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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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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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篇3
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为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改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等多所高校执教,现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管理世界》学术指导和《金融与保险》、《证券导刊》、《经济日报·财富专刊》、《现代商业银行》等刊物的学术顾问,现担任《经济研究参考》(国家财政部主办)、《财政金融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现代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等刊物的学术顾问。此外,还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委员会(简称“经团联”)学术部主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现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咨询团成员等。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对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17日。
15、《论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7—18日。
16、《关于国内大城市争当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时报》,2008年9月1日。
17、《经济学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光明日报》,2009年8月12日。
18、《论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19、《非宁静无以致远——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5月4日。
篇4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灵活运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章在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同时,针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议题,指出应同时发挥我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更进一步地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正确地利用好这个优势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具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优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自身的比较优势,如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地域等发展我国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迁,这种比较优势又在发生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同时发展这种比较优势,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学派所提出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定是非赢即输的理论之后,提出可能实现双赢,即绝对优势理论,也就是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针对李嘉图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的比较成本的差别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进行了回答。这个理论首先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国或区域的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不同,不同商品的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从各国的分配领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
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比较优势的认识与运用的发展。
中国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从起初的不认识,到后来的自发运用,再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推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差异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之间的差别。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当作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为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得不动员中国成立之初极端有限的资源去扶植和发展极少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通过早期的建设我们认识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那么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没有资本的支持,必将处于落后的位置;同时我们所扶植的产业也处于国家扭曲的价格机制下,再加上国家的层层保护措施,这样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力的,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长项,我们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在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之后,我们认识到,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地域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借鉴上述国家经验的同时,力图将这些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但除此之外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中国的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贸易当中要继续发挥优势,并扬长避短。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发挥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易过早放弃。目前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欲速则不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
(二)发挥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其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再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内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发挥。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有以下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拓国内的区域经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自主发展的效果明显,中国发挥沿海开放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优先发展东部地区,而后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同时着力于中部的发展,这样就展现了中国在未来经济实现内部良性循环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来说,这种格局并未完全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过去30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加以了实施。
第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尽管目前这种优势仍然存在,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的积累相对充足时,就可以在发挥中国经济传统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开发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这一点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更有利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来实现制度的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点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碧云.经济学[M].东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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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法学术形成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国际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各国的经济都更加深入地加入到国际市场中,形成了更加复杂化和体系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背景下,国际经济法领域也呈现出自由化和一体化的重大变革,国际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另外,和国际经济法律密切相关的WTO和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很多国际层面的经济变革也带动着社会其他方面的变迁。另外,这些变革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社会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很多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些也成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际经济法体制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国际经济法领域也变得更加复杂与多样,其中既孕育着机遇,又包含着巨大的挑战。自20世纪国际经济法推行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也出现了很高的热潮,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呈现出较为热烈的学术争鸣的局面。早在1999年,英国经济学者夸尔西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国际经济法的语境变迁问题,之后又指出了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进路。国际经济法开始从一种更加复杂多样的角度洞察,而且每一个单独视角都要更加深入透彻地去理解,需要通过更多的学术研讨会和法律分析会去研讨这些问题。之后,汤姆森阐述了国际经济法推行中如何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sornarajah也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去探讨了如何解决经济法的争端问题,pomfret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影响角度去分析,研究了区域一体化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多方面影响。当然,国际经济法视角还包括民主视角和经济制裁视角等,这些都需要学者继续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分析。
二、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选择与学术成果
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学术视角。视角的不同代表着理论风格与学术方向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成果。接下来,笔者对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概括国际经济法学术研究的现状,初步分析国际经济法的学术成果。第一,国际经济法的实用主义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的代表人物是杰克逊先生,他在研究时非常强调国际经济研究的规则导向与政策考虑,注重体现国际经济法的便利功能,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第二,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研究视角。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彼得斯曼,他主张从理论和人权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经济法。因此,这一研究理论也被称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这一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之下,彼得斯曼认识到经济价值的最终源泉是个人,只有个人在经济市场中自由行使经济权利,提高市场上的个人的自由度,才能提高国际市场上经济的专业化发展,最终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分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如果要达到这些效果,要以国内普遍推行的民主法律为基本保障,但这一前提在很多国家尚未达成。
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领域中的问题与发展策略
国际经济法之争也受到了中国经济学术研究界的关注,很多教材和学术论文都涉入到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之中,围绕着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经济法自身的定位与范围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学领域中自身发展的局限性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法律教育问题,更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和国际私法学的学术论争相联系,呈现出资源配置与学术论争之间的复杂联系。在此情形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不仅要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与问题进行争论,还应当开展全方面的理论争辩和多元视角分析。只有在这样的发展语境中,国际经济法才能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对于解决好中国自身的国际经济法问题大有裨益,也预示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研究之路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全球视野下的经济理论发展都会做出巨大的学术贡献。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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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求职市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针甘断形势下,毕业班班主任和何才能有效地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呢,本文就毕业班率主任如何对毕业班学生进行就业工作的指导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扩大,2007年全国毕业生人数近500万,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达到560万,比2007年增加了12%,2009年全国毕业生人数超过了600万,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然而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却颇为严峻,就业难一直是个问题。
1高职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1)社会环境造成就业难凸显。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经济形势的下滑,使得有效需求增长不足,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减小,许多企业受到其负面影响,造成经营困难、需求减少,据人力资源部统计,全国受其影响有300万工作岗位流失,致使大的就业环境变坏。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就业高峰期,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和民工,如此多的就业大军同时涌向一个有限且就业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更加凸显出来。
(2)毕业生加剧供需差距。逐年增加的毕业生与有效需求岗位的差距。由于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底部地位,新增加的劳动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端岗位和服务业岗位居多,这一状况使得中国在就业上呈现“白领需求不足”,所提供的“白领岗位”远不能满足逐年增加的具有“白领技能素质”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使得大批高校毕业生纷纷将就业“重心”下移,去寻求低端岗位,这进一步造成了就业难。
(3)大学生就业观念有误区。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就业理念普遍存在一些“误区”,对自己期望值要求过高。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宁到东部争抢岗位,不到西部发挥特长;从就业市的选择上,宁到大城市屈就,不到小城市高谋;从企业性质的选择上,宁到国企外企做职工,不到中小民营企业做骨干;造成学生就业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导致大学毕业生择业预期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错位,也使得就业市场中出现了“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的怪现象,这也直接导致毕业生就业机会的丧失和就业形势的严峻。
2高职毕业生就业难的对策
2.1认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上下形成统一的认识.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在就业当中,单位与单位的竞争,学校与学校的竞争,各个相关专业的竞争,学生之间的竞争都日趋激烈。学院应成立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小组,专门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小组,为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
2.2加强引导,深入开展就业思想政治工作
毕业班学生面临学习、就业等压力,且临近毕业往往有浮躁情绪出现,所以应该将就业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贯穿学生学习的始终,在专业理论学习和学生课外活动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在面对现实时能够头脑清晰、堆确分析、正确处理。
2.3主动出击,采取把企业“请进来”、召唤学生“走出去”办法,加强与社会用人单位交往联系.扩大学生就业门路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了解和熟悉有关就业政策,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教育,保证就业信J急传递渠道通畅、及时,我院拥有一批就业实习基地和就业联系点,如常州丽华快餐有限公司,苏州稻麦香食品有限公司,南通麦帝酥食品有限公司等等。我们积极与其联系交往,邀请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我校招聘会,给用人单位和学生搭建交流的平台。
2.4增强就业指导与服务理念,做好桥梁工作
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学生获取招聘信息的渠道有限,有时候获取信息具有相对滞后性,所以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动提前顶岗实习的学生,如果企业有用人信息,第一时间将信息传在QQ群共享;二是发挥学生对网络信息搜索能力强的优势,收集相关的招聘信息,放在本班QQ群上进行交流共享;三是指导学生留意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各县市人才中心网站及其他兄弟院校的相关资讯与各种人才招聘活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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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刘易斯拐点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012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外出农民工为1.6亿人。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此外,目前,我国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报告》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未来将逐步趋于平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在本世纪中叶,城镇化也将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未来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0万-1300万。
2.3亿人的流动方向是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这种流动是自发的、无序的,也是现实存在的。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推进这些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化,而是有序的、渐进的中小城镇化,并且最好是在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即就地城镇化。如果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决这些人的住所、户籍、子女升学等问题,就不是推进城市化,而是加剧这种无序的流动。
中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城镇化并不是大城市化。要通过政策性的引导,使这种无序流动变为有序,自发的流动变为有目的的流动。在一些中小城市,可以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住所、子女升学、社会保障等问题。
中国2.3亿人的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因为这种流动是一窝峰的北京、上海、广州,而这些大城市的承载力已近饱和,流动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变得困难重重。
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这一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会写进历史。但是近10年来,让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政策促进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被动流动,产生了一批城市里长大的农村人,导致了今天异地高考的呼声。我们不能否认,适合不同阶段的人口战略将是关乎一个地区的未来命运是繁荣还是衰落。人口政策应以市场公平竞争为前提,以市场的力量去调节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全球的人口迁移都是需要成本付出的,这种规律在中国同样无法避免,适者生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市场手段。
这里有两个城市里的农村人:(从乡村到城市,最终会二元破茧为一,这里姑且这样称谓)
王静,女,23岁,安徽宿县人,在上海打工,在一家个体老板店里卖鲜花。他想与男朋友约会,可是店里忙,老板不想让她休息那么长时间,她就请假。撒谎说:她老爷(外公)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要和全家一起回老家看望老爷。老板心一软,就让她带着钱去看老爷了。她也就和男朋友带薪度假去了,老板一个人在店里苦苦支撑。过了一段时间,尝到甜头的王静又向她的女老板请假,这次的理由是老爷死了,要回老家奔丧。老板二话没说,又马上准假了,像上次一样,还是没有扣工资。只是她的老板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老爷在她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去世了。
张前,男,35岁,四川人。在上海某小区做清洁工。清洁工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捡垃圾、收垃圾的收入却不菲。城里人有的很大方,有时碍于空间的限制,不用的、过时的、陈旧的东西统统扔掉,张前就会一一捡来,然后分门别类整理后,去废品收购站卖掉;城里人有的很节俭,一些旧报纸、旧书等也会拿去卖,于是张前也在小区做起了买卖,低价从居民手里买回来,然后高价卖掉,赚取差价。有了这些收入,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上海,并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学就读。现在的义务教育使得他的儿子和城里人一样接受免费的教育,一起在学校吃午饭,一样的校服,一样的书本。张前乐不可支,他要的就是儿子和城里人一样。让张前偷着乐的还有小区里那些又笨又爱忘事的城里人。就说他收旧报纸吧,那些老头、老太,还有那些年轻又时髦的家庭主妇,那个笨呀,不管眼睛睁得多大,也看不懂他的秤,这就给了他发挥的空间。把秤杆与秤砣玩得团团转,哪怕他少说一半,他们也是干瞪眼。每每想到这里,张前就特有成就感。并且张前还有一绝招,那就是没零钱。每当他把8块、10块的报纸说成3块、5块时,还不忘加一句:阿姨,我现在没零钱,你过2天再来拿吧,并随手掏出一张脏兮兮的100元让阿姨看。那阿姨只好说“好吧”。可阿姨爱忘事啊,过不了两天,她就忘了。就算哪个叔叔阿姨过了很长时间又想起来了,也会琢磨,都这么长时间了,就那几块钱,算了吧。这样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这城里大呀,这城里人他爱看报纸啊,你说这张前的收入能不高吗?你说这张前能不偷着乐吗?都快5年了吧,就一个阿姨找过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阿姨,就那点废报纸,我都不记得了。只是那些小区的城里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秤有问题,他的没零钱是故意的。
他们之所以能来到城市,是顺应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潮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曾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通常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过程也使得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无限充分。刘易斯将这种状态叫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但是,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镇吸收了,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城乡之间就会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时代。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有大量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就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就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随的“人口诅咒”。“人口诅咒”是指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时,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创新的能力,而当“人口红利”枯竭时,就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未雨绸缪,所以我们今天要产业调整,经济转型,更新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结构,替换支柱产业,使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关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还有一种理论,即“三元经济结构理论”。
张朝尊、陈吉元、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合适的制度环境。大国正在崛起,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在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为实施差别化调控手段提供了基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也有许多地方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之一便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此背景下,国家将扩内需和稳增长的重担或更多放在中西部地区,生产、出口、投资及劳动力将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牛肚子理论”带动中部崛起。
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教授提出了他著名的“牛肚子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
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
“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能清晰地看出“牛肚子理论”的影响——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逐步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区域政策逐步转向公平,财政、税收、金融和贸易政策逐步合理,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在增加,宏观调控开始向中部倾斜。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篇8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如今已是春天。回想去年年初,世界处于经济危机的阴霾之下,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张乾源:一句话,迎难而上。我都80岁了,这么多年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遇到的挫折和阻挠还少吗?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只有横下一条心,往前走。事实上,2009年我们集团下属四个企业,在金天任董事长和我共同策划下,全部实现了赢利。在不久前举行的董事会上,那些从香港来的董事们都很振奋,通过这次危机,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内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对内地的未来十分乐观。
任惠良:许多人都担心,但我不担心。因为我们公司主营的服装设计和品牌管理业务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且有很大优势的阶段,海外市场需要依托于我们这种有良好信誉和优秀管理的供应商。我记得在2008年中的时候,受国际金融市场前危机影响,公司业务已有些下降,那时国内市场还看不出,但我已有思想准备,在生产量方面作了应对市场的适量调整,所以到去年年初,我们已经可以从容应对金融危机对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了。记得有个美国人问我,你手下这么多工人,而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不好,难道你不害怕?我告诉他,“我们的产品在你们美国有400多家连锁店在天天营业,只要你们不全部关门我怕什么?!”
王雨豪:2009年这个时候,因为金融危机,心中还是比较忐忑的,但其后一年还是走得比较顺利,甚至超出预期――2009年的业务估计在2008年的基础上增长80%左右.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同时,这一年也给了大家许多思考的机会。
在2009年里,有没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情?
张乾源:2009年初,经济形势的确不妙。很多租用我们高级公寓楼的外商有一部分撤回了,我们没有气馁,而是抓紧那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装修,把高级公寓楼宇内部环境整修一新。到了2009年的5月,形势开始好转,不仅先前撤走的外商回来了,而且还迎来了一批规格等级更高的客户。所以我的体会是,在突然遭遇困难时,不要慌乱,要潜下心来动动脑筋,做一些调查,―定要有信心和热情,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要冷静。
任惠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金融风暴对整个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太大,所以我们也是平稳过渡。
王雨豪: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是宠辱不惊,已经学会将更多的事情遗忘。要说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吧。2009年底,我们和新浪有一个并购项目,我们一个公司成为新浪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件事情难忘呢?因为互联网的投资是我所做的投资项目中最冒险的一项,在这个冒险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互联网企业的生生死死。我记得在2009年初,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旗下这家互联网企业生存下去,我没有想到,在年底,它却遇到了这样一个好机会。这个冒险的过程给了我一个启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一点一点地把企业好好做下去。
人总是会遇到让自己感到遗憾的事情,在2009年你有过遗憾吗?
张乾源: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诚实、信用,以及勤俭节约、低调务实。我今年80岁了,我经常对自己的儿孙们说,人在顺境中,第一个要做到的是谦虚,人在逆境中,最要紧是勇敢地克服困难,满怀信心地往前迈进,一定会成功的;其次,要有“四心”――爱心、真心、信心、决心。对国家、人民要充满爱心;待人,要真心;做事,要有信心;人生,要有决心。
任惠良:2009年我做了一个年收入过亿项目的商业合作策划,在最后关头,由于另外两个合伙人的退出,导致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事实上,这个项目目前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些许遗憾,但我从中锻炼了自己对商业市场的判断力及验证了一个正确的思路,这点我还是感到很欣慰。
王雨豪:做企业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失望的事情,不过去年并没有特别颠覆性的事情。我觉得,这和我一直以来的企业管理理念有很大关系。我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比如你今天种了玉米,不可能指望它明天就收获――它必须经历阳光雨露,它有自己的生长规律,我们不能拔苗助长。事业也是一样。
在新的一年里,你有什么安排吗?
张乾源:我最近配合金天任医学博士在筹划一个浦东新的健康医疗中心,因为我们在浦西的全康医疗中心(GHC)已完全恢复了原来成绩,并且有新发展,目前各项前期工作都已经结束,为了配合上海世博会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2010年将全面开业。
任惠良:我们公司的服装出口和生产管理业务现在主要由我太太在打理,我已经不太在意业务量。2008年开始,我预计到整个中国的出口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就把发展的目标放在了国内。去年,我与上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合作,开设了5000多平方米的品牌服装直销店,意在打造一个在上海大型社区周边的品牌服装直销概念的连锁店,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已初步取得成功,我们今年计划将会复制这个模式扩大开店。
王雨豪:在2009年,我一直讲一个词:“资源整合”。这是一个很老的词,很早以前就有很多人讲过。在2009年,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表现上看好像是国进民退,但你会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很成功。我得出一个结论,同样的一件事情,你放在不同的背景下做,效果就完全不同――有时收效甚微,但有时却是如此神速。这是一个不断融合的时代,不管是做一个杀蚊子的机器,还是做一个网站……都需要交融,需要整合资源。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要不断思考,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在2010年这个春天,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张乾源:企业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除了具有企业经营者这一身份以外,本质上,我还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今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把凝聚了我半个多世纪职业生涯的体会、经验所撰写的那本书《建筑综合论》印上5000册,那些学建筑、搞建筑设计的,谁要我就免费送。我已经参与了几个教育基金,我想以自己的一点心得和经验,给后辈学员多创造一点条件。在2010年3月中国建筑学会将召开全国建筑创作委员会的国际论坛,我被邀请宣读我的“建筑综合论”论文。当场我会将500页的“建筑综合论”一书赠送给国内外学者。
篇9
【摘要】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的主体城镇居民储蓄持续、飞速增长。储蓄的高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经济、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不仅给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而且在开放条件下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加重了银行经营成本和负担。本文在分析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后将结论应用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前瞻型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是我国储蓄快速增长的原因。在获得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结论后对储蓄的变动进行了预测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4.1运用税收政策。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和馈赠税能够直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也能为此而筹集足够的资金,有利于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篇10
论文摘要: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很多生产型外贸企业利润骤减甚至纷纷倒闭。那么,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在这样的特点下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面对问题生产型外贸企业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给出了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对策。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口下降、进口上升,顺差减少的局面,正沿着此前扭转顺差过大的调控目标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呈现出减速过快的迹象,对于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GDP同比还是增长了10.4%。从5、6月份看,出口呈快速下降趋势。6月份,我国贸易顺差达213.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0.6%,净减少55.4亿美元。从海关统计数据看,今年上半年,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明显放缓。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回落18.3%,鞋类出口同比回落4.7%。受出口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内很多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诸多问题,甚至倒闭也常有发生。《第一财经日报》采访得知,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宏观调控紧缩、用工成本上涨、招工难等诸多因素影响,晋江——这个年产10亿双运动鞋,市场份额占全国40%、全球20%的中国最大鞋业基地,2007年陆续倒闭了数百家出口型中小鞋企,而今年的日子更为艰难。那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性外贸企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
1.能源资源价格猛涨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由年初的突破100美元大关节节攀升至目前的140美元,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随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已成为现实,高盛认为在有“突发事件”时,油价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上涨至每桶200美元。随着全世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上升,而石油供给却有可能在未来有减少的趋势,油价上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除了油价外,今年铁矿石价格比去年大涨了65%,铁矿石大涨了刺激铜价突破8000美元高位,并刺激铜矿股大涨。受铁矿石大涨65%影响,伦敦期货交易市场金属价格全面上涨。尤其是伦铜一举突破8000美元/吨大关。
2.货币政策继续紧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货币政策如今将由“稳健”直接改为“从紧”,从紧的货币政策由此“全新登场”,并将在明年的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增速过快以及银行流动性偏多是目前我国经济比较突出的两大问题。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和缓解贷款增速过快,央行除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三次运用加息、减征利息税等手段,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打出宏观调控组合拳。
3.CPI高企和工资上升
从2008年年初开始,受雪灾影响,CPI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的名词。2008年前4个月都保持8%以上的上涨,5月份同比上升7.7%,6月份同比上升7.1%。CPI不断上升引发了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引领CPI上涨的诸因素中,食品类上涨仍是主因。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日在此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规模、经济类型以及不同行业企业的物料采购价格和人工成本普遍上升。认为人工成本“上升”的企业家占调查总量的85.6%,比认为“下降”的多85个百分点。
4.人民币升值
统计显示,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4%。而按照2005年7月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累计升值已超过15%。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首度升值“破8”,而这之后用了近一年半时间,也就是在2007年10月24日,首次涨到7.5元。而这次人民币再升值0.5元,却仅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
二、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本文中生产型外贸企业定义为本身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的外贸企业,出口的产品都是由自己生产的。面对上述宏观经济的特点,生产型外贸企业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1.由于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上升
近几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一路飙升,不断创出新高。高涨的油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导后,现已逐步反映出来,成本的逐步提高正蚕食着企业利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10月,全国142个城市378家企业的24种主要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平均比9月下旬上涨3.5%,涨幅增加3.2个百分点。在油、煤、有色金属等24种主要生产资料中,15种产品出厂价格呈上升态势。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引发了交通运输、冶金、石化、轻工、渔业、农业等各相关产业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油价的上涨也拉动了石油中下游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塑料、化纤等制品以基本石化产品为原料,由于原料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大,对原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
2.货币政策进所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生产外贸企业融资困难
在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而在2008年,由于央行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各家银行纷纷收紧信贷规模,银行信贷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今年浙江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
据《小康·财智》记者调查,受信贷规模紧缩影响,很多银行倾向于支持安全系数较高的大企业,致使中小企业“融资焦渴”症状更加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针对100户小企业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1-3月份,南京市反映资金“紧张”的小企业达35%;部分自有资金比例偏低的企业称,如果得不到增量资金的支持,或者贷款被压缩,生产经营将陷入困境。
3.CPI高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
由于CPI的上涨,特别是结构性上涨,主要是食品,特别是肉、禽、蛋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物品的上涨,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必然要求工资上升,最终会引起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因为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预计到未来的效益会比较好,再加上国家机关的制度改革,导致整个全社会工资增长的水平应该这两年有加快的趋势,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了5%-10%,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尤甚。
4.人民币升值导致生产型外贸企业不堪重负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外贸多数是以美元计算的,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以后),出口企业的利润因为美元贬值而减少。虽然货币升值实际上并不影响进出口商品本身价值,只是改变了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3%相当于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竞争力降低了3%。一国货币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经济学中存在替代效应,外国消费者在同样价格下购买进口商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使企业出口受到制约。进口规模得以扩大。
三、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对策分析
面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特点,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三个层次,即国家、行业和企业本身来解决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1.国家层面
对于国家来说,面对外贸企业的严峻形势,可以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1)财政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今年下半年严峻的出口形势,我国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保持出口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真正有贡献的不是总出口,而是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又达22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8亿美元,增长26.6%。这种外汇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的可能,反而有升值的压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出口退税提高8个百分点,对出口的刺激作用相当于人民币贬值16%。林毅夫认为,要刺激对美、欧、非和其他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出口,可供选择的途径很多,提高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办法。如果出口退税进一步增加,对出口的刺激也会相应增加。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法定税率基本吻合,但我国平均退税率已调整到12%左右,大大低于17%的平均征税率,这样不利于我国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根据有关机构计算,出口退税率下降幅度与出口成本上升幅度大致相等,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1个百分点,出口退税率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呈负相关效应。
2)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方面,除直接增加低息外贸贷款,扶植生产型外贸企业出口以外。主要是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大银行虽在中小企业信贷领域推出了不少服务品牌,受政策影响较前更关注中小企业客户;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小企业希望从大银行得到贷款并非易事。一方面,无论从长期“垒大户”形成的业务惯性看,还是从目前信贷额度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看,大银行都更乐意选择大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另一方面,尽管政策提倡,融资环境日益改善,但中小企业风险较高,贷款额度小导致的规模不经济情况,短期内很难有太大变化,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排除掉政策性原因,大银行往往不关注中小企业贷款业务。造成对中小型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需要靠市场竞争导致小银行分化被迫进入这一领域,还需要拥有网络、资金等方面优势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挥作用。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鼓励“大银行”要从过去紧盯大企业、大集团,开始调整信贷结构,转向小企业。与那些大银行相比,国家更应该鼓励众多小银行贷款政策向中小企业的倾斜,则更具实质性意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该出台具体的中小企业贷款政策,在贷款额度、执行过程中的存贷比例等方面给与适当的优惠。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小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小型企业担保机构的作用,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因素,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息支持。
2.行业层面
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本等原因造成工厂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就没有倒闭?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解释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那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这些鞋厂没有定价权,在人民币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鞋厂不能提高产品价格,因为这样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实力谈定价权,定价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产品成本的增加无法得到转嫁,而成本一旦成本超过价格,倒闭就在所难免。
以东莞制鞋业为例,不能提高价格,是由制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定价权,鞋的市场价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厂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粮食的价格由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制鞋和种粮食没有区别。所有的鞋厂只能接受这个市场价格,而无力改变这个价格。虽然东莞号称“世界鞋都”,产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这是就总量而言,就单个鞋厂来说,没有任何一家鞋厂的规模大到能影响价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农场都不足以影响世界粮食价格一样。核心的问题在于,东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达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个国家如果愿意都能生产。东莞能生产,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时候,在人工成本还比较低的时候,东莞的鞋比其他国家的鞋有优势,也就是价格一些便宜。
在中国,不仅是大型的外贸公司,还是小型的制鞋厂,在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今天,都缺失定价权。为什么缺失定价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个公司的力量太薄弱,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少,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现象较严重,当一家企业提高价格后,外商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企业作为他的供货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果从行业层面,则需要行业出面,整合行业内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力量,集体和外商进行价格谈判。只要提出的价格仍然低于中国市场以外的厂商的价格,中国制造还是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的。
3.企业层面
1)面对能源上涨,降低能耗成为首要选择
面对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对于普通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降低能耗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建立节能降耗的长效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大力进行科技含量高、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建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产业体系,通过本身企业结构调整逐步降低企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2)面对融资困难,拓宽融资渠道
作为生产型外贸企业不能只盯着银行,应该着眼于构建有效的、多层次的融资系统,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方面同时着手。贷款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很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账物混乱等现象,致使贷款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从而使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信用相对低下,这些都导致了所谓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因此从自身来讲,中小型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和长远规划,争取尽可能的融资机会。同时,在拓展间接融资渠道的同时,要充分重视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这是当前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瓶颈的根本出路。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比如,权益性融资比较适合企业初创和成长时期,对进入稳定期的企业更适合债务型的融资。
3)面对人民币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若某种产品畅销,一夜之间就会有众多名目繁多的同质化产品出现,出口企业更是如此, 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处在求生存的阶段,缺乏品牌长远规划,出口产品大多以低价取胜。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质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竞争力。目前,很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仍然较少,企业应该逐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出口的多元化战略,实现由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品牌输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抓住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机遇,积极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关键零部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从外向走向“内需”
在中国经济由外向内的转型进程中,人民币升值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据悉,从2007年开始,国家不断从宏观方面出台环保、利用外资、调整进口结构等多项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而新劳动合同、两税合并、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以及对相关产业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业逐渐将目光锁定国内市场。随着生产型外贸企业利润微薄,企业本身必须调整相应的战略部署。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影响迫使企业加速调整节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场,企业进行国内贸易时,容易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对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不是个好消息,但客观上也逼迫这些“中国制造”们开始考虑向“中国品牌”靠拢。
(3)对外结算工具改用其他货币
面对美元持续贬值,OPEC成员国的做法值得借鉴。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来计价美元不断贬值,直接影响着OPEC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安哥拉等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产品进出易以非美元货币来结算,使得石油输出国承受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增加的损失。为此,在2007年11月OPEC组织利雅得会议上,伊朗和委内瑞拉提议用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该组织各成员国石油交易货币的计划。伊朗目前已经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生产型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由于美元贬值的影响,建议不用美元议价和结算,为避汇率损失,应该采取非美元结算方式(欧元)或人民币议价和结算。即便以美元议价,有效期也应由过去的1-2个月缩短为现在的一星期,甚至生产型外贸企业在签三个月以内的订单时,可以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定为某一个固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