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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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
凉山州民族地区地貌复杂多变,盆地、平原、丘陵、高原等地貌交错,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相差5653米,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70%以上区域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些地区海拔悬殊,气候垂直变化大,降水量少,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分散,经济总量小,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垦。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差异大,直接影响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除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的五县一市经济较好外,其余少数民族为主的11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究其原因,安宁河流域地处凉山州的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和108公路国道,其他县以公路为主,甚至个别乡村还存在公路未通的落后情况。落后的交通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该区域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都难以进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据统计,2009年国庆期间,凉山州有超过90%的旅行社因买不到团队返程票而停业,可见对经济的制约明显。
(二)经济开发粗放,环境污染破坏严重
凉山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以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以及粗放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导致出现过度垦殖,水土流失加剧而导致土地更加贫瘠的情况。此外,凉山州的矿山开采集约化程度差,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开采技术落后,导致采选回收率低,采矿成本高以及综合利用率不高等情况;私挖滥采,采富弃贫,破坏浪费矿产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矿产企业粗放地开采矿产资源,不妥善处理选矿尾渣、采矿废石和采空区,对矿山及周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引起水土流失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有些企业还不做处理直接把选矿水排入河道中,造成水体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即使第三产业旅游业发展也以观光为主,片面追求旅游业的观光人群数量等指标,这对于生态脆弱的多民族聚居区来说影响相当严重。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2012年,凉山州民族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位列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位。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8.8亿元,同比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87.9亿元,同比增长18.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16.0亿元,同比增长11.3%。凉山州三大产业结构比为19.5:52.4:28.1,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显著,根据西蒙•库兹涅茨三大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判断,凉山州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凉山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2014年较发达的安宁河流域六县一市生产总值占到凉山州的72.7%,而彝区和藏区11个县生产总值仅占全州的27.3%。在民族地区劳动力仍然高度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吸纳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凉州民族旅游发展又存在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民族文化“同化”现象,同时缺乏科学、系统的促销方案,省外的知名度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也就不能吸纳更多就业者。(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凉山少数民族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彝族的贫困。2012年凉山州总人口497.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9.28万人(彝族人口252.13万人),占总人口的54.15%(50.71%),全州彝族人口的一半多,130万彝族人口都居住在凉山州的12个贫困县。此外,由于彝族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大多数彝族又居住在山间和高寒山区,因此彝族聚居的农村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一直未得到有效转移,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于第一产业。民族地区劳动者普遍存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总体素质教育水平偏低,难于直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2.7%,而凉山州还不到20%,特别是在母语“彝语”为主的彝族聚集地更为明显。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
二、积极推动四川凉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当地发展
1.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凉山州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域复杂、人口稀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大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等投入,解决民族地区电力、通讯、交通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其中,旅游交通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方便、快捷、低廉的旅游交通直接影响旅游地的可进入性,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凉山州地区位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游客进入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较高。因此,应该大力加强旅游交通建设,重点发展大众性航空、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对西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凉山州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以及破坏者赔偿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等举措,从国家、地区、产业三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合理补偿,这是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3.增加教育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由中央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实际上很多民族贫困地区中央财政投入所占比例低,而地方财政又比较困难,导致义务教育难以实施。应该增加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减轻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和农民的经济负担,改善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水平。
(二)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低碳产业
1.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工业
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相结合,是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的选择,因此,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特色工业,以其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资源禀赋为依托,对区域内部各经济要素与生态环境间相互整合、协调发展。从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出发,开发特色产品和产业,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一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根据各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发展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地热能等,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应该向精深加工转型,走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加快成都-凉山工业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布局的建设,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包括水电、有色金属、稀土等,建立相关产业集群,构筑现代工业发展体系,以工业振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2.发展生态特色品牌旅游
要保护凉山州当地民族原生态环境旅游开发,就应该尊重凉山州当地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重点进行民俗文化结合生态深度旅游的方式开发,并进行多项资源整合和综合深度全方位开发,以单项旅游开发为主导,兼涉其他的综合项目开发,多层次的、多角度地充分发掘出吃、住、行、游、娱、购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民俗风貌,在部分较为深入民族生态居住区域可以采用小众旅游的开发模式。例如探险、远足等旅游模式,开发规模、服务方式和营销策略都针对部分特殊的市场或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从而对凉山州民族地区民俗进行整体性开发。
3.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篇2
1.沟域及沟域经济的基本特征。
1.1沟域是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依据沟域长度、沟域宽度、沟域面积、沟域形状、沟域高差、沟域方向等指标可以量化沟域的发育形态。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沟域的生态承载力、旅游的承载力等经济空间开发限制指标亦具有可量化性。此外,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经济主体,通过沟域的GDP、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衡量整个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从而制定优化、协调的发展规划更加可行。
1.2沟域内人类经济活动强度和范围受自然条件制约。山区沟域内路网河道的分布、沟域地形、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了人类行为活动。同一条沟域内,上游地区海拔较高,气温差异大,农业产业开发较困难;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但洪涝灾害频发;中游地区气候、土壤、水环境等条件最优越,并且具有向沟域其他区域或其他沟域的辐射能力。因此,沟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沟谷和沟边,分布在以主路轴的平坦条带状区域上,并以此为基础向两侧坡面扩展且受地形限制而强度逐渐减弱。基于沟域这一特性,沟域经济的开发应因地制宜。
1.3沟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基于沟域内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洁净空气、优质的水资源、交通道路等具有跨行政区域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购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于公共物品,市场“无形的手”的资源配置是无效或者低效的,需要政府发挥“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对沟域内共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1.4沟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所谓沟域经济的正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生态治理和碳汇经济发展,改善了区域生态和保护城市环境,享受优质环境的人们无须为此支付费用;所谓沟域经济的负外部性是指沟域资源(矿藏、景观)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水体污染等,影响到下游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增加了社会边际成本。由于沟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沟域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治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克服负外部性,发挥正外部性,实现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协调的发展。
2.沟域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
2.1文化创意先导模式。通过创新思维改变人们现有的消费理念、方式和途径,依托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2特色产业主导模式。利用已有的特色支柱产业资源,注入科技、绿色、健康内涵,配套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发展特色产业。
2.3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以国家认定的景区为龙头,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建设,提升休闲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培育层次,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形成辐射面较大的经济区域。
2.4自然风光旅游模式。依托现有自然景区,重点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并带动特色林果业、农业观光园区和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2.5民俗文化展示模式。依托传统民居、宗教寺庙、革命遗址等人文景观,重点发展民俗旅游、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并带动特色林果业、休闲农业和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
二、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区位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西南边缘,当地居民依山沟而居,山沟顶部地带多为高寒草地,不适宜农耕,仅作放牧用;山沟中部地带,有高山草场和部分耕地,形成小规模的半农半牧区。地区沟域经济伴随时间的流逝有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严重的制约性:首先,地区沟域格局推动传统经济发展。地区山沟相对较封闭,每条山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居民据地力而耕种,逐水草而放牧,资源禀赋决定生产布局,土地承载力决定生产规模。生产的进行主要依靠山沟内纵向的劳动力交流和物物交换得以实现,因此,在生产环节上,当地生产者尊崇自然法则安排生产,做到生产与自然的均衡。在消费环节上,消费偏好受资源和环境约束,消费水平受资源的承载力约束并与其基本保持均衡。其次,高山深沟阻断了人、物和信息的横向交流。尽管地区山沟的封闭正在被快速打破,道路与通讯的建设将条条山沟与产业发达、信息集中的中心城镇横向相连,但沟域中居民依然缺乏走出山沟去参与外面经济活动的能力。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沟域中居民丧失了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抗争愿望,因此,当地居民形成了“靠天而生”的生活理念。最后,沟域农牧业效率低下。沟域中耕地草地分布区海拔高、气候条件差、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导致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等较好的草地放牧利用过度,生态功能劣变,而偏远山区草地利用不充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牲畜存栏时间和消耗的饲草多,饲草、料转化率低,产出少,经济收益低。
三、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坚持生态先行,发展绿色产业。例如北京市怀柔区雁栖“不夜谷”,2008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旅游收入1136亿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
2.实行“以点成线,以线带面”的产业发展布局。例如北京市昌平区以兴寿镇麦辛路为主线,形成带动5个乡镇发展草莓产业的区域,目前种植面积已达4500亩,农民纯收入较以前有较大程度提升。
3.倡导“统一规划、政府扶持、集体搭台、农民主体、社会参与、聚集人气”的建设模式。例如,斋堂川古村落建设、汤河司马台紫草香堤均有社会资金注入,雁栖“不夜谷”沿线108家休闲度假场所建设的90%源于社会投资。
4.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倡导创意农业。例如,延庆县柳沟村,迎合市民追求安全、养生的需求,在传统的豆腐加工技术的基础上,创意出远近闻名的豆腐火盆锅盛宴。
四、地区沟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地区山地气候的垂直地带差异,形成了“山顶至山麓畜牧业——山腰半农半牧混合农业——河谷种植业”的复合系统。地区沟域经济发展应尊重当地自然禀赋,结合当地现实状况进行。具体的发展路径如下:
1.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青藏高原长期“靠天吃饭”的单一的、无计划的、低水平的放牧式养蓄,已引发草原退化、生态恶化等问题频发。因此,在谋求发展时关注生态环境是未来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种植牧草,缓解草畜矛盾,保护天然草场,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实行产业间互融互助发展模式。沟域经济中种植业、畜牧业、果蔬业作为主导产业,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间的互融互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地区应加强种植业与畜牧业、畜牧业与果蔬业的结合。
3.夯实政府扶持,营造良好的沟域发展环境。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匮乏,资金投入有限。因此,地区应加大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篇3
关键词: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
甘肃省庆阳市位于“北控河套,南屏关中”的黄土高原第一塬——董志塬中部。改革开放以来,庆阳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原有起点、发展条件、国家政策倾斜等因素制约。庆阳与西部一些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不小。权衡经济发展带来的正负效应,庆阳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一)资源丰富,前景广阔
第一,气候资源优势。主要有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辐射年总量是5280-5710兆焦/平方米:有效风能年总时数在2000-5000小时之间。
第二,动植物资源优势。市内兽类动物中以早胜牛、庆阳驴、环县滩羊最为有名,以梅花鹿最为珍贵,以兔类、羊类分布区域最广,数量最多。飞禽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9种、长居鸟类有50余种、夏候鸟40余种,建国后还引进了荷兰牛、新疆马、辽宁羊、江南鱼等良种动物。全市的植物有700种,其中粮食作物148种、经济作物75种、木本植物350多种、草本植物170多种、菌藻类6种。
第三,能源优势。庆阳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折合这些能源相当于1230亿吨油,这个储量仅次于“中国第一资源大市”——陕西榆林。现已探明,庆阳油气资源总量达40亿吨。煤炭储量2360亿吨,占甘肃省预测总量的97%。境内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下含油气120千克、含煤8吨,可以说具备建设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地基础条件和优势,
第四,特色资源优势。丰富的红色文化、深厚的黄土文化资源既是特色,又是优势。以南梁为核心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正在进行,以“香包、剪纸、刺绣、道情”为代表的黄土民俗文化产业已经创汇,并长足发展。
(二)以西峰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西峰区位于董志原腹地,全市商贸流通、文化、交通中心。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落实,为西峰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建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为西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西峰区的快速变化带动了全市的发展,促进了庆阳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全区城市建设工作一系列重点举措的辐射作用北达庆城、南至宁县、西毗镇原、东望合水。
随着西峰区的不断繁荣。以其为中心的引力作用与日俱增,对全市的人才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与优化,使其成为甘肃“两翼齐飞”规划的东部核心。在此进程中,庆阳市普遍出现了以新城区和小城镇重心外移为特征的城市规模扩张趋势,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投入呈现出向西峰区集中的态势,使具有一定科技经济基础力量和招商引资地缘优势的庆阳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甘肃省庆阳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民间民俗文化底蕴深厚,以香包为代表的民间刺绣、皮影和剪纸等民俗艺术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庆阳是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是中央电视台等12家权威媒体评选命名的“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文化产业——“香包、刺绣、剪纸、道情”既是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又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把民俗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其特有的新姿态辐射到周边地区,可以预见,它将成为庆阳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
全市旅游业发展迅速。目前,北石窟寺、小崆峒山、陇东民俗博物馆、南梁红色旅游区、周祖陵、窑洞民居等景点初具游览规模,游客直线上升。它们不仅占有西部区域性市场,而且其文化价值在多元化的新市场份额也不轻。
二、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
庆阳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带,远离海洋、靠近沙漠。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繁,奇异现象突出。从民国到20世纪末,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31次。其中旱灾43次、洪灾48次、冰雹46次、霜冻41次、风沙20次、病虫害19次、鼠害4次、地震10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庆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害,也导致了生态环境脆弱、生物资源再生能力差,这些已成为制约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硬约束”。
(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庆阳虽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本市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庆阳综合实力的“瓶颈”。经济核心区带动作用不够,边缘区发展缓慢。西峰区、各县城、示范镇、国道省道沿线一带发展很快,而广大农村依然落后。促进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应放在实现城乡平衡,促进全面发展上。科技竞争力强、市场广阔、区位优越的西峰区示范效应要继续增强,形成强有力的辐射中心。区中心带动县城、县城与示范镇带动乡和村,逐级带动、临近示范、区县乡村协调发展,形成点、带状产业带,使这种差距逐渐缩小。
(三)人口众多,整体素质不高
庆阳市人口现在约252万,少数民族19个,再加上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教育机会不平等,盲率高,与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特别是广大贫困山区,居民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许多单位、企业由于对人才问题重视不够,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因此,更谈不上吸引外部高素质的人才。
(四)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基础薄弱
自从国家批准建设能源化工基地以来,庆阳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化工企业有所发展。大规模的开发资源占用了大量农地、资本和劳动力,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比重直线下降,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制约了农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农业基础的薄弱,使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出现了“资源富、财政富、农业弱”的局面。
三、可持续发展集体措施
(一)坚持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道路
在资源利用上,按照“既利用又保护”的策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技术路线,延长产业链条,走循环经济的绿色发展通道。同时,切实加强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后续和相关产业。提升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承载能力,把目光盯在世界500强,全国100强企业上,引进大型央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进行开发,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占领竞争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围绕“率先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主题,建设西峰、正宁、长庆桥、延环江4个工业集中区,发展石油化工、煤气、煤化工、精细化工、建材五大产业,实现“工业强市、产业富民”。
(二)开发特色文化产业的内在潜力。
庆阳是革命老区,又是农耕文化发祥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崛起,一方面,要把红色旅游产业开发作为主线,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开发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现与延安红色旅游圈的全面对接,努力把庆阳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胜地:另一方面,要把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提升庆阳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全民创业,大力发展香包、刺绣、剪纸、道情的民俗文化创意产业,创出一条具有庆阳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庆阳发展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三)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事业发展
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向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优势产业的大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立支持自主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能力建设。针对雄厚的农业经济基础,继续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增强农业竞争力。充分发挥全市特色果品、优质瓜果、品牌牲畜等农业优势,打造绿色无公害农业品牌。大力开展高科技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设施化应用。针对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和能源化工产业的迅速崛起,积极鼓励能源化工企业开展能源开采、煤电、煤化工、石油、天然气化工、安全生产、减排节能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
(四)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地企合作,实施油区饮水解困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和百万亩“碳汇林”基地建设,逐步修复改善老区生态环境,创造油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发展模式。
生态方面,重点抓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积极实施董志塬综合治理项目。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目标,实现庆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虽然庆阳采矿业(正南煤田、西峰油田能源储量巨大)、农业、服务业(香包、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前景看好,但应辩证地看待甘肃庆阳经济快速发展问题,切莫放松环境保护、过度开采能源。爱护生态环境,参与环境教育,让“生态、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全新态度,全面实现庆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玉君,地理科学导论[M],科学出版社,2009
篇4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指出韩国税收在社会公平分配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对完善我国相关税制具有借鉴意义。
一般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商品课税属于间接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很好地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原则。下文考察韩国宏观税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
所得税能够很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同地区的人民收入发生变化,购买力就会发生变化,也就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收入效应来说明税收的这种作用。这里的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进行划分,即凡是税负能够转嫁的税种,归属于间接税,凡是税负不能转嫁的税种,归属于直接税。
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韩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分析
首先是韩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的直接税所占比例大于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趋势。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具有良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韩国企业所得税情况。图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看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图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分析韩国的增值税情况。图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增值税的纳税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除了首尔厅的收入相对明显外,其他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为韩国的增值税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增值税是间接税,调节收入的作用不明显。
图5表明了2004年韩国分道(省)和广域市(直辖市)的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也是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韩国的地方税主要是由财产税制组成的,属于直接税,也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如图6所示。
(二)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分析
表1表明了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把韩国的企业按照收入分类,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
从图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业群缴纳的税收明显高于收入低的企业群。
本文依照收入规模进行分类,以100亿韩元为标准,分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结果发现,1000亿以上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79%,1000亿以下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21%。高收入的企业群多纳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1000亿以上法人纳税人数却只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1%,而1000亿以下法人纳税人数却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99%,少数富裕的企业群缴纳了大部分的税收,说明韩国的企业所得税起到了很好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进而也能起到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优化税收制度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增值税方面,目前我国所实行的是不分地区经济差异、统一税率的生产型“增值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税负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中型企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严重制约了西部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以农产品初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的西部地区,增值税税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西部地区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如果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西部地区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抵扣,也符合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朝霞.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优化及策略[J].经济师,2007(10)
2.王盛尹.我国的税收负担:现状与完善[J].科技经济市场,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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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中国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动力,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为 中国经济 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增长,其驱动力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2.生产率的提高和 人力 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内生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 管理 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非公有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5%,大大超过国有经济,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望达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国公司 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因素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吸引力,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 政治 体制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普遍被称为是正在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构成了对东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为东亚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奠定了基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继续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创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2002年中国启动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倡议以来,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就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的行动促使日本、韩国也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随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与东盟发表了旨在加强经济、 政治 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迅速,显然也是自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了不落后与中国与日本的步伐,韩国也加快了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可见,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合作机制中的3个“10+1”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10+3”的合作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东亚合作呈显出一片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伴随着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东亚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仅香港、日本、 台湾 、8新加坡和韩国5个东亚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达到67%。2005年,东亚10个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的58.6%。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要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乃至世界经济强国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而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是为了营造中国经济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参加到东亚崛起的进程中来,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2][3]陆建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亚非纵横[J].2007年第1期
[4]马修·萨恩 弗雷德·盖尔:中国:快速增长研究,ers.us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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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台州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也显而易见,它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艺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使我国的产业向纵深层次发展,而且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同国内消费和投资一起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贸易优势经济论文,其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深刻的烙下了对外贸易的烙印,对外贸易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其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研究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认清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发展重心的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
关于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其中刘方等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对外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张灿亭、江凌基于江苏省1885-2004年的相关数据证实了,从长期来看,对外贸易尤其进出口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即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性;梁碧波等人对通过对广东省1987-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对外贸易对广东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外,李伟等对浙江省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论文开题报告。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体现为对外贸易带来区域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聚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理论的层面上来看经济论文,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为了深刻的分析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本文以浙江沿海地区台州1994年—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数据为依据,通过一定的统计分析揭示对外贸易对台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台州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94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70亿美元(表1),远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而且进出口与GDP的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另外,从反映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关系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来分析,对外贸易在台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这一情况在台州外贸依存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表2)。
台州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说明了台州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的贡献和份额不断提升,同时也说明台州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历史来看,外贸依存度提高的过程也往往是一国或地区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的过程经济论文,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则其外贸依存度也将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为了佐证这种相关关系,以及探讨对外贸易指标对区域经济或者GDP的增长有着怎样一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方法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与相关性检验,来论证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否与对外贸易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表1 台州市1994—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994
270.08
2.4496
2.0314
0.4182
1995
380.04
3.2591
2.7778
0.4813
1996
445.79
4.0111
3.2857
0.7254
1997
466.97
4.6636
3.5757
1.0879
1998
505.42
4.7337
3.7969
0.9368
1999
550.62
6.5932
4.9001
1.6931
2000
613.31
11.4436
8.6877
2.7559
2001
680.8
15.4277
11.7860
3.6417
2002
782.85
21.9125
18.0240
3.8885
2003
908.87
32.8806
26.5072
6.3734
2004
1076.48
47.8862
37.9895
9.8967
2005
1251.77
63.5301
51.9553
11.5748
2006
1463.31
84.3174
70.3475
13.9699
2007
1721.84
110.9292
93.6472
17.2820
2008
1965.27
138.1114
117.6443
20.4671
2009
2025.47
120.3152
100.6683
19.6469
2010
2415.12
170.0189
篇7
论文摘 要:本文从特色经济的概念、理论基础和特征出发.在分析了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性基础上.探讨了特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特色产业选择与应注意的问题.对西部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有一定的 指导 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东西部地区差异日益加大.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国家在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是在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情况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得到最大效益.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据此.西部地区应该依据本区域的特点.发展特色经济.以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一、特色经济的概念、理论基础和特征
有人认为特色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有人认为特色经济是效率经济;也有人认为特色经济就是 市场 经济。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总体而言.特色经济主要是指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区域优势资源为依托.依靠科学技术和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具有规模化、异质化的特色产业群.能将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连接起来.从而带动本行业、本地区的发展.同时兼顾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最终能够成为本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特色经济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最早的优势理论是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要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如果按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各国的资源就能得到正确的分配和有效的利用。继斯密之后.李嘉图根据绝对优势理论:于1817年提出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只要 成本 比率在各国存在差异.各国就能够生产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通过贸易增进利益。其后.赫克歇尔和俄林又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简称H-O理论。该理论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认为各国国内商品价格比例或比较成本的不同.是由于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和生产各种商品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重不同。
依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区域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获得比较利益.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特色经济是比较而言的.特色经济也是可以转化的。今天视为特色的.明天就不一定有特色;这方面有特色.其他方面就不一定有特色;这一层次上或范围内有特色.在另一层次上或范围中就不一定有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讲.特色经济又是不断开拓进取、创新的经济。特色经济具有开放性、优势性、规模性、连带性和动态性等基本特征。它是扬优成势的经济.也是追求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高水平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才能把优势凝聚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贫困 人口 多.生态 环境 脆弱。虽然资源丰富.但在很大程度上尚不能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现实的生产力。西部地区应冲破原区际分工中的角色,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按照梯度理论的理念,发展自有特色,创造自有技术。特色经济无疑是西部地区的必然选择。
西部地区虽属落后地区,但同样要面临国际化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西部地区同样面临着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各种新技术并不因其已在生产中获得应用而放慢速度,而是在生产和开发两个方面迅速推进,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西部地区要适应国际化的这种竞争,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适用技术,开发特色产品,以“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特”的特色经济为方式。
三、特色 经济 发展中必须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特色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精。所以区域选择某一产业作为特色经济的主导特色产业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本地区的特色资源为基础
以本地区的特色资源为依托,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内在要求。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资金、人才、技术缺乏,盲目追风,发展高技术产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应紧抓资源优势型产业,通过逐步加深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加相关产品的附加值来逐步增加区域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加快区域经济腾飞。区域的资源禀赋情况是发展特色经济的基础。
(二)以 市场 为导向
特色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市场的作用就不会是特色经济,而且没有市场前景的产业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因而,选择主导特色产业时,一定要关注它是否具有市场前景,是否能快速占领市场,是否能快速将产品转化为利润。
(三)注重产业关联度
西部地区在发展特色经济时应大力培植关联度大的特色产业,并将其作为本区域的主导特色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其链条一般很长,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较大,因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同时由于环节较多,还可以达到产业持续发展目的。反之则会使经济发展空间受限,导致经济发展不能持久。所以特色经济中主导特色产业是否具有较大的关联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注重产业的潜在发展规模
选择主导特色产业时,应首先预测其潜在发展规模。只有可以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产业才能不断获得规模效益,有可能不断发展适用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品牌,有较大的带动效益,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应结合市场的需求情况,预测产业的发展规模,着力培植具有较大规模趋势的产业。
(五)注重 环境 保护
(六)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地区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不断增强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又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方面。西部地区若想使本地区真正形成特色经济,就要在利用资源特色优势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不断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还要注重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使特色经济永葆活力。
(七)重视发展产业的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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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 区位商 发展模式
“集群”这一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的。他强调,产业集群具有特定的“产业内涵”,集群内企业呈现出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社会化协作等基本特征。产业集群正是指在有限地域的特定产业或产品生产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包括供应商、生产商、顾客、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知识生产机构等),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协调的空间集聚体。它是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是当今世界工业化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发展趋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已经成为考察某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确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并制定相应政策可以提供积极的帮助。
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如何实现陕西省的跨越式发展,带动陕西省的经济腾飞,成为陕西省经济谋求大发展的当务之急。2002年3月和7月,国家科技部先后批准在陕西关中地区建设国家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关中星火产业带,这为陕西实施“一线两带”战略,建设西部经济发展“火车头”带来了一个良好机遇。陕西省尤其是陕西中部的关中地区,这一地区科教实力雄厚,有大专院校50多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100多个,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70多万。这里城镇连绵,产业密集,聚集了全省60%的人口、80%的科技实力、73%的国内生产总值,经过几年的发展,区内已建成4个国家级开发区和示范区、3个省级开发区、20多个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都超过30%。
陕西省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强省,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8186.6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89.63亿元,增长4.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6%;第二产业增加值4312.11亿元,增长14.7%,占52.7%;第三产业增加值3084.91亿元,增长14.1%,占37.7%。人均生产总值21732元,比上年增长13.3%。随着陕西省经济的发展,陕西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规模。
产业集群的模式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产业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作为影响区域经济的一种产业组织模式,产业集群对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6 年,美国学者马库森对产业集群做了四种类型的划分:一是马歇尔式产业集群,即意大利式集群。马歇尔式产业集群是指那些由大量、无核心、专业化的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二是轮轴式产业集群,是一种类似轮轴的集群,由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围绕一个或多个核心企业而形成的产业区;三是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与轮轴式产业集群的主要区别是核资形成;四是政府依赖型产业集群,即政府部门对某个地区提供投资和科研支持,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又主要向政府供货(郑春华,2008)。
陕西产业集群状况
现有测定某个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是指集群产业的集中指数(index of concentration),即计算产业集群聚度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运用区位商系数LQ(Location Quotient)判别产业集群存在的可能行,一是基于空间基尼系数G(spatial Gini coefficient)计算产业集群聚度。两者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LQ=(Eij / Ei)/(Ekj / Ek)
G=∑i(si-mi)2
其中:Eij指地区产业j的就业,Ei指i地区总就业,Ekj指国家k产业j的总就业,Ek指国家k的总就业,LQ指区位商系数;Si是i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mi是i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指空间基尼系数(王丽霞,2006)。
通过运用区域经济学中区位商系数对陕西省制造业中38个行业集聚度进行测量。包括工业总产值区位商系数、工业增加值区位商系数、就业人数区位商系数、主营业务区位商系数、固定资产投资区位商系数,如表1所示。
通过上面区位商系数,可以得出陕西省目前形成了四大产业集群:医药制造业、能源矿产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制造业。
陕西产业集群的适宜发展模式
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资源、市场、区位、国家法律政策、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适宜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会促进该地区经济较快发展。
(一)轮轴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轮轴式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是整个产业集群的中心,其他企业处在他们的;核心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联系,核心企业常常控制着资金、技术和商业服务等,往往关心企业的发展。
在陕西装备工业、现代加工制造业是陕西地区的传统支柱产业,陕西地区不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区属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经济成份,这种基本属于国有垄断的产业组织结构,使资源配置流动不畅,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采取更靠近层级组织一端的依托企业集团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够既克服内部组织效率低下,同时又能保持较紧密的组织形式。
而且轮轴式集群模式是汽车产业集群的基本组织形态。在汽车工业中,依托现有大中型企业,如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围绕核心企业的技术及装备优势,采取轮轴式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从零部件生产到整车组装的产业链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采用分层转包和多层次转包体制引领整车与零部件转包协作的配套企业集聚,形成金字塔式的稳定权力结构是国内外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组织模式。大型汽车集团拥有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功能群体, 如汽车产品制造公司、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汽车产品销售公司等,对产业集群核心产品生产、制造、销售功能群体的发展战略、规划、投资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汽车产业集群培育、推动和发展的主要力量。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产品覆盖重型军用越野车、重型卡车、大客车(底盘)、中型卡车及农用车等,具有国内领先的专有技术和独特优势,形成了集整车销售、配件供应、技术服务、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销售服务体系,因此汽车工业应以西安城郊和宝鸡蔡家坡为基地,重点发展重型车、豪华大客车、微型车、家用车、大客车底盘、变速器、车桥等生产,尽快形成规模集聚优势,建设成国家西部重要的重型、微型车、家用车和零部件生产基地。同时,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扩大高档医疗车和运钞车等专业汽车生产规模。
现代加工制造业、装备工业等产业应依托现有大中型企业,如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航天四院、六院、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股份制或其它契约方式,将产业关联紧密的中小企业联合在一起,组织完善各自的产业集群(张俊杰,2006)。
(二)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卫星平台模式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是增强地区竞争优势,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这一模式中不可忽视核心大企业在产业集群中的枢纽作用,努力形成以核同心企业为主导的纵向一体化分工网络。
以卫星平台式集群发展模式来发展陕西农产品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应充分发挥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三大力量,依托西安杨森、利君制药、东盛、步长、金花等企业,加强与国内外著名企业的联合合作,加大资本重组步伐,增强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能力,扩大国内市场占有份额。
生物医药、果业、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根据其产业特点围绕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西安利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咸阳步长集团、西安银桥股份有限公司、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等“核心大企业”采用中卫型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陕西关中医药工业总体实力居全国中上水平,上交利税居全国前列。西安杨森、西安利君、西安正大、东盛科技、金花集团、西安高科技实业、陕西步长等均为在国内有影响的知名企业,其中杨森、利君制药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吗丁林、西比灵、息斯敏、达克宁、利君沙、脑心通、转移因子口服液、维奥欣、甲苯咪哇等系列产品在全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陕西省中药材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基地之一。
陕西医药科技实力雄厚,拥有第四军医大学、交大医学院等一批科研院所和大量的科研成果,科技人员数量高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是国家重要的中医药科研基地、国家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之一。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设国家生物制剂、中药加工产业基地。充分发挥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三大力量,依托西安杨森、利君制药、东盛、步长、金花等企业,加强与国内外著名企业的联合合作,加大资本重组步伐,增强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能力,扩大国内市场占有份额,推进化学合成药和生物制剂生产规模化、集团化和跨区域发展。充分利用关中的科技实力,围绕秦巴“天然药库”中药资源的开发,在陕西省加快构筑中药现代化技术研发平台,有重点地发展对秦巴山区中药产业化具有带动作用的高技术深加工生产,建成关中中药现代化科研和深加工生产基地,为我国中药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做出贡献。
结论
陕西省“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这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西部强省目标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大幅提升综合实力、阔步迈向中等发达省份的重要时期。并且要注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优势特色产业体系。
近年来,陕西省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产业聚集程度不断提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产业结构呈现出以大企业为核心主导、主要龙头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主导产品优势不断提升、产业主体向园区集聚的突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集群化推进、园区化承载”工业发展战略,把发展产业集群作为主导模式和重要抓手,以优势资源、优势产业和重点项目为支撑,突出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选择适合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和推进力度,使产业集群整体发展再上一个新水平,实现陕西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春华.轮轴式产业集群的合作竞争现象及效应[N].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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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地理学(NEG)的兴起,空间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改变了传统将区域发展不平衡归结为倾向性政策的观点(例如对外开放等),而把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并称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两大主要因素(陆铭,陈钊,2005)。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要素禀赋的差异通常被视为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但是NEG改变了这一思考方式,它更强调“货币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而不是知识和技术的外部性,“货币外部性”产生了所谓的“本土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的作用,它反映本地市场需求的一个外生变化会导致更大的产业生产份额聚集到本地区,从而产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这是由于本地更大的市场份额导致该区域生产和交换更加便利,对于居民来说,由于消费品成本较低,他们能够享受到较低的物价水平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流入本地区;对于企业来讲,在更接近市场的地区投资生产由于运输成本较低,因而利润升高,吸引更多的“脚底松”(Footloose)资本流入该地区,产生经济集聚。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1991年的论文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建立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成为之后诸多研究的基准模型,而“本土市场效应”则成为NEG的核心思想。后来的“脚底松资本”(FootlooseCapital,简称FC)模型(Martin和Rogers,1995)、“脚底松企业”(FootlooseEnterprises,简称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和Ottaviano,2003)、“建设性资本”(ConstructedCapital,简称CC)模型(Martin,1999)、“全局溢出”(GlobalSpillovers,简称GS)模型和“局部溢出”(LocalizedSpillovers,简称LS)模型(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等,2001)以及其他变形。“本土市场效应”暗示,如果公共财政政策能够外生地变化本地市场的需求,那么就有可能产生经济集聚,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地区间的差距(Trionfetti,1997;Martin和Ottaviano,1999;Brakmanetal,2002)。Kubin和Petraglia(2007)认为上述文献只是阐述了财政支出的“需求效应”,实际上还存在着“生产力效应”(ProductiveEffect),在这个模型中,政府生产性支出不仅影响工业品生产的区位,还影响资本存量的长期水平,资本存量的高低又进一步加强或削弱了对工业品生产资本的吸引力。本文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的角度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不平衡做出一个新的解释。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公共支出在上述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加速了还是缓解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分析框架
公共支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传导途径影响中国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不平等。
(一)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1.通过劳动力和“脚底松”企业流动的“需求效应”。通过劳动力和“脚底松”企业的流动,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都会产生“本土市场效应”,尤其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省份来说,增加本地区在基本建设、科技研发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增加对劳动力和企业的吸引力,形成经济集聚。因而,激励地方政府本级支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共支出有利于缓解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但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来说,由于很多内地省份还有比较浓厚的二元经济特征,政府的本级支出可能会更偏向城镇基本建设投资和城镇公共品的提供而忽视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和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从而加剧地区内城乡不平等;这个问题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来说可能并不严重,因为当地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本级政府公共支出只会从内地省份或者其他沿海省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企业到本地区。即使考虑到户籍等因素使得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是有限的,政府公共支出仍有可能通过“垂直关联效应”(VerticalLink-ageEffect)使得沿海—内地原有的产业分工结构产业结构得以强化而不是削弱,因而导致地区不平等程度提高,这一点还没有在相关的文献中得到深入的讨论。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和开放模式在很大程度导致沿海—内地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在沿海地区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加工出口产业聚集地,而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原材料、能源等初级和中间产品部门为主,内地各省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部门的产出作为中间品被运到沿海省份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然后销往出口国外。由于沿海地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企业生产效率远高于内陆地区以公有经济为主的企业生产效率,这导致中间品的生产收益率低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收益率,最终产品所得利润大部分为东部沿海省份获得。如果政府公共支出提供的基础设施仅仅是有利于降低内陆地区中间品的跨省运输成本,它反而会强化原有的不平等的市场分工,加速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从而加剧沿海—内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通过“脚底松”资本的“需求效应”。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扩大了内部市场需求,从而吸引更多“脚底松”资本的流入,纵使这些资本的流入只是寻求政策优惠和利用本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而不会从实质上提高本地区的生产效率,但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无疑会使得内部交易的信息成本降低,进而产生经济活动集聚。这种形式的经济集聚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居民收入,因而有利于缓解沿海—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与劳动力和企业流动的情况一样,一旦考虑到产业间的“垂直关联效应”,这种集聚不一定会降低沿海-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由于强化了内陆地区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分工程度反而导致沿海—内地差距增加。这是因为,如果“脚底松”资本主要投入到资本流出地产业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生产行业,那么资本的流入只会强化本地区在产业分工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使得外来资本攫取本地区更多的利益。如果放松FC模型的一个假设,“脚底松”资本的流入是为了节省运输成本、更好地满足本地区市场的消费需求而进行生产,那么沿海—内地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就是水平型的,本地政府的公共投资会促进本地区市场扩大的同时,还会进一步刺激“本土市场效应”的形成,从而逐渐改变在产业链中不利的分工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如果有利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升级,刺激消费需求,那么会吸引资本流入的同时,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二)公共支出的“生产效应”1.公共投资改善了本地区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私人资本收益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吸引“脚底松”企业进入本地区,另一方面有利于本地区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经济集聚,这是FE模型和CC模型的内在含义。这种形式的经济集聚不会强化产业分工链中处于边缘地位地区的不利地位,反而有可能通过内在资本的积累促进更高级产业的形成,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2.如果考虑产业聚集过程中知识生产的“学习效应”,我们还可以发现,知识资本在地区间的“全局溢出”和地区内的“局部溢出”都加速形成经济集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初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由于有较高的知识积累,因而会生产更多的知识资本,从而本地区收入提高,与贫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时候,落后地区增加对知识资本生产的投入,例如教育、研发和创新活动等,会增强本地区知识资本溢出效应,提高本地区生产效率,从而缩减与富裕地区的收入差距。
三、政策含义和启示
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 增长要素 静态面板 动态面板 区域差异
一、引言
2010年国家安排对口援疆资金达110亿元人民币,10年累计约1600亿元。研究表明,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成为了研究的焦点。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是要切实有效地找出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运转的规律或特点,首先必须搞清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运行机理。本文采用短期以及长期产出弹性系数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1997-2009年新疆16个地州(市)数据,因变量Y=实际GDP/总就业人口,实际GDP=名义GDP,Yt年实际GDP= Yt-1年GDP*Yt年GDP指数,将自变量指标定义为:(1)技术进步A=科研经费支出/全社会总就业人口。(2)物质资本K为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3)人力资本H=中专生及以上毕业生人数/全社会总就业人口。各变量及其相关含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
为了体现经济增长要素的区域差异影响,本文将新疆的16个地州(市)分为北、南疆两大地区,其中北疆包括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1个地州(市);南疆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5个地州市。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
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先进行模型具体设定形式的检验,结果表明全疆、北疆应采用变截距模型,南疆用不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由于该研究关注样本本身,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为消除异方差影响,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方法。表2中R2 、F、SSE值可知模型拟合较好,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的系数均显著,且3种要素投入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新疆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于其他因素。
为了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回归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3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检验,说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静态面板数据平稳,同时协整检验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
1.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结果。为了揭示不同经济增长要素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差异,用EVIEWS6.0分别对全疆、南、北疆进行动态面板估计,得出J统计量,再根据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为nj~ X2(L-k),得出均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工具变量设置有效。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2.模型检验。为了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回归残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5可知工具变量的设置有效。由表5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ADF_Fisher、PP和Levin-Lin-Chu检验,说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动态面板数据平稳,GMM方法估计有效。
3.结果分析。表4中lnY(-1)列度量滞后一期经济发展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上年度产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全疆当年总体的产出增加0.677828个百分点。从区域层面来看, p值都在1%水平下显著。从系数大小来看,北疆地区系数高于南疆地区,高于全疆水平。这种差异的产生在于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制度等因素的不同。lnA技术进步促进了全疆、南、北疆经济增长,国家加大了对南疆的财政支持,促使南疆弹性大于北疆。lnK技术进步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南疆地区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北疆地区,说明北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密集化过程。lnH人力资本促进全疆、北疆,从动态角度来看,北疆略高于南疆地区,这与传统观点一致。另外,表4计算的是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系数,长期弹性系数可以由公式:长期弹性系数=短期弹性系数/(1-滞后一期产出弹性系数)得到,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三)静态与动态模型估计结果的比较
1.技术进步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技术进步产出弹性在南北疆地区上数值下降,原因在于静态面板数据没有考虑产出滞后一期因素的影响,而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发挥具有长期性特征,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会高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可以得出无法量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使得技术进步的作用更为准确。
2.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下降,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在当年具有的投资需求拉动上,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因投资而产生的经济过热,一旦从动态的角度衡量物质资本的产出贡献,难免出现产出弹性下降的情况。因此,从动态的角度可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南疆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物质资本。
3.人力资本效应更为显著。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南北疆地区上数值下,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具有长期性特征,同时也跟地理位置、制度、市场成熟程度等无法量化因素息息相关,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会高估人力资本的作用。另外从系数上看,人力资本在动态面板中系数较大,在全疆、北疆地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高于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说明新疆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投入只对北疆更有效。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7-2009年新疆区域面板数据,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进行再检验,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分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区域差异,得到如下结论:(一)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二)市场成熟程度、人文等无法量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以及要素投入影响突出。(三)在要素投入效应的区域差异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南、北疆差异。
参考文献:
[1]闫俊强,李大胜.我国广义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研究 [J].经济问题,2009(3).
[2]张振刚,陈志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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