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05: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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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宪法,宪法学,社会,价值,体系
一。宪法现象与宪法学
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产生、存在与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学首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宪法学性质决定了宪法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同时直接体现宪法学体系的完整性。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存在的基础,客观上反映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与基本特征。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宪法调整而形成的社会现象都可纳入到宪法学研究范围。宪法现象通常具有四个要素,即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与宪法秩序。通过宪法规范的功能形成人类社会的宪法制度,而宪法制度的运行需要社会主体对宪法的理解与信任,最后通过各种社会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谐而稳定的宪法秩序。
宪法现象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事实与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运用综合性的知识给予解释和说明。由于知识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各国宪法学都面临着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释宪法现象的体系问题。宪法现象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不断更新宪法研究方法的客观必要性。在解释宪法现象时,学术界经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种是从宪法看社会,另一种是从社会看宪法。按照第一种思路,人们习惯于在宪法规范中体验其宪法的价值,并把主观的宪法价值落实到客观的宪法世界中,主要依赖于对宪法的规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可能限制人们观察宪法问题的思维空间,以过于实证主义化的眼光分析多样化的宪法问题。按照第二种思路,人们有利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宪法价值,具有丰富的评价宪法现象的资源与方法,提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宪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种思考方式客观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会现实的价值代替宪法规范性价值,无法有效地维护宪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样在宪法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针对宪法问题存在的特点,学者们努力在宏观上建立宪法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同时,也要通过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丰富解释宪法现象的方法。如在宪法实践中已发挥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心理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经济学等学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同时也是整个宪法学体系的发展。[2]宪法学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主要由本体论与方法论组成,而方法论是评价宪法学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宪法社会学在学科性质与功能体系上,能够满足宪法现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为人们从社会角度客观地分析宪法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宪法社会学的目标
宪法社会学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宪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原理。宪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但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学说早已存在。如18世纪中叶出版的杜克的《宪法与社会》是运用法社会学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代表性著作,标志着宪法学研究思路的转型。在法国,列恩杜基在《宪法概论》一书中从社会连带意识中寻求宪法正当性的根据,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宪法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在日本,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宪法》中最早以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并以宪法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提出了比较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当然,当时的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宪法社会学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释学方法,但毕竟提出了以社会为基础分析宪法的思路,使宪法的存在获得社会的评价体系。宫泽俊义教授吸取了法国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严格地区分了法的科学与法的实践的界限,广泛采用了历史科学的方法。在二战以前的宪法社会学研究中铃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论贡献是比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会学的刊物《法社会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系统的宪法社会学论文,正式确立了宪法社会学的概念。
宪法社会学的目标是科学地认识宪法现象,体现科学主义的精神。宪法社会学的科学性既表现为接近宪法现象的基本态度,同时表现为认识方法的合理选择。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中,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有助于人们客观地分析多样化的宪法现象。在分析规范、现实、价值、事实等各种关系中,宪法社会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标与规则,丰富了宪法世界。因此,有的学者把宪法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的宪法学”或者“社会学的接近方法”。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宪法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的一门学科,[4]其知识体系的基本任务是:把宪法作为一个社会变动过程来认识,实证地研究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宪法关系、宪法运动等宪法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经验性科学。
因此,从经验的角度看,宪法社会学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宪法社会学概念强调宪法现象与社会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突出宪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二是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下,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与作为规范科学的宪法学能够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三是宪法社会学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具有历史性;四是宪法社会学概念的核心是宪法的实践功能,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评价体系发挥其学术影响力。
三。宪法社会学的功能
宪法社会学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起着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的功能。
首先,宪法社会学为客观地理解宪法学研究对象提供了知识与方法。作为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宪法不仅指宪法典,而且包括现实的宪法制度与具体运作过程。宪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受宪法制度本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社会变迁与时展的制约。在不同的宪法文化背景下宪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从现代各国宪法学发展情况看,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与具体标准体现了时代特征。如日本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意识、宪法规范、依据宪法建立的宪法制度;法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政治权力、国家、宪法体制、民主主义制度等,有关政治制度部分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美国宪法学研究对象中宪法判例与现实宪法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宪法学研究中宪法规范的实证性研究与宪法的现实运作过程成为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不同社会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宪法社会学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宪法与社会互动中观察宪法现象。
其次,宪法社会学是建立与发展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的学理基础。在宪法学知识和方法论体系中宪法解释学与宪法政策学反映了解决宪法问题的基本方法与体系,成为宪法学发展的基础。从狭义上讲,宪法学始于宪法解释,同时也终于宪法解释,通过一系列的解释规则、过程与程序,并通过宪法政策(学)展示了对理念的关怀与学术生命力。离开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思维与思想资源,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会遇到理论或方法上的障碍。[5]宪法社会学对宪法解释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从宪法社会学角度分析宪法解释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扩大解释学的社会基础;
(2)宪法社会学为不同形式的宪法解释提供各种知识与社会经验基础;
(3)有助于建立宪法解释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信息化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4)有助于克服宪法解释学在知识整合方面可能出现的过于技术性和实证分析的局限性,扩大解释者的视野,推动知识的整合和创新;
(5)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的宪法解释学为解释者提供解释方式的多样性,使人们获得接近宪法现象的更丰富的途径;
(6)宪法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宪法解释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建立本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宪法社会学在宪法政策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宪法政策学的发展依赖于宪法社会学知识、规则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包含着一切宪法问题,有的是宪法典中规定的,有的是与宪法典有关的,有的是宪法典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宪法问题,宪法学所面对的宪法问题是综合性的,由此决定宪法学本身具有“综合性科学”的属性。宪法政策(学)是为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为宪法制定与修改指明方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它提供了依据宪法价值评价与认识宪法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宪法社会学对宪法政策(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宪法政策以宪法问题为对象,而宪法问题则来自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与背景;
(2)宪法社会学知识对宪法制定与修改目标与过程提供广泛的影响;
(3)宪法社会学所追求的知识的科学性对宪法政策的制定与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4)宪法政策学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一种体系和综合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宪法社会学的经验与理性。宪法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宪法政策论与宪法社会学知识处于相互补充与互换的关系之中。
第三,宪法社会学有助于协调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宪法问题的解释与认识达到客观与理性。在宪法学方法体系中,解释学发挥特殊的功能,但解释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解释方法的性质等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在宪法实践中合理地平衡宪法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强化解释活动的客观性。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有严格区分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互换的广泛空间。解释的过程就是发现价值,形成价值秩序的过程,至于解释的客观性的维护则取决于解释者的判断与意志。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之间的界限,而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中规范与现实之间协调的条件。如在纯粹法学的影响下,宪法学界形成了“解释―科学”两元论的体系,把实践活动理解为“法解释”,把理论解释为“法科学”,人为地割裂了认识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宪法社会学方法的产生一方面提供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价值互换的认识工具,另一方面推动了宪法价值向社会现实转化,提高了宪法规范的有效性。
再次,宪法社会学为各种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起着纽带与平台的作用。在宪法学与法学内部各种知识之间、宪法学内部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学科共同体中宪法学才能得到发展。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宪法学专业性价值的丧失,也并不意味着宪法学要成为大众化的科学。以宪法价值为核心建立的各种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丰富宪法学研究方法,强化宪法学的解决宪法问题的能力。
四。宪法社会学基本框架
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的,体现了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包括一般理论、宪法动态过程与宪法评价等部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研究宪法动态过程,建立宪法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由于各国宪法学面临的宪法问题不同,宪法社会学研究内容与范围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日本学者上野裕久教授的《宪法社会学》一书的基本框架是:宪法社会学导论、宪法制定过程、宪法变动与宪法功能等。在宪法社会学导论中作者主要探讨了宪法社会学性质、课题与方法等基本范畴问题。在宪法制定过程中,重点探讨了特定社会背景下宪法产生的具体过程。在宪法变动过程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变动的形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
从目前宪法社会学发展的趋势与研究成果看,其基本框架包括如下内容:
(1)宪法产生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宪法——国家—社会是揭示宪法社会学逻辑基础的基本依据;
(2)对不同国家宪法制定和修改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是宪法社会学的历史基础。在说明国家权力与制宪权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影响制宪过程的事实、制宪者思想、制宪模式等因素;(3)宪法实施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宪法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分析宪法动态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有助于转变宪法实施问题的观念,确立宪法价值现实化的规则;
(4)违宪问题的系统研究。违宪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应从社会的眼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违宪责任、违宪主体、违宪制裁与程序等;
(5)宪法意识的研究。在宪法社会学框架中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
(6)宪法功能综合研究。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建立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文化宪法—国际宪法相统一的功能体系;
(7)宪法功能评价指标与体系问题。宪法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对宪法功能的评价问题,要求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
(8)国际化时代宪法价值观的演变与功能问题的综合研究;
(9)宪法学统计与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10)宪法学教育方法与形式问题的研究。
概括地讲,宪法社会学是以宪法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法运行过程的动态分析为基本内容,以宪法的社会效果为评价体系的动态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宪法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发展趋势。
五。宪法社会学方法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宪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的开发与运用是宪法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宪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具体研究方法有功能分析、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价值分析与判例分析等。不同形式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宪法社会学既构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同时也起到整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如综合分析法要求人们在分析宪法现象时,从综合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质的宪法制度,确立综合的研究思维,在统一的知识结构中合理地运用宪法学知识。功能分析法侧重于宪法发挥社会效果的分析,要求研究者从动态中把握宪法发展规律。价值分析法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宪法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过程,是对宪法实践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方法。
在宪法学研究中大力引进宪法社会学方法是宪法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更新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以保证宪法现象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我们虽强调了研究方法转型的必要性,但始终没有在方法论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性,没有形成方法论上的学术共识,缺乏遵循方法论规则的学术自觉。由于方法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冲突,人们难以以成熟的宪法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无法准确地把握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比如,在宪法学教学中,我们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宪法的理论与方法,但这些理论与经验的社会正当性基础与适应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的严格验证。对宪法与、宪法分类、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与原则、基本权利的分类、宪法公共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宪法与、人权第三者效力、宪法与民族等基本宪法理论问题上,有时我们所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是不完整的,往往满足于制度或规范的分析,未能从宪法现象存在的特殊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寻找原因。
实际上,影响宪法制度发展与演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运用制度的人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社会的力”始终是影响宪法发展的重要背景。社会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宪法体制的多样性,同时形成了多样化的宪法理论。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价值的普遍性并不否定各国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是所具有的道德品德。因此,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向民众说明生活的特色与多样性是必要的,不应片面强调文化与生活的一致性,更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生活的个性为代价,保持所谓的普遍性价值。
在宪法社会学理论看来,宪法现象的分析是在一种体系和规范中进行的,宪法所体现的是规范价值与生活方式,规范宪法与现实宪法之间的合理平衡仍然在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知识空间内实现。如采用宪法社会学方法,可以寻找实现宪法规范的社会基础与力量,建立评价宪法发展的综合体系,即以宪法学者的理论研究、宪法问题判断者的智慧、宪法教育的形式、公众的宪法意识与社会的宪法支持等为基础建立宪法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些相关因素的有机作用构成推动宪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宪法社会学是以“体系分析”为基本框架的“体系理论”,承担着对宪法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任务。对已建立的宪法体系的合理解释、宪法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实证分析、宪法运行动力的发现等都需要宪法社会学的思维与方法的积极运用。在宪法社会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宪法裁判功能的分析基本上依赖于宪法社会学所提供的信息与方法,甚至对宪法解释者判断依据与具体背景也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理论来进行分析。
宪法社会学接近宪法现象的理论思维是“原因——结果”的方式,即透过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宪法现象说明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并以宪法价值评价其社会效果。当人们发现产生某种宪法现象的原因时,可以根据已提供的经验,得出某种结论。如果人们所发现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时,我们应在原因或结果中寻找相互联系性,对其性质进行合理的判断。如前所述,宪法现象是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一种原因有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也会出现原因与结果之间冲突的后果。从宪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合理平衡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共同体对宪法价值观的普遍认可;良好的宪法文本的存在(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的存在;健全的宪法教育等。规范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就说明维持平衡的某些条件受到了破坏,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分析和观察。我们需要运用宪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与具体经验,分析宪法实施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哪些因素阻碍着宪法的实现等问题。
宪法社会学作为宪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乃是现代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尽管其内容与运用过程发生了变化,但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影响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规范研究方法并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价值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宪法问题的分析。但是,规范研究方法也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容易把价值问题绝对化。为了客观地分析宪法制度运作的规律与规则,有必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以推动宪法学成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或方法。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反映了现代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趋势,拓展了宪法社会学知识的运用范围。特别是经验性研究主要通过宪法社会学知识实现,如宪法社会学的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功能分析、定量分析等直接为宪法学的经验研究提供背景与认识工具。
六。结语
通过宪法学发展的思考与反思,宪法学界形成了下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宪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学者们提出了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模式,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问题的许多新思路,并赋予宪法学新的形式与内容。作者认为,在我国,创新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大力加强宪法社会学的研究,扩大宪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宪法发展经验,为宪法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经验与社会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宪法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哪一种方法,从基本发展趋势看,有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即把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使研究方法获得坚实的实践基础。目前,宪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时期,宪法学界要重视宪法社会学功能,需要以宪法社会学为基础建构新的方法论体系。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日本著名宪法学家小林直树对宪法学体系的分类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把宪法学分为广义宪法学和狭义宪法学。广义宪法学分为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又分为一般宪法学、宪法学理论、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比较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实用宪法学分为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
[3]铃木教授是日本宪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提出了“宪法学”和“科学的宪法学”概念,强调宪法学与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
篇2
近年来,伴随着对于高尔夫球运动认识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联合调查表明:高尔夫球场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时起到了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改善居住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等积极作用。使得高尔夫球运动得以正名,高球项目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和第二家公众高尔夫球场,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社会各项事业统筹和可持续发展上,来自于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高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因素。①高尔夫运动代表的文化内涵,满足了社会的某种精神需要。高尔夫运动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代表了游戏、竞技、休闲和沟通,分别对应了生活文化,商业文化,休闲文化和社交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高尔夫运动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高尔夫球运动提供独特的生活理念,比如,与大自然的最亲密接触、陶冶情操。目前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的群体,以中高端商务人士为主,因此,为高球运动贴上了“商业文化”的标签。高尔夫运动在动静的转变之间,尽显了领导者的抉择风范。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明来自于苏格兰牧羊女的游戏,其休闲的特质也尽显无遗,置身于蓝天绿草之间,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无疑是休闲的绝佳方式。同时,活动范围扩大和加深,社交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尔夫运动,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有效、有层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为其所涵盖的文化特质,适应了当今社会的不同人群不同层面的需求,高尔夫运动才得以广泛开展。②经济发展与高尔夫运动的开展相互促进。某种意义上讲,高尔夫运动在我国的开展,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开展该项目,并不仅仅是建立一座球场那样简单容易,在一座座高标准球场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经济链条,包括配套设施,道路和运动用品(球具、服装、球车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经济上的巨大投入,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作基础,是无法发展的。无论是从占地还是维护、经营,高尔夫运动都需要相当昂贵的费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开展该项目的根本前提。东部和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度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地区的也是开展最好的,所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等于是空谈。据统计,高尔夫运动的开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二者为互为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高尔夫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高尔夫运动也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项典型的休闲、竞技体育并存在形态,成为体育发展的趋势,理应得到正视,促进其合理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尔夫球的发展往往就会陷入短视、急功近利之中,对于其本身的长远发展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因此,只有从宏观的角度,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相协调的高尔夫球发展制度,并且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场失灵、环境污染、乱占耕地等问题的再现,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适宜的政策,以帮助高球运动健康的发展,使高球运动本身的效益和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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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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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校园文化;学生干部;大学生活动
高校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精髓,也是一所学校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多层次、立体性的概念,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的具体体现,是一所学校独特的精神风貌,也是学生文明素养、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它对于当今大学生的成才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他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学生干部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校园文化活动中的积极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是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保证和中坚力量。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相对于社会文化而言是一种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分支系统,有着比较宽泛的外延及内涵。从广义上讲,校园文化是指校内的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校园文化是指第一课堂之外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活动。目前有关校园文化的说法很多,一种看法认为校园文化就是学校的艺术教育和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一种看法认为校园文化是学校在建设和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另一种看法在两者之间,认为校园文化仅括学校的思想、意识、观念、习惯及情感领域。一般认为校园文化从形态上可分为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校园制度文化三大类(也有人说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一种)。校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建筑物、教育教学设施、文体娱乐活动及生活设施(也即是整个校园一切物化设施及环境)等。校园精神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并被广泛认同,带有鲜明特色的校园精神、传统、作风、道德规范以及理想追求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集中反映,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应包括校风、学风、教风、校训、校园精神、校园意识等内容。校园制度文化是指校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用于调整、控制和规范这些关系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教学、科研、管理以及道德行为规范等等。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物质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的保证。我们所说的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一种管理文化、教育文化和组织文化,校园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过程,需要全体师生员工的认同和外界的认可,优秀校园文化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主动建设营造的过程。
二、学生干部在建设校园文化中的中坚作用
高校学生干部是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保证,同时他们还肩负着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高学生工作质量的重大任务,一个团结、高效、合作、务实的团队是学生工作顺利开展,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 转贴于
(一)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组织领导作用
在日常校园文化活动中,学生干部承担着组织领导职能。他们应有感召力、影响力、向心力,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周围同学,把同学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良好的班风、校风、学风,对形成团结向上的集体发挥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如果离开了学生干部的组织、领导和积极参与,就无法收到良好而持久的效果。高校学生干部是广大学生的领头军,是高校管理工作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学生中间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较强的凝聚力,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协调管理作用
学生干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开展者,是校园教学生活秩序的维护者,是和谐校园的建设者。他们既是学校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有力助手,又是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能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有助于其培养主人翁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三)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创新作用
学生干部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造就全新的工作局面。作为学生干部应自觉突破旧的模式的束缚,更新思维方式,开发创新兴趣,培养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探索出适应时展要求的工作方法,才能不时地在活动中加入个人的想法,从而使每一项校园文化活动都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开创工作的全新局面。
(四)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学生干部起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桥梁沟通作用。一方面学生干部将学校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认真学习,并在同学中宣传疏导、贯彻实施,将学校和教师的要求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学生干部向学校和老师及时反馈同学们的意见、建议和实情,对学校的学生工作决策作出有益的补充,使之更加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效率,使师生关系更加和谐,从而化解矛盾。
(五)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学生干部和同学们生活、学习在一起,年龄、阅历、爱好相仿,因此对学生的影响更直接,更现实。学生干部的榜样作用也更好地感染、激励、号召和带动着学生共同进步,是学生最现实的榜样和楷模。学生干部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成为遵守校规校纪的典范;以自身具有的号召力影响和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形成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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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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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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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 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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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我国 体育社会学 历程 趋势
论文摘要:回顾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预测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认为:体育社会学将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学术水平将跻身世界前列,学科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研究视线将紧跟时展和体育实践步伐。
1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体育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初见端倪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体育社会学最先产生于发达的欧美国家。1898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社会学论文。二战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1964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次年由该学会主办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刊物出版,这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将跨越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学会的成立,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许多国家都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像中国、韩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迅速展开。1980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ASSS)的成立,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地区研究中正形成集团优势。为了从组织上强调可以广泛参与的学术性,以促进该学科的深人发展,1994年7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改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目前,该组织现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进人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这对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2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 1引进创建阶段
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相比,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台湾省进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赵铁的《体育社会学》专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我国大陆学者也随之开始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引进了国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直接翻译发表的国外资料,也有编译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间,我国学者就直接翻译发表了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16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参考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介绍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使我国学术界和体育界对国外体育社会学的轮廓和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较早介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集体优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创体育社会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学会。从1984年起,在一些体育院校像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在刘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强巩固阶段
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自此,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了加强和巩固阶段,体育理论界开始着手加强和巩固我国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建设。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决定》颁布的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将《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人了“七五”规划,成为“七五”期间唯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领域课题。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科组,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上的组织保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举行了三次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科研和教学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将学科纳人教学体系才能系统地批量地培养具有学科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此,部分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人本科教学计划,使我国体育社会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了保障。这一时期,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陆续回国,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后劲。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 3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社会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会每年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的研究热情。同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SSA)将汉语列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随着体育事业对我国体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层次需求的不断提高,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体育社会学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一些院校还建立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国体育社会学已形成了函授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学术著述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出版了六本体育社会学著述,分别是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和《体育社会学》(2001)、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吕树庭和刘德佩主编的《体育社会学》(2007)。同时,我国许多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分层、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体育与经济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化、老年人体育、闲暇与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己有一定的影响。 转贴于
3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 1学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中,已有我国10多个个人会员和1个团体会员,其中1位学者还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核心—执委会中任领导职务,并担任着《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的编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Bulletin ISSA)的专栏撰稿工作。国外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国学者熊斗寅、刘德佩、吕树庭等人到国外讲学。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50余篇,其中许多理论和观点处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学者正南北携手、东西呼应、不断开拓,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跻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第一热点学科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在国外许多国家,不仅越来越多体育界人士关注体育社会学,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界人士也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兴趣。21世纪,体育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关注。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所占有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论文正逐渐增多,并有明显多于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之势。另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及学校体育学在国内外均成为热点,其中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侧。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正在悄然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
3. 3体育社会学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让每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社会学知识,是新世纪体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欲把握体育运行的规律,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已成为世界体育科学界的共识。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在体育院校(系)普遍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普及了体育社会学知识,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体育专业也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院校(系)均在社会体育和体育教育两专业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基础必修课程来开设;许多院校(系)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体育专业也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的掌握。一些院校还定期邀请学者来校讲授体育社会学专题,不但体育专业的学生感兴趣,而且引起许多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关注,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知识结构提出的要求,体育社会学课程在我国体育院校(系)各个专业中开设已是大势所趋,体育社会学知识在体育专业学生中普及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3. 4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学经常与其它学科结合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表现出学科边界的“模糊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领域的学者加盟体育社会学队伍,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带有原有学科的痕迹;另一方面,其它学科中的优秀理论和方法被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借鉴和采纳,故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21世纪,新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体育社会学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积极吸收和借鉴新的理论和好的方法;同时,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体育社会学学科的重视,将有越来越多其它学科的学者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与其它各学科横向联合、集体攻关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上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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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实践 高校教育 新时期 文科学生
[作者简介]申红星(1978- ),男,河南辉县人,新乡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河南 新乡 45300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4(2014)20-0161-02
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在文科学生中纷纷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锻炼文科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起到社会实践一般意义上的功效,而且对高校文科学生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价值。本文拟围绕社会调查对高校文科学生的功用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文科学生的能力水平,强化当代高校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社会调查实践对新时期高校文科学生的重要作用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增强其研究能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有利于学生在社会调查实践中收集本学科研究资料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潮流是跨学科的融合研究,很多人文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化学、旅游学等,其研究视野不再拘泥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而是提倡跨越学科的界限。而开展这些人文学科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提倡进行社会实践,在实践当中获取本学科的研究资料。例如,历史学研究主张改变过去研究大多集中在帝王将相以及少数的精英人物身上的状况,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而开展这些内容的研究,仅仅依靠传统的官方史书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不断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将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以满足史学研究视角转换的需要。同样,社会学研究也常常需要运用到历史方法和跨文化的比较方法,需要与历史学、文化学等密切结合。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让他们利用节假日时间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区之中,到村落田野之中,收集一些地方性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政府档案、统计资料、族谱、碑刻、民间文书等文献资料,而且包括通过访谈获取的口碑资料。这种通过社会调查获取资料的方法,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梁方仲、等,已经广泛使用。当前在文科学生教育中采用这种方法,对于丰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现课堂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收集与整理的资料,必为高校文科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知社会,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
现今高校教育培养的是兼具一定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高校文科学生,由于其专业特点,实践机会相对不多。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情况,让他们走出校园更好地感知社会,特别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在高校文科学生学习中涉及很多资料理解问题,对于来自社会的资料的理解除了有一定的文献功底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例如,历史学专业涉及对基层民间社会资料的理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民国时期的各种慈善组织、公共组织等资料;社会学专业涉及对档案资料等的理解。尤其是一些从乡土社会中收集到的地方性社会资料,只有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寻找地方性材料是第二位的,更好地理解、感知、解读这些来自社会的资料才是最重要的。
(三)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
在对高校文科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学位论文的指导是很重要的部分。而当前高校文科学生在学位论文撰写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位论文如何选题。很多文科学生普遍反映很难找到具有创新性的论文题目。一些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撰写工作,不得不选择一些别人已经研究过的题目,造成“炒冷饭”的选题现象。论文选题面临种种困难,必然会直接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导致很多本科生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通过社会调查活动,再加上教师的引导,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进而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例如,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已不再是开展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宏大叙事研究,而是强调日益精细、日益细致的区域个案研究,提倡“以小见大”,关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社会实践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料,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必将在很大层面上提高学生的历史研究与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活动中,学生可以接触到许多与社会发展、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以及民风民俗问题,这些素材经过分析、提炼,都可成为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依据。这样写出来的论文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现实感。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爱乡爱家的情感,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一般都鼓励学生利用节假日时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社会实践、田野调查,或开展问卷调查,或集中收集政府档案、统计材料、族谱、碑刻、往来书信、契约等地方性资料,并进行访谈。对家乡进行社会调查,可提高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的兴趣,增进学生对家乡所在地的了解,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培养其热爱家乡的淳朴情感。同时,开展社会调查的过程,也是学生初步与社会接触,不断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认识社会现实,锻炼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其与人沟通的能力,从而为其将来步入社会、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的具体策略与方法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非常必要,其作用也十分重要。然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法。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在社会调查之前,应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不是盲目地开展,而是应有一整套的计划和实施方针。首先,要求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之前,对社会调查的时间、地点、目标、内容、实施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难等,进行通盘的考虑和准备。其次,在明确社会实践地点之后、实践活动真正开展之前,认真阅读与此地点相关的社会文献资料,比如地方志、相关档案资料等。再次,开展社会调查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器材的准备。如前所述,进行社会调查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收集地方性的相关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这就需要准备一些必不可少的现代器材,诸如数码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等电子器材,应将其充好电源、调试完毕、妥善准备。最后,开展社会学方面的社会实践,需要尽早开展对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以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之用。总之,社会调查开展之前的准备工作异常重要,这将直接影响社会调查的正常开展以及调查的效果与质量。
(二)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调查记录尽量全面、完整
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值得高校文科学生注意。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比如,对一个村落开展调查,需要我们收集一些访谈资料,那么究竟应选择哪些人进行采访呢?一般来说,应选择那些上了年纪的、有一定文化知识、当地消息灵通的人进行采访。因为这些人在当地生活的时间较长,对当地的了解相对较多。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学生还应掌握一定的与人沟通的技巧,让陌生人愿意敞开心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实践工作的顺利展开。采访过程中,还必须注意认真记录,对于采访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应认真加以记录,最好能对谈话的内容进行同步录音。另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做的记录,应尽可能全面、详细、完整。如对调查的确切时间,调查的事件、人物、结果等的记录,都应非常完整。因为这些调查都是不可回续的,不可能等到调查结束之后,发现有缺漏的地方再回去补救。所以,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三)在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应迅速做好总结,撰写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需要对此次社会实践及时做出总结,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社会实践报告是在对社会某一专题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社会实践,学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应在此基础上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实践报告兼具实践性和告知性,结构应完整、严谨,论述的语言也应严密、精练。一般来说,在社会调查完成之后,应立即撰写社会实践报告。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刚结束之时,自己的直观感受最为真实,很多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也最为深刻,此时进行社会实践报告的撰写,时效性最强,记录也最为完整,不会有太大的疏漏。否则,若是在实践活动结束一段时间后再去撰写社会实践报告,那么很多实践过程中的感悟、认识等都会或多或少地遗忘或缺失,留下很多的缺憾。
在当前高校教育日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无论是对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还是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时,应注意一定的策略与方式。在调查活动开展之前、过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而言,需要与时俱进,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紧跟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如果条件成熟,教师最好能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共同讨论实践活动的结果,真正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以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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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样分析等方法,时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时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陆地区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除台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写的《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在小范围内向国内体育理论界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框架。1983年,由厉鼎禹先生组织江苏省省内的体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研究会;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同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也是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纳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理论学会中随之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组。然而,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人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2.2.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2.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城趋于逐步拓宽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 ,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2.2.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与体育管理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频繁,尤其与体育经济学相结合来讨论中国体育社会现象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来从事其它领域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体育社会学,还常常带有原来学科的痕迹,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2.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中国学者吕树庭等人的《体育社会测量方法》出版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定量化研究的开端。随后出现了较多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方面的调研,社会体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论文。随着20世纪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2.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竞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i)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3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对策
3.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