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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3-18 05: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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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支持三个视角以及竞争情报需求、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早期预警功能、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决策支持功能、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需要的支持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成功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案件进行解析,得出结论和启示。
1 引言
竞争情报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时,如果仅仅关注那些打着竞争情报旗号的领域和文献,其研究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反之,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那些没有竞争情报之名,却有竞争情报之实的领域,则往往别有洞天,顿有天开地阔、跃升到新一重境界之感。国际贸易战中的很多事例就属这种情形,其中,2003年3月结案的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本文简称“苹果汁案例”)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这是一个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端的经典案例,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也是一个竞争情报发挥作用的绝佳案例。
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前后持续了5年时间,由于此案以中方彻底胜利而告终,更由于中国苹果汁企业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胜诉等让国人倍感扬眉吐气的情节,国内众多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内容较为详尽的代表性文献有“我国浓缩苹果汁应对美国反倾销案启示录(上)、(下)”以及“苹果汁反倾销案”等。本文仅从竞争情报视角对此案例进行解析。主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三个视角进行考察。
2 从竞争情报基本过程的角度考察
2.1 涉案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需求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获得彻底胜诉的首要原因是坚决应诉,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打这场国际官司,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从竞争情报需求角度看,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意味着已经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企业最紧迫的、最优先的、最重大的关键竞争情报课题(Key Intelli—gence Topics,KITs),企业的竞争情报功能得以迅速激活,竞争情报资源得以迅速动员,竞争情报工作目标、范围和任务得以迅速锁定,参加应诉的多家企业在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迅速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竞争情报协作联合体。另一方面,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关键竞争情报课题,这些企业的老总们自然成为大力支持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保护神”(Champions)。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形成了任务明确、有组织机制与人员经费保障的竞争情报团队(CI Team)。这些为后续的竞争情报收集分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 信息收集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彻底获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方面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这些信息收集工作既包括关于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政策、法规、程序、相关案例之类的资料,也包括应对美方调查的应诉企业之生产成本、生产经营数据,还包括针对美国指控方辩点的相关数据,如相关年份美国苹果汁市场数据,中国、阿根廷、智利、德国、匈牙利五大主要进口国产量、价格、进口数据及其真实构成等。
在双方关于替代国选取、替代国价格成本测算之争中,由于中方及中方律师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到了有利于我方的证据,迫使美国商务部接受了我方的建议。
由于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我方数据翔实、说服有力,而美国指控方则相形见绌。信息收集工作成为中国应诉企业获胜的重要保障。
2.3 信息分析
反倾销诉讼是一个控辩双方高度对抗的智谋比拼过程,控辩双方要连续多轮“对簿公堂”。
控辩双方在“对簿公堂”——法庭控辩过程中的表现是影响裁决结果的关键。而出庭之前的信息分析质量决定了法庭上的表现。高质量的信息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形成合适的应诉策略、帮助企业找出控方的错误和漏洞,利用规则据理力争,在抗辩中击败对手。
在苹果汁案例中,正是由于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苹果汁涉案企业才敢于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奋起应诉。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才能在法庭上提出真实、详实的数据,据理力争,使美国商务部的初裁结果明显低于起诉方的要求。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没有中途放弃,而是坚持抗辩。面对美国商务部的仲裁结果,国内很多参加应诉的人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可以开香槟庆祝了。李中柯、张志彪能力排众议,决不接受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结果,决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并在起诉美国商务部的申诉书中确定了替代国的选取、替代价格的选取、一般管理费用比率的计算、煤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等5个关键辨点,使中国应诉企业告倒了美国商务部、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是精心进行信息分析的结果。
3 从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角度考察
3.1 早期预警功能
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及早获悉了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动议的信息,使中国抢在美国商务部立案之前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并非低于成本倾销,并采取了系列针对性行动。中国企业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一信息的过程颇有戏剧性:
1998年8月,美国苹果汁协会举行了一次普通会议,当时唯一的中国会员单位——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亮代表参会。会议途中,高亮被“请”了出去,剩下的人关门继续开会。高亮感觉不妙,四处打探消息后终于得知,他们要酝酿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调查。高亮深感问题严重,马上通过越洋电话向陕西省政府作了汇报。接到海升公司的信息后,陕西省政府立即开始行动,并迅速向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汇报了情况。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通过相关渠道很快核实了信息的准确性,遂迅速开始了应诉企业动员及相关准备工作。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能够获取处于萌芽状态的、先兆性的“虚软信息”,是竞争情报能够预警的本质。中国苹果汁行业恰巧在美国苹果汁行业酝酿对我发起反倾销诉讼时就在第一时间获知了这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一信息。为迅速开展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对策研究、应诉企业动员与协调、寻找合适的律师等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为我方最终胜诉奠定了基础。
3.2 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
中国苹果汁行业获知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信息后,特别是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动员协调下决定应诉之后,迅速部署了对起诉方美国苹果汁协会及其代表的8家企业、此案的仲裁方美国商务部的监测跟踪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跟踪美国苹果汁行业近期的重要变化,启动国内国外两支队伍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随时汇报。 从竞争情报角度看,这是启动了环境监测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此举可使我方随时了解美方的动向,正确应对,获得主动,为最后胜诉提供保障。
3.3 决策支持功能
我方从第一时间获知美国苹果汁企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到此案尘埃落定,前后持续近5年时间,先后遇到多次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例如:面对美方的指控,我们是否应诉?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低于起诉方税率要求的初裁结果,是继续抗争,还是妥协与诉方谈判中止协议?当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对我不公平的终裁结果,如不接受,是否敢于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状告美国商务部?对于美国商务部仍有明显不公的修改终裁结果,是否抗辩到底?……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正确决策是我国苹果汁应诉企业最终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障,对案例过程的深入分析表明,高水平的竞争情报工作毫无例外地为每一项重大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持。如,在对待是否应诉的问题上,国内苹果汁企业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放弃应诉;另一种是坚决应诉。即使是放弃应诉的意见,也是能列举出许多“颇有道理”的理由呢!例如,国内官司都打不赢,打国际官司能打赢?聘请的美国律师开价3 000万人民币,除了支付律师费还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值得吗?……
应诉带头人李中柯、张志彪、高亮等之所以能够驳倒这些貌似合理的意见,使国内苹果汁企业下决心应诉,在于他们掌握大量信息,通过深入分析信息,对是否应诉的利弊、风险、机会、投入产出、国家大账与企业小账等关系有着独到的、深刻的理解。从竞争情报角度看,正是远超常人的竞争情报能力帮助李中柯、张志彪、高亮们义无反顾、智勇兼备,带领国内企业决心应诉到底,并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
4 从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角度考察
4.1 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实现特定的竞争情报功能,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是基本保障。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来说,应对美方的反倾销指控是应对一场有别于国内市场企业间诉讼纠纷的特殊危机。这场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美方针对的不是某个企业,而是中国苹果汁产业全体,影响巨大;涉案企业一旦败诉,将面临灾难性后果,中国所有苹果汁企业都将彻底失去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苹果汁市场,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此类指控为涉外诉讼,交涉应诉过程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要求提供的数据资料文件等也全是英文,我国应诉企业进行准备的时间有限,任务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体企业孤军奋战应对美方指控,不但过程会异常艰难,而且胜算也大为降低。
篇2
洪钧培的“持今证古”式研究思路其二为洪钧培所倡导的“持今证古”式研究思路，是用西方法律文化为主导的近现代国际法学体系讨论春秋时代的“国际法”。这在洪氏所作《春秋国际公法》一书中体现尤为明显。陈顾远在为该著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洪君此著，依现代国际法之体例，将其各种规律进而与春秋国际规律为比较的研究，亦系治史之一种应有方法。且可赖此一一指出我先例之和於现代国际法者何在，持今证古，颇易领会，与愚作既免重复，并相成焉”，可见当时陈顾远已经认识到洪著在研究思路上与自己的区别。其所称之“依现代国际法之体例”而“为比较的研究”，显然是在现代国际法学的框架下对古今法制进行规范比较的思路，因此陈顾远将其概括为“持今证古”，是颇为准确的。该著共分三编:第一编“概论”、第二编“平时法规”和第三编“战时法规”。在各编之下章节环节的讨论中，基本上遵循了近现代国际法学体系。如其第二编“平时法规”下分七章，分别为“国家”、“盟会”、“国际交涉人员”、“盟”、“关税”、“节———护照”、“国际纷争之解决”，是已然纯用现代化的国际法体系展开讨论了。尤其是在具体讨论的节层次中，仍然大体保持了近现代国际法的讨论范式，如第二编第一章“国家”下分五节，分别为“国家之要素”、“国家之种类”、“政府之承认”、“领土之取得、国家之消灭与变更及土地并有之权利义务”、“国家之权利义务”等体例，皆一准近现代国际法体系而展开讨论，其余章节安排，大体若此。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体例为深受近现代西方法学理论影响的现代学者提供了较为熟悉的认知途径去比附理解中国古代的相关制度，但从消极的方面看，在这种体例下的论证过程中，总不免有先定观点，再寻证据的嫌疑。若深究支撑其各论点的论据以及论证过程，则多会发现其中存在的种种瑕疵与牵强之处。无论是在春秋时代“国际公法”的体系分析上，还是在讨论这种“国际公法”的具体规范时，洪氏都多少采用了近现代国际法的标准。这种方法一方面当然反映了某种程度上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一般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式、现代式思维的局限性，在分析中国法律传统时，往往导致片面乃至错误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洪著的这些缺点，在西学把握学术霸权的当代，仍然不可避免地为现代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继承。
二、近年“春秋国际法”研究中的思路
近二十年来国内法律史学者对“春秋国际法”的讨论，大多继承洪钧培在《春秋国际公法》中采用的思路而展开。其中篇幅和影响较大，且较具代表意义的著作，为孙玉荣先生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一书。除该著外，围绕该主题发表的论文亦有不少，其中内容较全面的，为赵彦昌先生的硕士论文《春秋国际法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概述这些论著的具体观点和论述过程。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些论著的研究中，仍然贯彻了洪钧培式的研究思路，即通过现代国际法学体系对古代类似的法律制度进行研讨，然后以相关史料填充进去。这导致洪钧培式思路中的固有瑕疵，不仅没有消弭，反有日益扩大之虞。以孙玉荣先生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为例，不含附录和后记，该著共分十一章。从其篇章节目安排上看，如果不是其中有若干“中国”的概念和几处诸如“丧乱不伐”之类的内容，几乎很难确信这是一部中国法制史的著作，反倒令人容易联想起现代西方国际法学的经典教材《奥本海国际法》的篇章结构。
如该著第三章“古代中国国际法的主体”下分五节，分别为“国家的要素”、“国家的种类”、“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际法上的承认”、“国际法上的继承”，是几乎一准现代国际法理论体系进行讨论了。如果说这些概念有些尚可反映人类法律文明共性的话，那么该章第三节“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下，又根据“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管辖权”这些完全现代化的概念对古代中国国家的“国家权利”进行讨论。在第四章第一节“国家领土的取得和变更”之中，更是令人瞠目地将中国古代国家领土的变动情况总结为与近现代国际法体系完全一致的“先占”、“添附”、“时效”、“征服”、“割让”、“归还”等等。这样的讨论，可谓完全继承了洪钧培式“持今证古”的研究思路，且在该思路的影响下更进一步地将现代法制体系完全套用到古代法研究之中。这几乎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误解，正因如此，该著的一些观点不免招致学界的批评。吉林大学历史系2004级硕士毕业生赵彦昌先生在其论文《春秋国际法研究》中批评孙著称:“作者为法学出身，对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在其专著出现不少常识性错误”、“只知前面近现代国际法的体系，然后在古籍中找到与之类似之内容，便生搬硬套，不懂其语句之真实含义”，这样的意见虽然严厉了些，但批评却并非全无依据。从孙著中相关论点的论证过程看，许多结论只依靠其所举的单个事例予以证实，有的证据是基于对史实的误解而使用的，有时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论述。如在“国家的分类”一节中，孙先生以的有无将古代的国家分为完全国与附属国，先不说这个概念能否用于当时，仅以其论据看，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令人尴尬，因为该著所引的《左传•襄公二年》戚之会传文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错讹，如“滕”误作“腾”，“薛”误作“薜”。除此以外，孙先生在此的立论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她认为在襄公二年的戚之会上滕、薛、小邾作为齐国的附属国而“失去了出席国际会议的外交权”，又认为襄公二十七年第二次弭兵之会上鲁国使者叔孙豹所称的“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说明了“邾、滕作为附属国，虽被邀请参加会议，但没有签订条约的权利。附属国因为没有，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这就不免因望文而生硬套用现代国际法理论之弊。如果对照一下春秋经传的详细记载，是断不能得出如此结论的。关于襄公二年的戚之会，《春秋经》明言:“冬，仲孙蔑会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又根据《左传》上的记载，“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显然可知这三个国家因当时皆为齐国的属国，齐国不来会，这三个属国自然不敢违逆齐国来与晋、鲁相会。这与其有没有出席国际会议的资格没有关系。《左传》的下文中又提到:“冬，复会于戚。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可见在晋国向齐国发出带有战争威胁意味的邀请后，齐国惧于晋国作为伯主的权威，便在冬天帅其属国滕、薛、小邾与晋、鲁两国相会，并参与伯主率领的在虎牢修筑要塞的军事行动，协助晋国压服了郑国。如果按照孙先生前面的结论，滕、薛、小邾这三个国家的状态就处于一种时有时无、飘忽不定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合常识的。事实上，春秋时期的属国与附庸并非一个概念，其在当时各国交往法制中的地位也大不相同。
在此基础上，春秋诸国的法律地位，显然不是像孙著所言“春秋时期，诸侯之邦与盟主之邦以及诸侯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孙著在此混淆了春秋国际法中属国和附庸的概念，是由于其机械套用近现代国际法上的“”概念而导致的。而其对“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的理解，也显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从杜预所注的“三国，齐之属”中错误地推导出“附属国因为没有，所以不是国际法主体”这样的结论。如果孙先生注意一下经传原文的前后文照应，在使用传文前审读一下对应的经文，那么此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总的来说，在洪钧培式“持今证古”的研究思路下，论者为了将近现代国际法概念与体系能与古代文献兼容，而不得不削足适履地使用文献资料，因而导致论述过程中的论点与论据往往难以自洽。孙著中存在的一些其他值得商榷的观点，例如其继承洪钧培生造的“北盟会”、“南盟会”、“总盟会”概念，以及认为春秋时代乃至整个中华法系历史中存在“国家平等原则”、“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近现代国际法原则等等，其根本原因，仍可归结到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思路上。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孙著中所体现的洪钧培式研究思路中的一些固有瑕疵，在当代的一些相关研究中，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有加重的趋势。这是在中国古代国际法律史研究中机械套用西方国际法理论而导致的结果。相对于孙著中出现的问题，吉林大学历史学院赵彦昌先生的硕士论文《春秋国际法研究》则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首先，在文献材料的使用上，没有出现严重错误。其次，对孙著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相当的纠正。但总的来说，在研究思路上，却并没有根本的更革，仍然是模仿洪钧培式的研究模式，以近现代国际法学的方法将春秋时期的相关文献进行剪裁分析，最终得出一个看上去十分“现代化”的结论:春秋国际法中有很多原则、规则已经或者正在纳入近现代国际法体系当中，春秋国际法中有五项基本原则，即:国家相对平等原则、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虽然和近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尽相同，但是对于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精神则大致相同。可见，在赵文之中，对春秋时代的国际法原则，已经使用了较为审慎的表述方式，即“相对平等”这样的表述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其后所使用的“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仍然是用现代法学的概念在描述古代制度。尤其是“互不干涉内政”之说，在春秋诸国间根据当时公认的交往法则而频繁互相干涉的史实前，是很难立足的。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多如牛毛的干涉行为:无论是诸侯“安定周室”还是诸侯间“安定与国”的行动，乃至收纳出奔贵族，挟出奔者干涉他国的纳入行动，以现代法学的眼光评判，这都是典型的“干涉他国内政”行为，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各国的交往法则中，却颇多具有合法属性。所谓“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乃是伯主的国际法义务，而“安定与国”和“纳入”都是足以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的合法理由。由此，我们似乎应该反思，对春秋时代的各国交往法制，究竟应该以何种思路开展研究，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此法制的原貌，而避免其被西方法律文明主导的现代法律思维与表述方式肢解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产生种种不甚妥当的结论?
三、“春秋国际法”研究思路反思与探讨
(一)对“持今证古”研究思路的反思洪钧培式“持今证古”研究思路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想当然地认为近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体系、规范可以直接适用于古代法研究上。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可以引起一系列次级问题。如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古代国际法，乃至以何种态度对待古代的法律文明成果;当认识古代法时，如何避免以一种过于自大的态度批评古代法律文明的得失;当分析古代法时，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现代法律文明的进步成果对其进行剖析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应当以何种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评判古代法律文明。我们可以使用现代法学的原则、概念、体系、语境讨论古代法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现代法学的成果审视古代法的发展，在逻辑上并无不当之处。对于古代法而言，现代法是它们的继承者、发扬者，是在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基础上继往开来的高度成熟、高度精密化的文化系统，她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骄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现代法都远比古代法进步，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合理使用现代法学的一些成果分析和评判古代法，是确有其合理性的。但需审慎的，当问题进入到认识和还原古代法律文明原貌的工作时，就不宜随意地使用现代法律标准描述和评判古代法律制度。法律史的史学属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学科，这导致法律史在研究思路上与部门法研究存在重要区别。在时间维度上，人类文明中的法律制度、法律学科、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演化的终端，形成了目前所达到的人类法律文明成就。因此，当沿用现代人所熟识的现代法律知识回溯法的发展历史时，就必须以时间维度上的全局观念，萃取可以通用于法律史全局的法律知识，以此开展对人类法律文明发展演化史的考察。当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区域的法律演进过程时，必须注意构成该时期、该区域的法的各个构件，这些构件可能已经被吸纳入现代法中某个特定部分，也有可能已经完全消逝在奔涌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前者，自然可以援引现代法中与之存在渊源关联的部分进行分析，而对于后者，就必须审慎对待，避免粗暴地使用现代法的知识去解释古代法———这种生搬硬套的方法极易导致一系列错误，从而影响对古代法的正确认识和评价。从清末至当今的“春秋国际法”研究中，非常容易看到，洪钧培式的“持今证古”研究思路所带来的种种误解，几乎都是由于这种刻舟求剑式的错误而引起的。这种不恰当的“持今证古”思路，目前已经引起了国内许多学人的批评。批评者大多以“简单比附”和“附会”来形容这种研究方法。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的熊梅博士称:“从晚清到民国，学者们对于先秦国际法(包括战争法)的研究热情，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应的一个例证……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难免带有简单比附的痕迹。”另有学者批评说:“由于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学界长期存在以西方范式为标尺的褊狭，表现在国际法问题上就是以西方确立的国际法理论来套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态，从而得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的国际法的结论，而将中国朴素的国际法思想一并泼掉”。要言之，对于这种以近现代国际法理论与体系直接套用到春秋史上的做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对于春秋各国间交往法制的研究而言，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呢?
(二)更合理的春秋各国间交往法制研究思路探讨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春秋各国间交往法制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1．应本着“就史言史”思路寻找古今法制间的合理关联从整个人类法律文明演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看，古代法是现代法的前辈，现代法是古代法的继承者，二者之间存在继承性的关联是不容置疑的。但也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演进的复杂性，许多人类法律文明的成果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不同文明、不同时期的法律，在结构、原则、规范形式上都有着形形的差别，从基本原则到各层法则的细节，多与现代法律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就要求在研究古代法时，不应不加区分地将现代法中的原则、体系乃至思维方式直接套用到古代法研究中。尤其应注意的是，人类法律文明的近现代演进，基本上是在西方法的话语权主导下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研讨中国古代法制时，就更不能笼统地将西方法视为普世价值，进而机械地按照源出西方近现代法的制度、方法和思路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历史地考察人类法律文明的发展演化，需要以历史的方法观察整个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从无数细节中归纳演绎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法与现代法间存在着开拓与继承、前辈与后辈的关系。历史地考察人类各国交往法制的发展历程，不难注意到，很多在古代法制中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法则，都因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逐渐式微成近现代法制中一些较为不重要的部分。如古代各国交往法制所重视的身份等差以及与此相关的礼仪问题，在近现代国际法中，要么被完全否定，要么从繁文缛节简化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简洁程序。有关使节的待遇、等级、仪式等法则，在古代法制中曾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内容，而在近现代国际法中则多简化成较为简单的制度，或者干脆退出法律范畴，成为纯粹的礼仪规范。当然，也应注意到:尽管其仪式程序简化了，但其中所包含的法律精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尊重对方的尊严、相同的等级间不得互为管辖等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精神和法律原则。这说明人类各国的交往法制在其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既有不断变化、新生、消逝的部分，也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性而传承的部分。这种在时间区间内保持一定稳定性的法，其所蕴含的基本概念和价值标准，可以作为现代学者搭建再现古代法原貌工程的梁柱。诚如武树臣先生所言，这种标准“应当具备宏观性、稳定性并有利于揭示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历史规律性”，这就要求现代学者需要从历史维度考察在各法律文明、各历史时期的法律演化进程中所共有的因素，以这种具有一般性的因素作为考察古代法律制度与文化的标准，而不是将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文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作为普世的、通行于各时空的标准。从学界对自清末以来对“春秋国际法”的研究与讨论中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在研究思路上往往都在不自觉地使用现代法的标准去衡量古代法问题，换言之，就是都没有找到古代法和现代法之间的合理关联点。笔者认为，民国著名法制史学者陈顾远先生所秉持的“就史言史，意存其真”的“自史寻法”式研究思路更能贴近历史的真实，可以避免因“持今证古”式思路的固有瑕疵而产生的种种认知谬误，是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应当予以重视的。一言以蔽之，现在需要重视和恢复陈顾远“就史言史”式研究思路中的合理部分，而非继续将洪钧培“持今证古”式思路中的瑕疵扩大下去。
2．在相关历史比较研究中应以功能比较方法为主在研究古代法制过程中，功能比较的方法可能比规范比较的方法更加科学有效。换言之，应当循着寻找功能共通的思路考察古代法中的各国交往法制规范，而非以现代既有的国际法规范体系为纲领，在古代文献中寻找“古代国际法”的踪迹。对于法律成文化水平已经高度发达的近现代法律文明而言，规范比较的方法可能是较为便利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法系的相同或接近的法律规范，经过调查和规范文本的取样，对待比较的法律规范加以分解剖析，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法律史而言，由于全球化时代以前各不同法律文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这种方法的应用就十分困难，乃至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生硬地使用这个方法，就很难避免因“持今证古”而导致一些不妥当认识的出现。相对而言，功能比较的方法则侧重于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规范为中心进行考察，这就有利于摆脱现代法学的思维定势，以较为中立和公允的视角，获得对人类法律史文明较为理性的解读。就春秋诸国间的交往法制而言，若以功能比较的方法开展研究，颇可望能取得更为客观的结论。
篇3
1.1国际展会是一种国际贸易的有效手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展会营销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营销方式，能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壮大。据以往法国关于展会机构的统计数据来看，参展商在展会上合理范围内的投入上多增加1法郎的成本，那么就平均能够给参展商多带来35~40法郎的合同，可见国际展会在国际贸易中起到的促销作用极大，因此作为一种有效的促销手段，每年在全球范围中举办的国际展会越来越多。
1.2国际展会就是一种国际贸易的方式
从本质上来讲，国际展会就是一种国际贸易形式，根据国际世贸组织定义来看，国际贸易机构除了需要提供商品进出口以及商业存在必须的服务，还需要在境内为境外的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而国际展会的举办不仅仅带动了商品及商品相关的物资、信息、人员的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服务流动，这些服务就是国际贸易组织对国际贸易定义中提到的国际贸易服务内容。
1.3国际展会促进国际贸易量
举办国际展会，扩大了国际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途径，促进了贸易渠道建设，扩大了商品生产规模，这必将促进国际贸易的量，而根据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式，各国家的分工逐渐明朗，各国的资源配置也具有独特的分工标志，通过国际展会这种形式将资源进行重组组合，进一步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形成各国良好发展的局面，因此国际展会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至关重要。
1.4国际展会和国际贸易相互作用
国际展会对国际贸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国际贸易的良好发展给国际展会的举办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随着国际贸易的范围进一步加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以往很多没有的产业也纷纷进入到国际贸易行列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展会也因此而广泛的开展。
2国际展会在国际贸易中的功能
2.1聚集功能
国际展会在国际贸易中典型的功能是聚集功能，其能够有效的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正因为其能够有效的聚集流量，在国际展会上就能够有效的对国际贸易所以的生产项目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配置，从而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和优化，聚聚的效应直接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提高国际贸易量，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
2.2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重组功能
国际展会的举办带动了生产要素流动，将国际上的生产要素汇集到国际展会上，再进行生产各要素资源重组，其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和一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优势要素，将国际最优势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是推动一个企业和一个行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组合的新的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都更高，直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3国际贸易扩大功能
国际展会具有扩大国际贸易的功能，这一点显然毋容置疑，国际展会除了具备上述的典型功能外，还能够对企业的品牌进行广泛的推广，通过国际展会能够将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传递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无疑能够提高企业的销售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良好发展，而参展的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上其交易的量更大，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将会增大，这无疑是扩大了未来国际贸易的贸易量，增加国际贸易的规模。
3结束语
篇4
1、缺乏从事国际服务外包的高素质人才我国的服务外包业务每年吸引了大量新增就业人员，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然而近两年来大学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在下降，人才结构不合理。
2、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对美欧日市场依赖性大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占了我国目前服务外包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使得我国的服务外包对这些国家的依赖性比较强。
3、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企业之间存在恶性竞争我国主要从事的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业务，但是在承接企业之间却存在着恶性竞争。
4、“中国服务”的品牌知名度低我国最大的30家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中只有6家获得CMM(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4级或5级水平认证，然而在印度的30家企业都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二、中国解决在国际服务外包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1、国家政策鼓励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国家可以推行大企业战略，集中各个小中型企业的优势，将资源进行统一整合，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国家可以通过引导小中型企业以收购、合并的形式实现联合，扩大企业竞争力。我国还应该出台有效的政策，净化、完善我国的服务外包市场和环境，利用“千百十工程”，落脚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示范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水平在大力引进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归核化”战略，大量引进服务外包业务。也可以将外资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延长，除进行生产制造外，还可以延长至业务流程的外包。
3、完善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首先，国家应加强立法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让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法可依。同时也需要加大执法力度，认真的落实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其次，应加强宣传教育，使企业树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意识。
4、培养高素质的服务外包人才第一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一个好的业务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技能也要努力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其次，加大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合，培养专业对口、技能达标的高素质人才。最后，政府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引导。
5、扩大服务外包市场寻找求稳定合作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应注重美欧日等国的中小型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抢占中小型企业市场。通过与中小型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拓宽市场、提高业务量。我国在稳定美欧日市场的同时，也应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积极吸引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离岸外包业务。
6、建立健全服务外包协会建立健全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对行业的统一领导，避免企业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建立一个良好的服务外包环境。
篇5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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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篇6
1.教材选取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对教材的选取，国际贸易课程的教材仅国内出版的就可谓是汗牛充栋，编著者众多，不仅良莠不齐，而且难易程度不一；如果教材选择适当可事半功倍，否则可能误导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情况而言，教师在选取教材时，并未较多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更不会考虑该门学科对学生的长远影响；往往选取的标准是主要偏重个人偏好，尤其是倾向于挑选容易讲解的教材，做到最大可能地节约个人精力和投入；并且一旦选定教材在若干年内都不进行更换和调整，而多数教材的更新速度是缓慢的，但是教学内容却一如既往地按照选定不变的教材年复一年地讲授，也很少进行课件的更新与补充。而在学生这一方面，为了考试顺利通过，多数人过分依赖制定教材，即使有推荐的其他版本教材和辅助学习资料，学生通常也并不重视，结果，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2.实习环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大学生实习是一项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是教学在课外的体现与延伸，实习应根据所学专业进行相应的安排，进而检验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很多高校对待大学生实习并不重视，或者让学生自己去找企业实习，或者学校统一安排，但却流于形式。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而言，由于是农业院校，具有很多农业方面的优势资源，比如实验与研究基地、优秀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农业区位资源等等。所以，多年来我校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方式主要是深入到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农户调研，采集相关数据信息，最后就具体农业领域相关的实际问题形成调研报告。可以说这种方式极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实地调研能力，并使其亲身体验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发展现实，然而，弊端是与国际贸易专业理论偏离较多，无法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甚者，由于我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习传统，导致贸易专业学生逐渐忽视国际贸易等核心基础课程的学习，严重影响了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质量提升。
3.学生经济学基础普遍薄弱且主观能动性不强。
国际贸易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是经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但是，农业院校由于其农学研究氛围浓郁，而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国贸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基础普遍较为薄弱，这就成为在国际贸易学习中的绊脚石。同时，受到院校教师科研领域与学校优势资源的影响，贸易专业学生也较多倾向于纯农学的研究，而对与国际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结果导致，很多贸易专业学生在最后的毕业论文设计中选择国际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寥寥无几，反而普遍在管理学或农学范畴内选题；长此以往，通过学生之间的跨届交流就形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毕业论文设计可以任意选题，导致他们更加不注重国际贸易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或是为了获得奖学金而进行的一种功利式的学习，也正是因为如此，多数学生过分依赖指定教材和课件，而并不关心是否获取了真知，没有学习热情，明显缺乏主观能动性。
二、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1.更新教学内容。
（1）吸收最新的学科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
国际贸易课程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国际贸易理论伴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国际贸易实践活动不断地出现新形式、新趋势。于是，在针对学生的理论学习中，要注重学科前沿并及时更新到教学内容中去，比如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近几年刚刚兴起同时又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新理论；同时，条件具备情况下，还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文献作为授课内容的一部分。
（2）突出“国际性”特色，同时更要注重结合中国国情。
国际贸易专业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色，课程要突出该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更值得强调的是结合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实际进行课程内容设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同时又不断地涌现新的问题，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实践方面无疑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否也能很好地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情况呢？这些都应是授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补充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或研究兴趣相结合。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教学与科研活动实际是相分离的，但实际上教学科研是可以融合互为一体和相互促进的。任课教师如能将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研究兴趣融入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能使其在该领域的研究越发成熟和深入；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可了解到老师的研究兴趣，促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师的课题研究中来，从而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该学科；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2.改进教学方法。
（1）优化教学手段，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建设。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音像教学、计算机模拟软件教学、开放式研讨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尤其应注重开发案例教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与课堂研讨等形式，不仅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可促使其更好地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同时提升理论学习与研究能力。
（2）改进实习方法，加强实践环节训练。
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原则，同时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新的教学方法应注重将课堂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实现感性与理性认识的提升。有鉴于此，建议我校在实习环节应根据不同专业进行安排与设计，而不是采取一个模式“、一刀切”。就国贸专业学生而言，应安排去对外贸易企业或工商企业，以及海关、外管局、检验检疫局等政府职能部门观摩学习，建立几个稳定的实践型校外实习基地。
3.强化国际贸易教学的国际化理念。
（1）扩大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可通过国际间与校际间的学者互访，开设贸易领域专家讲座的方式，让学生接触国内外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与信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与国外很多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已建构起一个比较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只是较多集中于农经领域，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多注重在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学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应多邀请国内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座，并采取计学分制的方式形成学生激励式参与。
（2）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尝试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提高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法，也是与国际接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首先，对于教材的选取做到难易程度适中，同时为学生推荐辅助教材和学习资料；其次，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对教师的技能培训；最后，应合理设计课程体系，增设专业英语课程以辅助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
三、结语
篇7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收支差异三个角度出发，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主要从服务贸易的增长率、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收支和竞争力系数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并得出了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仍以发达国家为主。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将进一步发展，地位将趋于上升。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一国的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已日益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支柱产业战略替代的工具。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特征与趋势。作为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把握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特征和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主要特征及其比较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规模差异。由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和服务贸业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各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水平及在国际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十分悬殊，与国际商品贸易领域相比较，全球各地区和各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对称性更加突出。国际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2005年，仅欧盟25国就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44.3％。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0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686.05亿美元，占到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70.1％；2005年为18350.2亿美元，占到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73.6％，到2006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9876.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72.7％。而1990年、2005年和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543.5亿美元、5934.3亿美元和6697.5亿美元，分别占到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8.6％、23.8％和24.5％。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当小的。
世界服务贸易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发展的。2005年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位居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在2004年和2005年稳居服务贸易进出口前五名。2005年五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8％。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和中国香港归入发展中国家行列。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结构差异。本文列举了五个发达国家和五个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中，2005年的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的比例分别为：17.8％、28.8％和53.3％；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代表国中国2005年三类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9％、39.6％和39.5％，列举的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的贸易结构。由此可知，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赞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总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劣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旅游服务贸易额在其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收支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处于比较劣势，而且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贸易收支存在大量的逆差，而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顺差。1980～2006年。发达国家一直保持顺差状态，且顺差增加，由1980年的161.52亿美元到2006年的179.108亿美元。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收支逆差状态严重，由1980年的逆差611.27亿美元到2006年的489.45亿美元。
具体到国别(或地区)而言，服务贸易顺差国前五名的国家(或地区)除了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四个分别依次是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瑞士，均为发达国家，顺差分别为646亿美元、287亿美元、259亿美元和199亿美元。
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将进一步发展。地位将趋于提升
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本文将从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和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四个角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分析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增速迅猛。发达国家2006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9876亿美元，是1990年6686亿美元的Z97倍，发展中国家在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额是1990年的4.3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从增长速度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发展中国家在2004～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分别是23.11％、16.75％和12.86％，均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在2003年以前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都快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从2004年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增长率开始大大提高，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当然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的原来的基数比较低的原因，但仍然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强劲势头。2服务贸易结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均得到优化，但发展中国家转移速度慢于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将以服务贸易出口额为标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进行排名，截取发达国家前五名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五名为研究对象，对服务贸易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保持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稳定增长的同时，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首先，1990年至2005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五个国家，除了法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占比有所增加外，其他四个国家在运输和旅游两项服务贸易方面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发达国家代表之一美国，其在运输服务贸易的占比分别由28.1％(1990)下降到17.8％(2005)，旅游服务贸易的占比由37.9％(1990)下降到28.8％(2005)。而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的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其他服务贸易类型的占比由34.0％(1990)上升到53.3％(2005)；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国家中，除了韩国和中国分别在运输和旅游服务上占比有所上升外，其各类服务占比的变化总体趋势是由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转移。这都与世界服务贸易由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的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相吻
合。其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比较，发达国家转移的速度快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其他服务占比项下，发达国家增加的幅度都保持在10～20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增幅仅为2～10百分点。
3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发展中国家收支状况改善，逆差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处于比较劣势。而且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的贸易收支存在大量的逆差，而发达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顺差。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逆差额呈现波动减少趋势，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扩大，如在2004年达到最大值，逆差541.88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逆差总体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从1980年的逆差611.27亿美元缩小为2006年的489.45亿美元。
篇8
论文关键词：招标授标报价策略铁路物资企业
论文摘要：从现阶段国内贸易公司招标实践中存在的f-’l题，分析了国际投标报价的各种策略：报价因素的分析、投标机会的选择、报价目标的确定、各种报价目标的报价策略，以及报价的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铁路物资供销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由单纯供应铁路内部的封闭型经营方式向开放型的不仅供应路内，同时与路外及国外的广大客户进行贸易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大势所趋。招标与投标是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方式，而投标报价策略的研究，不仅是我们走向国际竞争的突破口，同时也是为适应国内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普遍采用招标投标方式进行贸易积累经验，使铁路物资供销企业走在时代的前头．立于不贼之地。
1现阶段国内贸易公司
招标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据统计，我国各主要国际贸易公司投标参与国际竞争的中标卓大约在8％左右，其原因除客观上成本高、产品缺乏知名度及招标方违反常规等等以外，尚有主观努力不够的因素在内，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1投标的盲目性。出标的盲目性。没有认真进行机会筛选，盲目送投标书，如技术实力不足，风险很大的标，以及数量很小的项目等的投标。报价的盲目性。报价中没有策略依据，盲目决定报价水平。
1．2信息掌握不足。对国内生产企业情况、产品信息等缺乏必要的r解。对投标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解不够，缺乏投标市场信息渠道。
2投标、报价策略研究
投标报价的策略是建立在对影响货物投标报价的诸因素及其内在联系的分析、判断在基础上，对投标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对策。
2．1影响报价的因素分析。价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基本因素(成本利润因素)、竞争因素、货物质量因素、交易条件因素、政策周素等，这几种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在一定时期内，货物质量因素及国家政策因素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称为固定因素，而基本因素、竞争因索及交易条件因素则在每次招标括动中是不相同的，称为变动因素。报价策略研究，就是针对难以掌握的变动因素提出相对应的策略和控制方法，从而科学地提供报价依据。
2．2投标机会筛选。投标机会筛选是投标竞争的前提，一般情况下，下列几点可作为机会筛选的判断标准。
2．2．1招标人投资的可靠性。首先应对招标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解，一般采用ICB(国际竞争性招标)方式，利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或。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兴建项目或经济较发达国家的政府主持韵项目，其资金是有保障的．而纯是企业行为或某些不发达国家政府组织的招标则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对可靠性差的项目应坚决放弃。
2．2．2招标人背景及信誉。某些国家的工程部门及一些经常招标的企业、部门是国际招标的老手，专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对待投标人，投这样的标难度极大，没有必胜的把握，应放弃；有时招标人不按规定授标，如果事先有所了解，就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2．2．3技术条件。对我国技术能力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要有充分的了解，对投有把握按期完成的标应予放弃。
2．2．4投标竞争形势。尽可能了解参加投标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彼知己，对有强大竞争对手、而自己又绝对无法战胜时，应予放弃。
2．2．5投标的风险程度。事先应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测，只有风险程度在自己可以承受范围内的标方可投标参与。
2．3确定报价目标的策略
报价目标依项目情况、货物质量程度、招标条件、生产企业的经营目标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分析，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即追求利润和追求创汇额或叫追求中标率。如果招标项目属如下情况：招标人所需货物为我们以前中过标的产品，而且反映良好；招标货物是我方在海外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的产品；招标货物我们能以低成本生产、而且成本可能大大低于竞争对手。此时就应以追求利润为报价目标，即尽可能扩大货物报价与实际成本间的差额，同时须知报价越高，虽利润越高，但中标机会就越小。除此之外．应追求创汇额，追求中标率，目的在于在保本或微利投标中标的同时，使产品在海外市场打开销路，建立信誉，扩大知名度，为以后投标打下基础。
2．4不同报价目标下的报价策略
2．4．1在追求利润的目标下的策略要求找出一个合适的报价，所谓合适的报价是就价格水平高低而言的，它的计算准确，高低适中，既能维护投标人自身利益，同时在投标竞争中又可能为招标方接受，从而增大中标可能性。对此，我们将主要围绕其中的“利润和“竞争者可能的出标价格”来讨论。这里首先要引用预期利润”的概念。所谓。预期利润”，又称利润期望值”，其计算公式如下：=P(A—C)式中：一预期利润；^一实际报价；c一出口货物总成本；尸一为中标概率，指投标人在报价A时，为中标人的概率，它是根据以往中标报价的记录作出的，没有记录时，由决策层人员判断得出。由公式可以看出，中标概率与报价大小呈反比，即报价越高，中标概率越低。“预期利润最大化”可以作为投标人报价选择的决策依据，最大预期利润下的标价可作为优化的投标标价，在较长时间内，着眼于长远考虑，而且当投标多次限于一个总的地理区域内某特殊类型的项目时。这个判断指标尤为有效。
2．4．2追求创汇额、中标率的报价策略。一般招标分有标底和无标底两种，有标底时，报价最接近标底者中标。无标底时，报价最低者中标。但无论哪种形式，各投标企业在确定自己的标价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应是竞争对手的价格，而不是企业的成本，特别是无标底时，着想中标，必须尽可能地压低价格，但不能无限压价，除非是处于极端困境的企业．急于寻找市场，打开销路，一般不应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报价。
篇9
王贤
主要内容二战结束后，国际环境日趋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各个国家的成立与确认，国际间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往来越来越频繁。因此国际间的行为规则必然成为当前的、各个国际主体必然注意的问题。一系列的国际法的制定与实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前提。在和平环境下的当今世界关系中，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的不一致性，必然出现军事与经济上的摩擦。其中有些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与某个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确立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有利于国际法的正确实施与执行。因此，个人是否是国际法的主体，是目前法学界正在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国际法主体个人权利与义务
关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1.）是否能过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法学界对此争论很大，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法学工作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就本人的观点认为，个人由于其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授予性，不能直接的认为是国际法上的主体。换言之，个人同其他国际法上的主体相比较而言，并不具有更充分的权利与义务成为国家法上的主体。
讨论个人是否为国际法主体，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构成国际法主体的条件。对于确立国际法主体的定义和条件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国际法的主体（也被称为法律上的‘人’，具有‘人格’者）使之有能力（capacity）享有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有能力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实体。2.”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国际法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是：（1）具有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2）具有参加国际关系活动的能力；（3）是“实体”3.。个人是否具有以上的条件也是判断其是否是国家法的主体的一种依据。
一、个人就其本身的能力来讲，并不具备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国际法上有比较确定的规定：“在法院得为诉当事者，限于国家。”4.因此，作为具有独立的国家，有其：“（1）固定的居民；（2）确定的领土；（3）政府；（4）与他国交往的能力。”5.这样的一个实体，是具备了其他任何实体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国家才是主体的传统定义稍微扩大到包括国际组织（指政府间），即使如此，它们具有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权利。虽然，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从单纯的国家主体，稍微的扩大到包括了了国际组织，但不意味着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就可以扩大到将个人纳入其中。国际法制定目的主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出统一的和谐的行为规则，使之在实施时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协调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使之向共同的目标发展，促进人类的统一的和平与经济的发展。而个人在这样的目的之中是不可能有能力去左右这样大范围的发展。就出现的很多个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比较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行为，只能说是由于其本国的法律的授权才具有的能力。因此，国家和政府组织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国际法上的权利，而是法律赋予的。就这一点来看，个人不适宜成为国际法上的主体。
二、个体不能与“实体”相比较
就个人观点认为，一个“实体”，应该具有其固定的组织、机构、人员以及可以进行某些活动的团体。这一点上，这里最有争议的不再是自然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虽然作为一个全球性范围内的法人，其经济领域必然涉及到很多方面，甚至一次性的经济活动可以影响几个国家和地区。即使其作用的广泛性和关联性很广，但是，就其所享有的权利而言，不能和国家级其他的政府组织同日而语。国家和政府组织虽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非是为国家的利益而为。跨国公司，尤其是其中的“一人制”公司，其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多半为自身组织的利益。国际法的宗旨和目的是协调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这一点可以看出法人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个人不适合成为国际法主体：
（一）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就个人来讲，本应该不能具备过多的所谓的权利。承认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意味着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利，个人权利的扩大化，就有可能造成更多地因为其自己的利益而不免损害其他的国家或组织的利益的情况出现。
（二）个人国际法主体的承认，会加重国际社会的某些负担。有些学者认为，将个人纳入到国家法的主体的范围内，可以就某些问题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例如战犯、海盗问题的解决。但是，更多的人个人成为国家法主体后，一旦出现问题后，更多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将个人的问题多用于国内法的解决，必然会提高效率。
但是，现在个人被推向国际法庭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参加和接受国家法庭的审判是否就意味着已经承认了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我认为，目前出现的情况不能把其作为对某个人的审判，而是个人背后所承载的更大主体的审判。作为影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案件，可以适当的在国家法庭上对某个人的行为加以审判，但不宜过于频繁。
总之，国家法主体范围的确定，有利于国际法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有利于规范国际法活动，树立国际法的威信。个人不适宜作国家法的主体也是有其相应的道理的。
参考文献:
1.国际法上的法人特指跨国公司
2.英国学者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第四版）
3.邵津主编《国际法》教材（第一版）第8页
篇10
1.美国
（1）经济形势。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8年9月、2010年4月、2012年9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挽救了美国经济，2009年3季度以来除了个别季度外，美国的经济始终保持正的增长（见图1）。2014年1季度美国经历了空前的严寒天气，库存同时出现周期性向下调整，两者叠加导致GDP出现0.1%的增长，但2季度经济增长高达4.6%，创造2012年4季度以来的新高，反映出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强劲。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未来前景看好，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美国就业形势的持续改善，为拉动消费奠定了基础。2014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首次突破6%的下限，仅为5.8%，已比金融危机期间的峰值下降4个百分点，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受到就业形势转好的影响，美国的消费也有很好的表现。2014年8月，美国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为一年以来的新高。消费的改善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动力。二是美国企业投资强劲增长。2014年2季度企业投资（包括建筑、设备以及无形资产投资）增强劲长9.7%，对当季GDP增长率贡献1.2个百分点。3季度商务圆桌会议对企业CEO的调查显示，预期企业投资下降的比例仍然很低，仅为10%，说明企业投资的动力仍然较为充足。三是多项经济领先指标显示出积极信号。进入3季度以来，多项经济领先指标继续显示出积极信号，PMI、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信贷、房地产景气指数等指标表现良好，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判断较为乐观。以PMI为例，2014年7~9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值为57.6，不仅显著高于50的荣枯线，而且比2季度的55.2又有所提升，经济存在持续扩张动力。
（2）金融形势。债市方面，进入2014年以来，美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已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趋势。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10年期债券收益率比去年同比增长0.3个百分点。债券收益率上升，一方面显示出经济形势向好，另一方面反应出美国即将退出QE3的预期。股市方面，美国三大股指屡创新高。特别是2013年以来，美国三大股指不仅突破了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而且屡创历史新高。目前，标普500已经成功的突破了2000点，道琼斯指数已经成功的突破了17000点，纳斯达克指数已经站在了4800点以上。股市的全面向好，反映出投资者预期美国经济前景看好。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美元汇率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进入2014年以来美元指数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并在第三季度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2.欧洲
（1）经济形势。欧元区的经济虽然处于复苏阶段，但是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消费仍然是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私人消费构成了消费的主力。受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影响，3季度欧元区投资明显放缓，资本总形成同比增长仅为1.9%，比此前两个季度（2.7%和2.1%）明显降低。2014年9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顺差185亿欧元，同比增长77亿欧元，环比增长99亿欧元，进出口环比分别增长3.0%和4.2%。欧美宣布对俄罗斯启动第三、第四轮制裁措施（7月29日、9月12日），制裁范围继续扩大，俄罗斯则禁止大部分从欧盟和美国进口的食品（8月7日）。显然，欧元区未来贸易形势仍然不是很乐观。为应对低通胀和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的威胁，欧央行9月4日推出了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具体内容如下：其一，降息。自9月10日开始，同时下调主要再融资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10个基点，分别至0.3%和0.05%。其二，自10月开始，欧央行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该项目于10月下旬开始，至少将持续两年。此外，9月18日，欧央行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向银行提供826亿欧元长期廉价资金。
（2）金融形势。欧元区的利率自08年以来持续走低，欧元兑美元显著贬值。11月28日，欧元兑美元汇率收于1.24美元/欧元，较年初贬值9.54%。欧元区各国股市除德国之外，表现也不是很好，始终没有超过危机前高点。俄乌局势再度恶化导致西方对俄制裁升级，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欧股6月以来呈震荡走低趋势。
3.日本
（1）经济形势。今年8月，日本西部遭遇194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水，比正常年份同期高出两倍多，日照时数则创1946年以来最低值，只有正常年份的54%，导致日本二季度GDP出现负增长。2014年4月1日起,日本消费税税率从5%上升至8%,导致家庭消费大幅下降，加剧了经济的下滑。2013年4月初，日本央行决定实施“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今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突然宣布追加货币宽松，进一步扩大正在实施的量化和质化宽松政策。在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三季度名义GDP季率上升至0.4%。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GDP虽然增长超预期，但是增长率仍然落后二季度0.4个百分点，年化增长率则由二季度的3.8%大幅下降至1.9%，反映出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
（2）金融形势。鉴于日本连续实施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本股市自2013年以来走出了一轮牛市行情，至2013年年底日经225指数上涨了近100%。经过充分调整后，2014年11月日经225指数再次创下了新高，成功站在17000点以上。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日元持续贬值。自今年7月以来，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已经从101上升到108，日元贬值幅度达到了7%。预计未来日元将继续维持贬值趋势。
二、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
1.经济形势。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的GDP增速为7.3%，为今年以来最低增速。主要经济指标也维持着疲弱的态势。在带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方面，投资走弱、消费稳定、外需平淡。投资增速进一步减弱。2014年7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7.0%、16.5%，创下了2003年以来的增速新低。消费增速回稳，但是动力稍显不足。2014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2.11%，几乎与上半年增速持平，与往年同期水平相比则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看似强劲、实际平淡。三季度的海关贸易数据较二季度明显好转。但是从13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公布的数据来看，其从中国进口的改善相当有限。
2.金融形势。我国的金融形势目前还是比较乐观的。债市方面，上证国债指数、上证企债指数和中证公司债指数第三季度较上季度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上涨幅度分别是2.98%、6.71%和6.24%。股市方面，也都有较高的上涨，沪深300较上季度上涨5.53%，中小板指数较上季度上涨10.31%，创业板指数较上季度上涨16.73%。汇率方面，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开始结束单边升值格局，进入有升有贬阶段。从1月到5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从6.03：1贬值到6.28：1；6月到1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开始升值，目前的汇率是6.14：1。
三、应对策略
1.政府应该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明显减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简政放权，启动和扩大民间投资。其次，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提高消费。一是要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得居民有钱消费；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居民敢于消费。最后，就是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是要继续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二是要积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陆丝绸之路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是“稳出口、保增长“的客观要求。
2.企业应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强挖潜和创新。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变化。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企业必须摒弃规模扩张战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精细化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努力降低经营成本。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企业在去库存化的同时，要以创新为引领实现产品和服务结构优化升级。前期刺激政策退出，意味着企业要面临更加严格的信贷条件和紧缩的信贷环境，去杠杆化的同时既要降低负债规模，又要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