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17: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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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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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根据庆元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结果，庆元县现状土地总面积为189776.31公顷（至2012年底），其中农用地面积为180488.8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5.10%；建设用地面积为3318.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75%；未利用地面积为5969.4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15%。从各类用地所占比例看，表明庆元县土地利用仍以大农业为主，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很小。
二、当前庆元县土地资源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区划发生变化
随着庆元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现行中心城区行政区划的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庆元县委、县政府结合中心城区规模小、集聚和辐射功能薄弱、设施共享性差等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城区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庆元县域总体规划（2007-2020）》，本着“调优调大调强”和“就近就便、整撤整并”的思路制订了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庆元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浙政函〔2011〕363号文件精神，庆元县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松源镇、屏都镇、四山乡建制，设立濛洲、松源、屏都三个街道，为调整后的中心城区。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是深入贯彻上级要求的顺势之举，充分体现了省委、丽水市委加强城区统筹发展，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建设的精神；是体现自身发展迫切需要的必行之举，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能力、资源利用率和发展集中度，进一步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是准确把握调整时机的应时之举。实施中心城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筹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施城镇区一体化规划建设，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统筹城区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趋势。（注：2013年，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庆元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浙政函〔2013〕61号）：同意撤销合湖乡、百山祖乡建制，合并设立百山祖镇。此次区划调整后，庆元县辖3个街道、6个镇、10个乡）。
（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出现“倒挂”
庆元县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与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建设对用地的需求量大，导致庆元县在规划实施期间建设用地总规模出现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难度大、推进慢，而城镇、新农村的新增建设又是必然趋势，导致庆元县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难以控制，出现严重“倒挂”。
（三）新增建设用地缺口较大
庆元县现行规划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376.73公顷，预测截至2020年实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888.37公顷，缺口为511.64公顷，未来新增建设用地不能满足实施需要，特别是工业用地出让近两年大幅增长，但仍满足不了发展需要，尤其是周边县市工业用地拓展较快吸引部分庆元企业外流，造成不小压力。
三、对“十三五”时期庆元县土地利用情况的展望
（一）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展望
随着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深入实施，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全面深化，丽水将迎来工业化提升、城市化加速、区域一体化全面推进的发展机遇。庆元县在着力打造丽水市域一小时交通圈、旅游圈、经济圈过程中，经济发展稳步提升。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到2020年庆元县经济发展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6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9.7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7.6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0068元。
（二）人口数量增长展望
2012年庆元县的总人口为20.6万人。随着经济发展规划的建设，全县城市建设将日新月异，农村基础设施将不断改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经综合考虑庆元县县域人口在2020年为20.9万人，2020年城镇总人口约14.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0%左右。
（三）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未来用地展望
1.产业发展战略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正在经历产业升级，原有产业大量向其它地区转移。产业梯度转移是最重大机遇之一，是庆元推行“工业强县”战略最重要的外部机遇。庆元要承接长三角、融入海西区、谋求新发展。庆元被纳入长三角和海西区，使庆元迎来了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对接长三角和海西区的借力发展和争取先行先试的权利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交通和产业上对接长三角和海西区，是庆元规划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和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因素。庆元县在区域中的功能定位为：我国东部沿海生态核心区和生态产业建设示范区、丽水市域南部主要城镇发展区。庆元县形象定位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中国香菇第一县、中国廊桥第一县、沿海生态休闲度假之乡。2.城乡产业布局思路县域产业布局以“联动合作、中心集聚、沿轴开发、递度推进”为总体方针，组建由松源、黄田垟-五都、屏都组成的县域产业发展中心、由黄田、竹口组成的黄田-竹口产业集聚区，并同时促进其他乡镇产业发展步伐。联动合作：通过中心城区的建设，带动松源镇与屏都镇的有机组合，在产业发展上进行联动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形成“松源－屏都”组合型中心城区和县域产业发展中心。中心集聚：积极吸引各种产业要素向组合型中心城区集聚，并对中心城区的功能进行分工与协作，松源区块定位于中心城区的商务区功能，发展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教育等，屏都区块定位于居住与工业为主导，黄田垟—五都区块定位于工业为主导的功能。沿轴开发：充分利用54省道这一发展基础较好的轴线优势，以该轴上各城镇（集镇）为依托，不断加强城镇（集镇）间联系通道的建设，形成区域内的发展主轴，重点布局竹木产业、铅笔产业等。递度推进：依托中心城区、发展主轴和县域主要开发城镇（集镇），充分利用各地山地地形，建立毛竹、经济林生产基地，开发特色产品，发展生态旅游业，形成现代化的农工贸旅组合开发的格局。3.未来用地预测随着浙江省加快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丽水着力构建大都市经济圈，54省道、55省道、龙泉至庆元高速公路、丽水产业集聚区—装备制造业低丘缓坡开发项目庆元组团项目等重大工程的陆续建设使得庆元原本偏处一隅的区位交通条件将发生根本改变，与丽水大都市、浙西的联系更为便捷。同时伴随着海西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庆元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增加。结合庆元县国土、发改、建设等各部门专项规划，预测到2020年庆元县将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1665.70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2902.30公顷。
四、庆元县今后土地规划实施建议
（一）启动规划修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庆元县土地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偏差，部分规划目标已不能满足当地实际需要。可以在庆元县土地规划实施评估的基础上，椐据实际情况调整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
（二）适当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根据庆元县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在确保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全县生态用地不减少的基础上，预计到规划目标年，庆元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势必会突破规划的控制指标，可适当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三）加快建设用地复垦
建设用地复垦尤其是村庄用地的复垦，是实现庆元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村庄用地面积规划目标的关键，建议积极推进建设用地复垦。
（四）建议对出现预警的主要指标进行跟踪监测
对出现轻警的城乡建设用地进行修正。可以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着手，缓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出现的警情。为了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同时也为农民提供宜居、便利的生活、生产环境，强化村庄向中心村集中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加强节约集约用地
庆元县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因此要在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把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的着力点，切实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积极探索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推行土地利用计划，建立建设项目用地全程管理机制。二是构建节约集约用地长效监督机制。通过完善预审管理、合同管理和项目验收管理，并运用先进技术实现供后土地的全程监管、全域监管、常态监管。三是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试点的做法和经验。
（六）建议适度开发低丘缓坡资源
篇3
1.涉路工程监管和建筑控制区管理难度加大。
随着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涉路工程建设越来越多，许多项目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或者是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公路赔（补）偿费难到位，未批先建等情况屡有发生。同时，由于近年来土地控制严格，一些乡村不划宅基地，使得部分住房困难群众冒险在路边新建和翻建住房；一些工商业户也为了扩大经营场所，擅自乱搭滥建，导致房外房、棚外棚等情况经常出现。
2.治超工作面临复杂形势，治超长效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受利益驱动，一些车主、驾驶员漠视交通安全，抱着多拉快跑的心态，违法超限运输屡禁不绝。二是源头治理难度大，产生超限超载的各种条件并未消除，例如“大吨小标”车辆和各类改装车辆仍然屡禁不绝。三是治理手段有限，暴力抗法和车辆冲卡时有发生，甚至危及到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四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担心治超影响经济发展，对超限超载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协同作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3.路域环境治理机制有待理顺。
有的地方政府对路域环境治理不够重视，部门协调机制不顺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域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穿村镇路段历史遗留问题多，治理难度大。一些地方财力薄弱，拆迁补偿资金不到位，导致房屋拆迁、路宅分家等许多问题在公路建设和改扩建期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沿线两侧村镇密布，企业和工商业户众多，对路域环境需下大力气整治和巩固。有些整治工作因涉及到沿线居民的个人利益，在部分乡镇驻地和穿村路段进行边沟疏通、平交路口清理时，需要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4.路政执法监督和廉政建设任务趋重。
最近一段时期，新闻媒体先后曝光了一些省市路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乱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由于执法环境日趋复杂，如果执法人员不能严格自律，极易出现、的现象。因此，在公路路政执法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廉政建设势在必行。
二、加强路政管理工作的对策与思考
针对这些情况，应当站在加强执行力、创新力、公信力建设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对策，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推动路政管理工作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
一是端正执法理念，规范行政行为。重新认识新时期、新阶段赋予路政管理工作的新内容。伴随着公路事业的发展，公众对出行服务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增加了信息服务、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公路保畅、应急处置等新内容，路政管理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增加硬件、开发软件，主动适应路政管理工作的新要求，积极承担起路政管理工作的新任务。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执法理念，在作出决策以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坚持依法办事，不仅要遵守实体法，也要遵守程序法，努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二是抓好队伍建设，夯实工作基础。提高路政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坚持把教育培训和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实行严格教育、严格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提升队伍形象。把好路政人员准入关，适时为路政队伍补充有责任、有朝气、有学识、有能力的优秀人才。畅通路政人员出口，对因年龄、身体、知识结构等原因不能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的同志，逐渐向非专业岗位转岗分流，优化队伍结构。组织开展路政人员培训，抓好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执法人员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打造学习型队伍，让学习成为路政人员的自觉行为。通过学习，增长知识和经验，弥补不足，把路政队伍建设成适应路政管理现代化的文明之师。
三是构建长效机制，推进依法治超。按照“立足源头、依法严管、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方针，不断完善治超工作长效机制，将超限运输遏制在可控状态。按照“统一口径、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的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治超活动，灵活执法，注重实效，做到执法依据、处理程序、处罚标准准确无误。注意治超安全，确保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到位。严格治超纪律，杜绝贪污受贿、乱扣滥罚。同时，对闯关逃逸、暴力抗法、屡教不改的少数违法人员依法查处，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在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涉路工程监管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要抓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报道，增强社会群众自觉守法和爱路护路意识。要创新宣传模式，丰富宣传内容，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格局。积极宣传公路保护工作，使宣传与整治工作相结合，边宣传、边整治，确保宣传落到实处，效果显在明处。通过宣传，进一步增强路政管理的影响力，提高路政执法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认知度，争取各界对路政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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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原教旨的经典派与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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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视野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阿坝州；社会体育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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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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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字】水土保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S15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利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的供给和保障。水利包含着水资源开发利用、除害兴利、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等许多内容，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首要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但是，目前我国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时空分布不均匀，利用粗放。目前我国的总供水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我国的水资源利用大多是粗放型，不注重节水，浪费严重。
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接近16亿，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达到和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对水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第二，洪涝、干旱灾害频繁。我国的洪涝灾害十分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加之水利工程及城市、乡村的防洪标准普遍偏低，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干旱灾害几乎年年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次灾害的直接损失将不断加大。第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少，灌溉技术落后，水的利用率较低。第四，我国现有水利工程有相当一部分工程质量不高，设计标准偏低，部分水利工程设施老化失修严重，大中型灌区工程配套不齐，致使工程效益衰减，有的工程甚至报废。第五，水污染十分严重，水环境问题突出。因此，只有确保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确保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二、国水土流失的现状
中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km2，其中受水力侵蚀的水土流失面积165万km2，受风力侵蚀的水土流失面积191万km2，在水蚀和风蚀面积中有26万km2的水土流失面积为水蚀、风蚀交错区。调查表明，全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不论山区、丘陵区、风沙区还是农村、城市、沿海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问题。以三峡库区为例，库区总面积约为5万km2，涉及重庆、湖北两省市的19个区(县、市)，其中重庆为16个区(县、市)，总面积为4．6万km2。三峡库区重庆部分水土流失面积为3．06万km2，年土壤侵蚀模数为3．751t／万km2，年侵蚀量为1I．481万t。
三、土流失对水利的危害
1、有效蓄水量减少。容易发生旱涝灾害
水土流失的首要后果是使枯水季节水量减少，严重时水源枯竭，河道断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土壤蓄水量减少。土壤颗粒间的空隙占土壤总体积的40％一50％左右，这些空隙是水分蓄存的空间，是涵养水源的关键。由于水土流失，土壤随水而去，贮水空间就会随之降低甚至丧失，土壤的蓄水量会因此减少，容易造成土壤干旱。从水文角度讲，增强了径流的年内变化，枯水季节水量减少会使洪水季节的水量更多，容易造成涝灾。第二，水土流失使得丘陵山区的水塘、水库、湖泊、河道等发生泥沙淤积，有效蓄水容积减小，蓄水量也相应减少，影响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人畜的饮水安全。
2、增加地表径流。加剧洪水泛滥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植被大部分遭到了破坏，暴雨发生时，由于地面坡度大、植被覆盖率低、土壤蓄存能力差，当降雨强度大于土壤入渗速度时，雨水来不及下渗，迅速大量产生地表径流，瞬时形成山洪，加剧了洪水泛滥，极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3、造成河库淤塞，降低水利工程的效益
水土流失区由于表层土壤，在水力侵蚀下，大量泥沙随地表径流输入水库、堰塘、江河。一方面，减少了有效库容，削弱了水利工程的防洪能力，减少了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甚至造成漫坝、垮坝等自然灾害，直接降低了水利工程的效益；另一方面，造成沟渠江河河床抬高，严重影响正常行洪，致使洪水宣泄不畅，水位上涨，容易发生严重水灾。
4、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水土流失区由于山高坡陡，植被破坏，一遇暴雨，极易形成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不仅会冲毁住房、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也将会冲毁农田、水塘、小型水库等水利设施，严重的还会影响航运，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5、水环境质量下降，引发面源污染
由于水土流失，表层土壤以泥沙形式进入水体。流失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及残存的农药、肥料等物质，不仅增加了水体的浑浊度，同时引发水体的富营养化，造成面源污染。水土流失越严重，进人水体的污染物就越多，水质就越差，造成质量结构型缺水。
四、水土保持在水利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水土流失危害十分严重,影响水资源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的头号环境问题。遏制水土流失,实施水土保持,是当前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水土保持是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具体说来,水土保持在水利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水土保持可以维持或增加土壤的入渗量,一些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如梯田、水库等)还可以拦蓄径流,一方面在汛期可以削减洪峰,提高防洪能力,另一方面,在枯水季节可以补充径流,减少径流的年际变化。
二是水土保持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量,很多水土保持设施(如水平梯田、小山塘、排灌沟渠等)还可以拦泥拽沙,增加塘库蓄水,提高水利工程的效益,减少水库、湖泊、河道等的淤积,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
三是水土保持可以减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有效保护水利工程。
四是水土保持可以提高水环境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项伟.肖淑娟水土保持在水利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会议论文]-2008
[2] 黄远忠 浅析水土保持在水利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期刊论文]-中国科技博览2010(24)
[3] 卞艺杰.BIAN Yijie 水利可持续发展信息系统研究[期刊论文]-水利水运工程学报2001(2)
篇8
论文关键词：滇西北旅游区,国内旅游流,时空分布规律
旅游流是指旅游者从客源地出发，凭借交通工具实现空间位移，在旅游目的地完成吃、住、行、游、购、娱等活动后再返回到客源地而形成的人流，是客源地与目的地相互作用的结果。[1]广义上讲，旅游流是一个包容着旅游信息流、旅游客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综合体系。[2]在多数情况下，旅游流仍宜狭义的旅游客流。本文主要探讨省外游客在滇西北旅游区形成的旅游客流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
一、滇西北旅游区国内旅游流时间分布数据分析
旅游客流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旅游吸引物的聚集程度和旅游资源的丰度及开发程度。[3]在旅游景区（点）的承载力范围内，旅游流的停留时间越长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就越大。于2011年7月，分别在大理古城、三月街和蝴蝶泉；丽江古城、束河古镇；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噶丹松赞林寺和普达措国家生态公园八个景区对游客的停留时间进行了问卷调查。设计了“您安排在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停留时间约为”，此处，我们把不在该地过夜的游客归为一日游，在该地过夜的归为过夜游，过夜游包含一天半的游客。
表一省外游客在大理旅游的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天）
0.5
1
1.5
2
2.5
3
3.5
4
5
6
人数
11
58
30
74
8
19
2
5
4
27
比例
4.6%
24.4%
12.6%
31.1%
3.4%
8.0%
0.84%
2.1%
1.7%
11.34%
平均停留
篇9
关键词：中职学校;类型化发展;融入型中职教育;输出型中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5）10-0057-03
尽管国家要求高中阶段教育的中职学校和普通学校在规模上要大体相当，但是由于职业教育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类教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发展基础不同，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不同，中职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这里根据中职学校毕业生的流向、中职学校专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融合度等将中职学校划分为融入型和输出型两种类型。前者一般以经济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为主，后者通常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为多。
从全国范围来讲，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由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很容易形成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中职学校容易形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度较高的融合型职业教育。在西部、内陆以及偏远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才培养以输送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主，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主的中职学校一般容易形成输出型职业教育。
这两种类型在广东都比较典型的存在，这是因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有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珠三角，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粤东西北等山区地方，这种二元经济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中职学校教育类型。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分析这两种中职学校教育的特点及各自的发展策略。
一、融入型中职教育及其发展策略
（一）融入型中职教育分析
在珠三角，融入型中职教育比较常见。最典型的莫过于佛山市顺德地区的中职学校教育了，该地区的13所中职学校从生源、毕业生流向、专业开设、师资结构、行业企业支持等方面都表明，中职教育很好地融入到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了。高中阶段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数量基本相当，甚至职业教育学校发展的态势和在社会上的受欢迎程度似乎要好过单单以升学为主导的普通高中。以顺德区为例，该区共有10个镇，拥有13所中职学校，而且每一所的中职学校的在校生都在2000多人，生源质量好，社会对中职学校教育的认同度高。而且每所中职学校所办专业基本与所处镇区的支柱经济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镇政府对学校的支持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互惠关系。比如，以牛仔服生产加工为主的均安镇的中职学校，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开办了服装专业;以家具生产加工著名的乐从镇、龙江镇的中职学校开设了家居设计与制造专业，为当地的近4000家家具生产制造、销售类企业培养了大量实用型技术人才，中职学校的校长与行业企业接触较为密切，专业老师也能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服务，这些都促进了职业教育与当地社会经济各界之间的良性循环，中职学校的办学也相应的受到当地政府、工商联、企业事业单位的支持。
像佛山市顺德区的这种融入型的中职教育在珠三角地区较为普遍，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也是紧密结合所处沙溪镇支柱经济――休闲服装基地的特点，重点打造了服装专业，不仅为镇区提供了所需人才，也很好地促进了该校服装专业的发展。东莞市的中职学校经过体制改革，以专业为主，重新组建了当地的中职学校。新组建的中职学校的主要专业都与当地镇区的支柱产业有着直接的相关，一方面很好地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必将与所在镇区未来支柱经济的发展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社会、行业企业、家长和学生对中职学校教育的认同度高，家长和学生愿意选择附近的中职学校学习。佛山市在中考招生阶段的春秋两季招生的改革也得到社会支持，每年顺德、南海等佛山地区的中职学校的春季招生和秋季招生分别占到一半比例。春季招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使得教师们的工作量常年都比较平均，专业课教学实习实践能够小班化教学。春秋两季招生不仅减轻了中职学校专业课教育教学压力，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而且也极大地缓解了当地企业春季招工难的问题。春期毕业生由于竞争者少，专业自信心增强，就业质量比较高。
融入型中职教育由于地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中职学校也容易从社会和行业企业中引入“双师型”师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更容易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学生在当地行业企业就业，也是中职学校未来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合作的支持点之一，有利于当地中职教育与社会、行业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的教育与发展氛围。
中职学校类型化发展策略探析
（二）从充分融入到支持和引领发展的发展策略
1.坚持开拓进取，积极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之中
中职学校大多是从过去的中专学校或者高级职业中学发展而来的，这些学校，除少数行业主管的中专学校之外，大多数由教育部门主管，开设专业和课程与社会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型中职学校教育大多思想比较开放，积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更多开拓性，由于融入型中职教育更多是从实际出发的一种开拓性探索，具有地方特色。他们的专业开设和调整要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而且在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中，积极开设新专业，引进具有行业企业工作背景的师资力量等，
2.秉持开放精神，不断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
发达地区的中职教育由于起步较早，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他们也更多和国际、国内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有着较多的联系与交流。他们在多次的考察与学习之后，发现职业教育还是要结合学校所在区域的发展需要，职业教育不能走象牙塔路线，职业教育必须开门办学，职业教育必须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积极的满足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走出一条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二、输出型中职教育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一）输出型中职教育现状分析
输出型中职学校教育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比较常见。粤东西北地区职业教育处于劳动力培养和输出型的培养方式，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基础所限，当地劳动力市场能够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有限，中职教育属于输出型教育。粤西的茂名市为例，中职学校数量少于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规模都小于普通高中。2014年该市高中阶段学校共有114所，其中普通高中70 所，中职学校44所;普通高中在校生为22.1万人，中职全日制本市户籍在校生为8.5万人。学校数量上的普职比为61∶39，在校生数量的普职比为72∶28。落后地区的家长和学生都愿意选择都发达地区就读，2014年茂名市有5.9万学生到珠三角中职学校就读。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少，加之我国城镇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子女都向往着城市生活，进城读书或者到城市工作是他们的当然选择，因此，农村地区的很多中职学校都属于输出型职业教育。
以地处粤北的连州市为例，该市有两所中职学校，一所是连州卫生学校，一所是连州职业技术学校，两所学校办学呈现的是“水火两重天”的景象。连州卫生学校有在校生5000多人，招生、就业两头旺，社会认同度高，每年都吸引了大量邻近县区的学生前来就读;学校教师满负荷工作，教学和实习指导任务繁重;校舍使用率高，教学、实习实训场地紧张。毕业生主要输送到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实习、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实现了落后地区人才专业化输送的目标，由于专业定位准确，培养职业目标明确，毕业生的就业需求量大，也很好地满足了山区家长送孩子进城就业的家庭愿望，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较高，口碑好，进而形成了办学的良性循环，学校办的红红火火。而与之处于同一县市的连州职业技术学校显得举步维艰，招生困难，家长和学生认同度低，全日制在校生不足300人，最大的专业是学前教育专业，有120多人。学校需要依靠学校合并的教师进修学校和电视大学两个成人教育的牌子开展的成人培训来维持。在实行了中职学校免学费政策之后，家长和学生都愿意选择都办学条件更好、师资力量强、就业前景更好的珠三角地区的中职学校就读，加之计划生育政策多年实施带来的适龄人口减少，使得特色不明显的中职学校招生困难，发展困难，生产困难。
（二）从维持发展到培育特色的发展策略
1.建设好社会认同度高的专业，维持学校发展态势
从专业设置上，建议开设专业要选择传统职业认同度高的专业，例如幼儿教师、护士等职业的专业教育。从连州两所中职学校的办学现象分析，中职教育中专业设置要具有明确的职业性，卫生学校以培养护士等医学护理方面的实用性人才为主，职业学校中最大的学前教育专业是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的专业，这些职业定位比较准确的专业在落后山区比较受到社会认同，也容易就业。而那些计算机专业、平面设计专业、数控加工技术专业等家长了解不多、职业定位不清晰的专业容易给家长和学生造成一种忽悠人的感觉，进而导致学生专业选择中的排斥现象。
2.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培育特色专业
当下以输出为主的中职学校也要注意培养
自己的特色专业，尤其是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专业，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通过为当地企业行业、事业、政府部门提供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获得当地社会的逐渐认同。建议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开设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比较典型的是梅州丰顺县中职学校，2014年该校有全日制在校生不足800人，由于该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并入，结合师资实际和社会需要，开设的学前教育专业也是该校最大的专业，为该校的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与此同时，由于该县有关政府部门关注职业教育，开展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调查研究，结合该县电声产业（喇叭制造）发展的实际需要，决定开设电声专业，最初是从该校原有的电子信息专业中培育发展了电声专业，逐渐带起成熟后独立设置新的电声专业，由于有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和行业企业的参与支持，该专业从一诞生起，就具有与行业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奠定了其为当地支柱经济培育所需实用性专业人才的目的。
3.与政府和事业单位合作，加大社会培训力度
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对当地社会人员的职业培训。内部省份以及边远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当地的中职学校可以更多地和政府以及当地的事业单位加大合作力度，只有有人口聚居的地区，就会产生社会服务的需要。中职学校可以为当地政府公务人员、农业转移人口、乡镇社区服务与医疗服务等人员提供在职培训服务，一方面提高职业学校在当地影响力，同时也为未来的区域合作打下基础。
总之，两种不同类型的中职学校教育的产生有其必然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教育工作者必须从不同中职学校所处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发展策略，度过教育发展的困难期，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持。
篇10
论文提要：人力资源配置是为了达到更充分地利用人的体力、智力、知识力、创造力和技能，促使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实现更完美的结合，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人力资源配置是联系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桥梁，要使已开发出的人力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首先就要做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配置”一词，在《辞海》中解释为:①配备、安排;②军队指挥员根据作战任务、敌情和地形，将兵力、兵器布置在适应的位置。就人力资源而言，笔者认为“配置”一词兼有“安排”、“布置”和“结合”之意，当然这种安排、布置和结合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是按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并辅之以宏观调控来进行的。这样，对“人力资源配置”一词，我们可理解为，市场或调控者按价值规律、市场供求关系情况或主客观判断等将人力资源调配到对其有需求的地方，如地区、部门(产业)和企业等，以实现其与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结合，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创造新价值的过程。
一、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目的
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运用“人力”。人力资源配置就是要合理而充分地利用好包括体力、智力、知识力、创造力和技能等方面的能力，通过一定的途径，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与物质资源有效结合，以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如何使人力资源的配置达到优化，从而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学的问题。
人力资源的资源性，是就人体本身所蕴含的各种可开发利用的能力及潜能而言。人的潜能是以人身为直接承载体的，而人的自主意识又对人的潜能的发挥起着直接控制作用。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目的就是要促使人的自主意识能自觉地控制和调动其自身潜能作用的发挥，为社会经济发展所用，变成一种社会生产力。人力资源虽然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但如果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果不能使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则人力资源便是潜在的劳动生产力。如果通过合理的配置，使人力资源与生产资料有效地结合，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则此时的人力资源就变成了现实的劳动生产力，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
二、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意义
人力资源配置是为了达到更充分地利用人的体力、智力、知识力、创造力和技能，促使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实现更完美的结合，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是社会保持活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他不但可使社会组织内的人力资源结构趋向合理。而且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每个人的才智和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调整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任何组织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往往会对组织的正常运作产生重大影响。任何组织内部融洽的人际关系是使员工保持饱满工作热情，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客观上，由于组织内部的员工，在性格、工作方式、工作思路以及利益问题上往往因存在各种差异而容易产生不同意见。在人际关系方面，员工上下之间、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意见也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通过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思想交流等方式加以解决，但有时却是无法解决的。对于那些思想交流解决不了的矛盾，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人员调解。
一般说来，在一个组织内部，员工们的才能、风格、知识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把能够互补的员工合理地调整在一起，不仅可以更好地形成有利的群体优势，提高工作效益，而且还有利于发展成为融洽的人际关系。因此，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对于调整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处理和解决有关矛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形成组织内部的竞争机制及其对外的竞争力。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不仅能增强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且还能带动和产生一系列有利于人力资源发展的机制。例如，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基础。对于人力资源，无论是行政配置，或是市场配置，都存在着对人的选择问题，而且这种选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组织内部的人员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这就促使组织必须对自己的员工进行不断选择和调整。这种新老交替、优胜劣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过程。社会、经济、科技等外部环境因素在发展，人类自身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人力资源配置也需要不断变化，由此必然带来就业和岗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正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它将使组织显得更加朝气蓬勃，使人力资源的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将加快。一个组织拥有某项技术，其他组织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并掌握该项技术。因此，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单是技术上的竞争，而是如何使用技术上的竞争。正因为如此，企业将十分强调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并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营造自己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的主要途径，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和难以模仿性，使得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三)产生双向激励作用。人力资源配置必然要涉及到人员的工作岗位变动、薪金的增减、工作性质或行业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都可能转变成为一种内在的激励因素，即上行激励和下行激励。
1、上行激励。追求美好是人类的共同天性，这是促使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的内在动力和基础。一般人都具有追求个人成长进步、干一番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要求。对于组织来说，如果不断地把优秀人员适时地配置到更富有挑战性，能够承担更多责任，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劳动回报的岗位上，必定会产生一种榜样的力量，从而对优秀人才本身，以及对统一组织内的周围员工都产生强有力的、持久的激励作用。
2、下行激励。人力资源存在着层次、类别、素质高低等差异，人力资源配置必须不断进行择优汰劣。在这过程中，组织内部将对员工随时调整，辞退技能过低或表现不好的人员，这无疑会对周围人的工作、学习造成一定的强制性压力，从而激励有关人员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更注意遵守规章制度，更积极地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避免被组织淘汰。
三、人力资源配置的社会经济因素
人力资源是一种社会性资源。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口、人力资源、劳动力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前提。从社会经济活动运动的角度来看，人类劳动是群体性劳动，不同的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劳动集体之中，从而构成了人力资源社会活动的微观基础。在宏观上，人力资源的形成、配置、使用要处于社会经济的分工体系之中。因此，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过程。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活动意义在于其能够通过一定的劳动而创造出社会财富。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既是人力资源的利用过程，也是提高人力和物力结合的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劳动者的影响。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因此，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社会上各种职业的收入、社会地位、工作舒适程度差异就大。人们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往往难以达到自己认为满意的目标，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人力资源的难度。当社会经济进入充分发展阶段，各种职业的收入、社会地位、工作舒适程度差距就逐渐缩小，人们在职业选择时比较容易达到个人满意的目标，人力资源配置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
(二)社会经济因素对用人单位的影响。对用人单位而言，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人力资源的层次参差不齐，素质结构也不尽合理。因此，在选择员工时，难以选到理想的人员，相应地使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难度加大。当社会经济进入到充分发展阶段，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使人力资源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素质结构也越来越趋向合理，用人单位在选择员工时容易选到理想的人员，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张述国.并购企业人力资源整合管理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