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礼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服礼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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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负迁移；汉译英；语言对比；心理学

学习迁移简称迁移（transfer），有的翻译为“类化”、“转移”等，它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含义是指一种学习经验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迁移又可分为正迁移、负迁移。学习迁移有对学习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迁移称为正迁移；而对学习起消极的干扰作用的则称为负迁移。本文主要研究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影响，提出抑制负迁移，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消极影响的建议。

语言迁移是指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而产生的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和影响。语言迁移也可分为两类，即正迁移和负迁移。当语言学习者的母语在某些语言特征上与目的语相同或相近时，目的语的学习与运用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语言的正迁移。而当语言学习者的母语在某些方面与目的语不同时，在运用目的语表达思想时，他就有可能因受其母语的影响而出错，这种现象被称作语言的负迁移。

一、语言负迁移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对汉译英的影响

语言负迁移可分为语音负迁移、词汇负迁移、句法负迁移、语义负迁移和语用负迁移等。笔者在为一位用英语介绍其公司产品的德国工程师做口译时，发现他将表示电流的字母I读成了德语音[i]，将代表电压的字母U读成了德语音[u]，而在英语中这两个字母应分别读作[ai]和[ju：]。这说明他在讲英语时受到了其母语——德语的语音影响，这是语音负迁移的一个典型实例。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汉语对英语的语音负迁移同样会导致不正确的英语发音。有些中国学生在学英语语音时喜欢用汉字来标注，以帮助自己记忆，结果却适得其反。比如某些学生用汉字“科”来标注英语音标[k]的音，结果在读含有辅音[k]的英语单词时就出现了偏差。常常将class读作 ，将work读作 ，这两例语音错误都是由汉语对英语的语音负迁移所造成的。

语言负迁移也可发生在词汇层次。词汇负迁移是指母语词汇特征被非法移植到目的语的一种现象。关于汉语对英语的词汇负迁移，我们可从下面这个例子窥见一斑。油田用来从地下抽取石油的抽油机有个部件在汉语里叫“驴头”。有一次，在做现场口译时，我想当然地将其译成了 “donkey head”，身旁的美国工程师一脸茫然。后来我用手指着汉语称作“驴头”的那个部件，那位美国工程师才恍然大悟。随后他告诉我说，“驴头”这个部件在英语中不叫”donkey head”而是”horse head”[马头]。这个例子说明，汉语词汇负迁移在汉译英中确实存在，而且会产生交流障碍。

句法负迁移是指外语学习者将其母语的句法特征非法应用于目的语的一种现象。例如，有的中国学生将“中国在近二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译成了“China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has taken place great changes.”这显然违反了英文的句法和表达习惯。这例病句显然是由学生的母语——汉语在英语中的句法负迁移所造成的。这句话正确译法应当是“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至于语用负迁移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实例获得对语用负迁移的感性认识。一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夫妇请他们的美国朋友到家中做客。男主人在招待客人时，谦逊地说：”My wife is not good at cooking. Please excuse us if the dishes are not to your taste. ”（我妻子不大会做菜，如不合你们的口味，还请多多包涵。）而实际上，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在请客人到家里吃饭时，一般会说： “These are the best dishes cooked by my wife. Please help yourself.” （这些是我妻子最拿手的菜，请品尝）。男主人之所以会说出对美国人来说不合时宜的话，是因为他受到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谦逊为本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头脑中的汉语思维定势支配了他的所思所想。也就是说他用英语说的这句话是汉语对英语的语用负迁移的产物。当目的语的语用规范与目的语学习者的母语的语用规范出现差异时，他就有可能将其母语的语用规范直接用到目的语的语境中来执行某种语言行为。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负迁移。以下是语用负迁移的另一个实例。在做汉译英练习时，有的学生将“我的老师桃李满天下”译成了“My teacher has peaches and plums all over the country”。诚然，我们中国人常将老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可是西方人却没有这样的说法。这句话不妨译成“My teacher has students all over the country.”

Lado（1957）的对比分析假说（CAH）认为：“接触某一门外语的学生会发现该外语的某些特征要容易一些，而另一些特征则较难。那些与其母语相似的成份对他来说很容易，而那些与其母语差异较大的特征则比较难以掌握。”在他所著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中，Lado提供的证据表明，当语言在双语环境下发生交融时，所出现的许多“曲解”归根结蒂都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关。这充分说明语言负迁移主要是由于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引起的。

从以上列举的语言负迁移的实例与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负迁移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不仅对一般的英语学习者的表达有着负面的影响，而且对汉译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尤其是汉译英的初始阶段，我们很难一下子跳出汉语的框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我们的母语——汉语的负迁移的影响，对初涉译坛的新手更是如此。这主要是由于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译者的汉语思维定势以及译者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不足所造成的。定势又叫心向，它是指先于活动而指向一定活动对象的一种动力准备状态，是一种预备性顺应或反应的准备，它使人们以一种特定的习惯方式进行反应，并抑制与其相竞争的其它反应倾向的出现，其实质是一种活动的经验。这种按经验办事的结果往往会带来积极作用（正迁移）或消极作用（负迁移）。

实验证明，定势在解答同类课题时可能产生正迁移，而在解答不同类课题时，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负迁移。因为人的认知策略和解题方法都有一个适用范围，超出一定适用范围，任何一种策略和方法都将是无效的。

因此，要想自觉地减少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影响，必须充分了解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提高在英语语言文化方面的修养。

二、汉语与英语的主要差异

汉语是以分析型为主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语言。分析语不用形态变化而用词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而综合语则运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意合是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形合是指句子中的词语或分 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汉语倾向于多用动词，其叙述呈动态。英语倾向于多用名词，其叙述呈静态；汉语表达往往比较具体，而英语表达则往往比较抽象。

总之，汉语属于汉臧语系，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使得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难度比欧洲人大得多，同时也使中国人受母语的负迁移的影响在总体上也大一些。对于从事汉英翻译工作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负迁移的影响则更为突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到的汉语思维定势的影响，另一方则是因为有些翻译的英语还没有学到家。

在充分认识语言负迁移的成因和汉语与英语间的差异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断：假如我们知道汉语的专业术语“驴头”在英语中应当 叫“horse head”（马头），我们就不会将“驴头”译成“donkey head”。假如我们能充分认识到汉英句法的差异，自觉地摆脱汉语的思维定势，真正掌握英语的语法规则和英语的表达习惯，就不会把“中国在近二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译成 “China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has taken place great changes.”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二语习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同理，汉译英也是比较复杂的语言活动，同样受到各种因索的制约。根据心理语言学理论，学习外语就是在人的意识中加上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初学者总是把学到的外语译成母语加以理解和拿握。因此，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是外语教学和翻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汉译工作时，应学会运用外语思维，最大限度地降低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要想完全消除这种影响是不现实的，因为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中国翻译工作者缺乏鲜活的英语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所以他们的汉译英作品难免会有汉语的痕迹，如此产生的英语也常常被称作中国式英语。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汉语负迁移就完全束手无策。既然从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是由汉语和英语间存在的差异、汉语思维定势和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不足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症下药，采取以下措施来尽可能地降低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影响：（1）首先翻译工作者必须精通其母语和目的语（这里具体指汉语和英语），充分了解两者间的异同，尤其要了解两者间的差异；（2）不仅要掌握丰富的英语语言知识，更要充分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3）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摆脱汉语的思维定势。作为一名翻译，如能做到上述几点，就基本能做到入乡随俗，将汉语负迁移对汉译英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汉译英的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心理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3] David W.Ca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 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

[5]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6]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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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收纳工具，内衣收纳盒，袜子收纳盒等。如果放衣服会乱的话，可以用一下收纳盒，让衣服拥有它独立的区域。这样子找衣服的时候就会很好找的。

2、衣服分类

先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一件一件进行分类。夏天的衣服一般分为：外套，防晒衫，长裤，短裙短裤，连衣裙，内衣，袜子，帽子，丝巾……可以把每一类的衣服挂在一起，或者叠在一起。不经常穿的衣服叠起来，经常穿的挂起来。

3、叠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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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是一个涉及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公共政治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交叉主题，需要人们结合各个学科的视角来进行解读［1］。自然科学是动物福利科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生理学、兽医学、动物行为学以及比较心理学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而自然科学研究只是对动物福利主题研究的第一步，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学科会从不同的视角对动物福利问题进行解读。

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历史悠久，从古典文学与宗教作品中皆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界中动物的关爱之情，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证据，促进了近 30 年来动物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本文在相关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述了动物福利思想和对动物福利概念内涵理解的发展史。

1早期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简史

动物福利是一个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概念，最初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很多讨论都停留在哲学与伦理学的水平。从伦理学角度看，上千年以来人类一致认可帮助其他生命而不伤害它们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对于“其他生命”的范畴存在着争议。在以佛教为代表的一部分宗教的教义中“其他生命”包含很多种类，从细微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等的人类，而随着世界各地人们交流的逐日便利以及对其他生物体的生理机制的深入了解，人们关于应该给予哪些生命以何种水平的福利这一话题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1.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哲学领域关于动物福利意识的起源与争议

在现代科学知识出现之前人们对动物机能( 包括动物行为学、动物生理学以及病理学) 有着大量的描述。而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人类在大多数时候是以动物与人类在生理结构以及情绪情感方面是相似的这一前提出发的。例如，他们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面临受伤害的可能性，一样拥有复杂的生理调节系统，一样拥有不同的情绪情感，一样能对环境进行控制与改造。

不一样的观点也有存在。例如，在 17 世纪上半叶，以笛卡尔( Descartes) 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认为动物就像机器一样是没有理性的，它们与人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观点被历史上很多人采用，特别是那些认为对动物的剥削是理所应当的人。笛卡尔的观点曾一度盛行，直至 18 世纪末，边沁( Bentham) 指出动物是否应当享有福利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动物有理性吗”，而是“动物能感受痛苦吗”。边沁认为人们应当给予那些能感知到痛苦的动物以福利，而良好福利的标准就是动物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直到 19 世纪，这个观点仍被广泛接受。但是，由于测定动物的痛苦程度这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困难，边沁依据动物感知痛苦的程度来判断动物福利的优劣也就不可量化，人们转而进一步寻找更为科学化的动物福利标准。

1.2 20 世纪 60 ～ 80 年代动物福利意识的普及与概念的初步发展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开始在科学界被接受，但是由于那时候的科学教育与相关的科学普及事业还几乎未发展起来，很多民众并不知道这些科学领域的进展，因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绝大多数人并未改变其对动物的态度。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 1964 年露丝． 哈里森( RuthHarrison) 的著作《动物机器: 新型工业化农场》( Animalmachines: the new factory farming industry) 的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从事动物产业的人经常像对待非生命的机器一样对待动物，而这样的行为是不人道的［2］。该书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 1965 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以布兰贝尔( Brambell) 教授为主席的布兰贝尔委员会，来专门调查这个问题。当年布兰尔贝教授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状态的报告中指出要依据动物的需求给予动物多项自由。

布兰贝尔委员会的报告为 1993 年农场动物保护委员会提出农场动物的“五大自由”提供了一些依据。由于当时对动物福利的研究开始以实验事实为基础，关注于可控条件下的单一变量的作用，使得一小部分科学家开始承认动物福利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但大部分科学家依旧不认为这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

推动动物福利的概念日渐清晰的一个重大因素是许多动物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关于动物激励机制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一系列研究成果促使人们理解了动物是怎样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作出决策的。邓肯( Duncan) 和大卫． 伍德( David Wood － Gush)的研究发现，当动物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是感到挫败与痛苦的［3］。这个研究揭示了动物需求的生物学基础，而对动物需求的深入认识为人们界定动物福利应满足的动物需求的种类与需要满足的程度都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及 80 年代早期，“动物福利”这一术语才开始较为广泛地被使用，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4］。

2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动物福利科学的发展

布兰贝尔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并没有就动物福利的定义做出任何解释，但此之后就有很多广为接受的关于动物功能的观点被提出。随着动物福利这个术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自然科学、法律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和宠物等问题的讨论上，给动物福利一个清晰的定义也就越来越重要。

2.1近 20 年里动物福利科学家对动物福利概念定义的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生物学家和兽医都认为动物能否很好地适应环境取决于它们能否经受住环境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病原体入侵、机体组织损伤、捕食者与同类的攻击、环境中隐藏的危险、社会性竞争等，也就是说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而言，若个体无法经受环境的挑战，其适应就会出现问题，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1982 年，休斯( Hughes) 等人提出动物福利也就意味着动物与环境的和谐一致。这是生物学角度的一个定义，但是与环境相和谐一致是一种描述性的状态，不便进行科学测量，可操作性不强，关键是动物与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和谐状态。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布鲁姆( Broom) 提出“福利”这个术语指的是个体与环境可量化地相协调的状态，不能与环境协调一致或是协调有困难都应该被认为是损害了动物的福利［5］。通常而言，当动物的福利被损害时，动物是会感受到痛苦的，但这也不绝对，不能说当动物不感受痛苦时其福利就是很好的。例如，在人为伤害动物之前给其服用过量的止疼剂或是趁其睡眠期间进行伤害，使得动物无法在被伤害时感受到痛苦。布鲁姆则认为只要伤害的行为出现了，动物的福利就是受到损伤的。通常显示损害动物福利的情况有: 动物缺乏对生活的期望、生长受阻碍、繁殖受阻碍、身体组织受损伤、疾病、免疫能力低下、恐惧感、行为异常等。

为了明确动物福利的定义，布鲁姆提出了福利的几个维度的内涵: ①福利是动物生而有之的一种特质，不是人为可以给予或是剥夺的; ②福利有很差与很好两个极端，而中间有很多种情况; ③福利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度量，而这个度量过程并不会涉及道德上的考虑; ④对于动物是否成功适应了环境以及适应环境的程度的测量将对动物所处福利状态的评估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 ⑤对于动物生理参数的研究通常可以为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使动物处于良好福利状态这一问题提供重要信息; ⑥动物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会使用一系列的方式，而不能成功适应环境的表现也有很多种，不能以某一种表现有没有失常来判定其动物福利状态的好坏［5］。

评断标准的可测量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动物福利发展的一大进展，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动物福利是一门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很多动物行为学家以及心理学家致力于量化对动物福利的测量，他们主要的研究是通过定量化观察动物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能力，对以刻板行为为代表的指示动物需求的行为表现，生理指标如心率、体温以及免疫学反应如血液中抗体浓度等，以数值形式对动物福利的优劣进行评价。

偏爱性测试是动物行为领域一种重要的测量方法。例如，在对痛苦进行测量时，杰夫( Jeff Rushen) 的研究就曾表明绵羊在剪羊毛的地方与带有固定电流的地方之间自由选择时会选择后者，可见剪羊毛的过程带给绵羊的痛苦是大于电流刺激的［6］。

邓肯的观点与布鲁姆的不同，他认为布鲁姆以动物是否很好地表现了其生理功能来定义动物是否享受了良好的福利是不对的，他认为动物福利问题关注的核心是动物的感觉是否良好［7］。布鲁姆反驳这个观点时认为感觉只是动物应对环境的一部分，多数现在出现的感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动物是相适应的，而福利不应只涉及感觉。玛利亚． 道金斯( Marian Dawkins)在接受两者观点的基础上，退一步提出感觉占福利的中心位置，但其他方面比如健康也很重要。之后，有人提出健康几乎是福利的全部。可见对动物福利的定义还不统一。

近 20 多年以来学术界关于良好动物福利的判断标准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有: ①强调动物处于自然的生活状态; ②强调动物拥有舒适的感觉; ③强调动物表现出良好而健康的生理功能。

这三个角度对动物福利的诠释可谓各有利弊。对第一种观点支持者认为自然的或者最接近自然的生活状态是人类干预最少而最大限度体现动物本能的生存模式，在自然的环境中动物的本能得到最大的展示，故是一种良好的福利状态。

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动物福利的概念只有对有感觉的动物才是有意义的，而福利的好坏本就是动物对其生活状态的主观感觉，故感觉必须是福利的主体。

支持第三个观点的人们认为生理功能良好是人类保障动物福利的终极目的，并且生理指标与个体的主观感觉又是有相关关系的，并且从可操作性上讲生理指标是否正常又比动物的感觉是否舒适更容易测量，故他们支持以生理功能健全作为福利定义的主体。

也有研究者是结合其中的两点或是三点来定义动物福利的。直到目前关于良好的动物福利内涵的多种观点还处于争论之中。

2.2“五大自由”标准的提出与改进

1993 年，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FAWC) 提出了农场动物“五大自由”。指出动物享有免于饥饿、免于不舒适、免于痛苦伤害和被疾病折磨、免于恐惧与悲伤以及正常表达习性的五大自由。这五大自由不仅包含身体上的舒适，也包括精神上的舒适，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实用、最综合、最有效的衡量动物饲养状态的标准［8］。

“五大自由”的观点来源于 1965 年布兰尔贝委员会的报告，但是由于农场动物的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动物，如家庭宠物被饲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养育的过程而不是宰杀，故目前已有进一步的研究在试图提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福利标准。不同物种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这是对不同动物提出不同福利要求的理论出发点。

在欧洲理事会上，依据科学家过去 20 年对动物福利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动物一系列的需求，指出自由并不仅仅是动物福利评估的唯一标准，“五大自由”的观点正在被更为科学的理论所取代，例如福利质量项目提出的 12 因子就是一种比“五大自由”更好的评估指导理论。人们在明确的自然科学的证据支撑下已经达成共识，对不同动物不同的需求分别拟定评估方案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做法。

3关于动物福利还存在争议的话题

篇4

尽管万由志从立案侦查到接受法庭审理时都不开代自己“拿”了钱的事实，但由于江汉区检察院反贪侦查人员依法搜集到的证据确凿，江汉区法院近日已对其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0年，昆明一家经贸有限公司经理普某认识了时任武汉煤气(集团)公司液化气公司分管销售业务的副经理万由志。普为了与武煤液化气公司保持生意往来，在万先后以购房、装修、及小孩读书的名义向该经贸公司提出“借钱”的要求时，普于2000年先后3次向万的个人银行帐户上汇现金2．96万元。 

2001年初，承包了福州某液化气有限公责任公司的陈某通过武煤液化气公司某业务员认识了万由志。在经营销售业务中，陈与万约定按每吨液化气提留30元的比例，给万 “好处费”。2001年12月至2002年6月，陈按万的要求，先后5次将6．9万元“好处费”汇到了万的银行卡帐户上。 

而万在归案后至庭审时始终辩解这些钱都是对方还给自己的“借款”。反贪侦查人员恰恰查明，2003年1月，万由志获悉检察机关正在调查自己的问题时，为了掩盖自己的受贿犯罪事实，而专门要陈某给自己写了一张6万元的“借条”，并要求对方将“借款”的落款时间提前。万后于当月派人专程从福州去找陈某拿回了此“借条”以防“万一”。 

江汉区法院经审理，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均予以采信，遂对万由志作出了以上判决。

篇5

对88岁的韩国“阿妈尼”李玉善来说，被日本人强拉去中国做慰安妇是她内心深处最不愿意触及的痛苦记忆，但中国也是她不得不每天都要提及的地方。在首尔郊区的“分享之家”慰安妇主题博物馆，李玉善告诉《南风窗》特约记者：“我不觉得自己可耻或丢人，因为那些大言不惭否认历史的人都没有丝毫愧疚，我们为什么要折磨自己？”

1927年，李玉善出生在韩国南部的港口城市釜山。当时，整个朝鲜半岛已经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但年幼的她搞不懂国土沦丧意味着什么。在1942年改变她命运的那一天，李玉善和平常一样走在大街上，忽然一群男人满大街抓人，他们拽着女孩子的胳膊就把她们拖进汽车，李玉善也在其中。她甚至来不及和父母说一声再见，就被匆匆送进鸭绿江另一侧的中国延边。那恐怖的一天深深蚀刻在李玉善的记忆里。那一年她才15岁，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折磨，更想不到的是她将在中国一住就是60年。 寄身中国，养女嫌她“脏”

从1942年到1945年，李玉善被辗转送往日军在延边附近的多家慰安所。李玉善向《南风窗》回忆说，她几乎每天都被强迫向50个日军士兵提供。

除了待，她还得遭受毒打、威胁，被刀子割伤，现在她的左手臂上还有一条深长的切割伤痕。“因为那些毒打，我眼睛看不清了，听力受影响，牙齿也有被打掉。”

“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简直就是个屠宰场，我和那些无辜的姐妹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回忆起这些悲惨日子时，佝偻着背的李玉善用布满老茧的手握住我的手，空洞的眼睛直视着前方。

缓了缓之后她说：“因为实在太痛苦，太难以忍受那里的日子，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都试图自杀，她们选择在水中淹死或者上吊自杀。”

在日军慰安所痛苦煎熬的3年，影响了李玉善的一生。由于感染了梅毒等性病，持续的注射治疗让她再也无法生育，为了保住性命，她的子宫也被割除。1945年，战争结束后重获自由的李玉善却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我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

李玉善当时不认识回家的路，内心深处也根本不想回去，因为她的屈辱遭遇会给家人带来太大的耻辱。她说：“我宁愿留在中国，死在这里。我怎么有脸回家？我的脸上写着‘我是慰安妇’。我无颜面对我的母亲。”

幸运的是，延边是中国朝鲜族的聚居区，李玉善认识了一名刚刚丧偶的中国朝鲜族男人，很快同他结了婚，并替他照料前妻留下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决心定居中国的李玉善，很快便以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获得了中国国籍，但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像获得国籍这样容易。丧失生育能力的李玉善，曾非常希望能带好这两个孩子，将其视如己出，但事与愿违，丈夫前妻留下的这两个孩子逐渐知道她的身世后，都刻意与她保持距离。尤其是女儿，嫌她“脏”而不愿意再叫她“妈妈”。女儿为了离开李玉善，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从延吉（隶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了朝鲜打工，从此一去不返，再无音讯。 晚年回到韩国，欲忘不能

2000年，中国丈夫因病去世后，李玉善在各方努力下终于“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祖国韩国，并且接受了心理治疗。

彼时，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家中的兄弟对她冷眼相待―做慰安妇的亲属太“丢人”了，他们不愿跟她有任何关系。

幸运的是，1992年成立的韩国首家慰安妇主题博物馆“分享之家”（House of Sharing）向李玉善老奶奶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家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家针对慰安妇幸存者的养老院，当年的战争受害者们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眼下，这里居住着13位慰安妇幸存者。

“分享之家”坐落在首尔市郊的一处偏僻乡村。尽管这里距离首尔市区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交通不便，但是每天都有参观者慕名来到这里。博物馆的主体是一栋灰色建筑，外墙上却布满了鲜艳的黄色“蝴蝶”，格外醒目。走近一看，原来上面用韩、中、日、英等多种文字写满了参观者的感受。在砖墙不显眼的一角，沉重的铁门给人以压抑的感觉。

据韩国历史学家的统计，像李玉善一样，朝鲜半岛有至少20万妇女和女孩被强迫至日军驻中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慰安所，从事“慰安妇”工作。不过能像李玉善这样“幸运在世”的还是少数。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从1991年开始的调查发现，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共有237名。然而到2015年初，这些人中只有53人依然健在，李玉善老人正是其中之一。到年底，又有4位老奶奶离开了人世。

韩国研究人员通过对这些幸存者的调查发现，当年被“招募”的韩国女性年龄范围从11岁～28岁，大多集中于16岁～17岁。所谓“招募”方式包括绑架、以军令胁迫、欺诈、人身买卖等。

然而，在1991年以前，韩国还没有一位慰安妇幸存者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1991年8月14日，一位名叫金学顺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因对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存在的言行深恶痛绝，第一个勇敢站在了聚光灯前。在金学顺的鼓励下，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名为“分享之家”的慰安妇博物馆也拔地而起，博物馆门票背面的图案是一位挥拳抗议的老奶奶，正是金学顺本人。

从2000年起，李玉善每周都会与其他受害者以及她们的支持者们一道，在日本大使馆门口抗议。这么做，她似乎才能为多年所受的屈辱，找到一个痛快的宣泄口。

“能够活下来就像做梦一样，虽然这梦是那么的残酷。”在中国时能讲一口流利东北话的李玉善老奶奶，现在依然可以使用带有浓厚东北味的中文和《南风窗》特约记者作简短的交流。“这十多年里，我在这里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人，根本没有使用中文的机会，所以很多中国话都忘记了。”

在谈及自己最大的愿望时，李玉善说自己非常希望能再见一眼女儿。“虽然我不是她的亲妈，但我一直是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她的消息了，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朝鲜。” 对她们来说，正义尚未到来

战后，韩国政府一直要求日本向受害的慰安妇道歉和赔偿，但日本坚称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经调查后认定，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行为，是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和赔偿，通过正确的历史教育防止这种犯罪再次发生。

记者拜访李玉善老奶奶期间，恰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韩国。在日韩首脑会谈结束后安倍表示，日韩两国已经就“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共识。不过，安倍强调赔偿问题已经在《日韩基本条约》中完全解决，不存在“国家赔偿”一说，日本给予韩国慰安妇的只能算是“人道援助”。

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拿出1亿日元（每人约200万日元）救助韩国在世的数十名慰安妇。但韩国政府并不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共识，韩方认为，日本政府的赔偿金额需要建立在受害人认可的基础之上，同时强调赔偿金并非是政府对政府的行为，而是日本政府对受害人的模式。

记者查阅的资料显示，进入日军慰安所的亚洲女性受尽了非人的虐待，遭到残忍的，不分昼夜，也不管身体状况如何。其中一位受侵害长达14年，42.2%的受害者则是3年～7年不等。日军还采取强迫吸毒、拷打的方式，迫使受害者服从。许多受害者感染了性病，被强制流产和进行节育手术。后，她们被抛弃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许多人无法回到故乡，在当地孤独终老，有的甚至遭到杀害。

李玉善对记者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承认她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悲惨遭遇，并对她们的创伤给予合理的忏悔和道歉。“我们期望的正义并不仅仅是赔偿，我们需要日本政府的道歉。”

篇6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中学 蔺柯宇

从我三岁起，爸爸妈妈便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打工，很长时间都没回过家。今年他们回来过年了，我能不高兴吗？因为兴奋，我晚上不想睡，早上醒不来，躺在被窝里赖床。妈妈耐心地催我：“儿子，该起来吃早餐了……”我迷迷糊糊地恳求：“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嘛！”然后翻过身继续睡。“儿子，饭都凉了哈……”妈妈的声音温柔极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起来了，揭开锅盖，饭依旧是热乎乎的。

元宵的晚上，妈妈煮了不少汤圆。我先舀了十个，一边吃一边看电视。过了一会儿，我心里开始纳闷：我不是吃了好几个了吗，怎么碗里还有十个呢？难不成是汤圆自己长了腿，偷偷溜进我的碗里？

我一边假装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电视，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悄悄侦察究竟。一只盛着汤圆的勺子悄悄伸到我的碗里——哈，终于抓住了，果然是妈妈，她正偷偷向我碗里舀汤圆呢……

和妈妈一起包包子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中学 崔小林

早就期待着寒假的来临，因为寒假一到，春节也就到了，妈妈就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了。

每天早上被妈妈叫醒，叫我吃早饭，让我多穿几件衣服，督促我做作业，和妈妈一起玩，一起去拾柴，一起洗衣服……和妈妈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幸福。

在妈妈要走的前一天，奶奶说要给妈妈包包子。可是等面发好了，奶奶却有事要出去，她就叫妈妈先包着。我过去帮妈妈的忙。我拿起一张面皮，弄了点馅，随手捏了两下，便算是包好了，把它放在案板上。不一会儿我包的那个包子面皮全部摊开了。我问妈妈怎样才能包得好呢，妈妈认真地给我讲还给我示范。我终于成功包出了一个完美的辫子包。快包完时，我觉得无聊，就趁妈妈不注意把面粉抹到她脸上，她也以同样的方式还击我，我们打起了“面粉仗”，最后两个人成了“面粉人”。奶奶回来看见我们这样，说我们都是没长大的小孩子。

热闹的饭桌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中学 苟彩月

篇7

【关键词】含氟废水处理；化学沉淀法；絮凝沉淀法；吸附法；回收再利用

0 引言

工业生产中会产生大量危害生态环境的含氟废水，关于含氟废水的处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于人体而言，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是维持骨骼正常发育不可或缺的成分，对人体健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其含量过低时，会出现龋齿，含量过高时，会引起氟中毒。长期食用含氟量高的水、粮食和蔬菜等，不仅易引起氟斑牙以及骨质疏松、骨骼变形、发脆等氟骨症并且可损害神经系统、细胞膜以及其他器官，而且还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失调，肾功能障碍以及诱发肿瘤，对人体和其它生物存在极大的潜在危害。

在许多行业如化肥、农药、氟化工、仪表、轻工、电镀、火力发电、冶金、半导体、稀土及原子能等行业都会产生含氟废水从而污染环境，对农、牧业造成严重的危害[1]。这些废水一般含有呈氟离子（F-）形态的氟。按照国家工业废水排放标准，氟离子浓度应小于10mg/L，对于饮用水则标准更高，氟离子浓度要求在1mg/L以下。含氟废水若不经处理任意排放，则会严重污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除氟工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环保及卫生领域的重要课题[2]。

1 含氟废水的基本处理方法

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对含氟废水的处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除氟工艺及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含氟废水的除氟方法主要有吸附法、沉淀法，此外还有电凝聚法、电渗析法、反渗透技术等电化学方法[3]。这些方法中，电凝聚法及反渗透法装置复杂，耗电量大，因而都极少采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有化学沉淀法、混凝沉降法和吸附法。下面就这几种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1.1 化学沉淀法

处理含氟废水最常用的是化学沉淀法，在高浓度含氟废水预处理应用中尤为普遍。最为常用的是钙盐沉淀法，即向含氟废水中投加石灰、石灰乳、电石渣、氯化钙等含钙的化合物，使废水中的F-与Ca2+生成CaF2沉淀而被除去。目前处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高浓度废水，使用最多的是石灰沉淀法。但由于钙盐溶解度小，而且生成的CaF2沉淀会包裹在氢氧化钙或氯化钙颗粒表面，使之不能被充分利用，所以用量很大。投加石灰乳时，即使废水的pH值达到12，也只能使水中氟的质量浓度下降到15mg/L左右[4]。即使用水溶性较好的CaCl2除氟，用量一般也需维持在理论用量的2～5倍，因为Ca2+和F-生成CaF2的反应速度较慢，而且形成的CaF2微细晶粒本身具有一定的溶解度，所以达到平衡需较长的时间。为使反应加快，需加入过量的Ca2+，使投加的钙盐与水中F-的摩尔比达2倍以上，而且出水口的氟离子浓度很难低于国家排放标准（10mg/L）。因此，化学沉淀法处理含氟废水虽然具有工艺简单、易操作、成本低的优点，但是存在沉降效果差、污泥水含量高且脱水困难以及出水难以达标等缺点。

1.2 混凝沉淀法

混凝沉淀法是利用混凝剂在水中形成带正电的胶粒吸附水中的F-，使胶粒相互凝聚成较大的絮状物沉淀，以达到除氟的目的。混凝沉淀一般只适用于处理氟含量较低的废水，可采用铁盐或铝盐两大类混凝剂除去废水中的氟。常用的混凝剂有硫酸铝、聚合氯化铝和聚合硫酸铁等。

为达到良好的去除效果，化学沉淀法和混凝沉淀法常联合使用，即先采用石灰沉淀进行预处理，可以大幅降低废水中F-的浓度，减少后续处理的负荷，然后再加混凝剂吸附沉降，协同作用除氟效果较好。

1.3 吸附法

吸附法主要是将工业含氟废水通过装有吸附剂的设备，使氟与吸附剂中的其他离子或基团交换而被吸附剂吸附除去，吸附剂经再生后可回收利用。由于其去除机理主要是离子交换，所以吸附法一般适用于处理低浓度含氟废水或经其他方法预处理后的氟化物浓度较低的废水，对于高浓度含氟废水的处理，一般需进行前期预处理，否则要频繁再生吸附剂，增加了处理成本。

吸附法一般将吸附剂装入填充柱，采用动态吸附方式进行，操作简单，除氟效果稳定，但存在吸附剂吸附容量低，处理水量少的缺点，通常吸附法只适用于深度处理[5]。

2 含氟废水的回收再利用

某些氟化工生产废水中氢氟酸含量很高，废水处理过程复杂、成本高而且处理后很难达到排放标准。针对这种情况，利用废水中的氢氟酸，使其作为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原料，可以达到即降低废水中氢氟酸浓度，同时又创造一定经济价值的目的。利用废水中氢氟酸生产氟硼酸钾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

氟硼酸钾的生产原理：

3HF+H3BO3=HBF3OH+2H2O HBF3OH+HF=HBF4+H2O

HBF4+KOH=KBF4+H2O

原料：1.氢氟酸：某化工厂生产废水，经检测废水主要含量为氢氟酸，密度1.15g/cm3；2.硼酸99.5%；3.氢氧化钾

实验方法：称量氢氟酸废水200g，放在塑料烧杯中，缓慢分批加入62g硼酸，同时用塑料搅拌棒进行手动搅拌，放热比较剧烈，硼酸很快溶解在氢氟酸中，溶液澄清透明，塑料烧杯放在冷水浴中冷却。反应温度不超过40℃，反应2小时得到的是氟硼酸溶液。将制得的氟硼酸用浓度为280g/L的氢氧化钾溶液中和。析出的氟硼酸钾结晶经过分离、洗涤、干燥，得到成品。

3 结束语

含氟废水的处理方法中，目前常用的是沉淀法和吸附法，为了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一般采用几种方法联合使用。利用含氟废水作为原料生产氟硼酸钾，可以达到回收再利用的目的，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工艺实现及效益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继玉.氟对环境污染及其危害[J].江苏畜牧兽医杂志，1986，9（z1）：18-23.

[2]王茜，石瑛，张猛，等.氟化物的危害及植物去氟作用研究进展[J].现代农业科技，2012（7）：271-273.

[3]朱顺根.含氟废水处理[J].化学世界，1990，31（7）：293-296.

篇8

汉服文化周是由文化名人方文山、著名歌手周杰伦发起，以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礼仪文化的弘扬及传承为根本目的，是中华传统服饰和传统礼仪文化大规模的呈现。汉服文化周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西塘古镇举办，第一届于2013年11月1日开幕，第二届于2014年11月1日开幕，第三届于2015年10月31日开幕。

汉服文化周不仅展示了中华传统服饰之美，更是借助传统服饰的冠带之规，展现中庸、正直、诚信等中华礼教文化的精髓，具有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意义。

汉服文化周起因：

方文山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对汉服中华传统感兴趣，《青花瓷》《本草纲目》都有这部分的创作灵感，四五年前开始接触汉服，直到两年前，遇到一些汉服同袍，因缘际会，想吸引汉服爱好者的关注，整合志同道合人们的凝聚力，故想到办汉服文化周活动。

方文山表示汉服因朝代更迭的历史因素断层了三百多年，中华礼仪文化的传承，更需要直接有力的宣传及提倡。这样才能获致最大能见度与影响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属于两岸同胞，更属于全球华人和炎黄子孙，期待对中华民族服饰礼仪文化有着传承热血与使命的人们，推动“中国风”，共筑“中国梦”。

举办地：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西塘

篇9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是李白奉旨为杨贵妃所做三首诗中的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把杨妃的衣服，比喻真如霓裳羽衣一般，簇拥着她那丰满的玉容。“想”宇有正反两面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云而想到衣裳，见花而想到容貌，也可以说把衣裳想象为云，把容貌想象为花，这样交互参差，七字之中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同时，也反映出古人十分注重对女人衣服的欣赏。

相比于现代女子的洒脱奔放，古代女子更显温婉含蓄。这不仅是由于古代对女子规矩礼仪的束缚，同时也是由于汉服的褒衣博带。但是汉服柔美与大气并重，飘逸与灵动寓于其中却使得女子生出无限多种韵味，也展示出汉族女子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恪。

“汉服”一词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这里的“汉”是指汉朝的服装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因为汉朝的礼仪制度由汉高祖的太常叔孙通依据夏商周三代礼仪制度所制定。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儒教神道设教的一部分。“秉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要义。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汉人对汉衣冠的认同也成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五胡乱华时，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及老百姓纷纷逃亡到南方，保留了中原文明的火种，而逐渐把江南开发成繁华富庶之地，这一事件史称“衣冠南渡”。宋朝郭靖不愿弃汉衣冠而自杀。到了宋元明时期，异族明确用“汉服”指称汉人衣冠，如“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金国熙宗甚至“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满清以此为鉴，对服汉衣冠、束发者治重罪。汉服遂亡。

甄传里的甄，一曲惊鸿舞倾倒众生，她那长袖翩翩的古典汉服舞蹈服装在汉服的历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女人们的服饰由夏到明也各有不同。女装在早期和男装类似，也穿深衣，后来则以襦裙为主，汉时期曲裾深衣是女服中最常见的服饰，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而女人的美到了唐代又别有一番风味，所谓“绮罗纤缕见肌肤”，以纱罗作女服的衣料，是唐代服饰中的一个特点，这和当时的思想开放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的装束，更是创举。这才有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人们。

服饰历来是女人们热衷的话题，她可以完全展示女人们的魅力，但是当现代美完全将目光聚焦在对奢侈品的追求上时，我们是否会发现，少了那么一丝淡然与柔美，倘若没有未央宫中倾倒众生高高飞起的裙摆和明艳照人的披风，以及盛世唐朝典雅大气的轻纱羽衣，历史将会是多么孤寂。汉服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描摹不尽的一段段流转在玉体之上的美丽历史，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磅大气与华丽安逸。

篇10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

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上古黄帝垂衣裳，起源就在黄帝时代。记载是这样，当然年代太久远也没有文物可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