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诊所课程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31 20: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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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含义
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又称“临床法律教育”，系指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此促进学生对法律理论的深入理解，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法律诊所课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践能力，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在此前提下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法律诊所多开设在高年级的主要原因。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院校通常将该课程设定为专业选修课，由学生自由选择是否参加。随着法律诊所课程的开展，指导老师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旨在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注重提升学生的律师职业技能，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法律，逐渐形成了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认知。
二、法律诊所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认知的不同侧面
(一)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的区别
传统法学教育沿袭中国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课堂讲授与书面考试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但传统专业学习中并没有强调这种实践性，对于培养法律人才无疑是重大的误区。老师侧重于理论的教授，忽视了法律的实际运用，使得很多学生在毕业后无法马上适应工作，普遍存在实践能力差等问题。中国自古尊师重道，强调老师“传业、授道、解惑”的教学方式，这种理念在课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老师主导课堂，其权威不可侵犯，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诊所法律教育源于西方，具有西方教育模式的特点。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诊所法律课程以实践为基础，充分体现了法学教育的应用性和实际操作性，其显著特点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占主导地位，老师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教师只是在学生提出问题前，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指导学生怎样去检索有关的法律规范，收集事实材料和相关证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发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进行思索。以课堂实践为例，老师将真实的案件材料交给同学阅卷并让其撰写法律文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作为当事人的“准律师”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利用所学知识，解决与案件相关的问题。当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方能咨询老师，此时老师才能介入给予学生建设性的意见。
(二)法律诊所课程注重培养律师职业技能
作为以后的法律执业人员，在校法科学生还欠缺很多，与真正的法律执业者差距甚大。诊所法律教育的诞生来源于如下一种认识:未来的律师要成长为具备良好素养的执业律师需要一些重要的技能。法律诊所在课程设置上尽量从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技能出发，希望能借此课程对学生将来的职场工作有所帮助。根据《麦克特报告》关于律师基本技能的介绍，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应具备解决问题、法律分析及推理、法律研究、事实调查、沟通、谈判、采用诉讼或另类纠纷解决办法、律师工作的组织与管理、认定和解决道德难题等基本技能。法律诊所的教师通常是拥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律师，正如诊所的口号是“像律师那样行动和思考”，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人才。真正接触律师真实的工作状态，观察优秀律师的言行举止，并进而学习、吸收，这是法律诊所能带给学生的真实且具有实效的职业体验和技能培训。在法律诊所课上，老师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律师基本执业技能。比如模拟谈判、草拟合同、解决真实案件、组织会议流程、记录会议内容、总结发言等各种学习任务，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锻炼学生沟通、工作组织与管理等相关技能。
(三)法律诊所课程强调律师思维
“以委托人为中心”，是指导老师在法律诊所课程中强调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一种重要的律师思维。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应时时谨记该原则，学会站在委托人的角度并立足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在模拟谈判和草拟合同实践中体现的极为突出。模拟谈判是一种新型的授课方式，两组学生作为可能发生交易的双方，接受关键信息不同的谈判背景材料，基于此材料进行谈判达成交易，并就谈判过程分享感受。通过模拟谈判，学生对“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律师思维理解更为深入，作为受委托人应站在委托人的角度在确保达成底线交易的同时再去追求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更大的利益导致交易无法达成。在草拟合同中，如何站在委托人的角度，尽量满足委托人的要求是核心要务。在满足委托人要求的前提下，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在设置违约责任条款的过程，从委托人的要求出发，尽量设置符合当事人意愿的条款，同时应为委托人防范风险，针对对方可能发生的违约行为，并在违约责任条款中予以体现。
(四)法律诊所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从在校学生开始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在接受法学教育阶段就能树立良好的职业精神，以免日后遇见问题时手足无措，让学生们在学习期间逐渐培养起职业尊崇感，认真考虑今后可能遇见的对职业道德的挑战，并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就是强调法学院毕业生应具备职业精神。“职业精神是与法律职业的宗旨紧密相连，以律师的如下行为表现出来的:举止、诚恳、个性、公平、能力、道德行为、公众服务和对法律、法庭、客户、其他律师、证人以及没有聘请律师的当事人的尊重”。律师不是天生就有职业道德，这源自律师们的生活经验。学校是学生第一次接触职业道德相关内容的地方，由经验丰富的法学教师传授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价值观有重要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焕发着勃勃生机，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同法学教育相结合有着深远的意义。诊所法律教育从西方引进，带有西方价值观的色彩，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需结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将中国传统价值观纳入到法律职业道德的学习中去。指导老师尤其强调待人处事中应注意的“礼”。作为以后的法律执业者，不可避免地要和形形的人打交道，比如处于不同阶层的当事人、法官、检察官、警察等，面对不同的人就要遵守不同的“礼”。我们不仅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艺术，而且要穿着得体，行为得当，内心要恭敬谦逊，常怀自卑之心。礼仪适当，是一种社交艺术，不是一时刻意为之，应时时刻刻以合乎“礼”的规范要求自己。
三、诊所法律教育认知的途径和方式
在实践中学习法律是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特征。“听而易忘，看过易记，做过易懂”，在实践中习得学习法律的方法，会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对知识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因此，诊所课程多设置实践活动环节，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习法律。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会方法往往更重要，比如在会见当事人、阅读案卷、撰写法律文件、记录工作底稿、学会记笔录、草拟合同、代表委托人谈判、讨论真实案件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活动中的表现、运用的方法、事后的总结等将决定课程成绩，没有书面考试，重要的是学生在实践中习得运用法律的方法从而提升自我。以下从法律诊所课堂的主要实践活动可以窥见一斑:
(一)场景模拟
通过角色扮演，在假想的一定场景下完成和法律相关的任务，这经常见于会见、咨询、谈判、事实调查、庭审等环节中。除了模拟谈判，场景模拟还包括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由学生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角色，在模拟法庭教室“开庭”，感受真正的庭审场景，推动法庭程序的进行。
(二)校内法律诊所
校内诊所提供了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范本，在帮助学生从法学院到真正职业的过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学生而言，能够接触到健全而运作良好的管理体系对学生未来发展成为高效而负责的职业者至关重要。诊所有明确的书面规程、值班制度以确保工作高效、责任明确。学生们根据值班表按时到诊所值班，跟踪案例状态、将案例分类、排好日程表、维护文件、接待当事人等都是学生值班时应负责的工作，这也是一名准法律人应熟练掌握的技能。
(三)公益法律援助
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为我国法学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法律援助模式，对公益法律援助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专业律师出于成本的考虑，投入公益法律援助的精力十分有限，然而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又急需法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诊所学生逐渐成为法律援助的辅助群体。诊所学生通常是在校法学高年级学生，已基本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诊所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既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又为当事人解决了法律问题。
(四)社区法律服务
在特定的社区内，法律诊所学生进行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通过社区法律服务，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用通俗化的语言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既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又强化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演讲能力、应变能力等。
四、总结
法律诊所课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法律职业道德，为致力于成为律师群体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十分实用的平台，充分体现了法学的应用性和实际操作性。通过各种实践教学活动，法律诊所学生形成了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认知，并将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深化这种认知，向合格的法律人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左卫民等．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与多元化探索［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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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一）（略）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展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传统教育模式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培养；重教师讲授，轻学生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2]的缺陷。这极大了影响了法学教育的效果。①反思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实践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法律诊所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我国。2000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七所高等院校借鉴国外的经验，开设了最初的诊所法律课程，法律诊所首次引入我国。虽然法律诊所引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却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2002年，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CCCLE）设立。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学院、系加入了该委员会。截至2010年6月18日，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已有会员单位134个②，其中82个会员院校开设了诊所教育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体的法律诊所课程达130个，课程内容涉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弱势权益保护、农民工法律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妇女权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区法律宣传、社区矫正等领域。例如，在中国政法大学诊所基地，诊所法律课程是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的实践必修课。每年选修的学生总数已达500多人，至今累计参加诊所法律学习的学生超过2000人。学生共接待法律咨询4000多人次，受理案件900多件。
二、问题———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已十年有余，完成了从理念突破到实践操作的破冰之旅。但任何制度移植都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4]诊所法律在我国蓬勃展开的同时，发展受到的局限也日益突出。
（一）辐射范围有限基于诊所教育要求的真实性和实践性，使得相对于全国的法学教育而言，诊所教育的辐射范围有限。即使依2007年全国的600多个法学专业为基数来看，现有加入的144个会员单位也仅为20%多；而开设课程的82个院校所占比例更是仅有10％多。相对于全国每年数十万的法学毕业生而言，受到诊所教育的学生比例甚少。因而，相对于我国基数庞大的法学教育而言，目前我国的诊所教育仍然辐射范围有限。
（二）运行资金短缺以法律援助案件为依托的诊所教育要有效运行，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让学生从教室走进社会，从图书馆走走向实习场所，都要有完善的硬件设备和资金支撑。四川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曾做过一次统计，大概估算出，学生在实习中处理一个案件，大约需要花几百元费用。此外，维持一个二三十人左右的法律诊所每人需要几千元的最低运营经费，这样算下来，每年一个法律诊所至少需要几万元经费。[5]如果缺少经费保障，诊所教育就会举步维艰。就美国的诊所教育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的诊所获得了许多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如在1968年，福特基金会一次性便资助了1200万美元。充足的经费保障，为美国诊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而在我国，目前开设诊所教育的法学院的法律援助机构仅是依靠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前期资助运行，缺乏本土资金的增援，经费不足是其面临的共同难题。
（三）师资水平不足JoromeFrank教授曾指出，法律实践与判案不是科学，而是职业艺术，是律师和法官的职业艺术。而一门艺术的最好教育方式通常是在这门艺术实践中有着很高技巧的人的指导下，进行学徒式的训练。[6]可以说，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诊所教育要求指导教师不仅要具有很高的法学理论水平，还要有极强的法学实践能力。而在中国，法学教师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很多人不能满足法律诊所的教育模式。
（四）管理欠缺规范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原因，诊所教育在教学中的地位尴尬，也造成了管理上的空缺。如我国的本科教学大纲就是重要的证明。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规定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这也直接影响了诊所教育学生课程考核的方法和效果、诊所教师工作量的考核以及教师报酬的计算等。
（五）配套制度不齐美国诊所教育的开展与其配套制度的完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1969年，美国律师协会为了推动诊所教育，制订了一项示范性的学生执业规则推荐给各州政府和法院，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游说。到1976年，美国已有47个州通过了学生执业规则。至今，所有的州都已制定了学生执业规则，以此明确了学生的出庭资格条件以及限制、学生执业的范围和期限，以及对出庭学生的指导和监督等主要问题。这都为诊所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而在我国，虽然现行的三部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律师享有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但法律诊所的学生只能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案件，由于没有专门的学生执业规则，学生诉讼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影响了学生实践技能的锻炼。因此，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备也是束缚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举措———诊所法律教育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法律诊所教育无疑在锻炼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上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我国以往法学教育中仅理论教育一手抓的背景下，诊所法律教育是我国加强法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方向。
（一）大力扩展法律诊所教育如上所述，尽管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相对于我国法学院和法学学生的庞大基数而言，其辐射面仍然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各种措施大力扩展诊所法律教育是其在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而就目前其在我国的推广而言，仅是依靠中国法学会下的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宣传推动，以及各法学院的自觉加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诊所法律课程在我国的推广。本文认为，在教育部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启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背景下，作为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法律诊所的推广可由教育部在调研的基础上，制订规范的法律诊所课程要求，以加快法律诊所在法学专业中的普及。
（二）资金筹集多元化法律诊所教育是资金密集型的教育方式，仅仅依靠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无法为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提供充足的动力。因此，本文认为，诊所教育在我国要蓬勃发展必须寻求多元的资金支持。首先，国家应加大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资金投入。以教育部推行法律教育改革为契机，应给予法学实践教学足够的重视，可以每年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诊所法律教育。其次，学校应加强对诊所法律教育经费支持。法律诊所的建立以高校为平台，其有效运行更离不开高校的大力支持。在经费开支上，应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学校整个的教学经费计划中，以保障诊所法律教育的持续发展。
（三）提高教师职业化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水。可以说，诊所法律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要求的提高，更是对教师司法实践能力要求的提高。因而，在我国普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机制下，提高教师职业化水平是诊所法律课程开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应创造机会，加强诊所法律课程教师同司法机关的交流。如可定期委派教师到相关司法机关进行实践锻炼，就典型案件与司法机关举行讨论会等；另一方面，应加强本校法律诊所教师同其他法律诊所的交流学习，法律诊所是法律移植的结果，由于尚无统一的规范，法律诊所在我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个法律诊所的运作并无统一的模式。因而，观摩其他法律诊所，总结好的经验，也是提高诊所法律教师职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积极引进一些有经验的检察官、法官或者律师担任法律诊所兼职导师，以充实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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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提高传统法学教育质量的同时，我们着力探索以培养学生职业技巧和职业道德为主要目标、符合社会进步发展需要的新的法学教育模式。在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的大力支持下，我院的法律诊所项目应运而生。法律诊所项目是我院因应社会对培养法律人才的高度要求的有益尝试。现将建设该项目过程中的反馈、感受、思考与经验试整理如下，以激发我们对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和未来法学教育发展的反思。
一、现行法学教育检讨
（一）现状
目前我院的法学本科教育从形式上分，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两大部分。课堂教学是主要形式，约占本科学习阶段的3/4有余。课堂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和进行各种奖惩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它有以下一些特点：（1）有固定的学时；（2）学生一般以大班的形式上课；（3）任课教师主要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法学理论知识和主要部门法的基础知识；（4）学生只要通过期中与期末两次笔试，即可获得相应学分。笔试一般考察学生对书本和讲义掌握的程度。
社会实践包括实习和集体实践活动两种主要形式，前者是指大学四年级上半学年为时4-5个月的实习阶段。在该阶段里，学生将被分派到定点的实习单位进行实习，结束时向学院提交实习报告以及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若被审批通过则可得到相应的学分。后者是指由校内各团体和学院本身组织的各种不定期的、自愿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形式主要包括法律咨询、参观监狱和看守所、模拟法庭等。这些活动没有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学院和教师一般只为活动提供协助而不实质性地参与。这两部分社会实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学生一般脱离教师的指导，独立进行；（2）就实习阶段来说，学生接触的主要是与法律实务有关的事务性工作，一般不真正承担办案工作；（3）就集体实践活动来说，学生通过活动所获得的知识一般为感性认识（如：看守所和监狱的概况）；（4）活动的阶段性和独立性较强，在活动结束后，师生之间没有正式、系统的交流与经验总结。
（二）存在问题及对问题的分析
上述的法学教育模式承继了我国传统教育以教为本的思想，注重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灌输，较好地与我国目前的整个教育层级体系相衔接。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普遍认为单一的笔试衡量结果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动力，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方式、教师的单方灌输使他们难以形成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所学的知识不能很好地与实际联系起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知识本身，更多的是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一个有效的途径去实现这一联系，从而无法检验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无法为调整学习方式和方向寻找坐标。目前的实习阶段由于与课堂教学截然分学术研究开，且实习单位安排的工作多为事务性工作，并不能真正起到实习应有的效果；平时的集体实践活动又由于多为学生独立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囿于人力、物力等因素，效果也不理想。在此情况下，多数本科生在面临择业时，往往难以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容易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从而在择业和就业初期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
其次，从教师的角度看，不少教师感觉到从书本到书本的单向灌输教学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要求，且造就了学生依赖教师、笃信权威的思想。缺乏交流和单一的笔试衡量结果使他们难以掌握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也难以给他们的教学工作带来准确的反馈。这使他们的教学工作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不但影响教师的工作热情，也间接影响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
最后，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作为人才输送的终端，不同的单位各有其需求，但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则是一致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保持优势。因此，在当前全国教育改革的大形势之下，各法学院系都必须进行改革，以求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有竞争力的学生。
可见，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尽管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并没有得到理想的认同，而且这种不认同在逐渐蔓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本科法学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是一种精英教育，同时也是一种高等人才培养的过程，它应该更为注重理论知识与基础知识的培养；而它与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相比，又更多的是一种普及性教育，它的目标更多的是为社会输送大量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换言之，本科教育同时肩负着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使命。应该说，我们的本科法学教育已经涵盖了理论教育与职业教育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在结构上符合这一要求，但在实践中，这一结构的合理性和全面性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1.对法律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教育思想还受到过去的法制环境的束缚，没有对法学教育的目的进行重新定位，导致教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2.没有真正转变教育思想，固守以教为主的教学理念，使“教”与“学”错位。以教为主的单向灌输模式容易忽视学生的真正需要，不利于因材施教。
3.课堂教学与实习阶段未有机结合，大大影响了两者的效果。
二、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探索
（一）中山大学法律诊所概况
诊所法律教育，是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法学院借鉴医学院诊所教育模式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该模式现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法学教育模式改革的一种趋势。从2000学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已有10所著名法学院校逐步推开法律诊所教育。
①在借鉴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和吸收国内其他院校法律诊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我院凭借本院的教育人才资源，依托广东省和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开设了以劳动法为主的法律诊所课程和法律诊所。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大大保障和促进了我院法律诊所建设的进程。
②诊所课程运用了大量传统法律教育不曾使用的方法开展课堂讲授，包括角色扮演、实景模拟、大组讨论、小组讨论、观摩与反馈等，方法新颖生动，课堂气氛始终热烈高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每次讨论和练习，学生们都全方位参与，不再出现传统课堂上的旁观者。诊所课程强调以学生为本，在课堂内容的设计上，时刻考虑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让学生深刻体会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方法的多样性。
诊所课程不仅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注意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及掌握与不同类型的人（当事人）打交道的方法和技巧。这种学习使学生体会到课程的实用性，也令其从新的角度思考“人际关系”。课程注意引导学生从职业的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培养学生的职业思维习惯，特别引导学生思考律师职业在社会中的真正定位和法律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注意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特别是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
（二）分析与展望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挑战。它要求教师与学生改变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以一种崭新的思维进行教学和学习。与传统模式相比，它具有以下一些优点：（1） 学术研究改变教师的教学思维与学生的学习习惯，促进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完善与提高；（2）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很好的桥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3）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职业技巧、职业道德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符合法律职业更高层次的要求；（4）使法学教育能够更好地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
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诊所的建立与发展并不排斥传统法学教育的发展，它是在传统法学教育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的一种新的尝试，它应该起到平衡与促进传统法学教育改革与完善的作用。在探索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关注到这种教育模式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在中国发展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的衔接问题。由于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乃至传统的法学教育都是以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为主，学生对此已相当熟悉并形成了依赖教师的学习习惯。而诊所式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自己通过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教师一般只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的思考。如果学生仍然期望教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他将对自己学到的知识抱有怀疑，甚至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将明显减少。这反映了中西方法学教育传统的差异，这两者的磨合与衔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诊所学生办案过程中为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在国内的法律诊所课程中，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制度上的解决。
3.法律诊所建设资源问题。由于诊所式法学教育所特有的双向性和社会性，其建设需要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有兴趣和有经验的教师、司法部门的配合、长期稳定的活动资金、固定的活动地点、多元化的教学资料和设备等。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相比，这些资源的取得更为困难，也昂贵得多。如何维持充分的建设资源，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过去一个学年的探索中，我们也总结出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1.对于课堂上教师是否给出答案或发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仍存有争论。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就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是必需的，只要发表意见前清楚说明该意见仅属教师个人看法，说明该意见不一定是唯一的、最恰当的，就不会影响诊所教学目的的实现；教师不发表意见，学生可能无法得到提高。而部分教师特别是外教则一再提醒说，因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信任，只要教师发表意见，学生总会认为那是正确的或较恰当的看法，这不仅会误导学生（因为教师的看法也可能是有局限性），而且可能使学生仍然期待着或依赖教师最后答案，而怠于真正地独立思考。
2.诊所教育到底是正义教育还是技巧教育？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社会功利色彩日益浓厚的情况下，正义教育确实不容忽视。但不可否认，进入诊所课程的学生有一部分不是以接受正义教育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学习职业经验和技巧为主要目的。从课堂效果来看，经验的传授和技巧的学习似乎更受欢迎。学生将来所必然面对的生活压力和律师行业的激烈竞争压力，使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忽略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知识。正义教育与技巧教育能够统一吗？能够协调好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对于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我们还须继续探索和努力。
3.如何保障教师的热情得以持续？法律诊所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需要教师投入较之传统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大学现有的评价体系决定了教师们还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置于科研和学术论著的写作上。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制约着教师对法律诊所项目热情的维系，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其生命力的长久，并反过来影响到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现有的地位和应有的发展空间。
①除中山大学外，其余9所推行法律诊所项目的大学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西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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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 诊所式课程模式 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252-02
法律诊所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种教育形式是借鉴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产生的。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特殊的法学教育形式。法律诊所教育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首先，在虚拟的或实际的“法律诊所”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各类案件。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将为学生提供咨询意见，并指导学生完成工作，实现学生与教师的默契配合和亲密合作。其次，学生从事律师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写诉状、调查取证、去法院阅卷、与相关当事人谈判等。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上述学习、工作进行评定。[1]
一、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引入诊所式教育的必要性
（一）诊所式教育有利于陕南高校法学专业办学目标的实现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教学规模不断扩大，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就达到了620多所，在校本科生更是超过了数十万人。但是在生源质量、办学目标、教学水平以及教学投入上，各个层次、各个类别院校的法学专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具有多样性，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的那样，要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这不仅仅是法学教育改革所必须认识和遵循的规律，也是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得以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地方高校与重点院校能够实现同场竞技，并突出办学特色的前提和保障。
陕西理工学院地处陕南，由于地处深山腹地之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综合性大学、文科类政法院校相比较，陕南高校法学专业起步晚、发展慢，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巨大差距。在中国法学教育面临严峻考验的当下，陕南高校法学专业的发展变得举步维艰，甚至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在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上立足实际，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即以陕南地方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和熟练的职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为政法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和其他部门培养具有高法律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为地方建设服务。教学模式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出发点，能够比较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明确学习目的，能够有效地巩固法律知识，培养法律职业能力，最终使学生获得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双方面的提高，有利于实践。在实践中教学，为实践服务，符合法学教育的特点，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法律诊所式教育模式与陕南高校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吻合，为陕南高校法学专业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教育范式。
（二）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法学教育的要求
法学教育旨在弘扬法律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是一项实现法治中国、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教育部在2011年年底正式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中把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计划实施的重点，并通过层层遴选，在全国范围内分类建设了92个人才培养基地，其中，58个属于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可见，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不仅要使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技能。而目前我国的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在课程设置上，不够重视以能力训练为主的实践性法律课程。实践性课程的设置不系统、内容不丰富、课时无保障。第二，大多数教师简单采取“灌输式”授课方式，缺少针对性，师生之间缺少互动，教师缺少热情，学生积极性不高。第三，传统的实习制度由于人员及时间的限制，很难为学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实习流于形式，效果不理想。第四，考核方式单一，缺少有效的实践能力评价体系和标准，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力，而不是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力的测试。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实际办案能力较差，达不到应用型、符合型法学人才培养要求，不能适用社会的需求，因此，改革迫在眉睫。1998年4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说，要按照“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原则。[2]法律诊所教育以学生主动性思考、学习，教师参与、指导为特点，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能够培养起学生的法律思维，又很好地锻炼了法律实践能力，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讨，缩小了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距离，无疑是法学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良好教育范式，能够很好地体现法学学科的特点，满足法学教育的要求。
二、地方高校诊所式课程模式的构建
诊所式课程模式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够运作，而资金主要来自于一些研究基金会的支持和学校专业建设经费，非常有限。因此，必须选择最符合办学需要的教学领域开展，比如劳动法领域、刑事法领域等。鉴于陕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劳动争议案件，而众多劳动者经济能力差，缺少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陕南高校可以尝试在劳动法领域率先开展诊所式教学，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一）诊所式课程的性质
要建立起诊所式课程模式，并且切实有效地运作起来，首先应当界定该课程的性质。以劳动法诊所课程为例，是在系统学习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课程，应将其定性为专业选修课，设置3个学分，51个学时或4个学分，68个学时。课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课堂教学、模拟仲裁和出庭。课堂教学环节，以教师讲授为主导，了解劳动法诊所的教学模式和要求，系统学习劳动法文献资料的查询和运用、劳动争议仲裁与审判实务、证据的收集方法与技巧、劳动合同文本的起草等知识，为从事司法实务打下理论基础。模拟仲裁环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教学，一是选取疑难案例进行充分讨论，教师总结；二是选择经典案例，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还原仲裁或诉讼情境，写出心得体会，教师进行总结。出庭环节，学生在教师和专业律师的指导下，面向劳工，提供免费的劳工咨询和服务，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总结和评价。
（二）诊所式课程的运作模式
诊所式课程可以采取项目负责者，指定专人负责。诊所可以分为教学部、部、咨询部和宣传部四个部门，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运作。一是教学部。负责诊所的招生、教学和考核，制订培养计划，开展教学、培训，制订考核方案。招生对象主要面对法学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采取笔试结合面试的选拔方法，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口才和思辨能力。教学任务由有司法实务经验的教师来承担，聘请专职律师对学生进行课堂外辅导，回答学生的疑难问题。考核除了笔试部分外，还应当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实践表现，制订科学的评价机制，还可以以颁发结业证，评定优秀学员等方法激励学生。二是部。由专职律师负责。学校与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务部门在人才培养上形成合力，由专职律师对学生全程指导，面向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锻炼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咨询部。负责案件日常咨询工作，由教师指导，学生负责，提供电话咨询、网络咨询和现场咨询服务。四是宣传部。负责协调学校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系，进行网络建设和维护，制订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和方法。
（三）诊所式课程模式的特点
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为社会有用的人才，而高等院校人才的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法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实践型教学模式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最佳方式，而诊所式课程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符合法学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它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三位一体。诊所式课程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师生之间缺少互动，理论与实践脱离的传统教学模式。将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实务人员纳入到教学中来，形成了教师、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学生三位一体，有机对话，积极交流，互帮互助的新学习模式。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问可以促进教师和律师（法官、检察官）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执业技能，教师和律师（法官、检察官）又能够互相弥补各自在实践或理论上的不足，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另外，课程采取教学培训、咨询服务和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立体、全方位地学习到理论知识，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在实践中检验知识水平，解答心中疑问，锻炼实务能力，培养专业技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学教育不再是纸上谈兵，学生也不再是凭空想象，面对案件无所适从。可以说，将培训与结合起来，实现了服务劳工和培养学生的双重目标。
第二，专兼结合。诊所式课程采取专任教师和兼任教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实训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效果的增强非常必要。专任教师，即法学专业中有司法实务经验和理论教学经验的教师，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律师资格证，主要负责理论教学。理论教学部分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模块，由不同老师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来承担。兼职教师，由律师、资深法官、检察官、劳动仲裁员等司法实务人员来担任，主要进行学生的课外辅导，服务的全程指导工作。专兼结合的特点，有利于学校和司法实务部门在人才培养、人才输送和人才培训上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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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学 实践性教学 课程建设
一、实践性法学教学的兴起和开展
实践性法学教学是主张以训练法学院学生实际能力为宗旨的法学教学模式，它包括以“诊所式法律课程”和“法庭辩论课”为主的一系列实践性法学教育课程。由于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反对抽象、教条的学习法律规则，主张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现象中运用法律规则。它对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效果显著，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所以一经出现便倍受关注和支持，日益盛行全美。随后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在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外国基金会的外在推动下，从2000年至今实践性教学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究其原因很多，如实践性课程建设、法学教学目标设置以及学制问题等。本文重点探讨课程建设方面的制约因素。
二、实践性法学教学课程建设中存在问题
实践性教学是移植于美国的舶来品，其本土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法学实践性教学展开的困难之一是课程建设本身还较稚嫩，不能担刚重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实践性教材短缺
教材是师生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工具。传统法学教材均是对理论知识的系统阐述，它与教师主导的课堂相适应。教师的任务是按教材章节系统讲解，学生的任务则是注意听讲并做好笔记，于是构成了老师讲学生听记的传统法学课堂模式。随着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引入，各种实践性教学方法如诊所式、模拟式、讨论式等开始使用，但始终无法普遍化、常态化、主导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教材，教师的实践性教学全凭教学经验在个别章节展开，即使有些教师想扩大实践教学学时，也会受到学生质疑，因为显然与传统教材的安排和体系不符合，学生会认为教师脱离教材，学校甚至会认为教师破坏了原有的教学秩序，这无形中给教师的改革增加困难和压力。因此，缺乏实践性教材已成为推进实践性教学模式的障碍。
（二）实践性教学方法不成熟
现行实践性教学方法首推诊所式，其次为模拟式、辩论式、讨论式等。诊所式教学最接近实战，它是在有办案经验的老师带领下，学生直接接触真实案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撰写法律文书，参加庭审，这和毕业实习很相似，只是地点不在公检法而在学校。但是这种方式囿于教师缺乏、案件少、学生时间不足等原因，只能在极少数学生中展开。法庭模拟由于程序复杂，准备时间长，这种方式也无法经常展开。而辩论、讨论式虽然形式灵活，让学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程序模式未固化，加之教材不配套，常为教改时使用，难以成为课堂主流。情景模拟能还原社会本原，有利于呈现案例，使课堂更接近社会，但缺少分析总结环节。因此目前常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各有利弊，单一使用无法满足实践性教学的需要，重新整合乃当务之急。
（三）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
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法学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法学教师的质量能否得以改善。一个没有实践经验和普通常识的教师不可能解决法律教育的根本问题。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为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推崇的实践性法学教育方法要在我国深根，发芽、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在于有没有合格的实践性教师，这方面无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软肋。就象一些人批评的那样：他们（法学学院学生）不会起草合同文本，他们不会写法律文书，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传票，他们的老师从来就没有出过庭。没有出过庭的老师讲审判程序及如何打官司，就如同没有当过园艺师的人讲如何培育花卉一样，这种课只是对实践问题的理论讨论，而不是对理论的实践运用，这样的老师无法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实事上他们本身也是需要训练的对象。
（四）实践性教学资金不足
在实践上教师实施实践性教学缺乏资金支持。目前实践性教学除了个别院校借助国外基金支持外，资金主要以教改课题经费为主，但学校教改资金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支持时间也短，教改结束，经费便无从落实，导致实践性教学改革缺乏可持续性，时续时断。而全国或地方教育部门的资金重点放在部分名校，无法惠及更多的院校。而实践性教学师生投入较传统模式要多，稳定必要的资金支持必不可少。
三、实践性法学课程建设完善措施
（一）有组织的编写实践性法学系列教材
应有组织的编写法学实践性教材。先鼓励各学校依据实际情况编写实践性教材，在此基础上由司法部或高教委选择其中优秀教材或组织有经验的实践性教师统一编写系列教材。目前，已有部分学校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如由甘肃政法学院教师编写，北大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知识产权法》、《经济法》等教材就具有实践性教材的特点，教材将理论阐述和案例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每章节每个理论问题后面都配有案例，教师先讲理论，然后指导学生分析应用对应案例。其内容和形式较之传统教材有很多变化。不过具体实施步骤还没有固定，是传统教材到实践性教材的过渡性教材。而2008年由陈建民主编的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是比较典型的实践性教材，其中收集了法理、民法、犯罪学、婚姻法民诉法、刑诉法、仲裁法等13门法学课程，教材内容包括教学目的、课前阅读、教学方法、教学实施、课后思考等，其中详细提出了对学生具体参与的设计和要求，实践性特征明显。而且可喜的是其不仅涉及人们一般认为适合实践性教学的程序法课程，还包括了很多实体法课程，这为实践性教学的广泛开展奠定了教材基础。但这些教材总体讲涉及面较窄，内容还不够详细完善。下一步有关部门应加紧组织编写系列教材，首先建议编写14门法学核心课程的实践性教材，内容可借鉴《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一书，但应该更为详细和具体，而不是简单的讲义，要把系统内容与教学实施过程有机结合，让师生既能看到理论的阐述又能依其进行实践操作。
（二）设计整合性的“三环节”实践性教学方法
鉴于目前实践性教学方法各自为阵，无法形成合力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融合多种实践性教学方法，取长补短，设计一套相对固定，简单易行的教学模式。具体讲分三个环节展开，第一环节课前准备。由教师将学生提前分组，给出案例资料，提示参考书目、法条等，让学生自己根据案例分配角色。第二环节课堂实施，具体包括展示案例内容（通过PPT、DVD或学生模拟案例场景的方法）；组织讨论（教师提问而后学生分组讨论）；呈现意见（小组代表发言或各组对抗辩论等）；教师总结。第三环节课后复习。学生交书面案例总结，教师指导。
“三环节”实践教学方法较之传统教学方法有以下优点：（1）参与度高。每个环节都有学生参与，学生分配角色并模拟、学生制作课件、学生课堂讨论和发言等。（2）使用普遍。由于程序设计简单易行，只要师生组织准备充分，每节课都可使用。（3）凝聚力强。学生参与始终以小组为单位，唯有精诚合作、默契配合才能完成教师安排的学习任务，这有利于团队合作能力的提高。（4）趣味性强。把学生置于律师、检察官、立法者、执法官、当事人等角色中，把法律作为工具，课堂当作社会，不仅可以增强他们对法律价值、精神的认识，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寓教于乐。
（三）多方式加强实践性师资力量
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存在先天性的实践缺失。缺乏技能培训体制下培养的毕业生直接留校成为法学教师。他们没有任何实务经验。某些教师可能终生都没有机会在法庭露面或客户或参与政府的决定制作过程。对于这样的法学教师而言，他们能够教授的也只能是法律规定而非法律实践。课堂教育方法通常都是缺乏学生参与的灌输式方法。可见教师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是导致无职业技能培训的教学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开展实践性教学的瓶颈。如果没有足够的适格的实践教师，即使教学目标和学制修改了，实践教学仍然是水中月，镜中花，无法落实。因而实践型教师的培训已迫在眉睫。2005年12月19日，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清华大学迎春园召开了常务委员会，其会议纪要中提出了诊断教师培训的计划策略，针对教育部的教师培训活动，诊所教师要争取投标，做诊所法律援助方法的培训。这说明实践型教师的培训已在议事日程了。但要培训大量教师非采用各种手段、渠道不可。本人认为可采用以下方法。（1）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在学院内建立一个实践教学部（法律诊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兼职律师的教师组成，并作为院内固定的实践教师，专门负责诊所课堂、辩论课等实践课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等。（2）培训教师。每学年或学期由院里选派以及教师自愿报名组织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司法机关实践，作为实践教学的流动教师，目的在于：第一提高教师实践方面的素养，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如辩论、讨论、案例课等。第二是在诊所课堂和辩论课中起协助、辅助作用。（3）聘请有执业经验的司法人员担任兼职实践教师。具体开设实践讲座、组织指导实施实践课。（4）制定鼓励和稳定实践教师的有别于一般教师的政策制度，如岗位津贴，职称评定，业绩考核办法等。（5）交流学习。将教师派到已开展实践性教学的学校进行观摩和学习，为本院的开展实践教学打下基础。
（四）多渠道筹集实践性教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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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已近五年，完成了从理念突破到实践操作的破冰之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共培养学生3590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1782件，从事法律咨询万余人次，并在不同院校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虽然开设此项目的高等院校数量和受关注程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法学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相比，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育中无疑还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近400个高校法学院、系中，只有33所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显得十分单薄。
早在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出现之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法学教育工作者，即这一美国法学教育的舶来品是否应当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体系中，诊所法律教育应该获得怎样的身份？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7月9日-12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国际诊所法律教育大会暨第三届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大会上，围绕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议题，诸多法学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和认识，或许能为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前途。
“舶来品”挑战传统法学教育
法律诊所也给人看病吗？
法律诊所的老师和学生是不是也穿着白大褂？
没有课本的教学还能称得上是一门“课程”吗？
没有试卷的考试怎么评价学生的成绩呢？
诊所的学生是以什么身份替当事人打官司？
当“诊所法律教育”这个新名词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连串善意的玩笑与疑问。
诊所法律教育20世纪中期首先在美国兴起，是一种强调“从实践经验中学习”的法学教育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
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法学院的学生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下处理真实的案件，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并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学生通过办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判断力、职业责任心，并借此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对于这种实践型的法律教育方法，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用三个形象的比喻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注脚。比喻一：当司机要比当乘客更认路。传统的法学教育是老师开着车带学生寻找答案，诊所法律教育是把学生放在司机的位置上，老师在一旁启发引导，处于主动地位的学生必须独立思考如何走出一条合适的路，那么他就会更加主动、负责任地学习；比喻二：练武术要融会贯通各种招式。传统的法学院课程是按一种套路学习，分门别类、程式固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案例是绝对按照学科建制分割孤立的。诊所法律教育就是要打破部门法的割绝，拆开各种固定的招式和套路，综合运用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比喻三：学习游泳一定要下水练习。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就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与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很少开展讨论。思维培养是建立在已知案件或虚拟想象的基础上，包括模拟法庭或案例分析也是如此。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甄贞说，“在学校考试成绩都是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到律师事务所竟然不会为当事人写一份书。”
参加诊所法律教育大会的不少法学教育专家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仍是一种以教为本的教育模式。当然这种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发出一些与法律工作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其一，以教为本，教师教学难以克服单向性和封闭性，学生学习难以克服被动性、消极性和应付性；其二，学生培养与社会的不适应性。学生面临择业时，往往感到迷茫，难以恰当估计自己，在就业初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或与社会的不适应感。法学教育虽然已经给予他们走向社会并从事法律工作的通行证，但却缺乏对他们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的全面培训。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年来，一些法律实际部门和社会对于法律院系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颇多微词。
法学院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如果仅仅将法学作为一种坐而可论之道而进行课程设置，就等于抛弃了法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培养学生的实践和操作能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认为：“我们虽然在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教育方法的改革，但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因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将学生培养成为法律职业者。”就目前看来，法学院的毕业生的实际执业能力与法律职业所要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突出，法律教育中缺乏对法学院学生进行律师基本能力的训练，而现行的实习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体系中，为了使法学院的课程能够包含一些更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内容，很多高校都会要求学生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毕业实习，还有近年兴起的模拟法庭、案例教学都是实践教学的不同形式，但是这种实习机制面临诸多问题。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任外教的amelaN.Phan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校，由于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大四学生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时间，如果所在学校对实习的时间和结果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的话，“这两到三个月的实习期只是成为学生日常紧张课程安排以外的一个假期而已”。
实习导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投入精力也往往有限；大多数缺乏系统化、科学化的进度安排和实习指导；对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学生介入的程度极其有限，一些学生的实习就是装订卷宗。至于模拟法庭，在一些学校已经蜕变为“让外行人看热闹”的戏剧化表演，而且也并非是真实的司法过程的再现。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左为民认为，从总体而言，尽管实习机制和模拟法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诊所的理念，但是由于实际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往往难以保证多数学生获得足够的专业训练。
“向弱者伸出法律的援手”
“与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相比，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局限于帮助学生了解和理解法律，缺乏对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干什么的深入思考，法学院更需要培养学生的律师能力和职业责任心。”甄贞认为，能力的培养应该提到与知识传授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通过为学生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法律的机会，培养学生强烈的律师责任感和道德观，鼓励学生去思考法律职业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作用，思考律师职业的价值和作为律师个人的自身价值。
对于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存在缺陷，特别是缺乏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职业道德培育，我国法学教育界是有共识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此缺陷如何弥补。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蔡彦敏认为，通过法律诊所的设置，让拥有了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高校学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拥有法律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法律援助，从某种角度说更有利于他们产生对自己法律职业身份的深层次认同。
多年来，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就活跃着这样一群法律援助者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资源，凭着稚嫩的双肩，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以法律援助推动社会公平与公正，成为民间法律援助事业重要的补充。“出庭担任辩护人，为因长期家庭暴力受虐待妇女杀夫案辩护；作为人，河北固安某农民夫妇诉医院和某外国医疗器械公司心脏起搏器民事索赔案，8岁儿童石某遭电击索赔案等。”面对记者，甄贞教授如数家珍，“由诊所学生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有很多都办得相当出色。”
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引进中国以来，法律诊所便一直与法律援助紧密联系在一起。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将现实的社会作为法学教育的实验室，而法律援助使诊所学生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中把握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并不仅仅是法律援助需要法学院师生作出贡献，法学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同样需要法律援助这块基地。
对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之间相依相存的联系，蔡彦敏深有体会。她认为，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项目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而且可以成为培育法律援助后备力量的法学教育基地。通过法律诊所可以使更多的法学院学生感受到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急需，从而可能对学生的从业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经历本身往往也会影响和激励学生在不同的工作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和权益保护，并为此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经历，通过像律师一样办理真正的案件，通过帮助弱势当事人，能够促使他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更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也更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同时，诊所法律教育还有助于学生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初步形成作为法律职业人士应当拥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带着辨别力和免疫力走向社会，逐步积聚成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抵制和抑制司法腐败的主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诊所法律教育有助于使法学教育更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急需，并为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与法治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将现实的社会作为法律教育的实验室，而法律援助使诊所学生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中把握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终极目的是教育和学习”
面对法学教育界的传统惯性，经过近五年的实践，诊所教育已经在各种形式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中被证明是一种较好的、培养职业法学人才的方法，因为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带给我们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方法和教学内容。
一些上过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在总结中这样写道：“与其说是在上课，真不如说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讨论。这里没有指定的课本，没有老师填鸭，没有同学们拼命三郎一样的抄笔记，一改往日上课时头脑基本处于休眠的状态。”“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如何审查各类证据，如何制作诉讼文书。在诊所里学习，是我大学四年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运用法律，然而“希望在诊所中办一两个真实的案件就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愿望，想法似乎过于简单；希望通过诊所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学习，就能积累丰富的经验，一跃成为合格的、十足的‘法律人’更加不切实际。”
法律诊所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师李傲认为，教会学生自我学习、独立思考，这才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最需要达到的、最现实的目标。
学生办理真实案件只是将案件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而不是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教育，是学习。”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刘晓堤说，“学生在办理案件中所做的一切准备和实践活动最终都将回到课堂上，并经历反馈、分析和反复讨论等教学环节。没有课堂和实践的结合，学生便无法从实践中充分获得经验，也就无从学习到法律的真谛。学生终有一天会离开学校成为法律专业人员，诊所式法律教育并非提前把他们推出学校大门，正相反，它打开了一扇窗，让属于校外的实践经验进入校内，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部分，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针对诊所法律课程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和培养法学人才的作用方面存在的观望和疑虑，蔡彦敏告诉记者：“尽管传统的法学教育需要改革和完善，但并不是要以诊所法律教育取而代之，而是把它作为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改革与完善法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机制。”她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应向诊所法律教育敞开大门，应当确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并纳入法学院的课程体系。
“昂贵教育”难过成本控制关
“在北大法学院，诊所法律课程是选修课中最热的一门，每学期开课时，最多只能容纳30人的课堂有三四百人报名。很多学生都希望能来旁听，不要学分都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杨晓雷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受师资配备的限制，实际接纳的学生有限，法律诊所不得不面对选择学生的问题。”
与传统教学一个老师面对50到200学生相比，诊所法律教育无疑是一种高成本模式。诊所法律教育要求在极低的师生比例基础上实施“一对一”的直接指导。相比“灌输—接纳式”的课堂传授，“监督—操作式”的诊所教学要求教师投入更充分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师资问题因而成为困扰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
在诊所法律教育界里，诊所教师们被称作“活雷锋”。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曾经参与或目前仍然从事着法律援助工作。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们有着让人敬佩的奉献精神。但是，仅仅靠诊所教师的奉献精神是不足以支持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要保证师资力量，必须建立一个长效保障机制。
从美国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在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需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也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的评价标准。
蔡彦敏认为，与美国明显不同的是，目前我国的诊所教师几乎都是从原有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中产生的，他们一方面新开设诊所法律课程，另一方面还要同时兼顾其他某门或几门传统法律课程。一般而言，教师们并不愿意割舍其他的课程而成为一名专门的诊所法律教师，且如果只作为一名专职诊所教师，也很难达到所在高校对教师工作量的基本要求。同时，由于受我国高校现行人事制度的制约，法学院本身实际上也不具备独立和另行聘请专职法律诊所教师的现实条件。
“从目前已建设诊所法律项目的学校看来，建立怎样的诊所教师评价机制是维系诊所项目建设及其运作质量的保证。”蔡彦敏告诉记者，在我国各个高校的诊所课程一般为3-4个学分，每门诊所课程一般有两个以上的教师，这种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模式，带来的是如何计算诊所教师工作量的问题。从授课场所来看，诊所教学有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从授课方式来看，有集中授课、分组讨论和单独指导；从指导阶段来看，有实践前的技能训练，实践中的个案监督，案件完结后的评估。每周一次的例行见面，数不清次数的临时见面、电话指导，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跟随学生开庭一个学期结束，诊所教师还要忙于处理“善后事宜”，继续关注假期案件的新进展，安排学生人的衔接，延续对学生的个案指导。“这是一个具有可变性、难以完全量化的工作，如果让几名老师平均分割该门课程的工作量显然有失公允，很难从制度上巩固和壮大诊所教师的队伍。”
另外，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也需要法学院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和经费保障。以四川大学法律诊所为例，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要在交通、通讯、文印、午餐等方面补贴数百元；与此同时，维持一个20-30人规模的法律援助中心日常开支每月需要数千元，一个诊所每年需要几万元的直接经费，而且还没有将教师工资、必要的硬件投入等计算在内。相比之下，传统课堂教学除了占用教室、电教设备等公共资源及有限的教材外，几乎不需要任何附加投入。
将学生从固化的法律条文中引领到鲜活复杂的司法实践中来，注重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应该是引进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一个初衷。然而与法律援助息息相关的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法学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制度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成本与经费、诊所师资、管理人员等种种难题。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左为民认为，成本难题在今天的中国显得更为严重。高校本来就缺乏国家财政的足够支持，也缺乏民间力量的资助，近年来的扩招更是加剧了财务和师资的双重紧缺。在此前提之下，“大课堂+图书馆”的俭省模式高校尚可勉力维持，而精细化、消耗性的“昂贵”实践课程暂时还不具备普及的条件。
目前，在我国设有法学院、系的高校中，只有少数设立了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更多的院校虽然已经表示了对该项目的强烈兴趣，但却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尚无法启动。如何保障诊所法律教育在学校的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促使更多的高校能够加入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走过五年的历程，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如何确定诊所学生“准律师”的办案身份；如何协调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如何解决诊所教师的超负荷工作量的问题；如何保障诊所教学稳定的教学来源；如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法律诊所；如何为诊所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外实践环境；如何为更多的法学院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在接受了国外三十多年来的诊所法律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诊所法律教育已经踏上与中国法学教学的契合之路，正如一位美国资深诊所教授所说：“我们今年来帮助你们了解诊所式教育，但我知道，十几年、几十年后的中国法律诊所可能让我们不认识，是全新的法律诊所，那是中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
生为责任而来
第一次听说“法律诊所”这个名词是在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志愿者有关法律援助的一次对话中，那位志愿者兴奋地向我描述着参加法律援助后带给自己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也成就了我对诊所法律教育最初的感受。
终于有机会深入了解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之后，才发现在这片实践教育的广阔天地中，竟是女性撑起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多半边天。12位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有8位都是法学教育界非常优秀的女性，诊所法律教育能走到今天，可以说每一步都离不开她们坚韧和执著。
为什么在男性占主流话语权的法学界中，诊所法律教育这块领地却会集了如此之多的优秀女性？是什么吸引了她们关注的目光？
了解诊所法律的课程之后，才明白，都说诊所教师是“活雷锋”，不仅仅因为这项极富育人智慧的实践性课程，需要教师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更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考评体系，在职称的评聘和发展的空间上，诊所老师要承受着比普通教师更多的压力。如果没有爱心，没有一点非功利的教育理想，这项工作想要坚持下来，恐怕很难。
让人欣慰的是，在高校，越来越多负责任的法律人通过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努力，为法律与社会的融合挥洒他们的激情与理性，在中国法治的道路上烙下了他们深深的印记。在这样一个喧嚣浮华的年代，他们忠诚于自己的理想，他们以法律人的名义，守望这片苍茫的土地，满怀唤醒山河的勇气，踏上荆棘丛生的法治之途因为，他们生为责任而来。
【链接】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关系
诊所法律教育将法学教育事业与法律援助制度联系起来，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联系
1.目标的一致性。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与法律援助的目标是一致的。诊所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有助于培养学生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社会的需求性。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的最大问题是供需矛盾突出，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很大，而法律援助机构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对申请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人进行援助，而法律诊所的案件主要是法律援助案件，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适应了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需要。
3.教育的迫切性。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诉讼等方式，提高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而这些是法学教育改革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的区别
1.性质不同。法律诊所是法学院学生进行法律实践的基地，诊所式法律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追求的是使社会弱势群体真正能享有诉讼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主体不同。法律诊所的主体是法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而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3.方法不同。法律诊所通过教学和实践的方法培养、锻炼学生的法律操作能力。而法律援助是通过为弱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法实施援助。
篇7
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将理论学习和实际法律操作相结合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克服、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通过参与实际的立法项目援助、司法个案援助，有助于学生锻炼实践能力、陶冶职业道德、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突出职业技能的培养，强调职业伦理的塑造，重视法律思维的训练。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开始出现，经过多年的发展，渐趋成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诊所法律教育逐渐传播到挪威、南非、波兰、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国家。本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诊所法律教育成为主要的法律教育方法之一。［1］1998年，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位美国法学院院长介绍了诊所式法学教育。［2］此后，美方相关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方提供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资料，并对中方进行师资培训。2000年初，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7所高校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2001年又有3所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3］（P30～31）2002年7月，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珠海召开。［2］截止到2011年7月29日，随着华南农业大学的加入，全国已有14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单位会员（长江大学已经开设该课程，但未申请成为单位会员）。［4］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中国化问题
（一）我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诊所普及程度不高，且运行状况不佳。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专业中的普及率仅为23．2％（按照620所法律院校中144所学校开设计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诊所规模较小，不能为所有学生提供有效的训练。已有法律诊所的运行状况没有完全实现诊所教育的预期效果。有的学校虽然成立了法律诊所，但很少投入使用；有些法律诊所仍然按照传统教育模式进行。
第二，法律诊所的建设资源匮乏。主要表现为：师资力量投入不足，经费不足，指导教师报酬计算不科学。
第三，学生投入诊所教育的时间与精力不足。诊所式教育只能在高年级阶段开展，大三学生要准备司法考试；大四学生要准备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还要找工作，不可能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到诊所教育中。此外，由于诊所法律教育一般只开设一个学期，学生不能完整地案件。实践教学时间被分摊于实习、模拟法庭、法律文书写作中，从而在整体上减少了诊所教育的时间。
第四，案件来源有限。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诊所很难有充足的案件让学生去。学生只能以公民身份进行案件，这也使实践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
第五，诊所法律教育被异化。首先是将诊所法律教育异化为普通的案例教学。其次是将诊所法律教育异化为单纯的技能训练。［5］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实施困难的原因分析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原因主要表现为［6］：
第一，诊所法律教育自身的局限性。其一，定位缺陷。诊所法律教育并不是一种能够完全取代传统法律教育方式的主流教育方式，自身缺陷无法避免。其二，功能缺陷。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这无疑会导致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缺陷。其三，体系缺陷。诊所法律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而科学的教学体系，诊所法律教育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
第二，中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法律文化环境的制约。法律传统的不同决定了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办案，接触各种判例，是美国法学院的学生认识法律、吸收法律理念、感知法律精神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法学院学生获取法律知识、了解立法精神则主要是通过课堂理论学习和阅读法律条文。所以，过分夸大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法治化程度的不同也决定了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具有局限性。美国属于高度法治化的国家，而我国目前仅处于法治化的初级阶段。制度也阻碍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从美国法学院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初衷来看，福特基金会资助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主要意图是鼓励法学院学生走出校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而不是简单的支持法学教育的教学改革。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首先要设立法律诊所。但依我国现行法律，由于社会团体的设立受到比较严格的法律限制，设立法律诊所并不简单。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美国法学院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后才能报考，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则直接从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中录取。我国法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庞大，按照1∶5的师生比例要求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今天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原因。诊所法律教育需要时间支持。此外，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成本是非常高的，需要相应的财力支持。
第四，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定位模糊。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教育模式，还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一门法律课程，它是否具有独立的特征？诊所法律教育与其他法律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国法学教育界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普遍认同的答案，这影响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操作及其效果。
第五，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匮乏和司法考试制度的片面引导。西方文化倡导主体性教育理念，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动者，具备强烈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在一般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学生通过独立办案学习法律，老师仅仅充当监督、引导的角色。但在我国，知识的传授主要是自上而下灌输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施必将受到这种教育理念的阻碍。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教育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考试是一次性书面闭卷考试，法律技能考查比例偏低。多数考生只要反复记忆法条和运用题海战术，就可以通过司法考试。从2008年开始，司法考试制度做出调整，允许大三学生参加司法考试。随之而来的是，法学专业学生从大三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司法考试的准备中，从大四开始他们又会投入到考研与公务员考试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开设了诊所教育课程，也很难保证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2］
（三）对我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
第一，以诊所教育代替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是不妥的。有人认为，诊所法律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佳模式。这种观点有其片面性。我国法学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强调人才素质培养。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定位有其可取之处。正视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缺陷，寻求改革措施，引进诊所法律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传统法学教育的价值。应寻求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的衔接点，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传统法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第二，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并使其成为我国法学教学实践的一部分是可行的。我国法学教育本身包括实践实习，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实践教学的产物。应确定法律诊所的实践课地位，建立法律诊所实习课程制度。法学院应将诊所法律教育规定为必修课程，并赋予相应的学分。学生必须独立办理一宗完整的案件，取得相应学分，方可毕业。多数学者强调诊所法律教育可以成为我国现行法学教学实践的一种方式，但对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则有不同看法。［7］
（四）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中国化改造
第一，吸纳更多学生。我国法学专业学生数量庞大，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参加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将极为有限。无论是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还是作为一门课程，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参与和体验，这对绝大多数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首先，要考虑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吸纳更多的学生。其次，可以适当减少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对学生的选择应采取平等对待的方式，让学生自由报名。
第二，分解教学任务。由多个教师承担课程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教学。其他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渗透诊所法律教育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第三，重建评价体系。诊所法律教育要得到长远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教学评价体系，重新确定对学生的评价方法。评估主体包括指导教师、委托人、律师、法官和其他学生等。评估对象主要是学生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了解和运用，工作中的行为表现以及这些工作所起的作用等。由于诊所法律教育具有实践性，其评估的标准不应是简单的成绩，而是学生通过实际工作所反映出来的综合素质，是学生通过实践所获得的能力。此外，评价标准应由以考试成绩评价的单一标准转变为多元化标准，以承办案件的成败、当事人的满意程度以及学生在办案过程中所积累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技能和知识等诸多因素来综合评价。［8］
第四，设置较高学分。诊所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还要求课外（甚至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学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应给予更高的学分。
第五，增加教师教学课时。诊所教师的工作量既包括课内教学的工作量，又包括课外指导工作量，课外指导时间可采取固定计算的方法。在现有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调整的情况下，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增加诊所教师的教学课时，可以考虑1∶2．5～1∶3的比例。
第六，校内校外结合。可以考虑适当聘请法律实务界人士担当诊所教师。受聘教师应是能够实实在在地指导学生的专家。要根据他们的实际付出，付给相应的酬金。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长江大学的实践
（一）长江大学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条件分析
第一，专业建设。长江大学于1994年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开办法学专业自学考试脱产班，于1996年独立设置专科层次的法学专业，于2002年设置本科层次的法学专业，2009年挂靠理论学科招收中国民商法和中国法治建设硕士研究生。经历了申报法学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硕士点。从1996年开始，长江大学法学专业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专科、本科层次的成人教育。
第二，师资队伍建设。目前，法学专业有专职教师2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9人，讲师10人。在读法学博士4人，法学硕士16人，6人取得律师执业证书，4人是各类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还有其他专业的法学课程教师近10人，其中不乏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司法资格获得者、法医鉴定执业资格取得者。长江大学法学专业已经形成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素质较好、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第三，硬件条件建设。17年来，法学专业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学校也非常重视法学实践基地建设，重视法学实验室建设，先后与各级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建立了10个实习基地，建立了规范的模拟法庭。第四，学生社团建设。1997年初，法学专业组建了第一个学生社团“法律服务小组”，2003年，该社团纳入荆州市法律援助体系，并更名为“荆州市大学生法律服务团”。该社团积极主动到基层、进社区、下农村，开展义务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并承办了一些法律援助案件。2007年，该社团被“中青在线”评为全国百佳高校学生社团，并多次被省、市及学校评为先进学生社团。2008年，该社团又成为“荆州市残疾人维权示范岗”和“荆州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由荆州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提供业务指导）。另外，长江大学法学专业教师积极申报校级精品课程，积极进行教学研究，主持多项省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撰写。
（二）长江大学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情况
长江大学于2006年4月开始筹备实施诊所法律教育，课题组成员均为执业律师。在两年多的准备过程中，该课题组成员到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学习考察，到湖北省司法厅和荆州市司法局进行沟通，编写教学大纲，并计划在本科三年级学生中进行试点，然后总结推广。2008年秋季学期，长江大学法学专业正式开始实施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教师均为课题组成员。经过课题组讨论，并商请学校和政法学院同意，课题组决定对教学计划作适当调整。最后确定的做法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一个学期，共32课时，分为两部分进行。前部分以课堂教学为主，集中进行，主要是基础理论、方法和技巧的介绍和讲解；后部分以实践为主，分散进行，主要是接待当事人、法制宣传、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文书、组织模拟法庭活动。在模拟法庭中，安排真实的案例，让学生全真模拟。另外，也安排一些学生真实案件。案例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真实的法律援助案件；二是诊所教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办理的真实案件。诊所教师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精心挑选出若干真实案例并作适当修改后交由学生现场演练。在模拟场景中，一部分学生扮演律师，与另一部分学生扮演的当事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人会面咨询。而诊所教师的职责则是引导学生从中获得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荆州市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在教学中的作用，既把它作为教学基地，又把它作为联系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的纽带。同时，几个实习基地也在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部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参与教师的工作量进行灵活处理。2008年秋季学期结束后，我们对开设诊所法律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尽管工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决定继续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并且扩大到专科层次。于是，2009年秋季学期，在本科三年级和专科二年级开设了该课程。
（三）长江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困难
诊所法律教育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限于各种条件，长江大学诊所法律教育和我国其他大学一样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为：经费来源严重不足；诊所教师的工作量计算不合理；案源明显不充足；学生案件身份不明确，法律诊所的社会地位不明确；诊所法律课程在法学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课程学分偏少，课时偏少；学生兴趣有余，但精力投入有限；学生较多，而教学资源相对较少；诊所教师短缺，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诊所教师顾虑多，不安心；场地受限，资料缺乏，设施不全。
篇8
关键词：学科教育职业教育理论教学实践性教学教学方法
高等法学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法学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全面恢复并迅速发展，伴随着普法的开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人心及人们对法制的需求，法学教育目前已成为最热门学科之一，法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选择法律专业的学生也空前踊跃，法律专业的毕业生遍布于社会的多个部门和多个行业。应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需求，高等法学教育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改革与提高。
一、现代法学教育既是学科教育，更是职业教育
自1978年我国部分高校恢复法学专业招生至今，我国拨乱反正后的法学教育已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这期间我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多次改革和完善，从最初的法学与政治学不分，到以法学为主政治学为辅到完全的法学，学校从政法专业到法学专业，由法学专业再分解为若干“小法学专业”，再回到大法学专业。当前厚基础、宽口径的大法学是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育模式。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法制恢复和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法律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在中国的确立，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21世纪的中国，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法学教育在理念意识、培养目标与模式、教育体制以及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新时期人才需求的挑战，法学教育的重新定位及其改革，被众多有识之士和教育工作者所关注。从当前我国高校法律专业毕业生的走向来看，从我国的人事制度来看，高等法律院校培养的应是复合型的法律人才，即既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也培养国家的管理者、公务员，既培养从事法律实践的实际工作者，也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科研人员，其中从事法律实际工作的毕业生占了绝大多数。有人将学者、教授、律师、法官、检察官及其他法律职业工作者统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显然，现代法学教育是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平台，为准备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人提供严格的科学的职业训练。从这一层次上说，现代法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教育。通过本科阶段的的系统学习，学生不仅取得学历，而且据此去谋求一份职业，而职业的理想与否，与其自身的知识、能力又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法学教育同其他学科一样，首先要为教育对象传授基本知识，作为一种职业教育，高等法学教育还要为教育对象传授职业素养和技术，进行专业训练。因此，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根据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使未来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掌握法律学科基本的知识体系，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的基本技能。根据社会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高等法学教育的任务应该是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强的通用法律人才。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专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而且要使他们初步具备特定的职业思维、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
在明确了高等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特点和任务后，在确定当前法学教育模式和培养目标时，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操作能力，在注重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加注意能力的培养。因为法律毕业生绝大部分会成为法律实践工作者，工作在法律实践的第一线。如果他们仅仅拥有法学知识，而不具备运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实践能力，是不会受到社会欢迎的，也难以胜任法律工作的需要。
二、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求
具有知识性和职业性双重功能的高等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通晓法律知识的人才，而且要通过教育使这些人才具备对复杂事务的洞察力，敏锐的思辨能力，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和培养目标的独特性，决定了法学教育方法的特殊性，法学教育方法的改进，对于法学教育及法律职业共同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其他学科一样，我国传统的高等法学教育十分重视法律科学的理论知识教育，在教学中，重视教学内容，忽视教学形式和方法，教学方法模式化、简单化比较普遍。在法学教学的具体活动中，老师的系统理论讲授和灌输是课堂教学的主流。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各法律院校对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有所改进，在保持课堂系统讲授方法为主的情况下，将课堂讨论、案例教学作为课堂讲授的补充，引进到课堂理论讲授中。但是，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所涉及到的内容，通常只限于在课堂讲授中的法律理论知识或法律法规的内容，其目的是加深对课堂讲授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然而，如前所述，法学教育不仅是对法律知识进行通识性传授，其更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职业性教育。法律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从事法律职业，不仅要掌握大量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法律规则，而且要用自己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还要在大量的法律实践中，增长和完善法律及与法律知识相关的知识。从各种类型的国内、国外的考试结果来看，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在法律知识的传授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法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实践性环节上，却是比较薄弱的。
21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法制建设也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未来的社会是法治社会，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法律人才将是全社会共同的需要：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需要法律人才，其他行业也需要法律人才，上层建筑需要法律人才，市场经济也需要法律人才（国外有句名言：律师是市场经济的剂）。国内经济事务需要法律人才，国际贸易更需要高水平的法律人才。21世纪的法律人才，不仅要拥有并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应具备法律人才的独特的专业素质，具备法律职业的执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这些法律职业的特殊素质要求，是课堂系统的理论讲授、课堂讨论以及案例分析所无法实现和达到的，也不是简单修完课程、学满学分、顺利毕业就可实现的，它必须通过广泛的实践和实际操作，才能逐步培养起来。因此，只有对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才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才的支撑。
法学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其目标应是建立一种能够促进新时期法学教育目的实现的教学方法。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研究探索出一套利于培养高素质的、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法律人才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应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思想性就是法学教学方法应当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法律观的形成，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牢固地树立起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追求真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崇尚法律捍卫法律尊严的法律观、人生观。知识性就是法学教育教学方法应当有效地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准确地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法规的知识体系，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实践性就是法学教学方法应当有效地促进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提高，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熟练掌握法律职业的执业技能和技巧。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应贯穿于法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不论是理论讲授环节，还是实践性教学环节。
三、明确教学目标，深化教学方法改革
目前，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教学计划，其内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专业理论课程计划，二是实践性教学计划。前者基本上是通过课堂讲授完成，其目的是向学生系统地传授法律科学知识和理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体系。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体系是法科学生的“法定”基本要求。后者主要体现在如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实习等方面，其目的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思辨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实践性和操作性，不仅是当今法学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当今法学教育的目的之一。但在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中，理论讲授刻板、单一，学生的学习缺乏主动性、针对性，实践性教学环节除实习外，其余的所占学分少，活动安排少，而且大多成为学生自己的一种业余活动。两种环节的教学，由于其方法的不十分科学、妥当以及主观重视不够，使我们的法学教育目标——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法律职业共同体不能真正实现。
针对上述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革：
1、改理论教学的传授为引导。教师可将课堂教学的系统性讲授变为引导性讲授，启发式讲授。教师对教学内容只作简单的、启发式、引导性讲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进行介绍，同时指定课外阅读材料，安排学生写论文或进行课堂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小结，对学生文章中或讨论时所涌现的观点和暴露的问题，进行综合评点。在引导性、启发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将结论性的知识告诉学生，而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启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主动追求。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学生自己的阅读、思考和讨论、交流，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就不是点状或线状，而是辐射状。同时由于是主动学习，因而其对知识的消化程度是比较深的，记忆也将非常深刻。
2、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重。在进行法律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应适时地穿插实践性课程，甚至可以将部分理论课程直接通过实践活动来学习和领会。例如：有些实务性教学内容可以通过案例讨论来理解领会；有些程序性教学内容可以通过真实生动的旁听、观摩审判等活动方式，来切身感悟和加深印象。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及时地受实践的检验和服务于社会，可定期组织学生深入社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和咨询活动。根据理论教学的进度，适时地安排学生到司法部门见习，定期开展模拟审判，或在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老师的指导下，协助其对实际案件的工作。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接触实际案例和现实法律生活，增加对法律的感性认识，从而既可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促进学生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进而激发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投身国家法制建设的热情。
3、注重实践性教学的实效。实践性教学，对于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技术的训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判例分析、法律推理、办案及辩护技巧、法律公文写作，等等方面的技能，使学生在走上实际岗位后能够很快地胜任。但是，由于主要是学生自主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教师只是指导或引导，因此容易走过场，收不到实效。为了使实践性教学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实效，必须对每次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内容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然后放手让学生去想、去做。教师全程跟踪指导，但不代替学生去亲历而为，也不给学生以确定性的答案。活动结束，应由学生自己作总结，谈收获，谈遗憾，谈对活动的认识和建议，最后由教师进行评点。以下举几个实践性教学方法来具体说明。
案例教学法。首先由教师选择一些已终结的案件，将案件材料整理后发放给学生，由学生对案件的各个环节进行解剖分析，对整个案件进行评判，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判决的结果，法官、公诉人、律师等相关人员的办案技巧及其成功与失败，等等，都是学生分析、评判的对象。在让每一个学生都做了充分的发言后，教师再进行评点。如此，学生可以在分析讨论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体会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途径、方法及其成效，感悟人生阅历、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对于法律职业工作者的重要性。由于是对已结案件的分析评判，学生还可从他人成功的经验中，发现执业技巧，失败的教训中产生警戒，以免将来重蹈覆辙。实际案例教学法，这是一条尽快适应法律职业的理想捷径。
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将医学院的诊所教育模式引到法学教育中来，让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并开出处方，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亲自为他们服务。在诊所课堂中，每一个学生都是主动的，教学内容也是围绕学生角色的转换和执业技能的提高而设置的，课堂教学基本上是以解决学生手中承办的案件的法律问题为内容。由于学生是办案的“准”律师，因而他们会以更主动、更积极的态度参与课堂的教学活动。在诊所课堂，教师是课堂的主持人，谈论话题的引导者，用启发式、引导式提问将问题引向深入。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建立在真实的案件材料和真实的当事人的基础上的。在案件办理的全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多地接触社会，培养法律问题的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增强做一名法律职业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加深对法律知识、法律制度、法律规则的理解，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身份的变化而进入新的角色。
实习。如果说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项昂贵的法律教育方法，那么，实习则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方法，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实习是每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都必须经历的一个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司法现状及法制建设的成就，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实习，使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习活动中经历的各类案件，培养法律实务能力。从理论上说，实习期间，学生严如一个“见习期”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参与案件各个环节的讨论和处理，甚至可以在实习指导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独立从事一些法律允许的法律活动。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实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这主要表现在：①实习时间短。尽管不完全相同，但各高等法律院校的实习时间基本上都在6—12周之间，这么短的实习时间，一般不能使学生完整地经手一个案件。②学生不投入。实习期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开放式的，它需要学生高度的自律。但有些学生采取应付的态度对待实习，不积极主动参与实习部门的业务活动，或仅仅做一些事务性的杂事，涉及案件讨论、处理等实质性业务时，则退缩或保持沉默，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③实习单位不配合。有些实习单位将实习的学生当勤杂工使用，不让学生参与案件的处理活动，有些则对实习学生采取放羊式的管理模式，实习结束时同样给予一个全优的鉴定。
为使实习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延长实习时间，在大三和大四时分阶段进行。大三时的实习，重点在于对法律和法律实务的认识和体会，以便在以后的学习中明确需要加强和改进的目标，时间可以是6-8周。大四时的实习，则是对所学知识的全面检验和综合运用，为毕业后的身份转换和尽快进入新角色打基础，时间可以是8-12周。二是强调双赢。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合同，力求使实习成为对学生、学校、实习单位三方均有利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合同中可要求实习单位加强对实习生的管理，保证实习的质量；同时也要求学生和学校服从实习单位的工作安排和分工，协助实习单位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在时间上可尽量选择实习单位的繁忙季节，以配合实习单位打攻坚战。三是反馈信息，不断改进。实习结束，不仅要对实习生做总结和鉴定，而且可通过收集实习单位的反馈信息，征求实习单位对整个实习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对每次实习活动做出客观的评价，并采取措施，积极改进，为下一次的实习提前做好准备。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21世纪将是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由数量向质量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重视质量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谁轻视质量谁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法学教育要培养出高质量的法律人才，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主要参考文献：
1、《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讨论稿），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1年9月。
2、《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甄贞
3、《时代命题加快高校教学改革步伐》，朱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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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教育 教学改革 专业类 课程
[中图分类号] C961；G42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2-0100-02
自2013年被遴选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类以来，扬州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瞄准法学及相关专业发展前沿，借鉴国内外高校课程改革成果，在优化法学专业类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粗浅的认识，积累了初步的经验。笔者不揣浅陋，砖列在此，希望引起法学教育界同仁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法学专业类的本质是契合卓越法律人才知识结构的课程体系
对于绝大多数从事法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来说，法学专业类仍然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所谓专业类是指以特定专业为核心，其他与核心专业具有内在紧密关联的相关专业为支撑的多个专业的组合体。在我国高等教育活动中，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根据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专业是“法学”（专业代码：030101K），而法学类被单列为一个专业类，专业类代码为0301，其下只包含一个专业，即法学专业。然而，在重点专业类申报和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法学专业类并不限于目录中法学类下所包含的专业。法学专业类是指以专业目录中的法学专业为核心的相关专业的组合体，其范围应当包含法律人才知识结构所涉及的各个相关专业。
在生活世界中，法律并非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系统。在法律职业活动中，法官、律师等法律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和运用法学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专业的知识。不仅法律实践需要复合型人才，近年来，理论法学界也形成了重视复合型法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共识。在中国法律史学会2014年年会上，中国外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何勤华教授提出外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必须加强与世界史学、语言学、翻译学、宗教学和各部门法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培养复合型的法学研究人才。由此可见，无论是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还是理论型卓越法律人才，都必须具备跨学科、跨专业的复合型知识结构。
而专业类作为专业的组合，在职业活动中是指特定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知识结构，在教学活动中表现为反映复合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由多个专业的课程构成的课程群。[1]据此，我们认为法学专业类的本质是契合卓越法律人才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以法学专业课程为核心的跨专业课程体系。法学专业类建设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目标就是通过法学专业类课程群的优化重组实现法学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体系的融合和重构，使之符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法治建设需求的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需要。
二、法学专业类建设的抓手是打破既有专业的藩篱进行课程设置
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专业逐渐偏离其课程体系的本质，演化成组织实施本科教学、分配管理教育资源的科层制组织结构。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专业的“实体化”。[2]在我国高校，专业背后存在三大类实体：同一专业学生组成的教学班级、同一专业教师组织（教研室、系科或二级学院）以及与教师组织紧密联系的人员、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实习场所。由于专业的组织化和实体化，导致以专业划分的教育教学资源只能在本专业内配置使用，服务于本专业的人才培养，不同专业之间出现了“组织藩篱”。而无论专业人才培养口径宽窄，专业间存在的藩篱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校课程设置体系冗杂和专业区隔。例如，法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国际贸易法”课程，但由于两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各自独立，所以法学院和商学院往往会各自独立配备师资开设“国际贸易法”课程，导致课程和教学设置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卓越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语言等相关课程，无法在法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一一专门开设，法学专业的学生又不能跨学科到相关专业自由选修这些课程，只能在专业的藩篱外“望课兴叹”。
因此，法学专业类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要打破既有不同专业各自建设的藩篱，以专业类为平台进行统一的课程体系设置，通过建立法学专业与相关专业间的合作平台，在不改变高校教育教学组织既有结构的同时，对传统的以专业为中心的教育教学资源分配模式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通过设置开放、共享的专业类课程体系，让属于同一专业类的不同专业能够共享原本冗杂、分散的教育教学资源，实现对高校有限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
三、法学专业类课程设置应当以复合型、应用型和国际化为导向
在法学专业类课程设置的过程中，扬州大学法学院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厚基础、宽口径、重素质、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各相关专业密切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目标，共同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在课程设置中突出复合型、应用型和国际化的导向，以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多年法律人才培养实践中，我们通过调研总结出应用型、复合型和国际化的卓越法律人才应当具备以下十大素质：（1）可靠的政治素质：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2）独立的人格素质：具有独立公正的人格和较高的社会伦理道德水平，掌握社会伦理道德知识。（3）必要的人文科学素质：具有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需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掌握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常识。（4）健全的身心素质：具备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掌握基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知识。（5）厚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素质：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法学和相关专业、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了解法学理论前沿的发展动态，熟悉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6）精专的法律职业应用素质：具备缜密的法律职业思维，具有综合运用所学法学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手段分析并解决司法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参与诉讼和非诉讼活动设计和管理的能力，具备利用法律和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能力。（7）优秀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养成正确的法律职业伦理和道德观，学会正确处理各种法律职业道德困境。（8）较强的本土和跨文化适应素质：既能够正确认知和解决我国国情和社会现状中的实际问题，又初步具备国际化趋势下跨文化环境中交流、竞争和合作的能力，并且具备初步的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9）较强的创新素质：具有较强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和初步的调查研究能力；具有自主创业的能力和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0）职业发展所应具备的其他素质：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具备信息获取和终身学习的能力。[3]
为了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所需具备的政治素质和人文科学素质，扬州大学法学专业类在建设之初就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国史专业的优质师资和课程资源，在思想政治公共课的基础上，结合法学的专业特点，将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运用科学方法认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设立了中国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二级博士点，在法学本科课程体系中设置人文科学选修课程，以增强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必备的人文精神。
为了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所需具备的应用素质，法学专业类在课程设置中加大实践教学比重，应加强校内实践课程设置，在优化案例课程、法律诊所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模拟法庭的课程化，开发法律口才课程。在校外实践课程的设置中，强调理论指导下的反思性实践教学，将学生的见习、实习、诊所实践等环节置于教师的全程监控之下，及时评价、指导和反馈，避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脱节。
为了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所需具备的参与国际交往、国际竞争的能力，法学专业类在课程设置中，应适时增加国际法律规则、国际法律前沿动向等方面的内容，不断充实国际化的教学内容，强化涉外和国际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 注 释 ]
[1] 包振宇，蔡宝刚.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本科教育专业类建设刍议[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6）：72-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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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性教学观剖析
主体性教学观是我国近年兴起并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教学理念。“主体性”最初是在哲学范畴存在的，而当代流行的“主体性”概念是哲学历史性发展的产物，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具体到教学中的“主体性”则是从对特殊主体（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能动性、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经过评判而得出的，强调的是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其中主动性反映的是教师与学生对知识客体的态度，能动性折射的是教师与学生在面对知识客体时的愿望与兴趣，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认识或者动手的突破能力。
教学观是与学习观相对应的概念，专指作为教学主体一方的教师对教学的认识或对教学的主张，教师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观将决定教师对教学对象（即学生）的态度，并将影响学生的学习观、学习方法与学习效果。国外既有的研究表明，高校教师在教学观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将高校教师的教学观归纳为了三种类型：片面的教学观、中层教学观和全面的教学观[1]。三种类型的教学观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不同。片面教学观下，学生仅仅是知识的受体与教学的客体，学生主体的地位是被否定的；中层教学观下，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受体与教学的客体，其教学主体地位也得到了肯认，课堂教学带有一定的互动性；全面教学观下，学生与教师一样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烈，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主体性教学观是从教师对教学对象的认识层面反映教师对教学的认识或主张的，主体性教学观的提出，是对传统教学反思的结果，意味着对被动式教学理念的摒弃。长期以来，大学教师格外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对本文由收集整理教学观念的探讨、研究重视不够，更缺乏教学观的交流。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教师讲求师道尊严，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大学的教学活动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以教为中心，学围绕着教；二是以教为基础，先教后学。这种以教为中心、以教为基础的教学是典型的片面教学观之下的行为体现，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视学生为教学客体的被动式教学观，这样的教学观已经成为了遏制学的“力量”，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压抑，能动性受到了束缚。
二、法学本科教学中主体性教学观分析
片面的教学观支配下的教学，整个教学过程重教师而不重学生，重传授而不重探索，重统一而不重多样，抹杀了学生的能动性，磨灭了学生的个性，束缚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这种教学观只能适应知识匮乏时期传授知识的需求，或是满足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2]，在法学本科的课堂上自应摒弃。而中层教学观与全面的教学观虽然肯认学生的主体人格，但学生的主体地位依然有差别。究竟在法学本科的课堂上，该奉行什么样的教学观，给学生以什么样的主体地位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简单划一。
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同于美国的法学教育，学生在进入法学的殿堂之前对法学的认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知识，这就决定了由教师主导课堂教学的中层教学观在法学教学中具有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中层教学观因其要开启学生对概念及概念间相互关系的感知，展示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宜在低年级的课堂及高年级具体部门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教学中秉持，如法理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法律学科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教师应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现法学的学科特点，在传输法理知识的同时，要穿插大量的案例，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与原理，展示法理与法律规范如何应用于社会及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应试性教育的表层学习方法中摆脱出来。期间，通过课堂提问、讨论等方法来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判断学生采用的学习方法并加以适当引领，对于采用表层学习法的学生应通过加重学习负荷、增加课堂案例分析、安排适当时间进行小组讨论等方法，使他们逐步调整为深层学习法。中层教学观下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既是知识受体与教学客体，也是教学中的主体，但学生总是率先以知识受体和教学客体的身份出现。在教师与学生间呈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下，教师应通过灌输前人的思想和传授自己的知识，教会学生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法律的严谨思维，使学生具备能动的基础。中层教学下的学生同时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在教师与学生共为教学主体的关系下，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并在学生法学知识的阶梯架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外，还要发挥引领者的作用，教师要有洞察力、与学生平等的意识，引导学生掌握方法、总结规律。当学生在他人面前显示出不自信时，教师又要做促进者，调度学生的热情，鼓励学生的参与。总之，基于中层教学观进行的法律教学，教师要担当一定的责任，要实现学生由教会到学会进而到会学的过渡，为高年级教学及部门法学后续教学采用全面的教学观奠定基础。
全面教学观是最能激发主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的一种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也最易于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主体的创造性。法学教育的目标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话题，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法学普及教育后，法学教育界更加认同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理论功底，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较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即培养“社会医生”[3]。法学教育的目标、法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学中，尤其是高年级的课堂教学中必须确立全面的教学观，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者、课堂的组织者、学习方法的引领者、教学中的合作者、问题的发现者、学生前进道路上的促进者与帮扶者。学生则要有自信心、竞争与合作的意识、质疑的胆量。全面教学观下，课堂教学除了继续采用案例分析、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组织模拟法庭等常规教学方法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
便利，通过电子邮件、建立qq群等方式随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是小组活动。全面教学观的确立，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做相应的调整，如打破僵化的课程教学时数限制，大量开设课时长短不等的研讨课、前沿课，为部门法的案例课程、实务课程、诊所课程等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课程提供人力（如配备教学助手）、物力保障，对教师带领学生走进实务部门进行的现场教学与观摩允许与认可。此外。学校还应当建立由校外主要来自法律实务部门的人员组成的兼职教师人才库，在高年级的课堂教学中拿出一定量的课时请课外兼职教师承担完成。在专门的法律院校中，因法律专业学生较多，为更好地实现学生的自我人生设计，学校可以考虑从三年级开始，重新分班，将有志于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和准备进入公检法等部门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学生分开教学，前者着重法学专业教育，可以更多地比较、分析各国法律制度的异同，使学生在开扩视野的同时，奠定理论上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后者着重法律职业教育，应尽可能地锻炼学生应用实践能力。
三、税法本科教学中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1. 法律院系中税法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税法是法律院系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但由于法律院系依存的院校不同，税法课程的设置情况与选课学生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法本文由收集整理学本科教学中进行的中层教学观与全面教学观下的主体定位分析能否运用于税法教学及如何运用于税法教学，有必要结合税法课程的设置情况、选课学生的情况与课程特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以笔者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为例，税法是作为专业选修课设置的，开设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与此同时学校还在大学三年级设置了税法实务课程，为有志于从事与税法相关职业的学生深入学习与应用税法提供选择。从学生选课情况来看，大约2/3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在法学教育阶梯的攀爬中走到了一定高度，因而在税法的课堂教学中可以秉持中层教学观与全面教学观，具体而言，税法基础理论部分要由教师主导课堂，教师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富有趣味性的典故或是实例向学生传授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与基本理论，展示税法理论鲜活性的一面，激发学生学习税法的兴趣；税法的具体制度部分（包括实体税法与程序税法）则不必再由教师完全主导课堂，有些内容（如营业税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房产税制度）相对简单，教师可以事先让学生准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现行制度内容与存在的问题、讨论改革试点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探讨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贯彻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观。而在税法实务教学上，应限制学生的选课，以修读完税法为前提，自始至终宜秉持全面的教学观，教学不一定在校内进行，可以安排学生去法院聆听税务案件的审判，去税务机构观摩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的具体程序，去律师事务所跟随律师感悟一下税务律师的业务流程，去税务师事务所或是会计师事务所参观税务师、会计师的工作流程，课堂上学生应进行的是问题的探讨、经验的交流与实践技能的切磋。
2. 财经院系中税法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现今，税法也是财经院系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但是，财经院系税法教学面对的学生与法律院系税法教学面对的学生存有较大差异，财经院系的学生有一定的财务会计知识，却缺乏法律基础知识与法律感情。不仅如此，财经院系税法教学目标与法律院系税法教学目标也明显不同，财经院系税法教学着眼于现行税法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应用，要培养的是熟悉、精通税法制度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学的关注点不在公平、正义理念与权利、义务关系。知识受体的知识结构差异、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法律院系中税法主体性教学观下教、学双方的定位分析与运用不能简单套用到财经院系的税法教学中去。
财经院校的税法教学主要是两部分内容：基本理论与具体制度。税法基本理论并非教学的重点，但是，基本理论是通向税法最高境界的基石，学生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知。面对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洗礼、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的财经专业学生，基
本理论的教学只能由教师主导，教师的课堂讲解要以必须、够用为原则，做到通俗易懂。税法的具体制度内容及其应用乃教学的重心，该部分内容实践性强，课堂教学不能完全适应，建立实训室由学生实际演练、通过录像观看税务机构的工作运行实况、到税务师事务所或是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企业财务部门进行观摩成为必要，但由于涉及计算，其中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也很复杂，课堂教学依然是教学的主要阵地。要使学生熟悉税制操作和运用的基本方法，能够熟练应用税法，具备将税法文字规定转化成数字的能力与处理税收征收实际问题的能力，就必须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中去，学生的教学参与不仅仅在课堂教学中体现，更多的要通过课下作业与实训室的操练加以体现，对于课业或是操练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同学间的交流也是教学参与的一种体现。要明确的是，学生在税法具体制度教学中的参与，并不表明此部分内容的教学可以秉持全面的教学观，其只不过是中层教学观下学生主体地位有了较为明显的体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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