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9 06: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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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篇1

网络时代,引发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已经取得成果看,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聚合了人、人际关系、数据、信息、知识,形成了和实体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营方式都要变革——都必须采取“双空间”模式。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

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

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模式创

新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发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平台,引入合作伙伴来完善服务,建立整合资源和产品包的营销能力。中国企业现在大多面临着由以前的提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千亿级企业,服务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由资源独占到资源共享的过程,然后基于这种数据或资源的架构进行自由选择和组合,提供按需服务。

篇2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篇3

至2011年,高新区实现营业总收入占全国的12.3%,园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8.8%,企业发明专利占全国的50.7%……

20年发展沉淀各具特色

从一纸论文到全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再到如今一家专业的人用疫苗研发、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向笔者讲述了来到中关村后,自己从医生到企业家的蜕变。

大连高新区的软件及服务外包、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光纤光缆和激光设备、无锡高新区的太阳能光伏和物联网、包头稀土高新区的稀土材料……经过20多年市场的选择和培育,中国高新区沉淀出各具特色的局面。

创新升级推动经济转型

除了引人瞩目的发展高速,另一个数字也最能代表国家高新区的特色:2011年国家高新区平均万元GDP能耗仅为0.5吨标准煤,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此外,国家高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投资效益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看来,这正是高新区发展“升级”的表现——从以基础建设和招商引资为特征的“一次创业”阶段,迈入以企业内生增长和自主创新为特征的“二次创业”阶段。

目前,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骨干企业。专家表示,高新区通过自主创新的示范和辐射影响,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强大引擎。

畅想未来高新“城”

“如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高新企业面临着节能环保、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的挑战。”尹卫东认为未来高新区的发展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虽然高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仍然较低,全球竞争力强的企业依然较少。

篇4

[关键词] 私募市场;供给侧改革;股权投资;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A

两会期间提出了供给侧的改革方案,包括去库存,降成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多方面激发企业活力等,使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当时的私募股权市场正处于繁华与低谷并存,大起与大落并兼的状态,证券私募基金行业爆发式壮大,而后大盘数月跌宕,部分股票策略管理人折戟沉沙;为救市,监管层一纸令下,期指限仓,本来火爆的市场中性策略几乎失去威力。而供给侧改革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症结,出清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将带来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和企业效益的提升,进而可以推进私募机构的完善化和专业化。在供给侧大力对企业的重组和改进的浪潮中,私募想要重振旗鼓,必须符合当前的经济规律。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旧经济的升级和新经济的转型持续在整个创新周期,这两者催生捕捉投资机会的价值。未来的市场基调可能是震荡寻底为主,选择主题将更加关注公司的业绩和质量。有观点认为,有复苏的前两届会议的风险收益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对于最新的市场动态,自二月以来市场可以定义为超跌反弹是短期的市场在一月下跌得到的调整。自今年一月以来,大幅下降,再加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暂时缓解,今年2月在市场反弹的各个方面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超跌反弹的市场决定的行情也不会走得很远。最近时展的潮流,经过早前上涨后,出现周四在上海综合的指数下跌超过6%,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跌幅超过7%,市场交易自从2638点以来的反弹幅度吃掉2/3。很多人担心,目前的反弹是否已经结束。虽然一些负面因素再次出现中断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在总体而言市场自一月份的反弹并没有完全动摇根基,两会之前仍是做多的窗口期。关注的最新的基调和方向在“供给侧改革”和“私募股市”,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私募市场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

(二)我国私募市场存在的问题

1.短期系统性投资困难。近年来,两会窗口期间,股市涨跌互现,可以说,每年都有两会,但行情并不一定有,而且价格并不一定与两会相连。为什么市场担心两会究其原因,主要的逻辑是,被提上议程或个别行业超过预期得到所出现局部投资机会的扶持政策是超预期的个性化的运动。目前市场上弱势震荡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低于预期”没有大的改观,市场将根据其运行的趋势,短期内系统性的投资可能性很难。

2.新旧经济转型存在不稳定因素。我们都期待着每年两会,但两会期间的热点板块和事件对主题投资更偏向。我们更关心的是“供给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最新基调和方向,这两个政策可能对长期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旧经济的转型和新经济的创新将始终贯穿于整个周期运行。新旧经济的成功交替与人民的生活,长期稳定性相关,任何方面是达成任何不满意,也必将影响到转型升级的过程的最终结果。可以预见,这两个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包括两会在内的所有重大场合的重要课题。

3.二级市场投资机会少。“两会”按照国有企业的合理的改革举行再次提高了。如果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和更多的关注在之前的实施阶段是基于预期的炒作,那么现在,改革国有企业了解投资机会的主题,一个是意识到市场已经参与了6家中央企业试点,其中包括投资发展公司国,中粮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集团企业,新兴际A集团有限公司,有没有超预期的政策落地,如果有必然具有投资的价值;二是为央企有望改革第二批试点,两会是否有一个关于第二批试点央企的消息,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二级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4.私募人士投机热情衰退。自去年六月底的大幅下跌,特别是在今年一月暴跌几轮之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牛市完全打破,从占主导地位的投资机构者到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信心有所动摇,熊市思维基本确立,未来市场可能会以震荡寻底为主。市场形势下,与近期上市的两家公司仅仅一起拉抬股价,进行并购的负面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疯狂,市场参与者在做投机热情出现阶段性衰退,投资者出逃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趋势仍将持续,市场将从重概念回归到强调企业的性能和质量。

二、供给侧改革对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重要性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招

供给侧改革,这是自2015年10月,多次出现在高层讲话中的新流行语。这是从供给方开始生产力的解放,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把发展方向锁定在开发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有三条投资主线,即智能化生产,节能降耗和提高消费水平。

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看,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改善消费引领产业升级,中国的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数据显示,目前的消费是最大亮点,尤其是新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发展已日益突出;在政策的支持下,国务院在11月份宣布了关于新消费和消费升级的两个新的指导方针,突出新的消费将成为一个显著的力量推动实现经济转型改进;从需求方面看,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根据海外经验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转变。例如,在美国、日本、韩国,一旦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文化娱乐支出将增加,未来中国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向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转变。根据这条主线,有很多子行业可供选择,如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海外旅游、电影传媒、医疗卫生等。供给侧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想法,但只有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增加私募人士投资机会的必由之路

过去的一年经历了大幅回调的一月,猴年的第一个交易周市场迎来反弹。在三月初早些时候举行的两会上,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之前和两会之后,股市应给予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同时两会相关的热点也将成为投资机会。记者采访了多位私募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后来得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提供有望让他们的两个聚光灯持久的改革。国泰君安证券认为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的观点在市场上较有代表性。任泽平表示,展望未来,了解两会、政策以暖为主,注重改革以前两会的供应方面,增长持续,公众讨论和预热汇率人民币,金融监管改革,登记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制度。总体来说,对于两会,市场更关心的是政策是否会有更多更重磅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和引进提供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预计目前市场将继续反弹,如果有更多的政策,相关主题和行业值得重点关注,但部分需要进一步验证。从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煤炭,钢铁行业因供给侧的改革逆势上涨,显示出这些个股的强烈吸引力。是否这些板块可以继续被市场所认可,这还有待观察。除了供给侧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措施的投资可以推出相关政策,但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政府明年工作的重点,因此,投资机会流向也是公司关注的发展方向。

三、通过供给侧改革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对策与机会

(一)私募市场迎接供给侧改革的几点对策

当前形势下,私募股权投资的各种基金有不小的差异,褒贬不一。相信A股市场明年的震荡会越来越多,开启长牛慢牛不变的模式。为使我国私募市场发展得更好,我们从供给侧改革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1.在政策上,因为经济仍处于探究时期,压力落在传统产业,明年可继续采取政策组合“松货币+宽财政”来对传统经济;

2.在资金上,继续在未来一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资金资产配置状况有望延续,资产配置类别将继续在市场份额转移,而明年机构资金如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有望继续进入市场,明年资金仍是大概率,股市资金面比较充裕;

3.在基本面上,经济目前在中国仍处于区间的底部,但硬着陆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可将明年增长政策加强,使效果逐渐显现,那么实体经济有望明年上半年经济复苏温和的概率高;

4.在市场重点关注方向上,主要是确定只在本地股市、股的水平寻找机会,而不是等待整体的震荡。而明年上半年,A股投资指数应以清淡,因为指数的变化可能不会太大,再回高点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关注重点应该是企业和行业状况。并且未来促进更快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可能是在企业之间,如中国南北车合并等,兼并和收购的趋势将会在许多企业之间出现。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私募市场更好发展的几个机会

首先,真正有性能的成长股,它们主要分布在新的服务业,TMT行业、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市场一直为业界更充分地发掘,因此有机会投资股票:第一,在一个与其他投资者相比,深研究先进和判断,二是在于出现大幅度下跌时积极布局。第二,产业整合(如供给侧改革)的深度完成了产业重组的根本原因,从新的模式打造行业龙头企业,这样的机会不是由政府的限制,以促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钢制的改革,煤炭行业周期类,有可能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过去,改变行业是在天然的非周期和弱周期中。

其次,2016年经济政策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供给侧和可持续稳定增长上,改革不良供应煤炭,以解决钢铁产能的股票和房地产,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两会期间政策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很多东西,前期市场的期望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有限。而由于在政治上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大的下行压力,也包括中国,两会期间可能会更加注重稳定增长。

最后,虽然可能两会期间有重大政策出台,但也有私募人士偏谨慎。目前的市场走势也看不太清楚,市场力量不是很大的。两会重点可能在供给侧改革、减税、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但侧改革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融合生产和产能出清不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新兴产业被高估,这样的行为往往吸引更多的是投机者。

[参 考 文 献]

[1]林金腾.私募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04

[2]李勋.对冲基金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08

[3]王苏生.私募基金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2

[4]王曦.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控制问题探讨[D].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2010

篇5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著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荣.论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完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2]陶广峰.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法的国家观[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01).

[3]钱玉文.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演进与发展趋势[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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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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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以浙商文化为引领,构建一个全面的创业教育指导平台来辅助这些高校毕业生创业,为他们提供创业指导体验平台,帮助他们自主创业,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具有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1.1 传承浙商文化,开辟大学生创业研究新视野   

 信息化时代,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浙商以敏锐、迅捷的创业实践造就了独特的浙商文化。对于浙商文化精神内核的挖掘和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将是大学生提升创业能力的先决条件

1.2 把握经济转型的机遇,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对于我国这样的劳动力供给大国而言,通过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能力,推动大学生创业,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研究在正确了解和把握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实际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等方面提供了对策和理论支持redlw.com。

1.3 整合创业资源,增进大学生创业互动   

 通过浙商文化的传播,结合与创业内容相关的视频和交互游戏,让大学生在趣味中体验创业,填补创业教育资源的空白,并且给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提供了教学资源。可以通过科学的、有效的方法,让学生提前感受职业生涯,探索大学生创业的新经验以及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方案,最终实现个入生涯发展目标并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4 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促进创业教育教学改革

   构建大学生创业的交流体验平台,让他们可以在线体验到创业过程的有趣和艰辛,并且了解到创业过程和学习到创业经验。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构建大学生创业体验平台,促进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redlw.com。

2 研究内容   

 在浙商文化引领下的大学生创业体验平台构建分为以下三个板块的内容。统,正确地在企业信息化上判断出企业真正的物流需要。

3 提高航空物流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建议   

 通过对航空物流人才必备专业知识的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解决方案的最重要途径。航空物流人才的重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因此航空物流学科在高等院校中应加强建设,提高教学能力,这也是提高航空物流专业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高等职业院校应当遵循现代航空物流从业人员的职业要求、航空物流专业和课程,以满足实际及社会化,建立和完善航空物流教育体系,针对航空物流人才的培养,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强大的师资力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当前航空物流师资的缺乏,他们大多是从管理、营销、运输等专业教师转移过来的,所以专业本身并不太符合要求。因此航空物流专业增加引进更专业和权威的海外教授、专家以及培训应成为当代航空物流人才培养的趋势redl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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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着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荣。论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完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8)。

    [2]陶广峰。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法的国家观[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01)。

    [3]钱玉文。论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演进与发展趋势[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篇9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259-03

一、经济转型期地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困惑

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观点,经济转型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1]。从1978年确定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以来,经济转型进程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赶超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高校数量、在校生规模、办学层次和质量水平得以大幅提升,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和人员保障。但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也愈发突出,高校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和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不能有效满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而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更是凸显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制度设计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尴尬现实。综观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分析论证,尽管对此“症状”的解答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经济转型期高校部分教师职业道德素养不够,职业奉献敬业精神弱化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大而不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根本性原因。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对教师职业道德领域构成了非常现实和直接的冲击与挑战,“一切向钱看”,“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等不良思想甚嚣尘上,“无私奉献、甘做人梯”的传统师德遭到抛弃,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水平面临“整体下滑”的尴尬境况。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1.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市场化大潮的冲击,社会氛围的包容开放,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部分高校教师重新思考和定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价值取向,社会功利主义的大氛围和个人家庭生活的现实压力也驱使这些高校教师无法甘受教师职业的清名高洁,“象牙塔”的神圣光环被市场化的现实所打破。兼职、创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利用职业之便把眼光盯向了自己的学生。这些教师很快在市场化的历练中把自己重新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商人”,“等价交换、市场法则、经济利益为上”等思想观念被奉为圭臬,而忘却了自己的教师职业本分,对本职工作推诿拖延,虚与委蛇、消极应付。本来应该是在充分完成本职教学科研工作任务的前提基础之上,在业余时间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学识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兼职或自主创业等“第二职业”,实际运作中反而成了以“第二职业”为主业,教师职业反而成了副业与兼职,彻底“本末倒置”,乃至不务正业。

2.职业意识模糊,职责不清。部分高校教师对“教书育人”的职责认识不到位,只重教书不重育人,认为自己只要把院系规定的教学任务完成好,把课讲好,就算尽职尽责了,平时也大体能尽心努力备课上课,但鉴于高校教师不用坐班,“踩着铃声来,踏着铃声走”,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学生根本见不到老师,缺乏和学生的课外交流和互动,不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精神辅导,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分析研究大学生关心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不研究大学生的思想发展动态和规律,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与需要漠不关心,甚至刻意回避,把“育人”职责完全抛诸脑后。这也是目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收到良好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3.职业操守缺失,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出于评优晋职晋级等利益考虑,高校部分教师不是把聪明才智和经费设施等资源用于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探索,而是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学术不端行为严重,背弃学术的客观性和学者的独立人格为利益集团代言,摇旗呐喊,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公众和决策者,随意篡改实验数据和资料、学术论文著作公然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或自我抄袭,甚至出现教师剽窃学生的研究成果等极端行为,学术良心和职业操守彻底沦陷,甚至践踏了做人的基本原则、道德底线和法律准绳。同时,高校个别教师出现了“学阀”行为,利用个人的威望和资历垄断或圈占国家和学校的教学科研资源,对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打压排斥,缺乏应有的“学术争鸣、百舸争流”的宽容与气度,以“终极学术裁判”的姿态出现,扼杀了科学研究的活力与精神。

4.缺乏学术理想和执着精神。受现有的高校教师职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高校教师的职称聘任和工资福利待遇挂钩,而且很多地方高校实行职称聘任终身制的做法,即一旦获聘相应学术职称,无论其后续学术水平和科研发展进步如何,职称只升不降,更不会被剥夺取消,与职称相对应的各种福利待遇也“旱涝保收”,缺乏动态化的管理约束机制,从而导致部分地方高校教师一旦达到自己设定的预期发展目标,就自认为万事大吉了,在学术研究、科研探索、教学发展等方面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刀入鞘、鞍入库。放弃了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继续拼搏奋斗的学术追求和理想信念,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高校教师的福利待遇和劳动奉献相错位的奇怪现象大量存在。而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后继乏力的问题也部分源于此。

二、地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困惑的成因分析

造成如今地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困惑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不同的专家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讲,之所以形成如今地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困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期由于制度规则处于不断调整试错的混沌状态,市场逻辑依靠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对道德逻辑的侵入和渗透所造成的。具体来说,如下。

1.社会生存成本的上升强化了人们的经济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但同时也不断刺激和强化着人们对更高质量生活水平的梦想和追求。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社会各种商品和消费物价水平也大幅上涨,特别是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在人们支出结构中所占比重愈发突出,甚至被人戏称为“新三座大山”,地方院校教师社会生存成本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地方院校教师社会生存成本大幅增加的同时,则是受制于地方财政实力薄弱和地方院校旧有的僵化的收入分配体制等因素的束缚,地方院校教师体制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根据我们对省内部分地方院校教师收入水平的调查分析,基本处于当地社会城镇职工收入水平中等或偏下的位置,这直接导致地方院校教师收入支出矛盾日趋紧张,社会生存成本的大幅上升也必然驱动地方院校教师利用一切资源开源节流,以满足更高质量品位生活方式的要求。

2.宽松的社会管理氛围为地方院校教师人力资本的最大化提供了机会和舞台。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对社会公众个人行为的行政管制逐步放松,允许和鼓励公众在法律的框架以内依靠个人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并获得相应的合理回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造福于人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社会管制的日渐宽松和公众观念的渐趋宽容,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辉煌成就,也不断刺激和强化着拥有信息、知识和技术等人力资本优势的地方高校教师走出“清贫”的“象牙塔”,融入“繁荣”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全面提升和开发自身人力资本的社会价值,谋求更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

3.既有的教师管理机制与柔性灵活的职业特性也为地方院校教师提供了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尽管在不同的大学理念指导之下,对大学教师的工作职责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我国地方高校教师目前的工作职责来看,主要承担着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等职责,而且教学作为地方高校的基本职责往往位居各项职责之首。从地方院校教师各项工作职责的工作特点来看,都具有创造性、迟效性、复合性的典型特点,这必然要求教师在尽可能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个性特点创造性地履行各项工作职责,从而导致高校教师职业管理制度规范往往以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为主要形式,很难制定出严谨细致的具体规范制度来对教师职业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监督考核。宽松的高校教师职业管理机制和柔性灵活的职业特性一方面为高校教师创造性地履行工作职责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发展空间和便利条件,但同时也导致教师职业行为约束机制弱化,为部分高校教师背弃职业操守,“挂羊头卖狗肉”等不良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完善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建议

面对经济转型期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困境的诸多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既有部分教师职业意识淡漠的个体性原因,也有转型期社会价值规范标准调整博弈过程中经济性标准强势侵入道德规范领域所造成的宏观层面原因,同时也有作为经济动物的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量。而只有对问题根源有清晰准确地分析理解,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1.应该承认和尊重地方院校教师从事一定社会兼职或自主创业等“课余活动”以谋求其人力资本更高利用效益回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切不可一概否定,严格取缔。但“课余活动”必须要有所规制,有所边界,正如2011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文规定“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只要不影响地方院校教师正常履行其教育教学工作,高校教师完全有权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精力和专业技能等各种资源条件去从事社会兼职等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正如法学上所讲的“法无禁止即许可”。这样一方面确实可以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或成果而获得一定经济收入以提高教师社会劳动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改善教师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水平,另一方面,也便于地方院校教师通过更多地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观察分析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实践现象和问题,在专业理论技能和社会生产实践相互融合、相互检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推动专业技能与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伟大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落实。

2.要增强地方院校教师职业意识水平。尽管难以量化统计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市场经济规范和价值标准成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中占主导位置的强势力量,反映在高校系统中,突出表现在部分高校教师的择业动机定位于高校教师职业社会地位高、收入有保障、工作自由灵活等现实性利益考量方面,把教师工作仅仅简单地当作一个谋取经济收入来源的职业类别而已,而对高校教师职业在启迪学生心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推动科学技术文化的提升等深层次本质性意义与价值方面的认知模糊不清,这种认知上的偏差直接导致部分高校教师行为功利化、短视化情况较为严重,道德失范行为不断。为此,非常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教师职业责任意识建设。一方面,在教师职业准入阶段,要加强和重视候选人员择业动机的考察和鉴别,从源头上减少单纯出于经济动机而缺乏职业奉献精神等动机不纯者进入高校教师行业的风险和概率,教师职业是非常需要奉献精神的神圣职业,缺乏奉献精神而过于看重经济利益回报的人是不大适合教师职业岗位的;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教师从业期间职业责任意识的培育和发展,鼓励和引导高校教师树立对本职工作的正确认识,用社会主义价值观、荣辱观、道德观等审视、监督自身道德修养水平和问题,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范自身行为,深刻理解自身工作对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价值和长远意义。提高教师忠实履行自身职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要规范和强化教师职业行为约束机制建设和制度落实。职业道德作为社会一般道德原则在具体职业领域的体现,同样具有内化性的特点,即只有在被职业主体认同与接受并将其有机融入自身价值体系之中的条件下,才能有效指导职业主体的行为选择和表现。从职业道德的养成机制来看,单纯依靠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培养和自我发展是极其缓慢而曲折的,同时,职业道德规范的“软性约束”特征又非常容易导致行为主体在面临诸多外部诱惑的时候轻易背弃道德规范要求而产生道德失范行为。为此,就有必要在强调教师职业道德自律的同时建立切实有效的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外部规范约束机制和体系,以确保地方院校教师能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而不逾矩。具体来说,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教师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完善教师教学科研工作任务考核监督管理办法,调整教师收入分配管理制度,将现行的僵化的“身份等级制”工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以业绩考核为依据的动态化绩效工资制度杜绝“大锅饭”“浑水摸鱼”等不良现象和行为的发生,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要求,从地方院校教师诸多“搭便车”现象的原有分析可以看出,职责不清、赏罚不明是其症结关键。其次,要改革和理顺地方高校教师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逐步规范落实合同化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细致的动态化人才聘用机制,特别要注意构建和落实高校教师退出机制建设,对那些确实无法履行高校教师岗位职责或有严重职业道德失范问题的教师,要坚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清理出高校教师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职业意识模糊不清和职业道德观念缺失的教师以有效的威慑力和警示督导作用。再次,在教师日常晋级晋升考核管理方面,地方院校可以借鉴国外著名高校较为流行的“非升即走”制度设计,即在预先给定的一定时期以内,如果该教师未能达到预期的任务要求从而晋升到更高级别层次的职称或职位,则必须离开。目前国内某些著名高校也在积极借鉴这项制度,当然,鉴于地方院校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科研能力不强的现实困境,可以考虑结合各地方院校实际,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这项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在于给教师以现实的压力从而推动和促进高校教师扎实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实践。最后,要构建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救助机制,可以选聘学校内外职业道德素养深厚、职业道德培养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组成职业道德顾问或咨询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培育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疑难杂症”进行“望、闻、问、切”,以对症下药,治病救人。

当然,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作为职业化培育体系中的核心与关键要素,其塑造与提升是一项长期而缓慢的渐进式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我国当前所大力推进的全面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价值原则、思想观念和利益主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愈发显性化和尖锐化的复杂形势下,塑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我国传统师道规范原则的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体系,更是需要教师、学校和社会有关各方群策群力、齐抓共管,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J].中国改革,2008(2):9-13.

[2]徐廷福.美国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5(5):71-75.

篇10

【论文摘要】从交易的视角来观察,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货币媒介商品交换的同时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双重困境:币值稳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货币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显货币本身所承载的承诺和信任问题。因此,货币媒介交易功能发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诚信制度,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

大量的文献研究涉及货币发行超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对一国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动摇了甚至摧毁了一国的货币制度,如1923年间的德国,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尔伯格,1998)。诚然,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们普遍地把持有货币视为持有财富,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持有人的净收益,从而使行为主体对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共同的目标选择。但如果我们全面地审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功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交易的整个过程,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制度的核心内涵之外,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良好的诚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就会不断地追求分工的精细化。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杨小凯,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来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改善参与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时,交易表面上是双方交换占有物,其实质却是控制人们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制度安排。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拥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必须拥有为别人所合意的东西,这就诱使他为了别人的合意而从事生产和服务。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与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决定(杨小凯,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成长,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货币制度演化的逻辑

货币是一种有利于促进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货币,交易将陷入“需求的双重巧合困境”,另外,没有货币,交易将面临着“计价的困难”,在一个具有N种商品的交换经济里,没有货币媒介的交易价目表将包括N(N-1)2个项目,而货币的引入使价目表降低至N个。

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Yang,andNg(1993)证明,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依赖于各种商品的交易频率,只有那种经常进入交易领域并被大家拿来与其它商品相交换的商品才会成为原始的货币。清泷信宏和穆尔(2002)在一个时间维度的Wicksell三个时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问题是货币起源的根本问题。人们在交易中做出多边承诺(信任问题)的困难使货币成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是信任的载体,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是以承诺和信任为基础的。

货币的演化是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目前的纸币,其过程内涵着一个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从质(信任的扩展)和量(交易额及频率的提高)上不断提升的逻辑。当市场范围从方圆十多里扩大到数百里时,每宗交易从一只羊扩展到一群羊时,货币就从具体的实物发展到了金属;在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财富总量迅速扩张,其对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这时,黄金充当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事实上,人类社会很早就发现了金属货币过少而带来的交易不便的问题,9世纪初纸币就在我国出现。西方也很早发现了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在13世纪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汇票作为一种媒介交易的手段进入交换领域,随后而至的是公共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银行券(布罗代尔,1993)。这些为解决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的货币符号的出现和参与流通,为纸币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汇票、银行券,始终是生存在金属货币的阴影之下的。当金的储量与交易对媒介的需求出现较大缺口时,货币最终摆脱了物的束缚,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货币符号:纸币。

纸币的出现是人们对货币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的结果。市场的扩大,交易额的增长,使媒介交易的金属货币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市场的成长要求寻找新的交易媒介,这是经济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货币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演化过程中也充满了政府干预的痕迹,政府往往通过法律来强制性地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尽管纸币本身一文不名,当人们相信纸币(不论这种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结果)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换来相同价值的物品,并且这种相信成为一种惯例时,人们就会接受和持有纸币。因此,纸币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

三、货币持有人面临的两个困境

货币流通的基础是交易的需要,货币流通的背后是微观经济基础从事的市场交易,因此,货币的流通是微观经济基础支撑的。在媒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将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币值稳定的困境。由于纸币发行者的通货膨胀倾向,持币者将面临货币贬值的损失(有关这方面内容,本文略去不谈)。二是信息困境。在寻找交易对象和从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作为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卖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劳务的质量信息;作为金融市场上的贷出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借款人更了解项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这样,作为委托人的货币持有者就会遇到问题,由此引出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与物物交换相比较,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交换以至于经济的发展,但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同时也把商品的买卖分割开来。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劳务换取货币之后,货币的持有者就同时拥有了对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的要求权,即货币持有者在让渡货币的所有权时必须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须同时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交易对诚信的要求是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开始的。诚然,物物交换也存在诚信问题,但由于物物交换的范围局限于地缘、血缘等关系的制约,诚信的供给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货币媒介之后,交易的频率和空间空前扩大之后,市场从熟人社会走上匿名社会之后,对完整意义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对交易的质量的需要,才使诚信变得日益受人关注。

四、诚信制度

诚信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保障交易质量的制度安排。交易双方的彼此信任能够减少信息搜寻、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契约订立从而建立交易关系的信息处理费用与谈判费用;诚实守信的交易者能够自觉遵守契约从而减少契约的实施和监督成本。如果我们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商品,把诚信看作是另一种商品,显然这两种商品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货币持有者只购买到了“交易”而没有购买到与之相关的“诚信”,“交易”这种商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会强化人们对“诚信”这种商品稀缺性的感受,从而限制他们对交易的需求(同时也是对交易的媒介物货币的需求)转而谋求自给自足。只有在购买到了“交易品”,又同时购买到了与之相关的“诚信品”之后,人们才会切实地感受到交易的好处,货币媒介商品交换才会畅通无阻,市场交易的扩展才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交易的卖方(货币持有者对应的一方)是否提供诚信,均会带来其收益的变化。失信的当期收益主要来自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预期收益主要来自于信誉租金。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诚信;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小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失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无诚信,关键在于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的比较。因此,要保障足够的诚信供给,关键在于提高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的预期,和降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前者需要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后者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诚信,一切经济活动都由计划来指导,在转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由地缘、血缘等特殊的纽带供给的诚信基本上可以满足对诚信的较低水平的需求。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市场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临着高度专业化分工,却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个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对诚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对诚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带来诚信的供给的增加。

原因在于转型经济中的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作为消费者,个体希望购买到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而作为生产者,他又往往抵挡不住假冒伪劣的利益诱惑。就这样,伴随着经济转型,诚信问题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客观地讲,诚信的缺失缘于市场交易的扩大对诚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的必然。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增加诚信的供给。增加诚信的供给不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尽管在司法不完备,缺乏独立的中介机构(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政府监管权力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诚信的供给。但从根本上讲,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五、结论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是一种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货币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内含着交易对其媒介的需要从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逻辑。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使市场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市场才得以从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但由于货币媒介交易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在直接的商品买和卖之间,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币值稳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导致的货币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问题,由此就引出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须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因此,从交易这一视角出发,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撑,离开了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交易、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而是经济成长就会出现萎缩。因此,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必要支撑。如果说货币制度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基础的话,诚信制度则是这一基础的基础。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货币当局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原因在于,诚信的缺失将加剧货币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从而使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3.

[2]清泷信宏,约翰·穆尔.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载吴敬琏.比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