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供应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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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组织成本管理

跨组织成本管理（Inter-OrganizationalCostManagement，IOCM）的实践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后来才有相关的理论。日本丰田公司主导的IOCM实践应用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DutchFayard（2012）等研究了内部成本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吸收能力在跨组织成本管理中的正面影响，验证了资源共享对跨组织成本管理的促进作用。

（二）企业核心能力

Prahalad，C.K.andGaryHame（l1990）首次提出“企业核心能力（CoreCapability）的概念，他们的结论是，企业核心能力是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企业知识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企业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技术的综合表现。方统法（2001）从核心能力的内部识别和外部识别两大方面讨论了核心能力的识别问题。

（三）战略联盟

Gill&Butler（2003）认为，如果联盟的企业不能通过自身或市场的渠道获取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就会彼此依赖，而且这种联盟可以得到进一步强化。徐二明、徐凯（2012）以中国企业为样本，从资源互补和机会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合作与竞争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适度的资源互补是有效遏制机会主义的手段，过高或过低的资源互补都会使联盟企业处于机会主义的风险之中。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供应链成本管理主要关注交易及物流成本，跨组织的制造成本协同问题研究甚少。对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还没有考虑供应链核心能力协同问题。战略联盟的资源依赖和成本保障的实施协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关键供应商交易物品在制造企业产品成本中的分量，还需要从成本管理的角度、IT技术的角度、设计制造的角度等多学科融合来研究产品成本的协同管理，以解决供应链成本管理中的主要矛盾。

二、供应商成本管理机理解析

供应商成本管理的机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

（一）供应商成本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的一个具体化方向

从供应商关系管理（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SRM）的角度看，制造企业与供应商的成本关系管理也是SRM的范围。成本管理这一企业永恒的话题，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的内容，作为供应链核心的制造企业，应该将它的关键供应商的交易物品成本管理纳入SRM，即关键供应商的交易物品成本应该符合供应链成本的战略管理要求，通过联盟的组织形式，使它的关键供应商交易物品的成本管理和利润管理能满足联盟体的要求。

（二）供应商成本管理———产品成本组成的必然要求

随着供应链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单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已不足以应对竞争的需要。从产品成本的形成过程来看，成本降低要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考虑，尤其要考虑零部件的采购成本。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供应商交易物品的成本在制造企业产品成本中占有很大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制造企业产品成本目标，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本企业，而且需要协调好供应商的产品成本，从供应链产品的源头去考虑成本管理问题，这需要对供应商交易物品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

（三）供应商成本管理———供应链目标成本传导机制的结果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通过产品市场定价和目标利润确定供应链内部的目标成本，通过市场机制和协调机制将供应链目标成本分解，直至分解到零部件水平。具体操作上，通过目标成本在制造企业与关键供应商的分解与分配，将制造企业产品的关键模块的采购成本转化为供应商产品的售价，再将其落实为供应商产品的目标成本。以此类推，这种传导机制将供应链目标成本的约束，沿着供应链逆向传导至原材料的供应商，形成一条自供应链末端到源头的成本管理链。可以看出，这种成本管理只能通过协调供应链中各个企业的成本管理才能实现。

（四）供应商成本管理———核心能力协同的需要

核心能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什么是本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各个企业应该搞清楚的重要问题。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认清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通过互补型的关键供应商来弥补自己的劣势，确定战略联盟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各自扩大核心能力在联盟体的应用范围，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整体的核心能力，这样既能扬长避短避免各自为战，又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强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

（五）供应商成本管理———概念辨析

供应商成本管理，从概念上讲，指的是处于供应链核心的制造企业对关键供应商交易物品进行的成本协同管理。在概念的理解上，供应商成本管理不同于纵向一体化，因为核心的制造企业和关键供应商都是各自独立的企业；供应商成本管理也有别于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它需要双方的协同；当然，供应商成本管理和外包也不同，发包方不干预承包方的具体事务。供应商成本管理要求制造企业与关键供应商建立长远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盟体战略目标，有利于实现供应链整体目标成本。可以看出，供应商成本管理的本质在于供应链核心的制造企业与它的关键供应商对产品的某个部件或模块进行成本的协同管理，需要双方结成战略联盟、成立共管机构、协同完成成本控制目标，实现联盟体利益的最大化。

三、供应商成本管理的路径选择

本文从成本形成的角度，将供应商成本管理的实现路径确定为：投产前的成本源头协同控制、制造过程中的协同实时控制、流通过程中的同步协同控制。

（一）供应商交易物品投产前的成本协同———源头控制

供应商交易物品投产前的成本协同如图2所示。1.联盟体内外调研一方面，联盟体外部市场调研，初步拟定产品目标成本。通过市场调研，搞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产品应该具有的主要功能、产品的市场售价以及市场细分，根据联盟体利润规划，拟定联盟体产品目标成本。另一方面，联盟体内部成本分析，摸清自身成本现状。在相互开放账簿（openbook）的基础上，通过对联盟体双方历史成本资料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对联盟体产品各工艺流程、产品形成的料工费等成本要素进行统计和分析，明确联盟体目前的成本水平。2.根据价值工程确定供应商交易物品目标成本根据调研，明确产品功能并将其模块化，鉴于功能与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确定产品模块结构，再运用价值工程对模块的功能评价系数fi与成本评价系数ci进行平衡，使ci等于fi，根据产品目标成本c和ci确定各模块的目标成本。根据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状况和产品的模块划分，确定由关键供应商负责的产品模块，并落实由关键供应商承担的目标成本，再根据关键供应商产品成本及利润的实际状况，将制造企业产品模块的目标成本转化为关键供应商产品的目标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对关键供应商交易物品的成本管理，这正是IOCM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3.协同设计中目标成本控制的落实产品成本的源头控制很重要，一旦产品设计完成，其成本构成基本定局，在后续的制造维护阶段降低成本的空间很小，因此需要企业在产品设计的源头阶段努力寻求成本降低的途径。在供应商交易物品的设计阶段，为使双方统一明确对交易物品的要求，需要关键供应商和制造企业通力合作，双方的设计团队借助于协同设计平台，共同完成设计阶段成本控制的任务。市场上已有比较成熟的协同设计平台，如：纬衡协同设计、希达协同设计、言鼎CDMS协同设计等等。设计阶段的协同式成本管理（Con-currentCostManagement，CCM）需要双方明确各自任务，并熟悉彼此的业务流程，通过开放账簿，统一成本归集口径，协调交易物品的研制，达成产品及各模块的目标成本共识。通过对联盟体工艺及作业流程再造和供应商交易物品的优化设计，如此反复，确认并落实供应商交易物品在设计阶段的目标成本，实现产品及供应商交易物品成本的源头控制。

（二）供应商交易物品制造过程中的成本协同———实时控制

借助ERPⅡ、标准成本法的架构及网络实现供应商交易物品制造过程中的成本协同。制造过程成本协同实时控制如图3所示。1.事前：作业标准确定将上一步得到的可执行的供应商交易物品目标成本落实到作业层次，并将其设定为供应商交易物品的作业成本标准，明确各作业承担的责任。2.事中：ERP系统实时控制ERP系统侧重于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是ERP的魅力所在。在ERP中，将前述作业成本标准嵌入供应商交易物品生产的各作业流程中，作业发生时，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将各作业发生的实际成本数据与ERP数据库中的作业成本标准进行实时比对，如果实际成本与成本标准相符，则作业流程可以自动继续进行；如果不符合成本标准，停止该作业，相关责任人对差异作出判断，并作相应的处置。实现ERP系统对作业流程成本管理的事中实时控制，ERP系统的实时数据自动采集也为事后的联盟体成本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借助于网络的支持，根据事先的约定，关键供应商与核心制造企业可以共享制造成本数据，以利于双方强化对成本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提供支持，实现“数出一门，数据共享”。3.事后：责任分析差异的责任分析分为两个方面：（1）设计上的问题。在生产中还可能发现或发生新的非增值作业，需要作业设计师再回到作业流程再造和产品设计师的再设计，见图2。（2）执行上的问题。作业执行上的问题由作业的具体实施者负责。通过合理的奖惩制度执行，确保成本管理效果。

（三）供应商交易物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协同工具———IOIS

ERPⅡ系统更强调协同商务，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时空的限制，能为供应商成本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跨组织信息系统通过“标准化”技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网络、ERP和电子交易标准，实现供应商成本管理联盟体的信息共享，共同的标准制定极大地方便了联盟体各方的沟通与联系，实现了SRM、ERP和CRM的有效集成和信息互通，通过这个集成的跨组织信息系统（Inter-Organiza-tionalInformationSystem，IOIS）提高联盟体的响应速度，实现联盟体数据库的一体化，实现制造企业与关键供应商信息共享、决策和动作的协同，最终实现核心制造企业与关键供应商共同的成本控制战略目标。2.跨组织信息系统对物品流通的支持IOIS为供应商成本管理提供了一整套的订单、采购、物流等流程的支持。实现对关键供应商的在线销售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协调。例如，如果市场向好，联盟体需要扩大生产，核心的制造企业和关键供应商就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进而对生产系统进行调整，核心的制造企业更新收货的相关计划，相关订单的再确认及处理流程也能通过网络和ERP实时得以实现；同时，制造企业的财务模块会自动对供应商交易活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如：SAP供应链管理（SAPSupplyChainManagement，SAPSCM）就能够有效地满足上述的协调要求。此外，IOIS还可以通过关键绩效指标（keyper-formanceindex，KPI）对关键供应商进行评价和考核，并根据评估结果落实奖惩措施。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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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企业采购关系特点及产生的问题

纵观目前国内传统企业采购供应商关系现状，可以归纳出这几方面的问题：依赖主观经验，搀杂了过多的人为因素，缺乏客观依据和说服力。供应商的评估侧重于采购价格和质量，而忽视供应商在技术革新、项目执行、生产调整、后续服务以及能力增长上的表现；供应商的长期表现不受关注，企业往往以成本控制为主要目的，与众多供应商进行单宗、短期的交易，这使得企业频繁更换供应商，采购部门忙于应付采购日常事物，最终导致对采购、外包决策的制定缺乏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以上种种这些问题都会给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风险。通常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之后，企业在某一个产品上都可能寻找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的实际情况、能力、与企业的契合度是千差万别。寻找正确、适合的供应商需要认真的鉴选，因此对供应商进行动态的有效的绩效管理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1.2动态供应商管理与传统企业采购关系的区别

下表显示了动态供应商管理与传统企业采购关系的区别：企业如果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集中力量提高自身核心竞争能力，以加强并整合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发挥其所处供应链的优势。因此通过对供应商的绩效进行确切的评估，发掘具备良好发展潜力供应商，将其培养为企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是相当重要的。

2动态供应商管理在西二线管道工程物资采购工作中的应用

基于这种理念，公司编制了《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物资供应商管理办法》，办法详细规范了动态供应商管理体系运行的意义、流程、管理方式和考核办法，全面系统诠释了动态供应商管理理念及长期构想，是由阶段性连续考核体系和动态控制构成。这些思路体现在供应商管理体系的建立、运行和维护上。

2.1阶段性连续考核体系

众所周知，好的供应商评价体系会对供应商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物装公司采取阶段性连续考核的方式，将供应商考核体系分为供应商准入审核、运行考核、供应商关系考核几个方面。供应商的选择不仅仅是入围资格的选择，而且是一个连续的可累计的选择过程。

2.2供应商准入审核

对供货商的企业资质、生产能力、质量管理体系情况、产品质量、信誉情况及销售情况等方面进行评审和综合分析，合格的供应商则进入AA级供应商管理体系。这种考核手段流程透明、操作公开，所有流程的建立、修订和都通过一定的控制程序进行，并且评价指标尽可能量化，从而减少了主观干扰因素。

2.3动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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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涵义目的防范措施

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

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

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发展等终极目的的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与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

一是多种形式的"利润储存器"。有些企业用不切实际的假设去估计诸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的准备，这样，企业就可在业绩良好时多计提准备，在业绩不佳时少计提准备，以调节利润。

二是操纵收入的确认时间。如为了虚增利润，在销售完成之前、货物起运之前，或在客户还有权取消定货或推迟购货之前，就确认收入。当为了少计利润时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滥用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有些企业以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为借口，编造会计数据，从而达到粉饰财务业绩的目的。

四是巨额冲销。有些企业为了保证未来盈利水平，采取巨额冲销的手法。例如，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夸大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而当重组企业未来盈利不足时，这些虚列的费用，即隐瞒的利润，就会变成重组企业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过发行股票实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时确认一大笔研究开发费用，或预提大量经营费用，形成巨额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调节利润。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会计规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方法和原则时，应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包括增加财务报表附表，详细列示所有调整项目。其次坚决反对以重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再次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特别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确认。

二是加强审计监控。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明确对被兼并公司研究开发费的审计原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认等事项的规则应加以补充、完善。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完整的审计程序。

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理念。

参考文献：

[1]PatriciaM.DechowandDonglasJ.Skinner.EarningsManagement:ReconcilingtheViewsofAccountingAcademics,Practioners,andRegulators[J].AccountingHorizons,2000,14,(2)

[2]PaulM.HealyandJamesM.Wahlen:《盈余管理研究回顾及其对会计准则建设的启示》[J],北京：《会计研究》，2000，（11）

[3]贾剑锋，李淑花：《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的差异》（J），武汉：《财会月刊》，2001（1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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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的实证研究，国外盛行于上世纪90年代。Rosen指出经理报酬与公司规模间存在正相关。Jensen和Murphy认为CEO报酬与绩效之间的联系太弱了。Morck等检验了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之和与托宾Q值间的分段线性联系，在0～5%间，Q值与董事的持股权正相关，5%～25%间，呈负相关，超过25%，可能进一步负相关。McConnell和Servaes发现，Q值与经理持股权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处在40%～50%的持股比例间。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经理持股比例为1%～5%时，Q值与持股比例负相关，在5%～20%时正相关，超过20%时又变成负相关。

国内始于2000年，魏刚发现，高管年报酬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存在显著相关；陈志广发现，资产规模、行业特性、区域范围、股权结构对经营者年薪有深刻影响；张俊瑞等发现，高管年度报酬对数与公司经营绩效、公司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股控股比例有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胡婉丽等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也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而高管持股则与企业业绩负相关,在统计上不显著；研究还表明企业追求的目标是规模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化；王培欣等研究证实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年度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指标及公司规模间呈较显著、稳定弱正相关。

以前研究主要是分析公司经营治理问题，至于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间关系的研究很少。

2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2.1选择变量

2.1.1解释变量（高管薪酬变量）。选取四个代表性特征变量：高管的年度总报酬，年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报酬，年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监事及高管的报酬总额。

2.1.2被解释变量。用于描述经营风险的Z记分作为被解释变量，Z记分方法先是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企业财务危机程度的财务比率，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危机警示作用的大小给予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企业的综合风险分Z。

Z=1.2X1+1.4X2+3.3X3+0.6X4+1.0X5公式（2-1）

在计算时各财务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其定义如下：

X1——营运资金/总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

X2——留存收益/总资产=（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总资产

X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税前利润+财务费用）/总资产

X4——股权市价总值/总负债=（每股市价(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数）/总负债

X5——销售收入/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

2.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为克服个股波动及行业特征差异影响，本文选择08年12月31日前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股票，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3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高管薪酬的回归模型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In（Zi）=b0+b1In（ZBC）+ξi公式（2-2）

In（Zi）=b0+b1In（DBC）+ξi公式（2-3）

In（Zi）=b0+b1In（GBC）+ξi公式（2-4）

Zi是第i个上市公司Z记分，ZBCi是其高管的年度总报酬（单位：元），DBCi是其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报酬（单位：元），GBCi是其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监事及高管的报酬总额（单位：元），b0，b1分别是待估计的参数，ξi是随机误差项。

2.4估计结果与公司高管年总报酬回归，系数为6.53E-07，显著水平为0.00，T为9.44，R2=0.019，R2=0.019；与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回归，系数为1.84E-06，显著水平为0.00，T为9.78，R2=0.014，R2=0.014；与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的回归，系数为6.53E-07，显著水平为0.00，T为9.44，R2=-0.019，R2=-0.019。

模型拟合度不是很高，主要由于影响公司经营风险的因素很复杂。但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且都是正值。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也相应增大。究其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报酬不合理，经营绩效与高管报酬脱钩。

3结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这种高管薪酬与业绩增长相脱节的做法明显存在着弊端。首先，无法体现出高管对企业的责任感。其次，高管薪酬的随意性会导致公司经营风险的加剧，人性是贪婪的，公司的高管们获得合乎程序的报酬后，如果缺乏足够约束，自然会通过过度职务消费等方式谋取个人利益。

建立与完善高效科学的高管激励机制已迫在眉睫。首先，要破除体制的条条框框限制，以如何有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制定激励机制的出发点。其次，合理界定管理者的劳动和报酬，做到既保证股东和普通员工满意，又能有效激励高管积极性；此外，学习与借鉴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风险年薪制和股权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JensenM，KMurphy..PerformancePayandTop-ManagementIncentiv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225-264.

[2]HermalinBE,MSWeisbach.BoardsofDirectorsasanEndogenouslyDeterminedinstitution:ASurveyoftheEconomicLiterature[C].NBERWorkingPap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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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方物流模式1、第三方物流模式的优势。首先，第三方物流模式使电商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对于电商企业来说，自建物流的其中一项担忧就是把资金和精力投入物流而忽视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电子商务的专长在于网站平台的建立、完善及优化，拓展产品品类及业务深度。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可以专注于自身熟悉的仓储，配送，信息服务。其次，第三方物流模式不仅可以节约物流成本还可以提供增值服务。在一定交易量水平的时候，物流外包因帮助电商企业节约了自身物流成本，不需要电商企业购置设备，场地，雇佣过多的物流人员，同时减少了管理成本，所以对于中小规模的电商企业比较适用。最后，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和物流策划服务。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提供物流策划服务，及提供优化物流系统的方案。2、具有竞争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顺丰速递。在国内众多快递企业陷入低价竞争的困局的时候，顺丰速递以其差异化和高品质的服务而脱颖而出，成为国内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一个典范。“顺丰”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物流服务。顺丰拥有自己的飞机用于运送货物，比起铁路和公路运输，大大缩减了配送的时间。顺丰物流的网店覆盖了中国的所有省份以及港澳台。开通海外件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越南。

（二）其他电商物流模式其他的物流模式还有物流企业联盟模式，第四方物流模式，综合物流模式。物流企业联盟是指，企业之间就物流业务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形成物流联盟。其优势在于发挥规模优势，不同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充分利用联盟成员内的剩余物流资源。物流企业联盟模式有三个特点：相互依赖、分工明细、强调合作。

二、电商物流未来发展趋势

（一）依靠供应链管理优化物流体系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竞争关系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在一条供应链上有着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各个环节。除了消费者之外，其他各环节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利用例如信息技术来达成上下游之间的信息共享，就可以缩短响应时间，随时改变自己的生产计划，或及时调整库存来达到优化供应链的目的，使得供应链上各节点的企业都更加地具有竞争力。同时，供应链管理的优化也存在这一些现实的问题和困难。其一，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规模小，只有单一的运输、仓储功能，不具备提供信息化服务的能力。其二，供应链中相互协作的企业相互之间不能完全地信任，不希望分享企业的信息，担心会泄漏企业的商业机密。面对这些问题，对于单个的企业建立起信息共享平台的资金投入都不易承受，可以由政府主导出资建立电商信息共享平台。于对中小规模的企业可以通过注册来使用信息共享平台。

（二）依靠“大物流”提升物流系统“大物流”的概念从宏观物流的角度出发，鼓励企业自建的物流资源和社会上的物流资源进行共享，从而减少总体的物流支出。大物流助于提高对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中小型企业的资源，降低采购成本。“大物流”不仅仅是代表物流速度的加快，与“大物流”十分相似的一个概念是“价值链”整合模式。这个模式具有三个特点：电商平台上的零售商不受地点和门店的限制，信息流取代产品流来连接各个业务环节，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京东是符合以上特点要求的电商企业，正在致力于自建物流和价值链的整合。

篇6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管理层的主要目标是在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基础上增加股东财富。Carrol（l1979、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盈利的经济责任；遵纪守法的法律责任；行事正确、公正、公平的道德责任；为社会、文化及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慈善责任[10、11]。其中，第一个维度（盈利，即增加股东财富）构成了企业通过提高员工、顾客和社区生活质量在内的对社会负责的承诺基础（即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7年对4586位企业经营者的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营者普遍高度认同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公益4个方面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理论（Friedman，1970）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增加股东价值的一种工具，任何提倡的社会活动只有在能增加财富时才会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欧洲委员会于2011年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以新的内涵，这个委员会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其给社会产生的影响所承担的责任。对适用法规和社会参与者间的集体协议的尊重是履行责任的先决条件。为了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具备将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和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同经营活动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备和其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的核心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使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的创造性最大化。”上述定义都认同股东财富创造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的基础，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业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且大多支持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Ruf等，2001；沈洪涛，2008）。然而，由于反映财务业绩的指标一般是通过会计报表数据计算得到的，而应计制记账基础下的会计数据存在操纵空间，因此，对财务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正向关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业真实业绩的提高。基于此，学术界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两种对立的观点中，支持道德假说的学者们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源于自身的慈善行为，源于对社会风险的管理，源于对综合目标的平衡，也源于对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贡献等（李伟阳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说的学者们则认为，企业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陈昕，2013）[17]，企业可能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的关注，从而降低企业的声誉损失。

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

五、研究结论

篇7

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变更、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等，以期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尽管会计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与未进行任何盈余管理时不同（并非就是失真），但会计盈余管理与会计盈余作假有着本质的区别。会计盈余管理是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而会计盈余作假则是超出了相关法规和准则允许的范围而进行的会计欺诈行为，如违规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无中生有地虚构经营活动或交易（隐瞒和删除交易或事项，伪造、变造交易或事项及相关凭证记录）。

二、会计盈余管理的有益性

一方面，从个别公司来看，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难免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某物件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大幅度升降、某些优惠政策的颁布、某准则条例的修改等，而需要更换从前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实现企业价值更大化，减少违反债务条款、失足配股门槛等带来的风险，即经营者能够利用会计自由选择权进行会计政策合理选择、会计估计的合理判断以及信息的恰当披露，可以保护公司免受现实状况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从整个市场来看，盈余管理并不会扭曲公司当期税前的账面价值，并不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反而可以使账面盈余更准确地表示公司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认为，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而更容易引起报表使用者的警惕性，报表使用者能够坦然、理性地面对公司盈余管理，而且更青睐于盈余比较平滑的公司，也正如斯科特所认为的，盈余管理可以作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使股价更好地反映公司前景的机制。

三、中小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现状分析

1.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相关研究表明，中小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尤其是在IPO过程中。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图2、图3、图4分别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其中：ROA为报告期净利润与期末资产总额之比；图中的条柱为报表中ROA的分布；横轴为ROA；纵轴为公司比例。我们可以发现，在0处ROA的分布均具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样本比例在0的右边突然增多，与在0的左边样本则突然减少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看来，此现象的产生就是盈余管理的结果。

2.盈余管理公司呈现增长趋势

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各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从2004至2012年，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10~2012年，0右边附近的样本数急剧增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近几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公司数量的急剧增加。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同样可以得出此结论。

3.盈余管理呈现季度差异

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季度报表ROA分布图，从左往右的四个图依次为：1季度ROA分布图、半年度ROA分布图、3季度ROA分布图和年度ROA分布图。从图9可以看出，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在各季度报表中表现得不一致，1季度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最为明显，半年度和3季度的次之，年度报表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则较为缓和。即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而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可能是由于年度报表需要审计的缘故。

四、思考与建议

1.投资者是具有信息判断能力的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而许晓芳和方略（2012）研究发现，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少，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偏离最大，年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多，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拟合度较好。这说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使用了年报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而很少使用1季度报表披露的信息，他们能够意识到，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年度报表由于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相对更具有真实性和规范性，而1季度报告存在更大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信息判断能力，中小上市公司管理者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应当明确此点。

2.会计盈余管理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一方面，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不管是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方法，还是重组事项和交易等，都需要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思考如何进行盈余管理、如何进行披露将增加公司管理者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而且还会引起诸如证监会、媒体、相关利益群体等的关注，从而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契约成本（如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投资者较为保守，比较排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或通过自己直观地发现公司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方法变更，或通过一些专业分析师或学者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其他隐蔽性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公司盈余管理幅度一旦超出了他们预期或接受范围，他们就会立即放弃该公司，甚至加入投资黑名单。

3.尽可能保持公司盈余平滑性

篇8

德国百格拉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机器人供应商之一，生产多种规格的直线运动单元/导轨、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直线电机和多轴数控系统。以此为基础，在短时间内可提供各种规格的线性导轨、二维、三维标准机器人及用户专用机器人和生产线。这些机器人可以装备焊枪、通用手爪或专用工具，完成焊接、搬运、上下料、包装、码垛、拆垛、检测、探伤、分类、装配、贴标、喷码、打码、（软仿型）喷涂等一系列工作。由于百格拉的导轨、驱动电机、减速机和控制系统等所有部件全部自己生产，使得机器人整体性能更加优异。十多年来，出厂的机器人和生产线全部在正常工作。深受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机械电子、汽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生产等行业新老用户的厚爱。

百格拉公司的120多名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成功开发生产了各种规格的线性导轨，并在此基础上与用户密切合作开发通用及专用机器人，已为许多厂家提供了数千台各种专用机器人及生产线。其中一个应用领域是工件无损探伤。

在直角坐标机器人中各个轴主要是做直线运动，而且运动方向通常是相互垂直的，所以叫直角坐标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可分为一维到多维很多种，每一维是一个运动轴，由一个直线运动单元组成。一台喷涂用三维直角坐标机器人由三个直线运动单元组成，而一台码垛机器人根据应用要求通常由几个一维，二维和三维直角坐标机器人组合而成。百格拉公司直角坐标机器人的主要技术数据是运动行程0到18米；负载1~180公斤；重复定位精度0.05mm；每个轴运动速度最高可达5米/秒。

每个直线运动单元的主要部分是特制高强度高直线度铝型材，横截面积可实现40×40mm2到120×120mm2，也可以由多根组合成为一个大截面的导轨。型材内部配有特殊的钢轨来保证机械强度和长期保持平行度，同时也是运动滑块的载体。配滚珠丝杠和密封轴承导轨的直线运动单元的特点是定位精度高，带负载能力强，速度最大到1米/秒；滑动方式分为光杠滚轮轴承导轨和密封轴承导轨；优点是钢性好、磨擦系数小、阻力低、精度高；传动方式主要有齿型带、齿条和滚珠丝杠传动；驱动电机主要分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两种，有时驱动电机配NEUGART精密行星减速机来增大出力和减少负载的转动惯量。

根据机器人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确定机器人的结构组成。可以是龙门式，挂壁安装式等。再按工作要求所给出各轴的运动行程、负载、运动速度、加速度，动作周期来选每个运动轴直线运动单元的型号，所配驱动电机及所配NEUGART精密行星减速机的型号。下图是一个典型三维直角坐标机器人。

二、百格拉公司机器人在无损检测中的应用案例

1、在航天飞船部件无损检测中的应用

(1)任务：采用超声无损探伤对航天飞船上的许多

部件进行无损扫描。

(2)机器人型号及设备

选用百格拉三维直角坐标机器人PR6/3,

X，Y，Z轴的有效行程分别为5400mm，

5400mm和400mm。在Z轴下端上装配

可旋转超声探头。探头旋转角度是0~360°。

最大可以被测物体是5400*5400*400mm。

可对部件从上到下360°无损探伤扫描。

扫描密度几乎没有限制，可以非常精密，

也可以仅对部件的几个关键部位进行无损

探伤扫描。

右图是对仪表板进行无损探伤扫描。

(3)任务描述：控制系统使用百格拉公司TLCC，驱动电机是百格拉公司智能伺服控制系统TLC612，TLC411实现定位控制。TLCC是一个专用工控机，通过CAN总线控制TLC伺服控制系统。TLCC可以预存很多部件的几何数据，用于引导超声探头等距离或多方位、多角度的无损探伤扫描。得到的测量数据可以存储在TLCC中，可以给出分析探伤的结果，可以打印或上传给上位机，以便进一步保存和分析，也可以显示出探伤扫描图象及对应滤波，增强、放大、旋转、特征提取及分析等。

2、

(1)任务：航天飞船圆柱类部件无损探伤扫描

(2)机器人型号及设备

选用百格拉二维直角坐标机器人LP-4/2，

x轴行程为500mm，z轴行程为1300mm，

在Z轴上装配扫描头，通过可旋转轴可对

仪表板由上到下每一个部位进行360°扫

描。

旋转轴采用BERGERLAHR步进电机

VRDM31117驱动加NEUGART精密

行星减速机PLS90/8。控制系统使用

百格拉公司专用工控机TLCC。

(3)任务要求：整个过程需要机器人的动作

保持高重复性，并且要求定位极其精确，

可简便地完成自动和手动操作等功能的转换。这里探头不转，可以上下和前后精密运动。被测部件要转动，其它功能类同前面1）中所描述的。

3、

(1)任务：超大型圆柱类钢件无损探伤扫描。

(2)机器人型号及设备

选用二维直角坐标机器人LP-8/2，

完成X轴和Z轴方向上的动作。X轴驱动电机采用BERGERLAHR伺服电机SER31122，SER31122驱动一个德国NEUGART公司精密行星减速机PLS90HP。Z轴驱动电机采用BERGERLAHR步进电机VRDM3913，VRDM3913驱动一个德国NEUGART公司精密行星减速机PLS70/64HP。

被测物体是8m长，直径600mm的柱类钢件，放在一个大型液体容器里。大型容器的两端各有一个夹具，用于水平固定柱类钢件。钢件作为转动轴由一台BERGERLAHR伺服电机SER31122配德国NEUGART公司精密行星减速机PLS115/64HP驱动。

(3)任务要求：

旋转轴带动长约8m的钢件每旋转一个角度X1后静止，Z轴下到钢件表面X2毫米高后停止。这时X轴开始运动，每移动X3毫米探头扫描一次，完成X轴方向8m长的扫描后X轴和Z轴都处于静止状态。旋转轴再按原转动方向转动X1度停止，X轴开设扫描运动。这一过程要反复进行到整个钢件表面被均匀扫描一次。

所以整个过程需要机器人的动作保持高重复性，平稳性，并且要求定位极其精确。X轴的定位精度如下：电机每转为16384点，经行星减速机64倍减速后为16384*64。X轴的驱动轴每转一转，X轴行走175mm,电机每转一步X轴走175000/16384/64=0.167μm.X轴的定位精度如下：电机每转为16384点，经行星减速机64倍减速后为16384*64。旋转轴每转一转对应的周长是600*3.14=1884mm,电机每转一步旋转轴表面转过1884000/16384/64=1.797μm。实际上用不着这样高的精度，而用精密行星减速机的目的是为了大量减少驱动电机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比，来保证各轴的精确平稳运行。控制系统使用百格拉公司专用工控机TLCC，其功能同前面的两个应用。

篇9

1.1企业的定位和培养体系呈现出恶性循环的态势

首先，由于企业在管理人才的定位上没有差别，导致培养的体系大致都相同，并没有对系统的培养，毫无特色和创新而言，因此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结构上变得非常的单一，企业和企业在竞争中毫无核心竞争力可言，这与市场的要求也不符合。其次，管理工商类的人才需要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对于人才的选拔分类和应用都有很高标准的要求。但当今现有的一些课程培养仿真，完全将理论和实际没有更好的结合，而是将其拆分了出来，因此导致了很多的管理人员在平时的操作过程中，对于学到的管理方法很难更好的运用。最后，企业在管理人才上，完全将知识的灌输变成了一种形式，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忽视，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纸上谈兵，并不能加以更好的运用。

1.2对于创新能力上面的培养力度不够

我国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就在于缺乏一定的创新能力，而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管理方面培养上，还是得不到更好地解决办法。对于传统的培养模式“、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和老师的角色彻底抽离，在“一人讲，大家听”的培养环境中，很多的工商管理类的人才创新模式很难被发现出来，随着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标准越来越高，这些“批发”出来的人员，实际上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用处很少，难以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

2培养工商管理类人才创新能力的方法

2.1整体把控企业工商管理人才的方针

依据我国当前所现有的人才管理培养方案，大致分为学术性和氛围的研究型的两个方向，所以，企业要想加强竞争软实力，就要对人才进行积极的关注和重点的培养。学术性的管理人才不但要对其进行理论知识的相应教育和普及，还要结合企业的发展局势，以此来加强企业中学术型人才的专业实践能力；同样，应用型的人才不但要掌握实践能力，还要加强专业知识的教育，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的普及，那在平时实践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就会因知识不足而无法解决，何谈企业的创新方面的发展，这将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步伐。

2.2制定科学的工商管理人才的方针

首先，要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开办相应的一些课程培训，加强人才的专业水平。其次要考虑和了解企业的每个管理部门职能的情况，大致对于企业的培养目标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思路。工商管理类得人才由于其本身的专业优势，所以对于培训的课程应尽量保持相应的简化，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对于一些专业上的职能人才管理上，由于其专业性比较强的特点，在培养的过程中，教学方面要充分的将理论和时间进行科学的有机结合，在课程方面也要和最先进的管理技术挂钩。其次，在课程的教授上，可以实行“交叉学科”。交叉学科的进行要符合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企业人才管理方面会使优势明显增强，这对企业的更好发展。以及促使经济和科学的同步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推动针对于企业和市场的联系程度，实行交叉学科的政策，在不同的专业中综合借鉴，合理的进行搭配。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有用和专业的人才来适应企业的发展。

2.3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

首先，要增设相应的培养课程。根据企业各个部门的人才需要，以及对于创新的需要进行专业性的培养。对于一些不重要的学科进行相应的删减，而且还要增设相应的专业课程。其次，着眼于综合管理人才的培养。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并要对于学科的专业教学方面和管理要充分结合在一起，必要时候要增设一些辅助的学科，以此来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最后，要制定相应的教学模式。针对人才在企业当中的分工情况，合理分配学科和专业的有机划分，以此来科学培养人才，只有把模块化教学更好的发展下去，才能大大加强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助于以后的工作。

2.4加强工商管理人才对于创新方面的培养能力

创新是在发展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企业若想在竞争中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创新能力来使企业更加充满活力，也就是大大的加强管理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企业能够更好更快发展下去的关键。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由于需要参考和处理很多的信息，因此在培养工作的方面要有专门的系统体系来加以管理，加强实践队与理论知识的应用，在日常不断的实践中，要积极学习先进的东西并加强运用，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奔公司发展的完整体系，并针对企业的各个部门的职能要求，努力改进体系和人才之间的关系，制定出相应的训练培养计划，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会使自己的企业拥有自己独有的特色的，对国家游泳的具有竞争力和技术型人才，这样才会充分的发挥人才在企业的主导地位。

3结束语

篇10

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盈利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对上市公司的成本和收入等经常性损益直接产生实质性影响，二是通过影响资产负债的汇兑损益进而影响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

1.汇率变化对于上市公司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分析

（1）汇率变化对上市公司收入的影响分析

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我国生产的商品销售价格相对于同类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导致商品的竞争力相对下降，进而会导致出口增速相对下降和进口增速上升。能够进出口的商品都属制造业商品，人民币升值会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对于非制造业公司而言，由于该类商品一般无法进出口，国外商品的价格无法对国内商品的价格造成实质性影响。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此类商品的需求一般保持稳定；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来说，为了追求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益，投资者会购买此类商品持有从而增加需求，推动该类商品价格的上升，增加该类上市公司的收入。

（2）汇率变化对于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分析

对于原材料以及固定资产以从国外采购为主的上市公司而言，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进口成本下降，从而导致利润提升。对于原材料以及固定资产以从国内采购为主的上市公司而言有两种情况，其一，原材料和固定资产购买价格也会间接受到国外同类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而降低；其二，可能由于国外原材料和固定资产价格相对降低，从而停止从国内采购，转而采购国外同类产品。上述两种变化都会直接降低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的采购成本，从而提升上市公司利润空间。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取决于该收入与汇率变化的弹性以及成本与汇率变化弹性的对比情况。对于多数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当收入对人民币升值的弹性大于公司成本对人民币升值的弹性的时候，盈利下降；反之盈利会上升。

2.汇率变化对于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分析

由于人民币升值，持有外币资产或者负债的上市公司会产生汇兑损益，同样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下面将上市公司分成三类进行分析：

第一类为持有大量外币资产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产品出口型上市公司。在外币货币性资产余额与外币负债余额相差悬殊时，则期末有较大数额的汇兑损益需进行调整。在人民币升值时，上市公司将发生汇兑损失而导致利润减少。

第二类为持有大量外币负债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原料固定资产进口型上市公司以及航空公司、金融企业等外债比例较大的上市公司。这类上市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债务必须用外币资金来偿还，要支付外币负债必须用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来偿还债务。人民币汇率上升时，拥有大量外币负债的上市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负债将比原来减少，因而获得汇兑损益。

第三类上市公司为人民币与外币资产比例接近的上市公司，此类公司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非经常性损益较少。

对于不同行业，要综合考虑经常性收入与成本的变化以及非经常性损益的综合影响，从而能够把握各类上市公司受到人民币升值影响而产生的盈利变化。下面对于典型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二、各行业上市公司综合分析

1.因进口大量商品或有大量外币负债而受益的行业

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进口材料设备价格会下降，外币负债也会缩减。材料设备大量依赖进口或者有大量外币负债的上市公司会因此受益。比较典型的是航空上市公司，该类公司一般有大量的外币负债，飞机和航空燃油也需要大量外购。据业内专业机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1％，东方航空、上海航空、南方航空与海南航空4家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分别上升0．02元、0．02元、0．025元和0．12元，航空公司将显著受益于人民币升值。

2.非贸易品行业

非贸易品行业主要包括房地产、零售业、机场、港口、高速公路、传媒等，其中房地产业是典型。人民币升值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影响通过国内国际需求上升来实现。国内需求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期间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将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外币占款使得市场流动性较高，房地产的有效需求将大幅度上升。国际需求方面，有大量的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分享人民币升值收益，房地产作为非贸易品具有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成为外资的主要购买对象，同样促使房地产需求上升。房地产的需求上升使得房地产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同时上升，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利润快速增长。以房地产龙头公司万科为例，该公司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盈利增长30％以上。

3.贸易品行业

贸易品主要可以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是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原材料从境外采购的行业（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将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上市公司利润；第二种是产品在国外销售（或销售价格与国际价格联动）、原材料从境外采购的行业（如转口加工行业），需要考虑的是采购成本的下降是否能够弥补因产品销售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由于收入一般大于成本，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这类上市公司盈利下降；第三种是在国外销售产品、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同时拥有大量外币资产的上市公司（如家电、纺织行业）盈利将明显减少。人民币升值会使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出口收入减少500亿元以上，使得电视、空调厂商的出口收入减少35亿元以上，对公司的影响巨大。

以雅戈尔为例，2005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28亿元，同比增长11．4％；净利润增长却只有1．3％。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影响了公司的对外出口，还造成公司的汇兑损失，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37．3％，影响了净利润的增长。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