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1 02:20: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贷配给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篇2
摘要：本文从资金供求中占据主动地位的银行视角出发，研究了大企业和小企业各项贷款总额对银行利息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贷款给大企业比小企业更能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贷款的规模效益。本文的结论为商业银行小企业银行信贷配给原因提供了经验证据，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小企业融资信贷支持利息收入规模效益
1 概述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融资难的问题成为制约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国内外学者在小企业融资问题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研究成果集中在信息不对称、银企关系、银行规模结构等方面。国外学者在抵押贷款、S-W 模型的修正、银企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诸多方面对信贷配给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Bester，1985；De Meza&Webb，1987；Diamond，1989）。我国学者主要从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如邓超等（2010）认为关系型贷款是大银行与小企业的最佳结合路径，大银行发放关系型贷款具有多种优势，银企之间的长期合作可以为银行带来潜在的收益。
从小企业融资的实践经验来看，银行信贷仍是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从企业和政府视角出发来研究融资难的原因，而在小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博弈中，小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从资金供求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商业银行的角度识别和规避风险已经成为解决小企业发展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选择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分析小企业贷款风险的具体因素，探讨信贷配给的原因，为破解小企业信贷融资困境提供崭新思路及其现实途径。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净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构成部分。净利息收入由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构成，而利息支出相对固定，因此可以通过对银行向企业放贷的利息收入，来研究小企业和大企业对银行利润的影响，从而通过银行视角分析银行对小企业信贷配给的原因。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某商业银行2008 年1 月-2011 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主要来自银行资产负债表、会计月报表、各项财务执行情况表、信贷收支日报和基础指标日报等相关报表。
2.2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Y=β0+β1*X1+β2*X2+ε其中，X2 为定性变量，表示企业贷款类型，大企业取1，小企业取值为0；Y 表示银行对企业贷款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在公式中表现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贷款总额）样本观测值的n*1 阶列向量，ε 表示随机误差项的n*1 阶列向量。相关数据的描述统计量见表1。
表1 大企业与小企业各项贷款描述统计量
单位：万元
从表1 分析，银行对大企业贷款利息收入最大值为8713 万元，最小值为1119 万元。大企业利息收入的标准差系数为0.456，较小企业低0.045，说明大企业利息收入较小企业稳定。
2.3 实证结果分析
对大企业和小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和各项贷款总额，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大企业与小企业利息收入回归结果
从表2 回归结果分析，X1 和X2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R-squared 为0.672，X1 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的贷款总额对贷款利息收入有显著的影响。X2 的系数为正，则表明银行大企业的贷款总额比小企业贷款总额对利息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即银行贷款给大企业比小企业更能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贷款的规模效益，其贷款规模越大，银行所能获得的边际利息收益率也就相应地越高。
3 政策建议
3.1 国家应该加强监管，提升银行对小企业融资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在宽松货币政策下，面对贷款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商业银行管理粗放，因此，监管部门应当敦促商业银行严守贷款新规，从改造审贷流程等方面全面落实各项贷款规定，将授信级别细化，对贷款质量采取精细管理，引导小企业优化财务管理制度。
3.2 探索并试行针对小企业信贷的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地放宽小企业融资业务的申请门槛，广泛拓展适合小企业融资的各种渠道，通过颁布规范、条例，给予适当补贴等激发商业银行向小企业贷款的动力。
3.3 架构中小企业融资专门机构和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融资专营机构，负责全面落实利率风险定价、高效贷款审批等，逐步实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科学化、高效化，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3.4 借助行业协会搭桥融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非常迅猛。这些商会成立的其中一项重要目的就是为各个会员企业解决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等实际问题。这种银行联手协会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中信息不对称、可抵押资源缺乏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黄双凤.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其出路[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吕慧君.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3]陆克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原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1(25).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 区域特征 温州 新型金融机构 行业协会
一、温州银行业目前的服务困境分析
1、信贷配给显著，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与得到的金融支持份额不成比例
根据温州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截止2011年6月底，温州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993家，其中99.5%属于中小型企业，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温州2011年上半年的银行贷款中，仅有20%左右流入中小企业，显然，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与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成比例。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贷款风险上升，目前的银行服务无法进一步降低风险，只有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导致信贷配给。
2、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不明显，甚至加剧经济波动
一方面市场中有大量的资金在游走，寻找投资机会，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查数据显示，有1100亿元民间资本活跃在借贷市场上，说明资金的疏导渠道不畅，资本的逐利性很容易引发实体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年息却高达72%～96%，可见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缺口巨大，而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后，银行业加入了要债大军，原本取得银行贷款的少数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现象的发生。
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失调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二是作为贷款者的中小企业自身信息不透明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
可见，不管是信贷配给显著还是银行服务的功能失调，产生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能结合温州的中小企业协会发达、产业集群特征明显的优势，成立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银行，将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改善目前的信贷配给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结合区域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1、温州产业集群特征
目前，温州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五大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鞋革产业集群、服装产业集群、眼镜产业集群和打火机产业集群，按产值规模可划分为三类：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
三角形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属于三角形产业集群，三角形顶尖是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年产值超过40亿元；第二层是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12家企业；第三层是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16家企业；第四层是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115家企业；最底层为产值在1000万元以下的3000多家企业，总体呈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服装和鞋革产业集群属于梯形产业集群，以服装类为例：位于最上面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30家企业；第二层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850家企业；底部第三层的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1000多家企业。总体呈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打火机和眼镜产业集群企业规模相差不大，它们中最大的产值只有3000万元左右，总体呈方形产业集群。
显然，产业集群的形状与集中度有关，顶部越尖的集群，集中度越大，位于顶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中的信息收集、议价、成本控制等能力也越强，三种群模式中，三角形集群的集中度最高，梯形集群次之，最差的是方形集群。
2、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温州产业集群是由最早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的，企业内部多为家族管理模式，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遇到困难时也更容易形成行业协会来抱团取暖，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行业协会有着巨大作用。
行业协会的对外作用。（1）行业协会通过要求低行政成本的方式对国家政府构成压力，获取税收和行政执行的低成本以促进产业发展。（2）行业协会通过游说或政治参与等方式介入行政决策或政治程序，进而获取有利于产业自身发展的资源，促进产业升级。
行业协会的对内作用。（1）在技术及其研发方面，行业协会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上促进产业升级，甚至通过共性技术的设计和研发实现价值链转移。（2）在生产内部管理环节，行业协会可以协调标准制定、统一平台提供和信息共享。（3）在品牌营销方面，为产业品牌的创建进行提供行业内的公共服务。
总之，行业协会是温州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可以在行业内发挥资源共享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该种组织对所在行业内的企业信息比较了解，也具备一定的威信。
3、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发挥行业协会的资源优势，由行业协会牵头，主干企业参与，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对于三角形产业集群和梯形产业集群，可以由所在的行业协会牵头，由处于顶层的的企业为主要参与成员，横向构建行业银行。比如由低压电器行业协会牵头，由正泰和德力西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低压电器行业银行，由鞋革类行业协会牵头，由奥康、红蜻蜓、康奈等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鞋革类行业银行，由服装行业协会牵头，由报喜鸟、森马等为抓哟参与成员成立服装行业银行；对于方形产业集群，可以由行业协会牵头，由产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供应链银行，比如打火机集群，可以由打火机行业协会牵头，由各协会会员共同出资成立打火机行业银行。
三、信息改进视角下行业银行的优势分析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行业银行在信息对称、交易成本、风险控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优势。
1、行业银行具有更透明的信息优势
温州企业90%以上是中小民营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财会制度不健全，财务行为不规范，财务信息失真严重；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记录较少，致使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差。另外，中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如大企业合理、规范，企业家往往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就使得关于企业家自身的一些私人信息，如身体状况、情感波动以及价值观等，成为判断企业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信息的通明度就更差了。信息的透明度差，这也是目前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
行业银行相对传统商业银行在以上这些方面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首先，温州的产业集群由“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对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行业银行来说，也变成了“公共信息”，更加透明。其次，参与到行业银行的主干企业掌握着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对行业的发展的趋势把握更到位，同时，由于业务上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主干企业对同行企业的进货渠道、生产成本、生产技术、销售状况、财务状况、管理状况等信息更易取得并进行甄别分析，而主干企业与行业银行的合作，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再次利用，为行业银行服务行业内部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保证。
2、行业银行具有更低廉的交易成本优势
银行与企业达成一项融资交易，其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BC）和事后的交易成本（AC），则总的交易成本（TC）函数TC=BC+AC，假设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为TCL=BCL+ACL，行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为TCS=BCS+ACS。
事前的交易成本（BC）主要包括贷款前对贷款企业的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对传统银行而言，中小企业的融资记录较少，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搜索多限于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而中小企业的财务相对不健全，因此，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准确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息索更加困难，成本较高，而对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信息搜索成本更加高昂；对于行业银行来说，同行加企业家间的亲友关系，行业银行很容易从主干企业那里取得贷款企业的经营、财务信息和企业家的个人信息，信息搜索成本大大降低，这种关系型融资的的谈判成本也很低，甚至为零。因此行业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低于传统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BCL>BCS。
事后的交易成本（AC）主要包括贷款后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成本及违约的损失。传统银行一般通过限定贷款用途、监督贷款去向等方法对贷款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多通过实地调查、资金运动轨迹的手段进行，这种控制方式下容易产生造假漏洞，效果相对较差。行业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相对方便，因为主干企业日常合作或竞争中搜索的信息可以在行业银行贷款过程中二次利用，分摊了信息搜索成本，因此在进行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贷款的监督，节约了专门进行监督的成本，而且获取信息的方法也不局限于实地调查或资金活动轨迹跟踪，可以在业务合作和竞争中进行信息搜索和印证，丰富了监督的途径提高了信息质量，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同时提高监督质量。对于违约损失通常指一笔贷款损失扣除抵押物变现值后的净损失，因此违约损失净额的大小取决于贷款损失的大小和抵押物变现值的大小，与贷款损失额成正比，与抵押物变现值成反比。相对传统银行，由于行业银行的具有行业背景，行业银行对本行业企业抵押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能力更强，另外，贷款企业违约在行业协会很可能形成信誉损失，加大了企业的违约成本，降低违约风险，因此，行业银行的违约损失也较传统银行低。所以，行业银行的时候交易成本也低于传统银行的事后交易成本：ACL>ACS。
综上可以看出，行业银行在交易成本上比传统银行有优势：TCL
3、行业银行具备更大的风险控制优势
和传统银行相比较，行业银行在贷前、贷后、违约三个阶段都具有风险控制优势。首先，行业银行是由各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行业协会内部企业是围绕某一产业发展，产业特征较为明确，行业银行较易了解和把握企业信贷的需求程度，从而减少了逆向选择风险，同时，行业协会内部的企业众多，银行也可以在同类企业内进行比较和选择，因而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次，贷后在行业协会的协助下，行业银行更加了解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风险所在，通过商会提供的信息比企业自己提供的报表更可靠，在很大程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最后，因为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亲缘关系”，协会对企业资信度、产品的市场前景、设备价值的判断都会比较客观准确，而且有行业自身的风险测算办法。企业申请担保贷款后，协会可根据其贷款时限、贷款金额，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可资抵押物进行审核、评估。如果抵押物是生产设备，协会可预测该设备贷款时限后的市场价值，并与行业内需要该设备的企业先行签订购买意向书。这样，即使申请担保的企业到时无法偿还贷款，也可利用业内兼并方式降低风险，甚至可以满足规模企业低成本扩张的需要。
综上所述，结合温州区域特征基于行业协会基础上的行业银行较传统银行在信息优化、交易成本降低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从金融中介的演变上来看具有演变优势，如果能加以政策引导扶持，能更好地服务温州地方中小企业。
四、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
1、借助金改东风完善金融政策，为新型金融机构发展铺路
由民营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探索阶段，政策准入一直是压倒民营资本进军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策松动的温州，借助金改东风，完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为发展新型金融机构铺平政策道路。
2、加强引导行业协会的自我完善，发挥行业协会的潜在能量
行业银行是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过去的行业协会是一种松散的民间组织，没有完善的内部制度，在委以重任前，政府最好引导行业协会进行自我完善，以便更好地应对更加苛刻的政策要求。
3、协调行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对接，更好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分散金融风险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行业银行更专注服务于某个行业内部，因此，风险相对集中，协调好行业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对接，不但可以弥补传统银行中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部分不足，而且可以将行业银行这个小篮子放进传统银行的大篮子里，分散金融风险。
（注：本文系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区域特征视角下温州新型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研究”（编号13wsk199）和温州市科学技术局项目“信息改进视角下温州新型民营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编号R2014005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Berge：Further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eommunity banking and economic Perforinance[J].Journal of Finaneial Sevices researeh，2004.
[2] 周建华：行业协会与中小企业关系型融资――以温州异地商会为例[J].金融教育研究，2011（4）.
[3] 巴曙松：社区银行能否成为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突破口[J].现代管理科学，2002（7）.
[4]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l）.
[5] 钱水士、李国文：社区银行及其在我国的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
[6] 徐滇庆：民营银行试点势在必行闭[J].中国金融，2005（15）.
[7] 夏泰凤：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供应链金融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8] 孙丽军：行业协会的制度逻辑[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抑制；福利；文献综述
1.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相关文献，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研究，一致隐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阿马蒂亚・森认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体现出这样的理论趋向，这个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良好的资本借贷体系、强有力的货币体系及不受约束的金融中介对于产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以来，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从企业家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只有在信贷和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发挥才能，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以前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债务人”，换句话说，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企业家才能、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结构也在不断的变迁，金融结构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机构与发展》中指出，金融发展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和促进金融的发展。戈德斯密斯认为，对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金融机构的差异，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和肖在同一年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部经典著作，两部著作都探讨了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此以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不断探讨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主要有四种：（1）麦金龙和肖主张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自由化，通过正的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递机制为利率自由化真实利率水平上升储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2）卡普和马西森建议通过利率市场化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数量增加经济增长；（3）加尔比斯主张通过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前三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了理论自由化或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4）帕加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议通过金融深化增强金融体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金融深化金融体系功能加强经济增长。
2.我国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对金融市场严格管制，对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金融产品创新等加以限制，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超赶战略。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出口初级产品，积累外汇来换回资本品；二是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劳尔・普雷维什认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的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着国际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利益。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发生交往，成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几乎享受不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带动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明显增加。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收入的增长会显著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点决定了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相对价格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因此，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施超赶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国内工业化进程，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摆脱受控制、受剥削的处境。
发展中中国家一旦制定了超赶战略，其面临的目标函数也就随之确定，即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资金积累最大化，重工业本身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目标函数。从产业性质上看，重工业是一种需要密集资金、投资规模巨大且投资周期长的产业。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实现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对金融进行严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一种稀缺要素，资金的稀缺性导致其市场出清价格较高，即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规模、长周期的资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贷款利率实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优惠利率来鼓励重工业的发展。此外，严格管制存款利率，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银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从公众手中获取稀缺的资金，达到低成本凑集资金以供工业部门使用的目的；其次，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落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短时间内凑集重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资金，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最大限度的凑集资金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的直接联系渠道被堵，而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股独大，居民分散的资金没有其他投资选择，储蓄成为了唯一的投资方式，银行也成为公众盈余资金的唯一投资渠道，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只有通过银行这种金融中介发生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公众的资金集中到银行；第三，为了克服外汇资金的短缺，有必要对汇率实施严格管制，低估本国货币币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来获取外汇。对稀缺外汇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外汇优先用于重工业化急需的进口设备上；最后，为了保证资金按照既定目标的有序流动，必须对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进行严格限制，以保证金融体系不严重偏离国家的总体发展轨道。“金融抑制”战略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众的储蓄意愿并刺激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投资需求所需资金远远大于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数量，因此国家对有限的资金给予指导性贷款，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将资金优先配给给重工业部门使用，以满足国家超赶战略的需要。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被抑制和被边缘化的位置，农村金融抑制的内在根源在于在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分摊机制是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实际承担制度变迁成本的是农村金融部门，本质是由广大的农村居民和农业部门所支付。以中国为例，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中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涉及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顺利实现转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高昂。首先，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民营企业共同成为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性和垄断性受到挑战，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了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而且体制的惯性使得国企在较之民企更缺乏竞争力和灵活性，这又加大了国企破产的可能性；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就业，国企的破产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在我国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维持失业者的基本福利水平，过多的失业人口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最后，我国对国企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政府还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国有企业的资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保证国有企业就业的基本稳定性，政府需要进一步投入较多的资金补贴，而对于已经实现由“国家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体系主导型”融资模式转型的转轨经济，国企渐进改革的成本让国家财政补贴难以为继，金融体系则成了这种制度变迁的实际承担者，而农村往往成为资金的净输出者，农村金融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买单。
3.农村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效应的实证成果
国外学者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多数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结果均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贫困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现象非常普遍，农户的信贷需求很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农户信贷资金的缺乏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户的技术选择、生产效率以及农产品食品安全、营养与健康等方方面面产生消极影响。国外的多数研究认为，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农户的平行数据研究发现，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额贷款与其他项目与以工代赈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额贷款对贫困农户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国的信贷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福利效果，具体来说，研究了信贷项目对农户收入、小孩入学、劳动供给、财产、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借贷对农户的产出影响显著，并且对改善孟加拉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发挥着积极作用。埃及的经验研究表明，农户正规信贷约束主要受农业收入比、土地面积、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非正规信贷市场约束主要受工资收入、家庭资产等因素的影响南非学者研究发现，南非家庭特征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大的户主年龄，男性户主、较大的家庭规模、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国内学者对我国信贷约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应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抑制了农户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过考察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否则理性的消费者应该通过自由借贷来实现平滑消费以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当前是否有投资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有农户的信贷需求负相关，依靠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信贷需求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都会显著的改善农户的福利状况。李锐，朱喜（2007）利用3000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农户金融抑制程度为70.92%，样本农户由于金融抑制所损失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净值分别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陈巧玲（2007）基于对湖南的23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对民间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郁、罗丹和韩俊（2007）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信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张建杰（2008）从农户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关系”这种特殊资源在农户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高且户均信贷规模大，农户非正规信贷发生率又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且户均贷款规模则有增加的趋势。不同社会资本的农户通过非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高于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且前者户均贷款规模小于后者，不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户贷款项目的差异不显著。贺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调研数据，实证发现当地54.3%的农户存在资金难题，这些资金缺口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程郁、韩俊和罗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贷配给所引发的信贷需求压抑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交易成本过高和不完善的信贷配给机制与农户风险规避行为交互作用，提高农户所感知的信贷成本并降低了信贷获得预期，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研究还发现，估计型约束和需求型约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年龄、收入。社员身份及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等因素对两种约束邮政不同的影响。金烨、李宏彬（2009）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家庭结构、人口特征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潜在和隐蔽性”需求出发，依靠特殊的农户意愿调查，在经验层面衡量农户所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并用调查数据估计农户正规信贷约束背后的信贷配给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不仅受到供给信贷约束，也受到需求信贷约束，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与风险配给是农户被排挤出信贷市场的三种重要方式。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基于双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结果。工资收入会降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容易获取贷款，但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忽视信贷需求的情况下，仅依靠增加供给难以降低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陕西115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检验了收入水平、非农程度、风险规避趋向、社会网络等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农程度对农户两类信贷约束都具有负向影响；正规信贷约束受到“关系”的影响显著，但不受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影响；非正规信贷约束不受“关系”的影响显著，但受到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等因素影响。钟春平，孙焕民和徐长生（2010）基于安徽的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安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并不普遍，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满足，农户收入较低和投机机会较少等因素是农民参与信贷市场不积极的重要原因。马永强（2011）基于全国十省市农户借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信贷约束、利息成本、风险、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显著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影响不同。
4.结语
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研究文献很多，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参阅众多文献后，发现依然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献以全国或者部分中东部省市整体作为考察对象，忽视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现实情况，以贫困地区农村农户的金融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文献较少，如果将中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应用于贫困地区，其政策效应可能由于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而南辕北撤，因此专门考察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信贷约束及对农户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文献中，各文献把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忽略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比重中持续上升。不区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将二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这可能忽略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收入在影响上的差异性。第三，在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户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是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在直接在传统的消费函数中引入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最后，研究信贷约束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都是基于计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描述性角度来分析的文献较少，而描述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使得结论更加具有直观性和准确性。此外，在福利指标设计上，大部分学者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余额等来作为度量福利的指标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净资产替代家庭总资产，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标。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PYYJ13）；重庆三峡学院校级重点项目（13ZD15）。
参考文献：
[1] Banerjee，Abhijit V，Andrew F.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2] 何广文等.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专题报告[M].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课题组，2002.
[3] 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02）：146-155.
[4] 程郁，韩俊.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2009（05）：73-82.
[5] 白永秀，马小勇.农户个体特征对信贷约束的影响：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0（09）：148-155.
篇5
关键词：信息共享信贷市场效率
由于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银行在贷款活动中往往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信贷配置的低效率。要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必须投入资源，收集信息。银行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但如果信息搜集成本很高，银行唯一的选择就是拒绝对那些没有抵押品或自有资金很少的企业提供贷款，结果一些净现值（NPV）为正的投资项目有可能得不到融资。
银行的信息来源有三个：一是在长期的银企关系中获得的客户信息，但这类信息只局限于特定的客户，面对新的贷款申请人，银行必须有其他信息渠道。二是在提供贷款前走访贷款申请人和他们的企业，直接搜寻信息，或者从公共记录中收集信息。第一种方法可能成本太高，而第二种方法对大部分非公共公司而言是无效的，因为这些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很少。三是从其他贷款人那里获取信息，以了解贷款申请人的还款记录和总负债情况，这是相对而言成本较低的信息来源。但这一般要求贷款人承担对等义务，也将自己拥有的信息提供给他人，也就是说贷款人之间必须存在信息共享的制度安排。
信息共享制度的类型
信息共享制度为银行低成本地搜集和加工信息提供了有效渠道。信息共享的正式制度安排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私营的征信机构，它可以是由企业家创立的、以盈利为目的信息中介，也可以是贷款人联合起来建立的、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合作安排。另一种是由政府当局建立的“公共信用登记机构”(PCR)，通常授权中央银行进行管理。
由贷款人联合建立的征信机构遵循信息自愿交换和互惠的原则。贷款人向征信机构提供自己客户的资料，征信机构将这些资料与来自其他渠道（法庭、公共注册部门、税务当局等）的信息进行比较，然后对每个借款人的信息进行汇总。贡献资料的贷款人今后可以向征信机构申请“信用报告”，获得经过整理的有关贷款申请人的全面资料。为避免搭便车行为（利用别人提供的信息，而不透露自己拥有的信息），征信机构对不及时提供信息或提供不准确信息的贷款人会进行制裁。制裁手段从罚款到取消会员资格（从而无权进入数据库）。
在欧洲，这种制度安排在消费信贷市场和小企业贷款市场上很普遍，因为这类市场中贷款申请人的数目庞大，但申请的贷款规模通常较小，如果进行单独的财产评估成本会很高。因此，对申请人的特征和信用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对贷款人的信贷决定是有帮助的。不过，对大中型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所要求的信息更为复杂，涉及企业的信贷记录、财务状况、企业历史、管理经验、母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具体营业情况等，并不像家庭信用评估那样标准化，这要求信用机构在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中必须更为积极和主动。因此，面对企业贷款、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贷款的信用信息机构通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不是贷款人的合作组织。
与私营征信机构不同，公共信用登记机构（PCR）的最大特点是其参与的强制性。在中央银行监督下，一般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加入，所以它的覆盖面很广。信息在贷款人和PCR之间的流动是双向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必须按时向PCR提供每笔贷款的资料，然后PCR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不同的贷款人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情况，从而得出借款人的总负债。信息回流的形式一般有两种：对已有信贷记录的借款人，银行会自动获得有关其总负债的信息，而对新的借款人，只有在银行主动要求下才能获得该信息。PCR的运行所遵循的原则是：不泄露金融机构的机密，不侵犯个人借款人的隐私。因此，PCR对参与机构所提供的数据仅仅以总计的形式对信贷机构，并且信贷机构也只能在提供贷款时使用这些数据。
虽然PCR全面覆盖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但它通常并不搜集和报告所有的借贷信息，而只报告一定贷款金额以上的信息。如果报告的临界值太高，家庭贷款甚至小企业贷款的信息就被排除在外。私营征信机构虽然覆盖面相对小，但能提供更详细的个人和小企业贷款信息，并综合了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来自法庭、公共租赁、财产登记和税务当局的信息等。因此，这两种类型的信息共享安排在很多情况下是互补的。
信息共享制度的作用
（一）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效应
逆向选择是信息非对称的结果之一。如果贷款申请人的特征是银行不了解的私人信息，那么信贷市场就不能通过利率的调整自动出清。Stiglitz和Weiss（1981）在其著作中讨论了逆向选择与信贷配给的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使借款人的质量构成发生变化，低风险的借款人逐步退出市场，这种逆向选择效应使借款人的平均风险程度增加，从而可能降低贷款人的预期收益。银行预期收益与利率变化间的非单调性决定了银行不会通过利率调整使市场随时出清，因而信贷市场可能出现配给均衡的结果。可见，由于逆向选择，信贷市场并不总是将信贷资金配置给预期收益最高的投资项目。信息共享可以增进银行对贷款申请人特征的了解，从而改善借款人的质量构成。这有助于降低平均违约率，并因此降低利率水平，减弱逆向选择效应。
（二）抑制借款人的道德风险
借款人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道德风险：一是努力程度不够而导致项目失败，从而客观上违约；二是有可能故意隐藏投资项目的收益，进行战略性违约。在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及有效的法律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声誉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在信贷市场上，声誉机制是一种将现在的交易行为与未来的交易可能性相联系的动态激励机制：违约的借款人今后不再可能获得贷款。如果未来的合作建立在双方过去的行为基础上，并且从合作中获得未来收益的现值大于一时欺骗的收益，那么对失去未来收益的惧怕就可能对今天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一种震慑作用。然而，声誉机制的效率必须以信息的流动为基础。只有当银行共享违约信息时，借款人的信用记录才会成为一种公共知识，这有助于强化借款人的还款激励，减少道德风险。
（三）避免多重银行关系导致的过度负债
贷款申请人可能同时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并且从多家银行获得贷款或贷款额度，形成多重银行关系。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都很常见，特别是大型公司，它们往往能从多家银行获得资金。
从借款人的角度看，保持多重银行关系有几方面的好处。它迫使贷款人之间进行竞争，从而有助于降低信贷成本；每个贷款人承担较少的信贷风险，因此要求的利率风险贴水也较低，这也有助于融资成本的降低；多重银行关系可使借款人避免资金中断的风险，当一家银行突然收回贷款或撤消信贷额度时，借款人还有其他资金来源。
然而，对银行来说，多重银行关系的存在可能带来一些弊端：由于免费搭车，每家银行对借款人的监督积极性都很小，因此借款人违约的概率可能增加；如果贷款人不能获得借款人总负债的信息，借款人就有过度负债的激励。一般而言，违约概率是负债总水平的增函数。当借款人同时从两家银行获得贷款，而银行之间没有信息共享安排时，他每获得一单位资金就降低了对另一家银行的本息偿还概率，而这家银行又不能通过修改贷款合同对这种行为作出反应。这样，对借款人来说，单位债务的利息负担是总债务的减函数，因而有很强的过度借款激励。如果存在信息共享机制，银行在做贷款决定之前就会了解到一个借款人的总负债情况，避免借款人过度负债的道德风险。
（四）增进信贷市场的有效竞争
信息共享可以从两个方面增强信贷市场的有效竞争、缓解信贷约束，促进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在引入新的银行机构时保证借款人的还款激励不会恶化。如果银行拥有其客户的私人信息，那么这种信息优势使它们对客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并在借贷关系中从客户那里获取很高的信息租金。如果借款人的类型是银行的共享信息，那么它们之间的价格竞争就会更加激烈。这意味着信息租金的减少，投资项目产生的总剩余中大部分会由企业家拥有。这反过来会增强企业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降低违约概率；而银行利率也会随着违约率的降低而下降。因此，整个信贷总量可能会增加，实体经济可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信贷市场的竞争也可以通过引入新的银行机构来实现，但银行数量的增加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是否存在信息共享的制度安排。如果缺乏信息共享，更多的新银行机构的进入有可能恶化借款人激励，因为违约被发现的概率将会降低，违约者也更容易与另一贷款人建立新的借贷关系。因此，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制度安排下，银行业竞争者的增加才可能缓解信贷约束。
（五）有利于监管部门对银行业的监管
信息共享制度，特别是公共信用登记制度，除了直接帮助银行减少信用风险评估中的错误，增加资产的安全性外，还有助于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监管。由于公共存款保险制度或政府隐性救援承诺的存在，银行经理人员有过分冒险的道德风险行为。公共信用登记制度可以强制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及时提供真实数据，这有助于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监管和进行谨慎的干预。实际上，这正是许多国家建立公共信用登记制度的重要原因。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信息共享制度有助于缓解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增进信贷市场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中央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监管，也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目前我国信贷市场上仍然存在故意拖欠甚至逃废银行债务、过度负债、企业间的相互担保“怪圈”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信息的封闭有关。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公共信贷登记机构与市场运作的征信机构并存的局面，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覆盖面更大的征信体系的建设。然而，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是法律制度的缺位。目前，国家层面尚未颁布统一的《征信管理法》，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其次，信息的流动和开放程度还不高。与企业信用有关的大量信息仍分散在工商、税务、海关、法院、技术监督、财政、税务、银行等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的数据库有大量的企业和个人信息，但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和对外开放程度都不高，造成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闲置和浪费。最后，信贷数据和企业信息的登记不及时。除了网络不畅、上报环节多、基层信贷机构自动化水平低、人员配备不到位等客观原因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当前我国银行登记咨询系统的运行中仍然存在金融机构的数据迟报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各金融机构通过该系统进行信贷甄别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金俐.信贷配给论：制度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经济波动 金融冲击 数据分析
一、金融冲击概述
许多金融微观数据表明，企业融资效率会对企业本身的经济运转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金融宏观数据很难能够证明，很难具有说服力。
所谓金融冲击对抗，体现了金融市场的制度不完善，这种制度缺失让资金持有者手中的闲置资金不易流通起来，金融市场资金流通不畅，就会加大交易的全过程。
我们通过对企业固有资产投资资金的比例调查，可以发现在我国的企业的各类固有投资资金里，之前国内贷款的部分有了较显著的空间下降，经济周期的波动的走向也难以阻挡。而且这个态势愈演愈烈。因此可以说现在我国企业融资难度越来越大，能够获得的贷款金额也十分有限。如果我国企业贷款能力被无形地削减，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金融市场流通力度的下降。要知道这些约束大多都来源于金融部门，企业的借贷能力的下降，由此可见，我们把这种恶性影响叫做金融冲击。
二、金融冲击的现状
（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现状
本论文通过固定产出的数据，以图表的形式来研究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现状。固定产出的资金来源大概分为以下五项：国家体系预算金、国内贷款、个人资金、国际资金、其他。本论文拿“国内贷款”一类来进行论述。
“国内贷款”单指固定项目投资的各类国内借款，指各类社会合法机构、单位向金融类及非金融类机构筹措的资金。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国内贷款”首先有一个融资额度，代表贷款人或者贷款机构、单位能够筹措的资金上限。按照国内贷款金额与固定资金之比，我们绘制如下图表，根据时间序列横向排开，数据区间从2000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
图1清晰地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5年，国内贷款数额占固有投资数额的比例几乎是一个阶段性下降的态势。如果计算一个均值的话，得出的数值大概是0.3，由此可见从金融机构处获得的企业的投资资金大约30%。这么低的比重也从侧面展示了贷款难度。整体来看，不难得知我国企业未来的贷款形势不容乐观。（注：图1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现在我们利用H p滤波器，将国内贷款数额的周期性进行展示，图2可以看出，长期波动过后，国内贷款数额的比例开始持续的短期波动。根据图表观察，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异常频繁，频率值是0.93%。（注：图2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二）基于信贷经济数据的现状
政府控制经济所使用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信贷管理。某种程度上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都能够依靠银行来提高信贷的供给量。由此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金融市场的主体还是银行，而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必须要靠银行的资金输入才能完成，这就凸显了金融机构的信贷功能的重要意义。
如图3所示，为了说明信贷规模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程度，我们利用HP滤波器来解释贷款总数额量里剩余数额波动和产出的波动。注：图2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从图3数据来看，可能出于货币政策或其它原因考虑，金融机构不断地调整信贷供给，这当然影响中国企业的金融活动，还会影响到总产出和总投资。面对信贷配给紧张时，有一些企业尽管能够得到贷款，但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不能全面的满足资金预期。有一些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哪怕付出很多的代价也无济于事。所以说金融部门的干扰尤其是银行信贷，会对实体经济带来非常重要的冲击。
从现状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变革的深度与宽度难以预料。所以说找到金融变革的核心，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异常重要。
现在国内很多学者都开始着手研究金融市场和经济周期两者是否存在着一些联系，像著名学者王文甫以及刘方等都对中国经济波动特征进行了解释，他们都认为信用借贷和民间小额借贷对金融市场的有序流通起到了特殊的传导作用。另外有一些经济学者对银行信贷进行了量化研究，除此之外，少数研究人员对银行信贷服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提出了独特的想法。
三、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固有资产资金数额，进一步对其潜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固定产出的资金来源大概分为以下五项：国家体系预算金、国内贷款、个人资金、国际资金、其他。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国内贷款做深度的剖析，“国内贷款”单指固定项目投资的各类国内借款，指各类社会合法机构、单位向金融类及非金融类机构筹措的资金。我们认为国内贷款数额是有一个上限额度，许多案例都说明这个上限额度已经出现了逐步下降的态势，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能够流入的借贷比例大约只有22%，直接反映了中国企业贷款越来越难，障碍也越来越多。
四、结语
最近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金融市场和环境对经济波动有实质性的影响。许多金融专家认为不能忽视金融市场环境对经济产量带来的波动和干扰。上文分析了金融冲击的经济后果，最后得出中国企业的固有资产资金数额里，国内贷款占比持续低落、经济周期频率上呈现了持续震动的结论，这种持续震动的后果体现了当下中国企业信贷能力的停滞不前，借贷渠道的干涩紧乏，上限额度的持续下降，这都体现了金融冲击的可怕影响。
首先，本论文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数据，最终得出了我国企业国内贷款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企业获得的贷款越来越少，借贷能力受到的约束也在加大，且未知干扰也越来越多。各类金融机构贷款数额中，贷款剩余数额与经济波动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信贷是影响经济阶段性频率波动的关键所在。其余原因包括整个金融市场上面融资信息的不均衡不对称等，这些都干扰了中国企业的贷款质量和数量。
金融冲击作为带动我国经济阶段性波动的关键因素，它体现了可计算性。消费、就业、债权、债务、产出等增长波动都可被计算。我国大约75%的经济产量增长浮动都能从金融冲击的角度来体现，像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宏观经济都可以被解释。
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是当前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环境和经济市场体制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动荡有关联，包括世界性政治文化等原因，都会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微妙的关联，所以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一定要全面具体的综合考虑各种方面，这也是未来的主要探讨思路。
参考文献：
[1] 陈文亭，龚六堂.粘滞价格模型以及中国经济的数值模拟―对基本RBC模型的改进[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14，9.
篇7
Abstract： For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the unlisted companies， a continuous credit risk model is crea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In the model， the value of the unlisted companies is estimated by the free cash flow， and the loan discussed containing the collateral asset. Based on the model， the default probability， the LGD and the largest corporate debts are discussed.
关键词： 自由现金流；预期违约概率；预期违约挽回率
Key words： free cash flow；the default probability；excepted default recovery rate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193-02
0 引言
信用风险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1]，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市场上存在着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中国的信贷市场信贷结构单一，贷款风险集中，资金向少数央企、国企和少数行业（房地产）集中，资金要求和抵押机制比较薄弱，而非上市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同时银行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针对非上市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的违约概率、最大债务规模和违约挽
回率。
1 研究现状
现代信用风险管理经典模型是Black-Scholes（1973）期权定价方法，即把企业贷款的抵押物品作为标的物，贷款到期日应付票面价值作为期权的执行价格，对贷款的违约进行分析预测。1995年美国KMV公司开发了KMV模型，该模型又称为预期违约概率模型（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简称EDF），模型使用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和资产的市场价值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来计算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使用企业资产的波动性和企业股权的波动性之间的结构关系来计算企业资产的波动性，同时统计在一定标准差水平上的公司在一年内破产的比例，以此来衡量具有同样标准差的公司的违约概率。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SFB1997）银行开发的信用风险附加Credit Risk+系统的主导思想源于保险精算学，它不分析违约的原因，而且该模型也只针对违约风险而不涉及转移风险，特别适于对含有大量中小规模贷款的贷款组合信用风险分析。
不对称信息是现有文献中对于银行信贷中大量使用抵押担保的主要解释，也是对于信贷市场不完美的主要解释[2]。
在不对称信息框架下，抵押担保理论主要表现为三个流派，信贷配给合约和抵押担保理论，论述了信贷配给市场均衡的存在及合理性；信号型信贷合约与抵押担保理论，当信贷市场中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时，将抵押和利率结合起来使用，抵押将具有消除或减少逆向选择的作用；激励性贷款合约与抵押担保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的借款人努力的成本不同，信贷市场可能存在分离均衡。
2 模型及其求解
分析一家企业的信用风险，主要是分析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一般来说，盈利企业比亏损企业还款可能性大，但是，一家盈利企业可能因现金流匮乏不能偿还到期贷款而面临清算，而一家亏损企业却有可能偿还到期贷款继续经营。这就涉及到了自由现金流量的问题了，因为前者可能虽然赚了钱但没有现金，而后者可能虽然还没有利润但有现金。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FCF）比利润更能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真实的反映企业的营运状况，可以较好地衡量企业的还款能力，而采用贷款抵押则能比较有效的抑制企业违约的道德风险，同时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损失。通过考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判断收益质量的高低，对控制企业的信用风险是可操作性的方法。
本文将违约定义为：在企业外部负债期，如果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小于到期负债的价值，即企业发生财政困难，难以按时支付贷款本息，那么企业就会违约。
假定非上市企业债务满足
dD（t）=θD（t）dt-f（t）dt，D（0）=D
其中D（t）为t时刻的债务水平，θ为债务成本（在企业不纳所得税的情况下，它就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率；在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情况下，它等于利息率乘以（1-税率）），f（t）为债务偿还（the debt service）。
D（t）=eθt（■f（t）e-θtdt+D）（1）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的很多风险属性是无法观察的，比如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等，银行不能直接控制企业的投资项目选择，因此需要为消除信息不对称，采取一定的措施，抵押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银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采取信贷配给。贷款采用资产抵押方式，抵押资产价值为
■=μdt+σdwt，V0>0（2）
其中，μ和σ分别代表资产价值变动的漂移率和波动率，V0是抵押物品的当前价值，wt服从标准布朗运动过程，在概率意义下假定w0=0，则wt～N（0，t）。由Ito积分（2）式即为V■=V■e■，m=μ-■σ■。
非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问题无疑是理论界与财务实践中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由现金流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反映非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和还款能力。假定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Ct，当前自由现金流为C0>0，自由现金流Ct满足一个均值回归随机过程dC■=a（t）（b（t）-C■）dt+δ■C■■dw■+σ■。
其中a（t）为现金流的均值回归速度，b（t）为现金流的长期平均水平，δ■C■■为现金流的变化的标准方差■，β为现金流变化的方差的弹性。a（t）、b（t）、δ■由企业经济状况决定。对于非上市企业可选用行业相同、产品或服务相似、规模类似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近似估计，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假定为常数，设a（t）=a、b（t）=b、δ■=δ，β由宏观经济环境决定，本文假定β=1。那么自由现金流将满足dC■=a（b-C■）dt+δC■■dw■。
计算得C■=e■（C■+b（e■-1））（3）
非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可以不对外公开，企业根据自身需要针对不同部门提供的会计信息会有较大差异，财务数据造假、违规行为较为普遍，导致财产不实，数据失真。数据造假产生的财务信息不对称，不仅使企业管理者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还给企业投资者——银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无法完全消除会计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预测非上市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ρ对（3）式进行折价修正C■=ρe■（C■+b（e■-1））（4）
在任意时刻t，如果当C■
p■=E（I（C■
=Pw■
=Φ■ln■（5）
其中Φ（·）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令i■=■，它近似表示相应的自由现金流与企业到期债务的比率，即企业的债务覆盖率，企业的债务覆盖率是判断企业违约风险的基本评价指标，则企业在t时刻的违约概率可以记作p■=？准■（6）
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是关于自变量的单调递增函数，又因为，■=■
通常可以根据企业的债务覆盖率it作为确定信用风险大小的标准：it>0.5，信用风险很小；it
根据这个标准可以确定非上市企业的最大债务规模，即债务覆盖率应满足■？叟0.1，得企业最大债务规模
D■？燮10C■=10ρe■（C■+b（e■-1））
在t时刻，如果C■>D■，企业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支付到期债务，银行也将得到全部本息；如果C■
L■=F■+e■F■+e■F■+…+e■F■+…
其中r为贷款利率，假定为固定常数，F■，i=t，t+1，…为i时企业应付本息。
因此，在t时，银行得到的赔付为：
X■=F■I（C■>D■）+min（V■+C■，L■）I（C■
其中I（·）为示性函数。
如果贷款企业违约，那么银行在t时刻得到的赔付为：E（Xt│C■
贷款违约挽回率是指在银行客户实际违约的情况下，银行从客户所能得到的贷款违约赔付与贷款合同价值之比。从贷款回收的角度看，违约预期挽回率决定了贷款回收（损失）的程度[4]。
对于企业贷款D，在t时刻，t=1，2，…，T，如果贷款企业违约，那么该贷款的违约挽回率
LGD=■
=1-■（8）
因为 ■=■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数学模型对非上市企业的债务、自由现金流进行了预测，并建立了非上市企业的违约模型，尝试计算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挽回率，发现贷款企业债务覆盖率与企业违约概率呈负相关性；企业的违约概率与贷款预期的回收成负相关性；如果适当的增加资产抵押可以有效的减小银行的预期损失。
参考文献：
[1]王坚强，刘先建.从信息不对称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产生及其防范[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2（12）.
[2]孙信明.信息不对称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篇8
关键词：微型金融；小额信贷；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3-0004-04
一、微型金融理论与实践
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的广义范畴，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结果。因此研究微型金融的理论是在小额信贷理论基础上的。小额信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起源是受到金融深化论、金融创新等理论的启发。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小额信贷理论乃至以后的微型金融理论才得以发展。
(一)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格利和肖发表了三篇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和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在他们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中，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同时，他也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本身落后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流动模型：该模型集中关注怎样将发展中国家一个部门的剩余储蓄(投资机会较少)向其他具有丰富企业家才能的部门转化。
另一名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并且通过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他认为金融结构是指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和相对规模，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互相作用而促成金融发展。
格利、肖、戈德史密斯的开创性研究为20世纪70年代产生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和分析思路。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该模型说明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贷款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即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由于利率扭曲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率偏低。因而，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从格利、肖以及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然而前者并不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解释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金融发展的原因。后者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利率状况，重点考察金融发展的结果，关注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给机制，它将一般均衡利率运用到金融理论中，改变以往的主导性看法――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
(二)金融创新理论
金融创新理论最早是由熊彼得(J.A.Schumpeter，1912)年提出的，用它来研究经济周期和社会过渡问题。他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改革。自此之后，一些西方学者面对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领域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创新活动，开始把创新理论引入金融研究中，提出了金融创新的概念，并把金融创新的原因、效果和对策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的论述和对金融创新的原因研究上。希克斯(1969)和尼汉斯(1983)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金融创新问题，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内涵虽然复杂。但希克斯把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联系起来考虑。得出了以下逻辑关系：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经济个体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降低的发展趋势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交换媒介、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地降低交易成本就会刺激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可以说金融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交易成本的降低又会不断地推动金融创新。西尔柏(1983)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的成因。建立了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中建立了一个线型模型对动因加以说明。西尔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这个最积极的表象开始进行研究，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TJ"行为。西尔伯认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为了保障资产具有流动性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偿还率，以避免经营风险，保证资产营运的安全，金融企业采取了一系列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一方面虽然确保了金融企业的营运稳定，另一方面却形成了内部的金融压制。两个方面的金融压制，特别是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金融压制会使实行最优化管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寻求最大程度的金融创新。这就是微观金融组织金融创新行为的诱因。以T.H.Hannon和J.M.McDowell(1984)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引发诸多以电子化、网络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大大缩小了金融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样金融创新使成本降低成为可能，并能使人们采用新的手段，更好地将风险分散在经济运行之中。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金融创新的效果。如Van Home(1985)指出过度创新会增加社会成本以及出现泡沫现象。A.Saundres(1987)提出金融创新会使风险转移，但并不消失且可能导致未来的经济危机。Peter Tufano等(1995)结合案例论证了金融创新对社会福利的改善。Michael I
Pawley等(1992)指出创新使广义货币总量难以确定，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一些学者从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创新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德塞(Desai)和劳(Low)的特征需求论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解释对新的金融产生的需求，特别是由于环境的变化、风险增加和多样化，通过新金融工具的需求即对金融工具的新特征或传统特征进行新组合的需求来达到弥补由于各种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对新的特征的需求有两个动因：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飙升，提高了不附带利息的现金余额的机会成本，新的金融产品将流动性和通常与市场利率接近的收益结合在一起：利率和汇率的易变性使投资和交易风险增加也刺激了金融创新。格利(J.Gurley)和肖(E.Show)认为，金融中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创新是盈余或赤字企业的需求和偏好于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相匹配的结果。肖还认为，当旧的融资技术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时，它表现为短期金融资产的实际需求静止不变，因此必须在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中，用新的融资技术对长期融资进行革新。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又为长期融资创造了市场机会。而金融创新是对这种机会做出的反应。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可以扩大金融机构满足需求或增强适应需求的能力。从而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开展。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管理成本理论
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尽管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要取决于以下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储户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进行高效率且低成本的筛选与监督。金融机构要想高效率、低成本的筛选借款人。就必须对借款人的投资项目有充分的了解。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往往不会比借款人更容易了解投资项目的情况。金融机构通常会热衷于经济稳定条件下有着丰厚利润的项目，但恰恰就是这些项目，在经济出现波动时，造成的损失往往更大。此外，金融机构管理者在经营业绩的奖惩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的管理成本理论认为，政府管制需要耗费资源，是要花成本的。管制目标的确定以及管制措施的实施，应与管制的成本结合起来，管制的成本分为直接资源成本和间接效率损失两部分，直接资源成本主要是管制机构自行管制时所耗用的资源以及被管制者为遵守管制规定而消耗的资源。间接效率损失包括道德风险造成的效率损失、管制可能削弱竞争而导致的低效率、管制可能阻碍金融创新而导致的低效率、管制过于严格造成的低效率。
小额信贷由于其特殊性。客户贷款金额小、抵押品缺乏、客户一般无信用记录。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无法挑取优质的安全客户，为此银行会对所有客户收取较高的利率，从而使一些效益好有潜力的客户退出信贷市场，其结果导致信贷市场无效率。但在小组共同贷款下，安全的借款者会寻求安全的借款者，有风险的借款人只能寻求有风险的借款人。后者易于拖欠，因而小组成员有可能为其他成员的拖欠多付，而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尽管金融机构收取的是同一利率，但安全的借款人所付的实际利率要低，因为他们的预期成本较低，因而他们会更愿意贷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风险大的借款人的成本转移给这些借款人本人。从贷款人来讲，把优质客户拉回到信贷市场，提高了市场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低成本有可能使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二、微型金融研究动态
(一)微型金融国外研究动态
二战结束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都面临着经济相对落后、农业为主要经济产业、缺乏工业技术、贫困人口比例较大，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等问题。在当时的古典假设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经济学家W.A.刘易斯、B.H.莱本斯坦得出结论。这些国家的“农民需要的资本远超过他们能够进行的储蓄”：“信贷对于一些领域，特别是小农业和小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当时的普遍认识是穷人因为缺乏担保，借贷的风险较高，而且农村人口分布十分分散，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借贷服务获得足够生产所需的资金。因此。这一阶段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承担起直接提供农业信贷的重要责任，建立国家所有的专门的农业发展银行，为本国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生产提供有补贴的贷款。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强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息贷款，并没有对贷款规模和还款期限进行规定。限制信贷规模是后来的研究在总结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意见。
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实验”，这些“实验”主要是政府或者国际组织通过项目的形式为穷人提供的信贷服务。虽然这些项目为发展中地区的困难农户、小手工业者提供了生产资金。不同程度上帮助他们摆脱了贫困。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研究主张实施较低的贷款利率，所以项目实施时刻意压低了贷款利率，不能弥补项目的操作成本，必须依靠外部资金的不断注入来填补成本缺口。以至于当后期资金不继时，许多项目的持续发展陷入了困境。另外。这些项目在贷款手续和信贷产品的设计上仍然参照传统金融机构的模式，贷款规模较大、还款期限较长，不能贴近贫困人群的实际需要，致使大部分项目以失败告终。
20世纪70至80年代阶段的微型金融实践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提供制度性微型金融服务的成功案例。如孟加拉乡村银行(由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创办于197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成立于1970年，借1983年印尼政府放松对利率管制的机会，在1984年调整小额信贷产品后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玻利维亚阳光银行(成立于1992年，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PERDEM)，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乡村银行(于1985年首先在拉丁美洲成立，其小额信贷项目后来还扩展到一些非洲国家)等等。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微型金融模式或者实践机构还可以根据其目标侧重上的不同，清楚的分为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两大“阵营”：一方更注重微型金融的扶贫效果，另一方则更侧重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信贷技术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两大“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微型金融实践开始追求“双赢”的目标，从而使微型金融成为研究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微型金融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微型金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追求可持续经营的发展曲线，在这期间国外学者针对微型金融的不同方面均有研究。
第一，利率问题。微型金融的衡量指标有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差、风险指数、还款率、坏帐率以及
业务覆盖率等等，但是贷款利率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最重要的指标，关于微型金融利率的种类和有关利率设定的问题有以下研究。Femandof2006)详细解释了小额信贷的利率高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由于小额信贷业务本身的诸多特点决定的，认为将二者的贷款利率水平简单相比较是不合适的。他利用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开展小额信贷较多的国家的事例分析并指出强行人为的压低利率是不可取的，利率管制措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在最后他提出了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帮助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运作效率等办法来降低利息率的具体措施。Aghion与Mordueh(2000)从小额信贷机构提高还款率的机制设计的角度讨论了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Helms和ReiUe(2004)分析了利率管制和小额信贷的关系与前者对后者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如何促进小额信贷实行较低利率而有效率的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在俄罗斯小额信贷项目(theRussian Mierofinance Project)(2000)中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小额信贷项目的定价机制中决定利率水平的还款期限安排和价格条款、计息的不同方法对实际利息率水平的影响，以及小额信贷的定价与其可持续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如何提高实际有效利率(theEffective Interest Rate)方法设计。
第二，小额信贷的作用。小额信贷乃至日后的微型金融在帮助贫困和中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亚洲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微型金融商业化将使贫困人口从中获益。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小额信贷年。可见小额信贷寄托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期望。它的积极作用也逐渐突显体现在几个方面：针对改善收入分配，Gonzalea--Vega(1984)认为：信贷不仅改善资源配置，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由于生产者之间收入的差异是由生产机会的差异和初始禀赋的差异引起的，得到信贷作为可变投入的来源，使初始禀赋多样化，可以减少收入差异；若将信贷投资于物质和人力资本，改善生产机会，也可以减少收入差异。匹斯克(2002)认为：小额信贷的创新之一是以现金流为基础，提供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能性。以资产为基础的借贷中贷款额度与担保的价值相关。这样的关系强化了已经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即：有产者可以得到信贷，而没有资产者得不到信贷。这限制了没有资产者的收入增长。现金流借贷中，贷款额度以他们贷款周期中预期经营可得到的现金为基础。这种方法能够使那些没有什么实物资产，而有良好的经营观念者得到信贷，改变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对于收入增加的这一作用。墨达克(2002)回顾以往研究小额信贷对反贫困影响的文献，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尽管许多研究的质量尚待改进，但大量的证据(Wright，2000：U，NICEF，1997；Khandker，2001)正在证实小额信贷具有增加信贷者收入的效果。Remenyi(20001发现：“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比没有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在印度尼西亚。12.9％的贷款户年平均收入增加，来自非贷款户的数据只有3％增加(控制组)；在孟加拉，29.3％的贷款户年平均收入有增加，非贷款户是22％增加；在斯里兰卡，贷款户是15.6％增加。非贷款户是9％增加：在印度的案例是贷款农户46％增加，非贷款户是24％增加。对刚刚低于贫困线的农户效果好些，而对最贫困户改进的最少。”还有改善福利和降低脆弱性的作用，墨达克(2002)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研究(Wright，2000~Zaman。2000~McCulloch&Bauleh，2000)证实小额信贷具有降低脆弱性的作用。Elizabeth Littlefield(2003)指出：小额信贷能使贫困者保护、多元化和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这是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的基本途径。借小额信贷捕捉商机、为孩子付学费或者是填补现金流的缺口是向打破贫困循环迈出的第一步。同样，贫困家庭会使用一个安全、便利的储蓄账户积累足够的现金，以便能使小商贩扩大进货，或者能够修理漏雨的屋顶，支付卫生保健费用，或送更多的孩子上学。
第三，可持续性问题。微型金融的可持续问题及如何实现可持续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看法是一家微型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其金融服务运营产生的收入来补偿它所有的成本项目。包括资本成本和营业成本，补偿对通货膨胀和补贴进行的调整，以及一个足够的以补偿可能要注销的坏帐的准备。国际学术界对微型金融可持续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财务可持续研究为基点，通过对微型金融项目财务状况的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操作可持续，或者经济可持续。然后再从收入和成本两个角度对影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各个组织管理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途径。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有Yaron、Christen、Rhvne、Vogel和Morduc等。
在这些实践理论和时间研究的支持下，微型金融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成功，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l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这些成功带给人们的启示是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管理，以合理的利率向穷人贷款，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扩大目标客户的覆盖范围，帮助更多穷人建立自己的微型企业。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克服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抵押品缺乏等固有劣势，保持较高的贷款偿还率，并进而实现盈利、财务自立和稳定发展。因此。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观念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遍及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挪威等，也出现了大量小额信贷服务机构。
(二)微型金融国内研究动态
相对国外对微型金融的研究，国内对微型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参与研究的机构也较少。杜晓山、孙若梅、茅于轼等是在微型金融研究和实践方面比较突出的几位。
杜晓山根据微型金融的宗旨、目标、资金来源和组织机构，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主要是以探索我国微型金融服务和微型金融扶贫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为宗旨，以国际机构捐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微型金融试验项目。第二类，主要是借助微型金融服务这一金融工具，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农业银行1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第三类，农村信用社根据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扶持“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要求，以农信社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并与孙若梅在全面系统回顾和分析中国小额信贷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发挥小额信贷的反贫困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加强规范和监管：逐步实现灵活的利率政策：不断进行管理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培
训，对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的转变其关键是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或宗旨的转变，要从政治目标为主导转变为以经济和政治社会目标并进，从政府行为转变为顺应市场行为。
社科院农发所孙若梅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几点假设：第一，从乡村银行模式开始，中国对小额信贷首先接受了“小额信贷是有效的信贷扶贫工具”这一假设。在这种假设下，这一阶段开展的项目多在最贫困的地区，或一般贫困地区中强调到达最贫困户。将小额信贷作为改善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效率的工具。第二，小额信贷能够在帮助穷人的同时，实现机构自身的持续发展的假设被广泛接受。随着先行项目规模的扩大和个别先行项目初期目标的实现，实现基层的自负盈亏目标似乎很快成为现实。项目在操作层面的持续性成为评价小额信贷成功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双赢”的案例。目前的状况是所有的试点都需要外部的技术支持、培训和资金资源。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是持续性的简单道理，但制约因素是：利率政策和市场特征都决定了机构没有增加收入的途经：压低成本要与保证贷款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第三。“双赢”作为长期战略的假设。在中国的实践中，一些以扶贫为宗旨的项目，在同时追求持续性和扶贫两个目标时感到缺乏应对的策略。通过追求瞄准贫困和持续性目标，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不足。导致问题的原因有几方面：可能是项目管理能力有限造成的，可能是对小额信贷制度理解的偏差导致的，也可能受到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和政策的影响。这样对金融持续性目标和服务于最贫困目标的理解清晰了一些。金融持续性目标是追求金融服务的完整性，遵循市场原则，需要有效地提供私人产品。服务于最贫困户目标，是社会公平目标，需要目标瞄准和来自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外部支持，其中的共同点是效率原则。
汤敏通过对我国的小额信贷研究后提出，目前国内采用的小额信贷的形式主要是“扶贫小额贷款”和“农户小额信贷”两种。二者有一定的差别。首先是服务对象的不同。扶贫小额贷款的工作对象是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而农户小额信贷的工作目标则是农村中有生产能力的一般农户，不一定是贫困户。第二，贷款的方式不同。扶贫小额贷款一般需要几户联保。多次还款，农户小额信贷则不需要联保，而通过信用评级给农户发信用证的方式给予贷款，一般采取一次还清的还款方式。第三，资金来源不同。扶贫小额贷款的资金一般来自国际组织与地方财政，扶贫资金等。而农户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信用社吸收的存款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资金来源比较充裕，能较大规模地开展。最后，培训的要求不同。由非政府组织、扶贫办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组织的扶贫小额贷款一般都配有较好的培训计划。有专门的经费。而信用社则没有培训农民的功能与经费，往往没有培训这项内容。
篇9
东亚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本文详细探讨了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东亚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了作为一种温和的金融约束的东亚金融控制模式在经济赶超时期积极的经济绩效。同时，本文也对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潜在弊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金融约束与金融体系的脆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东亚模式金融约束金融抑制金融脆化东亚奇迹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
Abstract
Thediscussionon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becomescentralissueafterEast-AsianFinancialCrisis.Thispaperanalyzesthemaincharactersofthisregime,andmakesdeep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Bank-based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ncountriesandthe“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inEuropeancountriesandAmerica.ThispapergivespositiveappraisalontheeconomicperformanceofEast-AsianRegimeasfinancialconstraintinthecatch-upperiod,butmeanwhilediscusstheinnerdisadvantagesofthisRegimeinfinancialfragilityinthe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
KeyWords
East-AsianRegimeFinancialConstraintFinancialRepressionFinancialFragilityEastAsia’sMiracle
试论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
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模式基本上以日本式体制（Japanesefinancialregime）为基础演变而来；尽管东亚国家在金融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上有所差异，但是就金融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言，东亚国家的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模式基本上都属于日本模式。日本的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则滥觞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MeijiRestoration），在二战之后臻至成熟；其他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时期也基本上沿袭或者模仿日本式金融体制，所以在学术界将这种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统称为“东亚金融体制”，这当然是一个笼统的不甚严密的术语。
东亚金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和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保持着强大有力的介入和干预。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将金融体系视为实施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金融体系按照政府产业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利用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的作用，将资金从盈余部门转移到赤字部门。这些中介融资的主要接受者是那些资产负债比率低（高杠杆比率）的大企业。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不但通过金融中介影响资金的流动方向，而且还存在着大量隐含的或者是明显的政府直接信贷配给，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是能够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或者是政府认为需要扶植的产业。同时，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的金融监管框架是比较模糊和不透明的，这为大量政策性优惠和妥协、政府与企业以及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融资行为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在东亚金融体制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中央银行成为政府的人，成为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不能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独立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实施独立的严格的金融监管。东亚金融体制中广泛存在着存款担保制度，对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行诸多限制，同时中央银行对那些陷入财务危机的银行部门负有最后贷款人和最后救助者之义务，因而在日本或者其他东亚国家，素有“银行不破产神话”的说法。东亚各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这种金融体制，东亚国家尽管在具体政策措施和实施深度上略有差异，但却基本上具备了日本式金融体制的本质要素：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核心地位等，这些特征，与我们所熟悉的金融抑制措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不同，东亚传统的金融体制是一种“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bank-basedfinancialsystem）。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证券市场在积聚社会资金和向企业融资方面与银行一样居于核心地位，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典型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国家，证券市场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银行部门，证券市场在融通资金、实施公司控制和进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式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投资决策以及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之优劣的争议由来已久，至今并没有明确的结论。Demirgüç-Kunt&Levine(1999)的研究囊括了150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以下结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均比较活跃和有效率；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更加活跃和有效率，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其金融体系也显示出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趋势；那些具有习惯法传统（CommonLawtradition）、对股东权益进行严格保护、会计监管良好、腐败行为较轻、不存在明显的存款保险的国家，一般有着更加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那些具有法国民法传统（FrenchCivilLawtradition）、对股东和贷款人权益保护不力、合约执行质量较差、腐败行为严重、会计标准不严格、银行管制较多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一般不发达，银行和股票市场均处于幼稚状态。这项研究虽然揭示了经济发展中金融结构的一般趋势，但是仍旧难以说明一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与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静态的比较研究无法说明两种体系在动态经济中的作用。在执行经济赶超的国家，由于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约束和法律框架约束，在经济赶超和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就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是不现实的，也往往是无效率的：资金的瓶颈制约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资本基础，而且股票市场在动员储蓄方面的作用远远逊于传统的银行部门；经济赶超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相关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同时不具备管理和监督股票市场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源，因此很难在短时期之内以发展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比较适合作为政府执行赶超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工具，在资金配置的规模和资金流动的方向上也更容易控制。银行部门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动员储蓄、资本配置、监管企业运作、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方面，银行承担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1993)对银行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篇10
【论文摘要】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再度受到社会关注，引发了专家们的热烈讨论，本人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进行了初浅的分析，同时针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融资环境；资本市场
据统计，我国4200万户中小企业中获得银行贷款仅占申请贷款企业的11.5%。2010年8月16日中国政府新闻稿显示，工业和信息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郑昕当日在沈阳表示，我国中小企业贡献我国GDP的60%，所上缴的税收超过国家总税收的50%，外贸出口超过60%，城镇就业的80%。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对国家的GDP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环境下，向银行贷款是我国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途径。然而，中小企业所获得融资资源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却是极不相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我国是一个值得思考与解决的大问题。这里有政府政策、企业自身、银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宏观调控政策层面，我国加快经济结构性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限制“两高一剩”等，对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迫切要求；货币政策理性回归，也使得信贷资源更显稀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本质是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难题在信贷领域的客观反映；中小企业层面，部分中小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市场适应能力不强，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经营管理不规范，体制机制不健全，在信贷市场上缺乏核心竞争力。一些中小企业盲目非理性投资，加剧了资金紧张局面；银行层面，受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上调或存款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科学配给信贷资金的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不足，也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外部环境层面，财税政策支持作用发挥不够，资本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风险分担机制和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等因素，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对信贷的获取。
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措施
破解我国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综合努力。包括银行方面、中小企业方面、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外部环境方面等。
1.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比重
在现有商业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下，虽然中小企业贷款的总量在不断提高，但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些因素尤其是所有制背景问题、企业规模大小问题等，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规模和比重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2.开拓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我们目前的融资结构和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方式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改变目前的融资结构，和发展银行以外的融资。通过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开展融资产品的创新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同时，在创新方面，要创造出使中小企业风险和相匹配的融资产品才能合适。小企业就应该有适合周期短的融资产品来配套。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市场的做法，融资产品的创新可能要跟股权相关联相衔接，包括基金、风险投资，都要跟股权挂钩。可与应收款、订单等继续挂钩创造出另外一些产品来。另外，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非市场的方式来融资，比如争取政府的公共资源。但是争取公共资源要解决一个问题，不管是税收减免也好，补贴也好，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为某些中小企业业主服务。除了公共资源的支持之外，还要提供服务，比如中小企业融资的时候，政府要帮企业解决财务不规范问题，要提供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使其达到融资条件。 转贴于
3.从小企业自身的角度
应该提升企业自身的素质，想要得到资金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守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制度和规则来运行。一是增强诚信观念；二是重视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适应市场变化能力和发展后劲；三是健全财务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4.增强金融的包容性，消除金融的排斥性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还缺乏满足中小企业发展需求的金融中介结构、金融产品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因此，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必须在金融服务方面降低金融排斥性，增强金融包容性。一方面，要力图使现有的金融体系尽可能地向所有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其次，要发展新的金融机构和替代中介机构，向受到金融排斥的中小企业提供和传递金融服务。在金融包容性发展方面，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增加中小企业接近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二是开发并提高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三是将金融服务的价格控制在中小企业的支付能力之内；四是提高中小企业的金融认知能力；五是改进政府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
5.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性
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性的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鼓励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技术创新，开发更多的适合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品种；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市场细分工作，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的中小企业的具体需求设计信贷产品；三是要在新型的交易型贷款技术上进行大胆探索，通过中小企业贷款技术的引进与创新，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问题。四是要以多样性信贷合约设计为改革方向，综合运用多种信贷技术，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五是要在发展思路、组织结构和运作形式上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科学定位及合理安排，以更好地重塑其支持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经济功能，包括建立中小企业再担保制度，建立市场化的再担保体系，以提升担保机构信用，补偿担保机构代偿损失，从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六是要发展更多的基于关系型融资的、低交易成本，具有产权结构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灵活经营的小银行。
6.发展资本市场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