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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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论文

篇1

当代绍兴民营企业的成长呈现出现代企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绍兴形成了以纺织印染、黄酒生产、机械制造、化工原料、医药产品、厨电产品、铜加工以及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区域化民营企业产业集群。2008年全年全市38个块状经济有企业5.64万家,职工76.87万人,总资产2502.46亿元。其中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11个,同比增加2个。其中:绍兴县的纺织业块状经济1092亿元和纺丝业块状经济105亿元,诸暨市的五金制造业块状经济455亿元、袜业块状经济331亿元、织造业块状经济261亿元、铝塑管材块状经济213亿元和珍珠业块状经济166亿元,上虞市化工块状经济140亿元,新昌县轴承业块状经济130亿元,嵊州市领带块状经济143亿元、机电块状经济10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嵊州逐步形成了领带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企业。全市现有领带服装生产企业17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电器厨具生产企业5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机械电机企业1000多家,年销售收入90亿元。嵊州先后被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中国最具影响力纺织之都”“中国厨具之都”“中国电声零件之都”和“中国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大唐袜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创业、茁壮成长、迅速提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集袜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轻纺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袜业机械及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袜子销售市场等五大市场于一体的发展格局,构成了纺丝、回弹、织袜、绣花和染整等前后道配套的专业分工协作、产业集聚度高的产业体系。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浙江省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十大国际性产业集聚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国际袜都”。1980年,山下湖有近400户农户大胆从外地引进技术,开始小规模人工养蚌育珠。80年代初普及到山下湖全镇95%以上的农户,年产珍珠达20多吨。1983年后,珍珠繁育、养殖、加工一条龙逐渐形成。1996年后,珍珠养殖逐步走上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之路。到2008年,诸暨山下湖镇淡水珍珠养殖面积突破40万亩,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0%、全国总产量的80%。

店口五金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店口铜加工产业开始兴盛发展。90年代初,随着中国南方五金城的建成,店口实现了由镇到城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全镇拥有工业企业4018家,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企业100多家,超亿元企业21家,上市企业2家,海亮和盾安分别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绍兴市是建筑大市,多年来,建筑业产值、利税和创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等指标保持全国地级市首位。十以来,我市建筑企业飞速发展,高资质企业不断增加。大型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增长较快,其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至2010年年底,绍兴全市从事建筑业的民营企业有780家,其中包括17家特级企业,113家一级企业。全市建筑业总产值3243.16亿元(含建筑企业在外地的施工产值)。据绍兴市基本单位名录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底,注册地在绍兴的1683家建筑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127.1万人。诸暨市环保装备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1年11月,诸暨环保装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正式在牌头镇建立,2002年12月,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基地”,2006年,由菲达集团牵头,浙江大学、省环保产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建立省环保装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基地累计有省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1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已基本形成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十一五以来绍兴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盾安集团、精功集团、卧龙集团、万丰奥特集团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高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新昌制药厂与新和成作为绍兴民营制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推动企业产能扩大与产品研发走在国内制药行业前列。在节能环保领域,作为上市公司的菲达集团也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第三产业发展异军突起,重点商贸项目推介会红火开展,各种节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服务业迅速发展。截止2010年绍兴地区396个商品交易市场实现商品交易额1767.06亿元,其中有42个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易市场,5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超过100亿元。中国轻纺城在2010年的交易额达438.64亿元。

二、绍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绍兴地区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过程开端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改制。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中,绍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企业实现了借壳上市、借船出海。1997年,绍兴轻纺城成为全国现代企业改制的试点企业。同年绍兴著名的制药企业震元堂与黄酒名企古越龙山成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以来,绍兴民营企业特别是杨汛桥地区的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资本市场。浙江玻璃、宝业集团等实现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底,绍兴板块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卧龙科技、菲达环保、浙江龙盛成功成为上市企业。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的开设为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环境、京新药业和三花股份开辟了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路。2008年绍兴地区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目与市值在浙江省各个地级市中居首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位。中国资本市场上绍兴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并购重组活动频繁。2010年绍兴上市公司数目发展到41家,包含11家境外上市公司。2011年底,绍兴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全年上市公司融资额90.86亿元,其中新增的7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额为51.43亿元。2012年资本市场上绍兴板块上市公司达52家,绍兴成为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三的资本强市。2012年绍兴板块上市公司在绍兴规模以上企业中贡献了20%的净利润和38%的地方税收,成为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当代绍兴人经济发展经验与特征

篇2

(一)变量选取DEA分析法是一种效率评价模型,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资料为衡量要素。对于企业层面而言,投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劳动力投入、资本服务要素投入以及中间投入,经过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过程,企业的要素投入形成的产出以收入的形式回流企业。因此,如表(1)所示,本文以企业的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以劳动力投入、资本服务投入和中间投入作为对投入要素的划分,另外由于光伏产业的产品具有高科技的因素,结合光伏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高技术含量等特点融入创新能力投入指标。(1)劳动力投入指标。由于企业内职工所在部门与工作性质的不同,不同员工对企业的贡献能力也存在差异,选取员工人数或者工作时间就会忽视了劳动力投入结构的差异。在市场条件下,贡献能力的差异可以通过员工薪酬合理反映出来,员工所得报酬包括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以及各种奖金、补贴等,因此本文选取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一项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2)资本服务投入指标。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服务投入数据,其公式为:Ct=Ct-1•(1-δ)+It。其中Ct与Ct-1分别表示时期t和t-1期的资本存量,δ为企业的折旧率,It为t时期新增资本。由于缺乏相应资本存量数据,本文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资本存量数据,以固定资产原值两年之差作为新增资本数据,以财务报表披露的t-1期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额表示Ct-1•δ值。(3)中间投入指标。可以通过生产法和收入法对企业的中间投入要素进行衡量,实际操作过程中两种方法可能会存在结果偏差,为避免随意性选择误差,本文根据袁堂军(2006)提出的取两者平均数的方法进行衡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沪深两市中从2010年之前实现光伏相关产品或服务营业收入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不全企业,采用了2010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涉及太阳能光伏领域的28家企业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综合效率分析综合效率由两方面构成:从产出角度看,是指现有的生产技术、设备及人员既定的情况下,光伏企业可以增加营业收入的潜能;从投入角度来看,是指以当前的技术条件和产出水平,厂商可以节约资源消耗的能力。综合效率可以综合的反映出光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由表(2)可知,3年均为投入产出效率DEA有效状态的为序号为1、2、6、8、14、18、23、27等8家公司,占决策单元总数的28.6%,即这些公司经营投入产出比例合理,效率达到了相对最优,其余为非DEA有效。从这8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其共同特点表现为3个方面:进入光伏行业较早,对行业特点认识深入;生产具有规模,其主要产品在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创新能力强,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以特变电工为例,该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从事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企业之一,太阳能核心控制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能生产5-150kw的模块式大功率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太阳能扬水照明综合应用系统、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硅片等核心技术产品,建成了全国目前容量最大的150kw独立式光伏电站。总体而言,28个决策单元3年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914,表示在这28个光伏企业中,就经营绩效而言,有8.6%的投入要素未产生任何贡献而形成浪费,即在技术水平不变下,所投入的资源未达到有效运用的程度。

(二)技术效率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把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从纯技术效率来看,2010年至2012年平均水平为0.94,最大的为1,最小的是航天机电2012年值0.528,这意味着我国光伏企业技术水平与设备的先进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航天机电的纯技术效率值相对低下是其技术效率差的主要原因,可以考虑增加科研投入或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提高技术和日常管理水平来提高其绩效。宏发股份2010与2011两年纯技术效率为1,而其规模效率却小于1,属于非DEA有效,与纯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对其影响更大。从其规模效益来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即产出量的增长比例大于投入量的增长比例,说明宏发股份应当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科研、资金、生产要素的投入,缩减单位固定成本,获得规模效益。从规模效率角度来看,规模效率都超过了0.8,3年平均值为0.97,说明我国光伏企业经营投入产出总体上是规模有效的。其中2010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有8家,规模报酬递减的有4家公司;到2012年时有46%的公司处于规模最优状态,而经营投入产出规模效率递减的比例较大,达到39%,处于该阶段的企业如果继续扩大规模会降低现有的投资回报率,说明应充分利用和合理分配现有的生产要素资源,提高投资回报率。从以上分析看出,我国光伏企业规模效率水平0.97优于纯技术效率水平0.94,纯技术效率不佳是造成我国光伏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说明光伏企业应当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增强技术创新程度,争取获得核心先进技术,另外管理水平偏低可能是由于多数企业在原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逐渐涉及光伏业务,伴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制度、现有管理理念、方法可能不能适应其规模水平。

(三)投影分析投入方面研发费用投入冗余较大,均值为20.38%,各企业之间差距较大,最大值为有研硅股的90.17%,最小值为安泰科技的3.57%;技术人员投入数量的平均冗余度为14.46%;劳动力投入指标冗余度为8.57%。投入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费用偏高,同比例费用的增加超过其所能带来的收益,成本没有得以有效控制;二是科研技术人员的质量亟需优化和提高利用率、;三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投入的研发费用存在重投入轻吸收的现象,从而影响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研究进程,进而影响企业营业收入。产出方面,航天机电营业收入的增长潜力为28个样本中的最大值,产出不足率为28.72%,可能是其产品竞争力不足,市场占有率偏低的问题,出现产品过剩,其所生产的产品不能销售出去转化为营业收入,固定资产、人员、资金未能的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利用。

三、结论和建议

篇3

关键词:极效率数据包络分析绩效评价指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保险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国内保险业的竞争日益剧烈,迫切要求国内保险公司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经营绩效。因此,能否科学合理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并据此分析经营管理中的优势与不足变得十分关键。目前国内对保险公司绩效的考察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多是采用一些常规单因素指标,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极效率DEA模型,有效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绩效值=1)之间的绩效差别,对我国9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做出有效排序,并对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简单评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极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xj=(x1j,x2j,Λ,xmj)T>0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minθsups.t.

二、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三、相关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寿、太保、平安、新华、天安在营业利润率方面都较低,一方面与其保费收入投资渠道狭窄有关,另外,也受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利率下调等市场化因素影响较大。为此,应当注意增强综合盈利能力,提高经营绩效。可以通过开发新险种和产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裁减冗员并控制人员过快增长,加强理赔工作,以此控制赔款支出。资金运用方面的不足。此外,国家也应采取措施为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放宽投资限制、丰富投资品种等。而对于新疆兵团保险公司,虽然其综合盈利能力表现尚好,但是其流动负债相对其经营规模和收入情况而言,显得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成本控制较差,资源浪费严重。为此,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应当注意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在公司内部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以此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人寿、大众、新华的资金运用盈利率都比较低,因此,对于这三家公司来说,除了努力拓展保险业务以便扩大投资资金来源的规模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保险投资进行科学管理与高效运作。这包括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正确的投资方式、选择合理的投资结构和有效的执行与控制。对于华泰、永安而言,虽然综合绩效排名最前,但是它们在流动负债方面表现均不理想,而且永安在体现效益的指标赔付率上也存在不足,所以,它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自身经营状况进一步加以改进,以至发挥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1.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篇4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