标人的利益﹖在过去，还缺少明文规定。

1997年4月9日，国家工商局认定了第二批23个商标为“驰名商标”。位居序号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厂的“灯塔”商标。这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将有着比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认识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因是大多数商标在创名牌的过程中以及驰名之后，均会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踪假冒，这种假冒活动又一般仅限于把驰名商标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产品上。而“灯塔”之出名，则不仅有人针对它从事这种常见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灯塔产品出口之后专有人针对它从事“反向假冒”，即撤换掉“灯塔”商标，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标，用天津油漆厂价廉质高的产品，为假冒者去“创牌子”。

发达国家很早已经在立法及执法中实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国则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得不到制止，就将成为我国企业创名牌的一大障碍。

1994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商标纠纷，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换上“鳄鱼”商标，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格出售。这就是国际上常说的“反向假冒”。

该案发生后，北京服装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百盛”及新加坡“鳄鱼”公司损害了其商标专用权；而被告则认为中国商标法仅仅禁止冒用他人商标，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标去假冒他人的产品。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分散而众多消费者们，不可能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币而组织起来去状告“百盛”及“鳄鱼”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会受任何惩处。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听任这种反向假冒行为，则等于向国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中国产品质高价廉，尽可以放心去购进中国产品，撕去中国商标，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难有自己的“名牌”

从国外商标保护的情况看，依法禁止这种反向假冒行为，也是国际惯例。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及其法院执法实践，明白无误地将上述反向假冒，视同侵犯商标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48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可见，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认为禁止反向假冒仅仅是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所特有的内容，那他们就又错了。发展中国家较成熟的商标法，也有与法国等完全相同的规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业产权法“商标”篇第189条规定，凡改换商标权人合法加贴于商品或服务上之注册商标的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又如，肯尼亚1994年商标法第58条C项，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组织来讲，也无异议地认为“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与“未经许可而中断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都同样属于违法使用。

在我国，过去商标法中无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场经济的我国，未经许可而改、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的行为又比较严重。为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明文增加这种许多国家都有的禁止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册人的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更趋完整，另一方面对鼓励企业闯名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与去年的专利法修正案一样，商标的“确权”之权，最终移交到法院，这不仅仅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国的商标制度进一步走向人们期望的“法制”与“法治”。这对增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将“不知”并且不能推断其“知”（即以是否能说明“提供者”）改为与赔偿责任相联系，而不再与侵权认定相联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权和保护商标权人。专利法修改时被“忽略”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与专利法的修改一样的诉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是一个贡献。

其他修改

商标权主体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条文与“不得注册”的条文分立，在商标的合法构成中增加立体商标、乃至将原有行文的“商标不得使用”哪些标志改为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等等这些看上去似无大异的增、改，都更进一步符合我国的商标管理实践、进一步符合国际惯例了。

其他诸如对人某些行为的明文禁止等等内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标法中应当被注意到的新内容。

篇6

关键词：标准化；垄断；价格同盟

伴随着产品技术性和专门化的提高，产品标准及认证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在传统社会中，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但基于行业协会等私人组织在人员专业化及信息方面的优势，目前在许多国家，这项工作已转向于行业协会来承担。由于行业协会存在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成员企业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故而一旦行业协会承担了标准制定及认证工作，那么该项“公益性”作业便极有可能成为成员企业限制竞争，不当追逐私利的重要手段，故当前有所谓“一流的做标准，二流的做技术，三流的做产品”的说法。也因为如此，故现代反垄断法较之以往，更关注于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及认证中的限制竞争行为，本文拟通过对标准制定及认证中竞争效应之分析来展示标准制定与认证中的反垄断的法律规制制度。

（一）标准化与市场竞争[2]

所谓标准，《布莱克法律大辞典》有两个解释：一是指由习惯，同意或权威所接受的作为正确的模式；二是测量可接受性，质量及精确度的水准[3]，在我看来，这两个含义都可来指涉我们行将探讨的论域，即标准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1983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250）第二号指南对标准化给了这样一个定义：“标准化主要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领域内重复使用的问题给解决方法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得最佳秩序。一般说，包括制定、与实施标准的过程”[4].

标准化是现代市场竞争非常重要的构成，许多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致力于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究其根由，在于标准化具有使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

第一，标准化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健康。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加以注意”[5]，正基于此，故现代社会提出了消费者的范畴，强调消费者在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政府市场干预中的核心地位。倡导市场经济一切活动的首要目的应是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保障消费者的主要权益，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受制于产品的技术性、专门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消费者的“从众”心理的局限，消费者在现实市场经济生活中实质上是一个“弱者”，其拥有的许多基本权益不时面临着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同形式的侵犯，而其中最为首要的权益便是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权，正基于此，国家公共机构和一些私人组织便采取一些行动来保障和提高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标准化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是因为囿限于消费者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因而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能及安全指标了解甚少，故而对于某一特定产品原料的构成和生产工艺需要如何选择才能保障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仅凭产品标识说明及介绍消费者是无法确知和理解的，也不能因之而使消费者产生对产品安全性的完全信赖，那么由专业性人士所制定的标准则可使消费者凭借对专业人士职业才能和道德的信任而使其标准的设定和实施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进而促成消费者凭标准标识放心购买能保障其基本安全和和健康的产品，而另一方面，由于标准的制定机关是由专业人士构成，较之于消费者，其具有专业上和信息上的优势，由此他们便能更清楚了解产品如何制造才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作为他们思考结果的标准的出台和实施便为生产者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指南和导向，进而在客观上也确保了符合标准生产的产品对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保障作用。

第二，标准化有助于便利消费者的生活。除了保障消费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外，标准化还有助于方便消费者的生活。一方面，标准化方便了消费者，譬如，标准化使同一类型的灯泡插头口径大小相同，从而使消费者不用担心其所购买的灯泡不能与灯泡配套，这进而减少了消费者为寻求配套灯泡而花费的搜寻成本；而另一方面，相同兼容的标准的设定及实施有助于使消费者减少对某一生产厂家的过度信赖，比如，如果消费者不满意某一品牌的计算机软件，则他可以购买其它品牌与其电脑相配套的软件，从而减少了消费者对其计算机品牌厂家的严重依赖。进而限制和反对了生产厂家的“捆绑销售”[6]；其三，标准化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诸多有用的信息。譬如标准的分类以及等级的排序为消费者检测和评价产品质量提供了客观的指标和信息，减少了消费者因知识的匮乏而招致“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第三，标准化有助于促进竞争。这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反映：其一，标准化特别是质量标准有利于消费者易于辩识合格的产品，减轻了消费者不信任产品和服务的压力，刺激和激发了消费者的潜在购买欲望，扩大了需求，进而增加了供给，市场规模也因之而强劲增长；其二，标准化使市场竞争者的种类减少，因为它淘汰了无法按标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厂家，从而使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并降低了劣质厂家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其三，由于标准化使市场竞争产生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那么便增加了该市场对市场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于是可能带动和引进市场的新竞争者，进而促进该市场竞争的高水平进行。

第四，标准化有助于生产厂家提高企业效益。其一，标准化促进了生产工序的统一性和流水线作业的可能性，从而可延长生产时间，提高机器设备使用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和投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二，标准化为司法裁决产品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客观性依据，于是增加了生产者在产品质量中的责任要求，这无疑有助于生产者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其三，标准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信息收集的渠道，并提高了企业相互交换技术的可能性，进而促进全行业产品研发水平的提高和质量的改进，美国联邦货易委员会在其通讯报道中曾经提出：“成本调查和发展业绩集中在一个文本中，标准能够易于产业之间技术的传播，通过这种方式标准就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7]其四，标准化有可能促进企业的技术革新，标准化的过程是多个企业联合开发的过程，在标准化过程中，相互技术得到了共同提高，从而提高了企业技术革新的可能性。

标准化在给社会带来上述积极绩效的同时，也会给市场经济引发一些不良效应，特别是当标准制定及认证工作是由行业协会等私人组织承担时，更一步放大了其不良效应和消极后果，具言之，由行业协会来承担标准化工作将有可能产生以下诸多流弊：

第一，标准化有可能阻碍技术革新。前已述及，标准化的制定过程有可能通过成员企业的相互合作而促进各自企业技术的革新和改进，但一旦标准制定并颁行以后，它便可能阻碍技术的革新。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标准化有可能从心理上阻碍革新观念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标准一旦作为被实践和理论证明是“正确”的而固定下来以后，那一方面它便极易在研究者心理上形成一个成功典范的模式，研发者欲突破标准的束缚而另辟蹊径，需要强大的动力才能克服标准产生的心理障碍；而另一方面，标准得到社会认同后，在消费者的心理上也会产生影响力，消费者会习惯于按照既定标准来评价和选择革新产品，而与标准不符的，尽管可能在技术上更先进的产品由于其不满足标准的要求，因而也很难取得消费者观念上的接受和认同[8]；其次，标准化增加了革新的市场风险。与标准化不同的革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上由于与标准化要求不一致，因而很难取得标准认证机关的认证，而欠缺这种认证，革新技术便无法或很难取得市场的认同，故而该项革新技术产品便由此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因无法取得认证和市场认同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这必然将降低革新技术的预期收益，进而将导发企业研究开发与标准不符的新技术，新材料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最后，标准化为产品的原料采购和工艺化制作全过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范本，而要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缚而另寻他途将面临巨大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这也增加了标准化为革新技术而带来的技术风险和障碍。

第二，标准化易于形成价格同盟。价格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竞争手段，也是指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因而各国竞争法纷纷将价格固定视为最为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之一，然而标准化的过程却容易形成事实上的价格同盟。因为原料的统一性和生产工序的一致性都致使竞争者产品无论在外观还是产品质量上都容易导致趋同，这样就使生产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局限于价格，固然这有可能引发价格竞争，但在行业协会的集体协作下更大可能却是形成事实的价格卡特尔，而且由于这种价格卡特尔是因标准化而产生的，因而运用合理原则来评判这种事实上的价格同盟将导致一些非常隐蔽的价格卡特尔因之而逃脱反垄断法的指控和制裁。

第三，标准化限制消费者的选择。选择权是消费者一项重要的权益，它是指消费者根据自己意愿自主地选择其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的权利，其个中蕴意在于是否购买商品，购买何种商品应当消费者来决定，而不是生产者。然而，在标准化过程中，生产者相互之间通过标准化的协议排斥了不符合标准的商品和服务进入这一市场，虽然它有可能是基于对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考虑，但也有些是出于行业协会成员企业限制竞争的需要，这些被出于限制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标准化所驱逐的产品和服务也许正好满足了部分消费者特殊的个体化需求，无疑这样的标准化便限制了消费者行使其本来应当可以选择并得到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而消费者的这项选择权却因标准化所产生的统一性对个体化的否定而受到侵害。

第四，标准化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由于标准及认证工作主要是由行业协会承担，因而行业协会极容易基于对自我利益的考量而提供一些假信息给消费者，从而误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一方面，行业协会标准制定机关可以将一些并不关键的信息或技术要求制定成标准并主观放大这些技术要求的重要性，从而使消费者错误判断产品的质量水准和性能；而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制定并宣传其权威性，让消费者对非标准化产品产生排斥力，而实际上该项不符合标准的革新产品可能更具性能和质量上的优势，也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标准化的宣传却阻止和误导了消费者对这类非标准产品和服务的使用。

第五，标准化有可能限制竞争。标准化除易形成价格同盟进而限制竞争外，还可以以以下方式限制市场的自由竞争：其一，以标准化淘汰了不符合标准的生产厂商，而这部分厂商的存在客观上将增加竞争的活跃性；其二，以标准化为借口，拒绝给对标准产品具有强大竞争威胁的革新产品的认证而阻碍市场竞争的激烈度；其三，通过设置标准而建立了市场壁垒，进而不适当地提高了市场新进入者的竞争成本。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购买标准产品所支付的成本；第四，通过对一些不必要的技术指标和原料的标准化设定，提高了市场竞争者的生产成本，这不利于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减少了大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威胁，最终降低了市场的充分竞争程度。

（二）标准化与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

前已述及，标准化在给社会带来诸多积极效用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有鉴于此，故各国反垄断法均以合理原则来规制标准化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下面我们以美国判例为例来揭示标准化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制度。

在美国，如果标准化涉及下列情形将被判定违反反垄断法：

1.因标准化而涉及价格同盟。

如前所述，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手段，因而一旦标准制订者是借标准化为名而行价格同盟之实，那么法院将认定这种标准化是违反谢尔曼法的。在MilkandIceCreamCaninstituteVFTC一案中，[9]牛奶和冰淇凌罐头机构要求其成员将所制铁罐被制造成统一的类型，清除所要求的尺寸和样式细微处的不同，由此成员企业在标准化以后价格趋同，于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指控，认为牛奶和冰淇凌罐头机构涉嫌价格同盟，而牛奶和冰淇凌机构反驳到价格统一是基于标准化而产生的产品统一，而这种标准化又是遵守各州政府管理的目的，但上诉法院认为，在上述标准化过程中，产品统一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虽然法院也认为“这种标准化的努力的多数是要遵守各种各样的政府管理和为健康的目的，但是在标准产品上达到统一价格的目标比不是标准产品的要容易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因而，在本案中，由于法院认为标准化的设定是主观的，而且这种协会成员的一致努力促成了彼此间的价格同盟，因而法院认定牛奶和冰淇凌罐头机构标准化的行为目的在于形成价格同盟，故违反了谢尔曼法。

但是，如果标准化是客观的并且得到法律许可的，即使这种标准化客观上引起价格趋同，但有可能不被认定违反了谢尔曼法。在1949年的TagMfsinstituteVFTC一案中[10]，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一个价格同盟并且认为价格报告协议的管理是由标签和标签产品的组成部分的标准化作为物质性协助的，然而，第一巡回法院拒绝共谋的说法，并且认为，“当然，受协会援助发展的标签和部件的详细标准将使[价格]协议更有用；一旦如果报告协议是法律许可，这种由标准化所带来的协议有用性的提高几乎不会给其带来不合法的影响”。

上述两个结果截然相反的判例表明，在判定标准化涉嫌价格同盟的案例上，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标准化的结构，目的，用途以及制度及实施程序等方面都将成为法院认定标准化是否是实行价格同盟的工具的重要参考因素。因而，标准化本身并不是可责难的，如第9巡回法院在C-O-TwoFireEquipmentCo.VunitedStated一案[11]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应当记住标准化决不会单独成为共谋发现的证据，它总是环境链上的一个因素，环境和行为的结合，而非标准化和简化，是发现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为的基础。

2.因错误认证而带来的限制竞争

如果标准化，特别是认证不公正，那么认证机构将被承担垄断的法律责任。这在Amcrica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ASME）VHdrolevel一案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2].在本案中，ASME是由9000多家成员企业所组成的协会，它在技工领域颁布了400多个规章和标准，虽然ASME的标准仅具建议性，但因为联邦、州、地方管理都要以它为参考，故具有很大影响。一个名叫Mcdonnell&Miller（M&M）控制了燃油裁断装置工业，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Hydorolevel引进了一个革新的截断装置，为了具有竞争力，这项新设计需要得到ASME的赞同，然而，由于Hydrolevel公司的新产品将对M&M公司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而M&M公司的副总裁又是负责对该项技术进行认证的ASME下属委员会的副主席，而下属委员会的主席是M&M附属公司的副总裁。因此，这两位M&M公司的内部人（Insider）立即采取行动来避开Hydrolevel革新设计的威胁，他们给下属委员会写信认为Hydrolevel公司的产品不能提供积极有效的担保，原下属委员会在两位主席和副主席影响下支持了信的内容，拒绝给Hydrolevel公司产品认证，于是Hydrolevel提起反垄断诉讼，最高法院认为Hydrolevel的革新产品符合ASME的安全标准设计但被拒绝认证，由于ASME具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而且这项拒绝认证是在相关者没有回避情形下做出的，因而构成了限制竞争。

但是，在ConsolidatedmotelproductV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一案中[13]，法院认为如果认证工作程序合法，即使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损失，那么都不应当被指控违反了谢尔曼法。本案所涉及的美国汽油组织是唯一一家对国内汽油设备设置产品标准的协会，具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没有采用APZ标准的企业甚至是无法取得用户信任而进入市场。Consolidatedmetal设计了一种三叶器厨盘，但这种设计与APZ标准不同因而未获APZ认证，但是APZ安排了Consolidatedmetal到APZ标准委员会去进行说明，尽管同意了对新产品的认证，但委员会认为Consolidated的产品仍然不符合APZ的标准，在受到垄断诉讼的威胁并在一年半以后，APZ颁布了新产品的标准，认证了Consolidated的产品，由于不满意延迟认证，Consolidated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第五巡回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APZ并未强迫终端用户只能使用APZ的产品，并且也未采用其他行动来保证不符合APZ标准的产品不能被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法院认为APZ尽管延迟了对Consolidated产品的认证，但其遵循了正常的分析程序，表明APZ并未具有限制Consolidated产品的恶意，综上，法院认为APZ行为不具有岐视性，而且其对Consolidated产品最终给予了认证也显示其未恶意抑制革新，因而巡回法院支持了地区法院驳回原告的请求，裁定APZ行为并未违反谢尔曼法。

在1984年的EilsonCorpVnationalsanitationFoundation一案中，法院认为，如果产品认证是由非竞争者所构成或至少不是由竞争者所控制，那么原告的将有可能被驳回。在本案中[14]，原告所属的制造商业使用冰箱控制测试协会拒绝认证它的一项设计，而法院查明，测试协会所使用的标准是由广大制造商和商业电冰箱用户组成的团体制订的，没有证据表明测试实验室被竞争的电冰箱制造商所控制，或者原告的设备受到任何有别于竞争者设备的对待；进一步说，少数其他会员制造商也曾经有过未获认证而被迫修改设计的情况，最后，经认证的产品获得测试实验室的认证用章，不被认证的后果仅仅是收回印章，被告没有试图阻止任何人购买没有印章的冰箱，因而法院认为如果原告认为被拒绝认证构成限制竞争，他必须证明“它在一个被竞争者岐视的基础上被禁止获得产品认证或者是整个行为被证明是不合理的”，由于原告无法提出这样的证据，故法院确认驳回原告申诉。

从上述三个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考虑认证是否合法中法院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首先是认证机关的市场影响力，对ASME与APZ结果之不同一种分析思路便认为ASME的标准与政府标准相混同，而APZ则完全是民间性的认证相关，故ASME具有一定强制性，而APZ则是纯粹性的自愿标准，故而ASME应当比APZ担负更大的维护竞争的要求和责任，对其的法律规制也应当更为严格[15].其次是拒绝认证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原告能否举证证明被告的拒绝认证行为给自己带来了损害，并进而阻碍了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再次是认证程序是否公正，虽然最高法院在西北批发一案中曾指出，程序的缺失不能成为反垄断的决定因素，但是，从上述两判例来看，在美国，法院仍然关注在认证过程中的程序公正问题，这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因素；第一，标准制定者与认证者是否是申请认证人的竞争者，如果是相互竞争的，那么认证机关便极有可能陷入限制竞争的指控之中；第二，认证机关是否给予了认证申请人充分的陈述和听证机会，如果拒绝认证，是否进行了解释并给予了申诉的机会；第三，认证过程是否是公开的；第四，认证决定是否是在合理期限内做出。

3.通过标准化实行集体抵制。

如果行业协会标准化实施的结果构成对第三方不正当的集体抵制，那么法院将认定这种标准化是不合理的，这体现在RadiantBurners，IncVPeoplesGaslight&cokeco[16]的判词中。在本案中，美国天燃气协会（AGA）是由公共用户天燃气销售商，管道公司，设备制造商所组成的一家私人协会，对那些通过安全性，有用性和牢固性的天燃气灶发放“许可证”，原告制造了一种家用陶制天燃气灶，据说这种灶更安全有效，但AGA两次拒绝为该天燃气灶认证，打上认证用章，并且原告申称被告的成员企业拒绝给使用原告产品的用户供应天燃气，最终导致原告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于是原告提出反垄断诉讼，第十巡回法院认为由于原告并未主张证明对原告产品的拒绝认证减少了天燃气灶的生产产量，并且原告也未主张证明公众被剥夺了购买更优越产品的权利，因而判决原告败诉，但是最高法院了第十巡回法院的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最高法院看来，原告主张证明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原告证明了被告拒绝认证是由与原告相竞争的企业所主导的认证机关所进行；二是在最高法院看来，拒绝给原告的天燃气灶用户供给天燃气，是应当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典型集体抵制事例。基于上述两个条件，故最高法院认为被告行为是以标准化来实施不正当的集体抵制，因而应当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判定被告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

4.运用标准来限制质量竞争

前已述及，标准化是有助于生产厂商保障和提高产品质量，但是，在一些情形下，标准化也有可能被行业协会运用来维持一种低水准的质量规格，减少和限制产品的质量竞争。由此，运用标准来限制质量竞争也便成为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这在NationalmacaronimanufacturesASS‘n（NMMA）V.FTC[17]一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NMMA是美国全国空心棉制造业协会，其拥有24名制造商会员，并占据全国空心棉市场70%的份额，在1959年和1961年制造空心棉的硬质小麦（DurumWheat）发生短缺，价格飞涨，于是协会为避免硬质小麦的消耗而导致成本上升，于是颁布了新的产业标准，要求空心棉由50%硬质小麦和另一种硬质小麦（hardwheat）构成，虽然这项标准有效回应和减轻了硬质小麦短缺的影响，但客观上却降低了产品质量，因为完全由硬质小麦做成的空心棉质量最好，于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NMMA行为是利用标准化来降低产品质量，人为固定价格，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支持FTC的诉讼请求，判决美国全国空心棉协会关于空心棉标准的行为违反谢尔曼法。

5.标准化被用来限制竞争

有时，标准化用来与似乎是不正当的贸易作斗争，但其客观上又限制了竞争，那么在美国，这些所谓善意的标准（Well-intentionedstandard）同样是要受到法院指责的，换言之，标准化目的之善意并不能成为其不合理限制竞争的理由和支持，这项规则是在Fashionorginator‘sguildofAmericaInc，v.FTC[18]一案中得到法院的确认，美国时尚原创者协会（FOGA）是由纺织品制造商、炼钢厂、染印厂、服装设计者、销售者等组成的协会，服装设计师和制造商达成协议不将他们“原创产品”卖给同样也从“盗版者”那里购买服装的零售商，盗版者据说是抄袭FOGA的设计并低价销售服装，而在本案发生和审理期间，服装设计是不能取得版权或专利的。FOGA联合了12000家零售商参加本项集体抵制行动，并设计了一整套设计和销售的标准，包括禁止零售广告，限制打折，管制零售商的时装款式等。FTC于是提起反垄断诉讼，认为FOGA关于零售标准的确定实质上是不正当限制了竞争，固定了价格，但FOGA反驳道零售标准的确立以及对违规者的集体抵制是为了防范搭便车并且是为了保护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免受盗版的侵害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但令人略觉疑惑的是的法院支持了FTC的请求，判定FOGA行为违反谢尔曼法。

6.缺乏合理性基础的标准化

如前所述，标准化具有促进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等诸多积极功效，这是标准化赖以制定并实施的合理性基础所在，因而一旦标准化根本无法实现其积极作用，那么丧失了合理性基础的标准化便只能是限制竞争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标准化将被美国法院认定违反谢尔曼法。

（三）标准化与反垄断中涉及的两个问题的探讨

1.标准化与安全、健康因素的探讨

标准化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保障和促进公共安全和消费者健康，但是，如果基于安全和健康目的而建立的标准的实施客观上又对竞争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么在美国其同样有可能面临违反垄断法的指控。在NationalSocietyofprofessionalengineersVunitedstates一案中[19]，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在对标准化进行合理分析时，健康和安全的因素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在本案中，被告专业性协会试图解释禁止竞争性的命令，他们声称竞争性的命令将会导致靠不住的低价，进而会致使工程师们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有隐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工作效果很差，法院最终拒绝了这种说法，并明确提出，在合理原则分析中，竞争的效果是判断竞争的标准，同样的判决理由在FTC.V.indianaFederationofdentists一案中又再次得到确认。

虽然在美国绝大多数判例中，安全和健康等非竞争性因素对限制竞争的行为并未构成有力的辩护理由，但是，在个别案例中，法院也开始考虑并重视非竞争性因素，如健康和安全的合理性问题，在WikVAmericanmedicanAssin（ANA）[20]一案中，Wik是一个脊椎指压治疗者，但美国医疗协会（AMA）根据其标准中的第三原则禁止内科医生将病人交给脊椎指压治疗者或接受脊椎指压治疗者的推举，拒绝脊椎指压治疗者使用医疗设备，于是，Wilk以AMA将标准化作为限制竞争的手段为由提出诉讼，认为AMA行为构成不正当的联合抵制。法院虽然通过合理原则分析判决美国医疗协会行为违反谢尔曼法，法院在判决中表明被告也有权证明制定该规则（标准）有利于保证提供给病人高质量的医疗处理，但是，如果被告的限制竞争行为是合理的，按法院的理解，被告必须证明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他们已与每个人建立了一个医患关系，并且对于每一个有助于护理他们的病人的科学方法他们都真诚地予以考虑；第二，这种考虑是客观合理的；第三，这种考虑是被告颁行规则（第3原则）时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因素；第四，这种方法对竞争的限制最低。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在美国标准化的反垄断实践中，健康和安全因素是很难成为标准化限制竞争的有力支持和合理理由，正如HavrysGerla所指出的那样：“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些因素（指安全和健康-引者注）对于大多数的行业协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除非对竞争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最高法院，大多数低级法院以及反垄断执行机构似乎认为真正有必要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标准和认证并不为反垄断所保护”[21].

针对美国关于健康和安全不可作为标准化限制竞争的合理理由的认识和做法，我认为是不可移植于国内适用的，这是因为在涉及消费者安全健康问题的领域内，我国当前虽然存在一定的垄断现象，但更大的问题却是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标准化制度的保障和支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当将相关的竞争制度的注意力投向如何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淘汰进入市场的不合格产品和服务。故而在我看来，在我国，安全和健康应当可以成为标准化限制竞争的合理主张和抗辩理由的，如果行业协会确实可以证明标准是基于健康和安全的因素而制定并经过正当且合理的理由颁行和实施的话。

2.标准应当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

依照能否被强制执行，标准可以分为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在美国，强制性标准一般是被禁止的，而自愿性标准方才被认为是合法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其建议中认为“所有的标准都必须是自愿的”，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支持FTC的上述认知，要求各职业和行业协会将标准是自愿的规则牢记于心[22].

因此，如果行业协会制定标准以后相互间就标准的严格执行达成明确的协议，那么在美国将被认定是违反谢尔曼法的，无论制定标准的原因是基于何种理由，在前述FOGA美国时尚协会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立法的这样一种倾向。

但是，如果行业协会制定了一项标准，而成员企业以默示协议（implictagreements）的方式来执行，那么又应如何判断其个中所蕴含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效力？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Gecrgeplamb认为“默示的遵从标准的协议将导致反垄断问题[23]，与之相反，Harysgerla却认为默示的遵从标准的协议不能成为决定是否垄断的实践性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的使用将倾向于谴责所有的行业协会和职业协会标准”[24].然而，即使当标准是自愿的，成员企业之间也并未就标准的执行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协议。在美国，标准并不因此就当然合法有效了，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尽管一些标准是自愿的，但由于制定及认证机关拥有强大的市场权力，其结果却是使自愿性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强制性标准，如前述ConsolidatedmetalproductsVAmericapetrtruminstitute一案中的美国汽油协会（APZ）便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影响力，未经API认证的燃具甚至是无法取得用户信任而进入市场。因而，类似这样的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往往会受到反垄断机构和法院的仔细审查，以防止协会利用其因竞争而产生的市场支配力将自愿性标准及认证转化成为对市场竞争者的强制性要求。

美国对强制标准化的上述司法裁判理路按我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所带来的阻扼革新，易于建立价格同盟进而降低市场竞争程度等不良市场效益的担忧，学者们认为这种考虑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我看来，美国的做法过于偏执一端，完全否定强制性标准的存在是不太恰当的，少量的强制性标准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这主要是基于：第一，对于一些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产品，如食品、药品等，由行业协会在国家失效时牵头颁行一些强制性的最低质量标准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协会制定和颁行标准以后，无论以明示协议或者默示协议要求成员企业按标准行动在我看来都是维护行业协会团结所必需的，只要其标准的制定及认证程序是公开和公正的，那么原则上是应当援引合理原则并判定协议合法有效的，而不应当按美国的模式，将协议的存在视为违反谢尔曼法的主要表征；第三，如果强制性标准是由并不具备过多市场权力的行业协会颁行和认证，那么其所产生的限制竞争的效力应当是比较弱的，相反，如果同样的标准是由垄断性或具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行业协会颁行，即使其宣称是自愿性的，那么其所产生的市场冲击力也将是非常强大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强制性标准比自愿性标准更具限制竞争的力量，但是最终决定市场影响力的主要是行业协会的规模及其市场权力，而不是标准是否是自愿或者强制性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很怀疑美国以标准是否强制性作为反对标准化的重要司法裁判依据的合理性所在。第四，强制性标准作为行业协会内部实施的一项规章，我认为只要其不产生较大的限制市场竞争的力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其合理性应当是行业协会自治必然的逻辑要求，对强制性标准的否定实质上是对行业协会自治权的一种过度干预。

（四）我国标准化反垄断制度的若干构想

伴随着我国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标准化问题逐渐开始显山露水，虽然我国目前尚无一例因标准或认证而产生的反垄断诉讼，但现实中因标准而出现的矛盾和限制竞争日渐增多，未雨绸缪，故而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标准化的反垄断制度进行预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首先，变革我国当前标制化管理体制，从由国家主导转向行业协会主导的体制，我国当前标准化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分口管理模式，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而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业标准化工作，而理论的研究分析表明，行业协会比政府更具有标准制定及认证的优势：第一，行业协会比政府更具专业化和技术的优势，因而其制定的标准更精确；第二，即使政府标准制定人员拥有行业协会同样的知识结构，但是，行业协会成员企业由于身处工作第一线，因而能够更快地回应实践对标准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第三，由行业协会主导标准制定及认证工作有助于强化行业协会的自治并减少国家的不当干预和过度管制。

虽然由行业协会主导标准化工作有可能产生限制竞争的问题，但是这并未意味着国家主导标准化便不产生同样的结果。在我国，虽然标准是由国家主导的，但是许多标准在实践中却是由企业制定的，并报经国家批准，而国家的审批过程有时纯粹是一种形式化过程。因而对于这部分企业制定并以国家标准的面相而出现的标准，一般是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指控，但在实质上其却有可能是限制竞争和阻扼革新的。因此，变革我国当前标准化管理体制对于反垄断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通过行业协会来主导标准的制定及认证工作，这样就撩开了传统国家标准的面纱，将那些实质上是行业标准的标准还原其本来面目，从而使那些以国家标准面相出现的实质上的“企业标准”不再以国家标准而逃避反垄断法的审查，他们将作为行业协会标准而面临反垄断机构的仔细调查和评判。

其次，建立竞争性的多元标准体制。如果产品只有一项标准，那么这是容易滞碍革新的，但是，如果在一项产品上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且标准的制定及认证又是开放性的，那么这样的标准设计便可容纳各种各样的产品，从而降低了标准对革新的阻碍作用。

再次，运用合理原则来分析标准化中的限制竞争问题。对标准化中的限制竞争问题各国大多是以合理原则来分析，我国也不应当例外，但是，即便援引合理原则来评判我国标准化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并不赞成全盘移植美国的做法，但是其中许多做法也应当为我们所借鉴，因而，从总的来讲，我国对标准化中的限制竞争运用合理原则进行法律分析和评判的思路应当是这样的：

第一，首先我们应当审查的是行业协会的市场支配力（Marketpower）。如果一个行业协会拥有的市场支配力极小，其成员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微不足道，那么，由这样的行业协会所制定的标准及认证由于不具备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因而一般情况下不应面临限制竞争的指控，但是，如果一个行业协会具有较大的市场支配力，那么其所制定的标准及认证便进入第二步的调查。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市场支配力，又如何判断市场支配力。所谓市场支配力（MarketPower），又称垄断力或市场权力，其主要是指企业或协会在特定市场上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支配或者控制力量，一般表现为决定产品质量，价格或销售某方面的控制能力，在传统反垄断法中，对市场支配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市场份额的指标来进行。在美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认为具有市场支配力，而在80%以上的市场份额将被认定是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市场支配力，而在欧洲，单个企业市场份额占据1/3，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据50%，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据2/3的市场份额都将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力[25].上述指标虽然针对单个企业，但是按我的理解对于行业协会也是同样可以适用的，在我看来，如果一个行业协会拥有的市场份额超过50%，那么该行业协会应当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力。

第二，我们应当仔细审视标准化的目的，如果标准化的目的是对公众健康、安全的考虑，或者其他一些善意的目的，如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那么这样的标准化则具备合法性的首要条件，而反过来，如果标准化的设定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合理性基础，实质目的在于限制竞争，那么这样的标准化将被认定为限制竞争；

第三，我们应当考察标准化的制定过程及认证程序是否公正。如果标准化的制定者是由行业相互竞争的成员企业共同进行，那么这样制定的标准应当被认为是公正的，而反过来，如果标准的制定纯系行业某个垄断企业单独而为，其并未取得行业其他企业认可或参与，那么由此制定的标准则因其程序不公正而应当面临详尽的反垄断的调查。

当标准被公正制定以后，认证程序是否公正便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下一个目标，其关键主要在于对一个企业产品进行认证时，其竞争企业是否参与认证和主导认证决定的做出。如果一旦查明拒绝认证决定是由与申请认证企业相竞争的企业不公正地下达，那么认证机关应当面临反垄断诉讼的指控。

第四，我们应当检视标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如果标准的制定及认证是经济生活客观上所必需的，而且又有技术上的理由作支持，至少有统计数据所佐证，那么这样的标准我们倾向于是一项客观标准而认定有效，但反过来，如果标准是制定机关的主观设计或臆想，那么由此而颁行的标准我们则称之主观标准，主观标准往往比客观标准更需要经受反垄断法的严格审查，因为其极有可能成为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误导消费者的重要工具。但是，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并非所有主观标准都一定面临反垄断的指控，如体育比赛中的一些标准，球的颜色，场地的大小等等，这些标准因被视为传统的延续而受到反垄断机构及法院的宽容，在我看来，对主观标准的这一思路同样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法所借鉴。

第五，我们还应当审视标准是否是最低限制竞争的标准。任何标准都具有反竞争性，因为它至少淘汰了一部分竞争者，降低了市场的活跃度，因此，我们不能以是否给竞争产生不良影响作为标准化限制竞争的主要论据，关键应当看该项标准是否是已有标准中限制竞争程度最小的，如果行业协会采用的标准被其他竞争者证明不是对市场竞争限制最小的，那么行业协会则必须证明其基于合理的理由并经过正当的程序而未能采用竞争者所提出的对市场竞争限制最小的标准，[26]如果行业协会未能有效证明，那么其仍无法逃避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第六，在对标准进行合理分析时，我们还必须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譬如，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确实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效果，但如果要指控、调查，则需付出大量成本，甚至超过了其限制竞争给社会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反垄断机构对是否提出起反垄断诉讼则应权衡再三，切莫盲目从事，毕竟效率也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成本—收益分析也是经济人主要的思维模式。

最后，变革我国反垄断机构的制度设计，实行专家审理制。由于标准化中反垄断问题涉及的技术性问题相当复杂，需要考虑的社会因素又是如此纷繁，一般的行政官员是力难堪任，因而在我看来，必须改变我国反垄断机构人员的组成，吸纳大量技术精英和法律专家于其中，提高反垄断机构人员的素质水平。唯此，才能回应和满足标准化中限制竞争问题对反垄断机构所提出的挑战和要求。

参考文献：

[1]本文所讨论标准和认证仅指涉由行业协会制定和组织的标准和认证。另需说明的是，本文是本人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而本人博士论文又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业协会经济自治和国家管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

[2]本部分所探讨的不仅包括标准，而且还涉及认证，但为行文方便，此外又由于大量认证是对标准的观照和实施，因而我以标准化来替代标准和认证。另外，在关于标准化对市场竞争的积极效应和不良后果的论证，国外有所探讨，可参见，（1）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19DaytonLRev471（1994）（2）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3）GecrgPLambandSummers.kittelle“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ticeLittleBrownandcompany（4）HerberthovenkampFedcralantitrustpolicySTPanlMINN`1999（5）Donald.s.clarkprice-fixingwithoutcollusion：anantitrustanalysisoffacilitatingpracticesafterethylcorpWislRev1983.

[3]《blacklawdictionary》（sevenedition）westGrowst.panl.MINN1999P1412-P1413.

[4]转引自李昌麒主编《产品质量法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5]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6]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19DaytonLRev471（1994）（IVA）。

[7]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V.D）。

[8]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47EmryL.J.553（1998）（IV.B）。

[9]MilkandICECreamCaninstitateVFTV152Ff418（Tthcir1946）转引自GecrgPLambandSummers.kittelle“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tice”LittleBrownandCompanyP87-88.

[10]TagMfsinstituteVFTV，174F21452listcir（1949）。

[11]C-O-TWOFireEquipmentCoVunitedstates，197，F.F2d489493（TthCir1952）转引自GeorgePlamb“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ctice”P89.

[12]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47EmoryL，T583[1998]（V.D）。

[13]同上。

[14]Herberthoven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STPanlMINNP232.

[15]Har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andCertificcationVI.A.

[16]364U.S.65681SCT365（1961）。

[17]Sear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andantitrust”47EmorylJ.583.1998.（IVB）。

[18]前引SeanPGates文（V？C）以及HerbertHoven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1999）P222.

[19]Harrysgerla“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IIB）。

[20]Herberthaveh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P235.

[21]HarysGerla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IIB）。

[22]SeeHarr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andcertification（VB）。

[23]GeorgeP.lamb“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ctice”P95.

[24]SeeHarr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andcertification（VB）。

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中小企业发展方向

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小企业以其经营方式灵活、组织成本低廉、转移进退便捷等优势更能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消费者追求个性化、潮流化的要求，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约1ooo万户，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和一些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大多是中小企业生产的，中小企业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o％；中小企业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被中小企业所吸纳中小企业每年为国家缴纳的工商税收占总额的50％左右。在2o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中小企业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其思想观念、技术装备、经营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小企业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

一、战略目标

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这种定位既要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的追求目标，起到引导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又要使其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努力实现并能推动中小企业的逐步发展，是运行过程中的动态目标。就其目标而言．既要与我国国情相符台，又要与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相统一；就其动态来看，还要与加入WTO后的世界经济形势相统一。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运动状态支持目标、中小企业运行结果目标、社会效益目标。

(一)运动状态支持目标

这主要是从外部环境来讨论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在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大环境系统中才能成长壮大。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它们是一个弱势群体，更需要系统环境目标的实现才能达到自身运行的结果目标和社会效益目标。因此，运行状态支持目标就自然构成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具体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1．政府扶持到位政府的政策扶持是一个关系到中小企业发展方向和系统目标能否实现的首要问题。由于中小企业资金缺乏、人才短缺、技术落后，很难与大企业相互抗衡，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扶持政策到位目标体现在政府观念的到位、政府身份的到位、政府扶持政策的到位。(1)政府观念的到位是指政府应改变自己的观念，认识到大中小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等的一员，都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各自的贡献．并且大中小企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规模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既定约束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过程，它们相互依存、互相协作、互为补充、共同发展，都应给予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不能只重视大企业，忽视甚至歧视中小企业。(2)政府身份的到位是指政府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以恰当的角色出现在中小企业面前，不能超越其职权干预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的行为应该是：代表和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负责对中小企业的宏观指导、发展规划和发展产业指导；负责贯彻落实及督促和检查中央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文件的执行；推动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等。(3)政府扶持政策的到位是指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运用政策的行为是间接管理而不是直接管理，是引导而不是行政干预。

2．社会服务到住由于中小企业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差，一般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满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需要以及实现信息、培训、市场、法律等方面的自我服务，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都要采取措施，以便中小企业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获得所必需的各种资源和信息。(1)以行政区划为载体形成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行政机构1)参与、帮助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中介机构。政策性中介机构是指那些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实施特定政策意图、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可设立提供长期贷款的融资机构、出口担保机构和免费为创业者提供注册、信息服务的商会及社区机构。2)根据市场需要由政府协助成立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投资、咨询、信息、培训等机构。(2)以社区为依托，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适当资助)，建立中小企业综合服务组织，形成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技术创新、培训辅导、信息网络、市场拓展、合作服务。3．融资服务中介人到位中小企业发展中最大的难题是自有资金不足，而光靠自己的信誉和财产抵押难以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就需要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人来协调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鼓励银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中介人可以是中小企业工会组织的代表团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通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帮助中小企业打通筹集资金的渠道，增加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投入。

(二)运行结果目标

这是从中小企业内部机制来讨论其战略定位。运动状态支持目标只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了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环境，要从根本上促进中小企业获得长远的发展，中小企业自身还必须建立起良好的内部机制，具体要实现以下目标。

1．增加数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在数量上要得到较快的增加。为了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今后10年内应以每年15％～2o％的数量递增为益。

2提高素质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是一个普遍问题，既不利于原有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新企业的创立。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帮助它们提高自身的素质，迅速改变现有这一状况

3．结构合理我国中小企业在运行体系中结构矛盾突出，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都不合理，这是使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重要因素，必须迅速突破。我们必须分析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寻找矛盾的焦点，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在2年时间内使三大结构矛盾得以解决，使我国中小企业的运行结构趋于合理。

4．理顺体制我国中小企业的体制矛盾主要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目前要解决的还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集体企业的体制矛盾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乏，使中小企业运行的效率低下，难以真正发展壮大，所以，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中小企业理顺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运行的社会效益目标

这是从中小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益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中小企业必然会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但企业的盈利目标与社会效益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社会财富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以中小企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益作为中小企业是否得到发展的标准。我国中小企业运行的3个社会效益目标是：增多财富、增加就业、城市化程度提高。首先，中小企业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就业，增加职工收入，这样可以避免社会资本过于集中，促进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均衡分配，达到共同致富的目标。其次，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人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创办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不断强大，扶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最后，中小企业的壮大，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财富的增加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又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写）扬子回答采纳率:66.1%2008-09-0712:57检举

提问人对（写）扬子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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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方向

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系，缺少对战略方向的阐述显然是不完整的。本文中小企业的战略方向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出的几个具体发展方向。

(一)发展地域特色型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El趋激烈的今天，只有具备特色的企业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培育和发展地域特色型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方向。各地应按照市场、资源、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群体型企业，通过地域特色形成的产业能带动该地域形成产业群，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配套型中小企业配套型中小企业是指那些为国内支柱型大企业和国外大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为大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可以更好的促进专业分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建设。

(三)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各国的经验来看，科技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发展较为成功的企业，它在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科技人才优势，大力促进产、学、研联合，开发一批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科技成果，促进一批院士专家型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四)发展就业型中小企业我国的工业不够发达，劳动力富余，就业困难失业人数的增加，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利于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因此，要根据我国各地的特色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富余、下岗职工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应重点发展社区(村)企业，这些企业立足本地，服务本地，科技水平要求不高，但生产廉价的商品，这也是就业型企业拓展自己发展空间的领域。

(五)发展外向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其发展可以产生几个方面的作用：①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使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参与我国的工业建设；②更多地利用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③带动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为增加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创汇创造更好的条件；④使我国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所以我国应充分利用加WTO的带来的机遇加快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六)发展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在于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在于质量的提高提高国有、集体中小企业质量的重点是加大企业的改革力度，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应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放松对它们的限制，让其有自由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为其尽快减负，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平等的一员。

(七)发展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推动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资金来源问题+这类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政府的扶持性资金；二是来自社区内的共同集资。如果地方经济发展较快，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比较容易筹集到资金只要企业的项目有发展前景，比较容易得到政府资金的扶持和居民的支持，通过共同集资的形式筹集到所需资本。

参考文献：

[1]李大明．产业结构谓整与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J]．财贸经济2001．(10)：41

[2]项保华．企业战略管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篇8

新疆新源县实施农业标准化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实现农业标准化工作与经济发展互动共振的良好效应,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新源县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开展此项工作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当地政府重视,确保农产品标准体系的顺利实施

农产品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和配合。为了加大实施力度、加强领导和管理,充分发挥质量技术监督和农业、科技等部门的职能作用,为此,新源县成立了以分管领导副县长为组长的由农业技术推广站、质量技术监督局、科技局、种子站、农机推广站、供销社相关人员组成的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县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技术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技术工作组设在农业技术推广站。

二、围绕当地产业,积极推进农产品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新源县大豆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是县里首批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该项目已于2007年7月顺利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组织的考核验收。从2004年项目立项以来,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每年都制定出新源县大豆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方案,示范区建设工作实行政府大力推动、市场正确引导、相关部门具体指导、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积极实施的农业标准化工作方针,按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管理办法》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分阶段、分步骤组织落实。实行乡镇、村队具体抓,相关部门进行业务和技术指导,龙头企业开拓市场、引领导向,农户实行标准化种植、领导小组组织协调的发展模式。

通过项目标准化的实施管理,保证了大豆品种明显优化、单产和质量明显提高,全县大豆种植面积由2004年的10万亩发展到2006年的12万亩,种植面积增长了20%,示范区单产已由2003年的3600千克/公顷增长到2006年的4100千克/公顷,单产增长了13.9%,示范区农户人均增收500元以上,建立起了大豆从种植到产品加工的农产品标准体系。

三、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促进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新源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根据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管理办法,建立起了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产品标准体系,为农民的实际操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通过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民标准化种植的意识普遍增强,示范区农户人均增收500元以上,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明显提高。

篇9

关键词：方案 报价 策略

一、投标前的准备工作

投标前的准备工作在投标过程中起着一定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园林投标中尤其明显。笼统说来，在准备工作中，首要的就是研究招标文件并通过资格预审合格，取得招标文件，即进入投标前的准备工作阶段。

1、做好对投标文件和合同条款的研究

取得招标文件后要研究工程综合说明，并且对工程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能做到熟悉使用详细研究设计图纸和技术说明书，保持制定施工方案和报价有明确的依据。明确招标要求，做好投标文件中不出现与招标要求不相符合的情况。

合同是工程的灵魂，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只有仔细研究合同中的主要条款，才能明确知道中标后应该承担的义务、责任以及应该享有的权利。承包方式、开工、竣工时间以及提前或推后交工期限的奖罚；工程的变更以及停工、窝工等造成的损失处理办法等，都包含其中。

2、认真考察投标环境

调查投标环境也是编制投标文件时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相对于园林工程投标环境的特殊性需要做好以下八点：①详细调查场地的地理位置；②详细调查地上、地下障碍物种类、数量及位置；③详细调查地下水位、给水排水、供电及通讯设施；④详细调查土壤（质地、含水量、PH值等）；⑤详细调查现场交通状况（铁路、公路、水路）；⑥详细调查气象情况（年降雨量、年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霜降日数及灾害性天气预报的历史资料等）；⑦详细调查绿化材料苗木供应的品种及数量、途径以及劳动力来源和工资水平、生活用品的供应途径；⑧详细调查材料堆放场地的最大可能容量等。

熟悉了投标环境就是熟悉了可能获得的工程项目施工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投标环境对工程成本的影响很大，所以要完全熟悉掌握投标市场环境，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3、制定合理且有吸引力的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一方面即是招标单位评价投标单位水平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也是投标单位实施工程的基本要领，通常都由投标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来制。一份优秀的施工方案无疑会在竞标过程中为本企业加分。

施工方案一般要注意以几要点：①、施工的总体部署和场地总平面布置；②、施工总进度和单位事项工程进度；③、关于施工进度的网络图或横道图；④、主要施工方法；⑤、劳动力来源及配置；⑥、主要材料品种的规格、需用量、来源及分批进场的时间安排；⑦、主要施工机械数量及配置；⑧、大宗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的运输方式；⑨、现场水电用量、来源及供水、供电设施；⑩、临时设施数量及标准，特殊构件的特定要求与解决的方法。

4、合理进行投标文件报价的准备工作

报价是投标全过程中的核心，己方的报价对能否中标，企业的效益和盈利多少起关键性作用。也可以根据本企业中过往定额的经验依据来进行自主报价。继而确定了间接费用、预期利润率和动态成本价格，为报价留有一点余地。

详细报价内容也很重要，例如一些常见的人工费、材料费以及施工机械使用费都是施工过程中耗费形成的几项费用。还有一些可能发生的费用，在投标文件中也要注明，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一些冬季、雨季、夜间施工增加和二次搬运等费用，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工程进行核算。

其余的还应核算计划利润，指按规定应计入园林建设工程造价的利润和按税法规定应计入园林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等。

二、投标文件的投标策略

投标企业首先要根据企业的自身和外界情况及项目情况慎重考虑，做出是否参与投标的决策，然后选用合适的投标策略。如果决定参加投标，那么投标策略是能否中标的关键，也是提高中标效益的基础。

想要中标就必须比其他竞争者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优势。

价格方面：一份造价过高的投标文件及时做的再好，也是无人问津的。所以说，投标报价是投标策略的关键。在确保企业相互照应以利润做为前提下，脚踏实地，运筹帷幄以最低报价取胜。

技术方面：例如采用新施工方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保证降低到最小工程造价，成功赢得投标提高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

管理方面：做好施工组织设计，采取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机械设备；优选各种植物及其他造景材料；合理安排施工进度；选择可靠的分包单位，力求最大限度的降低工程成本，以管理优势取胜。

品牌方面：对于一些优秀的承包商，发包方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然会优先考虑。而对于一些刚起步或者同类工程接触较少的企业，不妨为争取未来的市场空间，宁可目前少赢利，以成本报价在招标中获胜，在施工中做出品牌，为今后占领市场打下基础。

三、最终投标文件的编制

1、投标书的编制。

像工程量清单和单价表；施工技术措施和总体布置以及施工进度计划图表；标书编制说明、总报价书和单现工程报价书；主要材料规格要求、厂家、价格以及一览表等都属于投标书。投标书的格式，都按照地方招标管路部门的要求进行编制。

2、该次工程的报价决策

报价决策是计算标价的基础，通常表是要依据工程量的清单、报价项目的单价表来进行初步预算，其中有些单价适当的做一些调整，从而形成基础报价；其次，要按照盈亏和风险预测进行分析；最后，在完成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测算出最高标价和最低标价。

基础标价、测算的最低标价和测算的最高标价按下列公式计算：基础标价－（估计赢利×修正系数）＝基础标价＝∑报价项目×单价最低标价

基础标价+（风险损失×修正系数）＝最高标价

应加修正系数为0.5－0.7，因为通常情况下多种赢利程度或风险损失很少出现在同一个工程中几率为百分百。

3、投送投标文件的注意事项

标书投送时要注意到四点：

①标书编制好后，必须由负责人签署意见，然后按规定分装、密封，再派专人在投标截止日之前送达指定地点，及时取回收据。

②邮寄时，一定要思考周全路途中所要用到的时间。

③投送标书时，必须要将招标文件，包括图纸、技术规范、合同条件等全部交还招标的建设单位，一定不能丢失。

篇10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电能质量日渐重视，陆续出台了多项电能质量标准。随着电力法的颁布，用电客户也开始关注供电部门能否提供合格的电能。目前，也不乏因为电能质量的问题，国外公司而放弃在中国某地的投资。

所以，探讨中国国标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中国的电能质量测试仪器应该具备的相关功能，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1.目前国标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电能质量有以下标准：

《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GB/T15945-1995

《三项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15543-1995

《公用电网谐波》GB14549-93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5-90

《电压波动和闪变》GB12326-2000

《暂时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GB/T18481-2001

2.谐波

在以上标准中，目前受到大家广泛关注的是电网中的谐波。由于现在电网中大量的非线性负荷（电铁，电弧炉，打印机等）存在，导致电网中谐波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未经治理的谐波在电网中流动，会造成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产生误动或拒动，使各种电气设备产生附加损耗和发热，使电机产生机械振动及噪声。并且，谐波电流在电网中流动，大大增加了电网中发生谐波谐振的可能，从而造成引发事故的可能性。因而大家现在都极为重视。

3.闪变

以上国标中，其中有一项2000年重新修订的国标《电压允许波动和闪变》。在修订内容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把国标中原引用日本V10改为IEC的短时间闪变PST和长时间闪变PLT。做以上修订勾吮曜更接近IEC标准。过去此项国标采用日本10HZ等效闪变法。日本的照明电压为100伏。我国的照明电压为220伏，接近于欧洲主要工业国。这些主要工业国采用的都是国际上普遍承认的IEC标准。

IEC闪变值的计算是基于欧洲230伏电压，50HZ。IEC用短时间闪变值和长时间闪变值等方式对闪变进行衡量，其科学性、准确性都要优于日本的测试标准，也更接近中国的电压情况。按IEC的标准，对PST，PLT指标，要求测试时间一星期，取99％概率大值。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国标要求测试24小时，取95％概率大值。相对于IEC标准，易于执行和评判。

4.间谐波

IEC的标准中有一项关于间谐波（interhurmonics）的测试。间谐波是指频率不是工频整数倍的谐波。此项标准目前国标未做规定。在实际运用中，因为间谐波的数据关系到能否准确找到谐波谐振点，从而有效治理谐波，目前被治理厂家广泛关注。国内可见的测试仪器很多都可以测试，相信国标将来会考虑加入。

5.电压骤降

IEC的标准中还有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标准，电压骤降。因为国内尚没有对应的标准，所以名称和限值都不明确。通常现在有电压下凹，电压骤降，电压下陷等多种说法。IEC的标准通常写作Voltagedip，标准为1％―90％。IEEE中为Voltagesag，标准为10％――90％。

持续时间102ms的电压骤降，对敏感设备已经会造成伤害。电压骤降产生的原因涉及系统运行以及用户用电两方面。系统方面的原因主要有短路故障，雷击致使保护动作等。其中也有用户的原因，如大量的设备投入使用，大型电机启动等。

由于电压骤降对电能质量敏感企业，如含自动化生产线企业，芯片生产厂的影响较为严重。一般来说，较敏感的可编程控制器，在电压低于10％时，只能持续工作300ms。芯片测试仪，在电压低于85％时，测试仪停止工作，芯片，主板烧毁。工业机器人在电压低于90％时，持续时间超过60ms，跳闸。

目前大家对此项指标的测试都是按照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进行测试，一般都把标准定义为10％―90％。可以看出这种限值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企业的要求。

在国内可见的测试仪器中，最小记录时间可达100ns，限值也可以自定义，完全可以对此指标进行测试。

结语

以上对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电能质量指标，做了一个探讨。可见，当前的国标已经不能满足大家对电能质量的要求。目前关于电能质量相关国际标准有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欧盟EN50160标准，以及美国IEEE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性组织，IEC的标准和EN50160标准几乎等同。IEEE的标准现在主要是美、加等国采用。美国的电压等级是110伏，频率60HZ.欧盟各国的电压等级是220伏－230伏（各国略有不同），频率50HZ.可见我国的电压情况更接近欧洲。实际我们在用电过程中实测，电压基本都在230伏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国标多采用IEC的原因。

IEC的权威性是世界公认的，当然，需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转化。据悉，中国准备在2005年底前完成对IEC标准的转化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以便更科学、准确地对电能质量情况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