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3: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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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国内外学者对于到底什么是国际犯罪这一国际刑法学的核心问题,虽多有探讨,但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就国际犯罪的外延来说,有所谓包含说、广义说与狭义说等观点。
广义说的实质是将某些涉外犯罪、跨国犯罪、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犯罪都纳入国际犯罪的范畴,实际上该观点的国际犯罪包含了某些国内犯罪。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应包括国际性犯罪和跨国性犯罪两大类。{1}或者认为,国际犯罪一词,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严重违背具有根本性的国际义务,侵害了各国以至全人类共同权益的行为。二是指犯罪人或其罪行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犯罪行为。{2}外国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持这种观点。[1]狭义说则反对将涉外犯罪、跨国犯罪、需要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犯罪纳入国际犯罪,试图明确划定国际犯罪的范围,并从逻辑上概括出国际犯罪的本质,这是大多数学者采取的立场,但具体表述则又千差万别。包容说既使用广义的国际犯罪这一概念,又使用狭义的国际犯罪这一概念,代表性的观点如:广义的国际犯罪指国际社会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各缔约国承诺加以预防和惩治的、有两个以上国家具有管辖权并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犯罪行为,亦即国际刑法所涉及的一切犯罪。狭义的国际犯罪只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侵犯整个国际社会利益,而又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大规模的严重犯罪。{3}
笔者认为,包含说将国际犯罪区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情况,并在不同意义上分别加以使用,这种模式本身并不科学,因为它没有体现出国际犯罪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而且,包含说与广义说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将某些具有国际因素的国内犯罪也视为国际犯罪,使得国际犯罪的外延过宽,混淆了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因此,承认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界限的狭义说是相对合理的。
许多学者都将跨国性视为国际犯罪的基本属性,例如美国学者巴西奥尼教授认为:国际法尚不存在一个一般或者特殊的理论基础作为把某些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的标准。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作为确定国际犯罪的参考标准:一是某项行为具有国际或跨国因素{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除了明显具备国际性因素以外,还部分地包含了跨国性因素和国际必要性因素。{5}
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首先,跨国犯罪属于国内犯罪的范畴,它只是相对于犯罪的过程不具有跨国性的那些国内犯罪而言的。其次,虽然有的国际犯罪在事实上的确跨越了相关国家的国境,如跨国犯罪,但没有必要在国际犯罪中作是否跨国的区分。第三,大多数国际犯罪都不具有跨国性。就国际罪行核心的战争罪而言,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发生的战争罪一般是在一国领域内的不同武装力量之间发生的罪行,而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发生的战争罪也不一定要有跨国因素,只需要犯罪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这个大环境或者与该冲突相关就可以了。同样,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等也完全可以只发生在一国领域内,其犯罪行为的实施和犯罪人、被害人等都不需要跨越国境。至于一般国际犯罪,如犯罪、劫持航空器犯罪等等,其成立也不需要跨国因素的存在。
有的学者认为,含有涉外因素的犯罪就是国际犯罪。{6}这种观点将国际犯罪与涉外犯罪看作是一种包容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需要具有涉外因素:如果一个犯罪没有任何涉外因素,即使它与国际刑法公约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完全相同,通常也只是国内刑法中的犯罪,只能由有关的主权国家自行处罚,而不能对之实行普遍管辖,更不能由别国干涉其处罚结果。{7}
篇2
同许多含糊不清、令人生厌的概念一样，“法律渊源”（sourcesoflaw，fontesjuris，Rechtsquellen）这一语词让许多国际法学家头痛不已。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个用语的词义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如詹宁斯所言，大致包含四种意思：1.历史意义的渊源；2.作为识别法律规则的标准的技术意义的渊源；3.法律的可接受的和被承认的有形证据；4.制定、改变和发展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这种多义性导致的后果就是“法律渊源”与其他概念，诸如法律的起因、法律的依据、法律的形成过程等搅和在一起，使人难以看个清楚明白。一些学者为给“法律渊源”一个“名分”并进而厘清上述概念间的关系，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但其观点都不甚让人信服。如奥本海经典的“泉源”之喻受到了帕里（Parry）的批评；萨蒙德（Salmond）关于“形式渊源”（formalsources）和“实质渊源”（materialsources）的区分也遭到了布朗利（Brownli）的质疑。于是有的学者干脆说：“法律的‘渊源’一词的含混不清似乎使这个术语变得不具什么用处。人们应当不用令人误解的形象的措词，而应当采用一种明显地、直接地描述人们心目中的现象的措辞。”这种“一扔了之”的处理办法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它同样抹杀了法律渊源作为一个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和沿用的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正如王铁崖先生所言，“尽管如此，国际法的渊源，作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地方，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故理智之态度乃是明确一个概念的使用语境，限定其用法而确定其含义，缚其多义之“翅膀”而令其难以自由飞翔.基于此立场，本文所称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效力产生的途径和过程；或者说“国际法效力的依据”。以此为前提，下面来探讨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国际习惯法。
二、国际习惯法的当下命运
习惯作为法律规则的渊源由来已久。罗马法将法律分为“成文法”（jusscriptum）和“不成文法”（jusnonscriptum），认为“不成文法是由经惯例检验的规则组成的；因为使用者的同意所核准的长期沿袭的习惯与成文法（statute）并无二至。”早期国际法学家和他们的先驱一样把习惯法描述为长期、不间断的惯例的不成文法。“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深受这个古典传统的影响，认为“万国法的证明与不成文的国内法相似；它可以在未遭毁损的（unbroken）习惯和深谙其中门道的那些人的证言（testimony）中被找到”。瓦泰尔（Vattel）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国际法著作中把习惯法定义为“在长期的使用中被尊崇，并为国家在其相互交往中作为法律加以遵守的格言和习惯”。晚近，布莱尔利（Brierly）称之为“一种惯例，为其遵循者感到有义务的”。
对于绝大多数国际法学者而言，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渊源的两个主要形式。事实上，20世纪以前习惯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但是今天国际习惯法看上去有些时运不济：它在《国际法院规约》所列举的国际法渊源中仅居次席，而位于国际条约之后。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条约与习惯相比具有明确性，所包含的规则为国家的明示所同意，对国家有直接的拘束力，并且制定和更改更加灵活；相反，习惯确定的时间、内容和适用范围往往是不清晰的，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经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涌现，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些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看来，既有的国际习惯法渗透着传统西方价值观，因此坚决要求进行根本性的修订。国际社会整体规范的改变迫在眉睫，但习惯的不成文性质所隐含的不稳定因素和发展的时间上的拖延使它在与条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此外，与习惯法鼎盛时期相比国际社会成员规模大大增加（在一百年间，从40多个激增到170多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多，这就导致一项一般规则想要取得不同的国家的大多数支持变得“难于上青天”。国际习惯的“失宠”也就在所难免。
但若就此断言国际习惯法“穷途末路，气数将尽”，则为时尚早。首先，习惯同样具有条约所没有的优点。按照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4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也就是说，条约的效力仅及于缔约国，而不能逾越此范围对第三国产生拘束力（其同意除外）。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所有国家普遍参加的条约（《联合国》也不例外），且条约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它适用范围和涉及领域必然存在局限性。相对而言，国际习惯法则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20年所作的判决一样，它通常被认为“（国际）社会的普遍之法”。当然，有些国际习惯可能只是区域性的，或者在一项习惯（即使是一般国际习惯法）形成过程中明白反对的国家被发现不受其拘束，但可以设想一下，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一道构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完备的法律体系。事实上，一套由条约和习惯法构成的法律规则仍然是不完备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习惯法具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
不但如此，习惯还是国际法以及一般法律的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因此，“虽然国际法院必须首先考虑对当事各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可适用的条约规定，但在发生疑问时，条约要以国际习惯法为背景加以解释，而且国际习惯法在它包含有一项强制法规则而条约与之相抵触的的范围内就将优于条约。”同时，在国际习惯法被收录（embodied）到公约后，它并不因此失去此后独立的有效性而仅仅依赖于相关的公约。也就是说，“当公约被拒绝承认或里边有条款规定听凭保留，拒绝或保留的一方可不再受其拘束”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国际法院明确指出：“法院不能驳回依据习惯的和一般的国际法原则所提出的主张，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被‘铭刻’（enshrined）进了所依据的公约的文本中……公认的，上面提到的原则已被编撰或体现在多边协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停止存在和作为习惯法原则适用，即使是对公约成员国。”这样的习惯法原则包括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尊重国家独立和，等等。
最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尽然对国际习惯不利。应时代所需，国际习惯法在至少在三个方面仍将扮演重要角色。第一，由于在国家群体之间存在众多的的冲突和考虑所有紧密相关的因素的复杂性，迅速产生的新的经济需求经常不能及时被条约整理和调整。与此相对照，由一个或更多国家提出的有关一定争议的解决办法，最后可能满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并逐渐致使习惯规则出现。关于这点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新近出现的有关大陆架的规范。第二，在一些基本原则（fundamentals）领域，国际社会新显现的需求会导致在国家群体间发生冲突，并致使经由条约规则来加以规范变得极其困难。结果，国家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可能是出于给“广泛同意”的范围划定界限而非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目的，致力于复杂的磋商程序。联合国在此领域功绩卓著。各个国家可在这个国际讲坛上相互交换意见，消除隔阂，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多数国家间最终消除对立，并在行为的一般标准上达成共识。后一种结果和起草条约一样，制定规范的核心（nucleus），形成此后实践的基础。这种“行为的一般标准”无疑在此前规范的真空和今后通过制定条约产生详细的规则间搭起了一座“桥”。而这恰恰是习惯法重要性的表现。在近几十年所形成的“禁止种族歧视和迫害”等习惯法规则可资为证。第三，新产生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对国际习惯法予以全盘否定。一些习惯法规则如果被新独立的国家认为或多或少具有可接受性，那么它在相关领域就会出现通过修订和细化而“茁壮成长”的态势。有关战争的规则、有关条约法的规则（“条约必须遵守”）等等习惯法都是如此。
三、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
在西方对习惯法的表述上，特别是在早先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中，常出现“习惯”（custom）和“惯例”（usage）交混使用的情况。这同样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关系的认识，而常常用“惯例”替代“习惯”。严格来讲，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惯例代表了习惯的“混沌”时期，当习惯形成之日，即惯例终止之时。惯例只是一种行为的国际习常（habit），而没有足够法律的证明（attestation）。它可能是相互抵触的，而习惯必须前后一致，统一不悖。custom是《国际法院规约》明文正典记载的国际法渊源之一，“官袍加身”，具有法律拘束力；而usage相比之下只能算是“乡野村夫”了。
问题是，在概念上作内涵和外延的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如何加以识别就非轻而易举了。这就势必要明确“习惯”的构成因素有哪些，以此来判断特定场合是否存在一项国际习惯法。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往往殊途同归。如布朗利认为习惯的要素有四个：1.持续时间；2.常例的一致性和一贯性；3.常例的一般性；4.“法律和必要的确念”（Opiniojurisetnecessitotis）。前苏联有学者认为国际习惯具有三个要素：1.长期适用；2.普遍承认；3.确信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事实上，上述观点除了最后一个要素外都是对常例（practice）特征的说明。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二元概念（dualistconception），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有两个：“通例”（generalpractice）和“法律确念”（opiniojuris）。在“大陆架（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本质必须“主要的在国家实际实践和法律确念中寻找”。这种理解符合《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b）项的规定，具有成文法律依据，因而更加具有合理性。在这两个因素中，“通例”即国家的实践，是社会学的因素、客观的因素，而“法律确念”是心理学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者说，前者是数量的因素，后者是质量的因素。下面分别详细来论述一下这两个因素：
第一，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通例”，即国家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时间性（temporality）、连续性（continuity）、一般性（generality）。只有当惯例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成为国际习惯的基本要素之一。
1.时间性。国际习惯的经典定义是“长期使用的不成文法”，强调的是持续时间的长期性。这是因为先前国际关系简单，国际交往有限，国家实践不足，导致惯例的形成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时间因素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活跃，形成惯例所需的时间也大为缩短。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1969）中认为：“仅仅一个短时间的过程不一定会妨碍或者其本身不一定会妨碍在原来纯粹为协定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项新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承认1958年《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等距离方法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形成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这意味着国际法院在其有关判定是否存在国际习惯的司法实践中已不再将时间因素当作重点来考虑。有关外太空管理的习惯法规则的迅速出现也是一个例证。这一现象同样得到了学者的认同。童金认为：“时间性，换句话说，时间因素在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形成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时间因素本身并不能推定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存在。如果从法律上看惯例规则必须是‘古老的’或年代相当久远的，就更缺乏根据了。”布朗利说，“时间的经过当然的构成一般性和一贯性的部分证据，但当一项实践的一贯性和一般性被证明之后，特别的时间经过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将时间因素和其他因素作同等对待。郑斌提出的“即时的国际习惯法”（instantinternationalcustomarylaw）概念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但它同样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有意义的讯息：时间要素已经不成为国际法习惯形成的主要问题。
2.连续性，即一贯性（consistency）或划一性（uniformity）。“连续性”是一个评价问题，在许多案件中裁判者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完全的划一性是没有必要的，但要求有实质性（substantial）的划一。国际法院在“连续性”上的主导意见出现在“庇护案”中，“依据一项习惯的一方……必须证明这项习惯是以-它对于他方已经形成有拘束力-这种方式确立的；所引据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国家所实施的一项经常和划一的惯例……”接着法院从反面论证道：“法院所获知的事实显示，在行使外交庇护权的实践中和不同场合所表示的官方意见中，存在如此多的混乱和不一致，如此多的不肯定和矛盾；在为某些国家所批准而为其他国家所拒绝的迅速连续的各庇护公约中，存在如此多的不一贯性；以及在各实例中，实践受到政治意愿如此多的影响，故而是不可能从这一切中来辨明任何被接受为法律的经常的和划一的惯例的……”换句话说，在该案中阻止一项国际习惯规则形成不是重复的缺失（absenceofrepetition），而是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性的存在。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并不期望在国家的实践中，对有关规则的施用应该是完美的，即国家应该以完全的一贯性戒绝使用武力和干涉别国内政。法院并不认为，对于一项规则成为习惯法，相应的实践必须完全严格地与该规则保持一致。为了推导出习惯规则的存在，法院认为国家的行为应在大体上与该规则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至于与特定规则不一致的国家实践的情况，一般应被视为是对那项规则的违背，而不是承认一项新规则的暗示。”
总而言之，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即相当数量的实践违反有关“规则”）将阻止一项习惯法规则的产生。而像国际法院在“英美渔业纠纷案”中声称的那样，“少量的”不一贯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实践违反声称的习惯法，似乎少量的实践也足以产生一项习惯规则，即使该常例仅涉及到小部分国家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一般性。一般性是指国家就一项惯例参加或接受的广泛程度要求，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1）广泛程度；（2）参加或接受的方式。对于问题（1），应该明确“一般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不能进行抽象的定义。它包含在所有国家-主要指有能力参与规则形成过程和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实践中。“一个常例可以成为一般的，即使它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并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指示一个常例应达到何种广泛的程度，但它必须反映，在相关活动别有关的国家的广泛接受。”因此，对于有关海洋的国际习惯法而言，海洋大国和临海国的实践比内陆国的实践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无疑，“一般的”实践不等于要求“普遍性”（universality），即不要求是所有国家或其他国际主体无异议的实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受到其他国家通例的拘束，即使这违背它的意愿，如果它没有在该规则出现之时提出反对并坚持反对（persistentobjector）的话。问题是，按照“坚持反对者学说”（doctrineofpersistentobjector）的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习惯法的一项规则产生过程中坚持反对，就不受该规则的约束”，这很有可能为强国破坏国际习惯法规则提供可乘之机。国际习惯法本身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规范体系，因此应对其加以“小心呵护”而对阻止或妨碍行为作严格限制。基于此，一个国家坚持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只有当这一行为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之后，才能脱离该规则的拘束。反之，如果其反对行为未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则仍然受该规则的拘束。当然，如果多数国家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则该规则无从产生，不发生对有关国家有无拘束力的问题。
对于问题（2），从“一般性”的内涵可知，它的形成要有国家的参加或接受行为。法律上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关于不作为能否产生习惯法曾构成“荷花号案”（1927）的争论焦点之一。但现在一般已不再视其为问题。正如童金教授指出的那样，“不仅国家的积极作为，还有一定情况下的不作为，都可以导致国际法惯例规范的产生。”国家积极的作为即直接表明了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但国家的不作为，什么情况下可理解为“沉默即默许”，什么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国家对该主题缺乏兴趣还有疑问。在后一种情况中，国家的不作为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即既不意味着同意，也不意味着反对。而“如果国家的行为不附有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是义务或权利，那么，所确立的是所谓‘惯例’，而不是造法的习惯。”因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不作为对于形成国际习惯法的意义，同时也不能一概认为不作为可以产生习惯法规则。在上述“荷花号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即使在已报告的案例中很少有司法判决足以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法国政府的人所认为的那些情况，这仅仅表明各国在实践中不进行刑事程序，而不表明它们承认它们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只有如果这种不行为是依据它们感到有义务的不行为，才可能说有一项国际习惯法”。法院虽然没有否认不作为可以成为惯例的一部分，但是表明不作为如果没有满足“法律确念”的要求就不能形成国际习惯法。
第二，当从国家实践中推断习惯法规则时，不仅要分析国家做了什么，而且要分析它们为什么那样做。这就引出了形成习惯法的心理学因素：法律确念，或者如《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所称的-“经接受为法律者”。
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孰轻孰重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凯尔森认为习惯是一种造法事实，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习惯，即各国长期确立的实践，创造了法律”。这事实上否定了“法律确念”的意义。卡特则直接说：“法律确念不是习惯的一个必需要素。但当它呈现时，它有助于将习惯和出于礼仪或其他理由采取的行为区别开来。”但如布朗利所言，“惯例是一种通例，只是不反映法律义务”。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惯例”转成为“国际习惯”。现代分析哲学将“实在”分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和“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两种形式。用来阐释制度性的实在的一个典型例子货币。为什么当我们捏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张的时候会获得拥有财富的满足感？而事实上这些染着某种颜色的纤维素构成物在物力上、化学上，并无神奇之处。为什么当我们设法制造出与它们一模一样的东西时，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假币”，甚至我们因此要受到刑事处罚？类似困惑的唯一答案可能就是：一种现象，当且仅当我们认为是货币它才是货币。类似的，国际习惯法作为一种“制度性实在”，当且仅当国际主体认为它是国际法它才是国际法。这就是心理学因素的意义，即国家承认惯例所形成的规则有法律拘束力，则这种“法律感”使国家受其拘束。不惟如此，就功能而言，“法律确念”可以被视为一种“溶媒”（solvent），将对国家实践实例在历史上的阐释（rendition）转换为一种更加流动的形式：一项国际习惯法可被应用到解决当下问题中。如果缺少了“法律确念”可能仅存在一个或多或少缺乏法律意义的历史经验。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惯例的时间性、连续性和一般性都是相对而言的。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的断层”（习惯通常只在争议时才浮出水面，而大部分时间则似有似无）和国家实践的模糊暧昧，而在不同的时空中作为法律规范得到应用，是因为它获得了国际主体的“法律信念”。因此，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习惯法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因素中，“法律确念”比“通例”更为重要。
“法律确念”常常被定义为“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之要求的确信”。这一定义预示了所有的习惯法规则都是根据义务制定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它同样包含“许可性”规则，即允许国家以特定方式行动。例如，可在本土内对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控诉。所以，对于“义务性”规则而言，传统的定义是正确的；对于“许可性”规则而言，“法律确念”意味着“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所许可的确信”。对二者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在证明程度上加以区别。如果一些国家以特定方式行为（或者声称他们有权利以那种方式行为），而利益相关的国家没有对该行为（或声称）主张它们是违法的，那么一项许可性规则因此而得证明。但义务性规则就非仅限于此，还需要证明国家把行为看作是一种义务性的举动。
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判断这种心理学或主观的因素是否存在？事实上，它并不是抽象地出现的，而是产生自国家的行为所构成的实践。因此学者们有一点共识，即不是寻找国家心理学确信的直接证据，而是从国家的言行中间接加以推导出“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具体方法或进路（approach）上有所差异。如阿奎斯特认为，“官方言论并不需要；法律确念可以在行动或遗漏（omissions）中收集到。出于此目的，必须记住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支配国家行为的国际法规则；因此不仅需要分析一个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要分析其他国家如何反应。如果一些国家的行为激起其他国家主张该行为非法的抗议，这些抗议可以剥夺该行为作为习惯法证据的价值。”布朗利从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总结出两种证明的“进路”：在一些案件中，国际法院乐意根据通例、文献著作中的一致性观点、国际法院先前的判例或其他国际性裁判所提供的证据推定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很少部分案件中，法院采用了一种更加准确的方法，要求提供在国家的实践中承认系争规则效力更为确实的证据。至于选择那种进路，则取决于争论问题的性质。另有学者认为，“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法律义务感’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一种办法是询问国家，当它们以一种一贯的方式行为时仅仅是出于便利还是它们承认如此行为是因为它们感到受国际法的强制。但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难题。……国家可能经常以习惯的方式行为，却没有必要宣告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某程度上感到了法律的拘束。事实上，与习惯法规则很好地被遵循时相比，国家有关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声明更可能在那些规则的冲突和疑惑情况下产生。”他接着说：“法学家和法官而非国家，对国际常例在一定阶段变成国际习惯法观点的表达而言是更有帮助的渊源。……法官们和国际法学家们对国际法作贡献的一种显著的途径是：通过对国家实践的解释和当这样的实践已经达到它可能真正地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时发表意见。经常地，不是国家而是法学家和法官成为那有魔力的一剂（potion）-法律确念-的有效酿造者。”从中不难看出，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可据以判断国家的实践中隐含“法律确念”，但它可以在相关证据中找到“踪迹”。
关于“法律确念”，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由“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形成的特殊习惯（specialorparticularcustom）或区域习惯（regionalorlocalcustom）的效力问题。在“印度领土通行权案”（1960）中，国际法院明确表示这样形成的习惯对有关国家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作为国际法的渊源的习惯必须是一般性习惯，或者严格地说是普遍性习惯，而特殊习惯或区域习惯不能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或规章，除非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承认或默认。注释：
Jennings，inBernhardt，Vol.Ⅱ，p.1165.转引自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48页。日本学者广部和也指出“法律渊源”是一个多义词，大体有四种含义：①给予法律以拘束力的事物；②法律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③法律的存在形式；④认知法规的资料。（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参见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分册，第17－18页。但詹宁斯、瓦茨修订的第九版《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把该部分内容删去了。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50页。
“语言一旦长上了翅膀，就自由飞翔。”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个体的理解中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p.164.
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p.181.
《联合国》对于缔约国没有拘束力，它“仍然是一项多边条约，不过是一项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多边条约而已。”（参见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9页。）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4.
同上，p.165.
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5页。
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p.60.
See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p.181-183.
有关著作有周鲠生的《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台湾学者沈克勤的《国际法》（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增订五版），等。我国外交文件和国内法规用“国际惯例”代替“国际习惯”的例子可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68－69页。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p.142.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p.5-7.
「苏联科热夫尼克夫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ICJRep.1985，29.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p.39.
HiramE.Chodosh，“NeitherTreatyNorCustom：TheEmergenceofDeclarativeInternationalLaw”，inTIlJ，Vol.26，No.1，p.99.note1.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2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7.
ICJReports，1969.p.43..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5页。
「苏联格·伊·童金著：《国际法理论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SeeRodolfBernhardt，EncyclopediaofPublicInternationalLaw，1995.p.902.SeealsoG.J.H.vanHoof，RethinkingtheSourcesofInternationalLaw，1987.p.36.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6页。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ICJReports，1950.pp276-7.Seealso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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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斌认为“法律确念”有“一般法律确念”（opiniojurisgeneralis）和“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之分。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3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4－85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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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案例一：上海家纺公司曾多次向美国物源公司售货，同时将物权单证通过上海某银行交与美国F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F银行在未向物源公司收妥货款的情况下，将单证交给了物源公司。现物源公司宣告破产，家纺公司因此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新墨西哥管区F银行，以挽回损失。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审理认为，F银行在未收货款的情况下将物权凭证交给物源公司是一种总体上的疏忽行为，由于这一疏忽，造成了家纺公司的损失。F银行的抗辩试图将责任转至家纺公司坏的商业决策上。嗣后，家纺公司与F银行达成和解协议，F银行支付了相应款项。
案例二：上海W公司在1993年多次向美国L公司售货，同时指示上海O银行将全套物权单证转寄纽约C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但C银行误将付款交单作承兑交单处理，致使L公司在未付款的情况下，从C银行取得了全套物权单证，L公司事后也没有向W公司付款。W公司因此向人民法院，要求O银行和C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应结合托收的实现方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托收统一规则》的相关规定等内容。就本案事实，从整体上可判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复关系。法院据此判决C银行向W公司偿付相应损失。
现行的《托收统一规则》是从1956年、1967年《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发展而来。原规则的定义部分规定“有关各方当事人是指委托银行进行托收的原主（即委托人），上述被委托的银行（即托收行），以及由托收行委托办理承兑或托收商业单据的行（即代收行）。”第十六条规定“银行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指示利用另一家银行的服务时，其费用与风险应由委托人负担。”“银行可以自由利用其在付款或承兑国家内的行作为代收行。”“如委托人指定了代收行，托收行仍有权通过自己选择的向该指定的托收行递交商业单据。”1978年和1995年，国际商会又两次修订该规则，并改用现名。修订后的规则在其定义部分规定“托收行是指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托收业务的银行。代收行是指除托收行以外，参与办理托收指示的任何银行。”第三条规定“为了执行委托人的指示，托收行可能利用下列银行作为代收行：1.委托人提名的代收行；如无这样的提名，2.由托收行或其他银行视情况而选择的付款或承兑所在国家的任何银行。”笔者认为，上述改动完全符合托收的本质属性，因为托收虽然需利用银行服务，但毕竟是一种以商业信用作担保的结算方式，托收行毫无必要在委托人已提名代收行的情况下另行强制委托人接受由托收行选择的代收行。另一方面，上述改动使代收行在托收中的定位更趋合理。原规则将代收行定义为接受托收行委托办理业务的行，这难免使人得出托收行是委托人的人、代收行又是托收行的人的结论。目前流行的关于托收法律关系的学理观点，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规则对代收行的定义着重剔除了“接受托收行委托”的提法，改用“参与办理”的提法。这一改动与托收实务中代收行向受票人（买方）提示付款或提示承兑时并非以银行的名义而是以委托人名义的做法相吻合，从而排除了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委托人、存在两个委托关系的可能。笔者的上述分析，也可以从民法原理的角度加以印证。在委托关系中，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若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而是以人自身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关系，则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而构成其他法律关系，譬如行纪关系以及英美法系中的间接。在这一关系中，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效力。显然这种法律后果与托收实务中委托人直接面临收款风险的状况不相一致。再者，从委托人利益的保护途径来考察，托收行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不必然地负有为委托人利益向代收行的义务，因此所谓委托人只能通过托收行向代收行的说法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从而导致失误操作的代收行极有可能游离于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之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托收制度本身已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应促使法律界对托收法律关系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其法理依据是符合两个以上人共同同时委托人处理同一（或同一类）事务这一法律特征。持这一观点者，把“同时”广义理解为某一期间，各人的行为可以有先后，但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应由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将委托人与托收行、代收行的关系认定为共同关系有失偏颇，因为权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委托人与人之间订有委托合同，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托收业务中的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
篇4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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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企业并购；会计处理；会计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一、我国企业并购会计的发展原因
企业并购包括企业收购与企业合并两种主要形式，企业收购指的是并购一方购买并购相对方的方式，企业合并指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重新进行资产整合，再造一个全新企业的方式。实施企业并购战略不但有利于我国企业整体质量的不断提升，还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优势资源的不断整合，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企业并购是我国企业发展中的战略举措。企业并购的健康发展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提供了动力源泉。国内企业并购一般采用权益结合法语购买法项结合的方式。虽然无法用统一的方式并购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但在确保信息质量的前提下，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能够使会计工作开展更加顺利。
二、我国企业并购会计处理选择原则
企业进行并购过程中，应该以理论和全局的角度出发，选择合理、恰当的会计方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并购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不仅可以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还直接关系我国的整体经济进步。
第一，紧密结合国际标准和国内现状，科学的选择并购会计方法。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会计处理方法非常重要，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并购的最终结果。在2014年会计准则的修订过程中，加强了会计信息的决策功能，并且提高了企业并购活动中的会计透明度。同时，通过财务报表的处理，可以弥补国际会计标准和国内会计处理之间的差额。因此，在企业进行并购过程中，要按照会计准则，科学合理选择会计方法，得到有效的会计结果。
第二，在企业并购活动中，选择会计方法的原则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在2014年我国修订的会计准则中，将我国企业并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并购，另一种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并购。只有以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从，才能够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并购过程。从其中的内容指标来看，企业并购会计方法中的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这一方法，既可以选择，还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
通过以上的分析，企业在进行并购过程中，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不仅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企业并购，并且从中选择科学合理的会计方法，严格执行会计并购的操作。
三、我国企业并购会计处理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虽然我国目前无法用统一的方式并购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但在确保信息质量的前提下，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能够使会计工作开展更加顺利。
一是加强搜集并购企业的信息。进行企业并购会计，即使获取准确的原始资料是前提，否则会影响会计人员进行使用和判断，例如，企业并购时的资本构成就是进行会计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进行企业并购时，并购对象具有哪些优势资源，都需要从会计提交的报告中获取。会计工作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各种财务方式计量和确认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除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外，还包括文化、技术、人力等企业实力与价值的体现。不管采用权益结合法或者购I法，企业并购会计都必须了解企业的价值和资源，才能充分了解并购企业的实力，挖掘其存在的潜力。此外，并购会计工作还必须明确企业具有的权益构成，这是由于权益信息也是其财务实力的体现，能够很好地帮助开展企业并购会计。最后，进行并购的企业，尤其是被并购者的现金使用信息，是该企业利润质量的反映，也是企业并购会计工作必须考虑和了解的内容。
二是注意防范操控会计信息的行为。虽然2014年出台的会计规则使操控利润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限制，但并不能够从根据上杜绝。由于我国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并存的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会计准则与操作方式存在差异，因此操控利润的行为难以杜绝。企业并购不是处在同一控制，在购买法下则比较容易操控公允价值，甚至会出现会计人员进行公允价值操控的行为，也就是说，不合理运用公允价值，操控会计信息的行为就可能发生。企业并购不是处在同一控制下时，企业则可能为了提高利润而合并被并购企业的所有利润，甚至有些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将不再统一控制的企业变为统一控制。为了确保企业并购会计工作的有效开展，保障工作质量，就必须严格防范操控会计的行为。
三是与时俱进开展企业并购会计工作，运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在进行企业并购会计工作时，要确保信息质量，就必须紧跟经济发展形势。各国家、区域、企业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了解并购企业的基本内容。要更全面地料及会计信息，就必须更新观念，尤其要密切留心国际企业并购会计工作的开展情况，紧跟国际步伐。对国内企业而言，企业并购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涉及范围广，会计工作的开展也必须遵循国际法则。具体说来，国内企业不仅要以《会计法》为前提，确保国内的会计准则、法规与国际接轨，从而使跨国企业之间的并购变得更加通畅之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要借助新进的会计处理理论和信息化处理手段等现代化途径来武装自己，优化企业并购会计工作。
四、结语
企业进行并购活动，并非只局限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同时还包括完成并购后的具体策划。只有不断了解和深入了解企业并购会计方法，才能够及时识别虚假会计信息，防止企业乱用滥用会计处理信息。
篇6
【关键词】交通运输社会经济WTO
一、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他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运输业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成为独立的物质生产领域，是从19世纪初随着铁路，轮船的出现才形成的。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到来和发展，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作为服务与社会化生产的交通运输业，以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立足于社会。
它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极大地提高整个运输业的能力和工作质量，改善国家各经济区之间的运输联系，安全迅速，经济合理地组织旅客和货物运输，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国防建设对运输的需求。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又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优良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对于充分开发，利用各地区潜在的资源，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能起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青岛的黄岛开发区有良好的投资环境，青岛市政府投入了四十多亿人民币对其进行开发，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前来投资办企业。可是来投资的客商却不是很多。后来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当青岛市政府决定修建交通要道后，黄岛便开始出现了经济的繁荣。
任何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分工交流，都是以安全，高效的交通运输联系为前提的。即首先是建设道路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只有具备了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进行地区(或城市)开发和把国民经济的各个基地联结起来，才能进行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反之，交通运输基本设施的短缺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干扰，使经济发展出现徘徊和不必要的消耗，阻碍其发展。
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其主要原因是原料的运进，市场的开拓，都需要由与之相匹配的运输业。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铁路大发展时期，铁路作为路上运输的主要方式，它的优点是通达性强，受自然条件限制小，运量大以及价格低廉，从而得到了迅速发展。1926年美国铁路网建设达到阶段性顶峰，总里程达40.8万公里。之后，随着运输技术的进步，运输需求的变化，公路、内河、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美国拥有24.5万公里铁路，650万公里公路，4万公里内河航道，44.8万公里民航航线和36.3万公里输油气管道，形成了综合运输能力强大的交通体系。总的来说，美国的运输系统相对国民经济发民而言是超前的，他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建设中，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并有一定的储备能力，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它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体现。
如果我们对越来越多的新型运输方式进入运输体系的现象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是竞争和取代效应的结果。新的运输方式以它特有的优点吸引一部分运量。由于可供使用的运输方式增多，选择性增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相互连接的可能性增大，这就使运输供给能够更准确，更灵活地适应越来越高的运输需求，这些规律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二、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与运输业的发展
在经济与交通运输业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和分析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运输体系的发展和变化。如果我们将一个长时期的生产规模和结构与运输规模和结构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初期经济规模较小，结构比较稳定，各地区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即现在所说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生产规模和结构与运输规模和结构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工业领域)转移。这时，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减少，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工业化和市场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材料如媒、矿石、钢铁等大宗货物运量急剧增加，货运量的平均增长率接近或者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所运送货物的平均价值明显增大的同时，它们的平均体积和重量却减小了，依次在这一进程中，货运量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缓，其增长率会逐渐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而客运量则保持接近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于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对运输提出了迅速、方便、安全等侧重于运输质量的高要求，客运方面提出了高速、安全、舒适、方便的更高要求。由于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开始蓬勃发展，运输规模和结构有了很大变化。
经济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加强了物质、人员和信息的交流，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地区劳动分工。地区劳动分工取决于与地点有关的生产成本，交通体系的运输能力。这样，一个地区劳动分工以及相应的交通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规模和不同作用的区域中心。
从而可知，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变化。但同时，运输业又对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起着推动作用和更直接安全的服务作用。
三、WTO与我国运输业的发展
我国加入WTO将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使我国的运输事业也得到发展。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和更多的要求。
篇7
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的各种办法的综合，其基本目标是经济稳定增长、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充分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
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国家行为必须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来实施，为此，国家必须设立专门机构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职权。因此，国家这种行为和实施的手段在法律上表现为国家的特定权力及其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
对国家来说，宏观调控是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承担的新的职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国家要以宏观的调控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经济运行。而从国家的一般理论出发，国家的一切活动不外乎对经济运行的规划、协调、引导、限制和禁止，就国家功能的角度而言，这些活动都是管理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管理；在法律探究方面，也就可以从国家经济管理权方面展开对经济法的熟悉。
经济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自有人类社会之始，即有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对物的管理，即对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过程的经营、处理和协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管理才变成了对人的统治。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经济管理，应该包括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两方面，它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利用行政权进行的控制、取缔、监察等行为，而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系。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为探究的方便，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考察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特征，这便是经济管理权。直言之，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经济运行的猜测、决策、组织、指挥、监督等诸权力的总称。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经济保护领域的运用和实施。
国家经济管理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一）传统经济体制的不足
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在近现代史上，世界上曾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而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或经济体制都存在不足。
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起着基础，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各类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调节和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它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假如对于市场机制调节不足国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结果将是直接危及一国的政治经济秩序，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从实践上证实了国家担当宏观调控职能的必要性。
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虽然政府拥有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社会经济管理权，但由于忽视和排斥市场主体的功能，将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保护的关系当作静态的事物对待，并不能很好地调控经济。
（二）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社会管理权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国家经济管理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功能；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由此，我们认为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社会管理权，它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办法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办法和其他适当办法。因此，它需要行政权的运用，需要国家或政府的积极参和。因此，很多人都据此认为经济管理权就是行政权，甚至认为经济法就是行政法。然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经济管理权和传统的行政权存在着显著区别摘要：
1.经济管理权产生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补充。其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和公平，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协调发展，经济管理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政权产生于国家的警察职能，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平安的必要手段，其目标是在不干预经济个体自由意志的前提下，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持公共平安，传统行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利益。2.国家经济管理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干预权，它具体地表现为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积极主动地对经济个体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通过禁止、促进、激励、诱导、扶助等各种方式对经济个体和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以保证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宏观调控的思想指导下，事前的预防办法在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功能。而传统行政权则是一种消极的限制权，它是在市场主体的行为严重侵害社会或他人利益以至造成后果时才发挥功能，并且仅将其范围限制在恢复原有秩序的范围之内，行政主体不得干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不得直接参和到他们的关系之中去。
3.经济管理权的行使既包括传统的权力手段，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还包括非权力手段，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扶助等各种非权力手段在经济法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权力手段运用得更为广泛和普遍。传统的行政权的行使主要是依靠权力手段，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裁量权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
4.经济管理权行使的主体比较广泛，它尤其重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特征，尊重社会管理权的自治，并且保障公民参和，广泛地吸收公民和社会团体参加经济管理的猜测和决策。传统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比较单一，仅限于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授权的组织，强调行政的统一性，和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协商或妥协的关系。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办法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但是，我们看到摘要：这些变动恰恰是国家职能的变化和扩展的结果，正是这些变化引起了新的权力理论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的确立。因此，传统行政权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管理权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管理权产生的结果。从理论上正确地熟悉国家经济管理权的性质和特征是把握经济法的性质和特征的又一角度。
二、国家经济管理权行使的非凡方式-经济行政合同和经济行政指导
如前所述，国家经济管理权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干预权，具体地表现为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积极主动地对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加以影响，通过禁止、促进、激励、诱导、扶助等各种方式对市场主体和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以保证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宏观调控的思想指导下，事前的预防办法在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功能。
为适应国家经济管理目标实现的需要，国家经济管理权的行使既包括传统的权力手段，即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还包括非权力手段，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扶助等在经济法得到了广泛运用。由于权力手段在过去的经济法探究中已有很多成果，且从本质上看，权力手段是国家行政权在经济领域的直接运用，法律必然赋予这类手段以强制执行力，因而，它们应该也必须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而非权力手段则不然，虽然它们也经常由国家或政府所采用，但是，国家或政府在运用这类手段时，主要是积极地鼓励和诱导，不能对市场主体采取强制办法，因而，这类手段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有强制执行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或鼓励诱导办法能否得到实效，必须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接受和认可。仅此而言，就不难发现经济法中权力手段和非权力手段的巨大差异，对于经济法规范中的这一非凡现象，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在此，仅探究非权力手段中运用最普遍的两种-经济行政合同和经济行政指导。
（一）经济行政合同
经济行政合同是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经济管理机关和相对人之间为保护和改善经济，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确立、变更或消灭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协议。它作为合同的一种形式，必须具备合同的基本属性；同时由于其前提和基础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它又具有一般民事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概括地说，经济行政合同具有如下特征摘要：
1.经济行政合同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这是作为合同的必备条件，合同必须是确立、变更和消灭双方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对经济管理机关而言，这是一种非凡的管理行为。它和经济管理机关依单方面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行政命令不同，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不能成立。
2.经济行政合同要求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但又答应经济管理机关保留一定的特权。前者表明了合同的基本属性，和民事合同一样，没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例如，在某单位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签订的经济保护承包合同中，双方显然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但若无相对人的承诺，合同关系便不能成立。后者表明了合同的“行政”属性，即经济行政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经济管理机关又具有某些单方意思表示的特权。由于经济和经济新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经济管理机关有权根据经济新问题和经济管理目标的变化，及时指挥合同的履行，在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有权变更甚至解除合同等等。但是，即使是这种特权也不同于单方面性的经济行政行为摘要：第一，经济管理机关的这种特权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它是经济管理相对人认可的一种特权。单方面的经济行政行为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平等无需经过对方的同意即可发生效力。第二，经济管理机关在合同权的行使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必需、且当事人的行为违公共利益为前提，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为代价。单方面的行政行为则不具备这一特征。简言之，经济行政合同的订立必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经济管理机关的特权也必须照顾相对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意思表示一致。
3.必须以经济管理机关为一方主体。这一特征使经济行政合同符合一般行政行为的特征而不同于民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对合同双方而言，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另一方。而经济行政合同只能是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经济管理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至少有一方必须是经济管理机关，当事人不得自由选择。民事合同的双方，在确定、变更、终止民事关系时，相互之间始终处于平等地位。而经济行政合同的双方，在确定、变更、终止合同关系前，是基于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在合同关系成立后，也以一方享有特权为特征。经济行政合同仍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性这一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不是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它不同于民事合同，目的不在于直接的经济利益，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民事合同尤其是经济民事合同的结果可能客观上有利于整体经济利益，但它最直接的目的是法人或公民的自身利益。而经济行政合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施经济管理，有利于公共利益，因此，它不能完全遵循自愿平等、互利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经济行政合同是一种灵活的行政行为，它作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和保留经济管理机关一定特权的有机统一体，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摘要：
1.经济行政合同既能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又保留了管理者的一定特权。从经济行政合同的特征可以看出摘要：它既不像经济行政命令那样僵硬，又不像民事合同那样随便。在经济行政命令中，相对人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只负责执行而无须负责执行的结果，但在经济行政合同中，事先确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必须对执行的结果负责，因而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假如发生相对人违约的情况，经济管理机关有权依合同追究其责任。
2.经济行政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单纯行政命令的不足，弥补法律规定不完善、地方规章效力不足的目前状况，并可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严于法律、法规的约定。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出现，使得经济管理不可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必须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以补充。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管理法规尚不十分完善、地方立法更欠完备的情况下，经济管理机关可以根据经济管理的目标和职能，以经济行政合同的方式弥补其不足。
3.经济行政合同是遵循经济管理社会性、灵活性特征，灵活管理的有效手段。经济管理必须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功能充分发挥为前提，且对于经济的管理，是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统一，以强硬的行政命令手段是难以奏效的。然而，国家为实现管理经济的职能，使经济的发展符合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必须表现出一定的意图，这时，采用经济行政合同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命令要好得多。经济行政合同既便于实现国家管理经济的意图又保留了制裁对方违约的可能性，而且可以发挥相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合同的形式，将管理建立在科学的、符合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
经济行政合同的订立，较之于民事合同，在订立的权限、方式和相对人选择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不如民事合同自由。经济管理机关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关，无权自由处分公共权力。
经济行政合同的缔结权限，即经济管理机关订立经济行政合同的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新问题。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经济行政合同的缔结大多根据经济政策，而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但从长远来看，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经济管理机关签订经济行政合同的权力，以保证经济行政合同的稳定性及其运用范围，克服相对人的怕变心理。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只能在其管辖的经济事务范围内签定经济行政合同，但由于现在我国经济管理机关的权限因种种原因尚不稳定，因此，凡涉及重大新问题且有权限争议时，应由政府协商，并取得明确授权。
经济行政合同的条款，是经济行政合同的核心，它直接反映着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基本依据。经济行政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包括三大类摘要：第一类是一般行政合同所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包括标的、经济指标、价款和酬金、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等五项。这是任何合同都必须具备的条款。第二类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按经济行政合同的性质所必须具备的条款。这是各种具体合同中所特有的必备条款，其内容取决于经济法的明确规定或合同的具体性质。第三类是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如经济管理机关因其非凡性所享有的特权并经相对人认可的非凡要求。
经济行政合同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较多。从合同订立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不可忽视，一是经济管理机关在合同履行中享有特权，二是当事人双方的合同责任有较大的差别。一般来说，相对人一方的责任及其奖罚都是明确具体的，而经济管理机关的责任则难以明确具体，根据现有的各种合同中有关经济管理机关一方义务的含糊措词很难依法追究其责任。因此，解决经济行政合同的法律依据新问题，是保证合同履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经济行政指导
经济行政指导是指经济管理机关为谋求经济保护目标的实现，期待相对人任意的协作、自发的行动而提出的劝告、建议、指示、希望等非权力行为的总称。它是一种事实行为。这种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存在是必要的摘要：
1.经济领域广泛复杂且技术化、专业化程度很高，经济管理机关在无适当立法办法的情况下，必须肩负管理责任，以弥补法律的不存在或不完善。
2.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通过命令或强制办法圆满灵活地实现预期的经济保护目标，而不引起摩擦或反抗，同时也保障对方主张自己意见的机会。
3.经济发展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事项的复杂化，使得经济管理机关也有必要向社会和公民提供知识和技术。
经济行政指导是一种由经济管理机关通过向对方做工作，期待对方实施管理机关意图的行为。它从法律形式上不具有对相对人的强制力或法的拘束力，相反是在相对人任意合作下实现管理目的的行为形式。因此，经济行政指导和经济行政行为有着显著区别，它是一种非权力手段。但是，由于经济行政指导是经济管理机关的行为，而经济管理机关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享有的统治地位使经济行政指导可以发挥重要功能。
1.抑制功能。指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对人的行为事实上具有抑制效果。如技术监督局认为有违反经济法非凡规定的行为时，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劝告，或劝告可能遭受危害的企业、居民采取必要办法等。
2.协助功能。指保护相对人并予以协助的功能。例如建设局对建设单位进行必要的指导。
3.调整功能。指调整相对人的利益关系。当企业相互间或企业和居民间发生的经济纠纷有可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时，通过关系人的互让和协作来调整其利害关系。如企业和消费者发生纠纷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纠纷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进行劝告，促使其达成协议。
4.引导功能。指为实施或实现一定的政策或计划而引导相对人的行为的功能。
从经济行政指导的功能可以看出，它对相对人不具有法的拘束力。但由于经济管理机关往往通过向服从行政指导的人提供一定的利益（如综合利用产品的价格优惠、税收优惠等）或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经济管理机关的支配地位，经济行政指导对相对人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但不是法律上的。因此，对不服从经济行政指导者，不得强迫执行经济行政指导的内容，或对该不服从者适用罚则。
经济行政指导在各国经济法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对这一新问题的探究却不够深入，有关经济行政指导的各种法律新问题，如经济行政指导和依法授权、法律对经济行政指导的拘束、经济行政指导中的裁量权、经济行政指导和经济行政救济等等，均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吕忠梅、刘大洪摘要：《经济法的法学和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2.应松年主编摘要：《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王清云等摘要：《行政法律行为》，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4.李昌麒主编摘要：《经济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篇8
[关键词]建设银行；管理会计；建设
管理会计是根据管理层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数据模型，通过处理历史性和预测性数据。将大量零散的数据信息聚合成管理决策信息。其中，核心就是管理会计的数据模型。它是科学的管理评价手段的集中反映。特别对于建设银行而言，更应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
一、建设银行管理会计的作用
管理会计以决策和控制为基本职能，以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内部管理为目标。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外银行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已成为事实。在内争外挤的现实条件下，加快建立我国建设银行完善的管理会计体系，以提高建设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建设银行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实力就显得极其重要和必要。
1、管理会计可以提高建设银行效益。建设银行提高效益，实现经营目标必须依赖于管理会计。建设银行作为企业，也以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管理会计正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有效方法。通过对管理会计中成本分析、本量利分析以及预测、决策、成本控制、责任会计等各种方法的应用，将效益作为全行管理体制的一条主线，贯穿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2、管理会计可以为建设银行提供科学决策。建设银行科学决策依赖于管理会计。建设银行的经营面临着多种选择，要保证经营决策合理可行，必须运用科学的预测和决策方法。管理会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它对建设银行的财务信息按企业管理要求进行加工处理，生产出系统化的、可直接支持决策的有效信息。管理会计的科学性、前瞻性、预测性，使得推行管理会计成为建设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3、管理会计可以提高建设银行竞争力。建设银行之间的竞争实力直接决定着建设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建设银行能否产生更高的效益。基于此，我国建设银行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必须适应角色的转变，转向依赖于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必须引进先进的管理会计思想和方法，充分发挥管理会计提供管理信息、筹划未来业务、控制日常活动、评价经营绩效等重要作用，挖掘内部潜力，从而实现经营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竞争实力。
二、加强建设银行管理会计建设的途径
1、明确银行市场战略定位。竞争优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企业如果能同时拥有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集中一点战略三种战略优势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同时采取这三种战略，能采用其中一种战略拥有其相应的优势，也能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面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挑战，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进行竞争优势(SWOT)分析，明确自己在产品、服务、管理、客户、资金、技术、品牌等方面具有哪能些优势，据此确定自己明显的竞争优势，避免不必要的业务交叉、重叠竞争。由于银行管理会计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实现银行发展战略而进行的，因此，制定一个合理可行的发展战略是推行管理会计的关键步骤。银行的发展战略一经确定，就必须有一个内部机构来负责推行与实施，并将银行发展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各个部门都清楚认识到围绕银行的发展战略，需要做哪些工作、如何完成、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也使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与银行发展战略相吻合的个人工作目标，知道他在实现银行发展战略中起到什么作用，从而使得员工的工作努力方向都能够与银行发展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形成合力，以保证银行战略计划的实施。这也符合当前中央提倡科学发展观，实行“人本管理”的要求。
2、建立必要的制度。银行管理体系虽随竞争战略的改变而不断调整，但“两权分离”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因此所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照样无法回避。从财务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将所有权落到实处。在对西方银行的调研中会发现，银行所有者拥有的所有权具体到财务管理上表现为资金权和会计信息权的集中管理问题。我国银行内部金融犯罪现象和银行资产质量的管理不善，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近年银行资金权下放过度、控制不力、会计信息权因缺乏顺畅的管理信息系统而流于形式，致使银行内部信息不透明(尤其是银行内部横向信息不沟通)。在西方商业银行，资金管理实行集中控制、统一高度的管理制度，确保总行对资金的有效控制，防止恶性金融犯罪的发生。超级秘书网
3、加强成本核算。如前所述，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银行将管理的起点定位于顾客，而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则很难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要求银行组织结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相应的银行的管理制度也将随之改革。银行在现在的基础上，对其业务流程进行再造，使之适应顾客的要求。改革将使银行删除不创造价值的作业，加强增加价值的作业，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识别哪些作业能创造价值。但银行现有的成本核算方法和制度，只能提供银行整体的成本水平和盈利能力信息，而无法提供关于产品、客户等方面的作业成本信息、，也就无法对各种作业是否创造价值进行判别。
4、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管理会计的管理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调动各责任部门的积极性，激励他们为完成银行的整体目标而努力。管理会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激励作为保障，即使计划再周详，核算再精确，控制再严密，考核再严格，也只能事倍功半，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为此，要建立以责任利润为中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每年下达计划时，紧紧围绕利润这个中心，按月考核，并将干部任免、人员分流、个人收入分配、费用管理和利润的实现密切挂钩，从而推进管理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篇9
并联现象中最先“成就”的那一个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而串联现象中最后“成就”的那一个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原因和条件的区别全在于出现的时间不同。在此基础上，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偶然原因和必然原因等，都可以作出合理解释。
关键词：因果关系原因和条件内外因关系逻辑方法
破坏分子发现炸药仓库的守护卫兵在后半夜两次交接班时警惕性较差，遂利用这一疏漏，接近仓库点燃引爆物引发仓库爆炸，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的行为无疑是仓库“爆炸”的原因。有人认为，保卫工作的“疏漏”也是“爆炸”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还有人根据内外因原理认为，“炸药能够爆炸”（具有爆炸的性能）是内因，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是外因。内因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如果仓库内存放的只是一堆石子而没有炸药，就不会出现爆炸的结果。这一说法看似可笑，但与所说的“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的例子是颇为类似的。
人们普遍认识到，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情况。人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把原因分为“直接—间接、主要—次要、重要—一般、偶然—必然”等等。但由于这些划分标准没有给予严格界定，这就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建立起“基本因果关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复杂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一、基本因果关系模型
哲学上把现象和现象之间那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叫做因果关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做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叫做结果。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引起”和“被引起”却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结果出现了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表述形式。但是表述越是复杂，越容易出现模糊和混乱，给科学地认识因果关系造成困难。所以对因果关系，学界至今还没有建构起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笔者以为，要想在因果关系研究上有所突破，应当借用数理逻辑的思想，从基本假设和定义出发，建构起“基本因果关系模型”（理论），以此为基础对复杂因果关系给予解释。
作为建构模型基础的基本假设和定义，都必须从现实世界中归纳出来。模型本身，也应当反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基本单位）是个人，研究的内容是人的活动（体现了与外界的关系）。笔者从经济学得到启发，把通常所说的“事物”分解为动态的“事”和静态“物”两类。“物”是哲学研究的主体，“事”则是“物”的动态变化过程，它体现了主体“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事”是由“物”参与产生的，而静态的“物”则可以独立存在。
但是为了利用人们熟知的哲学术语，我们做如下定义：
静态的“物”叫做“事物”，是哲学研究的主体，用A、B、C等表示；“事物”的变化叫做“现象”，是哲学研究的内容，用A、B等表示；“引起”用“”表示；A现象“引起”B现象，即现象A是结果B的原因，用“AB”表示。
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可以用开关的“开、关”与灯泡的“亮、灭”来表示。我们用导线把电池、开关、灯泡三个元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简单电路，静态的开关、灯泡、电池、导线就是“事物”，开关状态的变化（开和关互变）与灯泡状态的变化（灭和亮互变）就是“现象”。“开关由关到开”与“灯泡由灭到亮”两个现象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
“开关开”与“灯泡亮”（或“开关关与灯泡灭”）就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可以用符号“AB”。我们把它作为“基本因果关系”的模型。下面就以“基本因果关系”为基础，讨论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因果关系。
二、区分原因和条件
我们把与结果发生有关的所有先前情况统称为“先前因素”，探索因果关系就是要确定哪些（个）先前因素是原因，哪些先前因素是条件。
与因果现象实际发生的过程正好相反，人们在探讨因果关系时往往是先知道结果，而后才去探讨其原因，这一过程称为“执果索因”。“执果索因”中必须利用“逻辑推理”，推断哪些现象可能引起结果的出现。
如果几个现象必须全部出现，结果才出现，即对于结果来说（注意，是对于特定结果来说的），这些现象缺一不可，那么这些现象就称为“串联现象”；如果几个现象中只要有一个出现，结果就必然出现，那么这些现象就称为“并联现象”。“串联现象”和“并联现象”是相关现象的两类基本关系。串联和并联“混合”的现象，可在此基础上研究，本文从略）。在一个电路中，串联开关的每一个都必须“由关到开”，才会出现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灭到亮”来说，每一个串联开关“由关到开”的现象就属于“串联现象”；类似地，并联开关只要有一个“由关到开”，即可出现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来说，并联开关的每一个“由关到开”的现象，就属于并联现象。
我们之所以强调“对于特定的结果来说……”，是由于对于不同的结果来说，现象之间的关系就根本不同。例如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任何一个串联开关“由开到关”都可以引起这一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每一个串联开关“由开到关”的现象，正好属于“并联现象”。同理还可以得出，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每一个并联开关“由开到关”的现象，正好属于“串联现象”。
在强调一遍，“串联现象”和“并联现象”的划分，是在“执果索因”过程中对“可能引起”结果的现象从理论上进行的划分，而现实中究竟是哪个现象“引起”了结果的发生，则必须从其它方面入手解决。为此，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参数）。
我们先研究“串联现象”。假设有n个“串联现象”，我们对它们发生（成就）的时间次序进行排列，分别为第1、2、3……n个现象。由于对结果现象来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而直到第n-1个现象出现，结果都没有发生，即它们都没有“引起”结果发生，所以都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而第n个现象一出现，结果就发生了，根据“因果关系定义”，它就应当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其它n-1个现象则只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条件”。同理，“并联现象”中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足以引起结果的出现，所以并联现象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现象就“引起”了结果现象的出现，所以它就是结果发生的“原因”。
可见，时间因素对于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认为，从逻辑上说，原因和条件并无区别（因为逻辑分析不考虑时间因素）。只是由于它们出现的时间次序不同，才区分出“原因”和“条件”。
三、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区别
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如前所述，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最根本的区别是，逻辑推理不考虑时间因素，而因果关系却必须考虑时间因素。例如“父母结合”后“生出儿子”，在因果关系中，“父母结合”是原因，“生出儿子”是结果，二者不能颠倒。但从逻辑推理上说，男女结合却不一定能够生出儿子；反过来说，只要有“儿子出生”这一“条件”，则必然能够推出“父母结合”这一结论。写成逻辑推理形式，就是“因为儿子，所以父母”。由于有人把“因为……所以……”框架下的逻辑推理都看做“因果关系”，结果儿子倒成了父母的原因，闹出大笑话。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用“因为……所以……”形式表述的关系，也可能不是因果关系。
2、逻辑推理的条件是有限的，而在任何一个因果关系中，“条件”实际上是无限的。在逻辑推理中，有时一个条件即可推出一个结论，有时多个条件才能推出一个结论。但即使多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这些条件的个数也都是有限的。但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却大不相同，与结果现象有关的条件实际上是无限（多）的，无法把它们穷举出来。例如在我们的简单电路中，导线的性能，元件的材料，以及是谁拉动了开关，他为什么要拉动等等，都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情况。在研究中，我们只能够限定范围，对那些“不言而喻”的条件也只能“略而不提”，对那些超出界限的情况也不再研究。总之，现实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要比逻辑推理中的“条件和结论的关系”复杂许多倍。
3、逻辑推理中（主要指演义推理），条件必然蕴涵结论；但在因果关系中，原因并不必然蕴涵结论，而只有在“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原因的出现才引起了结果的发生。例如在电路中，n个串联开关中，只有在前n-1个开关都发生了“由关到开”的变化之后，即在特定条件都已经“成就”之后，第n个开关“由关到开”才能够成为灯泡由灭变亮的“原因”。如果我们预先把n个开关进行编号，或者设想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但功能完全相同，最后一个发生“由关到开”变化的那个开关是红色的，那么只要前面n-1个开关中只要有一个没有发生“由关到开”的变化，那么红色开关“由关到开”的变化就并不能“引起”灯泡由灭变亮的结果。所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都是特定的原因引起了特定的结果。也许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在实验室中可以严格限定条件），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才是确定不变的：相同的原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原因引起不同的结果，就象人们在白开水中加入砂糖则必然使白开水变甜，而加入食盐则会使白开水变咸一样起清楚明确。通常人们认为，“同果必然有同因”，“异果必然有异因”，这一原理也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4、因果关系是“现实”关系，只有在原因现象和结果现象已经发生之后，我们才说，原因A和结果B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逻辑推理”是一种“理论”推导，它不需要任何现实性做支撑，条件就必然蕴涵结论。演绎推理的逻辑结构是：
若A包含于B，并且B包含于C，则A包含于C。就象初等数学中A＜B并且B＜C，那么A＜C一样。
但是因果关系却不具有这种传递性。即A是B的原因，并且B是C的原因，却不能得出A是C的原因。即结果原因的原因，不是结果的原因，就象西欧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关系那样：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当然，也有人把原因的原因看作结果的原因，就象我的祖先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一样。但如果这样理解因果关系，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也许就是两千多年来一切社会事件的原因，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就都是自然界本身。这样理解因果关系，就丧失了研究的意义。如果严格套用因果关系定义，可以看到这些理解并不符合因果关系定义。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理论必须符合现实，它才能够解释和预测现实。逻辑推理尽管是理论上的，也许正是由于它是理论上的，所以可以用于推测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并由现实予以证实和证伪。实际上人们也正是这样利用逻辑推理来探索因果关系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经常把因果关系中的“结果”与逻辑推理中的“结论”相混淆，例如有人把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的结论称为“结果”。问“杀人案有结果了吗？”答曰“有，是张三谋财杀人！”这里的所谓“结果”，实际上是指找到了“杀人结果”的“原因”，它应当属于逻辑推理的“结论”而不是现实中因果关系的“结果”。再如我看到李四到医院就诊，由于就诊人都是因为有病，所以我就可以根据李四就诊推断他患了病，既由“就诊”这一条件得出了“有病”这一结论。但在平时，我们会说“因为我看见李四就诊，所以李四有病”。这样的表述，“就诊”好象成了“有病”的原因，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在分析“因为……所以……”这样的表述时，一定要搞清它是逻辑推理，还是因果关系。
四、复杂因果关系分析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说，有时出现“多因一果”，有时出现“一因多果”，还有时出现“多因多果”。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情况呢？
1、“多因一果”关系分析：
从逻辑上说，多个条件得出一个结论的情况很多，但只要引入时间因素“降到”现实中来，可以看到所谓“多因”，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原因，而其它因素都是条件，就象串联开关和并联开关中只有一个的变化是原因，而其它都是条件一样。还有一个简单例子是有人认为“父和母都是儿子的原因，并且不分先后次序”，即两个原因“引起”一个结果。但这是由于没有正确应用概念产生的缺陷。严格说来，原因现象和结果现象都应当是动态的，而父、母及儿子都是静态的“物”，不符合“原因”和“结果”的要求。父母的“结合”与儿子的“出生”才是动态“现象”，它们才符合因果关系定义的要求。所以正确的因果关系表述应当是，“父母结合是儿子出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之间仍然是“一因一果”关系。
另外，笼统地看待结果却具体地探索原因，也会出现所谓的多因一果。例如，笼统地认识社会，会得出“社会秩序混乱”这一结果，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现象”。如果在同一层次上分析原因，应当有一个宏观的术语表示“原因”。但实际上，到现在人们甚至还没有试图用一个宏观术语来表述这一宏观原因，于是只好谈论（许多）具体原因，由于具体原因很多，实际上无法统计，人们注意到这一情况，所以认为“多因一果”情况大量存在。但如果在同一层次上认识问题，就可以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只要在同一层次认识问题，就仍然是一果一因。
还有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人们往往把中间环节中出现的“结果”都作为最后结果的“原因”，于是就出现所谓的“多因一果情况”。例如，人们往往把一个人所有的“直系祖先”都看作产生这个人的“原因”。但是如前所述，把一个人的“出生”作为结果，父母的“结合”应当是原因，而祖父母的结合则是“父亲”出生的原因，外祖父母的结合则是“母亲”出生的原因……
有人认为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战胜克里而连任总统，是亿万选民投票的结果，其中每一个投布什选票的选民都是布什当选为总统这一结果的“原因”。所以是亿万原因引起了一个结果。但如果我们引入时间因素，设想每个选民在不同的时刻投票，那么决定选举结果的是其中某一个选民的选票，他的票使克里的支持者再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他的投票才是布什当选总统的“原因”，而此前投票的其他选民则只是这一结果出现的条件（尽管也是非常必要的条件），此后投布什选票的选民，实际上在“布什当选总统”这一结果现象中没有起到作用（如果把选票总数作为“结果”，当然每个选民都起了作用）。但在这一事件中，原因和条件的区分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也没人进行这一分析。
2、“一因多果”关系分析
“一因多果”的情况与“多因一果”的情况正好相反。首先，现实世界中存在连续因果关系，人们往往把最初因果关系之后，结果作为原因又引起的结果都看做最初原因的结果。例如一个（对）祖先可能有许多直系后裔，如果把每个后裔都作为“结果”，就出现“一因多果”的情况。
其次，宏观地认识原因而微观地认识结果，则是“一因多果”的更为普遍的情况。例如把世界上“人口太多”看作原因，它当然会引起许多具体结果。因为人口有几十亿，每个人都要活动，都会引起相应的结果，于是也出现一因多果的情况。一因多果可以用宏观模型“总电闸断开”与“每个用电器停电”之间的关系表示。这显然是在不同层次上认识问题造成的。如果我们限定在同一层次上分析问题，就可以说，“总电闸断开”是原因，“全局停电”是结果，仍然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3、“多因多果”关系分析
“多因多果”的现象，实际上是一因一果关系的复合。只要从结果中分解出单一结果，则不难在原因中分解出对应的单一原因。例如，厨师在做汤时使用了很多作料，汤的味道鲜美可口。鲜美可口的味道是由许多单一的“味道”组合而成的，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单一味道分别加以研究。我们假定该汤的味道有苦、辣、酸、甜、咸五种，再分别探讨，这五种味道是如何产生的。也许我们发现做汤前只加入了两种调味品，即食盐和五香粉。食盐是单一调味品，它产生了“咸味”；但五香粉是一种混合物，它由几种调料混合而成，只要再继续分解，就可以找出是哪种物质产生了苦味，哪种物质产生了辣味等等。于是在“物质”和“味道”之间就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
五、不同学科对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义
我们前面是从哲学上对因果关系进行定义的分析的，但是不同学科对因果关系往往有不同的定义和认识。最典型的就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就大不相同。
例如，果园主人为了防止有人偷果子，故意喷洒了巨毒农药，导致偷果子的人中毒死亡。按照我们的严格分析，对“死亡”来说，“喷洒农药”、“偷果子”、“误食”是“串联现象”，最后一个现象“误食”，应当是死亡的“原因”，而“喷洒农药”、“偷果子”则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条件。但在法律上，追查责任的标准是相关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由于果园主人违反了农药使用规定，主观上有过错（民事上不分故意和过失），所以就认为果园主人“喷洒农药”的行为与偷果人中毒“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于是判决果园主人承担主要民事责任，甚至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对付老鼠，我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一个鼠夹子，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最后确实逮住了老鼠。对于这一结果来说，我们往往说，“安放”鼠夹子的行为是原因，“逮住”老鼠是结果。但这样说并不严格符合“因果关系定义”。根据我们的分析，“安放”鼠夹子时，结果并没有发生，所以不应该是引起结果的原因。最后的因素是老鼠“接触”到了夹子鼠，它才是引起结果现象发生的原因。
在法律上把有可能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况都称为“原因”。例如在公路边挖沟修管道，没有作出明显标记，致使晚上骑自行车经过此处的行人摔倒。如果行人是正常行使无过错，就认为挖沟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按照因果关系定义，行人的行为是原因，而挖沟只是引起结果发生的有关“条件”。
六、回到问题
利用因果关系基本模型，可以对日常生活中与因果关系有关的情况作出分析和解释。例如所谓的主要原因，是把“条件”都作为原因，根据它的重要程度所作的区分；间接原因，则是原因的原因或条件的原因而已；偶然原因是考察原因（或条件）的来源，把来源“偶然”的原因称为“偶然原因”；根本原因是探讨原因的原因，直到在特定范围内无法再继续探讨为止。有人把根本原因称为“终极原因”，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不限定范围，任何事物的终极原因都是自然界本身。所以脱离一定范围，终极原因的探讨就毫无意义。
历史学家总想探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一想法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既然要探讨终极原因，就应当限定范围，确定探讨到什么程度为止。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就探讨到“人口的自然增长”。应当说，在社会科学的界限内，这一原因确实可以称为“终极原因”，因为再往前探讨“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就是人的生物属性，这就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笔者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根源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也是归结到在社会科学范围无法解释的界限为止。
还是回到我们的炸药仓库爆炸的问题上来吧！在炸药仓库爆炸事件中，根据我们已经阐述的原理，破坏分子“点燃”导火线的行为应当是原因；“炸药能够爆炸”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保卫工作的“疏漏”，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因素，所以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首先，它被破坏分子发现，使他产生了引发爆炸的特定目的；其后，在破坏分子具体实施爆炸时，又被其直接利用接近仓库。从激发了破坏分子的犯罪目的看，保卫工作疏漏是条件的原因，也可以称为“间接原因”；从被破坏分子利用接近仓库的角度看，保卫工作疏漏又是仓库爆炸的直接“条件”。
“内因外因”则是以某一事物作为界限，把界限内的各种因素（条件）都称为内因，把界限外的事物都称为外因。笔者以为，把内因看成主要的、第一位的原因，也许在教育人们发挥主观努力上具有作用，但却难以对其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用所谓“内外因关系原理”解释现实生活，则往往闹出大笑话。例如用石头去砸鸡蛋，结果当然是“鸡蛋破碎”。在“用石头砸”和“鸡蛋破碎”这两个现象中无疑存在因果关系，甚至可以说“砸”是“碎”的最直接、最主要、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而没有人把“鸡蛋本身不够坚硬”作为“鸡蛋破碎”原因。
篇10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