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市场范文10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摘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我国在沿线地区的投资总额不断攀升。然，此区域地缘冲突不断，文化差异明显，投资者面临特殊的非商业性风险。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是资本输出国助益投资者抵御非商业性风险，维护海外投资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于沿线投资快速增长的需求，应借鉴OPIC实践经验，制定海外投资保险规范，精进海外投资保险内容，有效对接双边投资协定，调整保险运行机制，建构科学、高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规范，助益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中信保；OPIC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强劲提速，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持续刷新。然在2017年前8个月，我国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85．5亿美元，同比下降10％。①一方面投资者更为理性、审慎；另一方面，沿线地区非商业性风险（政治风险②）较高，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沿线投资的持续增长。2017年4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风险状况分析》显示：沿线国家评级为5－9级的占比高达84％，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中国网”《“一带一路”列国投资政治风险研究》的风险评估亦显示，沿线政治风险比较低的国家只有五个（新加坡、阿曼、斯里兰卡、文莱和马来西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大多面临政局动荡、政党纷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腐败与排华等问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③投资保险是有效化解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提升投资者抗风险能力的专门性保障机制。然据“中信保”统计，2016年总承保金额为4731．2亿美元，其中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426．5亿美元，只占其承保总额的9．01％。按《2017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我国2016年183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计算，获得“中信保”承保的海外投资只占约1／5，④且主要是国有投资。这与我国快速增加的对外投资总额及“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为了推动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投资及收益的安全回流，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改革、重构。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缺陷与不足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肇始于1948年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当前已成为各国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的通行路径。我国于2001年正式启动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但至今立法严重滞后。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投资保险沦为“中信保”的象征性的业务板块，并已掣肘“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一）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缺失。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完全依赖“中信保”的两个文件：《海外投资投保概述》和《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⑤，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投资保险是一个系统性规范体系，需要立法支持，仅用通知的形式开设几个险种是远远不够的。引发问题如下：（1）对于市场参与主体而言，立法的缺失导致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丧失，无法发挥指导性作用，投资者只能根据“中信保”的通知，通过具体协商才能澄清投保条件、范围、费率和期限等系列问题，大大抑制了投资者投保的积极性，制约了投资保险业务的发展。（2）“中信保”本身作为国有政策性保险机构，其业务主管部门是财政部，同时接受保监会的监管。⑥虽然“中信保”在2012年改革后建立了董事会，强调商业化运作，内部治理结构趋于合理，但由于立法滞后，无规范性授权，决策权限不明，许多事项仍然需要报财政部、保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导致效力低下，无法满足保险业“透明、高效”的现实需求。（3）“中信保”的两个通知仅规定了政治风险的险别，投资者及项目的承保条件、费率、代为求偿权等问题均未涉及，且缺乏项目风险预评估的筛查机制，主观性、或然性较大，并可能导致自身经营风险加剧，削弱其承保能力。（4）海外投资保险政策缺乏吸引力。“中信保”出于控制赔付风险的考量，保险费率高于日韩等国的同业机构，大大增加了投保成本。［1］且“中信保”又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处于垄断地位，致使投资者与“中信保”协商中处于弱势地位，影响议价能力。（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未能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InvestimentTreaty，BIT）条约有效衔接当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BITs的衔接情况来看，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提升空间。（1）“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中，我国已与55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48个BITs约定有代位求偿权条款。⑦由此，还有近1／3的沿线国家尚未与我国就代位求偿权的承认达成一致，将导致“中信保”向投保企业赔付后缺乏向东道国追偿的法律依据。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实际所发挥的作用则十分有限，无法实现缓释海外投资风险和维护本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目的。（2）由于海外投资保险专门性立法缺失，没有国内法规范对代位求偿权及项目投保条件进行规制，“中信保”仅要求投资项目应符合外交、外贸、产业、财政及金融政策，符合投资项目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并获得与投资项目相关的批准许可。⑧质言之，我国投资保险实施的是不以与东道国签订BIT为前提的“单边模式”。如此一来，“中信保”的代位求偿权在条约法上难以获得东道国承认，赔付投资者损失后无法追偿，将增加“中信保”自身的经营风险。如果投保者亦是国有企业，无法追偿的情况下，承保即丧失了实际意义，且令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近50个BITs中代为求偿权的约定成了摆设。故应尝试“双边模式”，即通过与沿线国家之间的BITs明确赋予“中信保”的代位求偿权，把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上升为“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理赔，确保“中信保”成功追偿。（3）政治保险与BITs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实践中政治风险承保机构更多将BITs视为东道国对于外国投资者持保护态度的一种信号，对承保范围以及费率的影响十分有限。［2］然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投资保险制度和BITs对于促进和保护海外投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时，应立足于对海外投资者的保护，注重国内投资保险法与BITs具体内容彼此衔接，充分覆盖投资者可能面临的海外投资风险类型，为我国的海外投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引。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一、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概况

近年来，受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希望在海外市场投资，拓展业务。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宽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2012年6月国家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政策指引。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取得了很大发展，投资金额和投资数量都有了快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5年1月，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透露，在中国企业海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到了40%。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江苏，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50%。已有1万多家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约1万家企业。这些企业广泛分布在制造业、采矿业、商贸业、服务业等领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贡献。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也从最初的办事处、贸易公司模式逐渐向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海外资源基地、海外研发中心等模式转变。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具有市场化程度高、决策迅速、机制灵活等特点，但也面临信息不畅、人才匮乏、风险管理能力差等问题。因此，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谨慎行事，需要谨防可能遇到的陷阱。

二、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需谨防的几个陷阱

1.“抢抓机遇”的陷阱。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中，抢抓机遇曾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沿用了这种做法，抢抓机遇、大干快上。一旦在国际商务考察、国际展会或者国际会议中偶遇商机，唯恐失去这难得的机遇，未经深入和周密的调研论证，仓促上马，干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都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盲目进入海外市场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预期的收益往往不是真实的收益。许多看起来有利可图的项目，由于存在各种各样隐形的障碍和风险，最后可能无法盈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2.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会遇到投资信息虚假或信息不全的陷阱。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缺少辨别投资信息的渠道。如果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海外一些矿产资源投资类信息，可能会同时售给多家投资者，造成恶性竞争。另外一些投资信息，由于信息不全，往往只能看到表面，而无法深入的了解，真正投资时才发现还有很多隐含的债务或者投资限制，从而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3.轻信中介机构宣传的陷阱。一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为了吸引企业，常常会打出“熟悉当地情况、人脉关系广泛”的宣传。中国民营企业如果轻信了这些宣传，依靠这些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海外投资，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看中的只是利益，他们只想尽快促使投资项目谈成，拿到自己的佣金，至于项目的后续工作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当投资后续工作遇到问题再去找这些中介机构时，这些中介机构则可能百般推诿。更有甚者，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存在手续不健全或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这些中介机构可能会利用当地一些势力对企业进行要挟，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害。4.“打擦边球”的陷阱。一些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明明知道投资项目存在法律手续不全或不合法之处，但却为眼前利益所惑，沿用早期国内市场的一些做法，“打擦边球”，先开工再办手续，边开工边办手续。这些做法在矿产资源类投资中较为突出，在涉及环评方面较为普遍。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在国内部分地方可能不会带来太大问题，补办手续就可以继续运营，但在海外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当地政府追究起来，严格适用法律，投资项目可能被迫停工甚至取缔，为企业带来巨大损失。5.“拉关系”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拉关系”，认为“关系”比东道国法律更重要。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在一些国家进行投资时，往往以认识一些官员为荣，认为有了这些官员的“关系”，有了这些官员的特殊关照，投资项目就会顺利展开，出现问题也能够很快摆平。实际上，由于政治、法律体制的不同，国外官员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也不能给予企业特殊关照，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如果民营企业靠“拉关系”进行海外投资，往往蕴含着很大的风险。6.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带来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由于不熟悉海外市场的情况，有时会选择在当地招聘管理团队。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由于距离遥远或者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监管和内部控制上往往力不从心。短期内，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和企业合作的很好。时间长了，尤其是企业有很多盈利时，则可能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冲突。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具有诚信还好，如果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诚信存在问题，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企业利益放在后面，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可能会经济师》2018年第2期与当地的一些会计师、律师勾结，将企业利益占为己有，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对于当地招聘的管理团队的监管和内部控制应该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7.忽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重视产品、技术、营销、财务等能力的建设，但却忽视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实际上，海外投资面临与国内投资完全不同的环境，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最应重视的恰恰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设。许多海外投资风险是企业国内经营时所没有遇到过的，例如：除了企业国内经常遇到的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同业竞争风险等风险外，海外投资还会遇到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法律风险、跨文化经营风险、整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等，远比国内经营复杂的多。如果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忽视了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没有做到相应的预防和应对，当风险发生时，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8.缺乏长期规划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期规划，这会给企业带来危害。民营企业片面地认为这种方式带来的风险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及时撤离，规避风险。然而正是这种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有时反倒放大了风险。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对当地雇员的技能培训，当地雇员并不能长久受益，因此缺乏对企业的忠诚，甚至会损害企业利益；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很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很难引起当地民众对企业的认同；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忽视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常常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由于只追求短期利益，往往竭泽而渔，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损害，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和对立。在以上情况下，企业长期利益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也难以获得。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都会有长期的规划，在当地员工培训、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方面都做的较好。因此，日本企业在海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9.忽视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的陷阱。很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只是看到了投资项目本身，但却对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合作机制却没有很好的了解，不能够利用这些合作机制，维护自身的利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比较好，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建立了许多合作机制。在这些国家投资，当遇到困难时，通过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顺畅。但是，在一些国家，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排斥，“中国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也还没有建立合作机制，中国企业维权会比较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应该格外慎重，不能只看到投资项目本身的收益，还要考虑遇到麻烦时能否顺利解决的问题。10.“忍气吞声”的陷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需要诉诸法律加以解决。但许多情况下，民营企业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认缴罚款了事。长此以往，就在当地留下了中国民营企业好欺负的印象，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实际上，诉诸法律并不是那么困难，大多数东道国对国外企业投资持欢迎的态度，东道国的法律也很公正。只要企业的做法符合当地的法律，就应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三、规避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陷阱的对策

1.进行周密的投资前调研论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事情，因此，应该避免仓促上马的做法，需要在投资之前进行周密的调研论证。首先，可以用PEST方法对东道国的宏观投资环境进行分析。PEST方法是指从P（政治）、E（经济）、S（社会文化）、T（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东道国的宏观投资环境。PEST方法包含的内容很多，有许多需要考察的指标。以下几个与海外投资风险关联最密切的指标应引起特别的重视：政治方面———东道国政局的稳定性、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是否建立了合作机制；经济方面———东道国政府廉洁程度、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程度、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度、外汇管制程度等；社会文化方面———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当地民众的诚信水平、当地民众对于工作的态度、工会力量的大小、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等；技术方面———当地的技术水平、东道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其次，可以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微观环境。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雇员、工会、媒体、行业协会、股东、社会政治团体、企业所处社区等。这些都会对企业运营产生直接的影响。最后，还需要从企业经营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细致调研市场，对于消费者偏好、文化差异都应认真考虑；仔细进行成本核算，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水电成本、税收等调研清楚。在周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风险。2.委托正规的中介机构。不正规的中介机构会给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必须要委托正规的中介机构。正规的中介机构能够帮助企业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详细的调研论证，协助确定营销战略、销售渠道，建立和提升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虽然正规中介机构的费用可能高一些，但是相比于海外投资的巨大风险，这些费用是值得付出的。3.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慎重，确实需要“走出去”才“走出去”，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企业需要将“走出去”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去考虑。同时，企业需要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在当地员工培训、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方面都要有相应的计划。应该注意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收益。4.组建优秀的商务团队。优秀的商务团队对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至关重要。如果需要招聘当地管理团队，那么业务素质、语言水平、沟通能力都是考察商务团队成员的重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团队的诚信水平。因此，借鉴外企常用的做法，对雇佣人员进行背景调查是必要的。这样在人员甄选环节就把缺乏诚信的雇员排除在外。此外，企业还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监管和内部控制系统，从机制上保护企业的利益。切不可为了省小钱，而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5.履行完备的法律手续。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应该履行完备的法律手续。“打擦边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样只会给企业埋下隐患。在法律手续没有办完之前，海外投资宁可等一等，也不可贸然上马。另外，“拉关系”或者当地某些官员的口头承诺并不可靠，只有完备的法律手续才能保障企业经营的顺利进行。完备的法律手续也能够保证当企业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企业不必“忍气吞声”，能够合理合法地维护企业的利益。6.建设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防范风险应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企业应当建设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之前，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政治风险、外汇风险、法律风险、跨文化经营风险、整合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各种风险，并做好各种预案。在后续的企业经营中，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企业应该不断对预案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应对。7.充分利用中国政府的支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近几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为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大量赠款、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为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提供了很多便利。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建立还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自身不但能够获得收益，也能获得了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国家政府的投资安全保障。同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遇到问题时，应当及时与中国驻当地国家使领馆联系，争取使领馆的支持，通过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机制，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结语进行阐述。其中，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从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进行论述。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从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论述。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从所有制缺位、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进行论述。本文对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有着参考指导的意义。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具体请详见。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投资决策风险、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海外融资风险、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摘要]近几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无法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有海外投资的必要。在各种投资方式中，投资基金符合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的原则，也符合长期抵御通货膨胀的目标，是最佳的投资方式。

[关键词]海外投资投资基金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退休人数将超过7000万人，203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峰为22.06%，退休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将为47.39%。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的情况下，如何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成为政府有关部门面临的难题。随着社会保障面的扩大，资金缺口会更大，作为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要满足填补缺口的需要，就必须实现保值增值。

一、海外投资的必要性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条例》，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全国社保基金管理人，对托管资产的年收益率要求不低于通货膨胀加上三个百分点，2003年、2004年、200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1.8%，但从近年的数据看，2001、2002、2003、2004年的收益率分别为2.25%、2.75%、2.57%、2.32%，全国社保基金的营运能力并不令人满意，没有达到《暂行条例》的要求。

海外资本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投资收益存在巨大的差距。2003年，美国、香港股市涨幅分别为25.04%和63.68%，同期成熟市场的平均涨幅为25.54%，同年，上证综指涨幅仅为10.27%，1982-1993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香港的社保基金组合平均收益率分别为9.6%、10.8%、7%、13%和8.6%，而全国社保基金01年至04年的平均收益率尚未超过3%，可见社保基金海外投资可以取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国有资产流失、所有制缺位、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