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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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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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国际金融SWOT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从各国经济被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以后，世界经济便产生了；有了跨越国境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应运而生。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过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国际金融活动发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国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来源地和落脚点（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8种共性：（1）拥有完备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2）日均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3）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的货币是具有国际清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等功能的国际货币；（4）执行灵活而富有弹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能够及时便利进入国内市场；（5）具备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7）拥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配套服务业；（8）长期的政府公信力与国际承诺。

经验表明，经济实力强大的主导国家一般都拥有至少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将发挥其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够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国际经验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心脏”。伦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显示，根据房地产价格、监管、税收、员工供给、政府反应速度、生活质量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伦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总分1000分)，美国纽约得768分。

（一）为什么是伦敦？

1.竞争优势观点。Reed（1989）认为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各个金融中心都必须具有发展的竞争优势，才可以锁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如伦敦就是凭借着浓厚的语言、文化、区位和专业服务能力，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2008）进一步归纳出10大竞争优势：深厚的全球贸易传统；高质量的金融和相关的机构和市场体系；有效、公平已经成为国际基准的监管机制；具有连贯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统；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司，强力吸引投资者、营运商和客户的集群效应；地处亚洲和美洲时间区，为中东和欧洲服务的纽带区位优势；广受尊重的专业支持服务；大量的世界级实质资产；为国际互动而设的金融基础设施。

2.贸易诱发论。Powell(1915)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贸易发展所引起大量结算与融资需要，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很大的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由此兴起，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伦敦迅速从起初仅仅服务于贸易融资的低级中心，发展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Allen（1988）赞同Powell的观点，他指出，商业和金融服务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成本，传送着财富创造、消费和信息，这些由全球贸易引发的复杂的货币流和金融业务必然推动时空集聚，而在特定时期和特点地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3.实力决定论。H．C．Reed(1981)则认为国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资本的逐利性是推动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求关系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政府的政策。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股份资本导致国力强大，英国是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高质量的工业品和低廉的价格，率先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随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各国不断渗透，英镑也就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最终，作为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无可争辩地成为位于经济体系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参见表1）。

4.自然演进观点。Kindleberge(1974)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伦敦金融中心演进的途径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市场发展(决定)金融制度变化(决定)金融供给变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观点，她认为，由技术变革和金融服务的国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世界格局，影响了伦敦在内的金融中心制度变化，催生了国际金融供给，并最终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5.政府推动论。Mainelli（2005）认为对伦敦的金融业，政府并非简单地采取不干预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实际上，伦敦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比如，在战争和萧条时期，伦敦金融城通过金融创新和优惠政策，推进金融资源集聚，又如，伦敦金融城和英格兰银行及时抓住欧洲美元市场机遇，形成巨大的国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基础。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轮式”演进理论、规模经济学派以及金融地理学派对伦敦金融中心成长加以关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地理学者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国际金融中心漂移说的观点，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进行了阐释。

我们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完善是经济主体集聚金融优势的历程，她是近900年以来，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通过自然集聚优势和能动集聚优势、双向互动集聚优势三个方面运作的产物，其作用路径是：在战略、领导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地缘、加工、贸易、投资、金融、知识、网络等经济联系，发现、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使区域内部优势资源之间、区域内外优势资源之间，在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国际或国内的高效金融场、经济极，实现资源的远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将伦敦金融城集聚金融优势划分为三个层面：

1.从自然集聚到自觉集聚：基于市场的观点

从金融地理角度看，伦敦处于纽约和东京时区之间，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可以形成一体化的24小时全球交易体系，担当全球贸易和金融的纽带。伦敦具有自然集聚的优越条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伦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优势资本。

（1）伦敦吸引了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是在这里进行的，还管理着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453家）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伦敦金融城承揽了全球36％业务量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近500家外国银行在伦敦金融城营业，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参见表2）。伦敦金融城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以劳合社（Lloyd’s）为代表的伦敦保险市场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

（2）伦敦凝聚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旦提起伦敦，人们会想到，伦敦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和时尚城市。伦敦以她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来投资者和金融家产生浓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伦敦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产生强烈的自豪和归属感。

（3）伦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资源集群。伦敦金融城是知识经济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样。聚集了欧洲顶尖金融人才的伦敦金融城，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高级的人才。在伦敦，几乎世界上所有语种人才都能够在12小时内找到，类似于精算师、国际律师、高级财务分析师这样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时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学院、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整合，伦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资源集群。

2.从被动集聚到主动集聚：基于政府的视角

“市场偶尔也会失灵”，这已是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在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

（1）政商联合共建金融中心区

金融中心区（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心脏带。伦敦金融城就是这样一个CFD，伦敦金融城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可以大大节约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促进知识型、信息型、清洁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了在空间上给英国的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间，伦敦还将金丝雀码头区改造为新金融区，这里外表端庄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整个城市风格协调，且功能性很强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

（2）高起点制定金融战略规划

伦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双重属性，对相关业务统一规划，商业化运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协调、服务、宣传推介与调研支持。但是，伦敦金融城是服务于整个英国长远利益，具有全球战略属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从政策制定、对外承诺到管理体系，具有长期连贯性，使得外界国家、地区和企业法人对在此地进行经营运作具有坚定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Mainelli，2009）。英国王室和政府赋予伦敦金融城独特的战略地位，职能权限具有很大的独立运作空间，在战略机遇出现时，伦敦金融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灵活执行创新决策权。

（3）注重优质基础设施建设

伦敦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须的优质基础设施条件。伦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政府负责立项和投资的公共事业建设项目；二是由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伦敦聘请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城市发展规划，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特色、生态标准、建筑质量。一方面，伦敦凝结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同时也是生态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绿化群体；另一方面，伦敦具有先进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治安、供电、供水、供暖等设备非常完善。伦敦还拥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国际信息交换能力，作为国际交通中心，你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到飞往伦敦的航班。

（4）兼顾国际准则的柔性金融监管

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一个没有金融安全保证的金融中心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伦敦金融城有一个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作为老牌金融中心，其监管都是国际标准，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原则，而不是规则。海外投资者只要遵守一组基本原则，就能在伦敦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三方常设委员会是伦敦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贸工部、工作和养老部、职业养老监管局、公平交易办公室、打击严重欺诈办公室、国家刑事犯罪情报局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金融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城的监管也在不断创新和调整。

（5）及时推动金融技术创新

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务“前台”，这些金融服务机构需要传送金融资讯、咨询服务、转账业务、安全保障和数据处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灵敏度和安全度极高的信息传播体系（参见表3）。伦敦金融城在历史上较早地应用了电报、电话、计算机以及芯片技术和卫星通讯等技术媒介，以科技创新来体现和保障金融服务业的高效和迅捷的行业特征（Strange，1998）。此外，为有效应对新技术，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历史上较早开发出利率定价体系、AIM市场、私募基金平台和场外离岸交易等多种金融模式，进行金融方法创新，也取得显著绩效。

3.单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动态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伦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单纯汇集金融机构，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战略规划，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场道路，执行集聚优势战略。

（1）金融单位的互动集聚

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金融家族的内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内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战略，这些金融单位已经能够融入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圈，并对相关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实施控制，根据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过300个资产在1亿英镑以上的超级富豪在伦敦开设了理财机构，对家族的财产进行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左右世界金融局势；发源于金融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超强金融垄断家族，他们和美国纽约华尔街金融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内瓦的金融业等保持密切联系。除了单一家族机构之外，伦敦存在着超过100个“家族联合机构”，由数个富有家族共同设立，通过分享信息来提高全球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国际金融价值链串联在一起的，具有庞大的超级金融实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联系

尽管伦敦金融城也承认，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着国际税收竞争、运输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挑战因素（Roberts，2002 ）。但总体而言，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联系。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立了联系的成效机制；另一方面，在亚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金融中心，由于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时期隶属于英国管辖，所以原有的联系机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安圭拉群岛等，他们和伦敦金融城在业务联系、信息交流和历史沿革上，具有强烈的协同性，已经成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资本流通虚拟环路中的特殊节点。

三、上海集聚金融优势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通过SWOT分析，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尔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对金融资源结构及配置策略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

（一）优势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这为上海以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通力协助，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历史人文。上海具有辉煌的金融历史，一度被誉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历经百年而凝成的“海纳百川”海派金融文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

3.实体支撑。上海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保持均衡发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状态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业属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健康进取，整体创新还有巨大空间，所依托的实体――中国大陆拥有良好经济基本面。

4.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核心要素配置齐全，定价机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域内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域外的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保持密切联系。科技创新能力雄厚，和中国科学院、中欧商学院等机构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人才储备相对充裕。

6.监管制度。上海拥有相对健全而严格的监管制度。随着金融试点和人民币结算产品的创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将有序增加，监管制度也将逐步优化改进。

7.基础设施。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娱乐和安全等公共项目，上海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心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更是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8.区位优势。中国时区必将形成由一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连接欧亚大陆、辐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点，相对于香港等地，太阳早升起1小时（张五常，2009），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二）劣势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发地位。原有国际金融中心处于优势地位，具有“锁定”效应，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现有格局，发展超越成为国际级金融中心非常困难（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优势集聚的基础上，创造爆发力，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2.制度瓶颈。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必须依托国家行使制度选择权。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体系居于国际标准地位，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在外汇政策上，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上海和伦敦在资金自由流动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对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和伦敦等国际级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还处于初级阶段，经验相对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联系。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相互交联。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联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合作缺乏战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人员学习、培训和互换亟需推进。

5.金融生态。在GFCI指标中，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质、文化传承和工作态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机遇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最适合上海发展的战略路径，消除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束缚，上海市完全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金融中心洗牌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给上海带来发展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国际资本转移。发达国家金融界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为上海获取相对廉价的高端人才提供机遇。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急剧降低，不少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使得上海成为“资本避风港”，广泛吸收海外溢出资本。

3.2010年世博会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气”效应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世博会所带来的直接、间接商机，将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动力。

4.空间扩展。上海通过将原南汇区和浦东新区“两区合并”，形成了“新浦东”，这样可以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本，拓宽区域发展空间，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建设提供有效载体。

5.政策机遇。随着中央战略的确立，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随着这一试点的扩大，未来上海将可能发展成区域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挑战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还不够。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各种挑战的存在，上海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

1.制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的缺失，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构成挑战，具体包括：相关市场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创业、自由定价、要素自由流动等制度，在金融领域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变革和创新。

2.国内竞争。现行的行政区划与干部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与地区间经济的分割和恶性竞争，使得产品、要素、资金、信息的跨地区流动面临众多人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庆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资源展开无序竞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发展定位不明确。

3.国际竞争。所有的金融服务活动都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个金融中心存在着激烈的资本竞争，比如，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监管协调上，曾发生过冲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东京就亚洲的金融资本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因此，上海必须打造出强大的竞争优势，才可以取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运用专家评分方式，结合问卷调查，整理指标体系和战略矩阵，以得出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和运作符合国际开放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端资源，勇于消除无形的、不合理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束缚，积极升级自身体系势能，增量发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实力，进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以功能建设为先导，建设金融优势集聚的基础平台。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场，除了特定的历史渊源外，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已远远超过伦敦金融城的面积，相邻的外滩金融区在形态建设上也已经具备规模。今后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设上，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挥聚集效应，摊子过大反而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第二，以政策协调为保证，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是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英国各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位于伦敦市内，这使得她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上海应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应继续争取并落实中央政府在机构设置、业务创新、金融监管、干部调配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对上海的指导和支持。

第三，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开拓金融优势集聚的发展远景。全方位打破壁垒，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金融机构入驻。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适当借鉴伦敦市场的经验，仿照劳合社的市场组织形式，设立固定的保险交易场所。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上海，以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积极发展开放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创造金融优势集聚的裂变单元。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不竭源泉。上海应该加快“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设，管理层可以借助SHIBOR与上证指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促使SHIBOR及早广泛进入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如金融债、企业债、短融券、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票据转贴现与回购、同业借款与存款、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等等，运用利率手段调控股票市场，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资本为根本，加大人才优势集聚的规模效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针对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资本发展现状，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优势，大力引进包括专业外语人员、高级商务师、国际反避税师、顶尖跨国精算保险分析师等高端紧缺人才。此外，还要增强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设，加大和国内外顶尖的金融领导者交流互换，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体系和环境。在战略上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知识型人才优势的聚合创新体。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C790087），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英国伦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卫报Elliott先生、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伦敦周边的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发展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在该地区落户。而在伦敦金融城老区域，到2016年，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将增至40万。

4.伦敦金融城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对影响伦敦金融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免费提供给有关部门和企业。如2007年就组织了25项调研报告，其中关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5.比如为了推动伦敦码头金融区的开发，英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和平整土地、环境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巨资兴建了35公里的无人驾驶轻轨系统和伦敦城市机场。伦敦还在建设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新的地铁站、环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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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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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论文内容提要：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迅速发展，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浦东应发挥已有优势，通过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扩大市场准入，加强财政扶持和人才保障，加快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异军突起。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所属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2005年的《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FinancialServices）报告对金融服务外包所下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即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以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分散经营风险。金融服务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术外包（ITO）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是指金融企业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向金融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等。金融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营运流程外包等。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长壮大于金融BPO，发展趋势是金融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主要帮助客户研发解决方案，并作为企业决策重要依据，锁定高度专业技能及知识密集型核心业务，包括评估研究、投资研究和技术研究等）。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浦东,在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已有的优势，着眼于发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一）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为降低成本,保留核心业务和提高竞争力而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委托给外国企业的一种商业行为。全球金融服务机构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将原来自我承载的业务转交外包商，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总量为1.2万亿美元，其中输出境外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量为2100亿美元。许多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本机构整体的效率。金融机构除将业务外包给服务商外,也会把一些业务交由海外附属机构来完成。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在2004年后的五年内,美国金融服务业将有3560亿美元的业务外包到境外。离岸业务将在近几年内持续增长,到2010年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据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调查及预测,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一批世界超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运通、GE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规模地外移了客户呼叫中心与软件开发业务。

（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

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商务流程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考虑到成本的需求，将其业务流程中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国外其他的服务公司运作，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24小时互动的服务支持，使国外商务公司低成本完成整个商务服务工作，从而使企业资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

面对蕴含大量商机的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市场，越来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国家正在成为美欧日金融企业理想的海外转包地。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最主要承接国是印度，爱尔兰等。以印度为例,据有关专家预测，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向印度输送超过100万个后台与技术工作职位，约占全球金融业职位总数的15%。预计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收入将从初期的20多亿美元猛升至240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已经形成以印度市场为核心，同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服务外包市场的整体格局。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为56％，2005年总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主题为《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的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其内容主要有:印度企业重视变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的外包和离岸业务发展战略,并有专门机构负责;所有企业都准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外包业务受到法律的监管并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措施;承包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区位优势,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重视合同和约束;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四）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认为有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就曾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其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务业转移的乐土。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2007年底陆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机构493家，张江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部门，其中银联一期全国信息处理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险客服中心与后援中心已经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初见成效，浦东有希望在承接国际金融服务外包转移上抢占先机。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同时积极落实商务部提出发展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落实“千百十工程”的机遇，积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加大引进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的力度，加快构筑第三方服务平台，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将使浦东在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目前从综合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成熟度而言，浦东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于2003年3月开发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集聚区。基地自建立以来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成功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上海中心、中国银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国银联产业发展基地、中国平安保险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中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发和数据处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前台服务功能相呼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及金融后台服务，为金融机构的前台服务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集聚了众多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软硬件建设齐全，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融软件外包服务企业集聚走在全国前列

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上海浦东软件园作为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国家级产业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软件外包企业，目前软件园内已入驻企业294家，包括HP、IBM、毕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软件、金仕达、新致、中国银联等一批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及研发机构。入园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数据通讯、信息安全、芯片设计、软件出口、金融证券、医药、电信等各个领域，尤其是芯片设计、信息安全、软件出口、系统集成等已在园区形成产业群落，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金融后台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内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集聚，拥有众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中心或银行卡业务中心，如中国银联、平安保险呼叫中心和营运中心、汇丰数据中心等。同时浦东还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业入驻，落户在浦东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研发出了手机支付功能，并申请了国家专利。浦东新区金融后台服务部门的集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逐渐吸引了一批专业金融外包服务机构入驻浦东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以及建设金融后台服务示范基地的目标。浦东新区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发了《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其中在对金融信息服务产业的支持方面包括：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予以奖励；新引进金融机构自建办公房土地出让金优惠；新引进金融机构购房补贴；对新引进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补贴；新引进金融机构的税收补贴；为金融机构高管子女设立“专项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形成地方财力部分予以补贴；中介服务业其利润形成地方财力部分给予财政补贴等。更为重要的是，浦东新区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可能突破现有的政策体制障碍，获得巨大发展机遇。

当然，浦东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拥有众多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由于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配套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还面临一些体制，主要是：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法人化市场化存在体制障碍、市场准入的限制、外汇监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发包专业和必要的财税政策扶持等，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

三、推动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把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真正发展成浦东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使浦东成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亚太地区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承包和转包中心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通过重点引进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的银行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知名金融信息服务企业、跨国银行的地区数据处理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达到一定规模。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的交通设施、通讯系统、产业配套完整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优美、生活设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适合高科技人才生活与发展要求的现代生活社区。

（二）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建设一个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根据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优势，建设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这一基地将具备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产业集聚创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形成国内外金融信息产品的技术创新中心、业务创新中心和运营机制创新中心。

金融后台服务功能：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核心业务向上海集中，形成国内商业银行的跨行信息交换中心、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服务相呼应，形成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功能。

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数据处理业务的转移，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挥示范作用，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发包中心。辐射带动功能：通过整合浦东的金融服务资源，以张江为核心枢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升级。

2.搭建一个平台——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平台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指导方针，搭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将提供四大服务。

项目服务：主要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人才服务：适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专业性人力资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旨在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库。

投融资服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资平台，构建由市、区以及张江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解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和功能项目的引进。

政策咨询服务：重点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业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制定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的行业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务企业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务商市场准入机制，构建规范的行业发展平台，促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3.发展七大类（6+1）业务

根据目前浦东现有的条件和优势，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应积极发展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银行卡业务、客户服务、财务和会计服务、营销服务、营运业务以及研发设计等七大类（6+1）业务。

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灾备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为核心，积极引进各大金融机构的灾备机构和建设中小金融机构灾备共享平台，发展灾备业务；引进国内外重要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发展包括清算、结算、金融基础数据库、客户数据管理中心等业务，发展以数据集中为特征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网络数据交换中心为核心，引进国内外具有竞争力、名列前茅的银行卡中心，发展信用卡的流转业务（收单、信息转接、资金结算等）和市场拓展业务（发卡、客户信息管理等）；力争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银行卡后台数据处理中心之一。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是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业务之一，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收集客户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过电话、传真、E-mail、短信等多种途径主动为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它在内部管理功能上，通过知识库管理对金融范围内的业务、信息、资料、政策等内容进行采集、审核、归档、,通过工作流程系统实现包括咨询、投诉、业务申请、预约、外拨、知识等在内的信息流转，从而在客户业务处理、主动式服务、内部管理和整合服务渠道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优化。随着高科技的运用，金融服务外包呼叫中心，将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引入视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实现多媒体综合服务，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发生质的飞跃。

财务和会计服务：打造金融服务外包财务和会计服务，其目的专注于金融服务的核心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金业务及结算业务处理，兼顾支付控制和风险管理及总账会计核算。同时，核心平台提供相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财务服务业务管理和服务能力。

营销服务：建立金融营销服务是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外包的需要，是为确保金融营销工作顺利进行和既定营销目标实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务营销理念的建立及营销文化的形成、金融营销战略和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业务流程的完善与再造、统一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差别化的营销和服务机制、产品创新机制、综合量化的考核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配置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等一系列业务。

营运业务：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营运业务，业务范围涵盖金融服务外包业所包涵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主要功能是对外承接外包业务，同时将所承接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分拆、集成和转包。

研发设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设计金融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以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专业化、精细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4.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大力开拓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把大量国际金融后台业务吸引到上海。通过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内容涵盖金融数据处理、信用卡数据处理、贷款数据处理、金融数据分析、客服业务以及开展金融服务外包论坛等等，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支持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建议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十一五”期间张江高科技园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一五”期间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结合张江高科技园区特别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支持基地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定位，着眼于发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支持基地引进发展银行卡业务、数据业务、客服业务、财务服务业务、销售业务、营运业务和研发设计业务，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建成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产业规模大、竞争优势强、经济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产业集群，使之成为国内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试验田和集聚地，成为上海建成亚太地区离岸外包业务承包和转包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务平台，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项目接发包、投融资等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政府对服务平台建设和营运费用给予资金补贴，对使用平台服务的企业给予经费补贴。

第三，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即凡入驻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政策，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第四，扩大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国资、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对待，给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门可在企业的经营范围内，写上“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涉及增值服务的金融信息企业，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经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外商独资从事离岸金融外包业务的企业实行备案制或放宽审批权限。

第五，建议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同时建议浦东新区政府牵头，联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制订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第六，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给予财政扶持。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经认定后享受财税优惠政策。对所认定企业的营业收入实行免税；利润总额所得税按照15%的比例征收；对企业的研发经费给予一次性补贴；从事数据中心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七，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业境外引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对其引进的海外高端人才实行安置补贴，同时实行“一次审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对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给予奖励补贴；鼓励归国留学人员到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创业，政府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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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金融企业;集群;金融演化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5-0023-02

一､金融企业集群现象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的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大量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集聚在一起联合提供金融服务,共同利用信息､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金融人才的培养也随之集聚｡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三大国际金融集聚区｡如伦敦已拥有18%的全球银行借贷额､33%的全球外汇交易额､60%以上的全球股票成交额,以及决定世界黄金价格的黄金市场和世界第二大金融期货市场｡目前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集聚了全球外汇交易量的60%､国际银行贷款的40%､国际债券发行的3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如泰国､新加坡､香港,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企业集聚趋势｡如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就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鼓励证券期货市场建立等措施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集聚｡目前,新加坡已有各类金融机构600余家,其中银行114家,投资银行53家,保险公司132家,保险中介公司60余家,基金管理公司95家,证券公司61家,期货公司32家,财务顾问53家,逐步明确了其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地区借助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因素和区位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世界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香港目前拥有金融机构210余家,其中70余家为全球100家最大型银行,其资产总量已达到71 378．16亿港元｡伴随着金融企业地域集中步伐的不断加快,地区性的金融企业集聚格局日益明朗｡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集聚现象也是风起云涌｡北京的金融街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那里聚集了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国家金融决策机构和众多的金融巨头,目前金融街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国的60%以上,金融企业运营总资产达到13万亿元,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和65%以上的保险资金｡上海陆家嘴CBD的金融机构也是济济一堂｡国内外600余家金融企业聚集于此,一批新兴的金融机构,如全国性商业银行业务运营中心､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纷纷落户上海,各类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逐步加深,金融企业的综合经营趋势初露端倪｡同时,上海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列为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出台了包括对入驻金融机构总部进行专项资金资助､对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进行适当奖励､扩大对外开放､建立银行卡集群效应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力争把陆家嘴建成国家金融改革先行试验区和金融资源集聚高地｡深圳依托其开放的经济政策､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区位优势,也迅速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深圳立足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通过充分发挥金融企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金融机构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沈阳金融贸易开发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沈阳正在稳步向东北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目前已集聚了60多家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其集聚效应和对外辐射效应初步显现｡截至2005年底,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约220个层次不均､功能各异的金融企业集群｡

二､我国金融企业集群产生的动因分析:金融演化视角

金融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不断演化､联合行动的结果,其演化会经历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且结构功能不断得以提升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金融企业集群的产生发展是金融业由低级到高级､由形成到逐步完善､成熟的不断演化的结果｡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持续动力｡

(一)金融功能的不断演化扩展需要金融企业通过集群提供联合服务

金融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金融功能的逐步显现､扩展､提升､深化的演进过程｡金融功能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在金融的萌芽时期,金融范畴的形成是以货币为标志的,金融体系主要通过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促进整个经济过程的运动效率,这时的金融功能只是简单的表现为金融服务和中介等基础功能｡在金融基础功能不断演化､成熟的前提下,金融功能进入了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这一时期金融发展迅速,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和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越来越主要由金融手段来进行,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由隐性逐渐变成金融的显著特征,金融发展进入了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功能的金融主导功能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获得了空前发展,金融对经济的渗透性进一步加深,经济过程中的价值运动更加广泛的由金融活动来完成,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逐步扩大,金融的方式､手段以及金融活动更加丰富､发达,金融效率大幅提高｡这一切使得金融功能的实现有了很多的选择,金融业在上述功能完善的基础上承担了风险分散､宏观调节等派生功能｡这样,伴随着金融功能的逐步演进,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金融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而金融功能作用的发挥是以一定的机构为载体的,在金融功能逐步扩展的情况下,单一金融企业由于其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无法满足金融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需要一种功能更为全面的组织形态来适应金融功能演进的要求｡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即使是提供同一产品的金融企业也由于各自的知识生产和配置路径不同而积累了各自不同的能力､经验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一体化进行多元生产的成本特别是不同能力之间的磨合成本是昂贵的｡因而在金融企业能力不相似但存在互补的情况下,通过企业集群的形式来进行金融交易,使不同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特有的生产要素结合要求和经营流程路径以及资源管理禀赋进行生产,最终能够形成各自特有的知识能力和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吸收更多的知识进行创新,进而形成范围经济｡

(二)金融企业集群是金融产品复合化趋势的产物

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金融业逐步由单一产品和服务向多元化方向演化,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和趋势｡首先,金融产品形式上出现了多元化｡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人们投资意识的提高,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正在被创造,比如资本期货市场､资产证券化等工具的出现｡这些产品的出现既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又是各金融机构不断合作的结果｡其次,金融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性｡一方面,客户需要实现快速､方便的资金转移､资金更大程度上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和货币资金直接联系,而交易的频繁性要求一笔资金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金融产品存在,这在客观上对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第三,金融产品供给者获取“租金”的利益驱动｡金融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和内外竞争压力的推动下,有动机通过同一种金融产品构成不同的业务,实现金融服务的跨线提供,进而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金融产品复合性特征的强化,得益于金融商品市场化的急剧扩张以及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对金融企业提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企业集群从根本上说是复合性金融产品趋势强化的根本要求｡当前的银行业务外包､银信合作的出现充分表明金融机构已经加快了跨线提供服务的步伐｡

(三)金融企业集群是金融产业演化到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根据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金融产业的成长演化过程也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的地位由区域经济的伴随逐步演变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在金融产业发展的形成时期,金融产业的成长是伴随着产业集聚①的发展而出现的｡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各企业出于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需要通过金融产业来提供支持｡由此,金融逐步成为传统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门｡但由于受到自身成长能力的制约,此时的金融产业仅被定为服务､中介､工具,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它是依附于其他产业而存在的｡此时的金融产业与低层次的金融功能相对应,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尚处于附属作用｡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产业进入了相对成熟阶段,逐步在区域经济的产业机构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性条件和主导力量,成为推动主导产业集聚的启动器和神经中枢,此时的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种较强的支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产业的数量､等级以及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成熟,金融产业跃升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金融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金融产业凭借其强大的“极化效应”引致了大规模的资金流动,表现出独立运动的地域运动特征｡在这一阶段,金融业跃升为经济的主导,成为“撬动经济的杠杆”(白钦先,2001)｡此时的金融资源突破了地域限制,金融产业内部之间的交易日益频繁｡这促使金融资源在某一时间和空间节点上实现了规模集聚,从而产生了整合资源的要求,最终凝聚成金融企业集群｡

(四)金融企业集群是金融机构自身演化的高级阶段

与金融功能的演化相对应,早期的金融基础功能是由单一的金融机构来提供的｡伴随着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金融功能的日趋多样化和金融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单一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各金融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纷纷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光大集团､中信实业等为代表的纵向一体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满足消费者金融产品需求､解决投资不足等问题的同时,获得了与专用性资产相关的所有权,促进了复合性金融产品的产生｡但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资产专用性较高､容易产生关联风险,由此使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加大,同时金融控股公司自身强大的组织体系增加了其在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而更需要通过集群来组织生产,降低交易金融产品的成本｡金融企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介网络组织,通过其空间上的集中,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效应,进而能够呈现出集群中金融企业生产效率的整体优势｡因而,与传统金融企业组织模式强调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从个体内部自身寻找和培育竞争能力不同,金融企业集群作为一种虚拟组织,更强调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群体竞争､合作与互补,强调在竞争､合作与互补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结束语

伴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新月异,金融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既蕴含着机遇,又产生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业务领域,我国各金融机构的合作远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同业存放､同业授信､同业拆借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资源､业务等高层次的共享与拓展,积极创新和探索跨市场､跨组织的复合性的金融产品是我国金融业进行综合化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企业集群作为世界范围内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也由此成为我国金融企业不断实现行业整合､进行产品创新､提高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作为一种提供复合性金融产品､服务和交易的中间虚拟网络组织,金融企业集群的存在是金融功能完善化､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产业成熟化､金融机构高级化的演化结果和必然形式,具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自组织特征｡随着金融业的不断演化和日渐成熟,其发展原因将呈现出综合性和复杂性｡尽管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是一个系统演化的自组织过程,但是适当的采取他组织措施,也将有利于加快其形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决定了在金融企业集群产生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较高的体制约束与路径依赖｡因而,通过对金融企业集群这一新生现象的深入研究,进一步解释其产生的本质原因,引导和培育我国金融企业集群和金融中心的产生,将有助于为我国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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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课程教学的特点和教学中面临的困难

从教学经验来看，学生普遍反映国际法课程内容枯燥、学习难度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其原因与国际法课程的特点不无关系。

（一）国际法的内容与学生生活现实距离较远，因此理解困难并且学习兴趣不高

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民族解放组织）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公法上的关系，例如上述主体之间涉及领土、、外交、战争的政治关系及在人权、环境保护、航空、航天活动等方面产生的各种关系。国际法教学的知识基础与民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刑法等学科不同，后者的背景知识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现实，便于他们借助现有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加以理解，因此学习起来感觉比较容易，学习的兴趣浓厚、富有信心；而国际法课程在学习中涉及到的内容则与学生们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距离较远，因此在学习中有些知识难以理解，并且容易产生枯燥的感觉，学习的兴趣和信心都受到影响。根据这种情况，如何调整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就成为国际法教学改革的突破点。

（二）国际法规范缺乏完整清晰的成文法律规范，因此学习难度较大不同于国内法拥有专门的立法机构和完整的成文法体系，国际法规范是国际法主体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套规则和做法，因为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所以国际法也就没有完整的成文法体系。国际法规范主要存在于一些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宣言、章程等国际文件中，表现为成文法的比较少；并且这些法律规范还会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发展变化。因此对国际法的学习和运用都构成一定障碍，这也是学生感觉国际法难度较大的一个原因。

针对以上国际法课程教学的特点和难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将相关的国际关系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的意义

（一）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通过对诸如冷战格局、巴以冲突、中东战争、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际格局演变等重点知识的介绍，使许多同学对过去陌生的知识有所了解，在此背景知识基础上来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法律制度本身，而且引导学生透过法律现象思考国际关系，再对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和评价。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不断的知识积累，使得同学们课堂发言十分主动，无需老师点名就会主动举手发言；课堂讨论也十分热烈，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常常感觉意犹未尽。

（二）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有助于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运用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构成经济基础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并且法律的发展演变最终来源于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的社会进步的步伐。所以，学习和研究法律问题绝对不能局限于法律知识和法律视角，必须要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知识对国际法教学的这种辅助作用，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特别是对于以下两类教学难点十分有效：

一是有助于对重点知识的讲解。例如在讲授国际刑事责任部分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时，通过介绍二战结束时形成的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国际关系，帮助学生理解两个法庭的审判结果及其局限性；在讲解国际人权法部分的前南斯拉夫国际人权法庭案时，通过对南斯拉夫民族历史和内战状况以及北约东扩的国际背景的介绍，帮助学生认识人权问题的政治属性，使学生能够对国际人权法在国际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形成客观的评价；在讲解国际法的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和国有化制度时，通过讲解殖民地独立后的南北关系和南北斗争，帮助学生理解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和国有化制度的产生及演变过程，使学生能够运用现实的眼光看待国有化问题的法律争端；在讲解引渡制度中的洛克比空难引渡案及后续发展时，通过介绍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及演变，帮助学生理解引渡制度的政治色彩，以及国际关系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对国际关系背景的了解使学生不仅理解法律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理解了法律制度产生的原因，了解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并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是有助于对国际法制度演变的理解。国际法具有习惯法即不成文法的特点，所以在学习中对其变化不易把握。而通过对有关制度演变的国际关系背景加以介绍，就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并且教会学生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学习国际法。例如国际法中领土取得方式的变化；国际法从允许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常用手段，到禁止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转变；国际责任制度从传统国际责任到国际刑事责任和国际赔偿责任制度的发展等等。

三是对国际法有关制度的不同观点和争论的理解。例如国家豁免中的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问题，自然人是否构成主体的问题，国际组织决议是否是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等等。对于类似问题的不同观点，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关键在于不同立场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决定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法律主张。所以，只有在使学生了解法律争论背后的政治关系和利益较量，才能正确理解教材的观点；也因此能够对法律制度的作用及其发展演变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有助于丰富学生知识机构，开阔视野，提高综合素质

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当具备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的特征，因此素质教育、实训教学、学科合并、学科创新等成为高等学校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的改革方法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使学生在国际法课程的学习中同时还掌握了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对学生的帮助远远超出了国际法课程学习本身。

首先，对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学习激发了学习课外知识的兴趣，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在多年教学改革的实践中笔者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学期之初，大多数学生对国际新闻和国际关系问题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对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历史与震惊和影响世界的大事对很多学生来说都是闻所未闻；但是随着国际法课程教学的推进，随着对一些国际关系背景知识逐步了解，学生们对国际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除课堂学习之外，同学们还会主动上网搜集资料，了解国际关系历史；关注最新的国际事件和新闻报道；传阅有关国际政治、国际金融贸易以及军事等题材的著作，积极主动地学习课外知识；课后与老师的交流也大大增加，涉及的内容不限于国际法领域，更多的是关于对于国际关系问题的思考，对课外读物的学习心得，乃至关于自身未来就业和深造的规划。

其次，对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学习为学生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关注世界的窗口，使他们学会站在更高的视角、以更加专业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国内、国际关系，从而指导自己的人生。可以说，引入了国际关系内容的国际法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知识结构，训练了学生的思考能力。许多同学学会了不仅仅局限于法律的视角来看待法律问题，而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分析法律问题，并能够以评价的眼光去学习和钻研法律；不仅仅从自身的、朴素的出发点看待国际问题，而是学会以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将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相结合，有目的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学生们在国际法课堂学习中的收获远远超出国际法知识本身。

三、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的方法技巧

将国际关系相关知识引入国际法教学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中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的运用也很重要。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技巧

一是要注意教学内容安排和课时分配，切忌本末倒置。国际法课程是法学专业主干课程，其教学内容还是以国际法为主，教学目的也是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各种理论、原则及制度体系；而国际关系知识只是辅的教学内容，其教学目的只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国际法制度并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和课时分配上要区分主次，合理搭配。笔者建议国际关系部分占全部教学内容和课时的10%为宜。

二是在国际关系授课内容方面，应当根据国际法教学内容的需要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安排。由于课时所限，国际关系部分不可能容纳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而只能选择相关部分纳入到国际法的课程教学中来，因此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就十分关键。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是按照以下原则组织国际关系部分教学内容的：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国际关系格局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以建立整体性的知识脉络体系；其次，根据国际法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国际关系事件的背景知识，以帮助学生进行国际法相关知识的学习；最后还要注意，在两部分教学内容的进度安排上，不能割裂分离，而应当以国际法的进度安排为主线，根据需要将国际关系部分的教学内容穿插其间，以便更好地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

（二）教学方法的运用技巧

笔者在课堂教学中除了综合运用案例教学、提问式教学、讨论教学、互动教学以及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之外，还总结出以下经验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