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00: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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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入世后，随着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和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社会责任标准等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制约了我国外贸的持续增长。入世后我国贸易摩擦多发的政府因素包括服务意识淡漠；服务功能缺位；政策行为不规范；政企互动不力等。为减少贸易摩擦，政府要调整中、长期发展战略；加强信息指导，建立高效预警、应对机制；加大WTO知识研究普及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宏观层面支持；政企配合利用谈判、游说手段解决贸易摩擦。
一、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一)反倾销摩擦呈上升趋势
据2006年5月8日WTO秘书处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反倾销调查报告显示，在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地区)中，我国仍居首位，为33起，比2004年同期多9起。另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数字，2006年上半年我国遭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42起，其中反倾销案件29起，比2005年同期增长45%，涉案金额达到4.5亿美元，同比增长45.58%。
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摩擦增多，客观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外部原因看，首先，WTO成立后，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作用日益弱化，而作为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简称“二反一保”)越来越多地被利用。我国加入WTO后，其他成员对中国原有的单边设限(如欧美对华纺织品配额)将逐步取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些成员的国内产业力图通过反倾销等措施来打压中国产品；另一方面，一些进口国的政府为转移公众对经济低迷的不满，往往出于政治考虑将责任推给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进口货。其次，国外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识偏差，也导致反倾销有增无减。现仍有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视我为“非市场经济国”，继续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性办法，这种非市场经济待遇对我出口企业确定合理定价策略及有效应诉形成很大障碍，“替代国”做法的随意性也刺激了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对中国产品动辄发难。从内部原因看，首先，我国经济持续快速上升，现已跃居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出口额成倍增长，更多的“中国制造”正在打入国际市场，这不可避免地与国外产业间发生更激烈的竞争。而中国产品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拥有比较优势，使我国在竞争中明显处于经济有利位置，于是经营滑坡的当地产业常常视中国产品为打击目标。事实上，曾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韩国和日本均先后成为反倾销的重点国家，并且至今依然是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大户”。其次，我国现有出口增长方式仍以量的增长为主，表现为较短时期内出口数量大幅攀升，但金额增长幅度较小，有时甚至下降，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调查的对象。再次，某些国内企业本身的问题是授人以柄的又一个诱因。一些企业低价竞销致使少数地方出口秩序混乱，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内部协调力度不够，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摩擦领域、产品和对象不断扩展
1．贸易摩擦逐步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由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不断延伸，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增大。
2．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逐步从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扩展。涉及的商品范围在22个HS二级分类产品中，除油脂、宝石、武器、艺术品和未分类产品外，其他17类产品全部被包括。其中前六位的涉案产品分别为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机电和音像设备、杂项制品、纺织品、玻璃和陶瓷制品，这六类产品案件数合计占75.8%。
3．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调查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所提数量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97%，降低到目前的60%；而发展中国家的立案数量比例则从过去的不到3%，快速上升到40%。
(三)摩擦形式呈多样化趋势
1．技术壁垒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约束性日趋严重。据商务部科技司调查，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170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出口产品受限比例提高了56%，损失金额增加了54%。2003年遭受国外技术壁垒的出口货物金额也超过了25%。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打着环保、安全等旗号，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随着传统贸易保护手段的减弱，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使用，对我国产品的出口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2．特别保障措施案成为“入世”后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特保措施条款是WTO成员为防止我国出口产品在入世后以较低的关税水平涌入各成员国市场，对其国内产业造成冲击而设定的条款。《入世协定书》第16条第3款规定，受此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种产品撤销减让或者限制进口。目前，美国、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已经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条款”的国内立法，为大规模运用这一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截止2003年9月底，已经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和欧盟对我出口产品发起9起特保调查，针对中国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
3．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社会责任标准等成为引发贸易争端的新型导火索。例如，近三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的61起知识产权调查案中有15起涉及到了中国47家企业。2005年上半年又有7种中国产品被立案调查知识产权，包括DVD、拖拉机、药品、汞电池、油墨打印机等。①
二、应对贸易摩擦多发的政府路径选择
我国贸易摩擦多发产生于全球贸易争端频繁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形势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构成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外部根源；重视数量忽视效益的出口增长方式、对外贸易规模和地区的不平衡增长、企业出口秩序混乱等构成其内部根源。而“入世”后，我国政府在职能转变、行政法治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我们对这一改革的成效不能高估，毕竟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政策工具不规范等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潮流且容易招致贸易摩擦的问题。为此，需要调整和改进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完善其管理功能。
(一)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中、长期战略
1．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贸易摩擦。
政府可出面组织跨国公司或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把贸易摩擦的矛盾转移到国外，这样既可以避免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又可以吸收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另外，在对外贸易中，为了减少我国对美、欧等主要贸易摩擦国的贸易顺差，还可以采取通过第三国出口的办法，避免与其直接发生贸易摩擦。
2．建立新型外贸促进体系。在“创汇思维”和“顺差思维”的指导下，过去我国侧重于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增长，鼓励措施都集中在最后的出口环节，既容易造成国内的不良竞争，又不利于出口产品提高技术含量。在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又没有较好投向，贸易摩擦增加的形势下，政府应建立以鼓励创新、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为主要手段的新型外贸促进体系，给予科研、新品种培育、农民培训、制度建设以财政资助；鼓励不易产生贸易摩擦的产品，如成套设备、工业设备、飞机、船舶等大型设备和具有专有技术特色的产品出口；提升产品结构，鼓励和扶植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加工基地和知识密集型的出口基地的发展，提高出口加工产品的附加值。
3．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3%，极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从长远的战略来看，将扩大内需作为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既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又有利于避免可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二)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
1．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
政府部门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来认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为企业解决外经贸争端提供畅通的渠道。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条件。其次，政府应通过双边谈判积极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减少企业因自身力量薄弱，不得已通过低价格等不恰当手段开拓国外市场而引起争端的可能性。再次，加强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调，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和磋商机制，避免摩擦单边化和政治化。最后，政府要根据WTO规则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新近出现的法律，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使本国企业尽可能不因为本国的法律问题受到制裁，并方便企业寻求救济。
2．加强信息指导，建立高效预警、应对机制
(1)充分利用通报咨询制度的信息渠道，加强信息收集与分析，加快信息传递与协调，为广大出口企业服务。建立国外贸易壁垒信息数据库或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收集并提供国内产业和相关国家企业生产销售的信息，调查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和要求，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及法律咨询服务。
(2)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出口产业安全预警、预报机制，加强企业自律。依托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重点省市，尽快建立包括重要产品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走势等内容在内的动态监控系统，争取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权。特别是对重点敏感出口产品要做好出口价格、出口国家和地区的监测工作，发现有竞价销售、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要坚决制止，有效地帮助各类企业、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防范和减少贸易纠纷发生。目前，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已经开通网络预警信息渠道，为我国企业提供预警产品的国外市场动态，各国进出口市场分析，我国预警产品的出口数据，预警报告等信息资料。2004年7月，上海也建立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个贸易摩擦监控预警系统，提供有关中国输美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走势、产品倾销幅度、产业损害程度等内容的动态监控预警服务及有关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程序规定的调查、磋商期前后和复审期应诉业务的咨询与培训服务等等。其它省市要尽快建立类似的系统，而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摩擦监控预警系统更应尽快建立。
(3)建立贸易摩擦快速应对机制。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介组织和企业的联席会议制度，发挥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形成统一协调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运作体系；建立“四位一体”的贸易摩擦联动机制，在应诉过程中快速高效地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驻外机构及进口商组成有机整体，形成快速反应链条。
3．加大WTO知识研究普及力度
(1)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挑选专业人员，尤其是法律专业人员，成立课题研究组或组成专门机构，由政府提供经费，从事WTO协议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各国谈判策略及相关案例的研究工作，跟踪各国建立于世贸组织规则基础上的立法动态，尽快培养和组建起一支熟谙国际法和WTO规则知识，具备分析、倡导、结盟、决策、谈判等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企业避免和解决贸易争端提供技术基础。
(2)在普及WTO知识方面，首先要办好针对各级政府部门和政法系统的培训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法律人才在新形势下驾驭政法工作和经贸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掌握应对贸易争端的谈判技巧和必备知识。其次，在高等学校中普及WTO知识，尤其在法律专业中要加设WTO相关课程。有意识地培养既有法律专业知识又熟悉WTO规则的年青人才，为今后参与各种国际经贸活动、解决贸易摩擦打好基础。再次，加强与WTO秘书处的联系，邀请WTO常设上诉机构里的专家到我国来举办一些与WTO有关的研讨会，指导国内有关部门和学生开展争端解决的模拟活动。最后，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各种介绍和咨询WTO知识的网站，通过网络在全社会范围内加速普及WTO知识。
(三)规范政府经济行为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新环境，着眼于减少因政府行为引起的贸易摩擦，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应按照“规范、统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规则要求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使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不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政策行为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在对国内产业给予扶持和保护时注意与现有的WTO规则衔接，尽量使用WTO允许的、不受质疑的诸如支持科研创新、环境保护、消除地区差异类的财政、金融手段，把直接对于企业的资助转换为对科学创新、产品开发的支持，把对出口产业的普遍支持转向对核心产业的支持，通过这些调整，减少贸易争端。
(四)加强政企配合力度
1．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宏观层面支持
(1)通过外交手段加大与涉案国的交涉力度，为企业提供政治支持。在摩擦解决过程中，一国外交手段的运用技巧和贸易交涉的力度，往往成为左右解决结果的重要筹码。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帮助企业成功应诉美国彩电反倾销诉讼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2003年美国发起彩电反倾销调查时，马来西亚企业也在其中，但在反倾销立案调查伊始，马来西亚驻美大使便迅速代表本国政府分别给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公函，引用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的有关条文，为马来西亚企业进行了积极的辩解。随后马来西亚政府又对美方的资质和证据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并强烈要求美国反倾销主管机关对该案进行调查时谨慎从事。而且马来西亚政府还特别指出，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对美彩电出口明显高于马来西亚，但却没有受到指控。由于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马来西亚政府的有力交涉，最终帮助其企业取得了胜利。我国政府应从中得到启示，加大运用外交手段进行交涉的力度，帮助企业有理、有力、有节地对涉案国进行反击。
(2)加强地缘经济合作，联手受害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掠夺性、进攻性、侵略性的贸易行为，充分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及时予以反击，以保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公正，保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政企配合利用谈判、游说手段解决贸易摩擦
(1)通过政府间谈判，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周旋空间。商务部长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的谈判能力不应是“发展中”的，面对诸多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具备比较“发达的”谈判能力，这样才可能在贸易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对贸易摩擦而言，政府需要在各个外交层面上同对手展开协商和谈判，沟通彼此对摩擦的态度，减少经济利益以外的消极因素对解决结果的影响。例如在反倾销诉讼中，通过双方谈判力争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要求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反倾销案件裁决中取消替代国做法，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与有关国家合作，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的部分条款等，都可为本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争端解决空间。目前，我国已任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为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负责组织商务部内外有关单位进行经济贸易方面的重大对外谈判，这必将对成功谈判及妥善解决贸易摩擦产生积极影响。
(2)政府和企业在磋商谈判过程中要加强沟通，政府应清楚地了解引起争端的国内产业的具体情况，对磋商过程中形成的初步共识或达成的初步协议应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企业公布，组织企业和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或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研讨，以确定其合理和需改进之处。
篇2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保护贸易政策;综合竞争力
一、美国为什么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频频发难
(一)导致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国外因素 第一，美国借对中国纺织品的制裁缓解贸易逆差及失业压力。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得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颇为不满，他们声称中美贸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损美国利益因而应对我国输美产品予以设限。而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因此当美国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理由而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时，作为我国出口重头的纺织品自然是首当其冲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额剧增。美国却认为是低价进口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尽管事实证明美国国内失业率与贸易逆差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美国政府则声称鉴于“公平”起见，须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纺织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的进口纺织品成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替罪羊”。
第二，美国对WTO体系下的特保条款和非市场经济条款肆意滥用。根据中国加入WTO时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中国加入WTO工作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果世贸组织成员在确定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由于市场扰乱、威胁和阻碍这些产品的有序发展的话，在与中国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则可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进行限制，而由于相关文件中对于“市场扰乱”及“威胁、阻碍相关产品的有序发展”的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美国则擅自将此标准当作“自由裁量权”而加以滥用，对我国的进口纺织品肆意制裁。 在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确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界定价格要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从2008年特保条款到期到2016年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有效期结束的八年间，反倾销与反补将成为美国限制我国纺织品进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国出口纺织业的弊端
第一，出口纺织品同质化严重，单位创汇额低。我国出口纺织品多年以来主要有中低档产品构成，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免要走低价竞争的道路，从而给了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可乘之机。产品范围的狭窄、营销路径单一使得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惨重。 另外，与我国其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样，我国的出口纺织品也有技术附加值与品牌价值低的通病，大多数出口纺织品都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定牌生产，只能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而自主出口产品质量差，档次低，虽然出口量大，但价值低廉，创汇少。
第二，我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导致我国出口纺织品在美国频频遭遇特保调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进口方对我国纺织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立将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乃至化解与其他进口国的贸易摩擦都意义重大，这也是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三，出口纺织品行业协会调控能力欠缺。在对美国出口中频频遭与特保与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纺织品行业协会责无旁贷。纺织品出口量增长失控，出口价格失调，在贸易风险之前缺乏相关的预警信息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职能上的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起步较晚，机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即所谓“半官半民”性，使其社会职能不明确，而且我国缺乏与行业协会职权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纺织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受限，执行力度欠缺，从而无法实现对出口纺织企业有效的宏观协调作用。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如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从量的优势转向以质取胜。要想让我国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纺织品质量与品牌价值，提高高档产品在出口纺织品中的比例，从而增加单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润，让种种保护贸易政策无从下手。针对当前我国出口纺织品中贴牌生产比例大，且国内品牌价值低、数量少的现状，政府部门及行 业协会应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结构进行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从生产和定价两方面着手对行业结构进行整治。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方面执行统一严格的质量标准，尤其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向西方主流标准看齐，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在定价方面，必须理顺当前低价竞争的价格体制，通过引入相关的最低工资制度、劳保制度、税收制度等将出口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纺织行业内形成定价策略高度统一的“卡特尔”，对个别企业在贸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个人行为”坚决予以杜绝，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长期中所有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国出口纺织品在海外市场能够稳据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是我国纺织行业的必经之路，我国应通过技术与资金支持在纺织企业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业，通过过硬的质量和高端定价以及一系列完善的营销网络在进口国确立起巩固的市场地位，扭转国际市场上中国纺织品以往粗制廉价的形象。
第二，做好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的准备。但随着2008年特保条款得到期，反倾销将成为许多进口国尤其是美国制约我国纺织品进口的利器，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被认可，针对我出口纺织品的反补贴调查也很可能会有增多的趋势。面对可能到来的纺织品反倾销浪潮，除了要对出口纺织行业中的价格体系进行整改以外，纺织企业的产权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顺，根据欧美的反倾销法，对于倾销的界定取决于一国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定价中所起作用程度。产权不明晰是当前我国众多国有企业的通病，因而许多大型国有纺织企业须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切断产权上的政企关联，为反倾销的应对打好基础。而与反倾销相比，我国纺织企业对反补贴似乎更为陌生，在应对反补贴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相关立法也欠完善，因而当务之急是在纺织行业内大力普及WTO框架下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在国内培养起一批我们自己的反补贴应诉人才，尽快熟悉与适应国际反补贴应诉规则，为反倾销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全球化经营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贸易体系中区域贸易协定的比例急剧增长，据统计，2005年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的优惠贸易已占到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也有所增加，这些都对纺织品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区域贸易的一体化对我国这样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具有全球化竞争优势的国家是不利的，区域贸易组织的内部贸易对我国纺织品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会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作用，因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应当以合作贸易形式取代单一的出口贸易，通过海外生产及加工贸易的方式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从而利用其内部贸易的优惠安排增大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
三、结语
伴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走过了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和大量的销售额已经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纺织品贸易竞争的关键所在已经不在于谁掌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在于生产中的专有技术、高质量高品位的产品、完善的营销网络和良好的信誉、服务等等。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浪潮下，仅仅靠一国国内的生产和出口来占据海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开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就得本着“大市场”的理念在广泛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国际贸易中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中美纺织贸易争端暴露了我国纺织品出口的软肋，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成为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上稳若磐石的贸易强国，提高出口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必经之路，也是关键所在。
[1]林娟.品牌之路——中国服装业后配额时代的必然选择[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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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DSM)是WTO的中心支柱，也是WTO对世界经济稳定最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自世贸组织运行以来出现的大量争端也使争端解决机制成为WTO最活跃的部分。截至2007年4月4日，正式提交至WTO的贸易争端已达361件，平均每年33件左右，远远超过GATT时期年均4—5件的数量，向WTO提起申诉的成员也从原来的34个增加至58个。
因此，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在经济学领域，尽管贸易摩擦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们围绕其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和福利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但是具体到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问题，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从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这一新视角切入，就当前经济学领域有关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推进模式和解决模式的文献进行了述评。这对处在国际经济摩擦高发期、多边贸易摩擦频率不断提高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选择的歧视——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
选择的歧视(se]ectionbias)问题在多边贸易摩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尽管与其前身CATT相比，提交至WTO的案件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研究者仍然注意到，许多贸易摩擦，即使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与法律意义，也从未被提交至多边贸易体系。特别是与发达成员相比，广大发展中成员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程度明显偏低，最不发达成员至今尚未参与任何WTO诉讼。因此，研究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上是否存在选择的歧视，从而实际上使发展中成员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歧视存在，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歧视？
1.选择的歧视是否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研究者的结论大相径庭。Park和Umbricht(2001)通过对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起多边贸易摩擦的数量进行比较，认为歧视存在。但是由于他们仅简单考察了表面的数据，因此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Busch和Reinhardt(2002)在对GATT时期和WTO时期不同类型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数量进行比较的同时，考察了多边贸易体系成员组成的变化。他们发现，随着多边贸易体系中欠发达成员所占的比例从CATT时期的66%提高至WTO体系下的75%，这些成员提讼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在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上显然存在着不利于欠发达成员的歧视。
Horn，MavroidisandNordstörm(1999)批评说，所谓选择的歧视问题并不像以上文献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他们认为，要研究歧视是否存在，首先必须确定潜在的多边贸易摩擦的数量，即一国出口遇到的有争议贸易措施的数量。而将这一指标以非严格线性的方式与出口量相联系，因为：(1)高昂的诉讼成本迫使出口国放弃预期收益较低的诉讼；(2)一国遇到障碍的数量取决于其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随着出口贸易量的增长，一国遇到贸易障碍的多样性也随之增长。通过将模型预期的多边贸易摩擦与实际的情况相比较，他们发现，这一模型在整体上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意味着多边贸易体系成员的申诉模式主要由出口分散性和出口价值决定，成员间法律能力和权力上的差异作用有限。因此，在多边贸易摩擦的提起模式上不存在针对发展中成员的选择性歧视。
但是，Hom等(1999)同时指出，具体到成员的诉讼行为，模型的预期能力与实际有重大区别，特别是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成员提起申诉的数量大大高于模型的预期。此外Hom等(1999)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他们假设与WTO承诺不一致的贸易政策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随机分布，因此不管WTO成员出口什么产品以及向哪个成员出口，遇到保护性贸易措施的机会均等。这一假设遭到了新近研究成果的挑战；BlonigenandBown(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缺乏报复能力的成员更有可能被确认为存在倾销行为以及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虽然多边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行为，但是对于经济实力不如自己的成员，WTO成员往往倾向于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不允许的进口限制措施，即使这样可能会导致多边贸易诉讼。因此，更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世界贸易体系中越弱小的成员，遇到某些有争议贸易措施的可能性越大。
2.存在选择歧视的原因
Guzman和Simmons(2005)对于发展中成员较少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原因提出了两种假设：能力限制假设(capacityconstraintshypothesis)和权力假设(powerhypothesis)。能力限制假设认为，发展中成员不能充分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人力财力资源和制度支持；权力假设(powerhypothesis)则强调政治因素对发展中成员提起贸易争端的约束。在不同的假设预期中，发展中成员将选择不同的申诉对象：在能力限制假设下，发展中成员将申诉最有实力的成员和最富裕的成员以追求最大的净支付；在权力假设下，出于对贸易伙伴报复的担心，发展中成员将避免挑战发达成员有争议的贸易政策权力；Guzman和Simmons的实证研究发现，阻碍发展中成员使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障碍是能力不足和资源缺乏，权力因素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发展中成员虽然能够平等地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并不能够平等地利用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在能力限制下对于即时净收益的关心将使发展中成员的申诉对象集中于发达成员，从而产生不利于后者的选择性歧视。
Hudec(1993)、Petersmann(1994)、Reinhardt(2000)、Hoekman和Mavroidis(2000)等研究者对限制发展中成员提起多边贸易诉讼的因素做了更深入的讨论。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冗长的法律过程，在WTO正式授权申诉方采取报复措施前，法律程序能持续几乎3年，发展中成员因而不仅不能及时获得法律救济，还必须支付高昂的诉讼成本；发展中成员缺乏监控和识别贸易障碍以及推进相应法律程序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和制度机制；经过多轮谈判后，多边贸易规则变得更复杂，并且扩展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新领域，进一步提高了发展中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诉讼的难度；报复能力的不足使发展中成员对成功诉讼带来的经济收益缺乏信心；对贸易伙伴尤其是发达成员发展援助和单边贸易优惠的依赖，导致发展中成员在发起多边贸易诉讼方面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
笔者认为，以上障碍性因素的根源在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不具有实施能力，因而成功进行多边贸易诉讼还需要诸多的必要条件，包括监控和识别其他成员实行的贸易障碍、推进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提起和实施贸易报复措施等，这些都不得不依赖于WTO成员自身的实施能力，从而使发展中成员在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上处于相对劣势。
三、磋商与裁决——多边贸易摩擦的推进模式
1.正式裁决前的双边磋商
自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以来，以采纳WTO正式裁决(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方式解决的案件仅占案件总数的一小部分，其他解决案件的方式包括双边协商解决、被申诉国主动取消有争议的贸易措施、申诉国撤回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没有确定专家小组成员、提出磋商请求后争端方长期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专家小组因暂停工作的时间超过限制而自动解散以及申诉方就同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诉讼等。采用这些方式解决的争端一般都在专家小组报告正式以前，所以又被统称为在早期阶段解决的争端。争端的早期解决在整个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WTO运行至今，大约有一半争端是在早期阶段解决的。其中双边协商解决又是主要的争端早期解决方式，包括各种类型的成员都达成了相互满意的双边协议。在所有早期解决的案件中，双边协商解决占了213，其余5种早期解决方式合计解决的争端仅占1/3。尽管争端的早期解决尤其是双边协商解决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相关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见。它既不在法律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之内，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学者来说，由于DSU明确规定协商应是秘密的，而且最终达成的双边协议也常常是不公开的，所以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少相关甚至关键信息。笔者试图在有限的文献基础上对这一多边贸易摩擦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半公开性——双边协商有利于争端解决的主要特性。在WTO争端解决活动的双边协商阶段，信息是半公开的。公开的一面体现在，通过WTO网站和争端解决机构散发的文件，公众和未参与争端的WTO成员很容易就能了解包括申诉方、被申诉方、引起争端的贸易措施和申诉的法律依据等具体情况。但是随后争端方的具体磋商过程、专家小组的审议和中期报告以及磋商解决的协议内容却是不公开的，甚至在专家小组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还将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排除在外，以确保协商过程的秘密性。
保密的双边协议给了争端方极大的自由度和安全感。研究表明，如果争议方知道其在协商阶段的提议或让步会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的话，争端方之间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DaughetyandJennifer，1995)；Fearon(1997)认为透明化将提高旁观者成本(audiencecost)，不利于双方的妥协
；Busch(2000b)还发现当争议双方均为所谓的“高度民主化成员”时，在早期阶段合作解决争端的可能性高出平均水平的21%，但在专家小组报告后，却没有更高的合作解决争端的倾向；Busch解释说，“高度民主化成员”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内的要求透明化的压力，为了避免公开协议所导致的政治指责，在正式裁决公布前解决争端是最好的选择。
协议内容不必公开的另一个好处是双方可以灵活选择补偿受损方的方式，既可以削减或终止有争议部门或其他部门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可以使用直接的金钱补偿，还能采取提供发展援助或单边贸易优惠的方式。这种灵活性对于避免国内利益集团和立法机构干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意义重大。
总体上看，以双边协商方式解决的案件，其结果常常与预期的正式GATT/WTO的裁决一致，并且被申诉国显示更高的妥协意愿。特别是为了避免不利裁决的负面影响，即使是对遵守裁决不感兴趣的成员也会做出一些让步。
(2)规则化改革对双边协商的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对争端的积极解决。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协商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DSU的起草者们积极鼓励磋商，“不仅明确提出一项可为争端各方相互接受且符合适用协定的解决办法显然是优先谋求地目标，”而且在程序上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规定是，按照DSU的要求进行的磋商是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一步，并且是进入专家小组阶段等后续程序的必由之路。
Busch和Reinhardt(2001)对不同时期多边贸易摩擦的早期解决情况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在GATT更具外交性的体制下，“法律阴影下的讨价还价”是有效的，早期解决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左右。他们以1989年为界，将GATT延续期间划分为两个区间，发现早期解决的比例在1989年以后有一个小幅的下降。1989年，GATT通过了乌拉圭回合中期评审协议，其中对争端解决机制作了许多强化规则的改进，进一步明确了专家小组的组成和工作时间限制，并且强化了监督实施专家小组建议和裁决的机制，但是被申诉方仍然能阻碍对专家小组报告的采纳。尽管有学者因此预言，以规则为导向的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很可能将使申诉方更关注于司法程序，而不是带有权力政治色彩的磋商，由于要求建立或撤销专家小组的权利掌握在申诉方手中，更多的案件将以司法裁决的形式解决；但Busch和Reinhardt的研究证明，在WTO体系下，更多的案件(66.5%)在早期阶段解决了，而且进入专家小组阶段的案件的比例也低于GATT时期的平均水平。
Busch和Reinhardt对美欧多边贸易摩擦的解决情况进行了考察，因为改革争端解决程序主要是美欧意志的反映，美欧也是使用多边争端解决程序最多的成员，所以“法律阴影下的讨价还价”是否更有成效应该首先反映在美欧争端上。他们发现，在美欧争端中，早期解决的重要性提高了。在WTO体系下，66%的美欧争端是在早期阶段解决的，而且争端的结果也比较令人满意。在32件已结的美欧争端中，21件被申诉方完全按照申诉方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其中16件在专家小组的判决前解决。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GATT时期早期解决的成功在WTO体系下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协商阶段(Wethingtor，2000)。Wethingtor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磋商的批评集中在三点：磋商时间过长，很多磋商是在5-15个月的时间内结束的；由于磋商只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协议的达成往往是通过磋商以外的外交途径实现的；很多成员都是把磋商当作启动专家小组程序的“中间站”，而很难说在进行“真诚的”磋商。
缺乏有效的协商途径是DSM磋商机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因此，成员除了依赖外交途径来达成协议以外，还使更多的案件进入专家小组阶段和上诉阶段，加重了WTO司法体系的负担。即使对美欧争端的早期解决给予高度评价的Busch和Reinhardt也警告说：“更法律化的过程可能实际上阻碍判决前的交易。美欧争端解决的效率比在GATT时期有更大的风险，因为WTO绝大部分成功解决的案件更依赖于早期解决。GATT的外交性在WTO仍存在，但运行得不太好。改革导致总体上的‘好诉’倾向，剥夺了处理美欧争端最大的力量——外交。”2.正式裁决
正式裁决阶段最受关注的问题是，GATT/WTO裁决的公正性。这直接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贸易争端仲裁者的合法性程度、对多边贸易体系施加影响的能力，乃至自身最终的生存能力。
尽管作了多方面的改进以求避免争端解决过程中权力政治的影响，WTO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最初，各成员内部普遍弥漫着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公正性的怀疑。直到现在，这种怀疑也没有真正消除。来自WTO成员、专家学者乃至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指责不绝于耳。这些指责部分产生于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公正性评价的不同标准。标准一：是否严格按照既定的WTO协定处理争端。作为政治上妥协的结果，WTO协定本身存在大量模糊或缺乏具体措施的条款，对这些条款的不同解读导致了许多不同的主张，所以现有的法律杂志上往往充斥着大量对现有判决争议的文章；标准二：是否考虑到发展中成员的特殊需要，尤其是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争端中。在一些争端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做出了有利于发展中成员的判决，如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的纠纷、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标准汽油案等。但是，在美国与印度关于进口数量限制的纠纷、欧日美与印度尼西亚关于汽车工业措施的纠纷、印度等四国与美国关于禁止虾及虾制品进口的纠纷等多起案件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受到发展中成员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这些成员认为，有关解释扩大的义务几乎都属于发展中成员，而扩大的权利则几乎都是由发达成员来行使的(Raghavan，2000)；一些研究者认为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获胜的可能性不对称，美欧成员等强大的被申诉方更有可能被确定为没有违反相关WTO协定(Iida，1999；Mom，1999)；标准三：如何处理贸易与环境、强制执行国际规则与尊重成员等敏感问题的关系。达成国际协定常常要求成员让渡一部分国家，所以摆在DSM监督实施机制面前的问题常常刺中成员保护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如何平息申诉方的怒火，既维护广大成员对WTO的信心又不损害被申诉方敏感的自尊心？环境问题虽然名义上还不是WTO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管辖范围，但是在贸易与环境的交叉领域，WTO成员间的摩擦频频发生，究竟是“贸易优先”还是“环境优先”？如何判别一项声称为保护环境或人类健康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是否构成事实上的技术壁垒？以上这些都是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处理争端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WTO协定在与此有关的一些事项上却常常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留下很大的争议空间。
四、对抗与妥协——多边贸易摩擦的解决模式
当谈到多边贸易摩擦的结果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WTO裁决有利于争端的哪一方这个问题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资料容易获得，但是缺陷却很明显，主要是忽略了裁决的执行问题和在正式裁决前就已经解决的多边贸易摩擦。对一个缺乏实施能力的国际组织来说，不利于被申诉方的裁决仅仅是“伤不了任何人的一拳”(aPunchthatwillnothitanyone，Hudec，1987)。在对多边贸易摩擦结果的研究中，被申诉方是否按照裁决的要求实行了贸易自由化措施这一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统计数据显示，半数左右的多边贸易摩擦在正式判决前就已经解决了，因此单纯使用“裁决性质”评估法将大大缩小考察的范围。基于以上原因，“争端的政策效果”是衡量争端解决结果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指标。这个判断标准最早是由Hudec(1993)提出的，意指争端的最终结果是否导致被申诉方按照申诉方的要求(部分或全部)使有争议的措施自由化。按照Hudec的标准，许多研究者对于影响争端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
1.GATT/WTO正式裁决与争端政策效果
Busch和Reinhardt(2001)的研究发现，多边争端解决机构正式的裁决并没有导致被申诉方做出足够的妥协。即使是裁决明显不利于被申诉方的案件，被申诉方选择不妥协或部分妥协的比例仍高达58%。在正式裁决前解决的案件中，被申诉方完全妥协、部分妥协和不妥协的比例分别为37%、30%和33%。判决后对应的比例分别为38%、24%和38%。也就是说，在正式判决后，被申诉方完全不妥协的可能性反而提高了5%，完全妥协的比例却没有显著提高。争端政策效果最令人满意的是，那些建立了专家小组、但在专家小组的正式报告以前就已经解决了的案件，这些案件中63%的被申诉方完全撤销了有争议的贸易措施。
2.国别特征与争端政策效果
著名的GATUWTO专家Hudec(1998)曾提出，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将迫使被申诉方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由于“民主成员”对这种压力更敏感，因而更倾向于取消有争议的贸易政策。但实证研究却发现，在控制了“市场力量(MarketPower)”影响的情况下，“民主成员”反而更不愿意遵守多边贸易组织的裁决(Reinhardt，2001)。这被解释为民主成员更容易受到来自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从而不愿意实行国内利益集团反对的改进，即使这一改进符合多边贸易规则。
最近的研究认为，多边贸易
摩擦的政策效果将取决于成员是否拥有足够的报复能力(Bowa，2004；BlonigenandBown，2003；BagwellandStaiger，2002；Mavroidis，2000)。如果被申诉方高度依赖申诉方出口市场，或相对于申诉方的市场规模较小，或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较弱，或单方面依赖于申诉方的经济援助，那么越容易做出妥协。与规模相当但更发达的成员相比，欠发达成员更愿意遵守DSB的裁决。如果控制双边贸易的依存度和市场规模，当一项GATT/WTO的申诉伴随着根据美国“301条款”采取的行动时，目标国妥协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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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摩擦预警机制角色定位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进出口贸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万亿美元的大关。可随之而来的，还伴随着贸易对象国对我国频繁使用反倾销诉讼和保障条款，以及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等。面对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建立相应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我国贸易预警机制运行状况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环节，原国家经贸委于2001年制定了建立反倾销机制的总体方案并启动了重点行业进出口监测系统，于2003年初还下发了关于在省级经贸委和已经授权的行业协会开展产业损害预警调查的指导性意见，对监测主体和对象主体、监测指标体系的内容及调查原则和程序都作了一系列的说明。目前已取得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实施了对共计456类、2733个税号重点敏感商品进出口异常的预警监测，初步完成了产业损害预警模型、海关数据分析等软件的编制和应用工作；二是建立了汽车、化肥和钢铁三个重点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三是基本形成了产业损害预警信息的应用平台，逐步完善了预警数据报送平台、预警信息机制与平台和预警数据挖掘分析平台的建设。2003年已在天津、上海、山东、河北、河南、新疆、甘肃、广东、深圳、浙江等10个城市初步建立起各自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虽然我国的对外贸易预警机制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但也仅仅是具有了一定的雏形，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严重制约了外贸预警机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全、预警滞后、覆盖面窄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认为是整个预警机制中各个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准确。
在外贸摩擦预警机制中有三个主体：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只有三个主体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预警机制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目前，这三个主体在分工合作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主导位置不明确。在已建立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中，有的地区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有的地区是以行业协会为主导。这就导致各个预警检测系统各自为政，缺乏宏观层面的协调统一的组织保障，横向沟通协调能力减弱。
2.政府管理过细。政府中已有很多部门参与到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建设中，而且目前很多地区的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相关的部门，组织专家来分析数据、信息，编制预警报告。这种政府管理过细的做法使政府部门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3.行业协会功能发挥不够。目前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中，大部分行业协会仅仅是负责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对企业的一些培训上。和国外行业协会相比，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4.企业对自身的责任认识不清。我国外贸体制经过变革后，许多企业都拥有了外贸自营进出口权，生产多少和定价多少都由自己决定。很多企业只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对预警报告不予理睬，盲目生产和自相竞争，缺少自律，因而频繁遭受国外的反倾销诉讼。
二、我国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中的角色定位
针对目前我国贸易预警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改变现在预警机制中各个角色的定位，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中心协调，企业广泛参与”的模式(见图）:即政府在预警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提供各种信息，通过制定外贸法规、政策从宏观层面上控制整个外贸预警机制;而行业协会作为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具体处理机制建设中的具体工作，成为机制的联系中心和信息处理中心;企业就是积极的参与者。
和现行的模式相比，这个新模式在肯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后，强调和突出了行业协会的中心作用。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于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完善十分必要的。三方主体各自具体的角色定位以及发挥作用的途径如下:
1.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都应该担负起收集信息的责任:政府各部门主要是收集宏观方面的信息资料，例如本国各行业生产销售出口的总数据以及出口国的经济、政治情报和产业政策信息；行业协会主要是收集国外同行业各类产品的市场状况和企业生产销售信息，以及本国该行业企业的生产销售状况；企业则是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据点收集外贸信息，并负责提供本企业生产销售的数据。
2.数据收集后，应在作为信息处理中心的行业协会进行集中处理，并通过预警模型制定出行业损害预警指数。
3.在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损害预警指数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组织的专家评估小组的评估意见，拟定出有关国内外市场、贸易政策、企业的预警报告。并将预警报告分送到政府各级部门、或通过网络平台传达到行业协会和各个企业。
4.政府外贸主管部门根据预警报告制定出每个时期的外贸法规，以及外贸政策，从宏观上做好法律预警。
三、角色定位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为主导地位的原因分析。政府在预警机制中的职能主要是各级部门对各类出口产品信息进行监控，并根据预警报告制定外贸法规、政策，使用出口许可证或配额招标制等手段从宏观上控制商品的出口。
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建设中，有众多的政府部门参与，例如经贸委、商业部门、海关、工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标准化部门、技术监督局、物价局等。一方面，他们是产品生产、销售、出口的数据收集、统计部门，也就是预警机制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方，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干预出口企业的行为。所以，在三个主体中，政府担当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但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过多的参与预警机制的具体运行，政府部门没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来作为信息处理中心。原因有三:第一，政府毕竟属于行政部门，过多地参与具体的微观工作，和WTO所倡导的公平贸易原则就会有违背的地方;第二，政府适当地放权，可以提高行业协会的工作积极性，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第三，政府的支出属于财政拨款，把微观的、具体的职能交出去，可以节省不少开支。
2.行业协会为中心协调的原因分析。鉴于政府不过多地参与预警机制的具体运行，那么具体运行的工作就可以交给行业协会来完成，把行业协会放到一个具体运作的部门的位置上。行业协会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中介组织，属于民间组织，不受WTO规则的直接管辖，可以直接或间接以会员企业的代表身份与国外同行业进行信息沟通;而且行业协会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共同组织，拥有专业技术人才，如果条件成熟，完全可以成为预警机制的联系中心和信息处理中心。行业协会在这方面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1)在信息收集方面的优势。一方面，行业协会由本行业的主导企业组成，能定期或不定期的收集企业内部的产品数量和价格等各方面的资料和实际经营状况。行业协会最贴近企业，最了解企业的情况和需求，所得到的信息也是真实的、全面的和动态的，由此建立起来的预警体制和预警等级也会是合理准确的。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以对等的身份和国外的同行业协会建立长期固定联系，经常沟通和通报行业信息，及时得到贸易对象国的该行业各类产品的市场状况和企业的生产销售信息，为建立我国的预警机制提供外方的可靠信息。
(2)专业方面的优势。行业协会作为一个行业的共同组织，在专业上具有其它部门所不具备的很多优势，具体表现在:
①人才优势。行业协会中的人员大多精通本行业的专业知识，随着预警机制的逐步建立深化，现在又凝聚了一批熟悉外贸规则、国际法规的专业人士。拥有的人才比较全面，可以为会员企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是其它很难做到的。
②检测、发证的优势。行业协会拥有的专业人员、专业设备就决定了可以由其进行本行业的检测、发证，完善技术体系和认证体系。一方面可以督促所属企业积极进行比较准化建设，通过国际质量体系和环境体系认证，经常性地检查和检测企业的内部管理，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各种外部条件申请认证；另一方面可以组织专门的人员对本行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环保标准以及特定时期的特殊进行动态监控，并把其作为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通知到相关企业和行业。
③培训优势。行业协会因为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为本行业的企业提供有关世贸组织规则、国家外贸法规、应对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培训工作和指导工作，提高行业内企业对国际市场准入规则、非关税壁垒的认识，使出口预警机制建立在可传导基础上，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提高企业预警后的应对能力。
(3)市场化运作的优势。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建设都需要稳定的资金。政府可以配套部分资金解决基金启动的问题，但预警机制运转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如果都依靠政府，则财政压力过大。这部分资金完全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市场化运作来解决。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行业协会的运作模式，采取会员制，定期由会员交纳会员基金；而且行业协会所提供的预警和应对服务也可以依照服务的性质收取一定费用。
3.企业广泛参与的原因分析。企业既是预警机制最基础的参加者，也是预警机制的直接受益人。一方面企业给预警机制带来许多微观的信息，丰富完善了预警机制的内容;另一方面企业也从预警信息中直接获益，避免本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避免或减少贸易摩擦发生的机率。因此，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应该参与到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周建华:外贸出口预警机制的建立与行业协会[J].国际贸易问题,2005,26～28
[2]胡家强邵桂兰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在反倾销预警机制中的职能[J].南方经济,2005,66～67
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 摩擦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
一、前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仍未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异常严峻。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3日,去年已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8亿美元。有关人士指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向汇率问题、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本文就我国国际贸易摩擦问题进行探讨。
二、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动向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多发地。2010年仅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占全球75%,外贸产业受国际摩擦冲击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广东省作为全国外贸大省,首当其冲,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来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动向。
1.贸易摩擦案件逐年递增
据统计,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至2009年底,广东省出口产品遭受来自世界各国发起的“两反两保”调查案件共158起,约占全国发生案件总数的1/3。其中,2002年9起,2003年13起,2004年26起,2005年25起,2006年28起,2007年26趄,2008年31起,累计直接涉案金额60多亿美元,间接影响上下游产品、就业人数等,涉及面就更大更广。
2.反补贴调查和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急剧增加
去年立案的反补贴调查及再调查案件达到II起,几乎平均每月一起,超过2004年至2007年四年的总和,对广东省应对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除美国、加拿大等传统国家外,去年,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对我发起反补贴调查,虽然在商务部的努力下,对方撤销反补贴调查,但澳大利亚在今年再对我发起两次反补贴调查,印度随后又发起对我的反补贴调查。反补贴调查直接挑战我宏观管理政策,在各个国家对我的反补贴调查中,我被指控的中央经济政策达50项,地方经济政策及措施上百项,涉及我金融、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土地和国企改革等诸多领域。不少国家利用世贸规则漏洞人为提高补贴税率,广东省2004年应对第一起反补贴调查获得零税率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去年,美国共对我发起5起337调查,相当于以往每两年的案件总数,主要涉及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发光二极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产品,制约我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3.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屡遭限制
目前,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鞋类、玩具、铝制品、建筑陶瓷、纺织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发起的不同贸易救济调查。如鞋类产品,吹盟对我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日落复审,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对我皮鞋发起反倾销,俄罗斯、阿根廷、印尼、厄瓜多尔等国,针对我鞋类产品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口措施的现象增多;玩具,美国、欧盟、巴西不断提高玩具的市场准入门槛,印度今年2月突然宣布对我玩具实施6个月的进口禁令,后经我中央政府交涉,印度目前已修改禁令的歧视性规定,印尼、厄瓜多尔等国对玩具产品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口措施;铝材制品,加拿大对我铝挤压材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欧盟对我铝箔发起反倾销调查,印度对我铝箔和铝板发起“特保”调查并征收临时关税,澳大利亚最近也对我铝挤压材发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2002年以来,建筑陶瓷这一产品,菲律宾、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厄瓜多尔等6国,先后发起多次、不同类型的贸易救济调查,这是广东省遭遇贸易摩擦最集中的产品之一。2008年底纺织品242段限制措施到期后,近来国外对我纺织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预警信息不断,如果有一个国家发起,估计将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对我最大宗的传统出口产品产生巨大的制约效应。
三、国际贸易摩擦主要的特点
首先、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且呈增长之势,强度也在增大。从数量上看,根据WTO统计,在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约每7起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近期欧盟对我国鞋类发起的系列反倾销调查,仅仅广东一个省的涉案金额就上亿美元。
其次、贸易摩擦逐渐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加拿大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这些出口市场仍是今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双方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发展中摩擦,摩擦中求发展”的局面。而我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年递增在25%以上,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将会呈现“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的局面。
再次、贸易摩擦的将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外贸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贸易摩擦更多是集中于单个产品。随出口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而且,在今后的贸易摩擦中考验的已不单纯是平息贸易争端的能力,更主要的将是考验制定政策和创建制度的水平。
最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将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有它的必然性。贸易摩擦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个常态,关键是如何合理解决。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外国与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金融服务,高技术等领域,在出口量、世贸组织承诺、政策透明度等政策协调方面的摩擦还将加剧。
四、如何应对我国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1.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制度既是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应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调,争取用磋商的方法解决贸易争端和摩擦。另一方面,我国应该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新近出现的法律,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等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同时,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加强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制裁,保护国内产业和企业应得利益。
2.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摩擦、争端解决机制
建立多边救济、区域和双边救济、国内救济等多层次的贸易救济机制,增强适应和应变能力;建立外国贸易政策体系变动预警机制和产业预警机制。建立贸易和投资申诉中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我国企业应该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产业链,实现“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另外,我国企业还要加强“出口自律”,尽量分散出口目的地,避免一种产品在短时间内在一个进口市场大量增加。将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有机结合,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抵消贸易壁垒的不良影响。
3.突出重点,继续抓好大案要案的应对
贸易摩擦的应对头绪繁多,要善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带动全面工作。那些沙案金额巨大,涉案企业众多,涉及我省大宗出口产品或敏感产品,对我经济利益的大案要案,始终是我们应对工作的重点。从国别看,当前要重点应对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案子;从贸易摩擦形式看,要重点应对反补贴反倾销两反合并调查、美国337调查和大宗的反倾销调查;从产品看,当前要重点应对铝型材、纺织品、玩具、鞋类产品、农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要在认真总结以往应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善于创新,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要讲究策略,不断改善应对方法
在应对贸易摩擦工作中,虽然不同的贸易救济调查采取的应对策略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讲,有几种策略是共性的。如抗辩策略。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打无损害还是打无倾销,或者无损害和无倾销同时打,需要认真考虑才能做出正确选择;在337调查中,选择打无侵权,还是打专利无效,也须慎重考虑才能做出决策。行业组织在应对中,首先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团结业界,进行合适的抗辩;同时要联合企业到调查国,游说有关方面,在国外媒体上发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声音;还需要与申请方的行业组织对话、协商,甚至寻找合作机会,化敌为友,化解贸易争端。政府部门要提供信息支持,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政治交涉,争取公平贸易的国际环境。
5.注重政治关系对贸易摩擦的解决,利用西方国家的院外民主争取自身的贸易利益和产业、企业利益
企业在遇到国外时,应该与行业协会、政府合作,积极应对,积极争取自己的合理的权益。注重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协调,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和磋商机制,避免单边化和政治化。加强对各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谈判策略及相关案例的研究工作,分析各贸易伙伴间的经贸政策及相互间的矛盾为我所用。
6.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运用规则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同时,针对不同阶段贸易摩擦的不同种类和特点,继续组织深层次的公共培训。二是要加强信息的掌握和预警。通过商务部及我驻外经商处、外国政府网站等官方渠道,通过国外相关机构、国内商协会等民间渠道,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摩擦信息收集机制,提早掌握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信息。要进一步完善预警方式,继续推进趋势预警、重点产品预警和专项预警,及时向企业通报信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三是要加强反制。各地要针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加强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高度重视需要扶持发展的潜力产业,根据企业的需求,及时向国家提出贸易救济调查申请,加大反制力度。
五、结语
应对贸易摩擦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断解放思路,更新观念,创新发展思路,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运用规则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为营造公平和谐的贸易环境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 珍 孔烟台: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之探析[J]. 华商 , 2008,(02):151-153.
[2] 任 斌 张 锟:浅析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J]. 职业圈 , 2007,(21):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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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 萍 陈 方: 入世后我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06):163-166.
篇6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所谓国际贸易摩擦就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人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竞争日渐激烈，当然就会产生摩擦。因此，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并不奇怪，这是贸易增长的必然反应。但应对贸易摩擦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冷静对待、看清本质；另一方面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
一、应努力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尽可能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我国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都遭遇过技术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ierstoTrade，TBT)，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在实施贸易进口管制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建立技术标准、认证制度、检验制度等方式，对外国进口商品制定过分严格的技术标准、卫生标准、商品包装和标签标准，从而提高产品技术要求，增加进口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由于这类壁垒大量地以技术面目出现，因此常常会披上合法外衣，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如2009年，可以说是玩具壁垒提升最为频繁的一年。包括欧美在内的主要玩具出口国纷纷修改或推出新的玩具检测法规指令，使玩具生产企业出口风险不断加大。加拿大以往是我国第五大玩具出口国，但随着贸易壁垒的不断增加，我国对之出口的玩具数量也在急速下滑。自2009年8月起，加拿大已降至我国主要玩具出口国第六位。
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实质上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在技术上的差距，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制定和修改各种标准，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是我们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键。
首先，企业应适时地了解各国产品的各种技术标准，从原有的出口增长过多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的局面，转变为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
其次，企业在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方面，应积极“走出去”，规避和转移冲突。
从战后日本产业国际化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外投资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我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市场也开始加大“走出去”的力度：1999年，海尔决定在美国建厂，为此，海尔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个在美国建厂的企业；浙江万向集团先后收购美国舍勒公司和UAI公司，利用本土品牌和渠道成功地获取美国市场；上海广电集团和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组建合资销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自己的SVA品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些成功的案例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走出去”的决心。“走出去”可以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巩固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前途还是光明的。美国人有句俗语：“推到水里的人，能很快学会游泳。”跨国之旅总是深一脚，浅一脚，最后才能稳住。我们只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逐步适应、不断发展、谋求共赢，相信最后终究能取得可喜的成果。
二、要建立完善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者分工合作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
2007年2月2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关于无汞碱锰电池专利侵权调查(337电池调查案)作出公告，宣布中方企业不构成侵权，结束了337电池调查案历时四年的重审。本次337电池调查应诉案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统一组织协调下进行，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得到了全国电池行业的积极配合，保护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方企业取得应诉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我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表明，政府应加大交涉、磋商和法律抗辩力度。通过政府间的双边对话机制加强沟通，要求有关国家取消不公平、不合理的保护措施。作为具有协调同行、避免过度竞争以及自主对外沟通功能的行业协会，在获取信息、提供外贸咨询和协助政府和企业开拓并调整对外贸易关系，缓解对外贸易摩擦等方面，应充分发挥管理与服务、监督与协调的作用。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行业协会取得联系，遇到情况向行业协会反映，行业协会有义务帮助企业适应新的壁垒。
三、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和行业预警机制
我国部分企业的自我防范意识差，出口企业欠缺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不能做到根据国外不同市场的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竞争手段及营销谋略。因此，管理手段先进、信息渠道广泛、资料传递迅速、调查研究充分、立案反应及时的预警机制非常关键。它不仅可以把有关工作的重点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先预防，亦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四、从长期来看，要大量培养应对贸易摩擦的专业人才
篇7
[论文摘要]截至去年11月3日，去年已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8亿美元。有关人士指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向；率问题、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异常严峻。本文首先以广东省为例，来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动向。其次，分析了国际贸易摩擦主要的特点。同时，从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摩擦、争端解决机制；突出重点，继续抓好大案要案的应对；要讲究策略，不断改善应对方法；注重政治关系对贸易摩擦的解决，利用西方国家的院外民主争取自身的贸易利益和产业、企业利益；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运用规则的水平等方面就如何应对我国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前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仍未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异常严峻。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3臼，去年已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8亿美元。有关人士指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向汇率问题、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本文就我国国际贸易摩擦问题进行探讨。
二、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动向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多发地。2010年仅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占全球75％，外贸产业受国际摩擦冲击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广东省作为全国外贸大省，首当其冲，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来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新动向。
1 贸易摩擦案件逐年递增
据统计，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至2009年底，广东省出口产品遭受来自世界各国发起的“两反两保”调查案件共158起，约占全国发生案件总数的1／3。其中，2002年9起，2003年13起，2004年26起，2005年25起，2006年28起，2007年26趄，2008年31起，累计直接涉案金额60多亿美元，间接影响上下游产品、就业人数等，涉及面就更大更广。
2 反补贴调查和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急剧增加
去年立案的反补贴调查及再调查案件达到1l起，几乎平均每月一起。超过2004年至2007年四年的总和，对广东省应对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除美国、加拿大等传统国家外，去年，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对我发起反补贴调查，虽然在商务部的努力下，对方撤销反补贴调查，但澳大利亚在今年再对我发起两次反补贴调查，印度随后又发起对我的反补贴调查。反补贴调查直接挑战我宏观管理政策，在各个国家对我的反补贴调查中，我被指控的中央经济政策达50项，地方经济政策及措施上百项，涉及我金融、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土地和国企改革等诸多领域。不少国家利用世贸规则漏洞人为提高补贴税率，广东省2004年应对第一起反补贴调查获得零税率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去年，美国共对我发起5起337调查，相当于以往每两年的案件总数，主要涉及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发光二极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产品，制约我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3．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屡遭限制
目前，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鞋类、玩具、铝制品、建筑陶瓷、纺织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发起的不同贸易救济调查。如鞋类产品，吹盟对我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日落复审，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对我皮鞋发起反倾销，俄罗斯、阿根廷、印尼、厄瓜多尔等国，针对我鞋类产品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口措施的现象增多；玩具，美国、欧盟、巴西不断提高玩具的市场准入门槛，印度今年2月突然亩布对我玩具实施6个月的进口禁令，后经我中央政府交涉，度目前已修改禁令的歧视性规定，印尼、厄瓜多尔等国对玩具产品采取禁止或限制进1：3措施；铝材制品，加拿大对我铝挤压材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欧盟对我铝箔发起反倾销调查，印度对我铝箔和铝板发起“特保”调查并征收临时关税，澳大利亚最近也对我铝挤压材发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2002年以来，建筑陶瓷这一产品，菲律宾、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厄瓜多尔等6国。先后发起多次、不同类型的贸易救济调查，这是广东省遭遇贸易摩擦最集中的产品之一。2008年底纺织品242段限制措施到期后，近来国外对我纺织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预警信息不断，如果有一个国家发起，估计将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对我最大宗的传统出口产品产生巨大的制约效应。
三、国际贸易摩擦主要的特点
首先、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且呈增长之势，强度也在增大。从数量上看，根据WTO统计，在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约每7起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近期欧盟对我国鞋类发起的系列反倾销调查，仅仅广东一个省的涉案金额就上亿美元。
其次、贸易摩擦逐渐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加拿大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这些出口市场仍是今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双方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发展中摩擦，摩擦中求发展”的局面。而我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年递增在25％以上，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将会呈现“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的局面。
再次、贸易摩擦的将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外贸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贸易摩擦更多是集中于单个产品。随出1：3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出13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而且，在今后的贸易摩擦中考验的已不单纯是平息贸易争端的能力，更主要的将是考验制定政策和创建制度的水平。
最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将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有它的必然性。贸易摩擦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个常态，关键是如何合理解决。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外国与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金融服务，高技术等领域。在出口量、世贸组织承诺、政策透明度等政策协调方面的摩擦还将加剧。
四、如何应对我国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1．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制度既是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应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调，争取用磋商的方法解决贸易争端和摩擦。另一方面，我国应该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新近出现的法律，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等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同时，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加强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制裁，保护国内产业和企业应得利益。
2．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摩擦、争端解决机制
建立多边救济、区域和双边救济、国内救济等多层次的贸易救济机制，增强适应和应变能力；建立外国贸易政策体系变动预警机制和产业预警机制。建立贸易和投资申诉中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我国企业应该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产业链，实现“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另外，我国企业还要加强“出口自律”，尽量分散出口目的地，避免一种产品在短时间内在一个进口市场大量增加。将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有机结合，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抵消贸易壁垒的不良影响。
3．突出重点，继续抓好大案要案的应对
贸易摩擦的应对头绪繁多，要善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带动全面工作。那些沙案金额巨大，涉案企业众多，涉及我省大宗出口产品或敏感产品，对我经济利益的大案要案，始终是我们应对工作的重点。从国别看，当前要重点应对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案子；从贸易摩擦形式看，要重点应对反补贴反倾销两反合并调查、美国337调查和大宗的反倾销调查；从产品看，当前要重点应对铝型材、纺织品、玩具、鞋类产品、农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要在认真总结以往应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善于创新，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要讲究策略。不断改善应对方法
在应对贸易摩擦工作中，虽然不同的贸易救济调查采取的应对策略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讲，有几种策略是共性的。如抗辩策略。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打无损害还是打无倾销，或者无损害和无倾销同时打，需要认真考虑才能做出正确选择；在337调查中，选择打无侵权，还是打专利无效，也须慎重考虑才能做出决策。行业组织在应对中，首先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团结业界，进行合适的抗辩；同时要联合企业到调查国，游说有关方面，在国外媒体上发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声音；还需要与申请方的行业组织对话、协商，甚至寻找合作机会，化敌为友，化解贸易争端。政府部门要提供信息支持，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政治交涉，争取公平贸易的国际环境。
5．注重政治关系对贸易摩擦的解决，利用西方国家的院外民主争取自身的贸易利益和产业、企业利益
企业在遇到国外起诉时，应该与行业协会、政府合作，积极应对，积极争取自己的合理的权益。注重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协调，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和磋商机制，避免单边化和政治化。加强对各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谈判策略及相关案例的研究工作，分析各贸易伙伴问的经贸政策及相互间的矛盾为我所用。
6．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运用规则的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同时，针对不同阶段贸易摩擦的不同种类和特点，继续组织深层次的公共培训。二是要加强信息的掌握和预警。通过商务部及我驻外经商处、外国政府网站等官方渠道，通过国外相关机构、国内商协会等民间渠道，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摩擦信息收集机制，提早掌握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信息。要进一步完善预警方式，继续推进趋势预警、重点产品预警和专项预警，及时向企业通报信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三是要加强反制。各地要针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加强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高度重视需要扶持发展的潜力产业，根据企业的需求，及时向国家提出贸易救济调查申请，加大反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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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从分析国际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入手，就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提出了扩大钢材加工贸易出口、配合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及时抗辩等应对策略。
所谓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而引起的争端。
一、国际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由于中国有巨大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优势，在竞争中多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致使中国产品常遭受外国反倾销的调查。2006年，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两反两保”调查86起，同比增长37%，涉案金额20.5亿美元。现在欧盟对我反倾销调查也居高不下，2006年达12起，高于往年。而且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占我国遭遇“两反两保”案件总数的71%；2008年，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指出2007年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81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涉案金额36亿美元，同比增长95.1%。
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的产品。而且贸易摩擦形式日趋多样化、综合化和隐蔽化，除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外，国外针对我国的技术标准、检验检疫和环境、劳工保护等方面的壁垒也不断增加。
二、钢铁国际贸易摩擦逐年增多
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技术水平、产品开发能力、产品质量都不断提高，从而使中国供应国际市场的能力明显增强。同时，由于中国产品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在进口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因此，中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不足为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6年以来已有20多个国家对我钢铁产品提起80多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调查，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
早在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刚结束，中国钢铁又因对美出口激增而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单2005年1~4月，中国对美钢铁出口同比增长24.7%。在中国等7个有“倾销”嫌疑的国家中，巴西、加拿大已经受到倾销指控；2007年7月30日，美国钢铁协会等4家行业组织公布了一份题为《金钱换金属：详细审查中国政府对其钢铁业的补贴》的报告，声称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向钢铁业提供了520亿美元的补贴。另外，在美国自2006年11月起已发起的5起针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中，标准钢管和薄壁矩形钢管赫然在列；2008年10月以来，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密集发起了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1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领域从青霉素、工业盐、热轧钢、汽车转向轴等产品，涉案金额约15亿美元。此外，印度还于近期对中国钢铁、化工等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
三、钢铁国际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钢铁国际贸易摩擦的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对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并不奇怪，相反是贸易增长的必然反应。但应对贸易摩擦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去积极应对。
（一）设法绕开反倾销壁垒，规避钢铁贸易摩擦
企业应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方式的多样性，设法绕开反倾销壁垒，规避贸易摩擦。为避免钢材出口贸易的国际摩擦，可以加大钢材加工贸易的力度，将钢结构成品、半成品打入国际市场。据业内人士介绍，用工字、槽、角、h型钢及板材、钢管制成的各类钢结构件，在国际上很有市场。若终端用户拿到的钢结构，不用自己进行剪切、打孔、涂色，不需要配置切割机、车床等设备，也不用将钢材往返运输、委托加工，直接可以使用，客户可节省大量费用，更重要的是我们钢铁企业通过钢结构成品和半成品进入国际市场，不算是钢材的出口，可以有效避免钢铁贸易摩擦。2006年，上海有家钢结构材料公司就将近2万吨的国产热轧h型钢用于钢结构件上，出口到国际市场上；近几年，莱钢的钢结构公司就一直给泰国、印度等加工钢结构件。
（二）配合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及时抗辩
据统计，全球反倾销案的成立率大约是53%，而在美国，一般只有27%的反倾销案被裁定倾销成立，35%的案件被裁定倾销不成立，其余38%的案件由控告方中途放弃。这表明反倾销问题可以通过进口国法律得到公平或适当解决。当反倾销调查开始时，中国出口企业应对调查给予配合。反倾销案件发生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反倾销及其后果，积极应诉，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反倾销立案以后，有关的中国企业要积极配合反倾销调查，争取最大限度的抗辩机会。配合调查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认真准确地填写调查问卷，配合反倾销案件听证会及实地核查；重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性，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参加应诉积极答辩。
另外，加强同国外进口商的合作，是我国企业获得胜诉的至关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倾销应诉中，进口商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可在其国内反倾销应诉中提供有利于我方的证据；（2）可说服其国内的广大产品用户向反倾销主管机构施加压力；（3）可协助寻找相对低的替代国价格。在面对反倾销投诉时，要让进口商意识到一旦征收反倾销税后，他们将面临强大的成本压力，直接承担高额的经济损失，故他们应诉的积极性非常高，甚至愿意高价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或分担一部分出口商应诉的律师费用。我国企业应充分借助国外进口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互支持、配合，联手参加应诉，不仅增加胜诉的机会，而且会进一步巩固双方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增强应诉企业出口竞争优势。
（三）深入研究wto规则，维护自身权益
既然出现贸易摩擦是必然现象，那我们应当冷静观察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深入研究wto反倾销、反补贴规则，维护自身的权益。
1．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地位，争取应有的特殊待遇。按wto反倾销协议第15条规定，各成员方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特殊情况应给予特别注意。在实施有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基本利益的反倾销税之前，发达国家成员方应当就wto反倾销协议内规定的建设性救济措施的可能性进行探寻。按照这一规则，在反倾销调查中，当某一发达国家成员方裁定将针对来自某一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出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如果反倾销税的征收会影响到该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基本利益"时，那么在反倾销税征收前，该发达国家成员方则负有义务探寻是否存在采取其他“建设性救济措施”的可能性，而不是径直征收反倾销税。协议制定这一规则目的就是要努力促进并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贸易出口和经济发展，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国际贸易中以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合理份额和利益。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理应享有此待遇。
2．坚决抵制同一出口产品就同一损害后果采取双重救济措施。自2004年以来，我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在有些wto成员国境内频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重指控和调查，这完全违反wto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定的。不论是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47还是gatt1994的第6条第5款，在对同一出口产品是否可以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征税的问题上，都做了明确规定：在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到任何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同时征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以弥补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即若某一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存在倾销和补贴问题，那么进口成员方只能选择采取征反倾销税或者征反补贴税，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现行的gatt的第6条第5款也是这样规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坚决抵制。
（四）鼓励钢铁企业走出去，减少贸易摩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多次提出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具体到对外投资上，就是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政策支持和宏观管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让有实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到国外发展，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目前，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开展了以资源供给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投资活动，以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为主，到资源较为丰富的澳大利亚及拉美、非洲国家投资，开采原材料并供应国内的钢铁生产，符合“走出去”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如今，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这方面印度和俄罗斯的钢铁企业就做得很好。虽然直接对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将面临反垄断、政府介入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同时也在经营管理、品牌运作、规模化经营和其它一些长期问题方面拥有优势。从长远角度讲，随着国内钢铁企业的不断整合，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钢企应该逐渐将收购作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并力争形成自己的跨国企业，以此来规避欧美等国的贸易壁垒，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成功的案例如：康佳从2005年9月份提出了“1568大航海计划”，即康佳在海外扩张做的战略布局。其中的5即5个制造基地——墨西哥、印尼、土耳其、泰国、中国；华为于2001年进入英国市场。经过近8年的发展，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已和包括英国电信、沃达丰、德国电信等主流运营商建立业务，已成为累计投资额近一亿美元，销售额是200亿美元的比较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海信也在法国和匈牙利建了工厂；长虹在捷克建立了生产基地；tcl通过收购德国施奈德电子，合并法国的汤姆逊，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生产企业，并获得了一个全球知名品牌的所有权和全球性的分销网络等。这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在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消除贸易摩擦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钢铁企业借鉴。
中国钢铁在贸易摩擦中会不断历练成长，中国钢铁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加强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钢铁也会成为全球的一流钢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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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动物福利，贸易壁垒，国际贸易
入世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与之相伴随的，中外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且日趋多元化。中国现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最大的受害国。根据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统计，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产品遭受的贸易壁垒达到历年之最，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2010年，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中国出口情况有所改善，发生贸易救济调查案件66起，涉案总金额约71.4亿美元。但是贸易壁垒，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低迷，中国的出口前景还是不容乐观。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各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除了贸易救济措施（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特别保障）、337调查等传统壁垒之外，新型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并被频繁地被使用，动物福利壁垒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动物福利保护的中西比较
动物福利，是指使动物在无任何痛苦、无任何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压抑的安适状态下生活和生长发育。和人类一样，动物也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人类应该合理、人道地利用动物，尽量保证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目前，国际上通认的动物福利基本原则有五项，分别为：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心理福利和行为福利。[1]
截至2011年1月,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已经有成员国及地区178个。与动物福利有关的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2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马丁法令》，这是世界上有关动物福利的第一部立法。1850年, 法国也通过了反对虐待动物的《格拉蒙法案》。1873年，美国的联邦法院通过了旨在保障家畜福利的《28小时法》，规定跨州运输的家畜在途中每28小时至少要休息和饮水一次。另外，美国于1886年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1911年，英国制定了《动物保护法》，这部法律具有多项动物福利内容，后来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范本。德国在1987 年和1998年分别颁布了《动物保护法》和《动物福利法案》，并于2002 年通过决议，用宪法来保障动物作为生命存在的权利论文格式范文。“动物权利”第一次被提升至宪法保护的高度，这可以说是人与动物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2]
除了国内法之外，还有一些国际性动物保护公约，这些公约对各缔约国也有相当大的约束作用，比如1976年的《保护农畜欧洲公约》贸易壁垒，1979年的《保护屠宰用动物欧洲公约》等。到目前, 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动物福利法规。
相比之下，我国的动物福利保护尚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动物保护法，缺少系统的可操作的动物福利标准，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条例》、《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专门的动物保护、管理法律法规。[3]这些法规中，对伤害动物行为的处罚规定极为有限。
二、动物福利壁垒的概念及特征
西方各国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动物福利已成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措施。在倡导动物福利的热潮之下，动物福利壁垒对经济、贸易的潜在影响力已初现端倪。
在国际贸易中，动物福利壁垒是指一国以保护动物或者以维护动物福利为由，制定一系列动物保护或者维护动物福利的措施，以限制甚至拒绝外国货物进口，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4] 随着WTO 规则体系的完善和国际贸易竞争的日趋激烈，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的作用大大降低，各种新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则迅速出现和发展。动物福利壁垒以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等为借口，把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其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潜力不容小觑。
同传统的贸易壁垒相比，动物福利壁垒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合理性。随着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动物保护意识的加强，发达国家强调动物应有的福利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同时，科学实验已经证明，粗暴屠宰、长途运输、不良环境等，均可以影响到动物性食品的安全。如果动物处于突然的恐怖和痛苦状态, 就大量分泌肾上腺素, 从而形成毒素。因此，关注动物福利也是关注人类自身的健康，发达国家对于动物福利的要求具有其合理性。
（二）合法性。在WTO协议中，允许成员方出于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例如关贸总协定第20条规定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可以豁免其本应承担的义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规定，“出于保护人、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目的，成员国政府可以不遵守该协定的一些纪律约束。”这些绿色条款常常成为发达国家设置动物福利壁垒的依据。另外，2003年2月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督促和推动下, WTO农业委员会提出《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改稿贸易壁垒，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 并将有关动物福利内容正式列入WTO新一轮农业谈判, 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5]
（三）简便性。与技术壁垒不同，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一般不能用量化指标衡量。其对于进口产品是否达标合法的判定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检测设备作为保障，也不需要配备专门的技术检验，因而实际操作比较方便，执行成本也较低。
三、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产品出口的影响
动物福利是一种不容回避的国际贸易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重视，必将成为我国出口的又一障碍。
以我国的动物毛皮出口为例。根据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动物毛皮出口总额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幅度，加入WTO后，毛皮出口更呈爆炸性增长。然而，2005年4月，媒体曝光了河北省肃宁县裘皮市场的“活剥貉皮事件”[5]，此后欧美不少国家和地区减少、甚至取消了从中国进口毛皮。在国家层面，欧美国家借此为由，希望抑制加入世贸后猛增的廉价中国毛皮出口；在进口商层面，他们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害怕因为进口中国的毛皮给其品牌形象减分。因此，在2005年总额达到历史最高峰后，我国毛皮出口急转直下，出现急剧萎缩。
动物福利对于中国畜牧产品出口的影响远不止这一例。1995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宣布对来自中国的虾类实施“自动扣留”，原因是美国认为我国的一些渔船上没有海龟逃生装置，并从至今仍禁止进口我国的虾类产品。2002年，国际动物福利保护组织要求我国有关方面必须将被列入“黑名单”的“食人鲳”尽可能地退运或者退货，或者对其实施安乐死，否则将呼吁世界各国抵制与中国的水产品贸易。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全球最大的动物生产国家，虽然我国许多品种的禽畜养殖加工数量已居世界前列贸易壁垒，但是我国出口的动物源性产品历来都是以成本低、价格便宜来争取市场份额。如果西方国家以动物福利为贸易壁垒，将使我国的出口遭受重挫。
四、中国应对动物福利壁垒的措施
为了应对动物福利壁垒，我国政府、行业协会、非官方组织和企业需要通力合作，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争取贸易主动权。
（一）政府方面。中国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法规，尽早出台动物福利立法,，确立动物福利的标准论文格式范文。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对国外动物福利信息的跟踪、收集和研究，并设立专项资金, 当企业遇到动物福利壁垒时, 帮助企业应诉和研究应对措施。目前WTO 规则中还没对动物福利做出详细规定，TBT/SPS协定也要求各成员国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必须在必要的限度内实施，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6] 我国应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要求发达国家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动物福利方面存在的困难。对于进口方单方面设置的保护性、歧视性的动物福利壁垒, 向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上诉, 积极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 维护中国合法的经济权益。同时，壁垒应该是双向的。在符合别国有关动物福利法规的同时，我国也应要求他国满足我国动物福利的规定，抵制某些发达国家滥用动物福利壁垒。
（二）行业协会与非官方组织方面。仅凭政府部门的力量来规范和推动我国各个行业和企业的行为，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应该充分调动和发挥行业协会以及非官方组织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实施行业自律, 重视民间沟通，鼓励非官方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同时，通过民间组织与行业协会在国际间的联络与合作，收集国际上有关动物立法的资料与最近信息，及时反馈到国内，成为政府与企业的联络桥梁。另外，当企业遭受不合理的动物福利壁垒时, 行业协会以一个整体组织的力量抵制不正当的壁垒，可以提高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应付能力，维护出口企业的正当利益。通过民间组织的监督，可以有效地保证我国的各行业及企业的行为符合动物福利的标准。
（三）企业方面。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 改进屠宰和运输方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饲养方式上的差距。目前贸易壁垒，我国的畜牧业大都是以密集型饲养方式进行，在没有舒适自由的生活空间前提下，为了提高动物的存活率就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各种兽药，为了提高产出率就盲目使用激素类促生长剂。在运输方式上，为了节约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的普遍做法是尽可能的把动物挤在狭小的密闭空间里，尽早把它们运到目的地。这些做法不但违反了动物的福利，也对人体的健康构成重大的危险。因此，我国企业应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自身竞争力，充分了解进口国家在动物福利上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动物的养殖、运输、加工工艺等方面建立一套与相关国家动物福利相适应的程序。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产品销售，是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因此, 我国企业应该重视建立自己的产品品牌, 申请相关认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从而实现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促发展的企业良性循环。
[1]段辉娜、王巾英：我国畜产品出口中的动物福利壁垒探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3):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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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19-05
一、引 言
技术进步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增长理论和经验研究所证明，所以掌握和控制尽可能多的技术知识已经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一国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但知识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的非争夺性和非排他性很容易滋生“搭便车”行为，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护技术创新者的权益，同时也激励其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各国都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如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等。但专利措施又会带来垄断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所以实际上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都是不足的，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以最好的激励技术创新［1］。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基本处于技术创新国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模仿的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就会更加的弱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需要以此来分享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成果和好处。而发达国家对于自己技术成果被免费模仿必定会产生不满，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并会进一步激励本国的技术创新。其中贸易壁垒和摩擦就是他们的措施之一。
那么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是否能够起到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和效果，我们的假定是否能够成立，激励技术创新能否成为贸易摩擦的原因，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了模型并分析，第四部给出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相关文献
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及创新的研究文献大都集中在分析国际贸易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的效应。这些文献一般把技术进步定义为产品差异化［2］或者是产品质量提高［3, 4］。其基本思路是研发（R&D）部门投入劳动进行技术创新，南北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北方国家处于技术创新位置，南方国家进行模仿，这样整个世界经济会存在一个稳态均衡（Stead-State Equilibrium）。现有的几个代表性文献为Grossman和Helpman［2］，Helpman和Lai［3, 4］。Mondal和Gupta等［5］。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南北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之间的关系，其文献则相对较少。Chin和Grossman［6］、Diwan和Rodrik［7］、Deardorff［8］等文献中只稍有提及；Zigic发现了北方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福利［9］；Qiu和Lai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技术创新和南北福利以及世界总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北方国家的关税会增加世界总福利，而南方国家的关税却有着相反的作用［10］，所以尽快地实现南方国家贸易自由化至关重要。
三、模型及分析
我们的模型目的是要探寻贸易摩擦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否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能够推动其技术创新的发展。若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为南北贸易摩擦找到了一个动因。顺着这样的思路，遵循Zigic［9］以及Qiu和Lai［10］的方法，我们建立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但与这两者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不再研究福利问题，而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北方国家，分析贸易摩擦与北方国家技术创新的关系，且还会尝试对Qiu和Lai的模型进行一定的完善和改进，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我们的模型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两国经济，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用N表示）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用S表示），且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国，而发展中国家只是模仿而没有创新能力［11, 12］。技术创新以差异化新产品的发明来表示，每一个时期发明的差异化新产品用i表示，且i∈［0,+∞），设每一个新产品的存在周期为T，也就是从新产品被创新出来以后T个时期就将退出市场。再设定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参数，用专利保护时间长度表示，设北方国家的专利保护时间长度为TN，南方国家专利保护时间长度为TS，则根据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弱于北方国家的假设有T>TN>TS。该假设意味着，新产品被创造出来之后，在（0, TS）的时间段内，南北国家都对该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创新者可以垄断南北国家的市场而获取垄断利润；但在［TS, TN）时间段，发展中国家开始模仿该新产品并与创新者的产品竞争，同时发达国家的生产者也会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模仿生产，分享利润；在［TN,T］时间段，发达国家市场开始模仿新产品，同样发展中国家的模仿产品也会进入发达国家争夺市场。
我们假定南北国家对于本国的进口都设定了统一的壁垒，由于我们并不考虑福利问题，所以贸易壁垒是关税措施还是非关税措施对于模型结果没有影响，但方便起见，我们设定一个等价关税率，南方国家为tS，北方国家为tN。再假设所有时期的市场环境和参数保持不变，这样每个时期就会有同样数量的新产品被创新发明出来，令该均衡数量是Q，并假设这些新产品是由不同的企业发明出来的。那么从第一期开始，市场上新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到第T期，最先的产品淘汰以后，市场上新产品的数量就开始稳定不变了，也就是达到了稳定状态（Steady-State）。在稳态中，可以算出北方国家总是有TNQ的新产品处于专利保护的垄断状态，(T-TN)Q的差异产品已经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期；南方国家则有TSQ的新产品处于垄断地位，而有(T-TS)Q的模仿产品在市场销售。
如果某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用（0,T］来表示的话，则可以用a表示该产品的当期寿命（age），有a∈(0,T］，设南北国家的消费者有相同的效用函数，遵照Helpman设为：
上式中的m表示垄断情形下的情况，上面的均衡也就是垄断下的价格、消费量和利润。那么当时间步入TN之后，也就是在时间段（TN,T）内，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过期了，市场中开始出现模仿者，我们假设模仿也是有成本的，但生产的边际成本和上面的假设一致为1。由于我们假设市场中每一个新产品都面临同一的市场结构和需求状况，所以每种产品市场在稳定均衡状态下的竞争者数量也相同。设有A个北方模仿者和B个南方模仿者，这时技术创新企业仍然留在市场中。假设市场结构是古诺竞争关系［10］。考虑一个代表性的新产品i的市场，每一个南方国家模仿者的出口利润为：
分析了市场均衡状况后，我们来进一步解析贸易摩擦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先定义创新和模仿的成本，参照Qiu和Lai，假设每一个模仿者模仿每一种产品的成本都是固定相同的，设为e；而技术创新的成本随着创新类别i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可以理解就是创新活动的成本随着已有新产品种类增加而增加，设为hi。Qiu和Lai的文献认为，要保证技术创新者继续保有创新的激励和动机，只要保证其创新的总利润大于0即可，我们认为这仅仅给出了技术创新者的一个参与约束，还应该加入激励相容约束，因为技术创新者不是仅仅考虑创新的成本，而是要考虑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创新所得的利润应该要大于其作为一个模仿者可以得到的利润，否则其不会选择创新而会选择模仿。
来看技术创新者，其在新产品i的整个生命周期T内所获得的利润包括(0,TN］时间在北方国家的垄断利润，(TN,T］时间在北方国家的竞争利润，(0,TS］时间在南方国家的垄断利润以及(TS,T］时间在南方国家的竞争利润。那么其在新产品i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净利润为：
（27）式的结果说明，增强南北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以刺激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这是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发生的一方面原因。但南方国家的国内状况决定了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必然低于北方国家。我们还看到，降低南方国家的贸易壁垒同样可以刺激技术创新，这给北方国家一个启示，就是用贸易摩擦和争端迫使南方降低壁垒，以激励本国的技术创新，但北方国家要求南方国家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市场必然会形成贸易摩擦，这就是我们要得出的贸易摩擦的另一个原因。同时，我们这里的结论显示北方国家的贸易壁垒程度与技术创新是没有关系的，这与Qiu和Lai的结论存在着差异，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模型加入了技术创新者的激励相容条件，而他们的文献没有。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的分析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得出了贸易摩擦的原因。一个方面，贸易摩擦和壁垒措施能够产生利润转移效应，把出口国企业的部分利润转移到进口国来，这是一个传统的贸易摩擦产生原因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的结论显示发达国家挑起贸易摩擦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从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看，贸易摩擦实际上是起到了补充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和证明的思想。该思想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挑起的贸易摩擦如果能够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促使其开放市场，则反而可以刺激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贸易壁垒的降低是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整个世界福利提高的，所以降低贸易壁垒对其自身也有积极效应；对整个世界来说，应该更注重加快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其意义远大于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据此，我们认为可以用发达国家补贴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策略来达到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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