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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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 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 现状 对策

随着社会的日趋发展和进步，我国行政单位体制改革也随之得到了深化，以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等当做前提的财政管理机制，对行政单位会计核算以及财务管理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1、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定义

我国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主要指事业单位根据国家的财务制度、政策、方针以及法规等，有计划的对资金进行运用、筹集以及分配，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并对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从而确保事业任务和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

2、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现状

2.1、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单位财务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甚至是形同虚设，人力资源配置以及会计制度也不健全，并缺失相关的监督制约制度，普遍存在随意调用资金的现象。

2.2、缺失有效的预算执行能力。财务管理过程中的资金预算主要是为了科学规范的对事业单位财务支出和财务收入进行统筹管理。这就致使财务预算制度一定具有约束性以及强制性，但就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形式而言，预算管理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度，其普遍存在着预算超支以及支出混乱等现象，以此使行政事业单位具有的社会公信力被大大的降低。

2.3、没有健全的资产管理体制。第一，资产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规范的管理资产资源配置，还缺失合理的资产管理监督制度；第二，没有合理的资产预算管理配置，投入资金利用效率低，致使资金投入严重的超出预算；第三，资产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第四，没有科学的固定资产核算手段，还具有着严重的资产流失以及资产虚增等现象。

3、加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措施

3.1、提高财务管理意识。如果想使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则需要使人力资源具备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事业单位可以从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意识着手，这就需要事业单位不断的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工作以及在岗培训工作，以此使其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事业单位可以选取完善奖励机制以及培训机制等方面来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创设良好管理氛围，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中，以此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汲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行政单位还需要从完善软件资源以及硬件建设等方面着手，为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职能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在工作中还需要足够的尊重员工，并积极的鼓励员工不断的对工作进行创新，积极的奖励具有贡献的员工，以此使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可以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并潜移默化的推进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更加的完善、科学和先进。

3.2、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单位如果想要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可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需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来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但是在实际部署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来对管理细则以及管理资源配置进行制定，主要囊括了执行方案、资金管理系统、设计方案以及经费支出监督等财务控制制度。实行以上制度需要涵盖行政单位的所有部分和所有工作环节，并制定相关的操作细则。制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时，需要严格的对国家法律规定进行遵循，并把此当做标准来对工作规章制度进行细化，以此使相关的资金定额以及项目工资被控制在标准之内。第二，还需要不断的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使财务风险可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中，而财务监督机制需要把量化形式当做标准，杜绝出现形式化，从而让财务监督体制存在着更高的操作性。

3.3、加强资产管理。加强资产管理需要在对国家制定的资产管理法规以及法律进行遵循的基础上，对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对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工作流程进行制定，并对固定资产管理的工作环节以及具体内容进行确定，从而为资产管理配置提高合理的资源支持。提高固定资产的盘查规划，并制定年度、周以及季度的审查细则以及资产管理预算。不断的对固定资产制度进行强化，在责任落实到人以及分级负责的基础上，对所有部门具有的固定资产管理责任进行明确。

3.4、构建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行政单位财务管理需要把国有资产的利用和分配当做重点，构建相关的国有资产监控制度，实现财、实一致。还需要构建健全的国有资产审批制度，设置专门的小组对重大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在资产得到批准的前提下，保证国有资产具有的完整性得以落实。强调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机构统一，则可以使专项设备具有的使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使国有资产的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

4、结语

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具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如果想要对其进行改善，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以此使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使财务管理具有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罗晓文，李彦敏.财务制度与财务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体系及会计制度的关系――基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编写财务制度的实践[J].财会通讯，2006（08）.

[2]郭祥林，陈双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A].“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2007.

[3]吴岚.浅谈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A].湖南省卫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暨第二十二次学术年会专辑[C].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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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全球,银行业、保险业等虚拟经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我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外部总体环境的不确定和经营环境的恶化,要求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管理会计更具战略视野,本文拟就金融危机环境下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战略管理会计的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认识

1、战略经营系统对管理会计的冲击

2、决策会计与业绩评价会计的融合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1、 国外需求减少,出口受阻

2、 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3、 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大,效果显著

四、金融危机环境下战略管理会计应用研究

1、战略目标制定

2、战略成本管理

3、战略性经营投资决策

4、战略业绩评价

五、责任会计再造：现金流量的视角

1、现金流量评价的重要性

2、责任会计中责任概念的变迁

3、资金责任会计：现金流量经营的产物

六、小结

战略管理会计是面向未来和面向市场的动态的管理会计,注重提供长远的、全局的、战略性的管理决策信息。而金融危机是短暂的,其对企业的影响是暂时的,它既会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带来某些机遇。管理者应当注意到危机引起的经营环境变化,适当调整短期经营计划,以规避经营风险;更应该审时度势,用长远的放眼全球的战略视野,抓住企业发展的契机,取得更好的发展。基于战略经营系统的管理会计研究试图探求新的管理方式和实践方法去适应时代变迁的新潮流，并把新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实际的商业行为。如果在企业实践中管理会计创新活动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正确的应用的话，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将被降到最低，而机会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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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商部门; 企业; 信用监管。

一、与工商部门自身职能的关系。

实施企业信用监管是提高工商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础工作的必要手段。企业信用监管应是工商职能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能体现出现代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发展。从工作内容上看,一方面是对工商职能的充实、深化,通过信用监管,利用现代化手段使依法监管更为到位。如对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资格的合法性审查,法定代表人的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将提供查询功能; 另一方面是对工商职能的提升、拓展,在依法监管的基础上,体现以德监管,从处罚到处罚与激励结合,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从打击到打击与教育结合,从行政管理到行政管理与社会监督结合。

从实施形式上看,一方面在现有职能中相对突出、强化信用的要求,显示出信用监管的特色; 另一方面,更是与现有职能的有机融合,将信用监管渗透在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全过程,并通过工商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加以施行,如信用信息的采集,就是在登记、年检、各个专项治理、办案等过程中同时完成的,分类监管就体现在基层工商所的日常巡查中。从战略意义上看,一方面彰显了服务型工商的本质要求,突出了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再造,通过企业信用监管,促进企业信用建设乃至诚信、和谐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工商部门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着力制度创新,推进职能整合,实现全程监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监管机制,确保企业准入“优生”,存续“优育”,退出“善终”。

二、与管理信息化的关系。

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工作是以工商系统自身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同时又对工商系统自身信息化建设产生强大推动力。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是一个对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存储、加工并使用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实现,要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运用为前提,没有信息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强大的数据库,没有高智能的软件,没有互通互联的信息网络,企业信用监管的实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应以“金信工程”为契机,努力创造工商部门管理信息化的条件,加快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同时,由于企业信用监管对工商系统的信息化要求高,它也成为加快工商行政管理信息化进程的催化剂。首先,它促使计算机软件的编写、采用,促使在各项业务中运用信息化管理,以保证企业信用信息能够在业务流程中实现自然输入、交换、处理、共享; 其次,它促使计算机硬件的配置,由于企业信用监管将级别管辖与属地管理相结合,最终通过基层工商所实现监管,这要求工商系统内部上下、横向之间必须实现信息交换,对外必须实现全方位地信息输入,促使基层工商所、窗口受理单位都具备接收、发送信息的条件,以保证对企业的信用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要利用与信息化共同发展的过程,搭建好技术平台。

同时,要加大人员、财力投入,加强计算机人员培训和专业人员的选聘,使电脑、人脑有机地结合。

三、与法律环境的关系。

加强企业信用监管作为工商职能的一个新探索,要努力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管。首先,必须遵循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一是行为法定原则,即企业信用监管的对象、内容、范围和方式,要依法进行并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二是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即对企业信用监管的依据、程序和形式,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地开展监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即对违法行为依法制裁的同时,要进行警示教育,从正面引导规范,不搞不教而诛,做到攻大奸戒小过。其次,必须依法运作。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法人及法定代表人的监管职责、已在工作中运用的文件、报表等,是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的基本依据和资料。二要创造条件规避法律问题。如信用等级评定结果的公开,最有影响的是等级好的、等级差的两端。对等级好的,可以通过征求意见的程序,以自愿方式进行公示、提供查询; 而对信用等级差的,因其一般都因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则采取公布其违法违规事实的方式,对其进行公示。三要注意内外有别。信用监管中的评估标准、等级、公示等,法律条件尚不充分,可作为内部监督措施实施并注意内部保密性,以避免引起法律诉讼。同时,要积极着手研究开发,为企业信用监管提供法律保障。可探索在立足内部管理后再依法、有序地向社会公开,从行政规章、法规最后到法律的立法过程。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制定工商行政规章的空间,为企业信用监管创造条件。

如对一些报表的设计上,按照企业信用监管的要求,增加栏目,明确内容,便于信息的处理; 对企业信用评估,可采取全系统统一指标体系、评估模型,但分地区分级统一参数的方式,以使评估既具有权威性,又能更切合各地实际; 对分类监管,可将企业的信用等级与工商系统内部已有的监管措施进行重新整合,使之配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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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政府机构臃肿膨胀、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行政效率越发低下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80年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政府再造的浪潮。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十七大进—步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要求我们构造出适应、能驱动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回顾

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参考一些学者的定义，本文这样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推行其政务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权责体系、运行机制、法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机构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2.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3.政务公开的推行，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向公开化、法制化;4.行政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过多、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化势在必行。

二、行政体制改革存在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1.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是最基本的手段，市场起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又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直接从事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得企业和个人依附于政府，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动力，现代企业制度难以真正建立。

2.政事不分。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职能划分模糊，政府机关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来控制事业单位，包揽本应由事业单位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能；事业单位承担了本属于政府机关行使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等职能。政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之间没有清楚的组织界限，事业单按照干部管理模式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事业单位组织依照行政机关的方式运行。政事产权不分，政府是事业单位的出资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高度依赖政府财政。

3.政社关系不畅。一是乡镇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的关系不融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能做到"还权于民”让村民自主解决自身的问题，由引导、指导变成了直接管理，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城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是很顺。基层政府对于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的作用不是很重视，政策扶持也不到位，习惯于政府直接从事社会服务或公益性事务。最后是财政预算普遍缺乏公共社会服务预算以及激励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对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团体，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资助或"购买服务"。

(二）行政权力配置不科学

首先，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突出。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党委的领导意图很可能包办或代替政府行为。其次，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分权不明，职责不清。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在管理区域上是重叠的，随着事情本身重要性的不同，许多属于下级政府管理范围内的事情被上级篡夺。再次，内部层次结构叠床架屋。"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2]，"造成协调成本加大。最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这一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中央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要么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失效，要么就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家财政压力大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比例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现在却为40：1。200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4290万，按该年度党政机关10043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年的人头费就达43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的32%。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人员，形成了"吃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极小一部分财政来发展公共事业，造成公用基础设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效果。

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首先要对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它应该以强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为核心，并把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民众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向公共服务方向转变。二，政府担任公共服务的角色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财政支出应逐步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向倾斜；扩大就业应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实现公共治理的公众参与，稳妥地培育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等。这些都要求必须实现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职能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建设有限政府。"将它们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剥离出来，使这些职能回归社会和社区。〃职能转变后的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二）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朝着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要，建立刚性约束法律制度，实现机构编制法制化。1982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虽然有效，但内容过于简单。现行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所遵循的三定方案(1998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但措施显得过于具有原则性，不易操作，编制立法必须尽快进行。没有刚性的法规作为机构改革坚强有力的后盾，机构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二，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在政府财政的给付制度方面，对各级政府、部门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严格按照编制规定进行财政拨付。三，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防止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就已经执行，最后不得不予以追认的现象出现。

(三）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之-就是行政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合理界定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要把政府的权力还给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上，要在坚持中央宏观调控权力、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着重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和合作之间，明确职能，界定责任。

(四)人事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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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中涉及众多的自由裁置权。为了进一步提高上海工商行政管理水平，今年上海市工商局提出了“四个有机统一”的指导思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行政执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而自由裁置权则是行政执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聚焦点。因此，对该问题的探讨就很有必要。

 

一、自由裁量权的含义及存在的意义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从而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效率是行政的生命，公正是行政的目标。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一)保证行政效率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决定因素

 

行政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必须能够适应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不至于在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错过时机,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置权，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二)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解决立法的普遍性与事件的个别性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区别。特别是涉及行政管理的领域，情况更是复杂。因此，有关行政立法无法作出细致的规定，往往只能规定一些原则，一些有弹性的条文，从而使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有利于行政机关因时因地因人地进行行政管理。

 

(三)保持法律的稳定性需要自由载量权的存在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法律作为一个国家有限理性的产物，是在融会贯通以往的实际情况并进行适度超前的预判的前提之下产生的。由于调整的对象特殊，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本来就具有“多变性”，因此，法律势必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从而避免人们形成“法律无可预期”的感觉而撹乱社会秩序。保持法律稳定的重要方法就是使其具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发展对法律宽严、张弛的不同需要，这就必然要求执法者能够在把握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根据发展了的具体情况合理的行使有关规定，这也是自由裁量权的固有属性。

 

二、自由裁霣权的种类

 

在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中，自由裁量权可以说贯穿行政活动的始终^按照工商行政管理的具体操作，其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一)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即在行政权力介入之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上，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被查封、扣押的财物易腐烂、变质的，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留存证据后，实行拍卖或者变卖。”这里的“可以”就表明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也就是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方式上，有选择的余地。

 

(二)行政处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它包括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和同一处罚种类幅度内的自由选择。这一自由裁量权涉及相对人的现实利益,往往体现为量化的处理结论，包括数量、时限、范围等等。如在法律规定的罚款额度内，可以自由选择罚款的具体数量;可以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也可以责令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整改等

 

(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有相当数量的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均未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时间，而只是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这说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何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全部文件后，发给《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公司登记机关自发出《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核准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

 

(四)对范围不确定的概念之内涵予以具体解释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制定者综合考虑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对象的实际情况,在一般性条款下规定了大量的“但书”或者类似“但书”的条款。然而现实是，这些例外规定的概念没有明确，工商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依靠执行者进行具体的解释之后方可适用◦如《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10条规定的“交通不便地区”及常见的“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概念皆属此类。

 

三、自由裁置权在行使中出现的问题

 

自由裁量权设置的本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使行政机关能够应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出及时有效的处理。但是,在法律法规赖以存在的事实日趋复杂的情况下，由于法律法规未及时将其规定进一步细化，易出现某些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违背初衷的情况。单就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

 

(一)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无疑为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提供了灵活的操作空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我们可以基于种种合理的考虑和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但是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执法人员扩张性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具体表现在：

 

1、行使自由裁量权中违反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不可否认，自由裁置权的设立就是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应忖瞬息万变的社会事态，面对需要及时处理的事务，不辨巨细，事事“锱铢必较”不但不合时宜，也违背了自由裁置权设立的目的;同时，行政事务带有很强的灵活性，不可能要求对“看似相同”行政事务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整齐划一”。但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预测作用，从理论上来讲，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应该能得出一个类似的处理结果，从而使其他行政相对人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事实上个别执法者出于种种考虑，对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作出不一致的处罚，重责轻处、轻责重处，甚至由于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及受一些不良因素或阻力的影响，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显失公平的选择。

 

2、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目的不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和合理的考虑，但由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由具体的执法者操作，有时易受个人好恶的影响，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不是出于对公共利益和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而是出于私人利益或本部门利益、出于恣意性报复等等。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目的不正确，工商机关的执法公正性必然逋到怀疑。而基于对处罚结果的不信任，又会导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大量增加，使我们的工作效率受到影响，完全违背了自由裁量权的初衷。

 

3、行使自由裁童权中出现执法武断和执法不当。在自由裁量权的设计中，为了应对具体行政事务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立法者运用了较多的弹性法律用语，诸如“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较轻”等，这样做的本意是赋予行政执法者一定的法律适用的解释权和灵活处理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解释权不是任意的，对弹性法律用语要按照法律条文的文字含义，根据立法的目的和法律基本原则及行政事务的具体情况怍出合理科学的解释。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由于执法者对事实了解不清或自身法律素质不高，乃至对私利的不正当追求，从而导致对弹性条款作任意的扩大、缩小甚至歪曲法律本意进行解释,造成执法武断和执法不当。

 

(二)行政不作为和迟延作为

 

行政不作为和迟延作为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使自由裁置权不到位，缺乏履行职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许多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或舍规定了相对比较长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职责，我们可以自由裁量。从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出发，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去履行职责，如果故意拖延或是不作为，势必损害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行政不作为与迟延作为也是有悖于立法精神的。

 

(三)自由裁量行为违反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它要求执法者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本着法律的精神，排除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以公正的立场进行价值判断。

 

公序良俗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可能填补法律漏洞，引作自由裁量的依据，在处理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确保国家一般利益、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机能;另一方面，公序良俗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可以成为衡置执法者是否正确行使自由裁置权的尺度。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对公序良俗的违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行使自由裁置权未能优先考虑尊重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基本人权;2、行使自由裁置权与社会公论民意、良俗相违背;3、不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承受能力，过分关注法律的惩罚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功能。

 

四、对工商部门正确行使自由裁置权的思考

 

勿庸讳言，自由裁置权为工商部门的行政执法带来了极强的可操作性，为提高行政效率创造了条件。但现实中不合理的自由裁置权使用，往往会造成对立法本意的曲解和对法律所追求的公平的戕害。如何规范工商部门自由裁置权的行使，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供大家斧正。

 

(一)程序优先，严格遵循有关程序法的规定

 

纵观西方国家自由裁量权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出于对无限扩张的行政权的限制考虑，各国的自由裁量权都有相对缩小的趋势，不断被羁束性裁量所取代。我国现阶段也开始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抑制行政自由裁置权的扩大，程序法方面的规制无疑更符合立法、执法成本的最小化。工商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合理、有效地行使。程序的公正要优先于实体上的正义，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规范和制约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才能保证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多种作出行政处罚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如告知程序、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程序、听证程序等。

 

(二)依法行政，严格遵循有关实体法的规定

 

依法行政是行政活动的基本准则，行政活动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从根本上取决于该行政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到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规定，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在行动上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遵守现行法律。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说，《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了行政处罚应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工商部门必须依据这些基本因素、各因素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合法合理的行使自由裁量权。2、依照法律授权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行使自由裁置权的过程中，应当以明确的法律授权为前提和基础，严格把握“度”，不得越权。

 

(三)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工商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广泛涉及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尽管近年来法律法规普及的力度加大，但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相对人来讲，法律素质的培养终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工商行政管理过程中，为避免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和滥用，建立信息公开机制，特别是对涉及自由裁量权的条款,如工商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披露，不仅可以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也可以提高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对执法者违法行为的监督。各工商所(队)在受理窗口设置“便民服务卡”、提倡“一口讲清、一次办成”，都是信息公开的良好方式，应逐渐向经检办案方面延伸。近期上海市局要求基层经检办案人员使用“文明规范办案用语”，说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在这方面很重视。

 

(四)加强行政监督，坚决贯彻行政合理性原则

 

在工商行政管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行政监督必不可少。全市工商系统正在积极落实市局的有关规定，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对基层干部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关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督：K是否正确理解法律原意。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不能人为地作扩大或缩小的解释，在法律概念这个层面，要体现一致性。2、是否基于正当动机。不正确的动机势必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工商干部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志甚至个人的偏见、歧视、好恶等强加于行政相对人，更不能以权谋私、恶意报复。3、行政行为不得考虑与法律规定不相关的因素，如行政相对人的身份地位等。

 

4、就不同地区来讲，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操作上的不一致，这无可厚非，片面要求一致是对立法本意的曲解;但就同一个地区来说，具体到一个分局，甚至一个基层所，这种差异就小得多，因此对情况相似而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具体行政行为就要严格监督。

 

(五)做好学习培训，提高基层工商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

 

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要求基层干部不仅具有法律方面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相关知识。因此，学法、懂法、会用法，从而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成为对基层干部的迫切要求。除了干部平时的自学外，分局和市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不仅安排学习工商法律法规，还要学习与工商工作有关的其它部门的法律法规。通过学习、培训，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质，为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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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财务管理的一般模式

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建立，改变了传统单一企业组织的内部结构关系。由于企业集团是通过资本纽带形成的，这使得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集团管理中的地位更显突出。从单一经营到企业集团的规模经营，其财务管理职能也将发生巨大转变。企业集团必须在集团内部建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模式。一般而言，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体制有三种模式：

1．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

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将子公司的业务看作是母公司（集团公司）业务的扩大，母公司对于整个集团采取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其特点是大部分财务管理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只享有很少部分的决策权，其人财物及产供销统一由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资本筹集、投资、收益分配、资产重组、财务人员人任免等重大事项都由母公司统一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子公司只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直属分厂或公司，投资功能完全集中于母公司。

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统一指挥和安排财务政策，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有利于母公司发挥财务调控功能，完全统一集团财务目标；能发挥母公司财务专家的作用，降低资公司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有利于统一调剂集团资金，降低资金成本。但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财务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容易挫伤子公司经营者的积极性，抑制子公司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高度集权使决策压力集中于母公司，一旦决策失误，企业集团将产生巨大损失。

2．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

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是指子公司拥有充分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而母公司对子公司以间接管理方式为主的财务体制。子公司在资本融入及投出和运用、财务收支、财务人员选聘和解聘、职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方面均有充分的决策权，并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情况作出重大的财务决策。

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子公司决策快捷，易于捕捉商机，增加创利机会；减轻了母公司的决策压力，减少了母公司直接干预的负面效应。其缺陷表现为：难以统一指挥和协调集团整体，子公司各自为战，容易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公司整体利益；不便于发挥母公司财务调控功能，以及时发现子公司的风险和重大问题。

3．集权和分权结合型财务管理模式

极端的集权，子公司没有主动灵活性，集团财务及经营机制必然僵化；相反，过度的分权，也会导致子公司一味追求个体经济利益，而忽视集团整体利益。集权和分权结合型财务管理模式强调恰当的集权与分权，这样既能发挥集团母公司财务调控职能，激发子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有效控制经营者及子公司风险。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分分权或集权的缺陷，融合了集权与分权的优势。

二、确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关键在于财务决策权的集中与分散。然而，集权与分权是相对的，需根据集团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而定。企业集团确立财务管理模式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发展战略。为了贯彻实施集团的战略目标，母公司（集团公司）通常要对那些与集团核心能力、核心业务密切相关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实施高度的统一管理与控制；对于那些与核心能力、核心业务关系一般甚至没有影响的成员企业，往往实行分权管理。企业集团是以运输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核心产品应该是客货运输。因此，凡是与客货运输具有紧密联系的资产和业务对企业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往往成为集团公司集权控制的对象。一般来看，集团总部对核心企业和控股层企业的控制要明显严于参股层、协作层企业。

2．股权结构。一般情况下，控股公司财务决策权的集中度与其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成正向关系。如果子公司是独资经营，那么控股公司在财务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的选择上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由于集权更有利于控股公司的全盘财务调度，故通常选择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相反，如果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是合资经营，根据合资人的利益与要求，其财务管理权限会相对分散。

3．企业文化。控股公司财务管理的集权与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公司传统的影响。我国企业因其传统上的行政管理色彩造就了特殊的企业文化，在实践中还积累了一些富有特色的财务管理方法和经验，这些都将影响未来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确立。

4．竞争环境。市场竞争的加剧，子公司对当地市场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已成为企业集团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这要求子公司拥有更多的经营自，包括更多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而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发展，集中财务管理决策的利益也很明显。因此，企业集团还要根据市场竞争情况，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理念和股权结构等情况，合理划分母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权限。

三、动态集分权结合财务管理模式

合理而有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集团公司的财权配置方式是动态的，而不是僵化不变的。随着母公司、子公司的发展，以及各种环境的改变，应及时调整财权配置政策与方式，使之保持最佳状态，发挥其最大效能。

1．财务管理权限在集团内部不同成员企业的动态配置

企业集团的构成包括了核心层、控股层、参股层以及协作层等不同疏密关系程度的企业。而这些成员企业无论是产品构成、人员素质、地理位置、行业分布以及在集团中的重要性，还是面临的市场环境都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成员企业，集团公司可以采用不同的财权分配政策。即使同是全资子公司，也可能由于其具体情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财权配置。

2．财务管理权限在集团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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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改革重点和难点。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宏观经济环境及其调控格局的变化，随着我国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的日期日益临近，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日趋加剧。国有商业银行如何更快更强发展，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已是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国有商业银行; 银行改革

一、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破”与“立”两大难题

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权结构单一，管理体制落后、僵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基本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特征表现为：一是产权结构单一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到目前为止，均是国家独资的单一产权结构。尽管目前国家已派出监事会进驻国有商业银行，但仍然难以发挥理想的监督效果。二是治理结构落后。行政化管理是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一大特征，其机构设置均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其内部也是按行政级别进行管理，形成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官本位”制度。这种落后的治理结构，使其运作效率大大低于公司型治理结构的效率。导致其服务优质客户的积极性大打折扣，金融产品创新动力减弱，从而使国有商业银行运作效率低下。

(四)服务功能趋同，缺乏金融创新优势。多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断扩宽自己的业务服务范围，改善服务功能，无疑相比于过去的专业银行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与跨国银行集团，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服务的主要内容，表外业务服务空间狭窄，占业务收入较小。据测算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仍然不到10%，与国外银行40%～50%比例相差甚远。国际银行也不全单纯是经营传统理念上的银行业务，而实质上是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公司，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几乎是合三为一，其业务服务功能齐全。这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当然是望尘莫及，且受到自身的体制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限制，金融创新能力不强。

(五)机构庞大，经营战线过长，管理乏力。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银行演变而来，机构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分设置，工行、中行、建行机构延伸至县城，少数延伸至乡镇，农行几乎将机构都设立到了乡镇。尽管近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一些缩减机构、裁撤冗员的积极步骤，但仍未改变经营战线过长、管理乏力的境况。这暴露在因宏观经济的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贫困落后的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而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这势必要求对金融资源的调整分配。

(六)科技服务手段落后，资源配置低下。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对现代信息管理手段的革命，是世界市场经济各国共同重视的发展战略。我国商业银行的电子化、网络化水平还处于一个低水平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分散化、小型化、重复化、短期化和单一化等特点。各国有银行的网络优势、规模优势、资源优势、信息优势等还未真正发挥占领市场的作用。至今，国内还没有完善的企业征信评价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等，许多宝贵的客户信息资源流失到外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显得落后，如重复购建计算机硬件，在机型、网络技术等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形成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等“四统一”。

(七)负债过于依赖公众存款，经营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大。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负债)于公众存款占比重仍在80%左右，且居民储蓄存款呈迅猛增长势头，据统计，2003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7.38%。这一方面反映居民投资渠道不多，对股票证券市场投资信心不足，选择商业银行确保安全;另一方面反映我国商业银行依然把吸收公众存款作为融资的主渠道。国有商业银行对资金的运用主要是贷款，业务收入主要是存贷利差，深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虽然近年来混业经营的呼声很高，但短期内实行混业经营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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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5000人死亡（Mead et al.，1999）。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1984）。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生产率带来损失。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任”专章共15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2012），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60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 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2009；高秦伟，2012）。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务院，2008）。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2010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 Coglianese，2013）。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2010）。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王贵松，2009）。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2007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障（朱新力，2001；杜仪方，2009）。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虽然《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抗裁量（李建良，2002）。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1978）。也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贵松，2007；胡建淼、杜仪方，2010）。

受害者具备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1992）。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而言，《刑法》第143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143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2008）。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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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美国只有2.49亿人口，但其出版业却异常发达。据ISBN权威出版部门鲍克出版公司的统计显示，美国现已发出87000多个出版者前缀。1998年美国登记注册的出版社就达9000多家，其中，年销售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出版社为40家，前20家规模最大的出版社的年销售收入占全美出版业总销售收入的75%，利润占50%。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年出版1至3种图书的小出版社。这些出版机构除了少数由政府管理外，绝大部分是私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其出版活动不受政府干涉，政府只是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规范出版业行为，进行宏观调控。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平均生产图书240亿册，人均占有图书约100册，可以说，美国人用于购买书刊的开销是世界上最高的。1997年美国共出版新书6.8万种，印数22.8亿册；1998年美国出版新书5.6万种，一直稳中有降，但却全面覆盖了人类文化各学科。我国无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多人口，市场潜力巨大。然而，至2002年全国仅有出版社568家（包括副牌社36家），期刊8187种，报纸2038种。2001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9.14万种，重版、重印图书6.3万种，总印数63.1亿册；2002年出版约为17万种，其中新版约10万种，重版重印7万种，总印数68.7亿册（张）；期刊出版28.46亿册。2002年，全国出版社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有200家；销售收入1亿～5亿的有50家；5000万～1亿的有60家；1000万～5000万的有90家。我国出版机构之间虽然在规模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远没有达到美国出版业那样的巨大反差和行业垄断。目前，我国尚没有一家能与时代华纳相抗衡的出版集团，规模普遍偏小。我国图书市场的增长速度虽然远高于西方国家，但是，我国人均书刊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图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销售往往受制于国家经济的大环境和国民素质的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出版市场也必将展现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二、中美出版市场运作比较

美国出版机构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出版业的巨人，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国内购买力强劲；二是国际图书进出口业的迅猛发展；三是出版公司跨国运营。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盛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发展。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也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发展，从而带来了国内强大的购买力。

文化产品的进出口，一直是美国进项较大的业务。据1999年8月6日《环球时报》载：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60%～80%的节目来自美国，而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占有率仅有1%～2%；美国影片产量占全球影片总产量的6%～7%，却占有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美国书刊进出口业务也非常卓著，目前共有图书进出口公司85家，出口公司8家。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图书出口在1997年达到18.9亿美元，比前一年上升6.8%。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公布的经济报告显示，美国自1977年以来，版权贸易的增速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倍。2000年，美国版权产值达到4572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9%。美国版权出口额大大超过其他传统产业部门，并且安排了430万人就业。相比之下，我国的版权贸易对外出口额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据《世界图书》杂志1993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图书年出口总额仅为世界图书年贸易额的0.04%。1999年，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我国书刊（含音像、电子出版物）出口总额为1527.47万美元；2000年为1633万美元；2001年出口额仅为1800万美元，进口额为8000万美元；2002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899157种次，1740.58万美元，金额下降1.32%。这些数字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甚至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相比，都存在着很大差距。

美国的出版集团大都是以图书经营为重点的跨媒介、跨地区经营的媒介集团，在多种不同的媒介之中，出版集团往往同时经营数种媒介业务。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发展也已成为出版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美国连锁书店鲍德斯，2001年员工已达3万人，在美洲、欧洲、澳洲和亚洲拥有869家传统连锁店和349家超级书店。2000年鲍得斯总收入达33亿美元，其中，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经营收入约占2/3，达21.92亿美元。美国的《读者文摘》，目前已有48种版本19种文字发行到世界各地，每月读者有近1亿。这家公司还制作13种语言文字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视节目在24个国家销售。

与国外出版集团跨地区、跨媒介的经营相比，我国的出版集团只是近几年为了针对加入WTO以后欧美对中国市场的进入，通过行政和政策手段而形成的，并且多半是以省区为主的行政式组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组合方式也是由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和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的。对于出版业，我国更加注重它的舆论导向作用，常常把它视为建设精神文明的基地。所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市场化与舆论导向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以地区分立和在国家行政干预管理下形成的以省为单位进行的集团组合，其实并没有解决出版市场地区分立的问题，并且，我国的出版集团实际是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图书出版经营往往成为集团的主要业务。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出版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跨媒介、跨地区的经营结构。

三、出版理念与经营运作比较

篇10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