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0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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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国，推行外贸制是当前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竞争手段。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分工理论、市场营销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对我国推行外贸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认为，对外贸制进行研究，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即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种外贸制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内在缺陷的较优契约安排形式。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以出口为例，对外贸制在我国的推广及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最后，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便于后文分析，现将其作一比较并列于下表中：
三种外贸制形式的比较
比较项目风险收益
比较内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风险=0佣金>0(中等)
中国式风险(Ⅱ)风险>0相对较小
间接(Ⅲ)风险>>0佣金较高
比较项目约束法规人与本
比较内容人间关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国式风险(Ⅱ)1991年《暂行规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对外贸易法》第13条
间接(Ⅲ)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完全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绝对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完全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最优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篇2
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项目顺差240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仅为100亿美元，可见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货物贸易账户顺差）已远远超过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主要来源。持续顺差显著干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1.持续顺差制约了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成为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持续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导致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近年来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使购买外汇已经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以2006年为例，外贸顺差1775亿美元，按年均汇率央行投放基础货币14149.9亿人民币，以货币乘数为5计算，派生货币总量70749.5亿元，约占2006年货币供应量（M2）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见现阶段的流动性问题与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直接相关。
2.持续顺差使“对冲”操作产生副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对于外汇占款形成的高额人民币被动投放，央行常用发行央行票据方式进行对冲干预，初衷是减少流动性货币。但是，大量、长期的顺差会导致大规模的对冲，从而产生诸多难题：一是发行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每年数万亿的票据发行使央行为对冲操作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二是央行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面对顺差导致的巨额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三是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短期市场利率上升的副作用，四是持续顺差难免会给国际投资者形成很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刺激外汇大量涌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
3.持续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
持续外易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波动十分激烈的背景下，过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难度。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主要是美元，近年来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外汇储备的缩水不可避免。也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若为了改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若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又将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提高利率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会拉动本币升值；反之，为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很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二、外贸顺差只能疏导，不能抑制
由于持续顺差的负效应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部分学者提出了“压顺差”的观点，寄希望予“压出口”达到贸易平衡。笔者以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外贸顺差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采取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恐怕难以生效。
1.中国现阶段外贸顺差持续的原因
导致中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因素有很多，如产能过剩、国际产业转移、进口替代能力增强等等，这些因素均可归结为两个根本原因：高储蓄率与加工贸易。
(1)高储蓄率与外贸顺差
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外贸差额应与储蓄与投资之差相等。即X-M=S-I，这里的S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是一个流量指标。企业利润、政府预算盈余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都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国民储蓄形成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部分形成经常账户的盈余，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所以国民储蓄越是大于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就越大。中国近年来一直呈现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三高”局面，并且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是一定要转化为投资的，国内吸收不了的储蓄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出超的方式将资本借给存在储蓄缺口的国家，从而形成对外债权。所以，高储蓄率是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只要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情况不变，贸易顺差就将延续。
(2)加工贸易发展与外贸顺差
加工贸易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而中国也具备产品内分工的禀赋优势，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因此产生了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加工贸易作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正在形成以中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新的产业链，特别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现与参与的加工贸易占出口的半壁以上江山。加工贸易的发展，是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因此，加工贸易积累的贸易顺差可以理解为使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现象，具有经济合理性
2.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难以奏效
加工贸易造成的贸易顺差很难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解决。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是中国重点发展的贸易方式，目前，国外的投资正往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增加，说明产业转移还没结束，这一经济结构还将持续。况且，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需要加工贸易的继续推动。
对于高储蓄率问题，根据X-M=S-I等式，实现经济均衡可以有三条路径：增加投资、降低储蓄率、提高进口。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处于世界的较高水平，宏观调控的目标经常是要管住投资率上升，所以，不可能通过政策性鼓励投资增加来减少顺差。
形成高国民储蓄率的原因有文化因素、转型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生存性消费习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绝非能够靠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随着彻底的经济转型而变迁。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具有预防性储蓄特征，如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这些消费需要以相当的储蓄为前提，因此，用刺激消费来降低储蓄率，减少顺差的政策很难奏效。
通过“高进高出”，扩大进口的方式能否平衡顺差呢？以扩大进口方式降低顺差，等价于用一般贸易逆差来抵消加工贸易的顺差，对于一般贸易的顺逆差情况，国际市场的自主性调节是高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干预的。2005年和2006年的实际情况是一般贸易均呈现顺差且不断增大。尽管政府已强调要适当增加资源、能源和原料性商品进口，鼓励扩大高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口，但是，希望进口的商品往往受国际市场供给约束和出口方的限制，进口增长的速度不会太快。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仍将是全球商品的供应国而非需求国，所以通过扩大进口抑制顺差的政策效果可能也不大。
三、外贸顺差背景下的政策建议
基于外贸顺差在现阶段具有必然性并仍将持续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调整外汇储备制度
(1)积极管理外汇储备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央行既持有储备又经营储备。从信托角度讲，相当于集受托人与托管方于一身，这样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借鉴国际上和东亚储备管理的基本框架，可以按照“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将储备分为投资头寸和流动头寸两部分。央行持有流动头寸部分，用于满足支付和稳定货币政策的需要。投资头寸部分由新成立的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按市场化方式管理和运作，可用于国内外（主要是国外）投资参股，更具有增值、盈利的倾向。对于从央行置换外汇所需资金，可以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或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获得。这样，过量的外汇储备将由专业投资公司“疏导”到境外进行投资，而过量外汇储备导致的人民币放款也回笼到央行手中，不断积累的外贸顺差对常规货币政策制约的矛盾便能得以缓解。
(2)放宽企业及个人用汇政策，扩大技术创新用汇量
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量的重要原因是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我国汇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意愿结汇、藏汇于民，但是，完全的意愿结汇需要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可以遵循渐进法则，逐步放松外汇结汇制度，允许部分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自愿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资产，这可以减轻贸易顺差给央行造成的外汇占款和对冲压力。
通过制定一些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利用外汇资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支持个人到技术先进国家学习和深造。还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向本国企业进行实际项目注资，让被注资企业以外汇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也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收购某些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等。
(3)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
当今世界上，黄金仍然是最具魅力的保值增值投资工具。在金价稳中有升，美元未来走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不仅有利于抑制因美元贬值而导致的外汇储备缩水，而且进口黄金可以减少外贸顺差。
2.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
(1)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外贸顺差
适当改变长期以来坚持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开放策略。减少和取消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其他进口限制性措施，从而实现进出口贸易差额的缩小。
(2)从战略上改变外贸依存度偏高，储蓄率偏高，内需不足的状态
内需不足是外贸顺差的重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扩大内需的口号喊了8年多，居民的最终消费率还是偏低并且下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社会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储蓄，这种储蓄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率偏高，从而导致对外需的过度依赖。
必须把扩大内需问题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规划：应加快和完善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储蓄转变为多元化的金融资产，实现储蓄、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摘要]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现状出发，揭示了多年累积的外贸顺差产生的负效应，特别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击。分析了外贸顺差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必然性，提出了疏导外贸顺差的政策建议：调整外汇储备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等等。
[关键词]货币政策结售汇制度外汇投资公司
从1994年至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已连续13年呈现顺差，2007年这一势头仍将保持，这固然令人可喜，但亦是喜忧参半。贸易顺差的规模之大，增速之快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难题：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产生很大冲击，反过来，企图抑制顺差的宏观政策措施却又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贸易顺差如何“疏导”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金柏松:《对扭转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建议》[J].国际贸易论坛,2006(4）
[2]何凡等:《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新加坡、挪威的经验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6(6）
篇3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转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3、规范企业出口经营秩序。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职能，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制定有关行业出口产品的最低限价，并通过公布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引导出口企业调节出口数量与价格，建立重要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尽可能将隐患消除在境内，争取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另外，发现有竞价销售等扰乱出口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个别企业的恶性竞争，要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以保障出口秩序的正常化。
篇4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问题一定会存在，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解决问题，也就能做得更好。
（一）“苏州造”的网站设置与知名
电商过于相似“苏州造”网站的页面设置与京东等知名电商太过相像，消费者可能会由此觉得企业似乎不看重创新，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有缺乏可陈之处，所以将页面设置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版就非常重要，用一个崭新的形象去吸引更多顾客；作为网络上的销售网站而言，让消费者能够对所需要的货物有所了解，在售后可以反馈十分重要比如淘宝。在十几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还没拿到商品，就能把自己的钱交到别人的手上，是因为淘宝的整个购买流程的完善推动了电商的发展，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商而言有售前与售后的留言回复就十分重要，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二）“苏州造”的网络营销力度不大
除了在网站建设方面的问题，对于网络营销的整个力度并不给力。“苏州造”的理念是把苏州生产的商品卖到苏州以外的地区甚至于国外。所以在营销定位上就不应该单纯的立足于造福苏州市民，而应该将“苏州造”打造成一个品牌，就像苏州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旅游城市一样，给所有的苏州制造做一个包装，让它和大众心中美好的苏州的形象靠近，一个企业的形象定位非常重要。
（三）“苏州造”的产品营销应与其他电商合作
“苏州造”应该积极与网络上与苏州旅游有关的综合电商平台合作，最近十分兴旺的诸如阿里巴巴旗下旅游网站“去啊！”等主打旅游的网站就十分适合作为“苏州造”的推广。对于那些来苏州旅游没有买够特产或者爱上苏州美食而自己的所在的地区并未销售的游客来说，“苏州造”简直是他们的私人订制。
（四）特有品牌的扶持力度不大
作为集二百多个品牌于一身的外贸网络销售平台，有必要主推几个重点品牌。各大电商品牌都以主要竞争品牌的价格战来打出自己网站“便宜”“正品”的口号，所以“苏州造”势必要最先争取到苏州优秀的外贸企业并将其发展成特有品牌，并借品牌发展自身平台。
二、对“苏州造”外贸网站的发展策略
篇5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篇6
【论文关键词】 FDI对外贸易结构调整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
发展对外贸易，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FDI流入与外贸总额持续增长。例如，1992年，苏州实际利用FDI为8.36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亿美元;同期，外贸总额分别为10.35亿美元和21405.89亿美元，增幅很大。FDI与外贸发展是否存在相关性?现有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相关性存在不确定性。本文以苏州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与外贸的关系，探究苏州地区FDI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
FDI对外贸发展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替代论和互补论。替代论的代表是罗伯特·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理论基础上， 提出贸易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蒙代尔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而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对蒙代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小岛清的互补论。小岛清认为，生产要素流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或统计方法的缺陷，蒙代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支持互补性关系、替代性关系及关系存在多样性的研究都已出现，并各有自己的论据，国内学者也对中国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分析。
例如，杨全发(1999)通过对广东利用外资与出口增长的实证研究，认为广东总的出口贸易和一般出口贸易与外资的关系并不显著;施敏颖(2001)则认为，FDI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谢冰(2000)依据1980年～1997年问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FDI对我国出口的增长作用显著。 二、实证分析 1.苏州地区FDI与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数据采用了苏州市1992年～2005年间进出口与FDI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在这14年间，苏州进出口总额与FDI呈快速增长。例如，进出口总额由从1992年的10.35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05.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45.9%。FDI由从1992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13.4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22.2%。
1992年～2005年苏州进出口总额及FDI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1992年～2005年苏州市统计年鉴。 为了进一步讨论FDI对苏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拟采用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建立FDI对进出口贸易的乘数效应模型。分别以进出口总额、进口额与出口额为因变量，以当年FDI与累计FDI(累计FDI是指滞后一年的FDI余额)为自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由于考虑到FDI存量也会对当年的进出口总额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也将其设为自变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数额，b0，b1，b2，d0，d1，d2，f0，f1，f2为待定参数，ut，vt，wt为随机误差项。对该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出回归方程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变量FDIt的t值为t0=6.63>t0.025(11)。
上述三个方程的拟合度和显著性都非常高，回归方程能够很好的解释FDI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之间的关系。所以Yt，Mt，Xt与FDIt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当年FDI每增加1亿美元，苏州的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3.51亿美元，其中，进口额可增加6.728亿美元，出口额可增加6.757亿美元。FDI对苏州的对外贸易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乘数效应非常大。 2.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出口的贡献。衡量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贸易贡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情况。因此笔者引入两个衡量指标。一个是外资企业出口额在苏州出口额中占的比重;另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出口的贡献度。贡献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苏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苏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统计(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1992年～2005年苏州市统计年鉴。
苏州每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始终很高，平均达到77.6%。显然，苏州的出口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苏州总出口保持着正的贡献度，特别是在1995年，P值高达457.3%，表明当年苏州对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资企业出口拉动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是苏州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进苏州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FDI对苏州对外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随着FDI的不断投入，一些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
1.外商投资在产业间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5年，在苏州吸收外资中三次产业分别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苏州市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分别占0.35%、88.77%、10.87%。虽然今年第一季度情况有所缓和，但总体来看，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很不乐观。三次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导致苏州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将延缓苏州的工业化进程。
2.苏州对外贸易对FDI依赖过大。从模型中可以发现，FDI对苏州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这个结论还能这样理解：苏州的对外贸易对FDI的依赖性也很强。苏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过分地依赖对外贸易量的增长，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好几年，FDI对外贸的这种促进作用进而可以传递到对苏州经济的影响。一旦苏州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消失，FDI的减少将会以乘数效应对苏州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3.对外贸易中出口过度依赖进口。从模型中还发现，FDI每增加1亿美元，进口额增加6.728亿美元，出口额增加6.757亿美元，两者几乎相等。这是由于苏州的对外贸易形式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过度依赖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进口的规模。进口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产业结构优化、技术的进步，而是为了维持出口数量的扩张。外商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出口商品的价格构 成中，主要是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苏州仅仅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这样的格局使得苏州虽然在对外贸易的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苏州当地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福利并非有利。 四、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FDI对苏州对外贸易具有强大促进作用的现状，苏州目前仍应该不断吸引FDI，从而带动对外贸易及经济的发展。
但在吸引FDI时应该改变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投资结构，改善贸易结构。当前苏州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要改变这种情况，苏州在吸引外商投资时就必须同时注意“量”和“质”，对进入苏州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逐步提高进入标准(主要是技术含量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苏州。并逐步优化外资在三产业中的比重，尤其是增加在第三产业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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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资源价格猛涨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由年初的突破100美元大关节节攀升至目前的140美元，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随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已成为现实，高盛认为在有“突发事件”时，油价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上涨至每桶200美元。随着全世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上升，而石油供给却有可能在未来有减少的趋势，油价上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除了油价外，今年铁矿石价格比去年大涨了65%，铁矿石大涨了刺激铜价突破8000美元高位，并刺激铜矿股大涨。受铁矿石大涨65%影响，伦敦期货交易市场金属价格全面上涨。尤其是伦铜一举突破8000美元/吨大关。
2.货币政策继续紧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货币政策如今将由“稳健”直接改为“从紧”，从紧的货币政策由此“全新登场”，并将在明年的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增速过快以及银行流动性偏多是目前我国经济比较突出的两大问题。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和缓解贷款增速过快，央行除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三次运用加息、减征利息税等手段，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打出宏观调控组合拳。
3.CPI高企和工资上升
从2008年年初开始，受雪灾影响，CPI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的名词。2008年前4个月都保持8%以上的上涨，5月份同比上升7.7%，6月份同比上升7.1%。CPI不断上升引发了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引领CPI上涨的诸因素中，食品类上涨仍是主因。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日在此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规模、经济类型以及不同行业企业的物料采购价格和人工成本普遍上升。认为人工成本“上升”的企业家占调查总量的85.6%，比认为“下降”的多85个百分点。
4.人民币升值
统计显示，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4%。而按照2005年7月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累计升值已超过15%。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首度升值“破8”，而这之后用了近一年半时间，也就是在2007年10月24日，首次涨到7.5元。而这次人民币再升值0.5元，却仅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
二、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本文中生产型外贸企业定义为本身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的外贸企业，出口的产品都是由自己生产的。面对上述宏观经济的特点，生产型外贸企业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1.由于原材料涨价，生产成本上升
近几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一路飙升,不断创出新高。高涨的油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导后,现已逐步反映出来,成本的逐步提高正蚕食着企业利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10月,全国142个城市378家企业的24种主要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平均比9月下旬上涨3.5%,涨幅增加3.2个百分点。在油、煤、有色金属等24种主要生产资料中,15种产品出厂价格呈上升态势。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引发了交通运输、冶金、石化、轻工、渔业、农业等各相关产业大范围的企业成本增加。油价的上涨也拉动了石油中下游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塑料、化纤等制品以基本石化产品为原料,由于原料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大,对原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
2.货币政策进所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生产外贸企业融资困难
在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而在2008年，由于央行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各家银行纷纷收紧信贷规模，银行信贷紧缩，致使本来就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今年浙江省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
据《小康·财智》记者调查，受信贷规模紧缩影响，很多银行倾向于支持安全系数较高的大企业，致使中小企业“融资焦渴”症状更加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针对100户小企业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1-3月份，南京市反映资金“紧张”的小企业达35%；部分自有资金比例偏低的企业称，如果得不到增量资金的支持，或者贷款被压缩，生产经营将陷入困境。
3.CPI高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
由于CPI的上涨，特别是结构性上涨，主要是食品，特别是肉、禽、蛋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物品的上涨，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必然要求工资上升，最终会引起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因为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预计到未来的效益会比较好，再加上国家机关的制度改革，导致整个全社会工资增长的水平应该这两年有加快的趋势，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了5%-10%，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尤甚。
4.人民币升值导致生产型外贸企业不堪重负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外贸多数是以美元计算的，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以后），出口企业的利润因为美元贬值而减少。虽然货币升值实际上并不影响进出口商品本身价值,只是改变了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3%相当于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竞争力降低了3%。一国货币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经济学中存在替代效应,外国消费者在同样价格下购买进口商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使企业出口受到制约。进口规模得以扩大。
三、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对策分析
面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特点，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三个层次，即国家、行业和企业本身来解决生产型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
1.国家层面
对于国家来说，面对外贸企业的严峻形势，可以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1）财政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今年下半年严峻的出口形势，我国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保持出口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真正有贡献的不是总出口，而是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又达22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8亿美元，增长26.6%。这种外汇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的可能，反而有升值的压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出口退税提高8个百分点，对出口的刺激作用相当于人民币贬值16%。林毅夫认为，要刺激对美、欧、非和其他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出口，可供选择的途径很多，提高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办法。如果出口退税进一步增加，对出口的刺激也会相应增加。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法定税率基本吻合，但我国平均退税率已调整到12%左右，大大低于17%的平均征税率，这样不利于我国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根据有关机构计算，出口退税率下降幅度与出口成本上升幅度大致相等，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1个百分点，出口退税率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呈负相关效应。
2）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方面，除直接增加低息外贸贷款，扶植生产型外贸企业出口以外。主要是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大银行虽在中小企业信贷领域推出了不少服务品牌，受政策影响较前更关注中小企业客户；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小企业希望从大银行得到贷款并非易事。一方面，无论从长期“垒大户”形成的业务惯性看，还是从目前信贷额度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看，大银行都更乐意选择大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另一方面，尽管政策提倡，融资环境日益改善，但中小企业风险较高，贷款额度小导致的规模不经济情况，短期内很难有太大变化，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排除掉政策性原因，大银行往往不关注中小企业贷款业务。造成对中小型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需要靠市场竞争导致小银行分化被迫进入这一领域，还需要拥有网络、资金等方面优势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挥作用。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鼓励“大银行”要从过去紧盯大企业、大集团，开始调整信贷结构，转向小企业。与那些大银行相比，国家更应该鼓励众多小银行贷款政策向中小企业的倾斜，则更具实质性意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该出台具体的中小企业贷款政策，在贷款额度、执行过程中的存贷比例等方面给与适当的优惠。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小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小型企业担保机构的作用，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因素，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息支持。
2.行业层面
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本等原因造成工厂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就没有倒闭？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解释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那生产型外贸企业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这些鞋厂没有定价权，在人民币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鞋厂不能提高产品价格，因为这样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实力谈定价权,定价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产品成本的增加无法得到转嫁，而成本一旦成本超过价格，倒闭就在所难免。
以东莞制鞋业为例，不能提高价格，是由制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定价权，鞋的市场价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厂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粮食的价格由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制鞋和种粮食没有区别。所有的鞋厂只能接受这个市场价格，而无力改变这个价格。虽然东莞号称“世界鞋都”，产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这是就总量而言，就单个鞋厂来说，没有任何一家鞋厂的规模大到能影响价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农场都不足以影响世界粮食价格一样。核心的问题在于，东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达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个国家如果愿意都能生产。东莞能生产，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时候，在人工成本还比较低的时候，东莞的鞋比其他国家的鞋有优势，也就是价格一些便宜。
在中国，不仅是大型的外贸公司，还是小型的制鞋厂，在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今天，都缺失定价权。为什么缺失定价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个公司的力量太薄弱，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少，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现象较严重，当一家企业提高价格后，外商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企业作为他的供货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果从行业层面，则需要行业出面，整合行业内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力量，集体和外商进行价格谈判。只要提出的价格仍然低于中国市场以外的厂商的价格，中国制造还是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的。
3.企业层面
1）面对能源上涨，降低能耗成为首要选择
面对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对于普通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降低能耗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建立节能降耗的长效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大力进行科技含量高、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建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产业体系，通过本身企业结构调整逐步降低企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2）面对融资困难，拓宽融资渠道
作为生产型外贸企业不能只盯着银行，应该着眼于构建有效的、多层次的融资系统，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方面同时着手。贷款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很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账物混乱等现象，致使贷款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从而使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信用相对低下，这些都导致了所谓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因此从自身来讲，中小型企业要加强自身的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和长远规划，争取尽可能的融资机会。同时，在拓展间接融资渠道的同时，要充分重视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这是当前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瓶颈的根本出路。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比如，权益性融资比较适合企业初创和成长时期，对进入稳定期的企业更适合债务型的融资。
3）面对人民币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若某种产品畅销,一夜之间就会有众多名目繁多的同质化产品出现,出口企业更是如此,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处在求生存的阶段,缺乏品牌长远规划,出口产品大多以低价取胜。生产型外贸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质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竞争力。目前,很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仍然较少,企业应该逐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出口的多元化战略,实现由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品牌输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加大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力度。抓住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机遇,积极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关键零部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从外向走向“内需”
在中国经济由外向内的转型进程中，人民币升值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据悉，从2007年开始，国家不断从宏观方面出台环保、利用外资、调整进口结构等多项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而新劳动合同、两税合并、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以及对相关产业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业逐渐将目光锁定国内市场。随着生产型外贸企业利润微薄，企业本身必须调整相应的战略部署。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影响迫使企业加速调整节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场，企业进行国内贸易时，容易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对生产型外贸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不是个好消息，但客观上也逼迫这些“中国制造”们开始考虑向“中国品牌”靠拢。
（3）对外结算工具改用其他货币
面对美元持续贬值,OPEC成员国的做法值得借鉴。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来计价美元不断贬值，直接影响着OPEC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安哥拉等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产品进出易以非美元货币来结算，使得石油输出国承受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出口收入减少、进口成本增加的损失。为此，在2007年11月OPEC组织利雅得会议上，伊朗和委内瑞拉提议用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该组织各成员国石油交易货币的计划。伊朗目前已经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生产型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由于美元贬值的影响，建议不用美元议价和结算，为避汇率损失，应该采取非美元结算方式（欧元）或人民币议价和结算。即便以美元议价，有效期也应由过去的1-2个月缩短为现在的一星期，甚至生产型外贸企业在签三个月以内的订单时，可以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确定为某一个固定比例。
四、小结
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天天在改变，作为生产型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会有很多，不管有什么样的对策，企业本身做大做强仍是生产型外贸企业永久唯一的出路。
篇8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198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7.9亿美元；之后经过6年的发展，于1994年再迈一个千亿美元的台阶；1997年，外贸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并首次跻身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加入世贸组织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23年的总和；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乃至对世界经济的推动，都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向型经济部门不断壮大，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加速工业化进程，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
二是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体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是我国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知识产权的跨国交易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实现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国内技术进步，这种“后发优势”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出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手机、电冰箱、电视机、摩托车、服装鞋帽类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以上。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原料，也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得以实现，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氧化铝进口第一大国和原油进口第三大国。由于进出口的良性运作，不仅弥补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构失衡，提高了总产出水平，而且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是促进资本积累，提升规模效益。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一直是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重要来源。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到367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43%。贸易顺差为企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生产厂商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刺激了投资需求，提升了企业的规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带动了国内就业。外向型经济的日趋活跃，带动了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据有关专家分析，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0%左右，有效带动了国内就业，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4万人，是近年来新增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更大，多年来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长。据有关专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正常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近几年世界经济全面增长，为我国积极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贸易结构。这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于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为逆差的贸易方式有：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逆差278亿美元，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还有其他贸易方式有部分逆差；进出口为顺差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1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贸易顺差总额。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业中。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500强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钢材、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尿素等产品进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除上述两个长期因素外，我国贸易顺差问题也与下面三个短期因素有较大关系：
一是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率调整前突击出口。近两年，国家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相继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企业往往根据政策调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击出口。如2006年钢材、服装等产品集中突击出口现象较为明显。
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促使企业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比汇改前累计升值幅度已达6%。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将会带来好处，而对以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则会带来冲击，如电子、纺织、机械等行业。为了减小或避免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冲击，许多企业纷纷加快出口步伐，而对进口采购则持观望态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由于近年来国内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上升，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部分成本。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上升4.2%，而进口价格总体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家打击出口骗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守法自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企业出口骗税违法行为逐步减少；导致出口价格总体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总体上升。因此，从海关统计角度分析，所谓“大量出口高报价格以骗取出口退税、导致巨额虚假贸易顺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除此以外，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行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其设备进口不足，这也是造成大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特有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从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的情况来看，德国从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间，对外贸易均为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1900亿美元。其中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达12.7%，超过我国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但是，大额贸易顺差也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如：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大，出口企业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的风险增大；我国外汇管理面临更加放开的国际压力；国内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等。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确保经济健康发展。
篇9
1.人民币境外流通量估计基本思路。人民币境外流通量可以通过人民币供给总量减去人民币境内流通量得到。假设在某一时点后才产生人民币境外流通，那么该时点前的人民币供给总量与人民币境内货币需求量相等，将其与相关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则可得出人民币境内需求方程。如果能够检验出该方程具有长期稳定性，则可利用该方程估计这个时点后某时段人民币境内需求量，再用该时段实际人民币供给量减去相应人民币境内需求量，即两者的缺口值，则可得到该时段人民币境外需求量，这种方法称为缺口估计法。2.变量选取及货币需求方程建立。本文选择以1997年为时间切点，用1978-1996年的人民币境内货币需求量预测1997-2011年人民币境内货币需求量，再采用缺口估计法，大致估计出1997-2011年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人民币境内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国内经济总量、利率、货币化程度和物价水平。本文选择四个解释变量衡量上述四个决定因素，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利率R、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比例UP，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货币化程度是从1978年开始，而截至于1992年。本文将用1978-199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3-2011年将同1992年的数据。物价水平由各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衡量。对于人民币境内需求的衡量选择货币供应量M2做被解释变量。在数据处理上，为了对时间序列数据间消除异方差性以及得到平滑数据，对M2和GDP都取自然对数。最后得到的境内货币需求方程为：3.人民币境外流通量的估算。对四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做回归分析，观察各变量P值和R2值，之后运用逐步回归法做多重共线性检验，分别引入变量，观察整体方程是否变优，最终将R和CPI剔除。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为：再对上述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模型通过ADF协整检验，可用该模型进行估计。把1997年到2012年的两个解释变量数据带入模型中，可以得到对1997-2012年估计出的货币需求量，与实际货币需求量做差，即可得到人民币境外流通估计量。
二、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利用上述人民币境外估计量的结果，再加入上文提到的几个主要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影响因素，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被解释变量由人民币境外流通量MF衡量，解释变量中贸易总量由进出口总额T衡量；异质化商品比例用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例T21=T2/T1衡量，其中T2表示工业制成品数量、T1表示初级产品数量；汇率波动风险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衡量；通货膨胀率由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R表示；市场份额由历年中国出口总额与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MS表示；而上文没有提到的国内经济实力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其涉猎其中，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由此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形式如下：2.实证分析.2.1方程的建立.本文运用Eviews7操作向后筛选法，即将解释变量不断被剔出回归方程的变量筛选方法，依次剔出最不显著的变量，直到再也没有可剔除的变量为止。通过检验，从结果可以得出，经过变量筛选得到的最优方程包括GDP、T、E和IR。从结果中初步判断GDP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正相关关系；贸易总量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意义相悖，所以将T剔除；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通胀率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方程为：2.2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分析.各变量不是平稳序列，但是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体系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建立内生变量为MF、GDP、IR和E，外生变量为C的VAR模型，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3。在滞后3阶下做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三期中，GDP和IR是MF的格兰杰原因，而E不是M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较强影响，低通货膨胀率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有较强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不强。同时，几个变量间也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GDP是IR的格兰杰原因，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R也是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3阶对通货膨胀率有较大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多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有较大影响。三者呈现循环解释关系，也就是说三个变量关系十分密切。
三、结语
篇10
关键词：财务管理；外贸财务管理
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进出口权逐步放开，对于外贸公司而言，不仅原有的政策优势荡然无存，而且要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和日趋激烈、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环境。这对外贸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给外贸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国有外贸企业多年推行改革，已取得了可喜成果，在财务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务管理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历史积弊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反映在财务管理上的弊端还是很多，大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仍处于记账管理阶段，与市场经济的主体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外贸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务管理意识淡薄，观念滞后
尽管外贸企业已经被推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然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却不能很快改变，虽然也树立起了一些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但在财务管理上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有效防范措施却十分滞后。
以前，企业把财务管理仅仅理解成是借钱、付款、执行财务纪律，是财务部的事情，财务管理游离于经营活动、经营管理举措之外，财务管理根本称不上管理，已丧失其本来意义。
现在，国有外贸企业进行改革，不管是整体改制，还是分离改制，都是向业务骨干倾斜，大部分的业务员成了公司的股东和主要领导，又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投资者同时就是经营者，和以前不同的是，企业领导不仅独权，而且家族化管理现象严重，领导层都是业务出身，对业务比较熟悉，因而，在日常决策和工作中，不自觉地偏向业务方面，存在重业务、轻财务、重融资、轻管理的情况，形成了效益是业务做出来的，而不是的财务管理出来的观念，财务管理没有纳入企业管理的有效机制中，使财务管理失去了它在企业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二）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贸企业资产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是不良资产多，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有多方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而企业管理不善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面对架子很大而实际质量不佳的空壳化资产，许多外贸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资产质量，但不良资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集中体现在：
1、应收款项欠亏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应收款项管理体制没有质的改变，应收款项清欠的呼声很大，得力措施却很少，边清边欠、前清后欠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几年来，外贸公司为解决应收账款问题制定了许多措施，如明晰资金管理权限、限制结算方式风险大的业务等，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堵塞了逾期收款产生，但也导致公司业务贸易机会的流失，形成应收款项管理与业务开拓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一味“堵”的做法，使外贸企业不能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管理措施，在控制风险的能力上十分薄弱，如在赊销时缺乏严格、科学的调查程序；销售后对对方的监控不力；货款拖欠后保全债权的行动迟缓等等。
2、投资能力弱，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外贸竞争压力越大，外贸企业就越急于寻找多种经营的路子，但由于在投资领域缺乏经验，方向难以把握，投资盲目，失误较多。二是由于自身规模较小，投资所占的比例较大，成百上千万的资金投入项目，造成资金大量积压和沉淀，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更大。三是在投资领域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即使投入巨资占领控股权，但经济效益却每况愈下，如果再加上投资合作伙伴选择不当、银根紧缩筹资不利、投资监督不力钱权交易等情况，损失就更加惨重，企业很容易限于困境。
（三）筹集资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外贸企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企业自有资本很少，外贸经营使用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进行周转。目前，外贸企业面临的是困难，资金严重不足，形成了越不能贷款，业务越无法进行，越不开展业务，越无法贷款的恶性循环。
1、融资方式单一，争取银行借款困难。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外贸行业目前在商品和价格竞争的余地越来越小，付款方式作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国内贸易结算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利用商业信用周转的时空越来越狭小，因自身原因，又不能通过发行债权或股票进行融资，只能从银行融资，融资方式单一。而争取银行借款又十分困难，主要原因：一是规模小，风险大，企业信用等级低，资信相对较差；二是外贸属于流通企业，竞争激烈，很难找到借款担保，就连贸易项下融资，如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押汇等往往也是通过抵押或担保都相当困难，更别说一般流动资金贷款了。
2、资金运用不当，缺乏融资成本观念。企业盲目上项目，挤占流动资金，在资金运营上往往流动比例下降，影响正常周转。另外，企业对融资成本的观念比较淡薄，资金报酬率低，业务利润仅仅够支付银行利息。
（四）财务监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薄弱。企业改制后，越来越重视内部控制。但对决策层的控制仍是个难点和盲点。管理层把控制看成是对下属员工的管理手段，不自觉地把自己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得公司股东形同虚设，监事会制度更是流于形式，董事长和总经理缺乏有效的分工和相互制约，争权夺利，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个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
2、会计核算只有反映，没有监督。对财务人员的挑选，以是否“听领导的话”为标准，财务人员对经理言听计从，不敢监督。整个业务流程只有业务员知道，别人插不进去，收购商品和结汇都是滚动的，一笔出口的采购应该与哪笔销售收入、出口费用相对应，只有业务员才清楚，财务人员只是根据业务员的“配单”来做账，对实际发生的业务活动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业务过程，只有到收汇时才能看出，这时再谈控制风险已经晚了，根本谈不上对业务的监督。
3、财务核算失真。有些外贸公司有业务，为了逃税等目的，常常做一些“真自营假”、“假自营真”的花账，有些外贸公司自身业务没有一笔，仅仅靠提供服务生存，为了提供“优质服务”，帮助实际业务人拿到出口退税和业务利润，违反会计真实性原则，将做成自营，财务账面所反映的不是经济业务的实质，表面上亿元的自营收入，都是过账，其实质是收入，所以，很多财务分析指标失去其真正意义。外贸企业只是一个票据流转中心，一台收汇机器、付款机器、退税机器，帮助业务人逃避税收的机器。
（五）财务人员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外贸企业多年动荡、改革，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财务人员跳槽选择了更稳定、待遇更好的单位，造成财务人员队伍不稳定。另外，财务人员仅仅注重会计核算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将工作重心由对凭证账簿的管理转移到对业务环节和原始业务信息的管理上，对财务管理的各个工作阶段所应具备的专门知识，包括财务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分析等方面以及筹资、投资和分配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十分匮乏，不能适应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
二、改善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思路
外贸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历史的积弊，也有新生的问题，既有宏观的因素，更有企业自身的原因，而一套有效、科学的、完善的、灵活的财务管理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个财务部门就能搞好的，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经营方式等实际情况，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建立相关财务管理体系。所以，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没有包治百病的通用方法。
企业建立财务管理体系的手段和思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管具体的思路和措施是什么，要想建立有效的、可行的财务管理制度，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企业要形成财务管理是生产力的共识
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上下要纠正财务管理只是算账、报账的观点，要树立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的资金管理、经营决策、风险控制、盈利分析、偿债能力、内部监督等实施管理的活动，有其他任何管理无法替代作用的观念。只有从思想上重视，才能在行动上形成前进的动力。
（二）明确财务管理的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做事才能有的放矢。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体系运行的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目标在成本效益原则的指导下，应兼顾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等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利益主体，这样企业才能长久发展，否则，忽视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必然导致矛盾冲突，最终损害企业的价值，导致失败。
（三）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是财务管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