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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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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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4》中经济刊物的200个标题为基础,根据其结构特征分为词组型标题、分句型标题和提示性标题三大类, 词组型标题可分为偏正词组型标题(82个,占41%),联合词组型标题(53个,占26.5%),动词词组型标题(5个,占2.5%);分句型标题(4 个,2%)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提示性标题可分为含破折号(28个,14%)和冒号(28个,14%)的标题。下文详细分析了其结构特点并提出对应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

 

2 对词组型标题的分析

 

词组型标题中的偏正词组型标题可分为以名词为中心和以动词为中心的两种标题。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常使用直译法。中英文的修饰语位置不同,中文修饰语常放名词前,而英文修饰语常放中心词后。如:

 

(1)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in China(《经济学动态》,2007, 12)

 

事实上,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型标题是由动宾词组演化而来。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分析”,“研究”,“考略”,“探讨”等,常将其翻译成名词,如:

 

(2)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The Study of the cost of Inflation in China(《经济研究》,2007, 4)

 

但有时也为了简练而不译,如:

 

(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ibid, 2007, 7)

 

联合词组型标题靠连词“与”“和”连接,英译时采用对应的格式。多数情况下采用直译法,但有动词词组时要英译为名词词组,如:

 

(4)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pital Allocation(ibid, 2007, 12)

 

动词词组型标题一般英译为名词词组,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论”“谈”“评”“议”等,要么不译,要么译为介词on,如:

 

(5)论又好又快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with Better-fast Growth(ibid, 2007, 6)

 

3 对分句型标题的分析

 

此类标题不常出现,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只占2%,一般英译为分句,如:

 

(6)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Are Currency Appreciations Contractionary in China? (ibid, 2007, 1)

 

(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Why Does China Enjoy So Much Bett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bid, 2007, 3)

 

4 对提示性标题的分析

 

冒号或破折号将标题分为前后两部分,英译时基本上保持原格式,或者符号互换(即原标题为冒号的英译为破折号,反之亦然),或者省略一部分不译,或者省略符号合译,如:

 

(8)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China’s Long-run Coal Demand: Impacts and Policy Choice(ibid, 2007, 2)

 

(9)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The Impact of SOE Reform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11 Cities(ibid, 2007, 3)

 

(10)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Local Officials and Economic Growth(ibid, 2007, 9)

 

(11)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Vertical FDI or Horizontal FDI? (ibid,12)

 

(12)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研究——基于卡尔曼滤波的仿射模型实证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 in China with Kalman Filter(《南方经济》, 2006, 12)

 

标题作为经济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研究和探讨其特点,寻找不同的翻译方法。本文按标题的结构特点进行分类,提出推荐使用的翻译方法,对其他相关论文标题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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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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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诚信；商业经济；企业信誉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34-02

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逐渐活跃，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商业经济背景下企业的诚信问题日渐突出，还需各方面齐抓共管，把诚信建设摆在企业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商业经济背景下讲诚信的依据和重要意义

1、讲诚信的重要历史依据

我国是有5000年文明传统的文化古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名著论诚信。比如，儒家的一部经典《中庸》中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信是上天的法则，天道运行真实无妄，至公无私，比如日月星辰、冬寒夏暑等自然现象，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日期而至，从来不违反规律。当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人在思想上赋予天一个诚心，以此来激励自身，实现有诚心，讲信用的做人之道。古人还认为一个反面:如果违背了诚，就等于背离了“天道”，就会一事无成。这说明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看重诚信这一美德。“狼来了”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小孩子总爱撒谎，不诚实，结果头两次大家都被上当，没有看到他所说的“狼来了”，最后以此，狼真的来了，他又高喊呼救，结果这次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了。这有力地说明了“狼来了”不可怕，失去诚信最可怕。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妄诞则产生社会惑乱；“诚”侧重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要以诚取信。

2、讲诚信的重要现实依据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春潮涌动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国家更加注重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是做人的基本品质，是人品的修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我国需要通过建立社会机制保证、通过法律确认的权利和义务。诚信建立的是信誉，良好的信誉是做人的价值，也是人生存、立足社会的无形资产，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立诚信，要从提高人们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品位的角度来把握，而不能将诚信作为一种功利的手段，更不应该把诚信的目的定位在谋取利润的工具上。

3、讲诚信的重要意义

对国家来说，讲诚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认可度的根本保证。十多年前，为遏制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任务标准，中国按时按质地完成了目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能够不惜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也要为全球大气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中国政府的这一恪守诚信、遵守承诺的典范赢得了各签署国一致的好评与赞许。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也随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企业来说，诚信经营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大计，企业只有在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与同行业保持公平竞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真诚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长远的利润。1984年，海尔集团公开砸毁40多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并向全社会作出郑重声明，今后一定不会再有产品重大质量问题。此后，海尔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扩大研发规模，逐步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高标准的电器产品，海尔利用“海尔，真诚到永远”的企业口号，将诚信带入发展运营的全过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仍然是我国自主创新品牌的佼佼者；对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更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未来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个人要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懂得用诚信作为衡量自身一切行为的尺度。唯有此，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营造更宽松的人际关系。

二、商业经济背景下存在的诚信问题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和个别企业利欲熏心，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出现了含有三聚氰胺等有害成分的毒奶粉、劣质地沟油和含有皮质成分的毒胶囊等产品恶性质量事件，这不仅使产品生产者身败名裂，更给我国加大食品药品行业的违背诚信经营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此之前一些先进制造业基地生产假冒手表、鞋子和仿名牌服饰等假冒伪劣案件屡见不鲜，这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更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如不加大措施整改，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三、商业经济背景下加强诚信建设的对策

1、国家要加大立法、执法力度

不断查处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造假、售假和违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净化经济风气，维护合法生产者的权益。采用法律这一强制性的教育武器，加大对违法商贩的打击；并采取道德的约束作用，加大媒体、群众对违反诚信原则的市场行为及时揭发、举报；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保障宏观市场环境统一、安全、高效、有序地运转；各地宣传部门要加大全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形成诚信待人、待己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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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

审计市场供给方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其参与市场竞争首先要受到当前我国独立审计市场机制的制约。

从供给方来看,供求机制主要包括资格准入机制和主体独立机制。

资格准入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注册会计执业资格取得的规定,二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取得执业资格的规定。我国目前允许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和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事务所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债务由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协议以各自的财产承担责任。

主体独立机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以独立的第三者身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它表现为双向的独立,即既独立于委托人,又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为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中国证监会与财政部于2003年11月初联合了《关于证券期货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规定“签字注册会计师和审计项目负责人为同一被审计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

二、审计供给方的市场竞争

(一)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

首先,表现在为争夺客户而进行的竞争。由于审计市场上客户资源有限,如何争取到业务员,收取较多的审计费用,从而取得良好的效益,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优质客户资源的争夺尤为激烈。所谓优质客户资源是指那些经营稳健,内控制度完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审计风险较小,审计成本较低,审计收益稳定。况且,能成为知名企业审计业务的提供者,本身也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肯定和提高。

其次,表现在对素质较高的审计人才的竞争。规模较大,操作规范,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对注册会计师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高的报酬,在稳定和吸引人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优秀人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会计师事务所要稳定秘客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要靠主审审计师在与客户审计过程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来维持。特别是有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由于其良好的胜任能力,与一些客户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拥有这样的注册会计师就等于拥有了客户。

(二)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既有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也包含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竞争,一方面要靠其良好的品牌声誉,较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稳定和争夺来实现。注册会计师在不同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要借助于自身的处理社会关系能力政治游说能力,体现为不同的事务所团队之间的竞争,是事务所之间竞争的最终体现;而同一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包括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客户资源,与同行的关系等的竞争,直接目的表现为争夺客户,提高审计业绩,提升自己的职位和收入。

(三)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的程度

一个审计市场供给方竞争的程度,是竞争不足,还是适度竞争,主要看事务所之间为争夺客户资源而进行的竞争的程度而定。竞争不足,主要表现为审计业务地域性过强,形成条块分割,外地事务所很难进入;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双向选择动机不强,被审计单位选择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根源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完善,不同审计服务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体现。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客户的动机不强,主要原因可能是会计师的激励机制效率较低,事务所之间审计收费与服务质量之间相关性不强。

而智谋的竞争却表现为有效的市场竞争。在这种竞争模式下,价格、供求机制发挥调节社会审计资源配置的作用。这里的审计资源既包括供给方提供的审计服务方面的资源,也包括需求方提供的审计客户资源,他们最终表现为物质资源。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收费合理、适度良性竞争、适度集中。

对于过度竞争需加强监管,制定最低价格标准,惩罚违规审计,提高审计失败成本,引导审计市场的良性竞争。

三、审计供给方市场竞争的结果

审计市场竞争结果表现为审计师的变更,这一问题一直是注册会计师监管部门和有关人士关心并研究的问题之一。曾有美国学者对一些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公司管理当局和审计师在对于运用会计原则持有分歧意见时,会出现变更审计师的情况,而且变更审计师当年的收益比变更前有明显增加。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更换审计师有“为了获得更有利会计处理”的假设。为了限制管理当局通过频繁更换注册会计师以达到会计报表造假的目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更换注册会计师时,必须以8―K格式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之间是否存在重要意见一致的情况及具体内容。注册会计师也应当及时客观地以书面形式说明上市公司的陈述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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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评价机制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2.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二、科学评价，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1.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机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论评价与具体操作相结合。建立评价机制包含两种类型：理论评价主要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原理入手，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资源利用的节约程度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评价偏重于研究区域的实用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评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二是经济和资源环境指标相结合。循环经济更加强调资源的节约和高效率利用。因此，从“3r”准则出发，设定三个类指标，建立评价机制：(1)减量投入指标、污染减量排放指标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旨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减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环境质量。(2)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旨在评价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济总量上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3)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则是利用各项环境质量指数，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2.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应考虑五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包括人均GDP（绿色GDP），低能耗、高产出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工业废弃物和垃圾为生产原料的循环类型企业产值，循环经济增加值（指循环经济部门总产出扣除总消耗后所创造的新增价值）。这一评价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二是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应包括单位GDP能耗，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单位GDP耗水量、耗电量等。用以表明单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减量排放指标。主要包括废气排放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工业烟尘达标排放率等。主要说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四是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率、回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率等，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应包括环保投资指数,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空气质量指数,绿色能源占总能源比例,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投入和保护情况。

三、完善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1.坚持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改变外部不经济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赢利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其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政策、合理的费用机制。如政府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收费和税收机制等。只有通过制度安排，通过市场机制，企业才会去追求经济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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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经济；转型；发展；存在问题；对策

林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产业，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大自然的平衡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 林业经济发展意义

林业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面对传统的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现状，单一的林业经济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整我国林业的经济增长方式，注重内涵式发展，强化林I企业管理，实现林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林业经济发展中，不能将林业资源的增长看成为林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林业资源的增长对林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是林业经济发展的本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近年来在不断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力求由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在注重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必须转变观念，开扩视野，争取林业的经济、政治、人文发展空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审视林情、人情、地情、天情，走出发展之路，实现生态固本，低碳转型，绿色崛起，富民兴林战略。

2 我国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关系，对出现的关系能否处理好对林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林业发展过程中，林业资源和林业经济关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1 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林业产业中的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林业产业中的一产业所占比例比较高，而二、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从而降低了其整体经济实力，对经济效益的拉动力不强。再加上森林资源不足，林业基地建设比较落后。由于森林资源的有限性，其总量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天然林禁止砍伐之后，人工林资源十分有限。森林资源的投资大而且周期比较长，影响了农民投资的积极性，例如林木长大后是否能够砍伐等，都影响了森林资源的发展。

2.2 林业的基础建设与林业资源的保护不力

近年来，虽然林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从总体上看，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林业基础的底子薄、起步晚、建设速度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等等，在“三防”、“四站”的建设、林业科研培训机构、森林资源监测与林业信息建设均有待进一步建设与完善。与此同时，林业资源的保护依然十分严峻，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与森林火灾数量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等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

3 加快推动林业经济发展对策

林业知识产权保护期越长，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或超额利润的时间也就越长，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林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在林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要利用有效、合理的途径，才能达到加快林业经济的发展的目的。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才能更好的发展林业经济。

3.1 优化产业结构

立足于全方位、多元化、大战略、快发展，推动林业经济向林区经济转型，使得天独厚的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应有的经济竞争优势。要使失衡的产业结构向多业并举的优化结构、均衡发展的复合型经济结构转变。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多种效益并求转变。把森林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林业的理念，按照实现森林、土地等资源最优配置和森林土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合理利用森林和土地，走资源节约型集约化发展的路子，为可持续发展储备资源。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必须由忽视资源环境与长远利益的资源依赖型、资金依赖型及管理粗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管理集约型的循环经济转变，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带动经营管理和制度安排等理念创新。

3.2 林业企业技术创新分类的政策

支持林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分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林业基础理论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有着较强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而对林业企业而言，经济效益却较低，在生态、社会效益的补偿机制还未真正贯彻落实的时候，这些研究却缺少激励作用，除非有游离于企业之外且成本较低的技术创新资金（如政府补贴）注入。否则，林业企业对这些基础性研究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应用性研究是指林业实用技术、商品林攻关技术等对林业企业具有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减少运营成本、扩大市场容量、取得较大利润的技术研究。政府对这两类的研究应起怎样的支持？不论哪一类研究，政府的支持都应放在诱导林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上。而政府诱导林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开发的具体措施，就是对技术创新的林业企业进行资助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3.3 做好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其经营管理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林业企业不断改革创新，打破陈旧的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提升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首先，要求林业企业必须把生产、营销、财务等各个部门紧密的联系起来，相互协调共同降低成本。根据市场的需求，制定出相应的生产销售计划，做出正确的财务分析报告和风险评估，把握好“成本D效益”原则，控制好企业可能面对的风险和不利影响，权衡利弊，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要加强资金管理，控制好预算和各项费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从而取得更好的回报。这就要求林业企业的财务人员要科学合理的编制资金计划，预算出相应的产品定额和费用消耗，以最小的支出取得最大回报，切实提升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林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林业生态环境，与我国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出现了一些偏差。基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下的发展林业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紧跟时展的潮流，也是促进我国林业经济和谐、稳健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刘庆国.当前我国发展林业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措施[J].新农村（黑龙江），2013（10）：259-260.

[2]肖泽军.林业生产结构的变动对湖北林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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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险经纪行业存在的诚信问题

    自保险经纪行业诞生以来，诚信一直就是支撑其发展的核心理念。从保险经纪机构的角度来讲诚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层次，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才能建立起较完善的诚信体制，才能和市场经济相适应，我们现在的诚信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封建思想下的诚信。诚信从社会来讲有四个关键问题：第一，诚信的环境；第二，诚信的理念；第三，诚信成本；第四，诚信代价。二是保险行业的层次，保险行业的诚信主要体现在索赔、给付、服务承诺等方面。三是保险中介机构的层次，保险中介机构的诚信尤其重要，可以讲，诚信是保险中介机构的生命、根本，因为保险中介机构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就是晶牌，晶牌体现在四个字上——诚信、专业。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年幼的中国保险经纪人以被保险人利益和风险管理服务为切入点的业务模式逐渐得到了市场相关主体的认同，无论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承认，保险经纪人已经开始并将越来越频繁地扮演联结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中间角色，保险经纪人的经营活动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对保险产品的需求，为保险公司带来更多的销售额，而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因为保险经纪人的存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保险经纪人的特殊利益立场和业务模式决定了保险经纪人将必然能够赢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也是保险经纪人经手的保险业务能够占欧美保险市场70％甚至以上的根本原因，但仅凭这个逻辑来乐观地理解和判断中国保险经纪行业的发展还为时尚早，制约中国保险经纪行业发展的因素不仅仅限于经营和技术层面，保险经纪行业的良性发展还有赖于培育一个崇尚诚信、值得社会信赖的行业环境，基于以上对保险经纪行业诚信的理解，可认为目前保险经纪业诚信建设存在着以下六个问题：

    （一）保险经纪人职业要求的诚信操守、专业素质与现状存在不小的距离

    保险经纪行业诚信的缺失现象不仅存在于保险经纪机构，也存在于保险经纪人（本文中保险经纪人指从事保险经纪工作的人）现实中，一些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经纪人丧失了最基本的诚信道德，造假弄假，骗取客户的信任，在保险经纪人专业素质不足的情况下为投保人安排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推诿责任，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经纪行业诚信的缺失危害严重，它扰乱了保险经纪市场的正常秩序，严重地阻碍了整个保险经纪市场的健康发展，给保险经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同时也损害了客户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了保险经纪行业的整体信用状况和社会形象，给保险经纪行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另外，还会增大交易成本，给保险经纪业务经营带来潜在的风险，造成保险经纪信用度不高，管理混乱，服务水平不高，最终影响保险经纪机构自身的经营效益。在注重保险行业诚信建设的同时，以服务见长的保险经纪行业的诚信建设的要求已逐渐浮出水面。

    （二）经营主体赢利的压力和诚信原则要求之间的矛盾较难调和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信用体系建

    设的各种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加上中国保险经纪行业起步晚，尤其是近几年来的超常规发展，保险经纪市场出现了不正当竞争和粗放式的规模扩张，造成了保险经纪机构发生误导甚至欺诈客户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如实告知原则本意是为了维护保险关系各方的利益，而有些保险经纪机构滥用此项权利，随意操作保险经纪业务；二是保险经纪机构的业务信息披露不够，投保人和保险人无法了解保险经纪机构的资产负债、偿付能力、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与诚信相关的资料，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和经验做出判断；三是保险经纪机构对保险经纪人的培训和管理不严，加上保险经纪人整体素质良莠不齐，“飞单”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保险经纪人假冒保险经纪机构签章的违规操作行为，损害了保险经纪行业形象和信誉；四是保险经纪机构“重展业，轻服务；重佣金，轻管理”，给社会造成 “安排保险容易，理赔服务跟不上”的不良印象，以至于投保人对保险经纪人及保险经纪机构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

    （三）积累的时间性要求和诚信经营理念的冲突

    在中国，保险经纪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可以说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保险经纪机构基本上没有积累，没有沉淀。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面临着跑马圈地与现金流的矛盾，支出与收入不能匹配，都直接关系到保险经纪公司今后能否继续做大的问题。很多保险经纪公司抱着赚一把就走的心态，以至于急功近利，留下很多隐患难以解决。

    （四）专业知识欠缺所带来的不诚信问题

    保险经纪公司以诚信立业，但由于保险经纪行业经营对象的特殊性，现阶段很多经纪公司因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欠缺，在经营模式和方式上模糊了自己的位置，不仅违反了诚信原则，甚至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经营原则。一些保险经纪机构没有意识到保险经纪人的职能在于双方的沟通，并有准确理解和传达双方的意思表达，帮助被保险人投保、索赔、处理纠纷和监督保险人遵守诚信原则的义务，更要在委托、协助投保、协助索赔等方面遵守诚信原则。许多保险经纪机构背离了诚信原则，忽略了自身作为被保险人利益的代表，致使被保险人弱势性所带来的损失机会加大，给整个保险经纪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五）监管力度和诚信原则的要求存在矛盾

    增加保险经纪公司数量，壮大规模，鼓励各种形式的保险经纪公司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新的《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放宽了设立保险经纪机构的各项条件，但是，对保险经纪机构的监管力度不能因此而放松，实际上，入门门槛的降低和监管力度的加强并没有矛盾。保险纪经人代表被保险人作为其法律上的定位，要保证他在经营中真正维护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利益，对其行为还应给予制度上的监管和约束。而且保险经纪人在发展之初，受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加强监管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在引入保险制度的初期，由于法律滞后和监管乏力，造成了许多不规范行为，严重损坏了保险业的形象。

    二、保险经纪行业诚信问题的对策

    保险经纪行业的诚信主要通过保险经纪机构的商业行为和行为结果来体现或实现。保险经纪机构的商业行为过程与监管机构授权的业务范围有关，与行业共同的游戏规则有关，与其组织的文化价值观和业务流程有关，与其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职业道德标准有关，因此，保险经纪机构肩负构筑行业诚信的主要责任，保险经纪机构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严格自律其业务行为，根据行业规则提出其诚信服务标准并告知行业所有利益相关方，依法积极接受业务投诉和监管。

    （一）完善保险经纪活动的基本原则

    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经纪行业立法中将公平、公正、公开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经纪的协调作用。此外，还应根据 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人、外资设立、重视和扶持民族保险经纪机构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范畴，尽快确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经纪活动的基本原则，促进国内保险经纪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和完善

    从法律、法规上规范保险经纪活动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无疑是保险经纪行业重要的立法原则，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纪纪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经纪行业法律、法规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经纪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拓展市场领域，控制风险，细化保险经纪操作规范，提高民族保险经纪机构的盈利能力；加强对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经纪法律体系。

    （三）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

    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要在检查保险经纪机构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诚信从业的监管，对存在不诚信的情况的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建立一个诚信义务的标准，并作为强制性规范载入相关法规，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纠纷的出现，促进保险经纪行业的健康发展。立法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制定保险方面的法律，它应该包含制定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和规范，诚信、自律永远只对坚持原则的组织有效，而惩戒不诚信的经纪机构只能依靠法律的公正和监管权力的恰当应用。

    严格的保险经纪经营行为规范控制，对保险经纪人行为规范进行控制，是为了保证保险中介人经营的合法化及维护客户利益。我们还可以借鉴以下措施：担保制度，在缴存保证金或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以外，从事保险经纪的个人或法人应有保证人提供的一定数额的资金作担保，以使其具备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能力；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要求保险中介人在从业时必须保持诚信，禁止保险经纪人讲不实之辞，不将重要事项告诉投保人，妨碍或促使客户的正当申报或不实申报、促使客户作不正常的契约更换等行为的出现，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保证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转；客户投诉制度，可以设立专门机构，接受保险公司、社会公众对保险经纪机构的查询和投诉，以对经纪机构及经纪人的日常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建立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行业自律是保险中介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设立相应的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行业自律条例及守则，从经纪人的专业水平、销售职业道德、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来对其加以约束，而且负责对保险经纪人从业资格的审查、考试的组织、佣金的管理及日常行为的监督。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保险经纪人信息档案库，对保险中介人的执业情况进行全面记录，并接受社会公众对保险经纪人的查询和投诉。

    （四）经纪机构和经纪人诚信意识的自我提高

    保险经纪人应该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由于消费者对保险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很容易造成误导或出现欺诈等道德风险，因此要求保险经纪人应当具有相当高的职业道德，要建立一定标准的诚信机制，坚决反对保险欺诈，反对商业贿赂，保险公司是这样，保险经纪机构也是这样。因此是否可以像律师事务所一样，建立信誉度体系，通过建立对保险经纪人的约束监督机制，来规范保险经纪人的不规范行为。

    保险经纪人应当自觉参加严格的资格认定、等级考核和遵守培训制度。保险经纪人的高素质是保险经纪行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因此，可以根据保险市场的要求设置多种类、多层次的资格认定与等级考试制度，以确保经纪人的素质适应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完善培训体制，除了保险经纪机构自己开办或者资助对保险经纪人的培训外，还可以借助各类自律机构和专门院校，聘请保险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上课，以培养高级保险经纪人才，各保险经纪机构也都应逐步建立自己的培训体系，对其雇佣的经纪人进行职前教育和在职训练。通过系统的规范教育培训，既提高了保险经纪人的道德水平，使他们能规范地从事商业活动，又提高了其业务素质，使其为投保人服务的质量得以保证。

    （五）保险纪经机构应不断建立诚信的管理模式

    保险经纪机构要想生存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好管理模式的问题。构建保险经纪机构诚信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一个讲求内部诚信的问题。抛开纯粹的管理问题，就保险经纪机构可能存在的内部诚信问题分析如下：

    1.保险经纪经营者应当讲求内部诚信，承诺和行为保持一致，保险经纪人应维护所在保险经纪机构的利益，保守商业秘密。

    2.努力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诚信的人才队伍。保险经纪行业的人才对当前的中国保险市场来说，属于奇缺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在自己的企业里进行培养，在实践中不断锻炼。不管是感情留人，还是待遇留人，或者是事业留人，企业人才机制的建立与健全都是不可小觑的。只有建立了一种奖惩分明、激励适当的人才机制，企业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3.应当实行系统、细致、诚信、专业的服务。对待客户不仅要有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还要了解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拥有快捷的反应速度来全面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对客户进行系统地研究、细分，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培养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目的，因此，诚信、专业的服务对于保险经纪公司这种典型的服务性企业来讲显得尤为重要。

    4.要建立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这是诚信在企业内部的蕴育器，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中保持保险经纪人的重要地位，就必须重视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只有富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形成一股合力，酿造出诚信的保险经纪人，从而促使企业的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六）建立必要的诚信惩罚机制

    对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后果，大多数国家都把宣布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作为对未违约方的救济。但就现在情况来看，保险经纪行业不同于保险行业，保险经纪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方，不可能简单地认为保险经纪活动的参与者违反了诚信原则赋予不利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如保险经纪人违反诚信，投保人作为委托方最多也只能解除保险经纪服务委托协议书，那么，对于保险合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法律的一般原则是，因对方的过错而遭受损失的另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是也有人认为，损害赔偿不能作为违反诚信义务的救济方式。当前最为有效的方式仍然是由过错方承担民法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该种责任的原则应当是过错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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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标选取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所选取的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国际贸易分工等指标.本文CO2排放指标选取择CO2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指标.根据数据的可获性等相关原则，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河南省相关公报资料等.相应地，上述各指标选取如下：人口指标选取历年河南省人口增长率，用字母P代表；经济水平指标选取河南省历年人均GDP指标，为消除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对GDP按照1952年的价格进行平减，用字母AP代表；考虑到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类型和结构在碳排放量的差异，结合河南省的实际，选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用字母S代表；能源强度是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表示，用字母ET代表；能源消费结构选取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表示，用字母ES代表；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用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总量之比表示，用字母CT代表；由于出口高耗能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会增加本地区的碳排放量，因此，国际贸易分工指择用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用字母EX代表.根据资料显示，能源消费总量河南省主要是以污染严重的煤炭燃料为主，该比例也高达85%以上.而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多是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推算来的，因而本文主要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3种消耗量较大的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核算河南省的CO2排放量.具体采用参考文献［8］中的方法来估算河南省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用字母I代表，人均碳排放量用字母PI代表.

1.2扩展的STIRPAT模型的构建在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模型时，学界通常使用IPAT方程.但此方程存在着考察的变量数目有限性等不足.为此，迭特滋（Dietz）等建立了IPAT方程的随机模型——STIRPAT模型，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又新增加了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4个变量来对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为。为了消除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式（1）两边分别取对数，使其转化为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lnETt与lnCTt的乘积。

2实证分析

1978—2010年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从图1可以看出，河南省碳排放总量由1978年的9040.05万t增加到2010年的55127.6万t，年均增长5.81%.能源消费总量由1978年的3353万t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21438万t标准煤，年均增长5.97%；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在33年间变化几乎一致.从图1还可以看出，1978年至2010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和上述的变化趋势也是一样.人均碳排放量由1978年的1.28t/人增加到2010年的5.5t/人，增加了4.3倍，年均增长4.67%.

2.1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模型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10］.通常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11］.若为非平稳的同阶单整时间序列，则需要进一步利用上述方法，在含有常数项而没有趋势下，各变量时间序列（对数形式）为非平稳，通过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上述公式（4）和公式（5），利用各变量数据和EViews5.0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表1和表2）.由表2回归的参数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0.999679，DW值接近于2，表明以碳排放总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2回归结果好，且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同样，在以人均碳排放量为解释变量时的模型4的回归效果好.从模型2的回归系数来看，P、AP、ET与CT的交互作用，ES、EX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S则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显著.AP、ET与CT的交互作用和ES的弹性系数较大，分别为0.968746、0.757889和0.583027，其他变量弹性较小.因此，在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AP影响最大，ET与CT的交互作用次之，ES的影响位居第三.同样，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AP、ET、CT的交互作用与ES、S、EX对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AP、ET与CT的交互作用和ES的弹性系数较大，分别为0.954494、0.926183和0.595472，其他变量弹性较小.因此，在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AP影响最大，ET与CT的交互作用次之，ES影响也较大.此外，从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参数上看，模型4回归效果要优于模型2的回归效果.

2.2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分析由上可知，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正向影响较大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由表3可知，1978—2010年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5.81%，在分解各主要影响因素中，AP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表现出正效应，贡献率为79%；而ET与CT的交互作用、ES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则表现出负效应，平均贡献率依次为-31.4%和-1.59%.1978—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平均增长4.67%，在分解各主要影响因素中，AP和ES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02.2%和20.01%；而ET与CT的交互作用变动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平均贡献率为-148.78%.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1978—2010年河南省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近33年间碳排放总量增加、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主导因素，贡献率也最大.1978—2010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年均下降分别为4.88%和0.1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河南省能源结构优化成效初步显现.因此，两者的交互作用对近33年间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变动负向驱动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也最大.1978—2010年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变动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消费结构合理，则可能呈现出负向驱动，否则，则可能出现正向驱动.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起到一定的负向驱动作用，但对人均碳排量起到的是正向驱动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众和相关部门的低碳意识参差不齐造成的，从数据的结果看，目前仅有一小部分公众和相关部门具有较强的低碳意识，因此最终也就导致了其对碳排放总量的负向驱动的贡献率仅为1.59%，但这一小部分相对于大部分来说，其负向驱动的功能也就大大抵消，最终也就导致了其对人均碳排放量具有一定正向驱动作用.此外，虽然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的变动表面微弱效应，但因其与技术进步关系密切，因此，技术进步也是导致碳排放的因素之一.

3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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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