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社会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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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思考最典型的即为社会决定论。社会决定论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理论之一。为了理清涂尔干眼中的个人与社会，以及以此形成、建构的社会秩序，我们先对社会决定论思想进行梳理。社会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包括：

（1）个人依赖社会，社会控制个人，个人与社会是相对应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实体。

（2）社会现象不仅具有外在于个人的独立性，还具有对个体的强制性。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二）中国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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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知识体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三者分别追求：真、善、美。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也可以成为公器。好的法学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的法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想象”得从知识社会学说起，因为想象中的她当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说起知识社会学，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当然，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没有意义，席文(Sivlri)就认为，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不过，不管李约瑟难题有没有意义，双方的论辩都是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展开的。知识社会学发端于拿破仑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派，意识形态学派是科学泛化的时代产儿。想当年牛顿的成功使科学知识成为一切知识的权威，种种知识都“沐科学而冠”，意识形态名列其中。拿破仑的臣民法国人塔西认为，意识形态也是科学，他甚至创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学派，不过拿破仑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不明事理的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个塔西，但是他的研究却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学科。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率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早在上世纪30年代，知识社会学就已传人中国。但是1949年以后它失音，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界有人提起它，法学圈子里还是很少有人提及。在数以十万计的法学论文中，只检索到6篇刘星、徐亚文等教授的涉及知识社会学的文章，且均把知识社会学当作研究工具使用，并不是研究知识社会学。

我最早接触知识社会学源自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这是一本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它对我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为我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它使我知道，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自由的价值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一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1]我相信理性人很难驳倒上面的结论。

如果说知识社会学还有人提及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学社会学”这一名词则至今在中文里我还没有看到。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人将“法律社会学”称为“法学社会学”，那是误用，不能算数。

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它研究法学知识与社会、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作用、反作用”的空谈。将法学与其他知识社会学分离出来专门研究有意义么？回答是肯定的。不唯如此，我认为意义很大。法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立在法学的个性上。这得从我的知识“三分法”说起。

我认为将所有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对“科学”的误用，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现如今我们的图书分类中只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极容易误导学人。人们没能区分“科学”和“学科”这两个词。我的知识三分法中，知识的范围很广，是“科学”所不能囊括的，“科学”只是知识体系的一个“学科”。依知识体系的不同范式，知识体系可以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这三者各有自身的追求：真、善、美，他们也各有自身的范式：因果范式、该当范式、实用范式。规范学包括：法学、伦理学、神学、道德学。古代规范学的权威是神学，现代规范学的当家人则是法学。法学是追求善的学科，它的范式是规范的论证，该当性结论的论证，它的主要逻辑工具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科学恰恰是归纳的。

法学追求善这个特点就使法学同社会的关系相较于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本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法律也可以成为公器，从而不同的社会中，法律对社会、法律对法学产生极大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再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法学本身可以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法学知识是远远不同于其他知识的。因此，法学社会学就具有了与其他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社会学)的不同点。如果说巴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最终要寻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秩序相仿佛的社会发展的“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话，[2]那么，法学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更进一步：建立一种“善的人类秩序’，。猴山上的秩序是法学社会学的反面参照。这些，当然不止这些，就使法学社会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具备了意义。

法学社会学研究些什么？这当从问题开始。我相信沈家本是中国最早具有法学社会学犀利眼光的中国法学家之一，其明证就在《寄籍文存》中。沈家本虽然没有使用法学社会学这一词，但是他对法学社会学问题却有精当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堪称经典的《法学盛衰说》。文中沈家本的论述可以认为已成格言：“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这是讲法学之盛衰通过法律建立起与政治治忽的相关性。随之他进一步论证，法学之盛只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无此必要条件(法学衰)则社会必衰：“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试观七国之时，法学初盛之时也，乃约纵连横，兵连祸结，而并于秦。汉末之时，法学再盛之时也，桓、灵不德，阉寺肆虐，而篡于魏。北齐之时，法学亦盛，而齐柞不永，几疑法学之无裨于世。然而秦尚督责，法敝秦亡。隋逞，法坏隋灭。世之自丧其法者，其成效又如是。”

进一步，他论证道，好的法学也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法学再好，弃之不用，也是白搭。“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学之行也，萧何造律而有文、景之刑措，武德修律，而有贞观之治。及其不行也，马、郑之学盛于下，而党锢之祸作于上，泰始之制颁于上，而八王之难作于下。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危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读了沈家本带着哭腔的睿智之语，今人笑得起来吗？

沈家本进一步痛斥当时的人自己不守法，而埋怨法律无用；不行法学，而斥法学无用。“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稗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法学之盛，馨香祝之矣。”[3]读读沈家本一个世纪前的痛诉，想想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行于世，再看看种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法学现象，法学社会学的研究不正是当下中国法学之急务吗？

沈家本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法学社会学极其重要的问题，当今之世我们碰到的问题与沈家本的问题极其相似，有的比沈家本时代还要严重。用法学社会学的方法，我们就得如此发问：当法律没有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的时候，我们不当“软化法律”，更不当舍法律而治。而是当问：第一，法律得到实施了么？如果回答是，我们当进一步再问：第二，法律如何？当法学的社会效果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法学，而是当问：第一，法学“行”了么？如果行了，我们要问：第二，法学如何？如果法学有问题，我们就得问第三个问题：法学为什么幼稚甚或低劣？这又有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法学研究者的素质如何？法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如何？法学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法学研究的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法学的发展？什么样的法学研究组织有利于法学之盛？社会有没有为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法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等等等等。

法学社会学的问题远远不至这些，它天天在拷问着我们，只是它看见我们，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它们而已。比如，最近，江平、郭道晖、李步云等前辈法学家在回顾学术历程的时候，一个个不堪回首，甚至涕泪横流，我相信这是一个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又如，前一时期大家都在问“法学向何处去”，中国的法学是不是法学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种种法学思潮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这些也是法学社会学的大问题。再比如，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的争论，特别是其争论的方式，也是很好的分析个案。余者如中国特色论、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大局司法论、调解优先论、“马锡五审判学”、法律全球化论等等，都可以作为法学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上面的问题对于法学社会学研究而言当然是挂一漏万。我想象中的法学社会学问题分为两块一是总论，二是分论。总论部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是什么？法学研究什么？法学及其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法学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法学产生社会影响的条件是什么？分论可以讨it：法学的组织(重点是中国法学会)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教学研究机构中的法学家、中国法院中的法学家、中国的期刊制度与法学发展、法学评价制度与法学发展、中国法学抄袭现象的法学社会学分析、法学家个人人格与法学发展……

想象到这里，巴伯在将近50年前的研究结论蓦然跳出来：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条件。这一下将我击回到现实中，耳边响起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我有一个梦……

注释:

[1][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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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 。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 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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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CI

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SSCI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献离散律理论、以加菲尔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论为主要基础，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而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而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所以，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简化为如何评价论文所承载的内容对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因此，SCI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SCI所收录期刊的内容主要涉及数、理、化、农、林、医、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用刊物来源于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其中主要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部分中国（包括港澳台）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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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庭话语；会话分析；法律语言学；语用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美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主要是立法语言、法律文本的研究，着眼点是法律语言的用词、句子结构、标点符号以及法律语言的特征。

一、英美国家的研究

1、法庭话语的社会学研究

由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编著出版的Order　in　Court（1979）一书就是用社会学和民俗方法学（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法庭诉讼中的语言的使用进行分析的。

2、法庭话语的会话分析研究

着眼于语篇研究的学者在法庭话语的分析研究中，很少有对话语语篇的内部结构的衔接与连贯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主要研究控告、辩护过程中的言语互动以及话题等。Van　Dijk主编的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Volume　1，3，4中所收的论文主要是Danet（Legal　Discourse）他们主要是对法庭上控告、辩护过程中的言语互动现象进行研究。其次，是同时说话（simultaneous　tam）的研究。尽管同时说话有时表现的是一个话轮中的暂时性问题，但也是一种高度投入的言语风格而不失其研究价值。

3、法庭话语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和法律”的研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源于北美和英国，之后蓬勃发展，直到现在欧洲盛行（尤其是荷兰、德国和西班牙）。其中早期有关心理学和法庭审判的著作有Elizab.eth　F.Loftus的Eyewitnesstestimony（1979）以及M.Sales和R.Hastie合著的Socialpsychology　in　court（1978）等。

在英美国家，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语言学知识，因此一些大学教授们自己编写一些相关教材并进行相关的研究。如NorbertL.Kerr和RobertM.Bray就是为了课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总结和批判各种对法庭参与者的经验研究编辑了The　Psychologyof　the　Courtroom（1982）一书。该书总结了刑事司法体系的问题，并对将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4、法庭话语的人类学方法研究

Philips（Ideology　in　the　LanguageofJudge，1998）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法官在意识形态上是有法律的“政治感”的，因此在判案时，法官们会尽量控制法庭，尤其是对被告的控制，他们在解释合法诉讼程序时会尽力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之后，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权力关系是怎样影响话语的组织的。

5、法庭话语的语用研究

Woodbury（The　Strategic　use　ofquestions　in　court，1984）主要通过法庭问话来研究说话人的意图和策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问句的选用是由说话人的语用特点、不同审判阶段的言语规则和目的、审判制度（对抗式或非对抗式）等因素来决定的（胡海娟，2004）。

John　Gibbons（Forensic　Linguis-tics：Anintroduc　tion　to　LanguageintheJudicial　System，2003）把语用策略主要归结为“针对个人的策略（Persontargeted　strategies）”和“针对观点的策略Idea　targeted　strategies）”两大类。

二、国内研究

从法庭话语研究的角度、规模、成果等各方面来看，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只能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1、法庭话语的法律语言研究

我国20世纪90年代才有关于法庭言语研究的论著，但其关注点主要也是书、公诉词和判决书、词等法律文书，有关法庭演讲词和法庭辩论的内容。

2、从演讲和辩论的角度对法庭话语的静态研究

李兴友、王运声编著的《公诉人辩护人被害人被告人刑事法庭演讲词》一书中的刑事法庭演讲词就包括了刑事法庭的陈述词和辩论词两个方面。王洁的《演讲与辩论的艺术》也一样是从修辞的角度对法庭上的陈述和辩论进行的分析。

3、法律语言学论著中关于法庭话语的研究

法律语言学专著中的有关法庭言语研究的论述则各有侧重，如吴伟平的《法律语言一司法领越的语言学研究》2002）从法庭口语的角度分别总结了一些美国法庭中的法官判案、给陪审团的指示、证人作证等用语的特征和限制；刘蔚铭在《法律语言学研究》2003）一书中提到了司法程序中会话分析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是：话题分析和响应分析、文化因素和语境等。

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2004）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内容、理论及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该书介绍了国外很多关于法庭言语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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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热爱法学专业并为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系统学习了法理学、行政法模块、经济法模块等专业知识，通过实习积累了转丰富的工作经验。 大学几年，经过老师的精心培养和我的个人努力，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在拥有较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面的基础上，我系统地掌握了法律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通晓一定的理工科知识，精通外语，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在课余时间我努力学习英语，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并使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了较高的水平。我相信扎实的 学业和成熟的心理使我有信心融入竞争激烈的社会。

锐意进取，永不自满是我的座右铭。在法学专业课之外我又辅修了许多跨专业选修课，它们使我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社会学，英美文化等知识，并使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了较高的水平，扎实的学业和成熟的心理使我有信心融入竞争激烈的社会。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我来说同样重要。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团活动，锻炼了组织与协调能力，利用课余时间作兼职家教、营销员，争取自强、自立。在寒、暑假期间，我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实习，并撰写了实习报告和论文，做到了理论联系实践。总之，我珍惜每一次实际工作的机会，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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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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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QS统计，今年中国内地共有48所大学有一个以上的专业位列世界200强。同时，有95所中国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至少一个专业中被其他国际学者引用。据悉，该专业排名考察了全球2858所大学的学术声誉、雇主评分、学术论文引用以及其他关键指标，对包括土木工程、经济学、法律、计算机科学以及许多其他主流30个专业进行了综合评测，选出了各项专业全球最顶级的200所大学。

理工专业排名快速上升

从专业看，中国大学在理工、科学、数学等方向的专业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大学在材料科学、化工、机械、电气和电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数学、化学、统筹学、农学和环境科学上有超过10所中国大学得到世界认可，位居世界200强。其中，中国大学在材料科学上实力最强，有20所大学名列世界前200名。与去年相比，仅材料一个专业，就有8所中国大学新入选世界200强，增长2/3。此外，中国大学的化工专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令人惊叹，仅今年一年世界大学200强中就新增7所中国大学，比去年增长88%。电气与电子工程以及环境科学各自有4所中国大学分别跃居世界200强，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4%和67%。

文科综合表现有待提高

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育学和历史学的排名中，每项排名仅有不超过3所中国大学达到世界200强水准。在社会学中，中国仅有北京大学一所院校入选世界200强，今年全球排名仅有64位，与去年相比（37位），下降了2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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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判现象是初民社会广为流传的一种集侦查、控诉和审判于一体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借助上通鬼神，下知人事的巫师，来裁判案件、排疑解纷。在夏之乾的《神判》和邓敏文的《神判论》中，所运用的“神判”资料主要源于共和国成立前后在民族地区调查、搜集到的资料。然而，“神判”现象其实不仅仅存在于初民世界，也不仅仅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即使在汉族地区，在现代社会，照样存在纠纷解决中的“神判”现象。在今关陇一带，乡民们之间因为纠纷而不能遽然辨别是非时，把两造引导到神像（一般是地方神）面前作赌咒、发誓以裁断纠纷，虽不经常，但时有所闻。这种裁断的基本根据和结果来自当事人的“胆”和神灵的“报”。如果一方当事人没胆量去神灵面前发誓赌咒，则是其败诉之因；倘若两者都能严词谔谔地在神像前赌咒发誓，那就只能根据其发誓的内容，并把到时候的报应本身作为纠纷裁判的根据和结果；如果许久以后还没有看到报应的迹象，说明双方互有误解，纠纷也就自然化解。本期刊发的徐晓光的《神判考析》一文，着眼于对神判这一现象的历史考古和现实观察。并对神判给出了一个类型学的划分：作者把我国传说中神兽獬豸“触不直者去之”所引发的裁判，称之为“触角神判”，并认为当今西南少数民族中存在的斗牛、斗鸡等现象传达的就是“触角神判”的讯息；把甲骨文中火烧纹饰所得的占卜结果和裁判方式，称之为“纹理神判”，并认为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至今尚存的手掌纹理裁判以及鸡胆纹理裁判等在类型学上与甲骨文中透露的“纹理神判”有些类似。而至今仍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捞汤（在烫水或油等中捞东西）、捧石（手捧烧烫的石头）裁判，作者称之为“烫伤神判”。除如上分类之外，对神判问题还能否作出更细致的分类？我以为尚是可以期待的。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无论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中，还是学人所刻意架构的学理上，无论在国家的法律中，还是一般人的生活实践中，似乎都是无法颠覆，并具有唯一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婚姻形式。其他一切婚姻形式，譬如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等，都是在价值上予以谴责的，在法律上予以取缔的。这种被号称合法、正当的婚姻形式，究竟是人为的预设，还是基于生物社会学的事实？如果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正当的婚姻形式，那又如何解释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实中仍存在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或相关婚姻形式的遗存？对此，本期刊出的张清、王烨的论文：《一妻多夫：一种民间法视角的“生存性智慧”》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作者基于生物社会学上关于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的反思，并借生物社会学家们的观点强调：“只有当有着忠诚关系的成员比那些朝三暮四的成员有着更多后代的时候，一夫一妻制才是稳定的。忠贞不渝之所以是罕见的，是因为这种忠诚很少符合某一性别的利益，更别提同时符合两性的利益了。”在这一前提下，作者对一妻多夫婚姻形式作了类型学处理，典型的如兄弟共妻型、非兄弟共妻型（父子共妻、甥舅共妻、朋友共妻等）；非典型的如典妻、转房、群婚等。在作者看来，这种婚姻形式并不必然意味着原始、粗俗、落后，反而是人们在迫不得已时的一种“生存性智慧”的表达，并把它结构在民间法的学理框架下进行论述。当然，文章对一妻多夫现象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勾连着民间法着墨并不多，但问题的提出本身提供了进一步研究该现象的一种思路。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问题，一直是相关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处理方式，乃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压制性屈服。但即便如此，相关冲突依然存在。李向玉的《和谐司法语境下民族习惯法的困局——以黔东南苗族地区“挂红”司法个案为例》一文，就撷取被黔东南苗侗族公民广泛接受的对案件或纠纷的处理方式——“挂红”（即通过严厉的让加害者掏钱出酒备菜的加罚方式，请全村人吃饭，以惩罚加害者，并在面子上偿付受害者），来说明在和谐语境下，民间法和国家法在处理纠纷时对司法活动带来的困扰和纠缠。以国家法处理，当地民族成员不接受，诱致不和谐局面的产生；以民间法处理，又为国家法所不许，纠纷在司法上得不到处理，司法仍难以胜任和谐追求。法官在两难之中，往往寻求调解结案的方式，甚至罔顾调解必须两造自愿的一般要求，以刻意维系一种和谐的虚假局面。笔者以为。作者所提供的个案及其处理，表明法官既对国家法的漠视，也对民间法的暌违。法官试图在“两边不讨好”的情形下寻求案件的平衡解决以及和谐效果，但结果是国家法失去了权威，民间法也失去了尊严，而和谐却面临更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