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论文范文10篇

一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论文。”（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提要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摘要：口译一般分连续口译和同声传译。由于同传是几乎在原语完毕的同时给出译语，对时间控制要求很高，所以本文侧重前者的探讨。本文先从分析连传中汉语长句的特征入手，概括了其在汉英连传中其成为障碍的原因，最后通过实例简要总结了实用的应对技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国内教育界已越来越意识到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口译，作为入世后的严重短缺岗位，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报考口译证书的热潮一时风起云涌。然而，要想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众人瞩目的“金领一族”绝非易事。口译受训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过硬的心理素质，机敏的应变能力，丰富的百科知识，还需要通过长期艰苦训练，掌握一定的口译技巧。口译受训者在上口译课或课余做口译练习时，会碰到相当数量的长句，听完后觉得脑子里不是一片空白，就是只剩下只言片语，没有一个连续完整的印象，更不用说顺畅地说出口了。我国的翻译教学也一直流行以句子为意义单位的句段翻译，整理提供但这种对原语进行“切断式”处理实际上并不利于原文的理解。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在分析长句特征之前，有必要先对长句这一概念作一解释。汉语中的长句一般是有着严密的结构，规范的语法，优美的措辞。但在口语中，长句有时（如有稿讲话，念稿发言）会呈现出上述特点，但更多地是由结构、语法趋于简化，不太注重文采的分句构成，所以与前者有很大的区别。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

1、其语言载体为口语，表现为输入信息时的原语和输出信息时的译语；其基本过程是输入、解译、输出，表现为一个连贯单向的流程。输入阶段是对来源语语流的听辨以及对其的初步理解，一旦在此处少听、未听或误听，就会使译员在后面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因此信息输入要求非凡的听力、反应力和抗干扰力。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汉语长句即时译成英语的问题。本文认为，对汉语口语中长句特征或者说规律的总结，对于译者之后的解码、记录、编码等过程是大有裨益的。以下几点主要是通过与汉语书面语作比较得出的。第一，从长句本身构成来看，整体上是趋于简化的。由于口语的暂时性，上的相对迅速性，使得话语语句不可能如书面语般的紧凑、周详、细致。首先从语法来看，句中某些在口语里完全不影响交流的语言结构、用法，在书面语中却显得不那么合理。“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定为7%，是经过我们周密考虑，考虑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等等因素来考虑指定的。”划线部分出现结构混乱，前后重复现象。在实践中会发现，汉语长句一般是由内部结构清晰明了的分句组成，外加一些简单的状语性质的修饰成分。这些集群中分句或短句都是主谓宾型的，甚至只是其中一二个成分。“你看我们这四年，物价一点也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再来看口语修辞，与书面语的文辞不同，口语修的是语辞，其中“被动修辞”--利用语流停顿、语气顿挫等方法对口语言语作出的修饰或调整，占有重要地位

2、其目的是确保前后句子内容的明确通顺，这也符合陈望凡先生提出的“消极修辞”（即被动修辞）中的“四端”要求。但在句中也经常使用一些诸如插说、跳脱等修辞方式，这也是受口语结构松散的影响。同样要指出的是，在正式场合（如会议，会晤）的口译，其原语和译语都很正规，表现为规范的词汇、句法和大量的积极修辞，但口译语言载体是口语，受其瞬时性、即席性影响，大多口译追求的是全面，准确，通畅；更何况会议口语的发言，与笔头文章相比，逻辑远不及后者严密，修辞也不够丰富。第二，从长句前后关系看，属于意合法联句。也就是说，分短句是划归前一句还是属后一句的标准是视其意义是否完整一体。原因有二：其一，口语中没有标点符号，口译人员只能完全以意义的完整性为准来划分句子，这是出于必要性的考虑；其二，只有在相关成分（常见的是状语+分句结构）构成了同一连贯的意思处断句，译员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差内通过智力机制活动重组出符合目的语的表达形式。“我想，这两家公司合并是不是能够成功，或者说会不会修成正果，会有自己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孩子，那就是被市场的认可，我想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因为那个合并宣布才刚刚开始，但是我相信，卡莉女士要打造一个新的HP，合并在中间只是占了一个很小的部分。”

这里在斜线处断句是比较理想的。当然，除了意合法外，还有其它参照值，如语流的停顿，语调，声调，语气，手势以及表情等语言外信息，可作为判断的辅助手段第三，从长句的表达内容看，存在信息冗余现象。这容易使人觉得这一特征与长句的第一个特征--结构简化--有冲突之处，这主要是受口语信息的模糊与松散性所影响。因为一般口语表达都没有绝对要求辞藻华丽或是信息准确，所以才表现为此处简化与冗余并存的趋势。冗余度高的信息可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罗嗦言语，它们往往与句法等结构性的虚词有关，但也可以是话语者需要以反复等措施予以强化的言语，这与关键、主干性质的实词有关。

许国璋的汉语思想散见于他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等论文。他是一个英语学者，但对中国的语言和语言哲学却同样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乏语言学论著，从中发掘它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可为。拿许慎撰《说文解字·序》来说，他“把中国从远古以来的汉语书写形式做一个有叙有评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认为“许慎非常注重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是杰出的语言史家”（70页）。“从单体的语言单位按照规则滋生为复体，正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之一。近时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是划时代的发现，而许慎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叫人惊叹！”（73页）“许慎做的工作，是汉语书写形式的标准化的工作，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整理古典拉丁语的书写形式，也和十八世纪法英等国学者为各自的语言规定书写形式一样，都是有功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大事”（74页）。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1页）。对于前者来说，“如果限于在一二逻辑命题上做文章，置宏观的探索于不顾，那是太可惜了”（90页）。因此许国璋写出了有关宏观语言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对于后者来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言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在许国璋的汉语思想中，我们觉得最发人深思的是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

语义型语言和语法型语言在结构原则上的差异，我们曾进行过一些具体的讨论（徐通锵，1991），但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关键词：统计方法对外汉语教学中国论文职称论文

[摘要]本文对2000年至2001年三种汉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446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还不普遍,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仅采用简单统计方法;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运用统计方法的人员数量少,相对集中。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

为了了解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在科学研究中运用研究方法的状况,本文仅以统计方法的运用为对象,对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调查,了解现状,分析问题,提出建议。

1总体调查《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三本刊物是中国语言学-汉语类中文核心期刊,所刊论文内容主要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等,在2000年至2001年的两个年度中三本期刊共446篇,我们认为从这些刊物的学术地位、的时间及论文数量考察,这个范围内的论文基本可以反映出对外汉语教学界科学研究的现状。三本期刊两年间共446篇,其中使用了统计数据的论文70篇,占总数的15.7%。在这70篇论文中,只进行了简单算术统计的论文有47篇,占使用统计数据论文总数的67%;对数据进行过统计处理的论文,我们姑且称之为使用复杂统计方法的论文,有23篇,占统计类论文总数的33%。如果将这两个年度使用统计方法论文的篇数相比:2000年29篇,2001年41篇,增长率为41%;而使用复杂统计方法的论文:2000年为9篇,2001年为14篇,增长率为56%。从总体情况看,不使用统计方法,不依赖数据的论文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统计方法的使用还不够广泛。但是从走向上看,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统计方法的使用呈上升趋势。

2统计方法调查在前面的统计中,我们将论文所运用的统计方法分为简单统计方法和复杂统计方法两大类。所谓简单统计方法,我们将其定性为使用算术方法进行统计的方法。在被考察的70篇论文中有47篇所采用的统计方法属于此类,其统计结果一般表现为数字统计和百分比。这些论文又可以根据统计对象的不同分为两种:一是以一定数量的文字资料或被称做语料库的语料为基础,根据研究专题的需要,对语料进行穷尽性统计,进而依据统计数据再进行具体研究,或做更具体的计算统计。比如《对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甲乙级词声调规律的调查》(尚秀妍2000《,世》)。此类论文有30篇,占总数的63.8%。二是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所得结果亦为数字统计、百分比。比如《韩国留学生口语中使用介词“在”的调查》(丁安琪2001《,语》)。此类论文有14篇,占总数的31.1%。另外还有3篇,如综述等,统称其他类,占总数的6.4%。所谓复杂统计方法,实际也包括两类,一类是利用数据库进行统计,得到数据;一类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处理过的数据。在我们划定的23篇文章中,有2篇属于第一类,占总数的8.7%,有21篇属于第二类,占总数的91.3%。我们认为,复杂统计法中第一类论文所得数据,与一般的语料库所得的数据有质的差别。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专题数据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料库,在形式和结构上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在每个词条下分别设立了各种字段,可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尽管我们在论文中看到的数据也是统计数字和百分比,但这种计算机数据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参见苏新春2001《,世》)。

另外对于使用了经过精加工的语料库的数据统计,我们也将其归入此类,以有别于为某一专题研究建立的纯个性化的语料库(参见邢红兵2000《,语》)关于第二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统计学方法。为了进行心理实验或者认知方面的验证,通过设计实验、建立模式,取得数据。在现有论文中,我们见到的方法,主要有描写性统计方法集中量数-平均数、离散量数-标准差,方差分析,相关系数t检验,双元相关分析与显著性检验、点双列相关系数与卡方检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等。下面我们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初探》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加以说明:“107名被试在6个分量表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一(本文略)。对被试在各个分量表上的平均数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策略的主效应是非常显著的(F(5,530)=56.356,p<0.01)。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被试在社交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上平均数都显著大于被试在认知策略上的平均数(p<0.05)⋯⋯。”(江新2000《,汉》P.63)在这段话中涉及到以下一些术语和方法:平均数:把一组数据中的每个数据相加,然后再除以该组数据的个数,得到的值即为该组数据的平均数。方差:把每个原始数据与平均数之差的平方值加起来,得到的是每个原始数据与平均数之差的平方和,用这个平方和再除以数据个数所得的值。标准差:因为方差值相对比较大,一般使用标准差。标准差是方差的平方根,表示数据的离散程度。方差分析:在实验中,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寻找主因素时,用方差分析。主效应:各种因素造成的影响,统计学称为主效应。交互作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F(5,530)=56.356,F检验,通过查F分布表对比可知影响是否显著。(5,530)为分子与分母的自由度。p<0.01:显著性水平overallsignificancelevel。交互作用:两因素方差分析,可检验出因素与因素相结合共同发生的影响(交互效应),这是两因素方差分析的最主要的功能。当一个因素的水平(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因素的效应也发生变化。我们知道,统计计算过程通常是利用计算机完成的。我们在这类论文中常常见到标明各种数据是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的。所谓SPSS是“StatisticalPackagefortheSocialSciences”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它由多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分别具有完成某一方面统计分析任务的功能。调查发现,虽然现在利用统计学方法的论文不多,但是论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是较高的。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